神马文学网国民党在大陆大败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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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抗战胜利前夕仍遭大败等问题原因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20日 06:39 解放军报
本报记者 韦 伟
65年前的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惟一的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而载入史册。然而，在重温或评价这一胜利时，我们不能忘记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从1931年起，14年的抗战中华民族伤亡3500多万人，代价之惨重，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一个人口只有7000万、面积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为什么敢于向当时拥有4亿多人口的大国发动全面战争？如此之国耻，不能随着抗战胜利而淡忘；65年后，我们理当有更深刻的反思与探索。
抗日战争为什么如此艰苦卓绝？它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本报记者就此访问了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徐焰长期从事抗战研究，早在1995年他就以中日两种文字在国内和日本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录》。
必须看清国民党政府抗日的两重性——既坚持了八年抗战，又腐败无能一再丧失失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对中央军和川军、滇军、桂军、粤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全国陆军进行了整编，编成178个师，这当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3个师，总作战兵力在200万人以上，数量相当于侵华日军的3倍。国民党军队担负了抗击日军正面战场的任务。但是，为什么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大捷外，其余的会战都以失利撤退告终，一年就致使2亿人口的区域沦陷？
徐焰认为，除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军队的武器装备和供应，以及操纵武器的战斗员素质都不如日军外，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政策也难逃其责。这些年有人片面渲染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又不能解释国民党军作战多数惨败而丢失大半国土的原因。因此，正确认识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我们今天深刻反思那场战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非常有必要。他说，历史事件都是有多个侧面的多棱镜，对其歪曲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如果全面客观地加以评价，人们就会看到当年国民党政府的两重性——既坚持了八年抗战，又腐败无能一再丧师失地，所以这个政权迎来抗战胜利后又很快被人民推翻。
徐焰用史实讲述了蒋介石政权在抗战中由“不抵抗”、“仓促应战”再到“消极坐等胜利”这样一个过程。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以2万多人突袭东北。尽管当地有十几万中国正规军，但无论南京政府还是东北军都采取“不抵抗主义”，很快丢掉80万平方公里土地。国民党当局及其辩护者为此辩解说，是因当时“未准备好”而不能对日作战。且不说这种背弃了军人卫国守土基本职责的理论荒谬至极，单从军事角度看，日军不战而得富饶的关东大地后，5年间其经济产值便增长1倍，对华的实力优势又进一步加大，中国拖延再战岂不是更不利吗？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得寸进尺，1932年又发动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突破长城并直逼北平、天津，国民党军队才开始被动抵抗，结果又签订屈辱的退兵让地条约。这样的“消极抗日”政策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引发了众怒，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
1937年7月至8月间日军进攻平津和上海，国民党政府才开始全面抗战，不过仍同日本谈判希望媾和。后来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对抗战丧失信心，竟纠合20多名中央委员、58名将官率60余万军队降日，组织伪政权并充当伪军，成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一直拖至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眼见日军袭击珍珠港引来美国参战后，才正式对日宣战。
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22次会战，大都是被动防御，但中国军队广大将士的英勇精神可歌可泣
徐焰介绍说，从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武汉失守的一年多时间内，正面战场上国民党200万军队抵御70万日军，虽一再败退，但多数官兵表现英勇，装备劣势的中国军队还能给日军以许多意外重创。那时，中国仅得到苏联给予的3亿美元援助，美英因害怕得罪日本而不敢干预。1937年秋的淞沪抗战是正面战场最惨烈的一战，国民政府投入70个师即全国1/3的兵力抗击日军。由于上海便于日军发挥海空优势，中国军队在无险可守的地形上坚守3个月伤亡25万人，虽杀伤日军4万多人，却因幻想外援而一味被动僵持，终于招致大崩溃。此后，蒋介石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策略，以节节抗御的方式进行了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虽然其战术呆板只防不攻，不过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精神还是值得称赞的。
武汉失守后，日军因为刚刚攻占有2亿人口的区域，需留半数兵力在后方对付共产党游击力量，兵力不足停止战略进攻。从1939年至1944年春，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面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蒋介石集团一再采取政治打击和军事进攻的办法，包括发动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从1939年至1945年这6年间，在共同抗日的大局下，国共之间的局部磨擦一直持续未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英国需借重中国战场，3年间提供了16亿美元援助，然而“驼峰空运”送到大后方的物资很多又流入黑市，造成军心士气日益颓靡。同时，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末期将美国装备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
回顾和研究战史，都应该有准确考证出的战绩和数据作为佐证，数据对比和定量分析更具有科学性。徐焰结合自己长期的研究成果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共有22次大规模会战，其官兵死伤320万人。国民党的官方史书长期称毙伤日军276万，不过到台湾后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一书称毙伤日军85万人。据战后日本政府的统计，其在关内的“支那派遣军”伤亡共133万人(死亡45万人)，再加上在东北和缅甸战场上的损失，日军在对中国抗日军民的作战中总伤亡约接近150万人，可认定其中约有一半多损失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牺牲是巨大的，特别是广大爱国将士在凶残、强大的日军面前英勇抗敌、宁死不屈，表现出了伟大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但是，也要看到，22次会战中，仅有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一役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正面战场反遭大败，又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
进入1944年春夏季之后，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都在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展开了“游击反攻”，惟独中国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在日军针对豫湘桂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丢失6000万人口广大区域，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一直败退到贵州独山。1945年初，日军又打通了从河南至广西边境和广州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政府甚至准备迁都到偏远的西昌。
徐焰认为，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还可用武器落后为失败辩解，1943年以后中美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得到美国的军援后装备也比日军先进，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侵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这时再遭惨败真是无法向人民解释。
1981年徐焰在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曾经采访过中国驻印军实际最高指挥官郑洞国，询问出境的国民党军战斗力为何远比在国内高？郑洞国回答说主要有两条：一是到印缅的部队完全由英美供应并得到空中支援，加上训练良好，各方面都能压倒衣食弹药不济的日军；二是出国后士兵无法再开小差，打回祖国才有出路。徐焰还查阅了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给国民政府的报告，数字显示抗战7年间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到500万人，其余都逃跑或病故。国民党军兵员形成“抓——逃——再抓”的恶性循环，战斗力可想而知。
腐败无能终为历史所抛弃，人心向背既决定战争胜负也决定着政权兴亡
全面看待历史的人，都承认中国军民抗战的事迹可歌可泣，不过由于当权者腐败无能，取得的战果受到了很大限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徐焰认为，直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的局面都没有根本改变，国内战略要地包括北平、南京、上海、武汉直至广州还都在日军控制之下。
徐焰分析说，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指挥和施政极差，令人失望，尤其是当权者发国难财，只顾搜刮而不顾民生。抗战期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号召不抽烟、不喝酒，力戒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亲属和心腹的极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战消灭和排斥异己更激起内争不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讽刺之词，可谓当时社会大众对国民党当局最愤懑的评价。
抗战期间中国丢失了大部分富庶地区，大后方民众更为困苦，国民党当局却搭上美英战车，腐化之风更急剧滋长。徐焰举例说，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自肥，而孔祥熙、宋霭龄之女“孔二小姐”则以走私暴富，卖官鬻爵，连孙连仲升任上将军衔也要向她疏通。1942年美国批准了2.5亿美元对华贷款，马上有0.8亿美元转存到孔氏家族在美国的私人账号上。
徐焰认为，军民关系恶劣，又是影响国民党军抗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汤恩伯统辖下的河南，民谣有“水、旱、蝗、汤”祸害中原之谓。国民党军队为拦阻日军进攻掘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没日军千余人却淹死百姓89万人。1944年日军以15万兵力进攻河南，汤恩伯部40万军队1月内全部崩溃。据当时第一战区《会战之检讨》中承认，汤部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国民党军在本土作战反而没有群众支援，根源何在？在于其政权是压迫人民的腐朽阶级的代表。如此不得人心的政权和军队，就是举着抗日旗帜也无力对日军进行大反攻。
1945年8月，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中国的抗战以日本投降宣告胜利。由于蒋介石政府坚持了8年抗战，对此中国人民还是给予肯定的，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抵消其腐败无能和反人民行径留下的积怨。徐焰说，由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将“接收”变为“劫收”，进一步横征暴敛，令民怨沸腾，结果刚享受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只能是迅速崩溃。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讲话时也解释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便可知道这个“抛弃”是必然的，人心向背既决定战争胜负也决定着政权兴亡。无利不起早：蒋介石抗日被苏美无情抛弃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10月18日 14:17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万家岭大捷》作者：叶绍荣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本书简介：万家岭大捷是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个典型战例，也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继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后所取得的又一辉煌胜利。万家岭之战，虽然在最后的关头未能组织强大的力量，沉重打击106师团，但中国军……[连载内容]
8月29日，梁华盛第一九○师阻敌任务已完成，奉命撤出东孤岭战场，转到德安县城，配合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守卫德安，华振中第一六○师和冷欣第五十二师奉命接防东孤岭阵地。
李觉第七十军和梁华盛第一九○师在金官桥和东孤岭胜利的消息，让蒋介石兴奋不已。
连续一个多月，日军在南浔线的崇山峻岭间处处碰壁，损兵折将，让蒋介石在世界和国人面前挺起了脊梁。他一连几次给薛岳打电话，对第一兵团在南浔线的战绩评价甚高。
这个时候，蒋介石对抗日更铁心了，他对国际社会不再抱有幻想。一个多月前发生的那件事，让他伤透了心。这件事情的发生，让蒋介石更相信了那句话：切莫把赌注压在别人身上！指望别人，永远是靠不住的。
1938年7月，也就是日军进攻九江的当儿，在吉林中苏边境一个叫张鼓峰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举世瞩目的事件，后来史学界将这一事件称为“张鼓峰事件”。
当时有40多名苏联红军越过边境进入张鼓峰，被日军第十九师团发现，于是双方激烈交火，并由此为导火线，引起了双方调兵遣将，大动干戈。紧接着，英勇善战的苏联红军将日军第十九师团铁桶似的包围住了，日军第十九师团随时面临着覆灭的厄运。
蒋介石听到这一消息后，自然欣喜万分。他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苏联红军向日军第十九师团发起攻击，势必引发苏、日间的战争。如此一来，日军大本营必然会从中国战场分兵北上，这样，日军就会首尾不能相顾，武汉会战中国军队所面临的压力就会小得多。
为了促使斯大林下定决心，为中国战场的分量增加筹码，蒋介石不顾一切地命令张发奎死守九江。其实蒋介石何尝不知，在无险可依的九江，让张发奎与据有陆、海、空绝对优势的日军硬拼硬，会是个什么结果！由此可知，蒋介石内心对斯大林出兵对日作战的期望是何等殷切。
然而，让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日军第十九师团行将覆灭之际，斯大林却下令收兵，停战言和。
原来，苏联怕事态扩大，因为这时苏联与希特勒正打得难解难分，如果这个时候与日本作战，势必顾此失彼。苏联草草收兵之后，日本大本营却从此事中摸得了莫斯科的底牌，他们断定：苏联对日本并无大举动之意。因此，到了10月份，日本大本营便大胆地从大连分兵南下，一举攻下广州，从而加速了武汉的陷落。
“张鼓峰事件”的结果，又一次让蒋介石对斯大林感到失望。
更让蒋介石失望的是，这样的事件在不到一年之后的1939年5月又重演了一次，不过那次的规模更大，牵涉的国际关系也更为复杂，地点则是在“蒙”、“满”交界的“诺门坎”，起因则为苏联扶持的伪蒙和日本傀儡伪满之间的冲突。这一场大战，持续了四个多月，日本又陷入绝境。日本大本营于9月9日向苏联提出了停战和议，谁知斯大林这回又和“张鼓峰事件”一样，很痛快地答应了……
“张鼓峰事件”对蒋介石的刺激很大，更让蒋介石倍感伤心和失望的是，自20年代起一直和中国处于蜜月期的德国，也“墙倒众人推”，于1938年7月间，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武器出售，同时撤走军事专家。希特勒为讨好日本，态度竟是十分的坚决，如德国军事专家在限期内不回国，则以叛国罪论处。
德国的背信弃义，给蒋介石的打击很大。
这些年来，德国不仅向中国出售了大量武器装备，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建成了十多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这十多个师可以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无论装备、训练、编制、战术诸方面现代化程度都最高的部队，在抗战初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诚然，德国也从中国获得了自己年缺少的工业原料和外汇。
作为欧洲陆军强国的德国，一直是蒋介石仿效的对象。当时，德国的援助也确实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德国不仅卖给中国大量先进武器，1934年德国兵工署还向中国免费提供马克沁重机枪全套制造图纸，供中国仿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闻中国还从德国进口了大量7.63毫米毛瑟M1932型半自动手枪，这就是声名遐迩的驳壳枪，又称“大肚匣子”。这种手枪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极高的评价，很多中国军人莫不以得到一支驳壳枪为荣……可如今，随着德国的背信弃义，这一切都没有了。
环顾当时的世界军事强国，除了苏联和德国让蒋介石失望之外，英、美隔岸观火的态度，也让蒋介石七窍生烟。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英、美怕触怒日本，不仅不肯因帮助中国而卷入战争，甚至于1937年9月便单方面取消了卖给中国飞机、军火的协定。更可笑的是，当英国将少数战机高价卖给中国的时候，却不允许提供战机所必需的机枪。美国的“中立立场”则表现得更彻底，1937年12月，日机炸沉美舰帕奈号及美孚油轮，美国士兵3人死亡，17人受伤，美国却不敢向日本兴师问罪。事实上，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一直是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国。日本战略资源奇缺，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将大量废钢铁、汽油和橡胶卖给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机扔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和美军头顶上的炸弹，就是日本用美国卖给他们的废钢铁制造的。难怪美国前国务卿曾直言不讳地承认：“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国的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但得到了我国的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的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以被制止和停止。”
全面抗战刚刚开始，蒋介石就被苏联、德国、英、美等军事强国无情地抛弃了，这些昔日的盟友，将往日的信誓旦旦置之脑后，而让蒋介石陷入了十分尴尬而艰难的境地。
一连串接踵而至、猝不及防的打击，让蒋介石明白了一个道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除此之外，什么这个主义，那个精神，都是外交场合上骗人的辞令。
写到这里，令人不由得想起国内出版的诸多有关抗日的书籍，在为数不少的这类书籍中，将美、英、苏联等国在抗战后期的对日作战，推上了道德的祭坛。特别是将美英太平洋战场大反攻、东京大轰炸、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两个原子弹、百万苏联红军出师东北……吹得天花乱坠。诚然，美、英、苏联等国这些强有力的攻势，对加速日本的投降，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别忘了一个道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无不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
“无利不早起”，永远是人类社会的至理名言。
在一连串的失望面前，蒋介石没有退路了。
这个时候，蒋百里在庐山上讲的那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又一次回旋在蒋介石的脑际：
“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穷亲戚自身若是不争气，永远会被人看不起。人与人的交往是势利眼，国与国的交往又何尝不是如此？
求人不如求己！无路可退的蒋介石选择了坚决抵抗，这是摆在他面前的唯一出路！如果不抵抗，别人皆有退路，唯独他没有退路！等着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做阶下囚。一想起北宋末年的宋钦宗和宋徽宗那两位倒霉皇帝的命运，蒋介石便不寒而栗起来。蒋介石无数次想过，自己是一位大国领袖，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是一位至高无上的特殊人物，岂能做阶下囚！
蒋介石铁了心，就是拼光了老本，他也要坚定不移地拼下去，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薛岳第一兵团在南浔线的几个漂亮仗，让蒋介石长了脸，蒋介石的脸上一扫多日的愁云，紧皱的眉头也渐渐舒展开了。
薛岳真是好样的！这只“老虎崽”名不虚传，打起仗来，果然一点也不含糊。连续一个多月，薛岳硬是将骄横的日军缠在南浔线的崇山峻岭间不得动弹。特别是听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汇报后，蒋介石更是对薛岳垂爱有加，他特别郑重地对陈诚说：
“辞修，伯陵指挥作战章法严谨，缜密有度，具古之大将遗风！党国有如此帅才，乃民族之大幸也！南浔线上的战事，你就放手让他去打好了……”
蒋介石一高兴，便有些忘乎所以，他自己喜欢冷不丁地对下级的指挥插一竿杠子，便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好在陈诚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知道他的脾气，也不多说什么，只是顺着蒋介石的话题，朗声应道：
“请委座放心，南浔线上的指挥，我会放手交给伯陵……”
“好，这就好，这就好……”
蒋介石对陈诚的回答似乎很满意。
作为蒋介石十分器重的爱将，薛岳为蒋介石挣足了面子。(参见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张洪涛著《国殇》)
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2014年09月30日14:56 新浪历史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国民党大厦倾覆，使得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夺取了天下？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本文摘自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作者：高华
一、前言
1948年一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生长在大陆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从小就从老师和教科书那儿，从文学、电影、戏剧、歌曲、美术、舞蹈等中获知：1949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叫“三座大山”，因为反共反人民、贪污腐败而被人民推翻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外学者分析了更多的原因，例如：“失去民心说”,“人民选择说”,“历史规律说”,“日本和苏联侵略打击国民党说”,“美国责任说”等等，能说到的都说到了。只是最近我又读了几本书和一些文章，中心内容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有的还披露了一些新的材料，如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又让我想起这些问题，再翻看更多的历史资料，思前想后，还是围绕这个主题：国民党在大陆是怎么失败的?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张正隆的新作《枪杆子：1949》，作者曾写过著名的《雪白雪红》，上本书写的是“四野”在东北，新书则是全景写“四野”南下的过程，全书的精华是披露了一些毛泽东的电文以及作者对当年参战者、各级指挥者的口述采访，提供了“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大量生动的细节。我读的第二本书是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横跨大陆和台湾两个时代的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的《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该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是根据作者当年的日记而写成。
我读的第三本书实际上是一篇长文，作者李黎是台湾女作家，却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生。她潜心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刚开放不久的蒋中正日记，写下《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作者具有敏锐的历史感，文中大量摘抄蒋氏日记，提供了一份非常完整的1949年蒋的心理图录。
这三本书都从不同的侧面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国民党大厦倾覆，使得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夺取了天下?
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应该说，毛泽东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内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张灵甫就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以后却输于中共之手，不仅仅是他，一大批国民党的黄埔生，陆军大学毕业生，也都败于中共之手。例如国民党著名军事将领，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学，系黄埔二期生，1933年留德三年学工兵，通德、英文，善诗律，也是抗日名将，1949年1月亡命于淮海战场。
相比之下，中共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少。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创造了一项奇迹。
二、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
首先从实力对比上讲，国共双方悬殊较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民党军数量有450万，远超过共产党军队;后者只有127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军队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国民党方面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政府军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中共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
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轻视共产党军队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蒋介石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共产党军队的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的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获胜后，蒋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介石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至于老百姓，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个阶段，普遍将国民党和蒋介石视为“正统”，更没想过国民党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抗战胜利，中国进人“五强”,蒋介石的声望达到顶点，在东北，因长期遭受日本统治，老百姓的“正统观”更为强烈。张正隆的书中引述前福州军区政委江拥辉的回忆说，八路军从山东到东北，“那感觉是天冷，人也冷。有时老百姓也围着你，那是看热闹卖呆的。四平保卫战后北撤，到吉林时又饥又揭.想买点东西吃，路边店铺关得紧紧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我们前脚出城，国民党后脚就进城了，老百姓都拥到大街上，有的还挥动着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第一八四师在辽宁海城起义，一份调查材料显示，由于受“正统”观念影响，在该师一个有139名士兵的连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两人”。
至于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泽东虽然在1944年12月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里愿望。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地方实力派也没想过蒋败毛胜的问题。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如傅作义等在1946年公开批评毛泽东与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苦战之后，一致的渴望和平，而毛泽东的路线，却是全面掀起战争，号召人民参战参军，长期战争”,“一年以来，国家就在商谈不断而战乱无已的情况下，胜利的光彩退色了，国际地位降落了，全国人民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这个罪恶的责任，谁应该担负呢?”
1945年后，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不满，甚至是强烈不满，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也不完全了解或支持中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拥护到不满的变化过程。1943年后，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及国民党官僚腐败的越演越烈，在大后方高校中，左倾思想逐渐传播，牟宗三担优时局将有巨变，经常与左倾学生争论，甚至担心未来会落于王船山、朱舜水之处境，而唐君毅则认为不至于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中间派为数更多。1943年4月4日，蒋介石前往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视察，受到数千学生欢呼，使蒋颇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彼等亲爱热烈之情景，非可言喻，似有无限感情，而不知如何表现者，平生之乐，惟此而已。
两年后的1945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北平的太和殿会见两万多名大、中学生，又受到热烈欢迎，这可能是他在大陆时代最后一次得到青年的欢呼。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讲话毕，即往场中巡阅，初时学生尚有秋序，余与其中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皆离队前来，使余受围不能前进，余乃登坛答礼，正向西阶步出时，未下阶，学生又拥挤而上，以后愈挤愈紧，一时乃至不能吐气，侍卫心慌，拥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拥挤在群众之中，或进或出，局促于一圈之内，足有一小时之久，此为从来所未经历之情景也。青年之热情有如此者，能不为之感奋乎?
美国学者胡素珊的研究证明，40年代后期，学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国民党，而只是限制它的权力……他们中间多数人显然不赞成中共统治中国的想法”，她的书中还例举了当时的调查资料：就是到了1948年12月，在学生中，也就只有3.7%的人赞成共产党政府，而72%的人赞成组织联合政府。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是有批评也有期待，中间派知识分子占多数。胡适、傅斯年等则是公开同情国民党的，至于其他知识分子，更多抱观望的态度。
国民党方面虽然知道经八年抗战，中共军力已大为扩充，但是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民党军中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从蒋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宜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领，多把中共军队看成是“乌合之众”。
和高调的国民党相比，这个时期的中共对外十分低调，虽然中共军队在数量上完全不占优势，但是，中共也有其独特的优势，这就是经过八年抗战，生聚教训，中共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1.在1940年“百团大战”后，在继续和日军作战的情况下，重视军力的发展和保护。
2.思想统一，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明确。
3.党、政、军完全军事化，指挥统一，轻装上阵。
4.经过土改，扩大并强化了中共的社会基础，使得中共军队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使中共扩充了兵力。中共方面的黄克诚也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10万部队就扩大为30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从事医务和技术兵种，从东北一直跟着到了华南。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
5.没有负担，中共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民党军队则与此相反，要支付巨额军饷，蒋介石在1949年4月30日的日记上写道：“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
6，中共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于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7.进入东北后，得到苏军的巨大的支持，包括军火方面的支持，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也给了东北民主联军许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后，中共东北局在平壤就设有办事处，在其他四个城镇设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由老资格中共党员朱理治任全权代表，仅平壤办事处就有工作人员近百人，专门负责两方的交涉，北朝鲜曾援助东北民主联军两千车皮的军火物资，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1.8万伤病员和家属多次进人北朝鲜避难。
8.由于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了，为适应和国民党的决战，东北自卫军(后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能力强的敌人打过仗。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
9.中共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盘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
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一1946年的骄傲是虚火上升。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都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了绝对优势。现在看，即便当时中央红军由毛泽东领军，若国内形势不发生变化，中共处境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抗战期间国军打日本侵略军常有重大战果，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军队打中共军队就节节失败了，蒋介石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使得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三、1947年后，蒋介石无法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体制，军事战略指挥严重混乱，造成不可挽回的军事失败，致使国家的经济形势极度恶化
1947年，国民党的局势开始严重恶化，即如毛泽东所说的：1946年跟国民党是小打，1947年7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1948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导致国民党由强变弱的关键因素是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失败，由此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军队要守护的摊子太大，为反击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中共军队在关内四面开花，使得国民党军穷于对付，兵力不敷使用，蒋介石为此深为优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持续的战争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国民党军费巨大，军队官兵要发饷，要开饭，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蒋介石的亲信，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说，他的很大任务就是征粮送东北内战战场，不问丰歉，都征到九成以上，由于征粮任务重，江西省田粮处处长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内战，局势无法平稳，致使经济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狂涨，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1947年12月25日开始行宪，次年4月举行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而在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动员截乱”，但是大选照常进行，南京市内，“各派系你争我斗，立法院内各派系人马为提名副院长事争执不休，好像战争远在天边”。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本应知道军事的重要，可是却在大战硝烟弥漫全国之际，没把军事放第一，相反却把许多精力放在开“国大”，选总统，而此时国内危机已到了爆发的临界点，1948年2月，甚至出现“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伴捣毁社会局”等事件。蒋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记中概叹“经济窘迫，人心动摇，军事失利，环境险恶极矣”。情势既如此恶化，为什么还要举行“国大”，是蒋要虚名?还是要政治合法性，凝聚全国朝野的反共意志?有资料显示，在这个问题上他或许受了冯友兰的影响，1943年，冯友兰给蒋介石写信，劝他要搞民主宪政，不能重蹈前清失败的覆辙，蒋介石阅之落泪，1945年后，蒋果然之。
蒋介石身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对推行民主宪政有兴趣也有意愿，即便是半心半意，这也给中共提供了机会。1945年秋天，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和蒋介石的几次长谈和近距离的接触，看穿了蒋实际上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在重庆，毛泽东对身边的胡乔木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 回延安后，毛泽东又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毛泽东看出蒋和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蒋介石是局中人当然不知此理，当他悟出此道时已经太晚。
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总统，其时正内外文困，“东北战局濒临绝望，西北、华北也陷入困境”，物价飞涨，出现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胡秋原说，“上海的物价指数已涨到战前的三百万倍，法币已如废纸”。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提及一石米价已达4000万元(l948年8月14日)。8月15日，王云五主持币制改革，以旧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初始情况不错，胡秋原说：“一时全国人民热忱反应，甚至乡下的老太婆也将所藏金耳环送到银行换取金圆券”，他认为，“这表示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所谓“国家还有可恃的人心”。蒋介石日记也称，“一星期下来总共收入一千八百多万美元，仅上海一地就有三百万美元之多;对于人民如此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而实行10天后，就收到二千七百万美元。
但很快金圆券也失败了，是什么原因所导致?按胡秋原的说法，国统区经济的崩溃是由东北战事而引发的，他说：“政府的军费，百分之七十用于东北，每月飞机运送金圆券发饷，次日原机返回上海，换成黄金，再飞东北。”胡秋原是历史亲历者，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白先勇也是这个看法：首先在东北被困住的国民党四五十万军队，因东北地区偏远，军需补给，消耗惊人。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65%-70%是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战争消耗了大半。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当时行政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用到东北去了。
蒋介石后来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提到，当初“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蒋介石认为，应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借美英力量等来制约苏联和中共。然而，这些都是他的事后话，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怎么可能不派军队去接收已沦亡十四年的东北?国民党在东北战局的失败更多是和军事主帅的错误指挥，以及未能及时动员民众、施惠于民众有关，随着中共在东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统观”想法的东北民众得到了实际利益，在“保卫土改果实”的口号下，他们积极参军，被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了“四野”，从而使“四野”在东北获得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倒性的优势。
在国统区，由军事失败带动经济崩溃，再引发学潮，如此恶性循环，当时的一般社会大众都感到人心惶惑，“似乎趋于麻木”。刘述先回忆道：那时的知识分子流行看《观察》杂志，舆论普遍僧恶国民党贪污腐败，他那时虽是中学生，也感知国民党的江山将不保。
金圆券的失败，造成人心大崩溃，但这主要是心理上的巨大的危机，而不是老百姓真的要饿死了，此时银元(“袁大头”)已成为流通货币。当局对一些军、公、教人员还实行实物配给。张正隆的书上引用当年解放军干部的口述资料写道，解放军打下天津，某团驻在一中学教员家，房东“他们早晨油条、豆浆、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饭、馒头，炒几个菜，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小灶”。
造成如此局面，是何原因呢?当然是因为仗没打好，但是为什么打不好仗呢?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得不到民众支持。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9座机场，45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共军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方打仗”的说法。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
国民党政府在内战爆发后，由于缺乏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内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蒋介石在1951年也承认：我们当时的确没有动员。
国民党在政治上更不行，对美公关很差，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又附加不少条件，美援一旦不来，国民党上下“顿失信心”，精神几乎崩溃。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蒋5.7亿美元财政援助，后修订为其中1.2亿美元为军用物资，4月3日获国会通过，但到淮海战役打起来时，美援第一批军火才到中国。而相比较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对美工作做得十分细腻。
蒋介石对内整饬更不行，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3月25日的日记中以蔑视的态度大骂出身彝族的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在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
蒋介石感叹国民党不能做到毛泽东的一元化，在被解放军追得东奔西跑的1949年，他在日记里不是骂毛泽东，而是赞毛泽东。1949年6月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看毛泽东所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益于我也”。他特别欣赏中共善于“检讨、研究、批评、学习、坦白”。说到底，蒋介石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他的对手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介石的大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介石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介石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介石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介石也就同意了。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欢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介石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介石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介石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介石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祟禧等的上述意见，蒋介石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他在日记中加以辩驳道：“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介石并斥责何应钦与白崇禧互相唱和：“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于此时局势严重，人心傍惶之际，意作是想，是诚万料所不及者。”他在日记中还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豪无所得耳，培养二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城枉费我一生之心血。”
内战初，蒋介石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介石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 ,“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毫无创意，机械搬用之，前线指挥官就不能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怎么能追得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他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机会就讲，不仅师团干部会用，连许多老兵都懂、会用。
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极大地限制了战场主官的灵活性和能动性，1947年6月，国民党颁定“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也说行动秘密和迅速机动的重要，但是蒋介石却具体布置作战部队是否带重武器装备的问题。邱清泉向蒋报告，因装备太重，行动迟缓，错过战机，蒋介石则训示：“重武器如一时不易留后，亦需编配在一个旅之中，而将其他两个旅完全成为轻装备之机动部队，方能适合目前战役之要求”，蒋介石的指示细密具体到如此程度，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幸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淮海战役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介石仍然没有章法，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而且整个国统区日常生活照样运转，不受影响，直至解放军完全占领长江以北。毛泽东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与彭真在一些重大间题上有不同意见，1946年6月16日，毛泽东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返观国军将领，“贪婪怯懦，毫无生气”(陈诚语)，打起仗来，只顾保存实力，互相推诿，见死不救，临到紧急关头，往往丢下部队，临阵逃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解放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解放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清泉为蒋介石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他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向他求援，邱清泉居然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卫总司令(即卫立煌)即于10月30日飞离沈阳，未服从上级指示作有计划部署，部队因无人指挥军心动摇，自行溃散。又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市长董文琦、辽宁主席王铁汉等高级将领，身负防守重任.亦竟于30日弃职离去，激起军民怨恨，相率抢劫，全市混乱激起民变。”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任何作用。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钩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共军的机会，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人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地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对于国民党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已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介石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祟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介石在1949年l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幸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如此观之，蒋介石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祟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介石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介石重用胡宗南几十年，但关键时胡宗南却让蒋等大失所望。
至于虚报战功，蒙骗上峰，在国民党军中已是常态，以至于1949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在金门取得几年来第一次胜利，蒋介石还怀疑消息是否有假，因为“前方报案之不实几乎每每如此”。
几年来，蒋介石主持了许多会议，诸如六省剿共检讨会议，也多次组合军事指挥机关，把绥靖公署改成绥靖区等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先从速战速决，到全面戡乱，再到分区防御，又到总体战(军事、政治、经济)，全都无济于事。
四、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共产党对它的成功的情报渗透有密切关系
在40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然而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或不了解，这就是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自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就不再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相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是经常得手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已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足，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依靠红军的保护才能生存。1933一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述，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
抗战军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对共产党确实比较亲密和友善，“中统”原来是全部对付中共的，但在抗战后，“中统”将对共产党的工作压缩为一科，只有五六个工作人员，原来专事反共的一些前中共“转向”人员，如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余飞、王云程、袁家墉、汪浩等，都允许其离开各奔前程。1939年后国民党开始全面反共，是受了张浩《党的建设》小册子的刺激，以及由敌后八路军的发展、扩张而带来的两党关系的摩擦。但是国民党的“反共”、“限共”又受到苏联、英美和国内社会舆论的相当的牵制。
于是，1938一1939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党政军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人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建立了一系列情报关系，重点针对国民党党军政大员和国民党的耍害部门，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员，对地方实力派，对文化界人士、工商界人士，也积极做统战和情报收集的工作，总之三教九流，全面撤网。这些人中有“东北总会”的阎宝航、白崇禧的秘书谢和庚，以及黄慕兰、董竹君等等。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为党做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中共西安情报处庞智(王超北)系统下的中统陕西站主任李茂堂，是前“转变人员”，李1926年参加中共，1935年被捕，次年自首，后加入“中统”，从1941年开始就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直到1945年才作为特例，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人党，并由康生代表中央，当着王超白和李茂堂的面，任命王超北为“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副处长。争取李茂堂为党工作，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有资格出席由胡宗南亲自主持的极机密的、出席者均须化名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李茂堂将每次的会议记录“都按期交给西情处”,“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统的电报密码告诉我党中央，中央因此破译了许多敌人的重要军事情报”。
为什么抗战爆发前，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发展中共情报人员很不顺利，但在1938年后，有许多人不为名利，为中共做事呢?我分析有下列原因：
1.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国统区有许多人敬慕八路军；
2.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钦慕中共;
3.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显出吸引力;
4.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普罗的民粹情绪;
5，原投降叛变的中共人员，只是因怕死而叛变，脑中的左翼思想却很难清除，加之在国民党内不受重用，他们对过去行为产生歉疚感，转而想为党做贡献以赎前错;
6.地方实力派害怕蒋介石以“抗日”为名兼并自己，他们要联共以制蒋。
而这一切在1937年前是不存在的，或是不明显的，中共在抗战后高举的民主和民生这两面旗帜，让中共站在了制高点，吸引了不少人。
从技术层面而言，国民党也是比较容易渗透的，国民党是一个外表西化、内里非常“中国化”的党，早年号称学苏俄，但始终学不会，国民党的“中国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施政、办事十分“人情化”，蒋给其部下，也是其黄埔的学生的电报，多称对方为“弟”就是一例。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垮，军队虽有政工部门，但形同虚设，发挥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一人在军中任要职或带兵，他的同乡，同学、七叔八侄皆可引人军中。如此情况下，国民党的情报和机要部门就如大门洞开，中共地下人员渗人极为便利。
1988年，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
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粤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夹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杨尚昆所言极是，事实也正是如此，甚至蒋介石的身边也有中共情报人员：沈安娜从1938年就潜伏在蒋的身边，一直到1949年才安全脱身。
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在其口述历史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
刘为章即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斐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斐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斐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
郭汝瑰身居国防部三厅厅长的要职，深受蒋介石和陈诚的重用，抗战后期就萌生归队意识(郭原为大革命时期党员，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脱党)，曾几次秘密和中共情报工作首脑之一的董必武见面，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要他为党提供机密情报，作为党对其的考验。郭汝瑰在淮海战役刚打响的关键时刻，以九份绝密情报带出交给联系人，希望尽速交给解放军，因交接情报的渠道不畅，联系人被抓，情报被毁，郭汝瑰未及暴露。郭汝瑰后在宜宾率七十四军起义，即向李大章提出入党要求，李回答：阶级队伍，谈何容易。建国后论功行赏，郭汝瑰虽名气大，但未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如台湾国民党方面认为的，是导致党国崩溃的“罪魁祸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军事学院普通教员.郭汝瑰写信给董必武要求入党，董回信要他接受组织的长期考验，1957年郭汝瑰还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遭逮捕，直到1980年，历经35年的考验，才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现在有资料显示，前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抗战中就曾和中共方面有秘密接触，在1947年卫立煌从法国回国之际，也曾和中共沟通，表示“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1948年1月，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还急电巴黎，将其老友汪德昭召回国内，让汪担任他的秘书处长，以便和解放军取得直接联系。
1948年3月后，东北战事已十分危急，蒋介石“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以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的要隘沟帮子、国民党驻沈部队须经相当时期的整补方能投人战斗为由，拒绝了蒋的命令”。“1948年5月初，蒋介石再次电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他决心将主力撤到锦州，成立机动兵团以随时准备行动。但卫根本不同意，阳奉阴违使事情不了了之”。
在国民党军队中位居要职，却为共产党做事的，还有一位是韩炼成。他于1942年加入中共情报系统，1947年2月莱芜战役时，在中共联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了华东野战军前线部队的一个师部。韩炼成本拟率四十六师战场起义，由于他的僚属多系白崇禧的亲信，条件还不成熟。中共联络人员按照陈毅司令员的指示精神，劝告韩炼成突围时，秘密离开部队，退出战场，使所部自溃。这个建议被韩炼成接受了。果然在华东野战部队发起总攻后，韩炼成离队使其率领的四十六师失去指挥，造成七十四军长李仙洲被俘及李部五六万余人被歼灭，韩浚等21名将级军官被俘。事后韩炼成又谢辞陈毅的挽留，表示愿回南京继续为中共工作，陈毅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后，与韩炼成串联，编好说辞，让他假装败仗后只身逃脱。为保障韩炼成的安全，陈毅下令，被俘的四十六军营级以上军官一个也不能释放。韩炼成由共方情报人员陪同并在其身边掩护，利用曾在中原大战时救蒋介石一命的特殊关系，再度潜回南京到蒋介石的身边工作，复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蒋介石举行军事会议，研究战局，甚至飞赴各个战场，韩炼成常在随行之列。送蒋介石看的战报要经韩炼成之手，蒋介石批出的命令也先经韩炼成过目。韩炼成将刺探到大量情报送往上海交中共地下党接头人员，并利用其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有意误导国民党的剿共战争。
蒋介石用人有强烈的主观性，他对一些和自己有渊源的人，往往“用人不疑”，蒋介石的这个特点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抓住，特别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属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报人员，派在他的身边。这些人虽有国民党情洽人员的多次举报，蒋介石和胡宗南等对彼等的信任仍不改变。例如：在韩炼成被解放军派回南京后，莱芜战役被俘的国军整编第四十六师一个受伤团长也逃回南京治伤，对韩有所怀疑;华东野战军有个干部叛变，都谈到韩炼成在莱芜战役中的反常表现，从而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军事高层注意。中统局长叶秀峰也对韩炼成旁敲侧击，甚至杜聿明向蒋介石密报，说韩有“通共”的嫌疑，但是蒋介石都未听进去，只是在1948年4月改派韩任甘肃省保安司令。1948年10月，何应钦确切掌握了韩炼成在莱芜战场“通共”的情报，调韩炼成回南京，准备向他下手。韩炼成在友人的帮助和地下党的掩护下，利用国民党上层各派系的矛盾，取道香港秘密北上，于1949年1月辗转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受到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单独接见。毛泽东对韩炼成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
正是因为有了韩炼成、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至于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人共军包围圈.蒋介石焉能不败?
五、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大厦将倾，蒋介石就是尽人事却无力“补天”了
1948年国民党的军事失败是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后，国民党虽还有半壁河山，也得到世界各国承认，但是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中共胜利大局已定。
1949年1月21日，蒋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宣布“引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我国民主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民国将亡，人心已散，大势已去，蒋介石最恨谁呢?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蒋介石责美国袖手旁观，不救他。1949年l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苏俄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美国马歇尔),“美必后侮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蒋介石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1948年9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战局逆转，情势不利之际，一般高级将领往往乘机争取，挟匪要胁，如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汉市私筹一千万金元，由某个人支配应用，不令中央知云也。时局稍变则叵测之徒即起异心。”3月7日，又大骂李、白：“革命纪律与党德全为李宗仁等扫地殆尽，白逆之罪恶更大”。到该年底，蒋介石设局以阁揆之位诱白祟禧去台，还派人携其信函及金砖去海口慰问白崇禧及部下，白崇禧派李品仙先去台摸底，李被蒋的假象菠骗，白崇潜遂在1949年12月30日从海口飞台湾，从此没离开台岛一步，以后在台的十多年一直受到保密局特务的监控。
蒋介石下野后隐息于奉化，遥控各地，最关键的事，还是细密安排布局。早在1948年12月底就任命陈诚为台省最高负责人，统领三军，俾使白己和“党国”保有一后方基地。蒋对空军，更是亲自部署，在溪口多次密见空军司令王叔铭，更指令陈诚，对撤退来台的空军及其眷属，应特别协助安置，如有必要，经费可先津贴，准予报销。此举极为重要，当“两航”宣布在香港起义后，国民党能用上的就是军机，若没有军机往返台北和大陆，不知有多少国民党军政大员要落人解放军之手。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打过长江，攻下南京，5月23日占领上海后，国民党已没兵可打了，中共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将失信心，兵无斗志”，兵败如山倒。毛泽东最清楚，把国民党军队吃掉，天下就拿到了。毛泽东原以为用五年时间打败国民党，是从1946年7月算起，但到1948年11月，毛泽东看到新形势了，就改说：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但到了国民党那里，毛泽东的“五年说”在国民党内部盛传就成为中共预定以五年时间夺取全国，他们以这句话做救生圈，侥幸以为还有两三年时间，让国民党“从容做好充分准备”，但实际上，“大家对军事都缺乏信心，各人做各人的打算”。
解放军渡江后，“四野”南下，直扑华中、华南;“二野”大踏步包抄大西南。国民党军队只剩下两个主力军团：
1.白崇禧还有5个军团，约25万人，占据着湖北和广西;
2.胡宗南集团，占据川、陕、康等地，下辖3个兵团，共12个军，总兵力40万。
白崇禧部号称善战，特别善于打山地战，林彪以“四野”90多万对付白祟禧部。毛泽东说;“白匪本钱小，极机灵”。毛在1949年9月9尽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白崇禧有实力，毛泽东看重他，对其尽量争取，毛泽东对白祟禧派去特使、也是前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长期在桂系和共产党之间协调沟通的刘仲容说：白建生很喜欢带军队，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让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毛泽东甚至说，我们过江后……只要白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至于湖南的程潜，有号召力却无实力，毛泽东给林彪等的电报中说，“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熟读史书的毛泽东顺手拈来一个古代官职，用于对他当年从军时的老长官搞统战，但在对部下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使程潜、陈明仁“就范”。毛泽东两手并用，很快实现了程潜和陈明仁的起义，从背后给了白崇禧沉重一击。
毛泽东指示用大迂回，包抄白祟禧的后方广西的战略战术来消灭白部。1949年9月，“四野”在衡宝战役中消灭白部精锐第七、四十八军的4个师，约4 . 7万多人，极大挫败白崇禧部的锐气，使白崇禧退出湘西、湘南，切断了白崇禧集团主力退往云、贵的道路。随后，“四野”寻机在广西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白崇禧残军逃往海南岛，两万多家属在钦州被解放军截住，而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逃难到那儿的一千多家属被当地村民剥去衣物，裸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片哭嚎声。白祟禧和蒋介石虽然矛盾甚深，最后还是归去台湾，白祟禧没有相信毛泽东所说的，“三年不进广西”的口头承诺。
胡宗南部则由“二野”的刘伯承、邓小平解决。毛泽东鉴于胡宗南重点防守秦岭，下令以大迂回，从贵州、川东南入川，以断其南逃之路。1949年11月，胡宗南已开始南撤，进入川北。蒋介石一向偏爱胡宗南，在1948一1949年，曾亲笔写信给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请王为他本人帮忙，把胡宗南部的缺额补齐，王陵基无奈，只得将其好不容易强征的、准备留给自己保命的保安团共8万人送给胡宗南。蒋介石多年重用胡宗南，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介石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他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宗南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从解放军渡江后的1949年4一12月，蒋介石奔波各地，部署军防，举大要者，有东南防卫计划，广州保卫战，还有西南保卫战，说起来轰轰烈烈，其实也就是尽人事而已。1949年4月24日，陈诚拟“我军今后作战计划”，提出国军以持久战为目的，将确保广州和重庆两大陪都，沿浙赣路和湘桂路及其以南地区准备第二抵抗地带，但此时国民党军已是“兵败如山倒”，任何努力也无济于事了。
蒋介石还向白祟禧提出他的防守西南的计划：调胡宗南从陕西后撤入川北，以宋希濂部护卫川东，调华中的黄杰增援贵州，使川黔与两广联系起来，再使张淦兵团、徐启明兵团、鲁道源兵团肩顾湘南和粤北，调驻海南的刘安棋兵团的两个师到广州驻防。蒋介石的这个方案也是说时容易，做时难。1949年6月，阎锡山内阁成立前，专程赴台向蒋介石请教，蒋指示：“军事方面，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州、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沿海各省发展;西区以甘肃、青海、四川、西康、云南、西藏为基地，向中原发展”。在解放军大举进攻之际，蒋介石说不出来什么具体对策，却空谈发展，述孔迂阔，完全不切实际。
进入10月，大陆河山已大半易手，10月12日“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11月14日，蒋介石亲临重庆坐镇指挥，蒋口称保卫大西南，却让阎锡山内阁财政部长徐堪从台北直飞成都，提走了四川省银行的仅有的周转资金80万银元。此时蒋介石已众叛亲离，手下都做叛蒋起义的准备，蒋介石心中全知。11月28日解放军逼近重庆郊区，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巡视重庆市区，当天日记记载：沿途车辆梗塞，宪警已无法维持秩序，一般民众更焦急仿徨，令人不忍卒睹。同日，解放军攻抵南温泉，蒋不得已决赴机场宿营，“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蒋介石抵机场后，即登“中美号”上夜宿。第二天一早，“中美号”专机自白市驿机场起飞时，与解放军相距仅20里。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之前，10万银元因送不上飞机而留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送给了解放军。连陈立夫、谷正纲等一批部长，也抢不上飞机，而是坐卡车逃到成都的，差一点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1949年12月l一10日，是蒋介石一生在大陆的最后10天。王陵基每天见蒋介石几次，蒋总是讳莫如深，听不出他一点口气，他身边的亲信也闭口不谈，王陵基只是每天见着蒋介石对着军事地图发呆。
蒋介石在成都，指令他的专机成员不准下机，随时准备逃跑，新近披露的蒋介石的日记提到，文武官员要他尽早离蓉去台，而蒋之所以多留在成都四五天，乃是“为了掩护胡宗南部队的集中”，但因卢汉、邓锡侯和刘文辉起义，他对胡宗南的掩护作用已失，他才飞返回台。12月10日下午2点，蒋介石自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往台北。从此没再踏上故土一步，也是应了那句著名的诗词：“别时容易见时难，无限江山!”
“艰难革命成孤愤 挥剑长空泪纵横”，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含泪挥毫写下这句诗后，搭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大/陆/中/国，从此没再踏上故土一步。这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时刻。
蒋介石虽然心情悲痛，可是他有飞机，说走就飞走，其他高官都在为一个机位而发狂，“行政院长”阎锡山在成都的工作就是分配飞机座位，200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部长、次长、司长，包围阎锡山大吵大闹，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那种混乱不堪的情况真无法用笔墨形容”。所幸，阎锡山有“丰富的经验和灵活的手腕”，最后答应拨五驾次包机，让这些“国大代表”成行，每人还发给黄金一两、银元40做生活费，使他们去台湾后成为“法统”的象征。
在蒋介石离开前一天，“行政院长”阎锡山等一批要员也飞离成都逃往台北。阎锡山在太原解放、解放大军已渡江、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的1949年6月，出任行政院长，后也随国民政府前往重庆和成都。12月9日，阎内阁的“财长”关吉玉和“次长”陈良通知王陵基去领几万两黄金，王不想去，因为他觉得此时黄金也没啥用了。这笔钱，原是在阎锡山和顾祝同的要求下，陈诚每月从台北拨5万两黄金做西南国民党军队的经费和其他开支，首批10万两于11月23日运到成都，改铸小条。到11月底重庆易手后，台北方面就不给了，由于阎锡山和顾祝同力争，蒋介石也同意，陈诚才如数又拨来，阎锡山交给王陵基4万两，留在成都制币厂化整为零进行改铸，因为还没改铸好，想运回台湾又没有飞机，就留给王陵基。就在12月9日，陈立夫、朱家骅与阎锡山搭同一班机离成都逃台时，在川与鄂交界处，遇到气流，飞机两翼结成厚冰，往下堕落七百尺，不能前飞，只能回返成都，机师将情况宜布，陈立夫望见机下灯火一片，还以为要降落在已解放的汉口，掏出手枪，准备一落地就自杀，当发现还是飞回了成都，才放下心来。后来方知，阎锡山在机上载金条几十箱，使飞机超重才险些出事。第二天再起飞，阎锡山宁可减少卫士数人，也坚持要把金条全带上。
1949年12月6日，“二野”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而后合围敌于成都地区，以军事进攻和分化、劝降两手，争取胡宗南部大部分起义、投诚。1949年12月20日，胡宗南决定将军政长官部迁西昌，23日，他同参谋长罗列等人由成都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去西昌，起飞后因西昌气候不好改飞海南岛，在榆林港机场降落。胡宗南飞往海南岛后，没有立即飞往西昌，致使所部群龙无首，更加混乱。此时解放军大军压境，加之成功策反，使国民党军大批倒戈，正所谓“一片降蟠出石头”，胡宗南留在四川的3个兵团，共20多万全部战场起义，至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结束。
胡宗南部不战而降使蒋介石大受刺激，在12月5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把一切责任推给胡宗南：“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之故彻底失败绝望矣”。12月28日，胡宗南派罗列飞台湾面见蒋介石，报告其离蓉赴琼的经过，蒋并亲笔手书指示胡宗南：“大陆局势系于西昌一点……全在吾弟一人之身”，命胡宗南速飞西昌，“单刀前往，坐镇其间”。胡宗南于30日飞回西昌，其时他的部队尚未到达，只有此前从汉中空运至此的700余人，到了1950年1月中旬，才有l万胡宗南的残部集中到西昌。1950年l月25日，蒋介石派蒋经国飞西昌传达死守命令，要胡宗南“死中求生”，并转告胡：“如台湾失陷我必死于台湾以尽我职责”。从1950年2月8日起到3月23日，台北向西昌空运弹药七次，共40架次。只是国民党大势已去，1950年3月中旬，解放军完全包围西昌，国民党军只剩下l万多人。
要不要派飞机救出已陷人绝境的国民党高级指挥官，蒋介石是有考量的，12月16日，蒋介石派飞机接走了顾祝同，但是王陵基和台北通上无线电电话后，请求派飞机来接他，却没有得到回音，王陵基只得和胡宗南的部下第五兵团的李文会合一起往西边逃，但在新津、大邑一带的李文部已被解放军包围。本来在12月9日，王陵基还是有机会随杨森、孙震同机逃台的，以后顾祝同也叫他同机走，但他不敢不听蒋叫他和胡会合的命令，谢绝登机，没想到和胡宗南已失去联系，王陵基最后被解放军活捉。
蒋介石本来对胡宗南极为恼怒，一度想丢下他，要他与残军共存亡。直到3月26日，蒋介石才默许派出两架飞机前往西昌。次日胡宗南和贺国光飞海南岛返台湾，而贺国光言，胡宗南有自备专机，另台湾飞来一机，1950年3月26日晚，在西昌当地土司的掩护下，当解放军逼近时，适遇地方土司截击，将其阻于河对岸数小时之久，彼等始得起飞，否则实无法脱逃。胡宗南、贺国光下台，留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罗列指挥余部。3月30日至4月1日，西昌残军全部覆没，罗列化装继续流窜大陆4个月，才辗转逃回台湾，后获蒋介石重用。
陈立夫晚年曾议论，他说，胡宗南是嫡系，又是配备最好的美式装备，结果竟没打什么仗，就败退下来，真不为人谅解。一直跟随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也说，胡宗南过早离蓉，使其几十万部队不战而降，使他“感到愤慨”。
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主力军队全部被消灭，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土地。
六、面对大失败，蒋介石强忍支撑
国民党统治的覆亡，使蒋介石痛苦万端，他实际上几次想寻死。1949年5月17日，蒋介石飞澎湖，见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气愤难忍，在日记上写道几乎想“循迹绝世了此一生”，他又在1949年6月13日的日记写道：“念大势忧心如焚，几乎不知人生有何意义矣，抑郁闷损莫可言状，1949年10月10日下午，蒋介石飞浙江定海视察沿海阵地，见“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儿戏”，而官/兵均面黄骨瘦，不见一强健之人，病兵呻吟却告以无医无药，蒋介石极为痛苦，“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这悲剧，不知如何收拾矣”，1949年12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记载：“昨晚冬至，夜间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爬上梯底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前途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
但是蒋介石的意志力和自我调节的本领也是罕见的，他居然还能在土崩瓦解之际随时体会环境之美，1949年5月25日，蒋介石自澎湖马公飞高雄。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台清，当天日记记载：“到冈山下机……直上高雄要塞之寿山官邸，背山面海，坐北向南，林木葱笼，神悦心怡，不胜自得之至。”同年12月10日，蒋介石最后辞别大陆，从成都飞往台湾，虽然心惰沉重，以致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但当天的日记记载：“十八时半抵台北，与辞修(陈诚——作者注)同车到草卢寓(今阳明山招待所——作者注)。空气清淡，环境清静，与成都灰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也。”1949年12月底，蒋介石偕家人到日月潭，他心有所感地在日记写道：“在此重大失败之中，亡命台湾犹有自由生活，殊觉自慰……”
现在知道，使蒋介石在大难当头坚持下来的是他的宗教信仰：他的日记显示，宗教信仰，是支持蒋介石渡过重重难关的精神支柱。1947年底东北战况危急时，他即在日记写道：“至十时祷告三次，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愈者必皆成功也。”1947年5月，长春之战进入关键时刻，蒋介石在每日的早祷和晚祷之外，“午未之间与子丑之间又各增加祷告一次”。日记中记载：“自觉对天父、对基督皆专诚无贰，故时势虽艰危万分，而心神安定如常。”1947年12月29日，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十日来各战区告急，失败电报如雪片飞来，诚令人有应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无优惧，夜间安眠胜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绝非人力所能强制，故自问无愧。”
1949年l月1日，就在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的同时，已准备再度下野的蒋介石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
去年一年虽经过全年的试脸，过遇无数的凶险，叶于上帝和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汤之盘铭曰：“苟日断，日日新，又日新。”令日又是一年之始!我之德性心灵，果有进步否?去年一年之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幸赖上帝保佑，德以平安渡过，自今日起，必须做一个新人，来作新民，建立新中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愧为基督的信徒自誉。
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而言，1949年堪称是“存亡绝续之交”，是其在大陆的统治总崩溃的一年，蒋介石以宗教为支撑，也以宗教为安慰。面对大失败，1949年12月底，蒋介石竟然还有心情游日月潭，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为能在台湾有一块安身之地“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
同日，在国内外时局感言中，蒋介石写道：本年忧患重重，于内奸外敌包围之下，而竞能出死入生，坚韧不撼者，实由于上仓之眷佑，乃得抗拒魔力，脱离此无比之艰险，而《荒漠甘泉》一书，对余亦大有助益，因此信心益为坚定，毫不为之动摇也。
有资料透露，在当年“党国”前途命悬一线的最后关头，蒋介石也似有似无地预留了退路，他的机要秘书周宏涛曾让驻日使团团长朱世明在日本安排一下，后朱世明回复，在箱根找了一处前亲王的故宅，蒋介石没回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林彪在武汉，彭德怀在西安，他们都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很快战争结束，开国将帅都面临一个适应新环境的任务，林彪先在广州后在北京休养，刘伯承主动辞去在重庆担任的西南党政军第二把手的职务，来到南京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在这之后，“刘伯承看电视从不看战争的场面，一旦电视上出现战争场面，他就赶紧把电视关掉”，他说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特别是在不与外国侵略者作战，而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死伤的双方都是农民的子弟，他实在不忍看。刘伯承宅心仁厚，堪称“儒帅”，也应了那句名言：自古知兵非好战。
以枪杆子夺天下，自然需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1946年3月23日，在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指示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4月6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林彪：“党内若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历时十日，伤亡八千，卒获大胜，可为借鉴。”1949年7 — 8月，“四野”南下两湖两广，东北的老兵不堪南方的热暑，仅十五兵团在9天中就热死25人。
“四野”在7月，仅病亡就有652人。几年战争，特别是三大会战，双方死伤都重，无数士兵的牺牲，成就了革命胜利的基石。
很快蒋介石就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日记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共计九点，其中之一乃是“军队投机、投降”,“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共产党马上得天下，继而马上治天下，中国的历史由枪杆子翻开了一页。
七、结论
蒋介石是一个有高度争议的政治人物，日记显示他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本文不去综论他一生的成败，而是集中谈了他在内战后期军事上的失败，在那个年代，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特别是他亲掌国军“戡乱”行动，就像毛泽东为中共的领袖和统帅，亲掌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一样，他们两人的见识、气局、才能对国共的兴衰胜败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可否认，蒋介石的个性有许多缺点，甚至是非常严重的缺点，例如：在需要做决断时，有时优柔寡断，但是他确实又具有一个大国领导人的素养——有强烈的使命感，个性执着，在许多时候，也颇有战略眼光，对许多重大问题的预测和判断都是准确的。蒋介石也有着很强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力，甚至也懂辩证法。1944年5月，华中对日作战战场情况紧急，他在日记中写道：
古人以身苦心乐为修身养生之道，今余终日身劳心苦，毫无快慰可言，而又强颜悦容以应世，不亦殆乎?但终身有忧处，终身亦有乐处。天下无易事，天下亦无难事，凡事有效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之恶果，在昔日反认为是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诸己而善运用者耳，何自苦乃尔。
他就是这样，把矛盾论和修身结合了起来。
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主义者和古之圣贤钦慕者，关公是他心中的榜样，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叹一生不能如关公之大雅，但此心此志无不以关公之志节自勉。”尽管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不合时宜”地，或“对牛弹琴”般地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对他的学生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他教导陆军大学将官班的学员，要有“数”的观念，注重时间和空间。蒋介石甚至不厌其烦地叮嘱他的学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仪容、态度、精神和气概”，然而，他的军队——有文化、有仪容的军官率领的国民党军最终却战胜不了由文盲和半文盲组成的解放军。
1949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63岁生日，他在蒋经国陪同下来到台湾宜南县小憩，亲作《六三自箴》云：
虚度六三，受耻遭败，勿恼勿怒，莫矜英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独蒙神爱。惟危惟艰，自警自觉，复兴中华，再造民国。
他在该日的日记中还写道：
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之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
从上述日记看，蒋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的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他对己要求甚严，将修身与政治行动融为一体，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自我激励，自我打气，奔波各地，部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的行动，也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应该说，他心目中的“保国保民”的信念也是执着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为徒劳，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陆江山易手，蒋介石不得不退避台岛。
蒋介石是被毛泽东驱赶到台湾岛的，他们是真正的局中之人，而蒋介石与毛泽东都认为.决定胜败的最终原因是军事，当然，他们也都提及军事背后的政治等因素。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词中明确说道：“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蒋介石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对他个人的责任却尽量回避，他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蒋介石的错误，就其军事方面讲，有以下方面：
1，内战之初的自大、轻敌。
2.固守以“保城保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致使兵力分散，被解放军各个消灭。
3.用人看派系，缺少统帅型的将领。
4.严重的军事教条主义。
5.政工工作有名无实，对体制的内耗无从解决，国军既非“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
6.保密与情报工作失败。
7.军队内部无凝聚力。
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但为时已晚矣。次年5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第四十五师拉夫抢劫，应解散彻办。然而在大陆时代，却未见他对此类问题的严令制止。
在其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
国民党体制僵化，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
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知道并同情底层民众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有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益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
同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难，其惟改革社会，发展工业，以提高劳工生活，保护劳工健康而已，战后急务莫过于此也。
但是，因各种原因，蒋介石并没有将其想法和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付诸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又写道：
为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蒋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如果把蒋介石放在更纵深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着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蒋介石是从帝制时代向宪政民主时代过渡的人物，他出生在1887年，在清朝皇帝制下生活了20多年，伴随他一生的威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多少都和这种经历有关。蒋介石的主要活动年代在20世纪，这使他的言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蒋介石一生尊奉曾国落，走的也是“理学经世”(理学行动派)的路线。在中年之前，蒋介石暴戾之气很重，他发动了“41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以后又杀邓演达等。而被他“逼上梁山”的共产党，也被迫拿起了刀，逐渐成为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大无畏的唯物论者”。从中年起，蒋介石开始自我道德修炼，反复阅读《中庸》，以后甚至还自撰有“五箴”(曰养天自乐;曰知天自得;曰畏天自修;曰事天自强;日希天自复)，以儒家信条自律自奉。抗战后，蒋介石受到内外因素的强大的制约，许多事，如消灭共产党，他想做而做不成。而中共的军力在八年抗战中已发展壮大成势，解放军早已不是江西瑞金时代和万里长征时代的弱势，尤其在战争中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短短几年中，就转弱为强，吃掉了对手。
蒋介石比北洋军阀高明的地方是他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复兴”国家，但是他远逊于他的对手中共，他实际上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在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方面，他的能力显得十分薄弱。蒋介石在几十年间，说来说去都是“礼义廉耻” , “四维八德”，“知行合一”,“致良知”，既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以后还用于“戡乱”，完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1949年8月15日，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陷人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腐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他的军事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等的作用呢?
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其军队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国民党的领袖和统帅却是一个信仰上帝的政治家、军事家兼道学家。就其个人角色而言，毛泽东更单纯，他就是一位集中国农民造反传统与列宁主义于一身的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亲率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有一套自洽的、极具吸引力的、通俗化的革命大众主义的解释体系，兼之有强大武/装，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加之掌握了精巧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方式，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粮草资源。蒋介石就非常羡慕中共干部没有私产，军队不用发工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
蒋介石丢掉大陆，对于他和国民党而言，确是失败了，从那以后，60年过去了：
60年后国共两党从分到合;
大陆也从“阶级论”转变到“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民主义有许多重叠的地方;
蒋介石也从“人民公敌”、“独夫民贼”、“集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之大成”变成了领导抗日和反“台独”的一代爱国者。
再看大陆最近30年的变化和发展，又可以发现，从新的“历史综合”的角度来观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两蒋父子的某些概念和作为还是被吸取了过来，例如：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扶持中小民营企业、关心民生、建立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等等，最近30年大陆差不多也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增进人民福扯，随着历史的演进，在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以后也许还会更高一些，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60年后再回顾当年那场历史巨变的题外话了。
美曾激辩为何失去中国:罪魁是蒋介石国民党
2014年08月12日15:47 环球时报美国媒体近日刊登文章《美国会再次失去中国吗》，质疑奥巴马政府围堵中国的外交政策，会让中国离美国越来越远，文章让许多人再次回忆起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生在美国府院之间的“谁让美国失去了中国”大讨论。当时，美国政府在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之间犹疑不决，使得美国与新中国“失之交臂”。
对立两派争议是否援助蒋介石
1947年，国共内战进入关键的一年，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内部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国民党军事上已处劣势，政治上也十分腐败，不可救药，美国应停止对之军援。另一派同意国民党军事上已处劣势，但认为这是美援不够所致，美国应增加对华军援帮助国民党反共。前者以国务卿马歇尔、后者以魏德迈为代表，展开激烈争论。魏德迈当年访华后提交《魏德迈报告》，建议美英苏共管东北，遭到马歇尔激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争论无根本结果，马歇尔认定蒋介石必败、援助一个失败者会有损美国威望的说法，得到总统杜鲁门的赞同，而魏德迈的主张则在美国国会获得更多共鸣。
1948年是美国大选年，蒋介石恼怒杜鲁门对他态度不恭，把宝押在民调一路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杜威身上，未曾想杜鲁门凭借历史性大逆转连任总统，后者连任成功后迁怒于蒋介石，斥之为“盗窃美国7.5亿美元援助的窃贼”，开始试图以其他代理人取代蒋，甚至暗中和中共接触。
但当时冷战氛围已经渐浓，美国国会和共和党人对杜鲁门“放弃反共”的批评声浪很高。预见到中国大陆必将“赤化”的杜鲁门试图出台一份报告，解释“国民党必败”的道理，以推卸自己“任由中国大陆落入中共之手”的“历史罪责”。早在1948年11月，杜鲁门就想出台这份报告，无奈选战空前激烈，迫使他不得不暂缓出手。
“艾奇逊白皮书”两面不讨好
1949年5月，中共已占领南京，国民党即将失去整个大陆，杜鲁门政府意识到不能再拖，遂指令国务院成立“艾奇逊小组”，以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翟世普领衔，包括各方面专家80余人，负责编纂《中美关系白皮书》，当年8月5日正式发表，即广为人知的“艾奇逊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至1949年李宗仁致信杜鲁门，叙述了105年的中美关系，全文8章，附件8份，长1054页，其中绝大多数篇幅都用于叙述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及对蒋的各种援助，并引述和使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一手文献。白皮书中辛辣抨击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无可救药，力图证明“美国在合理范围内不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中国大陆被共产党占领的结果”、“中国现状是内因而非外因所造成”。很显然，白皮书的长篇大论，所要阐明的主旨无非是两条：失去中国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和国民党，而不是美国、尤其不是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失误；美国将不再援助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但也不承认中国共产党。
当时宋美龄尚在美国，而美国国内亲国民党的议员团体对白皮书反应强烈，几天后，这些号称“中国游说团”的国会议员发表备忘录，声称白皮书是“长达1054页的、对政府失策的掩饰”。
由于特使黄仁霖的努力和亲国民党美国官员、议员的帮助，蒋介石在白皮书发布前3天就知道全部内容，并对美国的推诿和抛弃“深感愤怒”，在蒋介石父子的日记中，这种愤怒情绪俯拾皆是。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危在旦夕，蒋氏父子唯恐进一步激怒美国，斟酌再三，仅在8月16日发表区区330字声明，称“无意对此争议加以分析，以致有损中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以及民主集团共同目标”，并表示将在适当时机对白皮书所载“各种复杂问题”详加说明。剔除种种“为尊者讳”的曲笔和难言之隐的饰词，有一点是明白的，即当时甚至现在，国民党方面坚信，是美国军援不力才导致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
白皮书得罪蒋介石，也触怒了中国共产党。自8月5日白皮书发表起短短十多天内，毛泽东相继发表《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3篇文章，将“艾奇逊白皮书”概括为“美帝国主义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更在8月28日发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提纲挈领地发起对白皮书的“总攻”。当时中国大陆尚有许多人对美国心怀幻想或惧意，毛泽东希望借批判白皮书，在中国统一认识，同时也借此结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路线、方针的争论，统一到对苏“一边倒”上来。
“2050号报告”深远影响美对华政策
对白皮书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50年，当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中美一度混沌的关系突然再度清晰起来，杜鲁门政府也出于美国战略需要，重新支持起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府。白皮书受到杜鲁门自己的刻意漠视，却被共和党人不断拿出来抨击，以证明杜鲁门政府的失策，抨击白皮书以表明“反共决心”则成为冷战加剧环境下的风尚，其代表性产物，则是1952年的美国国会第2050号调查报告。
这份由共和党国会议员和民主党反共国会议员为主抛出的报告，将失去中国大陆的罪责归咎于美国远东政策的改变，又将这种改变的责任，归咎于“混入国务院的'太平洋学会’分子”。在这份报告中，编纂者认定起草白皮书小组的成员、“太平洋学会”的美国“头号中国通”费正清以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是“苏联阴谋明显且自愿的骗子”。当时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约翰·肯尼迪就公然指责费正清、李提摩太是“共党同路人”、“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而国会报告中更将“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之一”。
几十年后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2050号报告”过高估计了二战后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发言权，将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走向认定为仅凭美国的取舍好恶即可决定之事，更把反对或不赞成增加对蒋军援的国务院人士和学者统统贴上“反共”标签，导致相当一部分“知华派”官员长时间被摒弃于国务院之外，严重影响此后几十年间美国对华政策研判。这种风气达到高潮时，部分参与白皮书编纂者甚至遭到美国情报部门调查和司法诉讼，直到6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但“2050号报告”及其内容至今仍被美国、台湾和大陆某些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添枝加叶反复推出。国民党政权：被李宗仁与蒋介石内斗拖垮
2015年01月12日11:12 深圳新闻网 微博南京失守，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代总统李宗仁一路南退至广州。在广州，李宗仁明确表示，不愿做蒋介石的傀儡。但事实上，蒋介石依旧是这个摇摇欲坠之政权的实际掌控人。两人的斗争，更是加速了这个政权的崩塌。
蒋介石与李宗仁 资料图
本文摘自《旧闻中国》，作者：苟骅等，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
南京失守，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代总统李宗仁一路南退至广州。在广州，李宗仁明确表示，不愿做蒋介石的傀儡。但事实上，蒋介石依旧是这个摇摇欲坠之政权的实际掌控人。两人的斗争，更是加速了这个政权的崩塌。
粤政要机场苦候李宗仁飞返广西
《星岛日报》广州4月23日电 李汉魂(国民党内政部长——编者注)、邱昌渭(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秘书长——编者注)二人今晨自京抵桂，自桂转飞广州，追云号专机已于下午7时7分抵达天河机场。邱氏下机后对记者说：“我与'李代总统’是搭乘南京最后之一架疏散专机于上午8时离开者，9时后，境内警察闻亦已撤退。”又一刚自南京来穗之要员告诉记者说：“专机上曾见南京市内有微弱火光，似为失火。又见暴徒乘机劫掠，兵营已撤空，南京成为一不设防之城市矣。”
《星岛日报》4月23日广州特讯 “总统府”决定全部迁穗，此间“总统府”负责人今晨语记者，刻已接获南京方面消息，准备布置一切。穗方顷接电告，“李代总统”今晨来穗，欧阳市长接获此等消息，异常忙碌，除率领官员，亲赴机场迎接外，另派员马上将市府三楼市长办公室整顿，市长办公桌亦迁至邻室，总统府一部分机密文件已搬入市府，此“准总统室”在一番粉饰后，今日重新布置新型沙发椅和地毯一套，堂皇华丽。后悉“李代总统”是飞桂而非穗时，办事人员已“满头大汗”。盛传“李代总统”飞穗，广东首长级官员均到天河机场，可是结果大家都白走了一趟。据机场消息，南京今日以“特殊情况”没有任何飞机起飞。所谓“特殊情况”为何，机场负责人不愿透露。此间人士猜测，恐或有“兵变”或机场已入炮火射程。
蒋李何在杭州会议决定四项政策 “政府”决定与中共作战到底
南京4月22日中央社电 行政院秘书处新闻处22日发表公告称：“政府”为争取全国和平，使人民获得休养生息之机会，派遣代表团前往北平，与共产党商谈停止战事，恢复和平之办法。经两周有余之商讨，迄今未能达到协议，最后共产党拟定“国内和平协定”。
今日(22日)“蒋总统”自溪口到杭州，“李代总统”及何院长由南京飞杭晤见，经一致决定，对于共产党问题，“政府”今后惟有坚决作战。“总统”22日命令：1.郾国防部长徐水昌专任陆军大学校长；2.郾特任何应钦兼国防部长；3.郾国防部长指挥全国陆海空军；4.郾参谋总长则改为国防部长之幕僚长，先行国防部之组织法另案修正。
蒋介石离沪前往厦门 表示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支持李宗仁
法新社上海4月28日电 蒋介石昨晚搭乘太康军舰离沪，前往厦门，将于该处，有一比较长久之停留。他星期二日搭乘太康自宁波来沪，昨日并与国民党诸领袖及陆海空军各司令举行会议。刻自消息灵通方面获悉，国民党会议决定设立一最高决策委员会，并推蒋为主席，李宗仁副之。蒋表示仍将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支持“李代总统”的工作，而不负实际军政职务。
《星岛日报》厦门4月28日电“蒋总裁”可于短期内返厦，此间部署多已完成，蒋之住宅，亦经选定三处，并作警戒准备。美玲号专机今午飞厦，抵厦机场降落，视察是否安全着落，结果据机师表示，尚须加工。市政府已定29日起，每日征工，加紧赶修，蒋经国已于前日抵厦。
李宗仁赌气不离桂 传白崇禧部队三个师入湖南
合众社广州5月4日电 李宗仁今日正告群龙无首的广州“政府”，说他不愿成为蒋介石的傀儡，并说：只要现在的政治局势存在一天，他决不离桂。
美联社广州5月4日电 往桂林代表团昨返，白崇禧仍留桂林，各方均认为代表团显系失败而归。
路透社广州5月4日电建国日报今日刊出灵通消息称：李或将随蒋退休。接近李方面的消息否认外传李将巡视汉口重庆之说。另悉：白崇禧昨日已离桂赴汉。刘统：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
2015年01月23日11:40 新浪历史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
主讲：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统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文革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文革，成了黑五类，文革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队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的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以腐亡国：国民党南京政权如何垮台
2015年06月23日09:38 中国经营报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未能把握时局，体恤民心，自私自利，贪腐盛行，无疑是其垮台的重要缘由之一，而1948年8月开始的金圆券改革及其失败也可以说是在内政方面压垮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的稻草。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作者：汪朝光
194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宣布国共和谈失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随即渡江作战。两天后，即4月23日，第三野战军35军占领已无城防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至此，国民党南京政权在中国大陆22年的统治彻底崩溃。
得知此消息后，正在北京香山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一首名为《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传世之作。而与此同时，名为下野但仍在老家浙江溪口操控政局的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难免心情沮丧，他在其日记中写道：南京失守“尤其对国际，使国家与政府更无立足余地，可痛之至”。
国共两党领袖截然相反的处境和心情，形象地反映出1949年中国历史大变化的转折，而此时距1946年6月国共全面内战的爆发还不到3年，为什么本是弱者的共产党能够迅速取胜，而本是强者的国民党却一败涂地，内中缘由自有许多，但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未能把握时局，体恤民心，自私自利，贪腐盛行，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缘由之一，而1948年8月开始的金圆券改革及其失败也可以说是在内政方面压垮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的稻草。
失控的金子
进入1948年，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控制地域在缩小，物资产出在减少，经济财政金融形势更趋恶化。货币超发、物价暴涨已经到了令人目眩而不可遏止的地步。1948年8月中旬，上海米价每石高达法币近6千万元，金价每两超过法币5亿元，法币已接近于失去支付功能，濒临崩溃的边缘，由此导致国民党控制下的区域尤其是大中城市社会的极度动荡不安，民心思变。
为了摆脱财政经济的困境，稳定后方，作拼死一搏，国民党和蒋介石决定实行币制改革。8月20日，蒋介石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主要内容为：1、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旧有法币须在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2、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凡违反规定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3、存于国外的所有外汇资产，凡超过3000美元者，应于12月31日前申报登记，除保留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外，均应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未经核准不得动用，违反者处7年以下徒刑并处罚金，没收其外汇资产。4、严格管制物价，以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从严惩处囤积居奇者。同时规定，金圆券200元兑黄金1两，3元兑白银1两，2元兑银币1元，4元兑美元1元。
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同时，国民党政府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挂帅，并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最重要的上海区督导员为俞鸿钧，并由蒋经国协助。为了督促币制改革的进行，蒋介石电令各省市政府，要求“同德同心，通力合作”；“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同时发表书面讲话，要求民众“全力拥护改革币制的政策，彻底执行管制经济的法令。如有少数人不顾大局，只图私利，……政府自必依据国家总动员法令及刑事法规，予以严厉的制裁。”蒋介石的严厉态度，说明此次币改不是完全的经济行为，而是自始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强迫性，是国民党企图以强力社会动员应付全面危机的重要举措。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国民党将币改的实施重点放在上海。8月20日，蒋介石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要求他们拥护政府决策。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召集各业负责人开会，要求以19日价格为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并保证正常供应，不得拒售。为了保证币改的顺利进行，上海特别将工作重点放在检查方面，由蒋经国挂帅，成立检查委员会，实行普遍搜查，取缔囤积居奇。一时间，上海的经济风云变幻莫测，并牵动政治风向，成为全国瞩目之中心。
铁腕反腐
此次币制改革，蒋经国以太子身份坐镇上海督导进行。抗战时期，蒋经国在赣南实施“新政”，小试身手，有了口碑，但赣南毕竟为内地偏远小城，小蒋的“新政”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大。因此，初到上海这样国内外瞩目的中心城市，蒋经国抱有大干一番的想法，他名为协助，实为主管上海的经济管制，成为上海经管实际上的主角。
蒋经国到上海后，运用其在赣南的施政经验，发动青年和社会力量支持经管工作，组建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协助推行币改，反映社会意见，同时设立密告箱，鼓励告发，并定期公开接见市民，听取意见。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颇为轰轰烈烈。蒋经国将投机囤积、操纵物价、贪赃枉法的商人和官吏视为“后方的敌人”，号召大家“共同起来制裁他们，消灭他们”；强调“无论何人在法律面前应当一律平等，……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那才能伸正义，张国法，使一般人民心悦诚服”。不过他也承认，“上海的环境是复杂的，工作不易做好”，过后的事实说明了蒋经国的担忧。
8月26日，蒋经国召集上海经管各部门开会，决定由他“统一指挥”检查工作，对违令者吊销执照，没收存货，有关负责人送特刑庭处理。此后，上海特刑庭以从事黑市买卖、扰乱金融、贪污舞弊等为由，判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死刑，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和秘书陶启明泄露币改机密非法投机牟利被判刑。面对上海资本家阶级和权势利益集团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9月初，蒋经国又以重拳出击，以“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交易、扰乱金融秩序”等为由，先后下令拘捕或警告一批经济大亨和社会闻人，其中包括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儿子、鸿兴证券负责人杜维屏，杜月笙的总管、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等，并将杜维屏判刑。蒋经国还先后约请上海资本家的头面人物如李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刘鸿生(大中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等谈话，逼迫他们交出金银外汇。在公开场合，蒋经国对这些比自己年长若干岁的长辈口称“老伯”之类谦辞，但在个别约见时则不假词色，颐指气使，以至使李铭“面红耳赤，神色颓唐”。这些人均非等闲之辈，他们都曾是当政者过去的座上宾，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上海资本家阶级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国民党的高压强力手段，在币制改革之初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基本面的情况不仅没有任何改进，反而日趋恶化，币制改革便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和抵抗。蒋经国在上海打击的对象多为民营资本家，并无真正背靠上层权力支撑的官僚资本，不足以真正威慑以权谋私的豪门巨富，并且最终因扬子公司案而使其在上海遭受重挫。
功亏“大老虎”
扬子公司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办，一向因其以特权套购外汇、买空卖空、走私逃税、牟取暴利而为世人所侧目，被舆论所批评。此次蒋经国到上海实施经管，其手下多次检查扬子公司的仓库，发现存货甚多，如何处理，颇费蒋经国思量。在众目睽睽之下放过扬子公司，对外界无法交代，也影响其公众“形象”；而要查处他的表兄弟孔公子，其难度亦可想而知。9月29日，蒋经国派人查抄了扬子公司仓库，其后又有监察委员抵沪，宣称要彻查。不过还不等小蒋动手，风闻小蒋要拿他开刀的孔令侃果然神通广大，他找到其小姨妈宋美龄向蒋经国说项，未能说通后，他又说动宋美龄搬出其夫蒋介石亲自干预。在国共东北会战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于军务倥偬之中仍不忘徇私情，于10月8日自北平飞上海，训示蒋经国放过孔令侃。18日，蒋介石又就监察委员调查扬子公司的举动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业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业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则可属令雇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事受屈也。”扬子公司被查处事从此烟消云散。蒋介石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关系，对孔氏家族这样的官僚资本曲以维护，在国事和家事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偏向家事，偏向近亲，实际也说明了国民党反贪腐无法真正深入的原因所在。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亦使蒋经国自感无以面对公众。他承认：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12月21日，监察院发布对于扬子公司的纠举书，“孔令侃有仗势逃税、囤积居奇、非法牟利之嫌，扬子建业公司应受停业处分，其涉及司法部分应移送法院办理。”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崩溃的日子确实不远了。自1948年10月中旬起，上海市场的限价虽还在维持，但可售物资短缺，商店货架空空落落，限价失去其意义，币制改革已是强弩之末，有人公开预见“金圆券的下场也将比法币更惨”。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此后，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一度暴涨近百倍，从1石20元直涨至2000元。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蒋经国在上海的首次亮相，以轰轰烈烈开场，以偃旗息鼓收场，他在无可奈何中黯然离开了上海。
11月11日，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该项“办法”将金圆券一举贬值80%，至此，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此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那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失信的政权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最后失败前推行的币制改革，实际是以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最终仍然无法避免经济规律的报复，因为“以非经济的办法，应付病危的经济，全系既无把握又无准备的赌博性质之决策，只能短期的麻醉，但求侥幸的成功。卒致失人心，伤元气，毁国信”。尤其是国民党的宣传与实际完全脱节，蒋经国在扬子公司孔令侃舞弊案上的前倨后恭，便充分反映出国民党施政的严重局限性。其实，不只是蒋经国，就是蒋介石又何尝不知“贪腐”对国民党执政的负面影响和杀伤力？私下里，蒋介石也承认“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为孔家事，全体党员皆起疑，实牵累不少。此诚内外夹击腹背受敌之时，其严重性实为从来所未有也。”但就在“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时，蒋介石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亲情关系，不能痛下狠手，反认为这是社会上“以此为倒蒋手段也”，“对孔宋攻讦牵涉内人，凡卑鄙龌龊足以毁灭余全家之信用与人格之诽谤，皆已竭尽其手段矣。是非不明，人心恶毒至此。”由蒋介石此言可知，在对官僚豪门的处理方面，他并不以百姓之“是非”为“是非”，既然如此，他又如何要求百姓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呢？
当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时，《大公报》发表评论说：“因为改革币制，因为限价政策，因为物价强抑而复涨，全国人民消耗的元气是太大了”。评论质问：“但是从其中获到利益的究竟是谁呢？”在《大公报》论者的心目中，获利者只能是官僚豪门，他们“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国民党及蒋介石既不能严密准备、慎微决策于前，又不能体察民意、善始善终于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短命的金圆券币制改革，自然也就成为国民党执政时期失去社会人心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或许还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便化为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而成乌有。此时此刻，如果还要他们“体谅”执政者而不发出应有的怨言和愤怒，实在是难乎其难矣！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用，由于每次立法结果使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更有何人愿守法？从此遂使奉公守法之人亦要偷盗犯法，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的统治：“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面对民众的怨言和愤怒，国民党高官其实也是心知肚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过后回忆说：“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知道金圆券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这纯粹是愚蠢无知。而像李铭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国的穷人总有些装饰品，诸如金戒指之类，但他们也不得不交出这些东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钱不值的纸币。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金圆券币制改革不仅完全没有达到国民党政府推出时最初的预想，而其最大的政治意义，就是使国民党在其统治重心所在的城市彻底失去了信用和人心，这对企图通过币改而挽救病入膏肓的财政经济进而继续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而言，实为莫大之失败。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战力猛增的背后故事
2015-09-09 07:37:091
从72天打下临汾到3天攻克济南
1948年3月，徐向前指挥华北兵团攻打临汾，国民党军依托城墙固守。解放军没有重炮，只好采用挖地道炸城墙的方法，整整费时72天，才把临汾拿下。但是到了年底，形势巨变。9月的济南战役，解放军重炮齐发，国民党将领王耀武被打得失魂落魄，从地道中逃跑。坚固的济南城仅仅三天就被攻克。10月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集中五百多门重炮猛轰国民党军事重镇锦州，守军司令范汉杰东躲西藏。这次城市攻坚战仅用了30个小时。
解放军的大炮是从哪里来的？国民党人一口咬定，解放军的重武器都是苏军从东北撤退时暗中送给共军的。当年的一位接收大员在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几乎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当时据莫斯科称：共计步枪80万支、轻机枪2万支、重机枪5000支，各种不同型包括迫击炮5000门、战车1500辆、坦克车600辆、飞机800架，以及松花江中舰艇等。从东北逃出的难胞所见：如许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地已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
这位接收大员的说法无疑是为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寻找借口。当年任四野参谋长的刘亚楼上将在1962年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澄清过这个问题。他说：“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了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指编写中的四野战史）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
那么，解放军是怎样从“小米加步枪”转变为拥有强大炮兵、具备大规模野战和攻坚能力的呢？除了战场上缴获国民党军的武器外，主要是靠创办自己的军事工业完成了这个重要转变。说到军工，很多人都看过吴运铎在建国初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在这本小书里，真实记录了新四军在抗战期间是怎样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军工厂的。山东根据地的牙山有八路军最大的军工厂，约百余间房，月生产手榴弹8000个，当时可算不小的产量了。
解放战争初期，军工事业比抗战时大有发展。邯郸、临沂、烟台、德州等一批城市的解放，解放军通过没收敌伪工厂，建起一批军工厂，能生产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华东军区在鲁南和胶东的军工厂每月能生产子弹16万发，迫击炮、山炮弹13000发、无烟火药3000斤。这个规模比以前是很大的进步，但还不够华东野战军打一次中等规模战役用的。因为没有重炮，解放军进攻时主要依靠战士突击到前沿，用炸药包摧毁国民党军的堡垒和工事。这样的战斗伤亡大、进展慢，而且弹药质量不过关。1948年5月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打潍县的时候，用自造的迫击炮攻城。炮弹出膛后，尾翼在飞行中脱落，剩下光秃秃的弹体失去平衡，半截就掉到地上。这样的质量怎能保证战斗的胜利呢？
2
毛泽东指示东北大规模建立军工
毛泽东把眼光放到了东北。那里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毛泽东1947年7月10日在给各解放区的《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指示中，特别指示林彪、罗荣桓：“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四个月内他三次电示东北局，全力加强军事工业建设。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1945年年底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后，原来打算通过苏军的帮助获得日军的武器装备。但苏军借口与国民党政府有协定，东北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的行动加以限制。苏军把东北主要的工厂设备、缴获的武器和大量财物，通通当作“战利品”运回苏联。我军的愿望基本落空。10万大军在东北，没枪、没钱、没冬衣、没有根据地，处境相当艰难。
当时各部队自己想办法，收集苏军遗留和没来得及拉走的物资。东北各中小城市和农村，到处可见日军遗弃的武器和军用物资。负责筹建炮兵学校的朱瑞果断地决定：分散炮校干部，搜集物资。炮校上至校长，下至伙夫、马夫，通通派出去，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山沟、荒野，只要有炮就去。没听说有炮的地方也要去看看能否找到意外收获。
有一次接到老乡报告：日本人撤退时，曾将几门大炮推到镜泊湖里。朱瑞得知后，亲自率领一个连赶到湖边搜寻。大家用镐刨开冰层，发现了炮身。朱瑞高兴地喊叫：“快去找绳子，把它拽上来！”大家拉紧绳索，喊着号子，齐心合力拉上三门大炮。
在这一带还找到了日军的秘密仓库，一下就找到了15万发炮弹。到1947年2月，朱瑞领导炮校共收集大小火炮700多门。其中加农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约300门、高射炮（包括高射机关炮、飞机用机关炮）137门。另外还有坦克及牵引车65辆。这些火炮经过修理之后，成为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基础。
自行搜集的武器弹药，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前两年作战的主要来源。
3
斯大林援助了东野一部分武器
1947年夏季攻势后，随着解放军日益壮大，战役规模越来越大，仅靠搜集的弹药是不够用了。当年6月，解放军猛攻四平，国民党军队在陈明仁指挥下顽强抵抗。解放军集中了7个主力师，上百门火炮，攻了半个月没拿下来。后来林彪才知道，炮兵只有8000发炮弹，火力没有占到优势。为此，6月25日，林彪以个人名义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强调指出：“目前缺的唯一条件就是武器，尤其是弹药（特别是炮弹）的不足。为此，我请求你给我们以武器弹药的帮助，将红军缴获的现存在远东的日本武器弹药交给我们，并希望还能将德国的武器弹药尽量拨给我们。”
不久，斯大林指示苏军从缴获的日军武器中拨了一部分给解放军。何长工回忆：1947年10月，他刚当上军工部长，李富春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当时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存放着一大批武器，是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的，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这批武器对苏联来说是废铁，却是解放军极其需要的。何长工去与他谈判，开始谈不通。他工以硬对硬，说：“关东军这批武器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你们不能拉走。我们用废钢铁对换，一吨换一吨。”卡瓦洛夫还是不答应。何长工急了，对他吼道：“你是个保守分子，没有一点国际主义。你如果不答应，我只好来抢，我推着你走在前面，看守武器的苏军开枪，先打死你。你硬要拉走，我就跟你拼命，我给斯大林打电话，告你的状，告你没有国际主义。”卡瓦洛夫看这个中国人不好欺负，态度软下来，终于同意移交这批武器。
这批武器的数量，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当时为了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东野组建了30万人的二线兵团。林彪向斯大林请求更多的武器支援，“设法给我们解决20万支步枪、15000挺轻机枪、7000挺重机枪、700门团营迫击炮、1000门连迫击炮、100门高射炮、200门山野炮以及较多数量的弹药和20个师用的通讯器材（主要是无线电和电话）。这批武器望从英勇的红军所缴获的日本武器中拨出，如日本武器所存无多，则望从德国战利品中拨出。”
但是，斯大林没有答复。一次次的教训表明，苏联的援助是靠不住的。要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东北局决定大力加强军工生产体系的建设。李富春说：“过去靠日本留下的炮弹打，现在须要自己来造了。”
4
白手起家，全力创建自己的军工企业
1945年年底进军东北时，中共中央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了一批军工干部到东北去开展工作。他们在沈阳、鞍山、通化等城市收集了一些机器设备，打算在通化建立军工基地。1946年夏季，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占领了通化和丹东。时任东北军工部长的韩振纪带领大家将机器和物资运到朝鲜境内，还带着一批沿途招收的工人和技术人员。7月底他们到了中朝苏三国交界的小城珲春。珲春是个山间盆地，图们江和珲春河在此汇合，与朝鲜仅一江之隔，交通便利。这里到苏联边境仅30里，到朝鲜仅10里，有公路和铁路通行。大家认为这里隐蔽的条件好，资源、动力和交通情况也都不错，决定在这里建立东北的军工基地。
根据现有条件，韩振纪决定把重点放在生产部队急需的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上。枪炮生产的技术太复杂，不是短时期能办到的。他们在珲春先建起了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这6个厂是东北解放区最早的军工基础。
子弹厂是在日本人遗留工厂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延吉郊外。原来有300多部机器、日产量40万发。抗战结束后，这个厂遭到毁坏，机器被人偷盗，所剩无几。韩振纪组织把这个厂剩下的东西搬到珲春，共有子弹机14部、半成品弹头300万粒、空弹壳2000万发，还有二十多个日本技术工人。经过一个月紧张的装机与试生产，到9月初生产出第一批子弹。头一个月统计下来，共生产三种型号的子弹近13万发。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干部和设备、原料的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就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问题。珲春基地的工人和技术员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政治和政策性问题，军工干部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思想政治工作上付出的精力，甚至比生产本身还多。机器厂建成后，需要七八百名技术工人。但是当时只有240名工人，真正懂技术的就更少了。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领导上都给予重用，让他们担任各级生产部门的负责人。这些技术工人有的是从鞍山、本溪、通化带来的，有的是在当地招收的。子弹厂的股长于震密是招聘来的技工，享受薪金待遇。他看到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供给制，还处处干在前面，受了感动，主动要求取消薪水，与干部们一样吃供给制，当股长后工作一直很出色。
军工厂由于缺乏中高级技术人员，所以只能从留用的日本人中挑选。在珲春的军工厂里，日本人担任的都是关键性的技术工作。如手榴弹厂有六十多名日本人，几乎都在重要技术岗位上。制造科科长是个小资本家，原来在日本开工厂。美军炸毁了他的工厂，才到中国来谋生，对手榴弹制造技术是内行。手榴弹装配的主要工序拉火精药股，股长也是个日本老头，思想很顽固，但工作很认真，对拉火技术很有研究。精药组的装配工人也全部是日本人。
这些日本人由于生活困难，情绪低落，经常在一起酝酿回国，消极怠工。1947年8月，东北遣返日本侨民回国，日本人得到消息，就秘密开会，在厂房里写标语：“我们回国，你们回家！”由于语言不通，道理讲了不少，但收效甚微。干部们软硬兼施，不听劝就下命令，在车间里建立严格的统计，每天产量高的就表扬，产量低或质量差的就批评。在大会上严厉指责坏人的活动，不许法西斯的思想抬头。日本人服从意识较强，也就不闹事了。
5
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的炮火发威
1946年是在艰苦奋斗中度过的，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韩振纪领导的珲春基地是北满地区规模最大的，在其他地方也陆续建起了若干军工厂。罗荣桓政委亲自抓军工生产工作。1947年8月，东北局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总管后勤的供应、军工和军需工作。1947年9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军工会议，会上任命何长工为军工部长，伍修权为政委。韩振纪、王逢源为副部长。东北军工生产告别了分散和小规模经营状态，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1947年的生产情况：每月生产5万颗手榴弹，迫击炮弹全年完成10万发。利用旧子弹壳复装子弹，完成500万发。生产掷弹筒弹10万发，打下了炼钢和化学厂来年生产的基础。
为了完成1948年军工生产任务，东北局从财政上拨款180万东北币，折合粮食9万吨。再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军工部门。这次重要的军工会议，将东北的军工生产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有领导、有计划的联合生产部门。在有军工厂的地方设立办事处，直属军工部领导。当时在珲春、兴山、鸡西、东安、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哈尔滨和大连设了9个办事处。
东北军工生产了充足的弹药，为东北野战军进行大规模战役提供了物质保证。所以东北最先进行战略决战，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解放东北全境。但是北满生产的弹药由于路途遥远，还不能满足关内解放军的作战需求。中央军委作出了在大连建设军工生产基地的决策。
北满和大连军工体系的建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解放军的火炮有了充足的弹药，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在1948年年底的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的炮火发挥了巨大威力。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又接管了沈阳的几个大兵工厂和弹药仓库，获得大批军火，生产能力大为增强。随着东北的解放和铁路线的贯通，满载物资和弹药的火车昼夜不停地运往关内，支援中原地区和渡江作战。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黄维凭借众多的美式火炮，收缩成一个圈圈，用密集火力让解放军无法接近。他自称是个啃不动的“硬核桃”。华东野战军调集了重炮猛轰，终于敲碎了这个“硬核桃”。粟裕大将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揭秘国民党“御林军”起义前后
2016-03-29 00:03:13作者：李建文、李立芳
原载《军事史林》1997年第8期
为配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彻底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瓦解敌军士气、策动敌军起义就是我地下党组织所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国民党军“首都警卫师”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经我党多方努力而举行起义的。
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战力猛增之谜：小米加步枪打不赢国民党
2016年03月09日 11:24 新浪历史
起义、被俘的国军士兵成为了解放军的中坚力量
谈到解放战争，通常的说法是：解放军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飞机大炮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然而经历过战争岁月的人都知道，“小米加步枪”只是解放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一个比喻。真正打起仗来，战略战术固然重要，武器更是不容忽视的条件。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赢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 战役的辉煌胜利并解放全中国，与在东北解放区建立的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1 从72天打下临汾到3天攻克济南
1948年3月，徐向前指挥华北兵团攻打临汾，国民党军依托城墙固守。解放军没有重炮，只好采用挖地道炸城墙的方法，整整费时72天，才把临汾拿下。 但是到了年底，形势巨变。9月的济南战役，解放军重炮齐发，国民党将领王耀武被打得失魂落魄，从地道中逃跑。坚固的济南城仅仅三天就被攻克。10月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集中五百多门重炮猛轰国民党军事重镇锦州，守军司令范汉杰东躲西藏。这次城市攻坚战仅用了30个小时。
解放军的大炮是从哪里来的？国民党人一口咬定，解放军的重武器都是苏军从东北撤退时暗中送给共军的。当年的一位接收大员在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 伪军几乎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当时据莫斯科称：共计步枪80万支、轻机枪2万支、重机枪5000支，各种不同型包括迫击炮5000门、战车 1500辆、坦克车600辆、飞机800架，以及松花江中舰艇等。从东北逃出的难胞所见：如许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地已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
这位接收大员的说法无疑是为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寻找借口。当年任四野参谋长的刘亚楼上将在1962年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澄清过这个问题。他说： “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了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指编写中的四野战史）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 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
那么，解放军是怎样从“小米加步枪”转变为拥有强大炮兵、具备大规模野战和攻坚能力的呢？除了战场上缴获国民党军的武器外，主要是靠创办自己的军事工业完成了这个重要转变。说到军工，很多人都看过吴运铎在建国初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在这本小书里，真实记录了新四军在抗战期间是怎样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军工厂的。山东根据地的牙山有八路军最大的军工厂，约百余间房，月生产手榴弹8000个，当时可算不小的产量了。
解放战争初期，军工事业比抗战时大有发展。邯郸、临沂、烟台、德州等一批城市的解放，解放军通过没收敌伪工厂，建起一批军工厂，能生产子弹、手榴弹和 迫击炮弹。华东军区在鲁南和胶东的军工厂每月能生产子弹16万发，迫击炮、山炮弹13000发、无烟火药3000斤。这个规模比以前是很大的进步，但还不够华东野战军打一次中等规模战役用的。因为没有重炮，解放军进攻时主要依靠战士突击到前沿，用炸药包摧毁国民党军的堡垒和工事。这样的战斗伤亡大、进展慢，而且弹药质量不过关。1948年5月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打潍县的时候，用自造的迫击炮攻城。炮弹出膛后，尾翼在飞行中脱落，剩下光秃秃的弹体失去平衡，半截就掉到地上。这样的质量怎能保证战斗的胜利呢？
2 毛泽东指示东北大规模建立军工
毛泽东把眼光放到了东北。那里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毛泽东1947年7月10日在给各解放区的《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指示中，特别指示林彪、罗荣桓：“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四个月内他三次电示东北局，全力加强军事工业建设。 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1945年年底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后，原来打算通过苏军的帮助获得日军的武器装备。但苏军借口与国民党政府有协定，东北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的行动加以限制。苏军把东北主要的工厂设备、缴获的武器和大量财物，通通当作“战利品”运回苏联。我军的愿望基本落空。10万大军在东北，没枪、没 钱、没冬衣、没有根据地，处境相当艰难。
当时各部队自己想办法，收集苏军遗留和没来得及拉走的物资。东北各中小城市和农村，到处可见日军遗弃的武器和军用物资。负责筹建炮兵学校的朱瑞果断地决定：分散炮校干部，搜集物资。炮校上至校长，下至伙夫、马夫，通通派出去，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山沟、荒野，只要有炮就去。没听说有炮的地方也要去看看能否找到意外收获。
有一次接到老乡报告：日本人撤退时，曾将几门大炮推到镜泊湖里。朱瑞得知后，亲自率领一个连赶到湖边搜寻。大家用镐刨开冰层，发现了炮身。朱瑞高兴地喊叫：“快去找绳子，把它拽上来！”大家拉紧绳索，喊着号子，齐心合力拉上三门大炮。
在这一带还找到了日军的秘密仓库，一下就找到了15万发炮弹。到1947年2月，朱瑞领导炮校共收集大小火炮700多门。其中加农榴弹炮49门、野炮 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约300门、高射炮（包括高射机关炮、飞机用机关炮）137门。另外还有坦克及牵引车65辆。这些火炮经过修理之后，成为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基础。
自行搜集的武器弹药，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前两年作战的主要来源。
3 斯大林援助了东野一部分武器
1947年夏季攻势后，随着解放军日益壮大，战役规模越来越大，仅靠搜集的弹药是不够用了。当年6月，解放军猛攻四平，国民党军队在陈明仁指挥下顽强 抵抗。解放军集中了7个主力师，上百门火炮，攻了半个月没拿下来。后来林彪才知道，炮兵只有8000发炮弹，火力没有占到优势。为此，6月25日，林彪以 个人名义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强调指出：“目前缺的唯一条件就是武器，尤其是弹药（特别是炮弹）的不足。为此，我请求你给我们以武器弹药的帮助，将红军缴获的现存在远东的日本武器弹药交给我们，并希望还能将德国的武器弹药尽量拨给我们。”
不久，斯大林指示苏军从缴获的日军武器中拨了一部分给解放军。何长工回忆：1947年10月，他刚当上军工部长，李富春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当时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存放着一大批武器，是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的，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这批武器对苏联来说是废铁，却是解放军极其需要的。何长工去与他谈判，开始 谈不通。何长工以硬对硬，说：“关东军这批武器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你们不能拉走。我们用废钢铁对换，一吨换一吨。”卡瓦洛夫 还是不答应。何长工急了，对他吼道：“你是个保守分子，没有一点国际主义。你如果不答应，我只好来抢，我推着你走在前面，看守武器的苏军开枪，先打死你。 你硬要拉走，我就跟你拼命，我给斯大林打电话，告你的状，告你没有国际主义。”卡瓦洛夫看这个中国人不好欺负，态度软下来，终于同意移交这批武器。
这批武器的数量，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当时为了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东野组建了30万人的二线兵团。林彪向斯大林请求更多的武器支援，“设法给我们解决20万支步枪、15000挺轻机枪、7000挺重机 枪、700门团营迫击炮、1000门连迫击炮、100门高射炮、200门山野炮以及较多数量的弹药和20个师用的通讯器材（主要是无线电和电话）。这批武器望从英勇的红军所缴获的日本武器中拨出，如日本武器所存无多，则望从德国战利品中拨出。”
但是，斯大林没有答复。一次次的教训表明，苏联的援助是靠不住的。要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东北局决定大力加强军工生产体系的建设。李富春说：“过去靠日本留下的炮弹打，现在须要自己来造了。”
4 白手起家，全力创建自己的军工企业
1945年年底进军东北时，中共中央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了一批军工干部到东北去开展工作。他们在沈阳、鞍山、通化等城市收集了一些机器设备，打算在通化建立军工基地。1946年夏季，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占领了通化和丹东。时任东北军工部长的韩振纪带领大家将机器和物资运到朝鲜境内，还带着一批沿途招收的工人和技术人员。7月底他们到了中朝苏三国交界的小城珲春。珲春是个山间盆地，图们江和珲春河在此汇合，与朝鲜仅一江之隔，交通便利。这里到苏联边境仅30里，到朝鲜仅10里，有公路和铁路通行。大家认为这里隐蔽的条件好，资源、动力和交通情况也都不错，决定在这里建立东北的军工基地。
根据现有条件，韩振纪决定把重点放在生产部队急需的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上。枪炮生产的技术太复杂，不是短时期能办到的。他们在珲春先建起了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这6个厂是东北解放区最早的军工基础。
子弹厂是在日本人遗留工厂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延吉郊外。原来有300多部机器、日产量40万发。抗战结束后，这个厂遭到毁坏，机器被人偷盗，所剩无几。韩振纪组织把这个厂剩下的东西搬到珲春，共有子弹机14部、半成品弹头300万粒、空弹壳2000万发，还有二十多个日本技术工人。经过一个月紧张的装机与试生产，到9月初生产出第一批子弹。头一个月统计下来，共生产三种型号的子弹近13万发。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干部和设备、原料的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就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问题。珲春基地的工人和技术员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政治和政策性 问题，军工干部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思想政治工作上付出的精力，甚至比生产本身还多。机器厂建成后，需要七八百名技术工人。但是当时只有240名工人，真 正懂技术的就更少了。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领导上都给予重用，让他们担任各级生产部门的负责人。这些技术工人有的是从鞍山、本溪、通化带来的，有的是在当地招收的。子弹厂的股长于震密是招聘来的技工，享受薪金待遇。他看到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供给制，还处处干在前面，受了感动，主动要求取消薪水，与干部们一样 吃供给制，当股长后工作一直很出色。
军工厂由于缺乏中高级技术人员，所以只能从留用的日本人中挑选。在珲春的军工厂里，日本人担任的都是关键性的技术工作。如手榴弹厂有六十多名日本人， 几乎都在重要技术岗位上。制造科科长是个小资本家，原来在日本开工厂。美军炸毁了他的工厂，才到中国来谋生，对手榴弹制造技术是内行。手榴弹装配的主要工序拉火精药股，股长也是个日本老头，思想很顽固，但工作很认真，对拉火技术很有研究。精药组的装配工人也全部是日本人。
这些日本人由于生活困难，情绪低落，经常在一起酝酿回国，消极怠工。1947年8月，东北遣返日本侨民回国，日本人得到消息，就秘密开会，在厂房里写标语：“我们回国，你们回家！”由于语言不通，道理讲了不少，但收效甚微。干部们软硬兼施，不听劝就下命令，在车间里建立严格的统计，每天产量高的就表 扬，产量低或质量差的就批评。在大会上严厉指责坏人的活动，不许法西斯的思想抬头。日本人服从意识较强，也就不闹事了。
5 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的炮火发威
1946年是在艰苦奋斗中度过的，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韩振纪领导的珲春基地是北满地区规模最大的，在其他地方也陆续建起了若干军工厂。罗荣桓政委亲自抓军工生产工作。1947年8月，东北局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总管后勤的供应、军工和军需工作。1947年9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军工会议，会上任命何长工为军工部长，伍修权为政委。韩振纪、王逢源为副部长。东北军工生产告别了分散和小规模经营状态，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1947年的生产情况：每月生产5万颗手榴弹，迫击炮弹全年完成10万发。利用旧子弹壳复装子弹，完成500万发。生产掷弹筒弹10万发，打下了炼钢和化学厂明年生产的基础。
为了完成1948年军工生产任务，东北局从财政上拨款180万东北币，折合粮食9万吨。再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军工部门。这次重要的军工会议，将东北的军 工生产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有领导、有计划的联合生产部门。在有军工厂的地方设立办事处，直属军工部领导。当时在珲春、兴山、鸡西、东安、齐齐哈尔、牡丹 江、吉林、哈尔滨和大连设了9个办事处。
东北军工生产了充足的弹药，为东北野战军进行大规模战役提供了物质保证。所以东北最先进行战略决战，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解放东北全境。但是北满生产的弹药由于路途遥远，还不能满足关内解放军的作战需求。中央军委作出了在大连建设军工生产基地的决策。
北满和大连军工体系的建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解放军的火炮有了充足的弹药，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在1948年年 底的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的炮火发挥了巨大威力。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又接管了沈阳的几个大兵工厂和弹药仓库，获得大批军火，生产能力大为增强。随着东北 的解放和铁路线的贯通，满载物资和弹药的火车昼夜不停地运往关内，支援中原地区和渡江作战。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黄维凭借众多的美式火 炮，收缩成一个圈圈，用密集火力让解放军无法接近。他自称是个啃不动的“硬核桃”。华东野战军调集了重炮猛轰，终于敲碎了这个“硬核桃”。粟裕大将感慨地 说：“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解放战争解放军为何越打越多？ 改编吸收国军士兵300万
2016年02月22日 11:40 新浪历史
解放军改编吸收国军士兵
中共俘虏政策调整与“解放战士”群体产生
解放战士，一般指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 页。）。但实际上这一称呼在解放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它泛指被中共军队俘虏而又加入中共军队的原敌对阵营的士兵。 （据1945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关于太岳军区野战医院一所政治工作通报》记载：“十三旅一个解放战士开小差被抓回来，经过酝酿，由他当众认错，并 提出保证。在群众热情的思想互助下，他解除了某些解放战士对我们害怕的疑问，同时，也稳定了个别想开小差的同志的思想。”（何正清主编《刘邓大军卫生史料 选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这个群体还有“解放兵”、“俘虏成分”、“解放战士成分”、“俘虏兵” （“俘虏兵”有时指解放战士，即正式编入中共军队序列当中的被俘士兵，但有时则泛指所有俘虏。）等多种称谓。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甚至在一定时 期内，占了中共军队的多数。但是，多年来学术界对这个群体的关注甚少，而且角度单一，多是就改造俘虏的经验来研究。解放战士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在中共领导 的人民军队当中有多大的规模？这是本文研究的主旨所在。
一、解放战争前中共的俘虏政策
“解放战士”这个群体的产生与中共的俘虏政策密切相关。早在192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攀龙书院门口召开的军民大会上，宣布工农 革命军 的俘虏政策：“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有人认为，俘虏不愿留下即发给路费欢送的做法渊源于 此；1928年2月到4月间，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已经初步形成。 （参见左双文：《试论三大起义后红军优待俘虏政策的形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作出的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查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的士兵搜查俘虏兵的财物的行为 要坚决的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来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到精神上的欢乐，〈反〉对于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 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 下来。以上各项，对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下[均]适用。”这一时期的俘虏政策主要是作为对敌宣传政策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决议案》将之置于“红军宣 传工作问题”小标题下进行阐述，并认为“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极有效方法”。（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23-824页。）当然，在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兵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补充俘 虏亦是一种充实部队的应急策略。
1928年底，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边界红军的来源“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1931年5月31日，第二次反“围剿”刚刚结束，为了应对接踵而来的第三次“围剿”， 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决定：为了扩大红军的迫切需要，这回的俘虏兵一个也不放走，以补充红军，及时编到各师去训练，在训练中再去挑出坏的送走。（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46页。）不过，“一个也不放走”只是特例，没有成为红军的长期政策。
中共在自身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发路费给选择离开的俘虏，具体发放多少则有不同。1930年5月，时任红四军军委委员、代理书记、代理政治委 员的熊 寿祺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说：“每次捉到的俘虏兵都是由政治部去宣传，他如果愿意在红军就留下，不愿的每人发五元路费（如果路远 的就多发）给他，开一欢送大会送他回去，这就是对俘虏兵的宣传。对于俘虏伤兵每名发十元钱，另外再发路费，把药上好用船送他出境，并派人去安慰他宣传 他。”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 1931年5月3日，毛泽东、朱德发出的《战前各种固定事宜的训令》中提到：“关于遣送俘虏兵之规定，暂规定发2元。”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据当时宁冈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谢森发回忆，1933年秋，他所在的宁冈县 地方武装对于俘虏“不愿走的人，欢迎他们参加我军，愿意回家的，发给他们三块大洋作路费” （谢森发：《奋斗的足迹，艰难的历程》，福泉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红军长征过平越》，1999年内部版，第202页。）。当时红四军士兵的给养标 准是“每人每日一角五分大洋”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而参与“剿共”的军队多来自江西及其周边省份， 据此可以推断，发给俘虏的路费完全能够支持他们回家或回到原部队。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俘虏政策与土地革命时期相比，基本上没有变化。1940年5月，朱德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军对俘虏兵的政策是，凡没有不 良嗜 好、品行端正、自愿留在我们部队服役者，可以收留；其余一律遣送回家。在这一点上，宁缺毋滥。”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朱德强调“自愿”，显然不愿留下的俘虏是可以选择 离开的。同年10月12日，为留用黄桥战役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和大批收容知识分子，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俘虏兵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 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下级俘虏军官亦应留一部分稍带革命精神者，其余官长一概优待释放，不杀一人（无论如何反动）。”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在这种情况下，俘虏的去留决定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过， 这一指示是对新四军发出的，针对的只是黄桥战役的俘虏，仍是一个特例。1941年5月1日，毛泽东多次修改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 式发表，其第20条规定：“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 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 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以上论述说明，解放战争前中共的俘虏政策主要是为了宣传自己、瓦解敌军。虽然在特定情况下俘虏兵被中共用以“补充自己”，但一般而言，俘虏能够自由选择去留。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俘虏政策的调整
解放战士大量产生并在中共军队中占据较大比重，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调整俘虏政策的结果。
1947年10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布对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同时宣 布“本 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页。）不过，解放战争中“愿去者遣送”主要是一种宣传口号，具体执行时则是不同的。
事实上，中共对待俘虏的政策早已悄悄发生变化。1945年10月16日，《中央关于战俘处理办法的指示》首次阐明了中共在解放战争中执行的俘虏 政策： “为了削弱国民党军队，增加我军之补充，及为了将来向国民党交换我之被俘被捕人员起见，今后凡在战斗中俘获之国民党军队及伪军之官佐、士兵及特务人员等， 均按下列办法处理：（一）一切精壮士兵，均加争取，补充我之部队。（二）一切官佐，均加争取，其愿为我军服务者，令其服务。其不愿为我军服务或坚决顽强反 我者，则加看管教育，并令其生产，一律不放回。如集中看管困难，则分散交地方政府看管教育和生产。以便将来战争结束时向国民党交换我之被捕被俘人员。 （三）一切老弱残疾，对我对敌系无用之人，则予以宣传教育后放走。（四）对于在顽官欺骗下，其士兵受我军影响尚浅，尚未明了我军俘虏政策之个别部队，在俘 虏其官兵后，加以切实的宣传教育，应适当的以其最好的一部分散放其原部队，以便扩大我军影响，反动官佐，经教育后，亦可放回几个，借以证明我党不杀俘虏的 政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这一俘虏政策与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俘虏政策是有很大差别的，其基本立足点就是补充自己、削弱敌人。一年后，中共在回顾前一年的 俘虏政 策时用了“本人人有用之原则，基本上不释放”来概括这一时期政策的特点。“基本上不释放”使得放回去的俘虏数量有限，结果造成敌方任意歪曲中共的俘虏政 策，国民党士兵因为害怕被俘而顽强抵抗。这一政策同时意味着中共要把俘虏的吃、穿、住、用承担下来，加上有些俘虏特别是官佐不易改造，管理、教育成本很 大，以致劳民伤财，成了解放区的累赘。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对此前的俘虏政策作了调整：“一般俘虏旅级以上者，进行教育，特别优待，争取做宣传号召工作，基 本上不释放。团营级以上者，送军区教育训练，争取部分为我使用，选择其中比较进步而又愿回去者，可给以任务，个别先行释放；除极顽固反动或有交换价值者 外，一律分期释放。连排级经短期训练后，除可留用者外，给以任务即时释放。对士兵俘虏内之老弱、残废、兵痞及有某些封建关系不易教育者，给以优待，于进行 简单教育诉苦运动后，仍给以简单任务释放；其余大部争取补充我军，或选择一部分进行教育后，放回做瓦解工作。”（ 《中共中央对俘虏工作指示》（1946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第421页。）
这一政策可以说是中共历来俘虏政策的集大成之作。一方面，它继承了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俘虏政策的精髓，即用俘虏进行对敌宣传，瓦解敌 军；另一 方面，它沿袭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政策，即用俘虏来补充自己，壮大革命力量。从这个时候起，俘虏中承担对敌宣传任务的主要是军官，而士兵则用来补充中共军队。
当战争进行到1948年，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前线人力物力的需求与日俱增，各解放区普遍感到支前压力十分沉重。彭德怀反映西北军区“敌人三光政 策，人民 损失五年难以恢复” （转引自王政柱：《毛主席和我们在一个战场》，《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聂荣臻也反映华北军区“在人力物力动员上 都是最大的限度了”（《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1948年2月16日），《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毛泽东等中央领 导人也认为“乡村人口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因此发出指示：“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 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当时中共地方部队肩负着保卫解放区与参加生产的双重任务，地方部队升格为奔赴前线作战的野战军，必然要求补入新的兵源参加地方部队。“前线兵源 全部依 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最终都需要从俘虏这一群体上作打算。因此，1948年8月发布的《中央军委关于兵源补充问题的指示》，对俘虏政策再次作了 调整：“除俘虏军官与士顽仍按中央工委会议决定方针处理，给以良好教育，分批放走以瓦解敌人外，对俘虏士兵原则上应是一个不放，大部用于补充部队，小部用 于后方生产……其不能充任战斗兵者，亦可充任担架兵、辎重兵或分配后方机关服务，调换青壮人员补充前方。一般不能服兵役之老弱，应分配在解放区就业，参加 农业生产或其它生产，以增强解放区劳动力，减少敌区的劳动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2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
从上面的论述看，在解放战争中，“愿去者遣送”没有得到真正实施，这一点也可以从俘虏遣散费中得到佐证。以西北军区为例，《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 军 1948年8月份经费供给标准》规定：“俘虏遣散费送出边区外者，每月平均50000元。”（该文件还记载了西北野战军“一等伤员负伤每次200000 元；二等伤员负伤每次160000元；三等伤员负伤每次120000元”。（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方仲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 页）另据一些资料记载，1948年西北野战军的供给标准是：“一等伤员，每次发16万元；二等伤员，每次发12万元；三等伤员，每次发8万元。” 俘虏遣散费是“送出边区以外的俘虏每人发给路费3万元”。（《洛川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黄龙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 2009年版，第98页））这个金额是以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农民银行合并后发行的西北农币来计算的，当时的物价是“猪肉1斤 42000元；清油1斤50000元；盐1斤13000元；菜1斤6000元；硬柴1斤800元”。（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方仲如》，第173、170页。）在西北与中共军队作战的国民党士兵多半来自南 方 彭德怀在一份文件中提到西北野战军的俘虏“绝对多数是四川人”，补入部队后，使得西北野战军“基本上已成为南方军队”。（参见《彭德怀关于西北敌军动态及 野战军部署致毛泽东电》（1949年2月8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 251页。），路途遥远，即便按最低的生存标准来衡量，被遣散的俘虏也没有办法靠遣散费回家。
三、人民解放军中“解放战士”的规模
到底有多少俘虏参加了解放军？解放战士在人民解放军中的比重有多大？完全弄清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便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各野战 军负责人，在多数情况下也只知道概数，极少有准确的统计数据。1951年，周恩来在全国复员工作总结会议上无奈地表示：“我们的部队没有经过核实，虚数很 大……到现在我们部队的确实数目还不能统计出来。”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复员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2月12日），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编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年 -1954年）》，1958年内部版，第132页。）所以，本文也只能尽量通过对各种资料的解读来把握上述问题的大致情况。
解放战争时期，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之后，开始重点进攻。一个重点进攻方向是西北，另一个则是山东。因此，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是较早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激烈战斗的两支部队。这两支野战军俘获了大量俘虏，其部队成分也因之发生显著变化。
西北野战军是五大野战军中解放战士较早超过半数的一支部队。西北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稍一进行战争动员，就会达到解放区负担能力的极限。 1947年初，西北晋绥分局已经“动员壮丁的十之六、七” （《晋绥分局关于春季扩兵工作决定》（1947年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第557 页。），从此，“新成分的补充从过去主要靠子弟兵变为几乎全部从俘虏兵中解放入伍” （《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 392页。）。1947年8月，贺龙表示“现在俘虏兵占了百分之八十” （《贺龙在绥德分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8月10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3册，解放 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同年11月，彭德怀、张宗逊指出：“部队补入俘虏有些已超过百分之八十，有些百分之六十，平均当在百分之七十左 右。” （《彭德怀、张宗逊关于攻榆及部队休整情况致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电》（1947年11月27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文献选编》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页。） 1949年2月，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称西北野战军“现有九万五千人……俘虏兵约占全军百分之八十，连队比例更大，班长绝大多数是俘虏兵，排长副排长亦近 半数，连长指导员各军中均有个别” （《彭德怀关于西北敌军动态及野战军部署致毛泽东电》（1949年2月8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2册， 第251页。）。
华东地区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的重点战场之一，战役频繁，越打越大，华东野战军利用俘虏不断补充自己。1947年7月，陈毅、粟裕、谭震林在给中 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去年俘虏四十四万中参加野战军最低估计十万，与自愿参军数相等或超过，野战军俘虏兵比例百分之四十到八十。” （陈毅、粟裕、谭震林：《关于华东建军经验向中央的报告》（1947年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 11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2页。）几个月后，陈毅总结：“我们补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 《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 1948年4月，陈毅向华东野战军干部介绍西北野战军的情况：“西北野战军一年多没有补充解放区参军的新兵，主要是吸收解放战士，现在部队中解放战士成分 也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争取解放战士参军的经验和我们差不多。” （《陈毅军长在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1948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428 页。）据这个“也”字，华东野战军的解放战士成分亦达到70%到80%。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实行“即俘、即补、即教、即战”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据粟裕介绍：“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三十六万九千人，战役过程中伤亡十万五千人，战役结束时达到五十五万一千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 是解放战士。” （《粟裕文选 》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页。）
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后，也实行了“即俘即补”的政策，解放战士的数量和比重迅速提升。1948年，邓小平说：“现在前方部队，大约百分之七十是解放战士。” （转引自何启君：《情系延安》，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1949年7月，中原野战军前委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部队在去年淮海战役后，本来俘虏成分就普遍达百分之六十左右。现在则普遍的已达百分之八十左 右。” （《二野前委关于部队情况向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3册，中国人 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
东北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最初一两年内，解放战士的规模比较小，这与它拥有广阔的根据地和丰富的后备兵源（翻身农民）有关。东北野战军各级将领在吸 收俘虏入伍这个问题上没有其他野战军将领那么积极主动，导致东北的俘虏流失很大。1947年10月，罗荣桓感慨道：“夏季攻势共五万俘虏，现在补充到部队 只有八千人，在后方训练的八千人，其余的不知何处去了。”（《关于部队建设的若干问题》（1947年10月），《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版，第389页。 ）1948年3月25日至4月16日，罗荣桓出席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军区参谋工作会议，指出部队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争取解放战士不够，研究经验、方 法不够，没有将认识提高到将其看成政治任务上来”（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页。）。同年9月，他在《军队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专题报告》中指出：“俘虏成分一般已占百分之 十。” （《罗荣桓军事文选》，第458页。）这个比重在当时各野战军中是最小的，但是随之而来的辽沈战役使其大幅度上升。辽沈战役，打了52天，主力部队除一纵 伤亡较小外，几乎都有近万人的伤亡。（ 参见马云鹏：《会战平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总共补充了17万新兵，其中解放战士11万人，翻身农民6万 人。（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1975年内部版，第446页。）部队的成分随之发生很大变化。 以三纵为例，一般连队解放战士都占54%左右，有的连队甚至高达60%。（参见沈阳军区政治部研究室编印《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945-1985 年）》，1985年内部版，第103页。）
华北野战军最初也没有全力吸收俘虏入伍。1947年3月，罗瑞卿在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甚至要求：“补充解放战士限制，不超过百分之四十到 五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第627页。）同年6月，朱德向中央报告，晋察冀军区“战士中成分 好，俘虏只占十分之一二”（《关于晋察冀区军事工作处理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47年6月1日），《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 591页。）。不过，随着战事的紧张进行，对兵源需求量日益增大。1948年2月，杨成武反思：“过去争取俘虏入伍太少。” （杨成武：《关于整顿纪律整顿制度问题》（1948年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341 页。）同年3月，华北军区成立了补训兵团，专门负责训练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到1949年7月，共训练翻身农民8.36万名，解放战士6.19万名。（ 参见《华北军区关于补训团情况向军委总政治部、华北局的报告》（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 11册，第318页。）
就全军范围内解放战士的规模而言，1948年8月23日，朱德在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 战士。”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9页。）据统计，1948年6月，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近280万人，其中野战军 149万人。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如果“我们的军队”指中共全部军队，那 么解放战士应有168万到196万人；如果仅仅指野战军，解放战士则有89.4万到104.3万人。另据统计，从1946年7月到1948年6月的两年间，中共俘虏国民党军的人数是163万。（ 参见《全国解放战争四年敌我兵力损失对比统计（1946年7月-1950年6月）》，军事科学院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军事 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附件之“战绩统计表”（八）。）据此推测，“我们的军队”指野战军。毛泽东在1948年10月1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 议的通知》中指出：“两年内……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6页。）这里提到的“两年内”，根据上下文判断，指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两年内，即1946年7月到1948年6月。虽然 毛、朱二人用的都是概数，但至少说明截至1948年，野战军已有半数以上是解放战士，若就全军而言，解放战士则占了30%左右。
随着三大战役的接连胜利，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中，解放战士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49年4月，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 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315页。）同年7月，周恩来又向众人介绍：“在这三年当中……在敌人所损失的五百六十九万人当中，被我们俘虏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七十，即 四百一十五万，而俘虏中又有二百八十万变成了解放军。”（《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6-347页。 1949年1月，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358万余人，其中野战军218万余人。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若把周恩来在4月提到的比重应用于1月， 就全军范围而言，按“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计算，解放战士有232.7万到250.6万人，再加上半年的上升空间，这与周恩来7月份提到的280 万人是大致吻合的。由此可以判断，到1949年上半年，在全军范围内，解放战士已经占到了65%到70%。之后，这一数字仍有上升。解放战争结束 后，1950年6月，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84页。）
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中共就已经从俘虏中吸收士兵入伍，以弥补兵员之不足。但总体来讲，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俘虏政策着眼点是宣传自 己、瓦解敌人，俘虏一般来说能够自由选择去留。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用“基本上不释放”取代自由选择去留，意味着中共的俘虏政策已日益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独立 的扩军政策。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事的延续，中共越来越重视从俘虏中获得兵员补充，这使得俘虏政策的扩军性质更加凸显。在这一背景下，解放战士的数量不 断膨胀，他们在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中的比重也节节攀升。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越到基层，解放战士的比重越大。有些班、排甚至全部都是 解放战士，区别仅在于“老解放”和“新解放”而已。解放战士的加入，充实了人民解放军的兵力。他们为中共赢得全国政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 贡献。
〔作者江林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湖北武汉 430072〕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为何还打不过中共“大老粗”
邱为蒋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邱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共军 包围，向他求援，邱还是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详细]3月11日 16:53淮海战役解放军“猪肉炖粉条”劝降国民党两个师
残酷厮杀的沙场，解放军竟给敌方送望眼欲穿的食 物，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解放军送过去的是饭菜，更是真情和温暖，融化了国民党军官兵敌对情绪的坚冰，也使他们下定了不愿再打内战的决心。[详细]3月4日 11:24刘伯承抓住国军的一致命弱点：嫡系与杂牌见死不救
解放战争开始后的国民党军除少数部队外，普遍有“三怕”，即一怕夜战，二怕野战，三怕白刃战，第五军这样依赖火力的美械部队是如此，一一九旅类的杂牌亦不例外。解放军针对敌人的弱点，在战斗中大量采用夜战、野战、白刃战，往往具有摧枯拉朽的作用。[详细]2月29日 11:18国军常胜将军黄百韬含枪自杀 粟裕自称很紧张
2016年03月28日 15:19 环球网
黄百韬（资料图）
“最后一天，他完全绝望了。”作为当年粟裕身边的技术侦察参谋，84岁的老 兵徐充和他的战友们，几乎侦听到了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杀前的所有电台来往。61年前，开国大将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的几十万大军，把国民党中将黄百韬的12万军队，紧紧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圩地区。
经12天激战，黄百韬兵团全军覆灭。
绝望之中，蒋介石眼中的“常胜将军”黄百韬，把腰间那支冰冷的小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门……
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兵力优势，牢牢掌握了战役主动权。
蒋介石五虎上将之一、国民党徐州“剿共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承认：“黄(百韬)兵团覆没，所谓徐蚌会战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49天之后，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闻听此讯，在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当一代伟人毛泽东，接受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关于举行淮海战役的请示电之后，他就在考虑，首战打谁？
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给粟裕去电：“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这种战法，体现了毛主席一贯的用兵 原则。”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王辅一少将认为，就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
78岁的王辅一，当年是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秘书。
“徐州东西两侧的4个兵团中，数黄百韬第7兵团离徐州最近，而他的东面是滔滔大海，最适合成为首歼目标。”86岁的秦叔谨，作为一名跟随了粟裕10余年的作战参谋，亲历了那场惊心动魄围歼战的日日夜夜。
“黄百韬兵团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旦被围，邱清泉、李弥等都不会尽全力相救。”曾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楚英分析认为，毛主席的这一招实在高明，悟透了蒋介石的为人和作战心理。
84岁的南京市政协专员王楚英说：“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刘峙、杜聿明等人一开始并没有判断出来。”
“他们认为，人民解放军的首要目标是夺取徐州。”1954年经香港起义归国的王楚英说。“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王楚英说，刘峙深恐徐州陷落，急忙下令李弥、黄百韬、邱清泉、孙元良等兵团向徐州周围各指定地点集结，保卫徐州。
就在此时，一记重锤沉重地打在蒋介石、刘峙等人的心口上。
战役开始后第三天，中共秘密党员、刘峙所属第3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举行战场起义。
毛泽东称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
就在黄百韬在兵团部驻地新安镇准备西渡运河，朝徐州方向西撤之时，南京国防部却命令他等待由海州西撤的第44军。
“黄百韬准备从新安镇向徐州方向逃跑，是我们侦察到的。”76岁的徐法全，当年是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特务团侦察员。
“我和另外7名侦察兵深入到黄百韬兵团驻地。”徐法全记得，在这次侦察中，4名战友成了俘虏，被黄百韬处决了。“后来在碾庄圩，我还看到了战友们的尸体。”老人悲伤不已。
当王泽浚的44军从东海之滨赶到新安镇时，已是2天之后了。11月9日，黄百韬渡过运河，但他不等待后卫的2个团过河，慌忙炸毁铁桥，破坏船只，企图阻止追击中的解放军。
这天晚上，当黄百韬率领4个军到达碾庄圩地区时，他认为危险已经过去，竟下令部队整顿1天。
“这延误的向徐州撤离的3天，是致命的。”王楚英说。
此时，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已悄悄向黄百韬兵团形成合围之势。
“我们山东兵团越过不老河南下，迅速攻占了徐州以东的大许家、曹八集等地区，切断了黄百韬兵团逃向徐州的退路。”南京军区司令部离休干部徐法全回忆。
这一步棋，极为关键。“我们抢渡运河，紧追、猛攻黄百韬兵团。”83岁的老兵黄浩，时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10师30团3营副营长。
“活捉黄百韬，全歼黄兵团！”王辅一记得，华野还发出了《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军“克服疲劳，克服困难，不为小敌迷惑，不为河流所阻，坚决实行敌人跑到哪里，我追到哪里，直至将其歼灭为止”。
“到11月11日，我们华野就把黄百韬兵团4个军合围在以碾庄圩为中心，南北3公里、东西6公里的区域内。”几天前，年轻的秦叔谨因出色的工作表现，被粟裕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作战股股长。
位于陇海路以北，运河以西的碾庄圩，四周有一群大小不等的村落。为防洪水泛滥，每个村庄都筑起高出地面2至3米的高台，台子与台子之间多洼地、水塘。大的村落还有很深的环形水壕，村落之外为平坦开阔地。
“这种地形，易守难攻。”秦叔谨说。
“黄百韬被围，蒋介石震惊。”王楚英回忆，他急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前去解围，“然而，这些人都被解放军牵制住了，难以分身。”“黄百韬尽管被我们包了'饺子’，但要很快歼灭他，并不容易。”88岁的秦镜，时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12师34团团长。
早年从北洋军阀李纯的传令兵起家的黄百韬，虽非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但在国民党军队诸将领中，还算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
黄百韬是国民党军队中唯一非黄埔系而当上兵团司令的。他矢志为蒋介石尽忠效命，反共异常坚决。皖南事变中，他生俘了新四军军长叶挺。
5个月之前的豫东战役中，黄百韬率部给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以很大杀伤。
“豫东战役之后，在一次国民党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亲自为黄百韬挂上青天白日勋章。”时任蒋介石一支嫡系部队52军副参谋长的王楚英回忆。“从那以后，黄百韬决心誓死为蒋介石卖命。”王楚英说。
“刚刚被包围的时候，黄百韬并没有慌乱。”82岁的秦基，时任华东野战军第1兵团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的技术侦察参谋说道。
“黄百韬的电话虽然被我军切断了，但他仍用无线电指挥各军做好防御工作。”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参谋徐充回忆。
曾担任福州军区第3局副局长的徐充说：“黄百韬决心固守待援，寻找战机突出我们的包围圈，到徐州与刘峙、杜聿明会合。”
然而，有些局面并非黄百韬所能控制。“此时，仅有200余户人家的碾庄圩，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被开国上将叶飞评价为“靠你打胜仗”的秦基回忆。
黄百韬的警卫营、通信营、工兵营、重炮营等兵团部，都局促在碾庄圩的街头巷尾，大部分官兵都露宿在野外，传令兵、火夫、担架兵满村乱跑……
“蒋介石为了让黄百韬与解放军死拼到底，防止其投降，天天空投《中央日报》等报刊，上面刊登有黄百韬的戎装照以及蒋介石的嘉奖令。”王楚英说。
王楚英回忆：“一时间，黄百韬被蒋介石渲染成'常胜将军’。”
从11月12日起，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各路纵队，从四面八方展开猛攻。
“我们制订了详细的炮兵运用计划。”101岁的开国少将、时任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的陈锐霆回忆。解放军的攻坚战，并非一帆风顺。
黄百韬指挥部队，在空军掩护下，凭借抢修的战壕，与华东野战军死拼。
“前3天，我们伤亡很大，进展不大。”秦镜回忆。
作战参谋向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报告说：“100米宽的正面就架了20多挺重机枪，子弹像泼豆子一样，我们战士英勇，一拨一拨地冲啊……”
“11月14日晚，粟裕在碾庄圩以南的土山镇召集各纵队指挥员开会。”秦叔谨回忆。
秦叔谨说：“会议决定对黄百韬兵团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充分发挥我军夜战特长，利用夜间迫近作业接近敌人，插入各村之间，进行逐点夺取，逐个歼灭。”
“15、16日，我们暂时停止了对黄百韬的攻击。”秦叔谨回忆，各部队都在进行土工作业，想方设法把堑壕挖到敌阵地前沿。
“16日晚，我们再次集中火力、兵力，向黄百韬兵团发起猛攻。”曾任军委炮兵副司令的陈锐霆回忆。
“到了17日，黄百韬兵团的处境十分艰难。”化装深入到碾庄圩腹地侦察的徐法全说，“敌人的粮食和弹药都很缺乏，许多士兵只能吃马肉了。”
面对解放军越来越强的攻势，黄百韬唉声叹气地对左右说：“……现在是无望了！”“不过，黄百韬并不打算放下武器投降。”徐充回忆，他用无线电向蒋介石表示，决心苦撑待援，苦战到底，不辜负委员长的栽培。
激战至19日，黄百韬兵团固守的碾庄圩外围村落，全部被华东野战军占领。
“这天晚上，黄百韬向徐州的刘峙、杜聿明发出求援急电。”此时，黄百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徐充的技术侦察，“他说：'他们现在已经是危在旦夕，如果援军再不到，就只有来生再见了。’”
“奇怪，这个时候，黄百韬并不急于逃命。”一身百姓打扮的侦察兵徐法全，却看见黄百韬身着将官军服，站在屋顶上，指挥残兵向解放军冲击。
望眼欲穿的援兵没来，12万大军丧失殆尽，黄百韬完全失去顽抗的最后勇气和信心了。
“22日黄昏，黄百韬指挥156师残部，企图向西北方向突围。”徐法全回忆，因为40公里之外，就是企图增援而被解放军阻击的李弥兵团。当黄百韬逃至尤家湖南面的一片苇塘时，解放军“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韬”的喊杀声又起。
当时就在黄百韬身边的国民党第25军代理军长、后来被俘的楚轩吾回忆：“黄百韬这时已经完全失去了最初的镇静。他像一头被囚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披着军大衣在深沟中转来转去。不许任何人向他转达解放军的劝告和递送打到阵地上来的传单。”
彻底绝望之际，黄百韬拔枪自杀。
楚轩吾回忆：“这一枪他是从嘴里打进去的，因而保持了面部的完整。鲜血翻着泡沫从他嘴里流出来，他两眼老泪横流地看着我，已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楚轩吾回忆：“我将他的头紧紧抱在怀中，他眼睛中的神色在迅速地消失，猛然头一歪，手枪哗啦一声掉在了冻硬的土地上，黄百韬就这样死在我的怀中，我将他慢慢放在地上。脱下大衣覆盖在他的脸上。”
自杀前，拿出名片一张，在背后写上“黄百韬尽忠报国”，交给国民党第25军副军长杨廷宴，请其转交蒋介石。
至此，黄百韬兵团12万人，全部被华东野战军歼灭。
据战后化装逃跑的杨廷宴回忆，黄百韬临死前对他说：“我有三不解：(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第44军两天；(二)我在新安镇等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
对黄百韬而言，他的“三不解”，永远不可能找到答案。在黄百韬的追悼会上，蒋介石痛哭“黄埔精神不死”。
“这是一个笑柄。”王楚英说，因为黄百韬并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蒋介石的意思是希望以黄埔军校生为主的嫡系之中，也有人能如黄百韬一样战死沙场，成全黄埔军校的面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个月之后，蒋介石的黄埔好学生——第12兵团司令黄维，就是不“杀身成仁”，活生生地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在65天的淮海战役中，蒋介石损兵折将555万，将以上军官被俘的就有98人，其中还包括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自杀的仅2人。
刘峙逃到南京后，挨了蒋介石一顿臭骂，心灰意冷，带着妻子黄佩芬经上海、南昌、吉安、广州逃往香港九龙，最后逃到印度尼西亚过起了流亡生活。
1953年，刘峙多次找到何应钦、顾祝同，请他们向蒋介石说情，才获准回到台湾定居。1971年，他病死台湾。
围歼黄百韬，华东野战军一些部队也有不小的伤亡。
“这第一阶段最紧张的12个日日夜夜，那是白天必打，夜晚必攻，战斗进行得特别紧张、激烈，伤亡也特别大。”秦镜回忆。
“我们这个团没有百人以上的伤亡或几百人伤亡的代价，是过不了一夜的。”秦镜至今难忘当年的炮火硝烟，“空前的伤亡，为历次战役战斗所少有。” 老人回忆：“打完黄百韬兵团下来，我在全团干部、战士庆功大会上讲话，看见我们团每个班，除站在最前头第一名的班长，一般还是穿着我军战前的军衣军帽的老兵外，后面的副班长只有一少部分还是我们的老战士，其他战士都是新补充进来的解放战士。”
多年以来，粟裕和他的夫人楚青谈到淮海战役时，说他紧张过两次，第一次，就是围歼黄百韬兵团……
“第二次，就是后来追击杜聿明集团。”秦叔谨说。粟裕在战争史上的五大奇迹 腹背受敌仍歼灭国军王牌
粟裕一生打了无数的胜战，曾创造了抗日战争期间一次战役歼灭日军人数的最高纪录（歼灭日军1100多人，歼灭伪军5000多人），也发起并指挥了影响中国近代史的著名的淮海战役。可谓战功显赫。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粟裕将军完成的战争史上的五大奇迹[详细]3月16日 12:19解密淮海战役中国共几个极为罕见的巧合
2016年03月03日 10:52 新浪历史
大批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为解放 军渡江作战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淮海战役中，敌我双方在大战的部署上竟然有着很多“巧合”。战后几十年，随着很多档案解密，研究者们发现，这些巧 合纯属双方的“独立行为”，没有任何人为的因素存在。
双方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始谋划这场大战
1948年9月24日，华野代司令代政委粟裕首次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同一天，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以蒋介石的名义向徐州“剿 总”和华中“剿总”下达了《对当前作战之指导指示》。根据这一指示，部署了以徐州为中心的防御态势。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上摆出“十”字 阵，即“一点两线”的防御部署。后来又制定了一个“守江必守淮”的计划，将主要兵力集中于蚌埠附近守备淮河。
在战役谋划、执行的过程中，中共方面始终能按照“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精神，不断充实、修订、完善作战计划。而国民党军却多次改变作战方针，蒋介石举 棋不定，对徐州战事，时而要坚工固守，时而又要放弃；对兵力部署，一会要求深沟高垒坚守铁路沿线重要点站，一会又要向南转进，守备淮河。因此，当时国民党 内有人发牢骚说：“举棋不定，亡国之征。”
双方同时确定最高指挥权
1948年10月31日，粟裕电报中央军委：“此战规模巨大，请由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当即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淮海战役最高指挥得到了确定。 而国民党方面，在10月30日召开的国民党国防部讨论中原作战问题的会议上确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个“剿总”部队作战。而在10月31日白崇禧 却突然变了卦，不愿担此重任，蒋介石无奈，只好临时改由刘峙担任徐州方面的指挥。
双方同时下达作战命令
11月4日，一切准备就绪后，华东野战军下达了《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同一天，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和作战厅长郭汝瑰来到徐州召开军事将领会议，部署徐州外围各部向徐州集结，然后沿津浦铁路南下转进淮河的作战命令。
11月5日，解放军各部进入了攻击出发位置。同一天，国民党徐州“剿总”军事会议完毕，各兵团司令、军长分别回到各部队下达作战命令。
11月6日，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四面八方挺进淮海战场。而国民党军各部也在同一天开始行动，命令士兵每人仅带七日食粮，部队离开原驻防地，向徐州方向转进。
从大战前几天双方的行动变化就可以看出，大战未开，国民党军已犯了临阵换将、放弃坚固城池、撤退仓促等兵家大忌，胜负的天平已明显向解放军方面倾斜。
三个歼灭战模式大致相同
淮海战役历时66天，围绕着碾庄、双堆集和陈官庄三个地区展开歼灭战。这三个歼灭战，跨地三省、纵横数百里，面对的国民党指挥将领也不同，但其作战的具体模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第一阶段中，国民党黄百韬兵第七兵团原驻在新安镇地区，这里是黄百韬兵团经营多年的军事要地，位于陇海铁路沿线，城市工事坚固，防御阵地战壕交错， 攻守兼备，联络便捷，驻扎的几个军之间呈多角配置，便于相互支援，储备了大量的各类武器弹药。然而，该兵团却在大战开始时离开经营已久的驻扎地，孤军转进 向徐州方向靠拢，又没有事先在运河上架设浮桥。除了军队还有大量地方官员、家属、医院、学校等随军转进，千军万马从唯一的一条铁路桥上通过，严重影响了行 军速度。而直扑新安镇的华野大军发现黄百韬军队离开遂开始全线追击。黄兵团到达碾庄地区后，本应马不停蹄继续向徐州靠拢，但却犹豫不定在碾庄滞留一天，失 掉了宝贵的西撤时间，在行进中被追击的华野部队包围起来，被迫固守待援，战斗进行十余天，解放军以优势兵力不断地压缩包围圈，逐渐消耗其兵力，致使黄百韬 部队不得已分头突围，最后被歼。
第二阶段，黄维第十二兵团是一个全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从河南确山驻 马店地区长途跋涉千里驰援淮海战场，一路上被尾随而来的中野部队不断地袭扰，好不容易过了涡河后，本应与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联手后再增援黄百韬兵 团，可是在蒋介石严令下，又不得不强攻浍河向宿县进攻。结果在不觉中钻进中野预设的囊形阵地，紧接着又在行进中被包围起来，陷入了孤兵求援的境地，在“固 守待援”的过程，兵力逐日削减，包围圈逐步缩小，最后也是只能各自突围，在这支部队里，有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第十八军，然而这只装备精良的部队 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施展能力，便被包围歼灭了。
第三阶段更是如此，杜聿明集团的邱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和李弥兵团及徐州“剿总”直属部队，本来可凭借徐州城高墙厚，工事完备及经营多年的攻防设施、 特别是外围的有利地形与解放军对峙周旋。可是，他们却不顾解放军已经重兵压境而离开徐州，向永城方向撤退。这是一支庞大的军民混杂的逃亡大军，人员拥挤， 行动迟缓，四天只走了几十公里。但如果认定方向毫不迟疑，坚决一心互相掩护向前滚进撤退，或许不至于全军覆没，可蒋介石却命令他们临时改变方向去解救被围 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指挥人员又不敢违背上司命令，就这样又在行进中被追击而来的解放军华野部队包围起来。同样经过了围 困、压缩的过程，各兵团被解放军各个击破，最后在突围中被全部歼灭。
纵观三个歼灭战，总体模式大致相同。即国民党军都是在行进中被包围，都是经历了一个“固守待援”而“无援”或“不能援”的过程；都是在解放军逐步压缩 包围圈的过程中兵力被逐步消耗，最后被迫突围而被全部歼灭。这三个阶段的战场都是平原作战，都是以运动战开始，以阵地战结束。解放军循着“追击—包围—压 缩—总攻—全歼”的模式。国民党军则循着“行进—被围—固守—突围—被歼”的模式。三个战场，无一例外。
这样空前的、大规模的战役，作战模式竟如此相似，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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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卫立煌还三会朱德总司令，并与刘少奇会面。1938年4月，卫立煌受毛泽东邀请，绕道访问延安3天。毛泽东亲设午宴。席间，毛泽东破例 饮酒，两人留下8张合影。卫立煌将其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合影视为至宝，此后长期带在身边，一直到在广州被蒋下令拘押时，才不得已销毁。[详细]2月23日 10:54国民党党产公开：从大陆带去227万两黄金及大批国宝
2016年03月17日 08:18 观察者网
国民党中常会PPT显示，大陆迁台时期，国民党把当时“中央银行”227万两黄金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抵台湾。
1948年底，这些由人看管的金属锭，被运往上海转至台湾
国民党中常会昨日（16日）下午由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委林佑贤进行“国民党党产报告”，到去年底党产总额有166亿元新台币（下同），目前年度支出20亿元，收入12亿元，一年资金缺口已逾8亿元。报告中也提到，大陆迁台时，国民党把当时“中央银行”227万两黄金，合计约10亿美元，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抵台湾。
林佑贤：现每年资金缺口8亿，随时面临倒闭
国民党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委林佑贤上台发言表示，国民党现有党产总计166.43亿元，包含土地144笔（帐面价值6亿元）、房屋131笔（帐面价值4亿元），全部都作为党部办公使用及信托中投、欣裕台公司。
大陆迁台时期，国民党把当时“中央银行”227万两黄金，合计约10亿美元，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抵台湾。
林佑贤指出，党产虽有166.43亿元，潜藏性负债约145亿元，包含退休人员中1133名18%优退、455名月退金、现有党职退休准备金17亿元，回购中央党部与地方党部办公大楼房地准备金60亿元。林佑贤强调，如果有剩余财产愿捐出国家或公益使用，根据资料，能捐出的金额，恐剩21亿元。
针对近来在立法院引起讨论的“不当党产条例”，林佑贤表示，国民党每年支出20亿元、年收入12亿元（政党补助金1.6亿、党费0.6亿、财产信托收入11亿），光资金缺口就8亿元，而中投公司目前贷款186亿元，万一银行抽银根、房地产无法变卖将陷入困境，“净值是正的不代表营运没问题，资金流量周转不灵就会倒闭，而国民党资产大多是不动产”。
中常委范成连：民进党假借“转型正义”，行追杀之实
由于代理主席黄敏惠请假参选党主席，主持中常会的中常委、京明LED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成连在项目报告后炮火全开，抨击民进党无限上纲，假借“转型正义”之名，行追杀国民党之实，这不是政党政治之福。国民党支持“立法院”通过政党法，但是反对任何针对性的追讨党产等立法。
2016大选后，绿营在“立法院”掌握多数席次，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立委”提出多个版本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力拼在“立法院”新会期过关。对此，国民党安排在中常会提出国民党党产报告，与会者包括，党秘书长李四川、“中央政策会执行长”赖士葆，以及多位中常委。
1998年，党产最多达918亿元。2000年连战党主席时期，党产有808亿元。2005年马英九党主席时期，党产有311亿元。2015年1月朱立伦党主席时期，党产有242亿元。
范成连发言说，国民党愿以公开透明方式，报告国民党党产现况。国民党在1994年登记为社团法人。2006年起透过会计师申报财报与税报，相关资料均公开在“内政部”网页。外界却无端指控国民党党产不法。
范成连说，对于“监察院”与“行政院”列管的有争议党产，国民党已在2015年10月以回赠与撤讼方式，处理完毕。目前“立法院”的多数党，却以无限上纲方式，假借“转型正义”之名，行追杀之实，这不是政党政治之福。国民党支持“立法院”通过政党法，但反对针对性的立法。
范成连解释，过去的国民党所属的中投公司变卖党产，是因应维持公司的正常运作，以及支应国民党人事费用，并非外界指控为隐藏党产。
范成连重申，国民党将以最大诚意与决心，以公开、透明方式处理党产。党产除了保留早期党务员工的月退休俸，以及扣除现职党务员工的离退金，以及回购办公大楼房地准备金之外，党产若仍有剩余款项，将全数捐赠公益团体与国家。
洪秀柱：捡到一个破产的
对此，国民党主席候选人洪秀柱表示，虽然不清楚党产现况，相信“行管会”的报告有所本，未来不管谁当选主席，“这个家都不太好当”，自嘲跟另一名候选人黄敏惠“捡到一个破产的”。
黄敏惠、洪秀柱16日晚间同台海外归侨餐会，黄敏惠指出，党产的现金流量有很大问题，希望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卧薪尝胆、基层深耕才能带领国民党再站起来，对每个党主席都是很大挑战。
不过，另一位国民党党主席参选人、自称“党改炸弹客”的李新昨日在台湾两家报纸头版刊登广告，要求国民党将不当党产交由全民共享，“2300万人民，每人10000。”网友发现，如此计算总额是2300亿，而非国民党对外称的166亿。
此前，李新就主张分党产，不过是主张党产直接分配给党员，经他估计约可取回1000亿的党产，分配下去每人可分30万元。
此次，李新又加码到2300亿，数字与国民党宣称的差太多，台湾网友笑说：“根本猪队友。”“因为选不上，李新开启狂暴模式。”
国民党“与民争利”财政政策的幕后操盘手冀朝鼎
2016-05-19 11:16:34国民政府在美元公债、黄金储蓄券、美金储蓄券的系列做法，让国民和海外华侨对国民政府失去了信心！
这一系列“与民争利”的财政、货币政策其实都出自一幕后高人：冀朝鼎。
冀朝鼎何许人也，能让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财政部长都听命于他？
说起冀朝鼎的身份，着实吓人一跳，冀朝鼎出身山西名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关键的是冀博士在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关系上单线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冀博士在1938年因“桐油贷款”（美国对中国的第一笔贷款，额度2500万美元）由美国助理财长白劳德推荐给了陈光甫。卓尔不凡、加上深厚的美国背景，冀朝鼎很快得到陈光甫赏识，并委以拟写“桐油贷款”报告之重任。
后来，陈光甫担任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任，便推荐冀朝鼎担任过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陈光甫、席德懋、贝祖诒这些金融大佬们，哪有时间去管平准基金这些杂事，这样整个基金的运作落到了冀朝鼎手里。
没想到冀朝鼎很会见风使舵，在大势变化后抛弃了提携他的陈光甫另奔山头，投到孔祥熙门下，冀博士知道跟着孔部长这位实权人物更有“搞头”！
还有另外一点，冀朝鼎的父亲是冀贡泉孔祥熙的老师，曾任山西省司法厅和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加上冀与美国上层关系密切，点子多，业务强，很快就被孔祥熙视为“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亲信。
抱上了孔部长这棵大树，冀朝鼎在1944年2月平准基金委员会解散后，又成了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成为国民政府货币政策的事实制订者。
据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回忆，其实大家都知道冀朝鼎与中共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可是因为他是孔祥熙的同乡，能力又强，所以很得孔、宋赏识，专门替孔、宋出有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话是这么说，孔祥熙、宋子文这么聪明的人难道不知道冀朝鼎的底细，难道会任由他胡作非为？
非也，那是冀朝鼎揣摩到了孔、宋集团不顾民生、贪得无厌之意，他设计的“与民争利”的货币政策完全符合孔、宋集团的利益需求。
后来有人说“冀朝鼎一人可顶百万兵”，他不谋一兵一卒，不递战时一份情报，只是一心一意做着一件事情：让人民痛恨国民党！
正是冀朝鼎设计的“与民争利”系列毒招，改变了社会财富的流向，从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府信用，让政府丧失了民心，令法币破产。最后，冀朝鼎建议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更达到“与民争利”的疯狂地步，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崩溃。
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中写道：货币发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也是最隐秘和最难驾驭的权力，古往今来，谁发现了货币权力的秘密，谁就占据了制胜的先机。
最后，蒋介石在货币战争中输掉了自己的江山，因为他的货币权力只考虑到了少数富人，而忽视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当国民对一个政府失望了，他们就会有所期待，期待另一个新的政府。这正是毛泽东在重庆所看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