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高三班”背后的危机 - Qzone日志

“最牛高三班”背后的危机

今年高考录取结束后，被戏称为“史上最牛高三班”的成都七中高三14班的辉煌“考绩”被广为流传，啧赞声不绝于耳，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近日，随着该班班主任刘源与各任课教师及部分学生共同完成的励志图书《最牛高三班是怎样炼成的》面世并热销，“最牛高三班”再度引起热议。事实上，“最牛高三班”并非仅此一家，湖南、海南等地也都出现过类似的班级。但与此前赞声一片所不同的是，近期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教育公平”、“教育均衡”等话题。笔者不禁欣喜于民众日益热情的教育参与和渐趋增强的公平意识。

据报道，成都七中“最牛高三班”在班主任和各任课教师的“锤炼”下，全班59名学生全都考上了名牌大学：11名北大、9名清华、5名复旦、2名香港科技大学、2名中国科技大学、1名美国麻省理工，其中26人在高中三年期间获得数学、化学、生物等竞赛的赛区一等奖，今年四川高考成绩理科前十名的学生，有3个出自该班，其中一个还是成都市理科状元……如此业绩，相信没有人不会为之瞠目。根据班主任介绍，该班的素质教育成效也较为显著，学生们不仅学业成绩好，而且热衷于课外活动，其共同的特点是学习刻苦、个性突出、思维活跃等。

平心而论，站在该班教师和学生个人的立场看，这样的教育业绩毫无疑问是成功的，“最牛高三班”所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受益颇多。但作为“最牛高三班”局外人的我们，在惊叹于如此辉煌“考绩”的同时，也不能不追问：制造出这样颇具震撼力的教育结果之原因何在？这样的“轰动效应”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吗？辉煌业绩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教育危机？

成都七中是成都市乃至四川省内出类拔萃的高中，14班这一“最牛高三班”，则是该校两个理科实验班之一，学生为来自成都和外地的优秀学生。其他省出现的“最牛高三班”的生源基本上也有这样的特点。由于现在的教育竞争已下移到初中乃至小学、幼儿园，一般通过中考进入名为实验班（实则重点班）的高中学生，多数是经过层层筛选的最后赢者。因此，各地的“最牛高三班”基本上都是集全校、全地市乃至全省的“优中选优”学生于一班，并配备以全校最优质的师资与最精良的设施，且多实行动态管理，通过定期考试进行末位淘汰。在这样的条件与机制下，高考岂有不“牛”之理？正如有关种田的经验所言“秧好一半谷”，要丰收则应“三分种七分管”。当然，不可否认，学生和老师们的刻苦努力，也是其之所以“牛气冲天”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目前我国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各级优质教育资源尤其是本科以上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尚为稀缺的前提下，出现这样的“最牛高三班”却不见得是好事。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在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促进教育公平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任务，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坚定不移追求的目标。而现在的教育分化现象令人堪忧，一方面是以营养高度集中和浓缩的“优质土壤”培育出来的少数“最牛高三班”，以及将来社会竞争起点高拔的所谓“优质生”；另一方面则是在营养一般的“普通土壤”甚至是营养不良的“劣质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大量“普通生”，以及因为当地高中教育资源匮乏而无缘考大学的“流失生”。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显然与我们的教育目标相背离。

反差的背后，是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在师资和办学条件上的甚大差距。失衡的背后，则隐藏着损害社会公平的深刻危机。如果说，媒体对“最牛高三班”的报道有炒作之嫌（当然，也有引发民众关注与讨论之功），那么，教育工作者对此则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反思。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是尽快缩小差距，实现均衡，而不是制造“最牛”，加剧失衡。

即便不考虑教育资源不均和社会公平受损等宏观方面的问题，仅就“最牛高三班”的现象本身而论，在给学生们带来辉煌的考试业绩进而可能步入人生坦途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本来就不平等的社会分层，学生们只是单一地体验“重点”和“优质”，而疏离“一般”和“庸常”，可能造成他们“精英意识”有余而“平民意识”不足。这对其未来成长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此外，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机制、纷繁多样的竞赛培训“小灶”，都进一步强化了本已十分严重的应试教育弊端，加重了学生的身心负担，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等教育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

    “最牛高三班”从表面来看只是高考制度运作的产物，但它与高考制度、教育理念、评价机制、资源配置乃至社会观念等都密切相关。要减缓乃至消除其背后的重重危机，除媒体和舆论的正确引导外，在高考制度和评价机制的改革上，强调考核的统一基准的同时，应引入多样化的评价体系；在教育理念与社会观念的革新上和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强调夯实学生学业基础的同时，应适当强化个性与特长，并使社会的人才评价和录用标准日益多元化。从长远来看，则应着眼于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和教育实践的法治化。惟其如此，才能离“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