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这一全球性的学术园地里，海内外各方学者之间的分歧似乎当首推关于革命结局的估价与革命性质的确认。争论各方关于革命性质的意见分歧固然与概念、评判标准与方法的差异密切相关，也同各自对革命结局的估价不同关系甚大。本文拟在已经硕果累累的学术起点上，以探究辛亥革命的结局为切入点，重温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进而就革命的性质问题略陈管见。笔者以为，就“破坏”的情况而言，反满的民族主义任务可谓大功告成；就“建设”的层面而论，民权主义的任务虽然不是那么十分令人满意，但还不能说革命只意味着失败。结合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可知，就辛亥革命的实质或性质而言，与其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还不如说是以反满为主题的国内民族革命与变君主政体为民主政体的政治革命的有机结合。

一、反满思想的普遍认同与国内民族革命

在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中，革命志士宣传得最多也最无歧义的无疑是其中的民族主义，即革命排满。随着清帝宣告退位，清朝的历史命运由此终结。若以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了，革命先驱们大致完成了国内民族革命的任务。

不少论著为了突出辛亥革命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价值与意义，认为孙中山一代民主革命先驱的反满只是手段，是革命者为了发动群众而从策略层面提出的，创建民国才是目的。倘若根据孙中山等人反满的实际意图及其实效，此论似乎还可进一步推敲。

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反满言行尽管是在为创建民国开辟道路，在客观上具有手段的作用，但他们并非只把反满当作手段，而是同时视为目的。《民报》的主要代言人汪精卫当年就曾郑重宣称:“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此两目的誓以死达，无所谓以此为目的，而以彼为手段也。”《民报》的另一位重要作者朱执信针对梁启超误解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遗书中关于政治革命的见解，也强调说:“星台（陈天华字星台--引者）对于种族革命之观念，实为最后决心，一定不摇，以为目的，而非以手段。”

革命者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及至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即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汉族出身的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将于下午通过形式化的选举接任之，孙中山即于“11时率各部及右都尉以上将校赴明孝陵行祭告礼，军士数万”，向“我高皇帝”祭告推翻清朝的“光复”之功。此举至少也反映了孙中山等人的一种潜意识，表明他们就是把反满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之一，而且非常重要。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J.Hobsbawm）认为:“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territorialstate）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尤其我和葛尔诺都特别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比方说，激发民族情操的各类宣传与制度设计等。将'民族'视为是天生的、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族主义的神话。”此论对许多欧洲国家而言，可谓一语中的，对地域辽阔和族群关系比较复杂的近代中国却未必适应。由“夷夏之辨”所派生的既成观念与满洲军队入关后镇压汉人所留下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极端性的故事，以及清朝统治者在吸收汉文化与重用部分汉族官员的同时对绝大多数汉人所采取的压制与防范政策，就容易积蓄和强化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而且不乏历史优越感的汉人族群情绪，并且随时都有激活的可能。

自满洲劲旅直捣幽燕以降，满汉矛盾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区是否就一定是趋于缓和，似乎还有待专题探讨。“一般而言，我们都颇能透过文献去了解知识分子的想法，可是，我们却很难透过知识分子的眼光去看穿平民百姓眼中的世界”。至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许多文献资料不难证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驱的反满口号之所以一呼百应，就是因为国内民族主义颇有市场。震天价响的反满声浪并非全属人为地造势所致。

在反清革命大本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尽管并非所有的“种族”观念就是反满的同义词，但反满民族主义所获得的共鸣的确非同一般。还在同盟会成立不久，浙籍官费留日学生沈祖燕致清朝军机大臣瞿鸿禨告密函即称:“盖受业痛恶该党，暗中略有布置，凡有举动，颇先知之。……查革命党之阴谋，至为险毒，专以排满为主义，其中有虚无党专主暗杀。……近两月来，其党羽由日本入京者甚多，其注意在谋逆，并与政府为难，不可不严加戒备。平时出入，固宜多设拥护，晚间尤须加意巡缉。……更有甚者，该党平时蓄意与政府为仇，而尤切齿于汉大臣，以其辅政为不宜也。至其中有湘人，则更有大反对我函丈者，何则？若辈以曾、左、胡、彭削平大难，为残杀同种，斥为罪魁，今于吾师之辅政，实同此意。今此兆已萌，危机时伏，实有确知，并非耸听”。

同盟会骨干汪东的一段回忆也能说明问题。他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依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鼓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他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尽管成书于1903年的《驳康有为书》与早在1901年8月就已停刊的《国民报》之间不可能有何直接关联，很可能是回忆人误将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当做《驳康有为书》，或者把刊载《驳康有为书》的《苏报》误做《国民报》，但并不影响我们了解汪东的祖父这一类士大夫从内心深处认同于反满的思想动向，值得关注。章太炎也说:“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

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动向也能说明问题。华兴会起义事泄时，堂堂在籍刑部侍郎龙湛霖的家中就匿藏着革命元戎黄兴这样的“钦犯”，黄兴得以从长沙安全转移上海，也离不开龙家子弟的精心打点。四川按察使赵藩非但同情川籍同盟会会员谢奉琦，还斗胆营救他。及至营救未果，他又愤而辞职。此举固然反映了皇权的神圣灵光在清朝的腐朽统治下已所剩无几，也同行为人潜在的民族意识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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