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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奇迹的神话——一个警世寓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           经济观察网      日期：2007-06-25



编者按：1994年，在亚洲经济被广为看好的背景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经济学教授家克鲁格曼就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认为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调整。1996年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下文为克鲁格曼94年发表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文译文，全文有删节。



曾几何时，西方一些舆论领袖发现，几个东方经济异乎寻常的增长速度不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令他们感到畏惧。尽管那些经济和西方经济相比还穷得多，经济规模也小得多；但是，它们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成一个工业强国的速度、它们持续地以数倍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的能力、它们在某些领域内挑战甚至超越欧美技术的能力越来越强大，这些看起来不仅对西方的实力，也对西方观念的支配地位提出了挑战。

应该给公众对亚洲繁荣的热情泼点冷水了。亚洲的快速增长远不是如许多作家宣称的那样是西方的一个样板；它未来的增长前景几乎比任何人现在想象的都要有限得多。当然，要驳斥这样一个几乎被广泛接受的信念，必须让人们相信你说的是对的。


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就象50 年代的苏联一样，主要靠令人瞠目地动员资源实现了快速增长。一旦把投入迅速增加对这些国家增长所起的作用考虑在内，就没有其他什么需要解释的了。亚洲的增长，就象高速增长时代的苏联一样，看起来也无非是由劳动和资本这些投入的惊人增加所驱动的，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的。

我们着重来考虑一下新加坡的情况。从1966 年到1990 年间，新加坡经济增长显著，年增长8.5％，三倍于美国；人均收入以6.6％的速度增长，几乎每10 年就翻一番。这个成绩看起来是个经济奇迹。然而，人们发现这个奇迹是靠流汗得来的，而不是靠灵感：新加坡的增长也是靠动员资源，其程度就连斯大林也会自叹不如。工作人口的比例从27％飙升到51％。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也骤然提高：在1966 年，一半以上的工人根本没受过什么正式教育，而到1990 年，三分之二的人完成了高中教育。最重要的是，国家大量投资于物质资本：投资在产出中的比例从11％上升到了超过40％。

就算不进行正式的增长核算，这些数字也能清楚地表明，新加坡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前的行为转变的基础上的，这种转变是不可重复的。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参加工作的人口比例几乎翻了一倍，不可能再翻一倍。半文盲的劳动力被大部分拥有高中文凭的劳动力所代替；但是从现在开始一代人之后，大多数新加坡人不可能拥有博士学位。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40％的投资份额都已高得惊人；70％的投资份额会显得很荒唐。所以我们可以马上得出结论：新加坡将来不可能再达到能与过去相媲美的增长速度。

不过，只有做过了扎实的计算之后，令人震惊的结果才出现：新加坡所有的增长都可以用可计算投入的增加来解释。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效率提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光耀执政时期新加坡的增长与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增长是经济“孪生兄弟”－－都是纯粹靠动员资源实现的增长。当然，今天的新加坡比苏联任何时候－－即使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巅峰时期－－都要繁荣得多，因为尽管新加坡效率还很低，但是比苏联更接近于西方经济的效率。不管怎么说，关键是新加坡的经济向来是比较有效率的；只是以前缺乏资本和受过教育的工人。

新加坡是公认的最极端的情形。其它增长迅速的亚洲经济没有象新加坡那样大幅提高劳动用工、急剧提高教育水平，或者提高投资比率。但是，基本的结论是一样的：几乎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效率提高了。早在1982 年，哈佛大学的一位研究生曹源（Yuan Tsao）写了一篇关于新加坡的论文，她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新加坡的效率提高了。但是，她的文章“被认为不可信而被忽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读者已经注意到，对亚洲增长做出上述不同解释的统计分析集中在“东亚四小龙”，即第一次被冠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那些小国。那么，大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日本和中国的情形如何呢？


大日本放慢增长


对于许多认为世界经济命运系于太平洋周边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可能用日本的例子来反驳对东亚增长前景的怀疑。毕竟，日本就是一个从赤贫中起步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为什么怀疑其他亚洲国家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虽然许多作家提到过一种“亚洲体制”－－它是亚洲所有获得成功的国家共有的一个因素，但统计事实告诉我们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日本在50 年代和60 年代的增长不同于新加坡在70 年代和80 年代的增长。日本并不象东亚“四小龙”，它似乎是通过迅速增加投入和迅速提高效率而成长起来的。如今那些增长迅速的经济根本无法达到美国的效率水平，但日本毫无疑问正在技术上赶上美国。
第二，虽然日本过去的表现确实非同凡响，但它奇迹般增长的年代早已成为历史。虽然日本许多年来仍在努力比其他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可是现在增长速度的差距已经比以前小多了，而且还在缩小。令人奇怪的是，虽然许多有争议的文章谈及日本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却很少有人提及大日本放慢了增长。大部分文章似乎陷入了时间的迷魂阵，作者们在写作时似乎仍然认为日本还是60 年代和70 早期那样奇迹般增长的经济。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从1991 年以来一直困扰日本的严重衰退就算还没有结束，也很快就到头了，日本的经济可能很快就会开始强劲的短期复苏。可是，关键在于即使全面的复苏也远远达不到20 年前许多聪明的观察家预言的水平。

比较一下日本20年前的增长前景和现在的增长前景可能会很有用。1973年，日本与美国相比经济规模还很小，也很穷。人均GDP 只有美国的55％，GDP 最多只有美国的27％。但是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清楚地预示着一次巨大的变化。80 年代日本的真实GDP 以年均8.9％的速度迅猛增长，人均产出则以每年7.7％的速度增长。尽管美国增长的速度以它自己的历史标准来看已经很高，达到了3.9％（人均2.7％），但是却没法和日本相提并论。显然，日本人正在很快地逼近我们。


实际上，从这些趋势直接推算，在不久的将来美日的地位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按1963 年到1973 年间的增长速度计算，1985 年，日本的真实人均收入将超过美国，到1998 年日本的总产出就会超过美国！那时，人们确实对预测的这种趋势深信不疑。只要看看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所写的《日本正在成为超级大国》，或者埃兹拉?沃格尔（Ezra Vogel）所写的《日本：独占鳌头》之类那些颇具影响力的书的标题，就能回忆起来，那时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日本正在迈向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日本的经济地位确实不断上升，可是与当年的推算相比，步伐小得多。1992 年日本的人均收入还只有美国的83％，总产出只有美国的42％。原因是从1973 年到1992 年，日本的增长速度比高速增长的年份里慢了许多：GDP 每年只增长3.7％，人均GDP 每年只上升3％。1973 年之后美国也放慢了增长，但是，一点也不剧烈。

如果用1973 年之后的增长速度来推算未来的增长速度，日本相对而言还会增长，不过势头不会那么猛了。从1973－92 年的趋势推算，日本的人均收入将在2002 年超过美国，总产出则要到2047 年才能超过美国。这可能还是高估了日本的前景。日本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他们国家潜在产出的增长速度，即一旦日本克服衰退造成的萧条后可持续的增长速度，目前不会超过3％。而且这个速度只有通过很高的投资率，投资在GDP 中所占份额将近美国的两倍才能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去几年里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至少有所加快，当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就可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日本正在以蜗牛爬行般的速度逼近美国的效率，但即便如此，日本的人均收入也绝不可能赶上美国。换句话说，日本并不象有时人们想象的
那样，是经济奇迹的典型，再说，日本的经历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相同之处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少。


中国综合症


对于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中国比日本使亚洲的命运更难以捉摸。尽管中国现在还很贫穷，但人口众多，只要生产率水平达到西方的几成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中国与日本不同，近几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确实非常快。它未来的前景如何呢？

如果从中国决定转向市场经济的那时（比如1978 年）开始来计算它的增长的话，毫无疑问，在投入迅速增长的同时效率也有了巨大的改善。然而，如果从文化大革命之前（比如1964 年）开始来计算增长的话，情况看上去就很像东亚“四小龙”：效率没有提高多少，绝大部分增长是由投入驱动的。也许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以来的部分、但不是全部效率提高可能代表了经济从以前的水平上复苏，其余部分代表了一个可持续的趋势。

即使中国的增长稍微放慢仍会极大地改变地缘政治的轮廓。据世界银行估计，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大约是美国的40％。假设美国经济继续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如果中国能够继续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就会比我国的经济规模大三分之一。但是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只有7％－－这个速度更现实，那么到2010 年它的GDP 只有美国的82％。世界经济的重心依然会发生相当大的转变，但是远远没有现在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剧烈。


并非神话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纪录极大地影响了关于经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传统认识。许多、可能大多数讨论全球经济的作者想当然地认为这些经济的成功证明了三个命题。第一，世界科技正在发生大扩散，西方国家正在失去它们传统的优势。第二，世界经济的重心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国家。第三，可能在少数人看来，亚洲的成功证明了更少公民自由和更多计划的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而这种体制是我们西方所不愿意接受的。

东亚非凡的增长纪录只不过是由投入的迅速增长创造的，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亚洲经济增长再也不是一个神话，这个简单的事实对上述三个结论提出了质疑。

首先看看发达国家正在失去它们的技术优势的观点。现在技术在各国之间的流动越来越频繁，新兴工业化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生产率的能力越来越强大，目前讨论世界经济的很多文章认为上面的看法是不言而喻的。许多作者警告说，由于资本流向第三世界以及从那些国家进口产品损害了西方的工业基础，这种技术扩散会给西方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就算这种说法的初始前提是正确的，它也有严重的概念错误。不过，不管怎么说，尽管技术可能在某些特定的行业扩散，但是已有的证据根本没有表明，整个世界的技术差距正在消失的观点是正确的。相反，金和刘遵义发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老牌工业强国之间“在技术方面并没有明显的趋同”；扬发现东亚“四小龙”效率提高的速度并没有许多发达国家高。

没有任何技术迅速趋同的迹象可以解释一个否则令人费解的问题：尽管关于南北资本流动有许多华丽的说法，但是在90 年代，到现在为止实际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很少－－资本主要流向拉美国家，而不是东亚。实际上，一些东亚“小龙”现在已经成了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如果这些工资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迅速接近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水平，那么这种行为就非常奇怪。然而，如果东亚的增长实际上主要是由投入驱动的，如果那里成堆的资本的收益已经开始递减的话，这是非常合理的。不过，如果东亚的增长确实已经遇到了收益递减的问题，那么就需要重新对待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传统认识。过分地渲染以下观点可能会犯错误：除非发生灾难性的政治动乱，否则东亚的增长速度在下个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可能继续高于西方国家。然而，它不可能再保持前几年的速度了。站在2010 年的角度来看，目前根据最近的趋势来预测亚洲会获得霸主地位，就好象站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来看，60 年代人们预测苏联将会获得工业霸主地位一样，都是荒唐的。

最后，东亚增长的事实表明，我们可能不得不抛弃一些流行的认识。经常有人宣称，东亚经济的成功证明了我们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这些经济的增长证明了巧妙的产业政策和有选择地实行保护是有效的；这些说法已经越来越常见了。詹姆斯法洛斯等作家们认为这个地区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亚洲体制”，忽视它们的经验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险。众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就更不用提日本了）大相径庭的制度和政策根本就不能被称作一种共同的体制。但是，不论如何，如果亚洲的成功反映了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的优点，那么这些优点也应该肯定体现为经济效率以不同寻常的、惊人的速度提高。但是根本没有这种效率出乎意料地提高的迹象。

太平洋周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异乎寻常地动员资源进行经济建设已经得到了回报，这些回报正是最乏味、普通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的。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

这个答案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对美国那些对降低赤字和提高国民储蓄率的艰苦任务束手无策的政策智囊们。但是，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喜欢沉闷而成为一门沉闷的科学；而是因为我们最终不仅必须屈从于残酷的数字，而且必须屈从于它们所表达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