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一个符号的时代命运

郭德纲：一个符号的时代命运

羽戈

2010-08-16 08:59 星期一 晴
　　　　
　　“我们死了吗？”
　　“没有，我们才刚刚开始。”
　　这是贾樟柯作品《世界》的最后一组对白。
　　8月12日，郭德纲别墅的违建栅栏——这场引来八方风雨的社会风暴的导火索——被自行拆除。
　　然而，风暴结束了吗？
　　没有，风暴才刚刚开始。
　　
　　坦白说，我一点都不喜欢郭德纲及其相声。若要在我心中排座次，郭德纲也许好过赵本山，却远不及上海滩的周立波。王怡兄评周立波，称其为“聪明的小丑”，相比之下：赵本山们只嘲讽弱者，不嘲讽强者；范伟们只忽悠江湖，不指向庙堂；郭德纲们只贬低道德，不贬低政治，他们不是小丑，而是在努力扮演一个蹩脚的小丑。
　　周星驰的伟大意义，则非一个“小丑”所能容纳。只能说，他是小丑中的小丑，就像克莱伦斯·丹诺是律师中的律师，弗兰克·卡夫卡是作家中的作家，黑泽明、英格玛·伯格曼是导演中的导演。这种人，我们称之为大师，或者先知。
　　我甚至越来越不喜欢中国的相声艺术。当说学逗唱渐渐从引车卖浆的市井天桥走上宝相庄严的红舞台，当清癯的马三立、侯宝林们渐渐被丰硕的姜昆之流所取而代之，纵然登场献技者依旧“将社会中之情态摭拾一二，或形相，或声音，摹拟仿效，加以讥评，以供笑乐”，有时我想笑，却无法自然笑出来。相声曾有两种可贵的品质，一是嘲讽（批判），二是自由，如今都已经深深掩埋于时代的沉郁眉目之下，偶露峥嵘，却似天外飞仙，稍纵即逝。
　　看看每年春晚上的相声，和政治赞美诗朗诵还有什么差别呢，嘲讽体已经升级为歌颂体，自由已经变成向权力者献祭的狗血。这有些像中国文学批评界，所谓批判，乃是吹捧，文学批评家的头衔早该换了，应美其名曰“文学表扬家”。
　　他们难道不知：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相声界的现状如此败坏不堪，正给了郭德纲攘臂奋起的时机。“非著名相声演员”、“相声界的草根英雄”、“相声界没有名气的名人”、“不为主流相声界所待见”……每一个名头都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卖点，每一次对主流的反叛、对正统的批判、对权力的讥讽，都将激起普罗阶级的趋之若鹜。宋朝俚语云：“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今日，欲成名，终南捷径即是在言路之上“杀人放火”，抨击当局，暴得大名，然后依此与主政的蔡京们讨价还价，反正，进一步，入朝廷，退一步，回梁山。
　　郭德纲的成功，恰恰在于他打好了一张王牌，即对民间相声的标榜，与主流相声界的不合作姿态。这不仅使他获得了民意的掌声，更赢来了舆论的青睐。于是，郭德纲被迅速打造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潮流的领军人物。在他身上堆积了独立、自由等价值，构成了他的艺术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
　　如果说民众对郭德纲的支持，是因后者供给了廉价的欢悦，那么媒体与郭德纲的甜蜜关系，更像是一场实用主义的合谋，郭德纲利用媒体煽风点火，媒体则截取了郭德纲身上的一些亮点——同时忽略了累累缺陷与劣迹——以迎合价值市场的急切渴求。这种合谋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追逐，一旦在利益之道南辕北辙，双赢之局，即刻归于两败俱伤。如你所见，郭德纲与北京电视台的纷争，即是对此最生动的诠释。
　　我不惮以恶意揣测，郭德纲只是因早年欲入庙堂而不得，才厕身民间，其心思并不在民间，正如古代的一些隐士，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郭氏的许多做派，与他时常抨击、恨不得划清界限的主流相声界并无显著的差异。当“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当梁山泊不过是大宋朝廷的盗版，所谓民间、草根、非著名云云，也许仅余标榜之用。
　　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郭德纲式的炫目符号近乎泡沫，一触即破，为什么张悟本、李一式的养生神话每月都更新换代，比我使用的杀毒软件还要勤快。
　　
　　我现在见人自称民间学者、草根领袖，心底便升凉意。做学问也好，做事情也罢，公义自在其中，何必插标卖首？
　　人世间最悲哀的事，不是萝莉成年，美人白头，英雄迟暮，而是，民间独立于庙堂，却把民间克隆为另一个庙堂；你身边的民主斗士们以毕生心血反抗独裁，等到他上台执政，却成了一个变本加厉的大独裁者。
　　友人说，我们这代人，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历经二十多个夏天，所培植的果实，其品质竟然比我们的敌人还要卑劣。
　　正所谓，种下自由的龙种，收获专制的跳蚤。
　　
　　不得不感慨，郭德纲的运气真好。这一回，徒弟打人在先，他骂街在后，输人输理输面子，就差输掉了裤子，一败涂地。不曾想，中央发起轰轰烈烈的“反三俗”运动，“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尽管未点名，却显然以郭德纲为头号靶子。当下有一股风气，中央禁什么，什么就能火起来。郭德纲的猪头撞上了以德治国的刀口，反成了他的福分。于是，昨天还在猛批郭德纲的人们，今天纷纷为他抱不平。一张一弛，郭德纲这个符号的含量似乎更重了。
　　人们质疑、抵制“反三俗”，绝非因为它的发起者是中央——凡是中央赞成，我们都反对，凡是中央反对，我们都赞成，这正是自由种子长成专制果实的恶性思想土壤。而是因为，“反三俗”的基点、对象、方向都很成问题。就拿相声来说，它本身就是一门“三俗”的艺术，你反它，是要把它反成红歌演唱会呢，还是意大利歌剧？将郭德纲削足适履成姜昆，将《宇宙牌香烟》脱胎换骨为《好日子》，相声就有救了吗？
　　自然，郭德纲只是“反三俗”的矛头所指，是第一突破口。这场道德整风运动的目标却不限于其区区一人。甚至可说，“反三俗”日夜发酵，酝酿已久，正巧撞上了郭德纲这根倒霉的引线，于是火山爆发。天下大乱，郭德纲混水摸鱼，逃出生天，然而，乱象之下，受害者日众。
　　不独中国为然，世上任何一个反宪-政、反法治的国家，在坚持以枪杆子治国的同时，为了粉刷其政治形象，必将尝试以德治国。因为道德是所有政治面具当中最廉价却最具迷惑性的那一种。另有一说，政治被比作女人的阴道，最需要花团锦簇的道德内裤来遮羞。
　　以德治国的历史渊源，远可追溯至孔子，近者，是“新民”，是改造国民性，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质言之，即对人性的硬盘进行格式化，只是方式、名目不一。或曰因硬件老化，或曰因病毒入侵。“反三俗”属于后者。与“文革”隔岸相望，实质上却一脉相承。
　　号召国民做一个高尚的人，这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你是以自由的手段还是强制的手段提升普罗阶级的道德水平。屏蔽与封杀，只能生产傻子。公权力的专断本身便是低俗之源。
　　因为，当凯撒们成为道德家，也许连上帝都要被贬为低俗的恶棍。
　　在一个指鹿为马的年头，高尚与低俗已经沆瀣一气。譬如，低俗的人看AV，高尚的人禁止他者看AV，却亲身实践AV。
　　正应了我以前所言：高尚是低俗者的通行证，低俗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郭德纲的经典相声《我要反三俗》里有一句台词：敢说我三俗？三俗是我用来侮辱人的手段。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反三俗”最透彻的阐释。我以为。
　　非主流的郭德纲不愧是某些主流软件的忠实盗版。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