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彭德怀与刘伯承的历史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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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两人之间其实存在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但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而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
1932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当时刘伯承发表了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指挥红军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当时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 “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客观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是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约两千人；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6个团，近万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接到命令后大为不满，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方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不利。
果然如彭德怀所料，进攻南丰并不顺利。第三师向南丰发起猛攻后，激战一昼夜，歼敌不足一个营，却自损三百余人。彭德怀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彭德怀并不知道，实际上，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如今看到南丰不易攻取，刘伯承果断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计划与实施的过失，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在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发起“百团大战”，一举歼敌4.3万余人，期间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两人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 《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7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尤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刘伯承认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然而，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就是过早地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以后就有了关于百团大战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中央对此也未再有什么异议。然而，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却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之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据《老年文汇报》）
（来源：今日山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