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乱七八糟：中国财政的钱流向哪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7:13:41
中国财政的钱流向哪里？
1、行政成本增加。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3]。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亿元，而1978年只有52.9亿元，增加100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为600∶1，而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中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18：1，中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15487元，光是工资这一项就不少。还有公款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高档办公楼等）、决策失误等。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国家。并且过多的行政人员，玉龙混珠，必然招致扰民，管了大量本不该管的事。
2、腐败。
中国国家财政的钱多了，又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想不腐败都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干净”收入，在 G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由1%人掌握。中国近年“新增储蓄额”竟然超过“工资总额”。
特权垄断行业和权贵化的房地产企业是腐败温床。一些房地产商依靠官商勾结，大发利市，同时大规模地偷逃税收。从2002年至今，房地产业连续入选“中国十大暴利行业”，2004年大陆百富榜，房地产老板占45%，2005年胡润富豪榜前50位富豪中24位涉足房地产。但中国纳税500强中，房地产企业数仅占0.6%，纳税额仅占0.3%。国税总局的调查显示，偷漏税中房地产企业占90%，北京欠税企业所欠税金的80%是房地产企业所欠（《法制晚报》2006.9.6）。在房地产的开发中，政府是无本万利者，税费成本占房价的50%，房地产商是一本万利者，房地产利润占25%以上，由于房地产的资金80%来源于银行贷款，使用了极高的财务杠杆，所以房地产商的资本利润率在100~200%以上。很大程度上说，房地产市场是权贵们的高效提款机，中国众多的房奴则是在为他们买单。
3、税负成本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着纳税人负担重。从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而我国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我国有100万税务干部，而美国只有10万人；美国收10元税，只有0.5元是成本，而中国收10元税，有4-5元都是税收成本[5]。也就是说：税务部门收到的税款的一半，都被他们自己花光了！
4、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新华社2006年6月17日公布)，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4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的研究，从70年代末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就是说国民的工资总额只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强！就在工资占GDP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却从1994年以来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9%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 [6]。中国工资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收入（假设为工资）不到GDP的10%，老百姓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
5、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由于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等因素，国家无力在民生投入。《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5日载：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中国的卫生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四，政府曾经提出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到2000年在多数地区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皆没有实现。2005年，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850万党政干部所占用（《社会科学报》2006.11.9）。从1991年至2000年，政府拨付的合作医疗经费全国农民分摊下来每人每年仅1分钱（《当代中国研究》2003.No.4）。据北大医学部2005年对河北的调查，农民从新型合作医疗中得到的报销额仅为大病花费的8%（《社会科学报》2006.2.2）。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死在家里的人估计有六到八成（《深圳商报》2005.7.30）。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12%，而且其中相当部分用于维持官僚机构的运转，而欧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都在45%以上。中国的低保，2004年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3亿，还不及公款吃喝费用的1/10。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指出：中国的国家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为全球倒数第一。尽管如此，中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近几年仍然连年下降，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法制晚报》2006.6.27）。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的报道：“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 由于政府无力投入，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管理部门以“市场化”为借口，将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垄断行业。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8]。《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市场化后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9]。
6、贫富差别拉大，消费率持续走低。
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别扩大。近期，由财政部组织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这一数字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10]。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
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贫富差别太大导致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消费饱和）和投资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后也导致人们不敢消费。消费贡献率已由“九五”末期的73%下降到4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80%。从1990年到2005年，16年的时间中国投资增速年均增长20.8%，消费年均增速只有4.1%。消费的萎缩自然出现商品积压与生产萎缩，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或者倒闭，失业者自然也就要增多。据李志宁的估算，2002年中国“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而西方国家通常不会超过1%。消费的萎缩导致目前这种“无就业增长” 、“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怪事，从长远看也必将降低经济的增长。
近五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处于黄金周期，我国GDP连续五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国外经济学界有人称这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中国财政收入三年翻一番。
但是，和这组数据的辉煌相比，另一组数据则显得有点寒碜：近五年来，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五年年均增长6.8%。 而且，随着2007年初以来CPI的快速上涨，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正在贬值。2007年全年CPI上涨高达4.8% ，2008年1月的CPI数据更高达7.1%，创10年来新高。
在环境、资源方面，中国面临过度透支的恶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还没有哪一年完成了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2005年瑞士达沃斯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中国在144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12位。
“中国式奇迹”其实是人口红利的套现，它长期以低工资、高税负和透支环境为代价，这样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国家财富过多的掌握在政府手里，它却以之创造出更多不平等交易，产生大量的腐败，权力寻租进入失控状态；另一方面，政府应行的责任却被再三推诿，民生投入少的可怜，有些行业甚至沦为政府进行再度盘剥的工具（教育 医疗）。
一个弃责而逐利的政府，高度盘剥大众，却又将蛋糕送入结党营私者之口，这个政府，这个国家究竟是谁的？
1、行政成本增加。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3]。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亿元，而1978年只有52.9亿元，增加100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为600∶1，而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中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18：1，中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15487元，光是工资这一项就不少。还有公款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高档办公楼等）、决策失误等。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国家。并且过多的行政人员，玉龙混珠，必然招致扰民，管了大量本不该管的事。
2、腐败。
中国国家财政的钱多了，又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想不腐败都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干净”收入，在 G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由1%人掌握。中国近年“新增储蓄额”竟然超过“工资总额”。
特权垄断行业和权贵化的房地产企业是腐败温床。一些房地产商依靠官商勾结，大发利市，同时大规模地偷逃税收。从2002年至今，房地产业连续入选“中国十大暴利行业”，2004年大陆百富榜，房地产老板占45%，2005年胡润富豪榜前50位富豪中24位涉足房地产。但中国纳税500强中，房地产企业数仅占0.6%，纳税额仅占0.3%。国税总局的调查显示，偷漏税中房地产企业占90%，北京欠税企业所欠税金的80%是房地产企业所欠（《法制晚报》2006.9.6）。在房地产的开发中，政府是无本万利者，税费成本占房价的50%，房地产商是一本万利者，房地产利润占25%以上，由于房地产的资金80%来源于银行贷款，使用了极高的财务杠杆，所以房地产商的资本利润率在100~200%以上。很大程度上说，房地产市场是权贵们的高效提款机，中国众多的房奴则是在为他们买单。
3、税负成本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着纳税人负担重。从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而我国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我国有100万税务干部，而美国只有10万人；美国收10元税，只有0.5元是成本，而中国收10元税，有4-5元都是税收成本[5]。也就是说：税务部门收到的税款的一半，都被他们自己花光了！
4、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新华社2006年6月17日公布)，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4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的研究，从70年代末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就是说国民的工资总额只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强！就在工资占GDP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却从1994年以来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9%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 [6]。中国工资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收入（假设为工资）不到GDP的10%，老百姓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
5、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由于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等因素，国家无力在民生投入。《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5日载：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中国的卫生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四，政府曾经提出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到2000年在多数地区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皆没有实现。2005年，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850万党政干部所占用（《社会科学报》2006.11.9）。从1991年至2000年，政府拨付的合作医疗经费全国农民分摊下来每人每年仅1分钱（《当代中国研究》2003.No.4）。据北大医学部2005年对河北的调查，农民从新型合作医疗中得到的报销额仅为大病花费的8%（《社会科学报》2006.2.2）。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死在家里的人估计有六到八成（《深圳商报》2005.7.30）。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12%，而且其中相当部分用于维持官僚机构的运转，而欧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都在45%以上。中国的低保，2004年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3亿，还不及公款吃喝费用的1/10。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指出：中国的国家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为全球倒数第一。尽管如此，中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近几年仍然连年下降，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法制晚报》2006.6.27）。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的报道：“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 由于政府无力投入，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管理部门以“市场化”为借口，将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垄断行业。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8]。《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市场化后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9]。
6、贫富差别拉大，消费率持续走低。
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别扩大。近期，由财政部组织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这一数字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10]。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
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贫富差别太大导致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消费饱和）和投资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后也导致人们不敢消费。消费贡献率已由“九五”末期的73%下降到4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80%。从1990年到2005年，16年的时间中国投资增速年均增长20.8%，消费年均增速只有4.1%。消费的萎缩自然出现商品积压与生产萎缩，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或者倒闭，失业者自然也就要增多。据李志宁的估算，2002年中国“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而西方国家通常不会超过1%。消费的萎缩导致目前这种“无就业增长” 、“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怪事，从长远看也必将降低经济的增长。
近五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处于黄金周期，我国GDP连续五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国外经济学界有人称这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中国财政收入三年翻一番。
但是，和这组数据的辉煌相比，另一组数据则显得有点寒碜：近五年来，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五年年均增长6.8%。 而且，随着2007年初以来CPI的快速上涨，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正在贬值。2007年全年CPI上涨高达4.8% ，2008年1月的CPI数据更高达7.1%，创10年来新高。
在环境、资源方面，中国面临过度透支的恶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还没有哪一年完成了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2005年瑞士达沃斯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中国在144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12位。
“中国式奇迹”其实是人口红利的套现，它长期以低工资、高税负和透支环境为代价，这样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国家财富过多的掌握在政府手里，它却以之创造出更多不平等交易，产生大量的腐败，权力寻租进入失控状态；另一方面，政府应行的责任却被再三推诿，民生投入少的可怜，有些行业甚至沦为政府进行再度盘剥的工具（教育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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