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为什么数次推荐《道德情操论》？

温家宝为什么数次推荐《道德情操论》？

2010-08-16 00: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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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向自认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讲道德的国家。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间推移，国人渐渐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日益下滑，人心不古。近几年来，各种传媒和专家，都在不断地在讨论道德，具体地说是在讨论道德底线。以下是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全民拜金：目前中国的情况是经济催生道德的堕落。现在国民经济是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处都是拜金主义。

二、道德沦丧：中国社会现在是道德沦丧。有人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不是台湾，更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公民道德的沦丧！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已荡然无存，造成现在的种种社会生活的混乱无序。

三、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时期：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没有发生过像现在这么道德沦丧、道德败坏的时期。现在是道德最糟糕的时期，而且中国人的道德还要进一步恶化。

四、现在中国的道德若不回归中国的传统，不提升道德观念，就国将不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古到今，道德在中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牺牲自己以利他人，牺牲个人以利整体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宣传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响亮。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当下的中国是要建立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还根本谈不上去建设更高的毫不利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国人的道德是怎么败坏的？从表面上看，是中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开始的。如果道德沦丧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特征，拿宁可不要市场经济。但事实上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却没有出现道德沦丧的情况。显然，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人“缺德”的根源，这种论点是站不脚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但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社会的道德伦理机制，这才是中国人变得“缺德”的真正根源。

千百年来，中国从没有进入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国的道德传统完全是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础上的，现在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我们的道德伦理教育要么停留在以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阶段，要么祭出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法宝。但这些道德教育都解释不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各种现实；与社会现实相脱节和矛盾的道德教育显然不能再作为支撑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基础。

众所周知，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了几百年，而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家，就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亚当·斯密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他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看不见的手”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了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这两部巨著，正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

19世纪末日本的明治天皇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派人向英国取经，发现了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并将这两本书带回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明治天皇借鉴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并结合日本国情治理国家，日本逐渐强大了。而中国，严复先生于1901年翻译了《国富论》，却把《道德情操论》留在了英国。“五四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种理论学派和著作大量涌入中国，但其中竟没有市场经济社会的伦理学基础著作《道德情操论》。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

中国最早《道德情操论》的中译本是在1997年。《道德情操论》在中国的传播，被整整耽误了96年。而在此期间，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市场经济还应该受道德情操的规范。

《道德情操论》建立了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基础。亚当·斯密在这部伦理学巨著中揭示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说明了商业产生自由和文明的基本原理。倘若放弃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就不可能理解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和西方近代文明的进程。

在亚当·斯密所处的18世纪，英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西方传统的道德学家们仍坚信“贫则德高、富则腐化”，赞美古代社会为有德的社会，近代商业社会则是“奢侈、堕落”的社会。当时大多数人士皆认为：商业化的发展必将使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衰败，终将招致人类文明的衰退。亚当·斯密对当时的英国社会现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与传统道德学家们完全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首先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主体皆基于“利己心”而行动，它还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心理驱动力，指出“美德就存在于对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的追逐之中，而节俭、勤勉、诚实等美德一般是从利己的动机中养成。”亚当·斯密将其伦理学研究建筑在激发利己心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仁慈、利他主义等都是不稳定的、偶发的、非持久性地心理驱动力。面向普通的人们，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诸如树立圣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谓的先进事迹教育大众的方式无济于事。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无需道德说教，市场化过程本身就是培育并实现良好道德、伦理的场所。它不仅拥有自动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经济力量，还具有自动调节人性，使之趋向公益的道德力量。

亚当·斯密提出，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是自然产生美德的两大条件。随着商业的发达，市场社会的国民在经济上自立为生的过程中自然会具备道德涵养，勤勉、谨慎等美德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相反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家丁、佣人因其人格不独立，必然会道德败坏。

1831 年，一位年仅25岁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对美国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后，在《论美国的民主》这本经典著作中无限感慨地谈起美国的民主。在那里，几乎没有人作一心为公、自我牺牲的说教，但是人们相信牺牲精神对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的价值，而且决不乏牺牲精神的表现；人们也绝口不谈德行是美好的，但是人们坚信德行是必要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所以，尽管美国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非常强烈，他们拼命追求财富，但却很少乱来；他们的理性虽然不能抑制他们的热情，但却能指导他们的热情。这就是亚当·斯密道德理论实践的最佳例证，由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亚当·斯密理论的典型实践者，因此其国民道德水准、伦理意识普遍较高。

理解了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也就不难理解美国的民主，不难理解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捐献给社会的慈善行为，他只不过按照亚当·斯密所奠定的社会道德准则行事，钢铁大王卡内基、“股神” 巴菲特的慈善行为正是对亚当·斯密道德理论的忠实履行。因为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富与德同时实现的最终结果就是：市场社会的国民富而有德，因为国民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进行了道德修炼。

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在西方的影响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学说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道德伦理标准，已经渗透到每个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的骨子里面。这些国家的政府就是要让所有的国民，包括从婴儿到老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为一般的国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与道德就可以同时实现。

而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有很大的虚伪性，其伦理学原理上存在着根本缺陷：虚伪地否认人类本性，而难以让普通民众信服。更大的问题是，中国从没有进入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以中国原有的任何一种道德哲学也无法解释商业社会的各种现实，很多道德说教甚至是与现在的市场经济完全矛盾的。所以，主张回归道德传统、尊孔崇儒，反而可能会使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更加混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但仅仅借鉴了市场经济的硬制度，却没能借鉴市场经济的软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教育没跟上，造成了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软，一手硬的局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使得原有的价值观没人信奉，而新的价值观又没有形成。因为缺少适合市场经济的道德理论引导，又失去宗教信仰的道德约束作用，中国人就无所畏惧，不择手段地唯利是图。

20多年来，当代中国人对幸福和快乐的理解和情感体验与贪赃枉法，巧取豪夺，假公济私，损人利己，穷奢极侈，纸醉金迷以及吃喝嫖赌，包二奶，偷情外遇密切相关。与西方社会不少人把家庭和睦，事业有成，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当作人生乐趣和幸福源泉不同，当今中国人的幸福快乐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厚颜无耻，突破伦理底线，声色犬马，荒淫无度，贪得无厌，疯狂掠夺的基础上。

造成当代中国人道德情感恶化的原因包括：首先，权贵阶级肆意侵犯和剥夺宪法赋予民众表达政治诉求和道德情感的权利；按照所有生物器官“用进废退”的基本原理，人脑的道德情感由于承受诸多外界限制而无法正常表达和有效发挥作用，必然会逐渐淡漠退化而越来越贫乏。其次，愈演愈烈的制度性腐败对全民思想行为，心态情感产生示范作用。贪官的疯狂掠夺和无情盘剥导致丛林法则盛行，社会价值观严重扭曲和全面颠倒，结果唯利是图，笑贫不笑娼，贪污为荣，损人为乐，以丑为美，品位卑鄙等不良心态和颓废丑陋情感不断滋长。第三，司法不公，媒体受监控使遍地冤屈悬而不决且不断加深加重，由此带来社会上报复泄愤情绪全面高涨。没有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广大底层民众深受腐败官员和地方黑恶势力欺压盘剥却有冤无处诉，其直接的后果是报复泄愤情绪不断积累和四处蔓延，而博爱精神和与人为善的道德情感却日益萎缩退化，甚至被仇恨暴戾情绪和倾向完全取代。

因此，要全面净化和升华当今中国人的道德情感，就必须奉行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游行示威等各种表达政治诉求和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由权利，建立权力受到广泛监督制约能够有效遏制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的政治民主制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力间分立制衡机制和司法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当前人的情感普遍持续恶化和社会道德大伦丧的可怕局面，真正大幅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

选择了资本主义，并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主要看这个国家市场的自由竞争程度。从这一点来看，俄罗斯和南美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也不是市场经济社会，而这些国家的国民道德水准也不尽人意。可见，如果中国消除不了特权、垄断以及掠夺的各种根源，让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继续依靠权力和关系去掠夺财富，而不是让国民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去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并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商业社会的道德伦理观，目前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混乱状态就难以改变，也就无法防止整个社会的道德下滑。

用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说看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追求物质富裕与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准并不矛盾。只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国民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就可以双丰收，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理想社会也就会早一点到来。而这，估计也是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数次向大众推荐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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