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雨煦风》 唐家璇 2009-12-14

《劲雨煦风》  2009-12-14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４日电（记者郝亚琳）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到中美撞机事件，从中俄黑瞎子岛问题谈判到四赴纽约就伊战问题反复斡旋，曾任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的唐家璇在新近出版的《劲雨煦风》一书中，讲述了自己多年外交生涯中的点点滴滴。

    ４日下午，唐家璇应邀做客“外交学院论坛”，介绍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近年来中国外交历程。外交部长杨洁篪作为特邀嘉宾出席。

    这本书以“国际形势劲雨催程，中国外交煦风拂面”为题，选取了唐家璇担任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期间所经历的１１个具有代表性的专题，包括：中日关系转圜、新任外长首次出访——印尼之行、四赴纽约——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前的外交斗争、中俄黑瞎子岛问题谈判、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世纪之交拉美行、中越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步入而立之年的中欧关系、印巴核试验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除了对外交事件和活动背景的忠实记录，书中还穿插了一些对各国政要及外交官的介绍，对异国风情的描绘，以及有趣的外交花絮。

    “这１１个专题既反映了世纪之交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变化，也包含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合作，既有涉及双边关系的复杂案例，也有中国在多边场合的出色表现，既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也有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和把握，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勾画了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主线。”唐家璇说。

    唐家璇表示，他力求这本书既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又是立足现实，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总结，他希望通过评述历史，引发思考，服务现实外交。

杨洁篪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说，《劲雨煦风》一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对我们做好今天和明天的外交工作都有着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劲雨煦风》为唐家璇同志亲笔撰写，以第一人称记述了1998年到2008年他担任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期间，亲身经历的一些重大外交事件：中日关系转圜、印尼之行、四赴纽约、中俄黑瞎子岛边界谈判、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世纪之交拉美行、中越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步入而立之年的中欧关系、印巴核试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这十年国际形势经历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调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外交有许多值得记录和书写的历史。

本书为中国外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对进一步宣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展示中国政府维护祖国和人民利益不懈努力的良好形象，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约28万字，100幅照片。

书评: 杨洁篪对《劲雨煦风》的介绍

    《劲雨煦风》一书重点介绍了唐家璇同志1998年3月任职外交部长到2008年3月担任国务委员期间所经历的部分重大外交事件与重要国务活动。

    1998年至2008年这十年正值世纪之交，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从容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妥善处理了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这十年外交上辉煌成就的取得，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坚定支持。毫无疑问,也凝聚着时任外交部长和负责外交外事工作的国务委员唐家璇同志的智慧和心血。

    唐家璇同志在本书中撷取了外交经历中11件有代表性的大事，以点带面，娓娓道来。叙述中有精彩的议论，议论中有鲜活的实例，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唐家璇同志在应对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中表现的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在最终实现双赢结果的中俄、中越边界谈判中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艺术，在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过程中坚强有力的统筹协调能力，在积极应对印度、巴基斯坦核试验中表现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在推进我国与世界各大国关系稳步发展进程中展示的战略思维以及贯穿全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作风等等，都是我国外交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意义上讲，该书既是唐家璇同志丰富外交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是一本富有重要价值的外交文献。

序

　　唐家璇同志撰写的《劲雨煦风》一书正式出版了。这是一件大事。作为最先读者之一，我对该书问世谨致以热烈祝贺。

　　唐家璇同志从事外交工作四十余年，经历丰富多彩，是我们大家爱戴和尊敬的外交战线老领导。《劲雨煦风》一书重点介绍了他在1998年3月任职外交部长到2008年3月从国务委员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期间所经历的部分重大外交事件与重要国务活动。

　　1998年至2008年这十年正值世纪之交，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从容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妥善处理了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中国与各大国关系全面推进。中美关系虽经历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和南海撞机等事件造成的波折起伏，终究回到了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两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日关系走出了因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而出现的困境，开创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我国同欧盟及英国、法国、德国等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了同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的协调与合作。我们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开展区域合作；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和东亚峰会合作成果显著；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互利合作硕果累累。我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迅速发展。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中阿合作论坛隆重成立，中国同拉美等地区国家互利合作不断深化。我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高举和平、合作、发展的旗帜，为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十年外交上辉煌成就的取得，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坚定支持。毫无疑问,也凝聚着时任外交部长和负责外交外事工作的国务委员唐家璇同志的智慧和心血。

　　唐家璇同志在本书中撷取了外交经历中11件有代表性的大事，以点带面，娓娓道来。叙述中有精彩的议论，议论中有鲜活的实例，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唐家璇同志在应对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中表现的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在最终实现双赢结果的中俄、中越边界谈判中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艺术，在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过程中坚强有力的统筹协调能力，在积极应对印度、巴基斯坦核试验中表现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在推进我国与世界各大国关系稳步发展进程中展示的战略思维以及贯穿全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作风等等，都是我国外交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意义上讲，该书既是唐家璇同志丰富外交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是一本富有重要价值的外交文献。

　　唐家璇同志多年来是我从事外交工作的领导，也是良师益友。唐家璇同志在工作中善于听取大家意见，既作风民主，又决策果断。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部下既严格要求，又十分关怀与爱护。在长期外交生涯中，唐家璇同志的领导水平、外交艺术和高度的责任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03年初，唐家璇同志一个多月内四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外长会议，推动妥善处理伊拉克问题。面对复杂局面，他运筹帷幄，挥洒自如，稳健、务实的外交风格得到各方的称赞。我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每次在纽约机场上见到唐家璇同志风尘仆仆，为世界和平奔波劳累，深受感动，深得教益。

　　文以载道。《劲雨煦风》一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对我们做好今天和明天的外交工作都有着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我深信，在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外交60周年的喜庆时刻，唐家璇同志《劲雨煦风》一书，不仅能让广大读者，特别是外交外事工作者感受到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劲雨”催程，体味到中国外交“煦风”拂面，而且也有机会从书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启迪我们在新形势下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继续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

　　                                                 杨洁篪

2009年月 日

    唐家璇对《劲雨煦风》书名的诠释和内容简介

    在我四十多年的职业外交生涯期间，特别是从1998年3月担任外长至2008年3月卸任国务委员的十年里，国际形势经历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纪之交，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和变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这跨世纪的十年间，中国外交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直接指挥下，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化挑战为机遇，开创了新局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有许多值得记录和书写的历史。

    在本书中，我选取了11个专题，所涉及的事情都是这十年间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既反映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包含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合作；既有涉及双边关系的复杂案例，也有中国在多边场合的出色表现；既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也有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和把握。应该说，这11个专题在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脉络。

    “温故而知新”。我力求站在现实的角度回顾历史，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道出决策者、参与者的意图和思考，以至于经验和教训，将事件的本质、关键环节、国家利益点和工作效果尽可能全面地告诉读者。我的想法是，通过这样的写法，使此书尽可能地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我希望本书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外交的这段历史，为后人留下一些有益的资料，为外交事业薪火相传做点有意义的事。这一点始终是我编写和出版本书的初衷。

    回顾十年外交，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层出不穷，有的十分严峻，有的甚至如疾风暴雨般来势汹涌；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以及我们运用的策略和刚柔相济的做法，如和煦之风，给世界带来和平、友好、合作与发展。书名取《劲雨煦风》，既是对本书内容的大致反映，也是我试图对十年间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理念和风格所做的一个概括。

转圜（zhuǎn huán）解释1. 挽回。《明史·黄道周传》：“且陛下岂有积恨道周 ，万一圣意转圜，而臣已论定，悔之何及。” 鲁迅 《书信集·致许寿裳》：“北新以文字获大咎，颇多损失，但日来似大有转圜之望。”2. 调停，斡旋。 清 魏源 《道光洋艘征抚记上》：“ 义律 遂託 澳门 西人，代为转圜，愿将躉船奸商，尽遣回国。” 钱锺书 《围城》四：“我讲得对不对？这时候要有个第三者，出来转圜。” 徐迟 《牡丹》：“当场有一个善于转圜的水电公司总经理出来打圆场，几句笑话转换了话题。”3. 转动圆形器物。常用以代指便易迅速之事。《汉书·梅福传》：“昔高祖 纳善若不及，从諫若转圜。”《晋书·刘毅诸葛长民等传论》：“建大功若转圜，翦羣兇如拉朽。” 宋 司马光 《又和并寄杨乐道》：“圣主乐忠諫，曲从如转圜。”

1. 中日关系转圜（zhuǎn huán）

　　在四十多年的职业外交生涯中，我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外交的成长与发展，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打过交道，其中日本是与我渊源最深的国家。

　　我与日本结缘始于1958年。当时，国家着眼于对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决定培养一批日语干部，我有幸入选，从复旦大学外交系转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作为外交部的代培生开始学习日语和关于日本的基础知识。1964年，我进入外交部翻译队工作，从此与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与对日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

　　日本是与我国隔海相望的近邻，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中，两国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和进步。

　　日本也是历史上对我国伤害最深重的国家。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半个世纪里，日本不断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日本如何对待和妥善处理历史和台湾问题，成为战后中日关系重建和发展的核心问题。

　　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只要这两大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中日关系就能顺利向前发展。反之，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就会受到损害，两国关系就会遇到挫折，甚至出现倒退。

　　经过我们的长期工作和斗争，日方通过双边政治文件和领导人谈话等形式，就历史和台湾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积极承诺和表态，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其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

　　遗憾的是，2001年4月至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五年间，违背两国在历史问题上达成的共识，顽固坚持每年参拜一次靖国神社，严重损害和动摇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导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

　　一时间，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

　　靖国神社?缘何成为问题

　　神社是日本崇奉和祭祀神道故事中各种神灵的场所，日本有大大小小神社8万多所。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始建于1869年，当时被称为“东京招魂社”，用来祭祀在明治维新时期内战中阵亡的效忠天皇的军人，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靖国”二字由明治天皇亲自命名，取自《春秋左氏传》中“吾以靖国”一句，意为使国家安定。

　　实际上，靖国神社从未发挥过使国家安定的作用。恰恰相反，在日本近代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靖国神社都充当了向国民灌输军国主义和皇民思想的宣传教化工具。出于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日本极右势力竭力宣扬忠君报国思想，宣称“只要舍命尽忠，即可魂归靖国神社，升天成神，永世受人敬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靖国神社不同于一般神社，自建成之日起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和官方色彩，享有种种特权，其宫司（即住持）多由皇家和军部指定，甚至还出现过现役将军出任宫司的情况。

　　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占领军当局实行“政教分离”，剥夺了靖国神社的种种政治特权，将其贬为普通民间宗教法人团体。但对于靖国神社过去的罪责并未追究，致使靖国神社得以完整保留并延续至今。

　　目前，靖国神社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次战争中死去的246万亡灵，其中80%死于二战，包括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1000多名乙、丙级战犯。

　　正因为靖国神社中供奉着双手沾满中国和亚洲人民鲜血的甲级战犯亡灵，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看来，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绝不单纯是日本的内政问题，也不是所谓宗教、传统和习惯问题，而是日本政府能否以正确态度对待当年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重大原则问题。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势必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严重伤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我们自始至终坚决反对。

　　198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率全体内阁成员集体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日本国内和亚洲各国的强烈批评。经中方反复做工作，中曾根首相决定任内不再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中日双方围绕靖国神社问题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1996年7月，桥本龙太郎首相曾以祭拜堂兄为名，以私人名义参拜。经中方强烈交涉，桥本首相也承诺任内不再参拜。桥本之后的两任日本首相都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

　　小泉上台?公开声称参拜

　　2001年4月18日，日本首相森喜朗宣布辞职。24日，小泉纯一郎当选自民党总裁，并于26日就任日本首相。

　　小泉出身日本政治世家，他的祖父小泉又次郎担任过日本邮政大臣，父亲小泉纯也担任过防卫厅长官。20世纪90年代，小泉纯一郎先后担任过竹下登内阁厚生劳动大臣、宫泽喜一内阁邮政大臣、桥本龙太郎内阁厚生劳动大臣等要职，可谓日本政坛的资深政治家。他曾于1995年竞选自民党总裁，败于桥本龙太郎手下。

　　在日本政坛，小泉特立独行，个性鲜明。他的演讲语言简短、通俗、生动，极具煽动性和号召力。

　　当时的日本，刚刚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经济持续低迷，政治丑闻不断，失落、不安、焦躁、压抑感弥漫日本列岛，广大民众急盼通过改革寻求出路。

　　小泉抓住民众对现实极度不满和厌倦的心理，提出“改造自民党、改造日本”的口号，打出“无禁区改革”和“新世纪维新”的大旗，唤起民众对未来的向往和期待。他的“清新”风格，令众多选民眼前一亮，在日本社会刮起“小泉旋风”，支持率一度高达90%。

　　竞选期间，小泉几度公开允诺要在“8?15”日本战败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小泉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为争取日本遗族会 和右翼保守势力支持，也与他本人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密不可分。

　　小泉出生于1942年，成长于二战以后，受日本片面的历史教育和家庭影响，对二战历史缺乏正确认识，特别崇拜二战中的“神风特攻队” 。他曾在国会上说，“遇事不顺时，我就对自己说，‘体会一下特攻队员的那种心情吧’”。小泉将靖国神社视为他表达上述情结的重要场所，步入政坛后，每年必去参拜。

　　对于小泉一再声称当选后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我预感到，中日关系有可能面临一场暴风骤雨。

　　当时，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中日关系已经出现一些消极信号。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通过右翼炮制的历史教科书，歪曲侵略历史，中国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纠正错误。20日，森喜朗看守内阁不顾中方一再反对和日本国内的不同声音，执意准许李登辉以治病为名赴日活动。中国政府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采取冻结中日高层交往、中国军舰访日、双边安全对话等措施。

　　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将使中日关系面临更大困难。日本国内也有不少人对此感到担忧，纷纷表示应当设法制止两国关系下滑。

　　在这种形势下，针对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言论，我们决定及时向日方表明严正立场。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我们积极主动做日本各界工作，希望通过他们施加影响，促使小泉首相改弦更张。前后两任驻日本大使陈健和武大伟广泛、深入做日本各界工作。武大伟大使还利用到任拜会之机，当面做小泉首相工作。

　　当时的日本外相是田中真纪子。她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之女，说话直率，办事干练，为小泉竞选首相立下汗马功劳，是内阁中对小泉最有影响的人。由于她的父亲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当事人，她本人对中日关系的敏感问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小泉上台后一个月，即2001年5月24日，田中真纪子来北京参加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她以前曾多次访华，这是她首次以外相身份来访。我与她会晤时，就历史教科书、李登辉访日等问题阐明了立场，特别是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深入地做了她的工作。

　　我表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曾发生过，每次都严重影响了日本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的关系，也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日本应汲取这些教训。在当前中日关系业已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如果日本领导人再次前往参拜，无疑是雪上加霜，将使两国关系的恢复和改善变得更加困难。希望日方充分考虑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用实际行动体现新内阁“加强国际协调”的表态，切实履行正视和反省历史的郑重承诺。

　　田中真纪子告诉我，她对日本国内发生的教科书等问题感到非常痛心。她向我一再强调，日本新内阁将恪守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的谈话精神 ，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问题。关于靖国神社问题，她明确表示，她本人是不会去参拜的。她还表示，日本将恪守《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审慎处理台湾问题。

　　中方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使小泉首相感受到压力。他分别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副主席胡锦涛写了亲署信。两封信的内容各有侧重，但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即他始终认为，日中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一想法没有丝毫改变，今后愿继续充分考虑中国的立场，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7月24日，我在越南河内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期间，再次会见田中真纪子。除了和她讨论地区形势、双边关系外，我特别谈了靖国神社问题，强调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日本政府是否真心诚意地承认和反省侵略历史，是否尊重广大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我恳切地对她说，希望日本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三思而后行，做出明智决断。

　　我进一步指出，小泉首相作为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日本政府的政策，反映日本的国家意志，其中的分量他本人理应有充分认识。坦率地讲，他看待这一问题的视野是十分狭隘的，完全从日本内政的需要考虑，与他本人一再强调的国际协调路线格格不入，也表明他本人根本不了解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区别。这样的行为方式在国际上特别是亚洲近邻中是行不通的。希望小泉首相能认真权衡究竟哪种做法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有利于日本与亚洲邻国搞好关系。现在距离“8?15”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希望小泉首相认真对待亚洲近邻的关切，务必做出明智选择。否则，中日两国下半年许多发展双边关系的举措也将受到严重干扰。田中外相是对小泉首相有很大影响的内阁成员，希望能为劝阻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发挥重要作用。

　　我的话使田中进一步认识到靖国神社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她表示，靖国神社问题是涉及日本和亚洲邻国关系的重大问题，需要慎重对待。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田中首次公开表示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执意前往?小泉首次参拜

　　在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和中方反复做工作的情况下，日方不得不认真思考靖国神社问题。随着“8?15”战败纪念日日益临近，日本国内围绕小泉参拜问题出现各种议论，其中不赞成的声音逐渐增多。《朝日新闻》等媒体还发表社论，明确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这一时期，中日双方通过各种渠道频繁接触，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靖国神社问题的办法。

　　8月上旬，小泉首相派代表密访北京，与中方探讨解决靖国神社问题。我会见了此人。

　　他向我提出了日本方面的试探性方案。他告诉我，小泉首相了解到中、韩等国的强烈批评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在“8?15”当天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小泉首相已经就参拜问题多次做出明确承诺，他必须向日本民众有所交代。所以，考虑再三，小泉首相打算在“8?15”以后的某一天以私人身份前往参拜，并在参拜后现场发表“首相谈话”，重点阐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希望得到中方理解。

　　我当即向他全面阐述了中方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并请他完整、如实地报告小泉首相。

　　我明确告诉他，两国关系中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靖国神社问题。“8?15”日益临近，中方强烈希望日方妥善处理这一问题，避免两国关系因此受到进一步伤害。我们一贯认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现在被供奉在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广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教育中国人民面向未来，以向前看的积极姿态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我们对日本普通民众前往靖国神社悼念死难亲友，一直是宽宏大量的，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但日本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言行举动就不一样了。因为领导人的行为代表了政府的意志，直接反映出日本政府对过去那段侵略历史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注意到日方就小泉首相改日参拜提出的设想，中方的立场仍是要求小泉首相做出不参拜的明智决断。

　　我特别指出，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考虑国内因素，不能只从“日本式的思维”出发，而应更多地考虑广大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希望小泉首相务必认识到这一点，慎重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他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我的谈话。临别前，他对我说，他回东京后将径赴首相官邸，当面向小泉首相详细汇报。

　　但几乎就在同时，日方又透露小泉首相可能在“8?15”之前参拜。

　　获悉此消息后，我当即指示当时主管亚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务必慎重妥善处理。

　　刚刚担任日本驻华大使的阿南惟茂是个中国通，他对王毅表示充分理解中方立场。他说，据他了解，日方的想法并未确定，他将立即做工作，推动国内慎重对待。

　　8月13日中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要求与王毅副部长紧急通电话。联想到之前日方的种种表现，我预感到要出问题。

　　福田在罗列了许多理由后告诉王毅，小泉首相决定当天下午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王毅当即表示强烈反对。

　　福田辩解说，小泉首相放弃在“8?15”当天正式参拜已是勉为其难，也确实认真考虑过把参拜推迟到“8?15”之后。但近日，日本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有人认为小泉首相推迟参拜是屈服于中国压力。因此，日方认为推迟参拜，将刺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反而对日中关系不利。福田再三强调，小泉首相重视日中关系，希望中方看他今后的实际行动。

　　王毅告诉福田，中国人民和亚洲邻国都在强烈关注小泉首相在参拜问题上的决断。目前正是重要关头，希望日方务必慎重行事。中方的立场是要求小泉首相放弃参拜，这一立场没有任何变化。希望日本领导人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做出明智决断。

　　但我们的劝告对小泉首相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当天下午4点半，小泉身着黑色燕尾服出现在靖国神社。参拜前，小泉发表了一通谈话，承认日本殖民统治给亚洲近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灾难，重申对此进行深刻反省。参拜后，他面对现场的记者辩称，此举是为纪念二战中一般阵亡者，不是参拜甲级战犯等特定人物。

　　小泉参拜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发表声明，对小泉首相顽固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强烈不满和愤慨，我们同时通过外交渠道分别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小泉访华?参拜之后示好

　　中方的强烈反应使小泉首相认识到他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参拜后不久，他委托访华的前首相细川护熙转交一封给江泽民主席的亲署信，并向中方说明有关情况。

　　细川于1993年8月至1994年6月担任日本首相，是第一位明确承认日本二战时对亚洲近邻发动侵略战争，并对此做出道歉的日本首相。他还是博鳌亚洲论坛的发起人之一，对华态度积极，在日本政坛和社会有一定影响力。

　　细川9月2日至5日访华，他向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转交了小泉首相致江主席的亲署信。细川表示，小泉首相正“苦虑”如何解决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给日中关系带来的困难，希望在出席10月于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前来北京，向江主席当面陈述想法。

　　胡锦涛副主席说，小泉首相上任后，我们曾对他就任首相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寄予期待，但没想到他不顾中方再三交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一贯重视中日友好关系，我们也认为两国领导人直接交往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但高层访问的成功需要必要的气氛和条件。希望日方对目前中日关系的严峻形势有充分认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改善两国关系。

　　一周后，9月12日，应中日友好协会邀请，以自民党众议员、前大藏大臣林义郎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华，这也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第一个访华的日本议员代表团。

13日，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代表团。他对代表团成员语重心长地说，历史是客观事实，是不能抹煞的，也是不能忘记的。我们重视历史问题，是为了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确保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日本应该承认历史事实，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江主席强调，解铃还须系铃人，希望小泉首相能以实际行动来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

　　江主席的话使日方受到明显震动。

　　根据江主席的这一精神，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对日方保持压力，要求日方认识到当前问题的严重性，切实采取主动行动。

　　小泉首相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分别于8月30日和9月4日给江主席写来亲署信，强调他本人重视对华关系，愿为恢复两国关系而努力。他还多次提出希望尽早访华，向江主席当面表明他重视日中关系的态度。

　　9月21日，阿南大使正式向王毅副部长通报了日本政府关于小泉首相访华的设想。他说，日方希望安排小泉首相于10月7日至8日对中国进行一天非正式访问，重点表明日方重视对华关系的立场。小泉首相来华后可以去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悼念中国死难者，公开做出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小泉首相还将向中国领导人表明他本人及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小泉首相主动提出前往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参观，悼念中国死难者，这本身是一种积极的姿态。我们认为如果同意他来，将有助于他切实认识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以及他的错误行径给中日关系和中国人民感情带来的损伤。

　　但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小泉首相到北京后，要先去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向中国死难者表示道歉，并就侵华历史表示反省。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中，要全面清楚地阐述他本人及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并就今后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做出交代。

　　中央很快同意了我们的上述意见，日方也接受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同意小泉首相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10月8日上午，小泉首相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我作为外交部长全程陪同。

　　小泉首相一下飞机，就直奔卢沟桥。抵达抗战纪念馆后，小泉首先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死难者献花圈，鞠躬致哀。花圈挽联上写着“祈求永久和平、世代友好”。

　　小泉首相仔细参观完各个展厅后，提笔写下“忠恕”二字，并且在纪念馆门前就历史问题发表了谈话，表示通过参观抗战纪念馆，“切身感受到过去那场战争的悲惨，对因为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致以衷心道歉和哀悼”。

　　小泉首相表示，日本要正视和反省历史，绝不再发动战争，并基于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道路。发展日中友好关系不仅对两国有好处，对亚洲和世界也很重要。作为内阁总理大臣，今后愿为发展日中友好竭尽全力。

　　离开抗战纪念馆前，小泉首相对陈启刚馆长表示，参观使他受益匪浅。

　　随后，小泉首相前往钓鱼台国宾馆，朱镕基总理与他举行会谈。下午，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小泉首相。在会见和会谈中，小泉首相再次表示，对战争中的中国死难者致以“衷心哀悼和道歉”，日本应深刻反省历史，把握未来发展道路。小泉首相还说，他衷心希望日中两国能够发展强有力的友好关系。

　　小泉首相此行可谓来去匆匆，结束与江主席的会见后，他即从中南海瀛台径赴机场回国。

　　但是，小泉首相在京期间，始终避而不谈今后是否还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遂指示前往机场为他送行的王毅副部长，就此向日方表明中方立场。王毅向阿南大使谈了此事，阿南说，小泉首相虽未及说明，但他本人和日本政府的想法是清楚的，即今年的举动遭到中、韩等国严厉批评，明年将会非常慎重地加以对待。

　　小泉首相访华后，因靖国神社问题而紧张的中日关系得到一定缓解。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先后在当年的上海APEC会议和文莱10+3（东盟10国+中日韩）会议期间与小泉首相举行会晤。

2002年4月初，李鹏委员长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与小泉首相共同出席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国文化年”、“日本文化年”开幕式。

　　这一年4月，我们在海南举办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小泉首相出席年会并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不仅不是威胁，而且会给日本和全世界带来更多机遇。这是小泉首相首次就中国发展问题正式、公开表明立场。

　　突然行动?小泉再次参拜

　　博鳌论坛结束后不久，我陪同朱镕基总理出访亚、非三国。在埃及期间，我得知小泉首相利用每年例行的春季祭祀之机，在北京时间2002年4月21日上午8时多第二次参拜了靖国神社。

　　这离他在博鳌发表演讲仅仅九天时间，他的演讲言犹在耳，现在他却突然再次参拜靖国神社。看来，他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根深蒂固，态度也非常顽固。

　　中国外交部对此立即做出强烈反应。李肇星副部长和武大伟大使分别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方提出紧急交涉。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领导人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时间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我们还推迟了日本防卫厅长官预定于4月下旬的访华和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预定于5月中旬的访日。

　　小泉首相第二次参拜靖国神社，使刚刚回暖的中日关系再次陷入困境。

　　本来，双方已初步商定小泉首相于2002年9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小泉突然参拜靖国神社后，我们决定暂时不同日方就小泉访华事进行具体商谈。

　　此后，日方通过各种渠道就小泉首相访华事进行试探，我们都始终坚持日方应首先就历史及参拜问题做出必要交代。

　　这年的7月，我出席在文莱举行的10+3会议期间，与日本新任外相川口顺子会晤，谈到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访华问题。

　　川口顺子原任小泉内阁环境大臣，那年2月接替田中真纪子出任日本外务大臣。她作风稳健，颇具行政能力，担任环境大臣期间，在推动有关国家批准气候变化公约等多边环境外交中显示出外交手腕，受到日本国内好评。

　　川口对我说，历史问题涉及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难度很大。她出任外相以来，一直在思考如何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然后，川口话锋一转，为小泉辩解道，小泉首相避开8月参拜靖国神社，是在充分考虑到对华关系因素后做出的艰难决断。川口还说，小泉首相希望能在受到中方欢迎的情况下访华。

　　我对川口说，中方历来重视两国高层互访。但小泉首相再度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目前需要的是良好的气氛和环境，日方应该显示出必要态度，采取具体行动。

　　经过多次试探，小泉终于意识到中方在参拜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坚定，他年内访华无望，于是对外宣称不一定非要年内访华不可，等时机成熟再说。

　　虽然我们不同意小泉访华，但也没有关上和他接触的大门。2002年9月下旬，亚欧首脑会议在丹麦举行，日方提出届时举行两国总理会晤。为多做工作，中央还是决定朱镕基总理在这次会议期间与小泉首相会晤，并就历史问题再做工作。

　　立场顽固?小泉三次参拜

　　2003年1月14日中午，福田内阁官房长官给武大伟大使打电话，告称小泉首相将于当天下午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

　　武大伟回应的语气非常强硬。他说，小泉首相两次参拜，已经给中日关系带来很大伤害，如果再去，将会带来更大冲击，甚至影响今后几年的中日关系。日方对此应该有清楚的了解。

　　武大使希望福田在这个重要关头发挥政治影响，劝阻小泉首相参拜。

　　福田无可奈何地说，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希望中方谅解。

　　当天下午2点，小泉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参拜前，小泉对记者说，他是“本着珍惜和平，决不再战的心情参拜”，称“一直就参拜问题向中韩两国进行说明，希望中韩理解”。

　　小泉第三次参拜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发表谈话，表示强烈愤慨。同时，我们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中方立场，要求小泉纠正错误，消除恶劣影响。国内民众反应十分强烈，众多网民纷纷在网上留言谴责。

联合执政的日本公明党和社民党等在野党都对小泉首相第三次参拜提出批评。

　　苦口婆心?圣彼得堡劝诫

　　2003年5月下旬，胡锦涛主席出访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其间将出席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庆典。

　　得知胡主席出访的消息后，4月下旬，日本驻华使馆向外交部提出，小泉首相希望在出席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庆典期间与胡主席举行会晤，恳请中方积极考虑。

　　小泉首相非常善于操纵媒体。在向中方提出会晤请求的同时，小泉也在国内为会晤营造气氛。他对媒体表示，“我一贯重视日中友好。希望能与胡主席举行会谈，就增进日中友好、促进共同合作达成共识”。

　　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如果中方同意在圣彼得堡会见小泉首相，这将是中国新领导集体成立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日本朝野各界非常重视，对会晤普遍寄予热切期待。

　　此后，日方通过多种渠道向我们表示小泉首相高度重视这次会晤，希望中方做出积极回应。

　　我和外交部的同志一直对此进行反复斟酌和认真研究，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我们认为这样做对稳定中日关系大局，并使之逐步改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次外事活动结束后，胡主席问起我对小泉首相提出会晤的请求有什么看法，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也谈了我的想法。

　　5月中旬，中方通过外交途径答复日方，胡主席同意在圣彼得堡与小泉首相会晤。

　　5月30日，胡主席抵达圣彼得堡。当晚，根据俄方安排，胡主席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普京总统在玛林斯基剧院举行的专场音乐会和在涅瓦河“银色私语”号游轮上举行的晚宴。当时的安排很巧，胡主席在出席音乐会时与小泉首相同排就座，出席晚宴时与小泉首相同在主桌就座。

　　见到胡主席后，小泉首相主动打招呼，表示很高兴与胡主席结识。

　　他兴致勃勃地对胡主席说，他20世纪70年代初就到过中国，去了北京、南京、西安等地，自那时起就喜欢上了中国戏曲。他表示很喜欢吃中国菜，特别爱喝绍兴酒。他还称赞2001年10月上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组织工作非常出色，说焰火晚会、宴会和极具中国特色的演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看得出来，他有意识地想和胡主席多交谈。

　　胡主席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有共同的东方文化渊源，两国人民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

　　这时，小泉首相插话说，其间仅有一段不幸的历史。

　　胡主席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从友好的历史中总结经验，从不愉快的历史中汲取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参与中日友好工作，与两国友好人士有过很多接触，他们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双方的友好成果来之不易，我们都要倍加珍惜，不让它受到不应有的干扰。

　　小泉首相说，他从胡主席的话里学到很多东西，相信日中友谊会越来越巩固。

　　第二天，胡主席在下榻饭店会见小泉首相。双方谈了很多，谈到了朝核、“非典”等当时备受关注的问题。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中日关系。

　　小泉首相说，我一直期待与胡主席的首次会晤，今天得以实现，来圣彼得堡可谓不虚此行。我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给日本带来利益和刺激经济的机会，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胡主席说，小泉首相就任以来多次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但不构成威胁，而且是机遇，主张以双赢思想推动中日合作，我对此表示赞赏。

　　胡主席表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两国间也有过一段不幸的过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但睦邻友好、互利合作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邦交正常化30年来，在两国几代领导人的培育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下，中日关系取得了全面深入的发展，中日友好深入人心。历史证明，中日两国和睦相处、友好合作，不仅可以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可以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胡主席指出，中日两国是亚洲和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洲稳定和发展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两国的政治家应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看待中日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大方向，抓住机遇，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胡主席强调，发展新世纪的中日关系，要牢记中日友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尤其要遵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中日间三个政治文件 的原则和精神。双方要努力扩大利益的汇合点，要重视并妥善解决好对方的关切。中方尤其希望日方妥善处理历史和台湾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关系到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千万不能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双方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着眼长远，筹谋大局，共同谱写中日睦邻友好的新篇章。

　　会谈结束时，小泉首相起身向胡主席表示，希望在方便的时候开展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互访，欢迎胡主席访日，他也希望有机会访华。

　　胡主席意味深长地说，双方共同为此努力吧。

　　这年9月，吴邦国委员长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0月，温家宝总理在印尼巴厘岛出席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10+3）会议时、胡主席在泰国曼谷出席第11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时分别与小泉首相举行会晤。

　　一意孤行?小泉四次参拜

　　遗憾的是，小泉首相并没有认真领会胡主席的一番话。半年后，2004年1月1日中午，在全世界喜迎新年的时刻，小泉第四次参拜了靖国神社。

　　对于小泉选择在元旦参拜，日本方面有人对我们透露，小泉说，根据前几次情况，不论选择什么时间去，中方总会提出批评，因此不如赶早，选择在元旦假期，还可以尽量避免日本国内媒体炒作。

　　同样，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馆立即再次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坚决反对日本领导人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时间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小泉的一意孤行在日本国内也掀起波澜。除执政党自民党以外，各主要政党对小泉首相参拜均持批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空前一致。媒体和民间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

　　不过，来自国内外的批评对小泉没有产生任何触动。据报道，他在国会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竟然表示，他对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没有抵触感”，“鞭笞死者不是日本的文化”，尽管“其他国家对此说三道四”，但他“丝毫不想改变迄今的想法”。

　　这番言论，是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以来首次公开表明对甲级战犯的态度，不啻于赤裸裸地为国际公认的战争罪犯开脱。

　　小泉坚持参拜，也给日本自己出了一个难题。日本国内要求解决靖国神社问题的呼声日益增多，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的“分祀”论和福田康夫主张的建立国立墓地。

　　所谓“分祀”论，是指将甲级战犯移出靖国神社，分开祭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任首相期间就曾提出过分祀的建议，但由于东条英机家属和靖国神社宫司反对而搁浅。

　　随着小泉就任首相后靖国神社问题日益突出，中曾根多次在公开场合重提“分祀”论，希望以此解决中日之间关于靖国神社问题的争论。

　　所谓建立国立墓地，是2002年底福田所属私人政策咨询机构经过一年的研究提出的一个方案，指仿照美国阿灵顿无名烈士公墓等形式，建立一个国立墓地，将日本近代以来内外历次战争中所有死难者以及近年来在国际维和行动中殉职的自卫队员全部包含其中，不带任何宗教色彩。

　　福田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摩擦和国内围绕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争论，日本领导人乃至天皇都可以自由参拜，外国来宾也可以前往凭吊、献花。

　　但是，靖国神社问题错综复杂，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够解决的。这两个方案都遭到日本国内一些人的反对。

　　中日关系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走入了2005年。

60年纪念?不平静之年

　　2005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对中日关系来讲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一年。

　　事实证明，这一年果然非常不平静。

　　年初，日本就开始加大“入常 ”力度。鉴于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中国民众情绪受到严重刺激，出现百万网民联合签名反对日本“入常”的事态。到4月初，发展为全国数个城市发生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过激行为。

　　日方对此反应强烈。政府和政界要人不断公开表态，部分人甚至指责中国政府指使群众进行反日游行。日本媒体也大肆炒作，各大电视台反复播出中国民众示威游行及少数人过激行动的画面。一些日本右翼反华分子针对我驻日使领馆等机构采取过激行动。

　　那段时间是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期。尽管两国经贸关系依然十分密切，但日方长期在历史问题上采取错误态度，使两国政治关系跌入低谷，两国民众感情严重对立。中日关系呈现“政冷经热”的特点。

　　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那段时间，我异常繁忙，通宵达旦地工作是家常便饭。稍有空闲，我便反复思考与中日关系有关的一些问题。

　　我在想，同为二战加害国，战后日本与德国的做法却大相径庭。德国早已颁布法律严禁为纳粹法西斯翻案，而日本至今却仍允许美化侵略历史的右翼教科书出版；早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总理勃兰特就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忏悔，日本首相却年年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二者的反差何其大也。中国公众无法接受一个不能正确反省侵略历史、不能正确理解受害国民众感情的国家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不难理解。

　　我在想，为什么近年来中、韩等国接连发生针对日本的抗议活动？为什么日本与周边重要邻国的关系总会出问题？其实，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没有正确对待历史。

　　二战后，日本政府曾抱着反省和道歉的态度，表示对受害国民众的感情予以理解和尊重。中日关系正是在日本当时的执政者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正常化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但现在，日本执政者片面强调内政因素，忽视邻国感受，说什么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民族文化传统，把邻国的国民感受视为外来干涉而一概排斥。

　　正当我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时，日本最大的通讯社——共同社社长山内丰彦一行来华访问，我在中南海会见了他，把我那些天一直思考的问题一股脑地对山内社长讲了。此外，我还针对日本国内关心的一些问题坦诚、深入地谈了我的看法，希望共同社以适当的方式将我的讲话内容客观、如实地转达给日本社会。

　　对于中国部分民众针对日本的抗议示威活动，我说，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始终要求民众以冷静、理智、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不要采取过激行动。中国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调动大量警力维持秩序，防止事态扩大，以确保日本驻华机构和在华日本公民的安全，这也是为了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中国政府对此是不赞成的，也是不愿看到的。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依法保护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和在华日本企业、日本公民的安全。

　　我语气十分严肃地对山内社长强调，上述事件再次显示了中日关系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应该引起双方足够重视，特别是应该从根源上找出深层次原因，正本清源，并加以妥善解决。如果就事论事，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不利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

　　我还对他说，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日本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活动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是中国政府进行“反日”教育的结果。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对今后的中日关系也是极为不利的。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很正常的。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绝不是“反日”教育。中方一贯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从未向群众灌输过排日、仇日情绪，而是让大家记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强调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中方从未将发动侵略战争的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等同看待，也不认为现在的日本人要为当年的侵华历史背负罪名。

两天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我对山内社长的讲话。

　　不久，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也到中国访问。町村2004年9月就任外相，对华态度强硬。涉日游行发生后，町村紧急约见驻日大使王毅表示遗憾和强烈抗议，要求我们道歉、赔偿损失、承诺加强警力以保护日本驻华使馆及在华公民安全。

　　所以，町村这次访华，可以说是带着怒气来“兴师问罪”的。当然，我们也绝不会客气，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给他好好上一课。

　　町村4月17日下午到达北京后，就开始与李肇星外长举行会谈。

　　按照惯例，宾主寒暄后记者就要退场。但是，町村似乎“忘记”了这一惯例，他不等记者退场，就连珠炮一般向李外长发难。他说，中国部分城市连续出现针对日本驻华使馆、商社和日本公民的暴力行为，日方对此深表遗憾。中方至今未对日方做任何表示，这让日方感到非常吃惊。町村要求中方向日方道歉。

　　现场记者拼命记录着。町村讲完后，有些记者开始准备退场。

　　看到这一情形，李肇星把记者们都叫住，让他们等一等，索性把中方的话记完了再走。

　　李肇星说，作为日本的外相，你是无法理解日方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做法给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造成了多大伤害。处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溯本清源，不能本末倒置。希望日方正确认识历史，从根本上把产生这种麻烦的根源问题解决好。

　　李肇星还针对町村指责中国民众的示威活动的言论，阐明了中方立场。

　　当时，中国驻日本大使官邸和驻大阪总领事馆遭到一些日本右翼分子的破坏，中国银行横滨分行受到恐吓。李肇星就此当面向町村提出交涉，强烈要求日方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第二天下午，我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町村。他又和我谈起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两天，他在日本驻华使馆和大使官邸看到玻璃被打碎，墙壁遭污损。外长会谈中他没有得到中方的任何道歉或者慰问，如果中方能做出一些表示，将有利于引导日本国民对华情绪好转。

　　看到町村纠缠不休，我决定给他讲讲历史。

　　我对町村说，关于中日历史关系，已故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做了很好的概括，“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里的“对立”是指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敌对关系。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在历时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野蛮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蒙受沉重灾难。当然，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只有清算了这段不幸的历史问题，中日两国人民才可能恢复过去的传统友好，开辟充满希望的未来。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谈判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化干戈为玉帛，揭开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

　　我说，中国坚定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愿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增进战略互信，扩大交流合作，不断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遗憾的是，近年来中日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坦率地讲，导火线在你们那里。就是因为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不信守承诺，一再开倒车，中国民众长期积累的不满和愤慨犹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作为一个多年从事中日友好工作的老外交官，我对目前出现的局面感到非常痛心。

　　我坦率地对他说，你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甚至认为这是中国进行“反日教育”的结果。我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告诉你，中国不存在“反日教育”问题。中国教科书中有关中日关系的表述包括历史问题的表述是一贯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就指出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我们一直按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来教育民众，我们从来没有要求现在的日本人为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背负罪名。相反，我们历来是向前看的。

　　我向町村指出，日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带来的结果，现在我们都看清楚了。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历经千辛万苦才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中日友好关系受到严重损伤，两国人民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友好感情受到严重伤害，甚至促进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努力也受到阻碍。这样的结果对中国不利，对日本同样不利。

我提醒町村，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日关系处于非常敏感的关键时期。希望日方在历史、台湾、钓鱼岛、东海等敏感问题上务必谨言慎行，不说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话，不做激化两国矛盾的事。任何不谨慎的言行都可能给两国关系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双方应当从切实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加强沟通协商，冷静、务实、理智地处理出现的问题。

　　町村这次访问，没有得到日方想得到的东西，反而被我们上了一课。

　　仁至义尽?雅加达再会晤

　　町村外相访华时，向李肇星外长表示，小泉首相恳切希望在4月22日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期间与胡主席会晤，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

　　看来，日方希望尽快缓解两国国民对立情绪，避免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时通过显示努力改善日中关系的姿态，缓解国内外压力。

　　见还是不见，围绕这个问题，当时颇费了一番思考和斟酌。

　　我认为，国家之间积累的问题同样“宜疏不宜堵”。那一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本身就十分敏感，4月上旬又发生了涉日游行，国内民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高涨。如果胡主席在亚非峰会这个多边场合见一下小泉，当面对他晓以利害，有助于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有利于日本民众正确了解中国的对日政策，有利于中日关系和两国人民友好大局的稳定。

　　但会晤应该是有前提的。我们明确向日方表示，如果举行会晤，必须对外发出积极信息，特别是小泉首相届时应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中日整体关系三方面做出积极表态。日方对此表示，小泉首相应该能够接受中方提出的要求。

　　4月20日，胡主席开始出访，在专机上他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研究在印尼与小泉首相会晤的事情。当时胡主席讲的一段话给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胡主席说，当前中日关系面临困难，但越是困难的时刻越要加大力度做工作。两国首脑会晤有利于克服当前的困难，有利于增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有利于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

　　随后的几天，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馆数次约见日本官员，李肇星外长在印尼与日本代表团直接接触。经双方反复磋商，最终将会晤定在4月23日晚上进行。

　　当晚，小泉首相来到胡主席下榻的酒店，双方握手后落座。胡主席的表情始终非常严肃。

　　胡主席说，这次来雅加达参加亚非峰会，我的日程安排很紧。但是，从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和两国人民友好的大局出发，我还是决定抽出时间与你会见，再次就中日关系坦诚交换意见。我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中日关系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

　　胡主席的这番话是很有分量的，小泉首相如果是个明白人，他应该能够听得出其中的深刻含义。

　　小泉首相当场回应说，希望通过与胡主席的会晤再次确认，发展日中友好关系极为重要，这不仅符合两国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与胡主席会晤的。

　　小泉首相接着一口气谈了很多。他说，虽然日中两国间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如果看到10年、20年以及50年后的将来，我们就会明白日中友好关系多么重要。我就任首相以来，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将给日本的发展注入活力。这一观点不仅对中方讲，在许多国际场合也反复强调。几年过去了，我的这一观点已日益成为现实，日本国内曾认为中国发展对日本是威胁的人们，也已改变了认识。

　　小泉首相讲完后，胡主席说，毋庸讳言，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着困难局面，需要两国领导人认真对待。中日关系出现现在这样的困难局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和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如果中日关系搞不好，不仅对中日两国不利，还会影响亚洲的稳定和发展。两国领导人应该登高望远，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进行深刻反思并妥善处理。

胡主席说，我曾经向你谈到过，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对中日关系来说是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年份，双方一定要处理好历史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一些重大问题。

　　胡主席说，我记得你当时对我的话给予了积极回应，表示重视以史为鉴，强调日本应在反省过去所犯错误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发展中日友好，并表示将慎重对待参拜问题。你还表示，不支持“台独”是日本的一贯立场，今后也不会改变。

　　胡主席说，我们很重视首相的表态。但是，日本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的做法一再违背自己的承诺。今天，我说这些问题并不是想就具体问题进行争论，我想说的是，这些做法都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的感情，必然引起中国人民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的不满。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有不少中国民众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否在向右转，日本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是在倒退，一些国际知名人士也有类似的看法和评论。我认为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应应该引起日本领导人深思。

　　胡主席说，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扭转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接着，胡主席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

　　一、严格遵守三个政治文件。自觉用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来衡量，符合的就做，不符合的就不做，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

　　二、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对待和认识历史，就要把对那场侵略战争表示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上，绝不再做伤害中国人民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感情的事。希望日方能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

　　三、正确处理好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涉及13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日本政府多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上述承诺，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充分考虑中方原则立场。

　　四、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积极探讨解决分歧的办法，避免中日友好大局受到新的干扰和冲击。

　　五、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民间友好往来，以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这五点主张，是胡主席在会谈前亲自拟定的。

　　小泉首相听了之后表示，感谢胡主席非常坦诚的意见。日方愿意根据胡主席提出的五点主张，积极发展日中友好关系，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日方将严格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所确定的原则，这一立场没有任何改变。

　　会见结束后，胡主席径直走向各国记者，把刚才与小泉首相会谈的详细情况向记者做了介绍。

　　胡主席与小泉首相会晤的情况一经媒体报道，马上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国内民众对胡主席提出的五点主张普遍给予高度评价。日本各大报纸均以头版头条突出报道会晤情况并配发大量评论，认为会晤是有益的，也是日中关系改善的第一步，同时认为双方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尚未化解，两国关系改善前景不容乐观。会晤也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引起关注。

　　冥顽不化?“战败甲子年”参拜

　　2005年，随着“8?15”战败6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小泉首相本人和日本政府的表态备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其时，日本国内围绕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已悄然发生变化。在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的召集和推动下，日本八位前首相一致敦促小泉首相做出明智决断，中曾根康弘本人还专门就此做出公开表态。

　　日本绝大多数媒体明确反对小泉首相参拜。《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等强调靖国神社问题是造成当前日中关系出现困难局面的根源，敦促小泉首相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国关系。就连曾经支持小泉首相参拜的《读卖新闻》也发表社论，提出质疑，呼吁建立新的国立墓地，并刊登学者文章，要求小泉首相从国家利益出发改弦更张。

据日本方面在5、6月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不支持小泉首相参拜的人超过半数。其中很多人不满小泉的对华外交姿态，认为小泉未采取必要措施改善日中关系，担心小泉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会导致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但是，小泉却无视舆论，继续老调重弹，说他是私人参拜而非公职参拜，他承认甲级战犯是战争罪人，称他去靖国神社不是为了参拜甲级战犯，云云，暗示他将会继续参拜。

　　8月15日，小泉首相就二战结束60周年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日本过去的殖民统治及侵略行为给亚洲及其他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伤害，日本虚心接受史实，愿深刻反省和诚挚道歉。日本希望与其他国家在互谅互信的基础上建立着眼未来的合作关系。日本将不忘战争的惨痛教训，永不再走战争道路，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后来的事实证明，小泉此举更多的是做做姿态，其实际行动与他的表态南辕北辙。

　　到了9、10月份，外界关于小泉首相是否会再次参拜的说法开始多了起来，一些媒体盛传小泉将于10月中下旬秋季大祭期间参拜靖国神社。

　　我们立即分别在北京和东京做日方工作。这段时间里，王毅大使还约见了多位日本政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恳切地晓以利害，希望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劝说小泉首相放弃参拜，以免对两国关系造成更大伤害。日方对王大使所谈表示赞同，对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造成的困扰深感忧虑，也表示将尽全力进行劝阻。

　　但小泉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别人的话，10月17日，他第五次参拜了靖国神社。

　　除自民党之外，日本所有政党都发表谈话，表示不赞成甚至批评小泉首相参拜。日本各大媒体也纷纷批评小泉此举将使日中关系雪上加霜。

　　小泉参拜后，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予以严正谴责。李肇星外长和王毅大使分别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提出交涉，当面宣读了外交部声明。

　　小泉参拜当日，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同志正与日本外务次官谷内正太郎在北京举行中日战略对话，对话的议题之一就是探讨解决困扰两国关系的靖国神社等问题。听到小泉参拜的消息后，戴秉国专门约见谷内，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看上去，谷内当时似乎并不知情，十分尴尬。

　　中方对小泉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但他冥顽不化，执意第五次参拜，导致此后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彻底中断。

　　靖国神社?老问题新动向

　　小泉首相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一意孤行，也引起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关注。

　　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日本大使的霍华德?贝克曾前往靖国神社的游就馆参观。游就馆内陈列着许多二战期间日本军人的遗物，所有的展品、资料和音像制品都突出宣扬日本的所谓“皇国史观”，甚至标榜侵略战争有功，公然宣称日本对美国开战是迫于美国对日本的“禁运”，是为了“自存自卫”和“打破白人统治”。贝克参观后认为，游就馆只会让人觉得“日本才是战胜国”。

　　另一名美国外交官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国不能无视“游就馆”问题，因为它告诉人们的不是真相。

　　据日本媒体人士透露，小泉首相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后，美国对日本的压力明显增大。布什总统当年11月访日时曾向小泉首相严厉地提出靖国神社和中日关系问题，小泉当时情绪十分激动，脸色尴尬。

　　临近2006年9月日本政权更迭之际，美国部分政要及专家学者质疑和批评小泉首相参拜的声音明显增多。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海德半年内两次致函小泉首相，要求他放弃参拜。得知这个消息后，许多韩裔团体、美国二战老兵组织以及部分华人给海德办公室打电话，对海德此举表示感谢和支持。

　　日本各界也出现反思历史、检讨靖国神社问题的趋势。其中，《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两大主笔渡边恒雄、若宫启文就靖国神社问题进行的对话，对日本知识界产生较大触动。

《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分别是日本发行量第一、第二的报纸，在日本颇具影响。战后，两报在历史问题上曾长期意见相左。渡边作为日本传统保守主义的代表，在古稀之年深入研讨历史，明确表示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在那次对话中，渡边说，他已经79岁了，担心他们这一代人去世后，后人会对残酷的战争全然不知，因此要将自己的体验留下来，告诉大家真实的历史。

　　当时，日本政界围绕解决靖国神社问题的讨论再次趋于活跃，一些代表性方案纷纷出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三个：一是将既存的祭奠二战无名死难者的“千鸟渊战殁者墓地”扩建成类似公园的设施，把所有战死者都纳入其中，供日本民众和外国要人自由拜祭；二是另建国立追悼设施；三是将靖国神社重新纳入国家管理的基础上，把甲级战犯分祀出去等。

　　7月20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裕仁天皇亲信的亲手笔记。笔记透露，裕仁天皇曾对把甲级战犯名符放进靖国神社供奉之举表示过强烈不满，所以从此停止参拜。

　　这个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在日本受到广泛关注。由于天皇在日本具有特殊影响，有人猜测，这可能会影响小泉首相在参拜问题上的态度。但小泉在报道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参拜是个人心态问题，这不会对我产生影响”。

　　破罐破摔?战败纪念日参拜

　　2006年9月小泉首相将任期届满卸任。根据他本人“每年参拜一次”的言论，我们断定他下台前还会再去参拜。

　　8月6日，香港凤凰网转载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称，小泉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将在日本战败纪念日——8月15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

　　果然，8月15日一早，小泉身穿燕尾服，在秘书陪同下，乘车来到靖国神社，登上正殿行礼参拜，并署名“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那天，东京天色阴沉，下着小雨。

　　小泉下台前悍然选择战败纪念日正式参拜，按照他本人的话说，“不管我什么时候去参拜，中韩都会抗议，干脆选择战败纪念日”。这是名副其实的破罐破摔。

　　得知消息后，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馆向日本驻华使馆和外务省提出严正交涉。

　　日本国内对小泉首相参拜的批评空前增多，多名政要表示小泉首相参拜行为难以原谅，日本和平遗族会 也要求小泉首相停止参拜。除《产经新闻》外，日本各主要媒体均对小泉首相参拜予以批评。

　　小泉首相在任期间，不顾各方反对，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不仅遭到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坚决反对，也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同中国一样，韩国对小泉的历次参拜都提出强烈抗议。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新加坡、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主要媒体也都予以谴责。

　　在日本战后历届首相中，小泉首相在发展对华关系上颇具矛盾性。他上台后一再表示重视对华关系，声称自己是“日中友好论者”，公开批评“中国威胁论”，表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强调应以双赢的思想发展日中合作。

　　但另一方面，小泉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间的新旧矛盾集中爆发，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局面。

　　这期间，我们与日本围绕靖国神社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较量。除小泉的个人因素外，这场较量还有着深刻复杂的背景，一定程度上是中日关系进入转型期的必然结果。

　　首先，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社会政治思潮右倾化的集中反映。冷战结束后，日本左翼力量衰退，保守势力膨胀，政治思潮及舆论导向右摆。日本战后出生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0%以上，新生代政治家占国会议员总数的半数以上。他们对二战期间日本对外侵略历史认识模糊，有的甚至抱有错误历史观，普遍希望尽早摆脱作为战败国而必须承受的各种历史束缚，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小泉企图把靖国神社作为一个突破口，通过反复参拜，迫使包括中国、韩国等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接受这个事实，为日本加快走向政治大国服务。

其次，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对日本国民心态产生微妙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日本则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出现历史性转变。1990年日本的GDP是我国的8倍，2006年仅为我国的1.65倍。这是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亚洲首次出现“两强并立”的局面。中日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在世界大国角逐中的分量下降，中国的地位上升，力量对比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有部分日本学者和媒体表示，面对这种情况，日本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感到很不适应。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上升，日本自身也从中得到实惠，日本统治集团和精英阶层逐步趋向面对和接受现实，认识到只有稳定和不断改善对华关系，与中国理性相处，协调合作，才能更好地维护日本的利益。在我们与小泉斗争的后期，这种想法在日本国内逐渐占据上风。

　　积累资源?创造转圜条件

　　对于如何打破中日关系政治僵局，中央一直非常关注，高度重视。早在2005年2月，胡锦涛主席就曾和我有过一次谈话。

　　他明确指出，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也是经贸合作重要伙伴之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稳定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胡主席强调，要实现中日关系稳定发展，一个巴掌拍不响，只有中方努力还不行，需要调动日方的积极性。

　　同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就发展中日关系提出过三条原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加强合作，共同发展。

　　他还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包括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中日高层互访；双方的外交部门共同着手进行加强中日友好的战略性研究；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为了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有一段时间，我几次在办公室召集外交部同志，研究中日关系下一步该怎么走，经常是一谈就谈到了后半夜。

　　当时中日关系正处在关键节点上，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多年从事对日工作，让我深深感到，处理中日关系，需要登高望远，不以一时一事而喜，也不因一时一事而悲，既要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也要把握好分寸和尺度，不能因阶段性的困难而对中日关系失去信心。小泉首相将于2006年9月卸任，客观上为我们改善中日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应该在继续同小泉进行斗争的同时，抓紧做日本各界工作，以经促政、以文促情、以民促官，为中日关系转圜逐步积累资源、创造条件。

　　在中方不懈努力的同时，日本各界对日中关系现状也十分担忧，对改善两国关系有着强烈期盼。

　　日本国内有很多对华友好的民间团体，其中七个团体影响最大，它们是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中协会、日中友好会馆。日中友好团体是推动两国民间友好的中坚力量，多年来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增进两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

　　我们建议由中国中日友好协会出面，邀请日中友好七团体负责人访华，请胡主席会见他们并发表重要讲话，借此，面向整个日本社会全面系统地阐述我们对中日关系形势的看法和对日政策主张，以利于下一步打破中日关系政治僵局。

　　2006年3月30日，日本前首相、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桥本龙太郎偕日中友好七团体会长访华。这是他们首次联袂访华，引起两国国内广泛关注。

　　3月31日，胡锦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七团体负责人桥本龙太郎、高村正彦、平山郁夫、辻井乔、野田毅、林义郎、千速晃。

　　胡主席推心置腹地对他们说，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局面，中国人民担忧，国际社会关注，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之所以如此，坦率地讲，责任不在中国方面，也不在日本人民，症结在于日本个别领导人坚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伤害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胡主席说，我曾多次强调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对历史负责，就是要尊重历史事实，汲取历史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对人民负责，就是要始终把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人民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未来负责，就是要坚持和平共处、世代友好，共同开创两国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的美好未来。

　　胡主席强调，中国政府在对日关系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不移的。中国政府将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致力于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中国政府将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妥善处理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中国政府将坚定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推进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

　　说完这些话后，胡主席特意加重语气说，我愿明确表示，只要日本领导人明确做出不再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决断，我愿就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与日本领导人进行会晤和对话。

　　我注意到，日方几位负责人听到胡主席的这番话，明显受到触动。那晚我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七团体负责人时，桥本龙太郎主动向我表示，胡主席的讲话内容丰富，非常深刻，从领导人的高度坦率地指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胡主席最后讲的那段话寓意很深。当时两国领导人会晤已完全中断，胡主席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向日本领导人传话，向日本人民传话，告诉他们只要靖国神社问题得到解决，两国领导人会晤就可以恢复。一方面，这体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日关系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斩断了部分日本人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不切实际的幻想。

　　日本媒体对胡主席会见七团体负责人的情况进行了广泛报道，突出和详细介绍了胡主席关于中日关系的重要谈话，均以“只要停止参拜即可会晤”为醒目标题，并配发评论，认为中方重点着眼小泉首相之后，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发出了更加明确和坚定的信息，同时也显示了面向日本民众、重视和改善日中关系的强烈意愿。

　　为趁热打铁，使日本各界更好地理解胡主席讲话精神，2006年5月1日，我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

　　我对武部说，我体会胡主席的讲话，一是在四个方面向日方发出了重要信息；二是宣示了中国对日政策；在历史问题上，则提到了两个“区别”和一个“责任”的问题。

　　胡主席发出的四方面重要信息包括：

　　第一，中国政府不仅重视中日关系，而且坚持以战略观点和长远眼光来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愿意通过不懈努力，尽快扭转两国政治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使其尽早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第二，中方愿与日方进一步加强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改善和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加深双方的理解和互信。

　　第三，明确指出了现阶段中日关系面临巨大困难的原因和症结所在，指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有效途径和今后的发展前景，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只会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而绝不会构成威胁。

　　关于历史问题，胡主席讲的两个“区别”是：把策划、发动和指挥那场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和灾难的侵华战争的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同那些被迫走上战场的普通士兵严格区别开来；把广大的战争遗属去靖国神社怀念、追忆、祭奠死去的亲人，同日本最高领导人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严格区别开来。

　　一个“责任”指的是，作为国家领导人，不仅有“个人心情”，更要考虑其行为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国际责任。

　　我对武部表示，希望日本各界能认真体会、深刻理解胡主席讲话所表达的诚意与善意，多做有助于两国关系转圜的事。

武部说，作为了解胡主席讲话内容和总体精神的人，强烈感受到中方对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的积极态度和坚定决心，我完全赞同双方要严格遵守中日间三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对胡主席讲话中包含的四个重要信息，我理解他集中体现了一个重要精神，就是相互理解、互谅互让，这一条对双方都有效。双方应在正确认识彼此分歧的基础上，直陈己见、坦诚对话，这非常重要。

　　经我们广泛做日本各界工作，日本多数政界人士和媒体表示赞同胡主席所谈的内容，深切感受到中方坚决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意志，更好地理解了胡主席谈话精神。

　　集思广益?寻求破局之道

　　当时，虽然中日政治关系由于小泉首相参拜跌入低谷，但两国经贸合作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中日两国具有很深的文化渊源，民间友好基础深厚，是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条件。因此，2006年初，为推动中日关系在小泉卸任后尽快转圜，中央制定了“以经促政、以文促情、以民促官”的方针。

　　此后，我们一直按照这一方针，广泛开展各领域的交流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积极为中日经贸合作搭建平台，提供支持，于2006年3月启动了中日财长对话机制；5月在东京召开了首届中日节能环保论坛；9月，温家宝总理专门会见访华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强调中方重视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希望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

　　2006年，我们先后采取了几个“大动作”，积极推动双方开展文化交流，增进两国国民感情。通过在日本举行“中国文化节”，增进了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亲近感。密切两国媒体间的交流，为改善中日关系营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我们相继启动了两国议会、政党交流，通过与日本政界直接对话，减少战略疑虑，增进相互信任。我们还建立了两国青少年友好交流机制，组织高中生互访。

　　事实证明，这一系列举措效果非常明显，为小泉之后中日关系的转圜创造了条件。

　　首相易人?开启希望之窗

　　中方长期不懈的对日工作和日本国内友好人士的努力，为打破中日关系政治僵局创造了必要的环境和条件。日本政权更替，则为解决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实现两国关系转圜提供了重要契机。

　　日本国内也将目标锁定在9月首相易人，双方都希望把握机遇，一举实现转圜。

　　小泉下台前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接任首相基本已成定局。

　　安倍出身政治名门，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和叔外祖父佐藤荣作都做过日本首相，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经担任过自民党干事长和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生前为人敦厚，在自民党内受到拥戴，当时曾被视为竹下登之后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但突然因病去世。自民党内和选区民众同情安倍晋太郎“壮志未酬”，转化为对安倍晋三的厚爱。1993年，安倍38岁时继承其父地盘，高票当选众议员，从此步入政坛，被称做自民党的“王子”。

　　安倍口才出众，形象良好，曾获得日本男人时装协会颁发的最潇洒着装奖。在为人处事上，安倍受他父亲影响，擅长协调，能听取他人意见，在日本各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安倍还很重视公众形象，善于利用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

　　在当时内外形势下，安倍顺应时代潮流，认真思考如何改善对华关系，多次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表示愿努力使政治、经济两个轮子都强有力地转动起来，将日中关系推进到新的水平。

　　2006年8月3日，安倍出席在东京举行的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时，公开明确主张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认为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日中两国不应让政治问题影响到经济关系。

　　有一个细节也可以说明安倍有意向中方释放善意信号。9月2日是自民党总裁选举开始的日子。就在这天晚上，安倍的夫人安倍昭惠在东京日中友好会馆宴请访日的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林丽韫。安倍昭惠一年前访华时，林丽韫曾邀请她看过京剧。

席间，安倍突然来到会馆，并主动走到林丽韫面前热情握手。在场的一些议员见到这位“准首相”就高喊“安倍万岁”。安倍听到后笑着纠正说，应该是“日中友好万岁”。

　　安倍也认识到，要改善中日关系，绕不开解决靖国神社问题。安倍出任首相前后表示愿继承1995年村山内阁关于历史问题发表的谈话，承认日本历史上对亚洲邻国的伤害，并表达了改善日中关系的愿望，主动提出就任首相后将尽快首访中国。

　　当时，战略对话是双方探讨解决靖国神社问题的主要外交渠道。双方都希望通过举行一次战略对话，一举克服政治障碍，实现两国关系转圜。但是，对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实现转圜，双方存在很大分歧。

　　就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日方提出希望于自民党总裁选举后，9月22日至23日在东京举行第六轮战略对话。

　　日方提出的时间颇含深意，恰逢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后，首相选举之前。看来，日方着眼于能使新首相人选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希望在新首相正式上台前就改善日中关系与中方达成共识，为新首相顺利执政铺平道路。

　　9月20日，安倍当选自民党总裁。

　　9月22日，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赴日与日本外务次官谷内正太郎进行第六次战略对话。

　　此前，双方已经举行过数次战略对话，但从未像这次战略对话那样对中日关系影响重大。那次谈判非常艰苦。除了每天高强度的谈判之外，最难的是心理上的较量。那几天，形势瞬息万变，日方打出的方案时好时坏。双方甚至数次谈崩，不欢而散。

　　自古以来，外交谈判往往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相比驰骋沙场的武将，从某种程度上讲，外交官身上肩负着国家的利益，一句话、一张纸就有可能左右国家的前途命运。说到底，外交谈判就是在斗心理、斗智力、斗胆略、斗韧性。

　　最终，经反复较量，戴秉国同志出色完成了任务。双方就克服影响中日关系的现实政治障碍、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达成一致。

　　在此前提下，我们同意安倍首相于2006年10月8日至9日正式访华。

　　“破冰之旅”?安倍首相访华

　　10月8日中午，安倍首相乘专机抵达首都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日关系陷入长达五年的僵局后日本首相首次访华，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专机抵达前，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很早就守候在机场，等待抓拍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那天上午，北京秋雨绵绵。中午时分雨停了，天色逐渐转晴。大家原本担心欢迎仪式只能在室内举行，看来天公终遂人愿。

　　下午3点，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安倍首相举行欢迎仪式。当时，天安门广场悬挂着中日两国国旗，按照政府首脑的接待规格，为安倍首相鸣放了19响礼炮。在中日两国国歌声中，温总理和安倍首相共同检阅了仪仗队。

　　按照惯例，我没有参加这场欢迎仪式。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当时的场面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五年前，小泉首相执意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正因此，那年小泉首相对中国的访问只是一次工作访问，而不是正式访问，没有礼炮，也没有欢迎仪式。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后，中日关系最终实现转圜，这场欢迎仪式也被赋予特殊的历史意义。

　　随即，温总理与安倍首相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正式会谈。

　　温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欢迎安倍首相来访，对其当选首相表示祝贺。温总理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是隔海相望的近邻。过去五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领导人互访中断了，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时期。最近，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双方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和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达成共识，促成了阁下的这次访华，开启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希望之窗。

　　温总理引用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名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来形容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安倍首相表示，这次访华在短时间内决定，又恰逢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和中国国庆节，对中方在百忙之中所做的周到热情安排以及温总理主持欢迎仪式表示感谢。今天北京雨过天晴，相信日中关系也会雨过天晴。

　　安倍说，我就任首相伊始就能够实现访华，显示了日中双方重视两国关系的姿态。日本国民和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我愿与温总理就日中关系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

　　安倍接着说，从历史角度看，日中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双方如何应对，将决定今后百年日中关系的走向。将两国关系推向更高阶段，为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建设性贡献，是时代赋予两国领导人的崇高使命和庄严责任。目前我们的问题是，双方不应仅仅是友好，而要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为此，应使政治、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发展到更高层次。

　　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一提法，是日方首次把中日关系定位于战略层面，是日方正视中国发展现实、重视对华关系的体现，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在安倍首相访华前，双方外交当局就此进行了密集磋商并达成一致。

　　在备受关注的历史问题上，温总理说，保持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必须按照两国达成的共识，妥善处理靖国神社问题，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安倍首相执政不久，就此做出政治决断，实现访华，我们对此表示赞赏。这一决断符合日本的自身利益，不仅会得到两国人民的支持，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我们真诚希望并充分相信安倍首相的这次访问将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正轨，从而使此行成为一次历史性的访问。

　　安倍首相回应说，日本愿谦虚地对待历史，继续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日本曾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留下了种种伤痕，日方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了战后60年来的发展道路。日本国民和我本人都抱有这种心情，今后也不会改变。

　　安倍首相对他曾参拜靖国神社进行了一番辩解。不过他接着说，鉴于靖国神社问题已成为外交和政治问题，我不会表明是否要参拜或是否已经参拜，将根据克服政治困难和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共识适当处理。

　　日方在历史问题上可谓往前迈了一步。在随后双方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日方首次同意以书面形式写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

　　对日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我们也十分关注。安倍首相表示，日方将继续遵守日中三个政治文件所确定的原则和精神，不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

　　当然，这次会谈的议题很广泛，涉及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安倍首相在会谈中还向温总理发出访问邀请，欢迎温总理尽早访日。两国领导人已经一年多没有举行过会晤，这次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规划两国关系，确实来之不易。

　　接着，胡锦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安倍首相，我陪同参加了这场活动。当时的气氛很好，这在过去几年是难以想象的。

　　胡主席首先欢迎安倍首相就任后首次访华。胡主席说，你就任后首次出访就来到中国，这表明你对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视，我对此给予积极评价。你此访是日本首相五年来首次访华，标志着中日关系出现了转机。我希望你的这次访问能够成为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新起点。

　　安倍首相说，虽然我此访决定突然，但仍受到中方热烈欢迎。他坦言，我就任首相后首访即选择中国，令国内外感到惊讶。访问得以实现，体现了双方重视发展两国关系的意志。

　　安倍首相说，我们正站在两国关系飞跃发展的起点。在此重要时刻，两国领导人做何判断，能否建立互信关系，关系到今后百年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双方应面向未来，将日中关系推向新的高度，这对两国国民、对两国青年一代的美好未来、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都极为重要，是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责任。

胡主席说，我与你有同样的心情，也希望中日关系雨过天晴，呈现新的局面。进入新世纪，就在两国关系向新的广度和深度迈进的时候，由于你的前任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导致两国领导人互访中断，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受到干扰。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推动中日关系尽快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我们尽了很大努力。但遗憾的是，终未能如愿。你就任后，重视中方关切，采取积极步骤，回应中方的努力，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安倍首相说，胡主席提出的“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16字方针体现了中国领导人推进日中友好的强烈意愿，日方高度重视。在历史、台湾问题上，安倍首相做出了同样的积极表态。

　　安倍还欢迎胡主席第二年早些时候访问日本，表示他愿在11月APEC会议和12月10+3会议期间，与中国领导人再次会晤。

　　安倍首相此行来去匆匆，第二天一早就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韩国访问。尽管时间短暂，但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受到两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欢迎，标志着中日间长达五年之久的政治僵局初步打开。当时，部分媒体将安倍此访称为“破冰之旅”。

　　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对日本而言，卸下了小泉留下的沉重外交包袱，与周边国家关系一举恢复正常。对我们而言，则有利于稳定周边，走活东北亚外交棋局。

　　“融冰之旅”?温总理访日

　　安倍首相访华后，中日关系步入改善和发展的新阶段。两国保持高层往来，胡主席在APEC会议期间、温总理在10+3会议期间与安倍首相再次会晤。日本政界要人竞相访华，经济界纷纷寻求合作商机，民众对华认识和涉华舆论环境有所改善，中日互利合作呈现出新的局面，中日关系出现回暖的气象。

　　虽然安倍首相访华打破了中日间累积五六年之久的寒冰，但正如古语所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时的中日关系犹如大病初愈，仍然十分脆弱。

　　为巩固两国关系回暖的势头，有必要保持双方高层接触和互访，增进相互信任，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2007年初，双方商定温家宝总理将应安倍首相邀请于4月访问日本。

　　安倍首相对温总理的访问高度重视，他两次托人给温总理带来亲署信，对温总理访日表示欢迎。

　　其中一次是托年初应中日友协邀请访华的日本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二阶俊博先生带来的。

　　二阶先生是日本知名政治家，曾担任过经济产业大臣、运输大臣、自民党总务局长等要职。他对华友好，多次来中国，受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我与二阶先生年纪相若，交往多年，在推动中日友好方面志同道合。

　　1月22日，二阶先生到北京后，我会见了他，他向我转交了安倍首相给温总理的亲署信。

　　安倍首相在信中表示衷心欢迎温总理访日，希望与温总理就两国关系未来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共同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

　　温总理很快给安倍首相回了一封信，表示他愿意与安倍首相共同为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不懈努力。

　　2月份，安倍首相又委托自民党总务会长丹羽雄哉给温总理捎来第二封信。可见，日方对温总理访日抱有很高期待。日本媒体开始营造相应气氛。

　　温总理本人也高度重视这次访问，在这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说，“如果说安倍首相的访问是‘破冰之旅’，那么我这次访问就是‘融冰之旅’”。他还曾经表示，这是他就任总理后感觉责任最重大的一次出访。

　　这次访问，是中日关系摆脱五年僵局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日，也是中国总理时隔七年再次访日，对巩固中日关系改善势头、全面推进双方交流与合作、规划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两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十分关注。

　　我们从那一年的年初就开始精心设计温总理的出访安排，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在政治上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经济上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启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安全上进一步增信释疑，推进军方高层往来和防务交流；在社会层面，结合“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进一步促进中日青少年、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并进行中长期规划。

为了取得预期效果，我们和日本方面商定，温总理访问期间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谈，会见日本天皇、众参两院议长、各政党领导人，出席经济界和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国会发表演讲。

　　为在行前营造良好的气氛，温总理于出访前一周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日本驻京媒体联合采访。

　　温总理向日本记者表示，他期待着通过此次访问，同日本领导人就发展中日关系的若干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增进互信；期待更多地了解日本新的发展情况，为促进中日友好尽一份心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期待这次访问能够取得成功，真正成为一次“融冰之旅”。

　　温总理在日本国会的演讲是此行最大亮点。他对这次演讲非常重视，为准备演讲稿，倾注了很多精力。春节期间，温总理和辽宁人民一起过年时，当地群众向他提到了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人民全力帮助105万日本侨民从辽宁省葫芦岛港平安返回家园这段历史。从辽宁回来后，温总理办公室就从外交部档案馆调来这份历史资料。后来这段内容被写进了温总理演讲稿。事实证明，演讲中这部分内容在日本民众中反响非常好。

　　演讲当天，包括安倍首相和日本内阁政要在内的约四百八十名众参两院国会议员聆听了温总理的演讲。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均进行了现场直播。这篇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情理交融，围绕“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主线，列举许多有说服力的事实，回顾和总结了中日关系历史，全面阐述了中方对中日关系包括历史问题的原则立场，展望了两国关系未来。

　　日本各界对温总理演讲给予高度评价。安倍首相说，“这是一次可以载入史册的演讲”。参议院议长扇千景说，“今天在日本国会，日中之间的冰已经融化”。

　　除正式的会谈、会见等政治日程外，我们还对温总理的其他日程进行了精心安排，包括参观日本农户，与大学生交流，体验日本茶道文化等，通过这些活动，增加与日本普通民众的接触，增进了解与友谊，促进互信与友好。

　　其中，温总理在立命馆大学与大学生一起打棒球那场活动，现场效果非常好。最初我们设计的是与大学生交谈，温总理说他年轻时就非常喜欢棒球运动，既然棒球风靡日本，他可以和学生打打棒球。我们就增加了与大学生打棒球这项活动内容。在为温总理选球衣时，外交部的一位年轻同志提议选35号球衣，寓意今年是中日建交35周年。这场活动果然成为温总理访日的又一亮点。

　　后来，日本侨报社出了一本名为《35号投手温家宝》的书，图文并茂地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以及温总理访日期间的其他花絮。

　　13日下午，温总理来到京都的一户农民长滨义和家里，当时主人正在栽种西红柿苗，温总理也下田栽种。长滨在接受采访时说，“温家宝总理平易近人，亲切温和，对农民的事情十分了解，让人感到中国总理也是普通的人”。

　　后来，长滨给温总理写了一封信，告诉温总理栽种的西红柿茁壮成长，已结出果实。温总理热情地给长滨回了一封信。9月，长滨一家应邀来华出席了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招待会。

　　温总理此次访日前后共计52个小时。时间虽短，但内容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巩固了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势头。

　　子承父业?福田出任首相

　　温总理访日以后，中日两国继续推进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成为安倍执政最大的亮点。

　　与外交上取得显著成就不同，安倍在内政上却逐渐陷入困境。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一度跌破30%。

　　2007年9月12日中午，安倍首相以健康原因宣布辞职。

　　安倍首相辞职后，自民党内展开总裁选举大战。9月23日，福田康夫当选自民党总裁，两天后就任日本首相。

　　我和福田相识多年。他比我大两岁，出身政治世家。他的父亲福田赳夫担任首相期间，与邓小平副总理共同促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福田康夫进入政界较晚，但步入政坛后影响迅速上升。2000年起连续担任森喜朗内阁和小泉内阁官房长官，表现了出色的政治平衡和协调能力，成为日本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官房长官。

　　福田重视中日关系。在两国关系遇到困难时，他在很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福田对历史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明确表示坚持“村山谈话”精神，就任首相后不参拜靖国神社。

　　福田当选首相当天，温总理向他发去贺电，表示祝贺。福田执政第四天，温总理就应约与他通了电话，这也是中日两国领导人历史上首次通话。

　　通话中，福田首相说，日中关系对日本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日方高度重视，愿在双方迄今达成的各项共识基础上，为进一步构筑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密切双方合作做出努力。

　　温总理说，最近一年，两国领导人恢复了频繁接触和往来，就妥善处理台湾、历史等敏感问题，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大目标达成重要共识，使两国关系迎来了改善和发展的重要转机。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我愿与阁下在这些成果基础上，共同努力，继续保持和增强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势头，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发展。

　　在这次通话中，福田首相表示希望能够于年内尽早访华，与温总理就日中关系等当面深入交换意见。

　　温总理邀请福田首相年内方便的时候访华，认为两国领导人加强往来，对进一步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促进友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经双方商定，福田首相于12月27日至30日访华。

　　访华前夕，福田首相在首相官邸接受新华社等中方媒体的联合采访，表示访问中他将同中国领导人就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具体内涵交换意见，以加快去年秋季以来日中关系改善的势头，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迎春之旅”?福田到，“福”到了

　　27日中午，福田首相偕夫人访华。这次访问，被福田首相命名为“迎春之旅”。

　　对于如何接待福田首相访华，我们下了一番功夫。福田首相一家与中国颇有渊源，在接待时要体现出对老朋友的重视，还要对福田首相重视对华关系的积极姿态给予回应。因此，我们对福田首相访华给予了高规格接待，胡主席小范围设宴款待了福田首相。

　　福田的父亲福田赳夫前首相1981年访华时，曾在西安兴庆公园用汉字题词：日中友好是世界平和 。我们制作了这幅挂轴的复制品，作为礼物，温总理在欢迎午宴结束后将它送给了福田首相。福田首相打开后十分惊喜，连声感谢。

　　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民族，我们这些精心安排马上被捕捉到。各大媒体均以醒目标题报道中方的接待规格，表示“许多安排史无前例”。

　　28日上午，温总理与福田首相举行会谈。会谈氛围很好，福田首相开门见山地说，此次访华愿与温总理就日中关系深入交换意见，进行“心与心”的沟通，使2008年成为日中关系的“飞跃”之年。

　　会谈中福田首相主动谈到历史问题，他说，越是不堪回首的历史，越应该正视，并让下一代了解，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才能避免错误重演。他又说，日本将坚持继续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面向未来的关系。

　　当天下午，我陪福田首相到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发表题为《共同开创未来》的演讲。

　　福田首相的这篇演讲堪称佳作。全文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

　　福田首相开篇就幽默地说：“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福田来了，就是‘福’到了。”顿时，古色古香的讲堂中响起了欢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福田在演讲中多次引用中国名句。在谈到双方应该坦诚相见、加深相互理解、互相承认差异、了解真实的对方时，他引用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谈到为构筑长期稳定的日中关系，双方要从展望50年后、甚至100年后的长远观点出发，着力培养能够加深相互理解、尊重相互差异、加强相互学习之“人才”时，他引用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来说明培养人才需要漫长的努力。

福田在演讲中还提出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些理念。他强调，“日中关系除了和平友好之外，别无其他选择”，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的这一理念已经超越时空，作为日中友好的基石散发着活力。在谈到历史问题时，他说，“只有正视过去，具有该反省的地方反省的勇气和智慧，才有可能期待将来不犯错误”。他还提炼出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三大支柱，即互利合作、国际贡献、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

　　当天晚上，我陪同胡主席在钓鱼台养源斋小范围宴请福田首相。席间，胡主席与福田首相交谈的话题很广泛，气氛轻松愉快。

　　他们从日本的“《论语》热”谈及未成年人教育，从各自的兴趣爱好谈到中国的发展。当时，福田首相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胡主席说，说实话，中国发展不顺利，对日本来说不是件好事。我们是不同的国家，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讲，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福田首相邀请胡主席第二年春天，最好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访问日本。福田首相幽默地说，现在越来越不清楚日本的樱花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开。胡主席访问日本的日期确定后，樱花就可以放心地开放了。在场的人听了全都笑了。胡主席说，他对明年春天的日本之行同样十分期待。

　　日本主要媒体对福田首相的“迎春之旅”进行了大量连续报道，都给予积极评价，认为福田对华外交成功起步，并取得积极成果，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迎来政治关系的“春天”。日本各党派高度评价福田首相访华取得的成果。

　　前往东京?飞机上的遐思

　　应日方一再邀请，胡主席定于2008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国国家元首时隔十年再次访日，也是党的十七大后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是我国在复杂国际形势下和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重要时刻采取的重大外交行动，意义非同寻常。

　　2008年春节过后，我访问了日本，重点是为胡主席访日预做政治准备。在访日前后，我还分别访问了英国和韩国，后者是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特使出席李明博总统的就职庆典。这是我担任国务委员期间的最后一次出访。

　　2月19日晚，我结束对英国的访问后，乘日本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伦敦直飞东京。

　　在前往东京的途中，我不禁回想起与日本几十年的不解之缘。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去日本。那是1964年，我陪农业部一个代表团赴日考察，学习农业科技。四十多年来，我曾经前后两次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历时九年半，也曾从事过民间对日外交，作为中日友协理事参与了不少重要工作，见证了中日关系的重建、改善和发展。

　　多年的对日工作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中日关系的发展成果和良好局面来之不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老一辈领导人就为发展中日关系花费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中日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正是在两国各界有识之士的精心培育下，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毋庸置疑，中日关系非常敏感、特殊，既有历史伤痕，也有现实摩擦。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已赋予中日关系一个独特优势，这就是中日友好的深厚民间根基。事实证明，每逢中日关系遇到困难时，总是这支友好力量在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日关系非常困难的那几年，正是两国友好人士始终秉持中日友好信念，为改善两国关系付出了不懈努力，为实现中日关系转圜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必须走和平、友好、合作与共赢之路。

　　从现实层面讲，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日本的利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经济上各有优势，高度互补。双方在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推进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共同应对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以及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问题上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携手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从国际大环境看，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国际格局、国际体系面临新一轮调整，亚洲正面临全面振兴的新形势，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与亚洲其他国家一起迎接亚洲新时代，是中日双方共同的历史使命，双方都承担着重要责任，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

　　近几年来，经过两国领导人“破冰”、“融冰”、“迎春”之旅，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重要发展机遇。双方已经克服了困扰多年的政治障碍，两国关系走出低谷，恢复正常，并开始构筑战略互惠关系。

　　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胡主席对日本进行的国事访问，对于全面总结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近年的发展成果，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全面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想到这些，我深感此次访日责任重大。

　　访问日本?肩负重要使命

　　2008年2月20日下午，我从伦敦抵达成田机场，开始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

　　就发表中日间第四份政治文件做日方工作，是我这次访问的重点之一。此前，中日两国已经有三份政治文件。这三份政治文件，从政治、法律和事实上总结了两国关系的过去，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是中日关系的基石。

　　十年过去了，两国各自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日关系也经历了过去几十年不曾经历的跌宕起伏。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在胡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时，发表一份共同文件，来体现中日关系的新起点，汇集双方的新共识，展示两国合作的新前景，明确两国关系的新方向。

　　我决定借会见福田首相之机，当面做他本人的工作。

　　21日下午，我到首相官邸拜会福田首相，着重就胡主席访日与他交换意见。我说，胡主席今年访日对双方都是一次重大机遇。确保访问成功，将使中日关系真正进入长期稳定发展轨道。

　　福田首相表示赞同，希望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成为日中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我说，中方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双方有必要认真考虑适时发表一个新的文件。这个文件的使命和主旨是向前看、开创两国关系的未来，特别是突出两国的合作，让两国人民通过这个文件深切感受到中日关系的光明前景。30年前，令尊与邓小平先生共同做出政治决断，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如福田首相在北大演讲时所说，这个条约在中日之间架起了一座“铁桥”。我们希望福田首相也能做出决断，通过发表这个文件在中日间架起一座通向未来的世纪大桥。双方外交当局已就此进行接触。希望能够缔结这份文件，使其成为两国人民新的共同财富。

　　福田首相认真听完后对我说，日方也已经启动接待胡主席准备工作，愿意随时听取中方的想法和要求。关于第四个政治文件，目前双方外交当局正在紧密协调，我愿密切关注此事的进展。只要双方共同努力，相信一定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文件。

　　我分别会见了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外相高村正彦及各政党党首等，与他们就胡主席访日、双边经贸合作、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些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我还出席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御手洗富士夫举行的欢迎早餐会。日本各界衷心期待胡主席对日本的国事访问，表示要以“夏天般的热情”迎接胡主席的到来。

　　我抵达东京的第二天中午，中国驻日本大使崔天凯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为我安排了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参加的欢迎招待会。

　　四十多年来，我结识了数不胜数的日本朋友，从总理大臣、国会议长、政党首领、各级行政官员，到著名企业家、作家、演员、律师、教授、新闻记者、宗教界人士乃至公司职员等。

　　那天，我的许多老朋友都赶来出席招待会，现场有六百多人。我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一些多年挚友专程从外地赶来，让我非常感动。

　　我在招待会上用日语致辞，回忆了我与日本的深厚渊源及过去四十多年来所亲历的中日关系重大事件。我说，中国有句话叫往事如烟，然而对我而言，往事可谓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多少年来，我们共同为中日友好发展而喜，为中日友好受损而忧，为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我在致辞中回顾了中日关系30年来取得的长足发展，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中日关系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果和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精心呵护，这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坚定这一信念，毫不动摇。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符合日本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三点是我从中日关系30年发展历程中得到的深切体会。

　　我告诉大家，我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就如何发展面向未来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与日方深入交换意见，为胡主席今春访日做政治准备。我们希望通过胡主席的重要访问，中日双方共同规划两国关系未来发展蓝图，确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新框架。

　　在东京期间，我专程前往为中日友好和两国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松山芭蕾舞团，探望了清水正夫先生一家。

　　清水正夫是松山芭蕾舞团理事长，他的夫人松山树子是日本著名的芭蕾舞大师。1948年，他们夫妇共同创立了松山芭蕾舞团和松山芭蕾学校，培养了日本的世界级芭蕾舞大师森下洋子和清水哲太郎等。

　　我与清水先生一家有长达四十多年的交往，结下了深厚友谊。

　　清水先生一家及整个松山芭蕾舞团对我的到访都非常高兴。一百多名演员身着演出服，整齐地排列在剧团门口，不停地用汉语热情地喊着“你好”、“欢迎”。当时的气氛非常热烈，尽管室外春寒料峭，我的内心却倍感温暖，十分激动。

　　我快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清水先生的手。我与清水先生已数载未见，看到岁月的流逝在他的面容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我不禁感慨万千。

　　1958年，风华正茂的清水正夫夫妇把芭蕾舞剧《白毛女》带到中国，是他们最早把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歌剧改编为芭蕾舞剧，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在日本各地上演。那次访华，他们在北京、重庆、武汉、上海等地巡演，引起热烈反响。

　　从那以后，松山芭蕾舞团多次访华演出，清水正夫先生作为日中友好协会负责人一百多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三代领导人亲切接见。

　　可以说，清水先生是中日友好和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人和积极推动者。四十多年过去了，清水先生一家仍然在为推动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不懈努力着。

　　清水先生一家把我迎进会客室。落座后，清水先生的儿子清水哲太郎代表清水一家致辞。他说，松山芭蕾舞团从1955年起就受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松山芭蕾舞团一直致力于对华友好艺术交流。今天唐家璇国务委员来看望我们，这是对日本广大对华友好人士的鼓励。

　　接着，他们请我到二楼的排练厅，在观看了介绍松山芭蕾舞团和中国交往历史的记录短片后，松山芭蕾舞团的演员们为我表演了《黄河颂》。这是根据中国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名曲专门编排的舞剧，是一场视、听觉的盛宴。

　　观赏完芭蕾舞后，我站起身来，同演员们一一握手表示谢意。我对年轻的芭蕾舞演员们满含深情地讲述松山芭蕾舞团的过去和未来，特别是他们与中国的深厚交往，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老朋友。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很多人甚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不幸的是，四个月后，清水先生与世长辞。我和他在日本的会晤竟成为永别。年近九旬的清水先生去世前，得知中国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他手拄拐杖，亲自率领全团人员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慰问并捐款。

　　结束在东京的访问后，我又到奈良和大阪参观访问。在奈良，我参观了法隆寺和唐招提寺。法隆寺是奈良最早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在中国佛教传到日本后，由决定向中国派遣遣隋使的圣德太子创建的。唐招提寺由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亲手兴建，是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象征。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在出席奈良知事荒井正吾为我举行的欢迎宴会时，荒井知事致欢迎辞说：“唐家璇国务委员面容慈祥，极像笑口常开的弥勒菩萨。”现场的人听了全都笑了。

　　我听后用日语微笑地说：“荒井知事的话太不敢当。其实啊，中国的外交界人士都经常面带笑容，因为我们开展的是和平外交、和谐外交，也是微笑外交。”我的话音刚落，宴会厅里笑声和掌声响成一片。

　　回到北京后，我便召集有关部门的同志开会。

　　我根据此次访日期间与日方商谈的情况，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就胡主席访日的有关准备工作再次做出具体部署，要求各有关部门抓紧工作，认真筹备，确保访问圆满成功。

　　3月份，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我从国务院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我非常高兴在正式卸任前较好地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外交使命，为胡主席成功访日，为促进中日关系的继续改善和发展尽了微薄之力。

　　“暖春之旅”?胡主席访日

　　2008年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胡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一次专程出访一个国家，且访问时间长达五天。

　　这次访问，被命名为“暖春之旅”。

　　胡主席此次访问非常成功，其中有几处亮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次访问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非常丰富。胡主席从增进互信、加强友谊、深化合作、规划未来的角度，广泛深入做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果。

　　双方缔结了《中日两国关于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在确认中日三个政治文件原则和精神的基础上，重在规划未来，明确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指导原则，对双边合作做出全面和长远规划。这是中日建交以来第四个重要政治文件，也是首份由两国最高领导人签署的政治文件。

　　双方还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确定了落实联合声明的70项具体举措，内容涉及高层交往、政治互信、人文交流、防务交流、经济合作、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

　　胡主席此行不忘老朋友，进一步加深了两国民间友谊。

　　胡主席抵达日本后不久，在下榻饭店会见了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松村谦三、西园寺公一、宇都宫德马、冈崎嘉平太等友人的后代，以及为中日关系作出重要贡献的前政要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和园田直的后人，勉励他们继承父辈遗志，继续关心和支持中日友好事业。

　　胡主席还会见了1984年3000名访华团成员小野寺喜一郎、芹洋子、穗积一成等民间友好人士。3000名青年访华大联欢是中日友好交往史上空前的创举，在两国青年中播下了中日友好的种子。当时，胡主席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他全程参与组织了那次活动，与日本青年朝夕相处、促膝交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访华团中的许多日本朋友都已成为中日友好事业的骨干力量。

　　访问中，胡主席着眼未来，与日本青年广泛接触。2008年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5月8日下午，胡主席与福田首相共同出席了日中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开幕式，之后，到早稻田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与乒乓球选手王楠、福原爱一起打球。

　　胡主席精湛的球技令在场青少年掌声不断。

　　胡主席的访问还有许多细微之处令日本人民感激。他访问前夕，中国赠送给日本的大熊猫陵陵因年老去世，很多日本民众自发排队到上野公园给陵陵送别。日方向我们提出，希望中方能再次出借大熊猫给日本，以满足日本民众喜爱大熊猫的愿望。

　　胡主席在访问期间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向日本提供一对大熊猫开展研究合作。我从日本媒体上看到，日本民众纷纷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认为这是胡主席给日本人民带来的一份美好的礼物。

　　胡主席访日期间，还专程前往松山芭蕾舞团，探望了清水正夫先生一家。当我从电视上看到这条新闻时，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

　　后来，清水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毕生从事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今天中国最高领导人到访松山芭蕾舞团，并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感到无上荣耀，这也是对所有从事日中友好事业人士的极大鼓励和肯定。”可以说，这是清水先生的心声，也代表了所有从事中日友好人士的心声。

　　胡主席这次“暖春之旅”为今后中日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开创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经过两国领导人接连进行“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中日关系重新回到了稳定发展的轨道,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中日关系面临新的重要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009年春，我出任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这是一个政府咨询机构，成立于1984年，委员由两国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组成。成立以来，特别是在中日关系遇到困难时，委员会积极为两国政府出谋划策，为实现中日关系转圜、改善和发展作出了有益贡献。

能够在古稀之年为中日关系发展再尽绵薄之力，高兴之余，倍感责任重大。我衷心希望并完全相信，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今后一定会不断发展，“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一定会在中日两国大地上开花结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为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2. 中俄黑瞎子岛问题谈判

    黑瞎子岛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最东端。

    2008年10月14日那天，中俄双方在岛上举行了两国国界东段界碑揭幕仪式。仪式简朴而庄重，奏两国国歌，升两国国旗。一块宽大的仪式背景板伫立在秋天的原野上。当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仪式结束，中国边防军人登上黑瞎子岛开始执行防务，那里成为中国东部边境第一哨。

    黑瞎子岛上的界碑是中俄边界上竖立起来的最后几座界碑。

    当我从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看到这一组画面时，心情十分激动。我在担任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期间亲身参与解决的这一棘手问题，终于尘埃落定了。

    当年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黑岛溯源任务艰巨

    中俄边界是从中苏边界承袭下来的。当年苏联解体后，长达7600公里的中苏边界被分为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个国家的边界。其中，中俄边界长达4300多公里，绝大部分已通过谈判划定，黑瞎子岛是唯一一块悬而未决的土地。

    按边界长度计算，黑瞎子岛一段只占中俄边界全长的1.4%。比例虽然不大，但战略地位重要，加上多年来双方对边界条约各执一词，一直相持不下，成为两国边界谈判中最困难、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中国人说它是“啃不动的硬骨头”，俄罗斯人则称它为“咬不动的硬核桃”。

    “黑瞎子”在东北方言中是“黑熊”的意思。据当地老百姓说，早年间此地常有黑熊出没，所以，当地人把这个岛称为“黑瞎子岛”。西方媒体把它翻译为“BearIsland（熊岛）”，我认为是准确而形象的。

    黑瞎子岛，也叫抚远三角洲。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县城以东，三面环水，北面是黑龙江，东南是乌苏里江，西南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的一条水道，称为抚远水道，俄方称为卡扎克维切沃水道。

    黑瞎子岛北面的岛岸线长60公里，东南长约40公里，抚远水道长约35公里。黑瞎子岛由两个大岛和大约90个岛屿、沙洲组成，岛屿和沙洲的数量因江水冲刷和潮汐涨落等自然力量的作用时有增减。

    全岛面积约335平方公里，比北京四环以内的城区面积还大些。岛上地势平缓，杂草、灌木丛生，还生长着一些北方的乔木。周围水域盛产大马哈鱼、鲟鳇鱼等名贵江鱼，鲟鳇鱼籽（黑鱼籽）和马哈鱼籽（红鱼籽）经常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据中方史料记载，我国汉、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的居民曾长期在岛上居住。他们有的在那里烧制陶器，有的挂幌子开酒肆，也曾有人种植罂粟。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国内局势混乱，沙皇俄国乘机将黑瞎子岛纳入俄国版图。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同俄（苏）方进行了多次交涉，均无结果。

    1929年，苏联借中东铁路事件出兵占领了黑瞎子岛。此后近80年的时间里，黑瞎子岛一直在苏（俄）方的实际控制和管辖之下，已经没有中国人居住。那里所有建筑和设施都为俄方所建。

    黑瞎子岛与俄罗斯远东最大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市隔江相望，站在黑瞎子岛的最东端，可以清晰地看到哈巴的城市建筑。因此，俄方将该岛视为哈巴罗夫斯克的天然屏障和门户。

    苏（俄）方从未放松在黑瞎子岛的防务，他们在岛上建了不少军事设施，在该岛面向中国一侧的沿岸架设了长约40公里的铁丝网，并派炮艇驻守抚远水道上下口，当地人把这种铅灰色的炮艇叫做“大灰狼”。

    1974年，苏联方面在乌苏里江距哈巴罗夫斯克26公里处建了一座舟桥。它由107条漂浮在水面上的铁船连接在一起组成，每条船宽6米，舟桥全长800米，两端建有固定桥墩。舟桥上平时可通行汽车，航道处的舟桥每天上午9时半至11时开启一个半小时，供船只通过，但苏方常常“因故不开”，中方船舶经常在此受阻，或停泊在江面上，忍气等待，或被迫返航。中方曾为此多次与苏方交涉。

    多年来，苏方一直利用实际控制黑岛之便，在岛上进行经济开发和利用。在岛北侧中部建有一所工厂和居民区，在岛上修建了公路，还建有奶牛场等设施。俄方居民每年上岛打草、休闲、晒太阳，苏俄报刊将该岛称做“哈巴罗夫斯克的郊区”。

    划界的前几年，俄方提出要将黑瞎子岛的开发建设纳入哈巴罗夫斯克发展计划，建为自然保护区、封闭狩猎区和郊外避暑区，开发旅游资源，并继续扩大农业生产，修桥铺路，统一管理。

领土争议激烈持久

    近四十年来，中苏（俄）双方围绕边界问题进行过三次谈判。

    第一次谈判在1964年2月至8月期间进行，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他是一位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将军。在谈判中，他与苏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公开恶化，根本不具备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

    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是1969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中国政府代表团首任团长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这次谈判一谈就是十年，中方代表团团长也换了几任。但是，由于这期间两国关系一直尖锐对立，谈判前双方甚至在珍宝岛发生过激烈的武装冲突，十年的谈判没有能够解决任何一段边界问题，更不用说解决黑瞎子岛问题了。

    不过，这十年的谈判也有收获。双方因此形成了一个谈判机制。在涉及边界问题时，彼此都保持克制，至少未再发生像珍宝岛事件那样的武装冲突。

    第三次边界谈判始于1987年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1986年7月，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一个公开场合发表讲话时，讲到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表示中苏两国可以按照主航道原则划界。

    这向我们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我们很快对此做出回应，同意与苏方重启谈判。

    这次谈判颇具戏剧性，谈判对手先是苏联，后来则变成了俄罗斯。也许是特殊的时空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谈判的结果是，解决的问题最多，成果最大。双方分别于1991年、1994年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和《中俄国界西段协定》，两国绝大部分边界得以划定。但是，在黑瞎子岛问题上，双方经过多次激烈交锋，未能取得进展，不得不留下一个悬案。

    此后，双方多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由于各自仍固守多年来的立场和论据，坚持对黑瞎子岛拥有全部主权，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中方主张，根据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两国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既然以江为界，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就应该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而黑瞎子岛恰恰位于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应该属于中国。

    而俄方依据的是，《中俄北京条约》的条约附图也是《中俄北京条约》的一部分。根据这个附图，划界红线标在卡扎克维切沃水道即抚远水道上。所以，俄方主张两国应以这条水道为界，黑岛应属于俄方。俄方还提出，根据1861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双方曾经在抚远水道与乌苏里江会合处的中方一侧岸边立了一块界牌。俄方认为，这块界牌是个有力的证据，证明黑瞎子岛属于俄方。

    从1964年中苏首次边界谈判开始，断断续续谈了近四十年，双方一直就黑瞎子岛归属问题争执不下。

    历史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始终是双边关系的隐患，甚至可能引燃战火，为双方带来麻烦。

高层出面推动谈判

    在中俄尚未就黑瞎子岛归属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又加大了对黑瞎子岛的开发力度，而且还有向西部扩展的趋势。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1999年9月18日至11月7日，俄方在黑瞎子岛南端乌苏里江岸边修建起一座高达28.5米的东正教堂，教堂呈深红色，很显眼。当时俄方的一些军政高官及宗教界人士还出席了开工仪式。俄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证明黑瞎子岛是“属于俄罗斯”的。

    他们开发利用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我们解决问题的难度也就越大。这引起了中方严重关切。我们以各种方式向俄方提出交涉，但收效并不明显。

    2000年3月，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新人上台，总该有新面貌，新气象，新做法，也许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转机。

    2000年7月17日，刚刚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三个多月的普京，应江泽民主席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准备接待普京总统的过程中，我们建议利用高峰会晤的机会，从最高层推动黑瞎子岛问题的解决。

    在普京总统来访之前，外交部向中央提出请江主席在与普京总统小范围会谈时谈这个问题。

    小范围会谈是相对于大范围会谈而言的，是目前在国际交往中经常采用的一种会谈方式。大范围会谈是双方多数成员都参加的会谈，小范围会谈是指双方领导人及其主要助手参加的会谈，人数往往有严格限制。一般情况下，涉及非常重大、敏感的议题，都放在小范围会谈去谈，双方可以谈得更直接、更坦率些，谈不拢也没关系，至少有助于双方更清楚地了解对方的想法，不会影响大范围会谈时的气氛。

    7月18日，江泽民主席在与普京总统进行的小范围会谈中，谈了黑瞎子岛问题。江主席说，中方对俄地方当局在黑瞎子岛上加紧经济开发，修建永久性设施，加强军事活动，感到严重关切。江主席建议责成双方有关部门就黑瞎子岛地区归属问题抓紧谈判，尽快找到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以全面彻底解决中俄边界问题。

    普京总统的回应很干脆。他说，俄中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应该得到尽快解决。他并补充说，他将下达指示，要求俄罗斯有关部门就此问题同中方进一步磋商。

    两国领导人还决定将有关边界问题的原则性表态写入作为总结高峰会晤成果的《中俄北京宣言》，强调双方将继续谈判，加快制定剩余边界地段的解决方案。

    同年9月，两国领导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再次见面，普京总统又向江主席谈到边界问题。他表示，希望在新世纪的中俄两国关系中，边界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

    两国元首就解决边界问题都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绝非易事。

    此后，双方虽然进行了两轮副外长级磋商和专家级磋商，但俄方立场无任何松动，仍坚持黑瞎子岛应全部属于俄罗斯。当然，中方也毫不松动地坚持原有立场，坚持黑瞎子岛应全部属于中国。

    但不管怎样，谈总比不谈好。

拜会普京再谈黑岛

    2001年4月29日，应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邀请，我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

    按照通常的外交礼仪，重要国家的外交部长正式出访时，东道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般都与之会见。此次访俄，根据俄方的安排，我与伊万诺夫外长会谈后，就直接去克里姆林宫拜会普京总统。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普京总统，却是第一次同他谈边界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普京总统是在一年多前。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00年3月1日，我当时应邀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其间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了他，并转交江泽民主席给他的一封信。当时他是代总统。

    普京在俄罗斯政坛的出现颇具传奇色彩。从他就任叶利钦总统办公厅主任到成为总统，其间只有半年多的时间。此前，国际上对他知之甚少。

    普京长期就职于前苏联的安全机构，曾在前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他会使用各种武器，并能驾驶飞机。他还是一名运动健将，酷爱柔道，是黑带级高手。

    进入政坛后，他曾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后来被叶利钦总统任命为总统办公厅主任。那段时间，俄罗斯政坛像走马灯似的，一年内更换了三位总理。最后，叶利钦选中普京作为他的接班人。叶利钦总统在一次外交场合曾经公开赞扬普京谦逊、忠诚。俄罗斯人则说叶利钦做了件大好事，给俄罗斯选了一位好总统。

    不满48岁即入主克里姆林宫，领导俄罗斯这个偌大的国家，普京颇受世人瞩目，成为国际媒体跟踪和热议的焦点。

    他外表温和，性格刚毅，在俄罗斯民众心目中具有独特魅力。后来在俄罗斯民间流传两首歌曲，一首叫“做人就做普京这样的人”，另一首则叫“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

    普京作风严谨、沉稳，决策果断、坚决。执政后，他在传媒、金融、能源等关键领域采取果断措施，整顿社会经济秩序，并对车臣恐怖分子进行无情打击。

    他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政局保持稳定，经济走出低谷，国力明显增强，社会秩序安定，俄罗斯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得到恢复和提升。

    2000年7月，他访问中国时，我又见过他。

    我这次访俄有机会同他第三次见面。

    俄罗斯礼宾官将我引领到普京总统的办公室。这时，普京总统从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旁站起身向我走来，同我热情握手，随后把我引到办公室另一侧的椭圆形会客桌旁落座。

普京总统位于克里姆林宫1号楼二层的宽大办公室，是俄罗斯历任总统的办公之地，有人说这是俄罗斯“最富能量的地方”。办公室装饰考究，据说其颜色和风格是按照普京的品位爱好选定的。色调以淡青色为主，明快、清新。乳白色的会客桌镶着金边，桌面平滑如镜。

    我首先向普京总统转达了江泽民主席对他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并简要地介绍了他访华半年多以来中俄关系的最新发展情况。

    我讲话时，普京总统始终注视着我，全神贯注地听着，还不时地点点头。

    他感谢江主席的问候，也希望我向江主席转达他的问候和祝福。之后，他很快转到了双边关系的一些实质性问题，重点谈边界问题。

    他说，两国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了98%以上，目前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只有不足2%。尽管剩下的问题有一定复杂性，但俄罗斯方面仍希望双方加紧谈判，早日彻底解决边界问题。这样，双方就可以把精力全部集中到重要合作领域上来。

    普京总统略微停顿了一下说，我希望在江泽民主席今年7月访俄之前，双方能就剩余边界问题的解决方案达成原则一致。

    我马上意识到普京总统此番讲话发出的信息明确而重要。

    我当即对此做出了原则性的积极回应。我说，中俄双方领导人对解决剩余边界问题都非常重视和关心，都给予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中国外交部将根据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与俄罗斯同行努力磋商，竭尽全力地工作，力争尽快解决剩余边界问题。

    可以看出，普京总统并没有把这次会见作为一次纯礼节性的活动，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就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向中方明确表明他的观点。

    说实话，当时距7月份江主席访俄只剩下两个多月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决如此复杂、敏感的问题，实在有很大难度。此前，双方都没有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表，只是在努力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成熟再予解决。

    我相信，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的表态绝不是信口开河的。当时，中俄关系发展很快，已经与前三次边界谈判时的情况大不相同。1996年，中俄双方建立起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两国互利互惠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展现出空前的发展潜力。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明显增强，边境地区早已不是剑拔弩张的状态，边境贸易热火朝天。两国战略利益及共同点的不断增加，客观上也要求双方尽快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因此，我认为两国外交部门应该趁热打铁，加紧商谈具体的落实办法。

俄方释信主动试探

    会见普京总统后我们感到，俄外交当局在解决剩余边界问题上的态度有了变化，出现一些积极迹象。

    俄罗斯外交部开始向中方发出种种试探信号，说双方应该换一个思路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黑瞎子岛“要么全部归俄罗斯，要么全部归中国”。

    鉴于这一新情况，我指示外交部立即抓紧研究各种方案。

    2001年6月15日，普京总统到上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又做出了建设性的暗示。他在一个双边场合对江主席说，如果将黑瞎子岛全部划归中国，就像边界线穿过上海市，将浦东划分出去一样，俄方难以接受。普京总统建议与江主席一道，共同指示两国外交部寻求新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从俄方发出的一系列信号可以看出，他们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脉络越来越清晰了，虽然不会同意将黑瞎子岛全部划归中方，但也不再坚持黑瞎子岛全部属于俄罗斯的原有立场。

确定原则开始谈判

    很快，两国外交部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以新的思路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开始了谈判。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确定谈判原则，以便双方工作层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时有所遵循。

    经过几轮商谈，双方确定了三条谈判原则，即谈判要“以有关目前中苏（俄）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公正合理，互谅互让，相互妥协”。

    双方还商定由两国领导人出面确定这三条原则。在具体做法上，双方同意在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会晤时，由普京总统提出这三项原则，江主席当面予以确认。

    2001年7月16日，应普京总统邀请，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当日上午，江主席与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小范围会谈。

    普京总统说，在两国合作问题上，我们常常遇到一些阻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边界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些外部势力也不时“提醒”我们，并且千方百计地突出边界问题，企图以此破坏俄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我们双方没有任何理由把边界问题留给下一代去解决。我建议两国领导人给予政治支持，使两国剩余边界问题在明年春天之前得以彻底解决。

    江主席对普京总统的建议表示赞赏。他说，边界问题始终是困扰两国关系稳步发展的潜在不安定因素，越早解决越好。我们可以责成两国外交部长抓紧谈判，在一年之内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解决方案。

    两位最高领导人发出了明确的指令。一位说要在明年春天之前解决，一位说要在一年之内解决，虽然在具体时间上略有不同，但态度都很积极。

    那次会谈气氛热烈，江主席和普京总统谈得兴致很高，令双方在场的人都深受鼓舞。两国领导人的坚定决心，为谈判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并注入了活力。

    可是，不知为什么普京总统并没有像双方约定的那样，提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三项原则。因此，在这次首脑会晤中，双方未能就此加以确认。

    两个月后，我又陪同朱镕基总理访问俄罗斯。这期间，我再次同伊万诺夫外长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

伊万诺夫说，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双方应在一年内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现在只剩下十个月的时间。我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尽快确定剩余地段的边界线走向，并将其标示在地图上，拟定相关协定。

    我同意他的意见，强调为此双方应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紧工作。接着，我指出，本来双方商定，在江主席访俄期间两国元首小范围会谈时，由普京总统提出上述原则，江主席加以确认。可是当时普京总统并没有提出。为使双方专家在谈判中掌握大方向，我建议我们应首先正式确认指导原则。

    伊万诺夫立刻表示，我现在正式向你通报，双方事先商定的指导原则已经得到普京总统的批准。普京总统本来也打算在与江主席小范围会谈时提出，请江主席确认。但由于当时气氛十分友好热烈，这一话题不知不觉地被岔开了。

    伊万诺夫强调，这完全是技术性原因造成的。他当场建议以两国外长互致信函的方式，立即予以正式书面确认。我表示同意。

    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伊万诺夫外长给我的信函。他在信中表示，俄方将恪守关于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我也于当日立即复函确认。

    谈判原则确立后，我们还就谈判的具体工作安排交换了意见。

    伊万诺夫说，鉴于边界问题十分复杂且高度敏感，双方应注意严格保密。在谈判初期，首先由两国外交部在小范围内具体磋商，然后根据谈判进展情况，经双方商定，再请两国其他部门代表参加。谈判后期也可以考虑邀请双方地方代表参与工作。

    他特别强调，在向新闻媒体透露任何关于谈判进程的消息时，双方一定要事先协商一致。

    我理解伊万诺夫外长的担心。据我所知，俄罗斯内部还是有不少不同意见的。因此，我同意先将双方的谈判限定在小范围，同时注意严格保密。

    此后，双方关于黑瞎子岛问题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

直入正题协商划界

    那段时间，我与伊万诺夫外长的接触非常频繁，我们多次利用双边或多边场合进行会晤，探讨和解决边界谈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莫斯科会谈一个月后，我与伊万诺夫外长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期间，就边界问题再次交换意见。

    会见时，我们商定具体谈判可通过专家组级别和副外长级别两个渠道进行，并通报了各自人选。我们还商定，必要时可以由两国外长直接商谈。

    会见结束后，我把伊万诺夫外长请到一边，同他进行了个别交谈。

    我对伊万诺夫外长说，鉴于今天参加会见的人很多，有些话只能单独和你谈。这主要是指下一步两国专家磋商的工作方法。我们考虑可采用两个方法。一个是双方各自提出在黑岛上的划界主张线，另一个是首先就黑岛的划分比例达成共识。我们倾向于第二种方法，请俄方予以积极研究。

    伊万诺夫外长表示将研究后尽快答复。

    不久，俄方告诉我们，他们倾向于第一种方法，认为调整边界线走向比较易于接受。

    看来，俄方还是比较谨慎。其实，究竟采用哪种办法谈判，都只是技术问题，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哪种方法都可以。我们认为，关键是无论用哪一种方法，双方都要直入正题，以新的思路和姿态来推进谈判，避免“炒冷饭”，重复老论据、老观点。

三位外长风格各异

    随着边界问题的谈判日益进入实质性阶段，我对伊万诺夫外长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我担任外长和国务委员期间，曾先后和三任俄罗斯外长打过交道。一位是普里马科夫，一位是拉夫罗夫，打交道最多的则是伊万诺夫。

    这三个人各有特点。普里马科夫是俄罗斯知名的学者和国际问题专家，富有战略眼光，看问题有深度。他年长资深，后来担任过俄罗斯总理。我称他为“老前辈”。

    拉夫罗夫是2004年3月起任外长的，我那时已经担任国务委员，和他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他长期担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在那里练就了一副铁嘴钢牙，反应极快，说得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

    拉夫罗夫在正式场合常常十分严肃，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但人们很难想到，在他严肃的面孔背后有着独特的幽默。他经常忙里偷闲画漫画，他画的肖像能准确抓住人物的相貌特征和神情。他曾给我画过一张肖像画。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在塔什干召开峰会期间，他还送给我一张自己创作的漫画。画的中间是上海合作组织俄文缩写，左侧是俄罗斯，右侧是中国，下方是会议的地点塔什干和会议的时间2004年6月17日。

    我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伊万诺夫外长。他出生于1945年，比我小七岁，精通英语和西班牙语，是欧洲问题专家，精明干练。

    伊万诺夫担任外长期间，忠实地贯彻俄罗斯“双头鹰”对外政策。他重视发展对华关系。2002年他曾以《松与竹》为题在俄罗斯报纸上撰文，热情赞颂中俄关系，称中俄有如松竹相辅，像松树那样巍然屹立，像竹子那样牢牢扎根，颇有诗情画意。《人民日报》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刊登出来。有一次我在莫斯科请他吃饭，席间，我起身讲话，专门提到了这篇文章，他听了十分高兴。

    我还记得，2000年“上海五国”外长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会晤时，晚宴后由于我要赶赴欧洲，在他的倡议下，参加会晤的其他各国外长一齐去机场为我送行，一直送我到飞机舷梯旁。

    2004年3月卸任外长后，他还担任过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统筹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总局、内务部等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强力部门。

    伊万诺夫是一个爽快人，我和他很谈得来。我们两人几乎在同时期担任外长。在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他是我的谈判对手；在发展两国关系上，他是我的合作伙伴。我们有幸在各自的岗位上携手合作，为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艰难推进寸土必争

    中俄双方都不只一次地表示尽快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决心，确定了谈判原则以及谈判的范围和方式。接下来应该是就解决具体问题迈出实际步伐了。

    鉴于黑瞎子岛实际上全部掌控在俄方手中，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提出应由俄方采取主动，首先提出妥协性解决方案。俄方则强调应由双方同时采取主动。

    折中的结果，还是俄方先迈出了第一步。

    2001年11月15日至22日，双方专家组在莫斯科举行磋商。当时担任中方专家组组长的孙延珩大使是俄罗斯问题专家。他同时在边界领土谈判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曾担任过中英香港土地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为成功解决香港1997年回归之前过渡期土地问题，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这次专家组磋商中，俄方提出可以将黑岛西部约80平方公里的地方划给中方。

    这个方案离我们的目标差得太远，当然不能接受。但是，这80平方公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80平方公里包括了抚远水道，而此前俄方一直坚持抚远水道是两国的界河。现在俄方把抚远水道划给中方，意味着俄方甘愿把所谓的“中俄界河”变成了中方内水。用谈判的术语说，这是“破线”了。

    凭着丰富的谈判经验，孙大使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转机，谈判有望取得重大突破。但同时，俄方的建议肯定不会是最终建议，只是第一步，谈判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于是，我们也打出了一条划界线，提出可以将黑瞎子岛东部靠近哈巴罗夫斯克市的约60平方公里划给俄方。当然，俄方也不接受。

    虽然双方都对对方的方案不满意，但在黑瞎子岛地区的谈判中迈出这样的步伐，是中苏（俄）谈判40年来从未有过的，称得上有了良好的开端。

    常言道，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想，只要双方坚定地按照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方向朝前走，一定能够寻找出一条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

    此后，双方又在副外长级和专家级进行了多次磋商。因为边界和领土事关国家最高利益，双方举手投足都很谨慎，每走一步，都要反复斟酌，仔细掂量。这是因为双方彼此心里都很清楚，边界谈判非同小可，领土一旦划定，就很难再更改了。

    在一次专家组磋商中，中俄双方分别打出6条划界主张线，但这12条主张线所涉及的领土面积差异加在一起还不到17平方公里，新打出的主张线和前一条线相比，有的面积相差还不到1平方公里。

    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双方辩论很激烈，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难解难分，但毕竟是相向而行，差距在逐步缩小。

    2002年1月9日至11日，双方专家组在北京举行磋商。这轮磋商中，谈判又取得了新的较大进展。俄方提出可以将黑瞎子岛西部约120平方公里划归中方，中方则提出可以将该岛东部约90平方公里划归俄方。

    在十几天后的新一轮专家组磋商中，俄方提出可以将黑瞎子岛西部135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40%）划给中方，中方提出可以将东部105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30%）划给俄方。这是谈判开始以来双方迈出的最大步伐。

    此后一个月，俄方没有再打出新的方案，磋商一度止步不前。

山穷水复俄方逆转

    正当中方在观察等待、期待新的进展时，出乎意料的是，谈判不仅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俄方的态度反而突然倒退了。

    2002年3月1日，刘古昌部长助理与俄罗斯副外长洛休科夫在北京举行磋商时，俄方态度骤然强硬起来，竟收回了上一轮谈判中提出的方案，转而强调黑瞎子岛长期在俄方实际控制之下，最多只能将黑瞎子岛20%-22%的面积划给中方，这已经是俄方所能承受的最大政治风险了。洛休科夫还说，俄方不可能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而不计代价。如果边界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索性就放在那里好了。

    刘古昌对俄方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他再次向对方阐明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对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尽快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是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两国外交部门有责任认真贯彻落实，不断推动谈判向前迈进。

    他明确指出，俄方这样做，是为谈判设前提、关大门、开倒车，这是中方绝对不能接受的。

    此后一段时间，俄方立场进一步后退，甚至提出只能将约6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中方，这连黑瞎子岛总面积的20%都不到。

    此后，中方不只一次向俄方严正交涉，指出俄方对待谈判的态度是不严肃的，与两国领导人确定的谈判方向和原则相悖，中方绝对不能接受俄方提出的最新方案。我们还明确告诉俄方，不要以为实际占领和控制着黑瞎子岛，俄方就可以说了算。

    这期间，我也多次在多边场合与伊万诺夫外长会面，反复做他的工作，但都没能取得进展。

柳暗花明重现转机

    后来，俄罗斯副外长洛休科夫再次来北京进行磋商时，并没有提出新的方案，只是为俄方立场后退做了一番“解释”，说是俄外交部面临“国内其他部门和地方的压力”。

    他说的也许反映了一些客观情况，但也不排除是一种谈判策略。不管俄方的态度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动摇，并继续努力推动谈判取得新进展。

    我们分析，在俄方立场发生倒退、谈判势头出现逆转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谈判有可能夭折，中俄剩余边界问题又会无休止地拖下去，解决将遥遥无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掌握主动。

    为了推动俄方继续向前走，中央同意我们在这次磋商中打出一个新的方案：将黑瞎子岛“大体平分”。

    这次磋商的两周后，俄方专家组长突然造访北京，表示俄方仍然可以考虑将黑瞎子岛40%的土地划给中方，并说双方划界主张线的中间地段还可以继续讨论。这意味着俄方又回到了建设性的道路上来。谈判柳暗花明，重现转机。

    三天以后，2002年10月25日，我在出席墨西哥APEC双部长会议期间再次会见了伊万诺夫外长，就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在小范围做他工作。我对他说，为了推动谈判，对双方最新划界主张线之间的地段，中方可以考虑本着均衡的原则加以解决。

    伊万诺夫表示双方可以就此继续进行谈判。他说，我们每见面一次，双方的立场就会接近一大步，相信11月23日我们在莫斯科见面时，就可以结束剩余边界问题的谈判了。他还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区找到一条“伊戈尔-唐线”（伊戈尔是他的名字）。

    看来他对在我们俩担任外长期间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还是颇有信心的。

再见普京谈判有果

    一个月以后，2002年11月23日，我去莫斯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虽然这是一次多边活动，但俄方还是专门安排普京总统单独会见了我。我是他唯一单独会见的外长，他主要就中俄剩余边界问题与我交换了意见。

    普京总统这次看上去比上一次轻松多了，脸上带着笑容，话也多了。

    其实，普京总统是一位很健谈的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四次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每次都长达三四个小时。大批新闻记者对他进行“密集轰炸”，他们就俄罗斯内政外交提出大量问题，有些相当尖锐，甚至带有攻击性和挑衅性。普京总统都对答如流，全过程现场直播，社会反响颇佳。

    普京总统和我握手寒暄后，一落座就对我说，伊万诺夫外长已经向我报告，两国外交部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磋商已取得重大进展，我感到很高兴。

    我对普京总统说，我们确实已经取得积极进展。在墨西哥APEC会议期间，我同伊万诺夫外长已经就彻底解决边界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商谈，这次我将在莫斯科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

    我还说，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将对全面深入发展中俄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我愿同伊万诺夫外长一道尽最大努力，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在这一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普京总统听后微笑着点点头。他赞同地说，俄中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我们不能把两国剩余边界问题留给子孙后代。他顿了顿又明确地说，我今年底将要访华，希望届时双方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向前迈进。

    普京总统的话虽然不多，但他再次明确表达了尽早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积极态度。

    我从普京总统的谈话中，隐约感到我这次莫斯科之行在边界问题上会有收获。

    见过普京总统后，我立即赶去参加六国外长多边活动。

    当天下午5时，我又与伊万诺夫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谈，会谈先在小范围进行，主要谈剩余边界问题，之后又进行大范围会谈，就双边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两场会谈都是在俄罗斯外交部的一处小别墅进行的。

    俄罗斯外交部在莫斯科有几处别墅，或掩映于林间，或坐落于河畔，环境都很幽雅。我们会谈用的这座小别墅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二环以内的一条幽静小街，是一闹中取静之地，离俄罗斯外交部大约两公里。

    这里原本是旧俄国一位名叫莫罗佐夫的大富豪的私人宅邸，建于1898年，陈设相当考究。那气势非凡的枝形水晶吊灯，镶嵌着彩绘玻璃的门窗，敦敦实实的深咖啡色桌椅，精美绝伦的陈年老画和壁毯，舒适的沙发，都表明这栋房子厚重久远的历史年轮和昔日主人的高雅品位。如今，这里是各国政要、外交家们经常会晤的地方，他们在既严肃又轻松的氛围中，不知解决了多少重要而复杂的难题。

    我曾几度来此，就中俄双边关系中重大敏感的问题与俄罗斯同行交换意见，这所外交别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伊万诺夫外长的小范围会谈是在一间较小的会谈室进行的。请我入座后，他坐在我的对面。因为是老朋友了，他省去了繁琐的客套，直接对我说，已向普京总统汇报了我们两人在墨西哥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普京总统感到很满意。

    伊万诺夫接着郑重地说，俄罗斯联邦政府已经做出决断，在你我墨西哥会晤的基础上实现两国边界问题的政治解决。我们可责成双方代表团和专家继续工作，把达成的一致以文本的形式确定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签署一个备忘录，确定划界的具体参数，之后我们双方可以在这个备忘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谈判。

    伊万诺夫最后说，普京总统希望在他今年12月访华之前能够解决两国遗留的边界问题。

    伊万诺夫的话我听得很清楚。俄罗斯方面其实已经接受在中俄外长墨西哥会晤的基础上解决剩余边界问题。

    我立即意识到，解决边界问题已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在这个关键时刻绝不能有半点含糊，一定要搞得明明白白，扎扎实实。

    于是，我一板一眼地对伊万诺夫说，今年10月在墨西哥时，我曾向阁下阐明了中方对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态度，即对黑瞎子岛中方主张线与俄方主张线之间的剩余地段予以均衡解决。我的理解是，俄方进行研究后已经同意了。

    伊万诺夫回答说：“完全正确。”

    我接着说，阁下的上述谈话意味着双方就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已达成原则协议，这也意味着历史遗留的中俄边界问题原则上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应该向两国领导人报告这一工作成果，并指示两国专家根据我们达成的原则协议，加紧磋商，尽快确定剩余地段边界线的具体走向。

    我再一次同伊万诺夫外长确认，双方在这次会谈中已经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达成一项口头原则协议。我们还商定，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将加入一段关于两国剩余边界问题的原则性表述。之后，两国外长可以签订有具体划界参数的备忘录。

    伊万诺夫当即表示同意，并且立刻拿出了俄方的备忘录草案。看来，俄方早已准备好了。

    大约十天以后，2002年12月2日，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结束时，中俄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两国元首指出，“为解决中俄边界尚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找到双方均可接受的方案，当前已具备最为有利的条件。为此，责成两国外交部早日结束边界谈判进程”。

    这表明，黑瞎子岛问题已基本解决，谈判已近尾声。

    第二年初春，2003年2月27日，我邀请伊万诺夫外长再次来华访问。他这次访华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是与我共同签署《中俄两国外交部长关于彻底解决两国剩余边界问题的备忘录》。这是我卸任外交部长前签署的一份重要外交文件。

    虽然这只是一份备忘录，不是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正式协定，但它构成了解决黑瞎子岛问题的基础。

两国元首确认成果

    三个月后，胡锦涛主席访问俄罗斯时，与普京总统又签署了一份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备忘录》，确认了我和伊万诺夫外长签署的《备忘录》内容。

    在这次访问中，两国元首对双方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所付出的艰苦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双边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在逐步获得解决，包括几十年来无法解决的边界问题。这表明，只要双方共同努力，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彻底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将使两国漫长的边界线成为把中俄联系在一起的和平、友好的纽带。

    胡锦涛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签署的关于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备忘录》，在两国边界谈判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距离两国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只有一步之遥。

    此后，经过专家组数轮磋商，双方终于在2004年7月26日至8月2日，谈定了剩余地段边界线的具体走向。

    双方专家根据谈判的结果，按照惯例，以1∶100000的比例，把这段千辛万苦达成一致的边界线，精心地用红线标绘在边界地图上。在绘图的过程中，专家们自始至终全神贯注，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这条红线凝结着无数人的心血，结束了两国长期边界争端的历史，预示着双边关系将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

    在绘制好的新的边界地图上，经高科技测量仪量取显示，黑瞎子岛地区总面积为335平方公里，其中中方划得171平方公里，俄方划得164平方公里。

    2004年10月14日，普京总统访华期间，时任中国外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确定了双方在剩余边界地段的领土划分。至此，中俄两国43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全部划定，再没有一处空白。

    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作为见证人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

    那天，我作为主管外交、外事的国务委员，也出席了签字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感慨万千。

    黑瞎子岛地区的边界占中俄边界全线的比例虽然不大，但历经数十载，迟迟不能解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遗留的边界问题不解决，就一直是两国关系的隐患。

纵观古今中外，因边界问题引发的战争不胜枚举。想当年，中苏曾因珍宝岛问题兵戎相见。其实珍宝岛的面积只有小小的0.74平方公里，而黑瞎子岛的面积是它的四百多倍。可见，如果黑瞎子岛问题久拖不决，不排除有一天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麻烦。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在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流的当今世界，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并为此坚持不懈地努力。

    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解决，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长期隐患，这是双边关系不断改善、发展的生动体现，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进双方的睦邻友好和相互信任。从此，双方更可以集中精力，把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用于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妥善解决，对解决我国同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亦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参考价值，对我们搞好周边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复杂敏感的边界问题，需要极大的政治魄力。正是因为中俄两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决策果断，才为双方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两国领导人亲力亲为，先后13次在双边和多边的各种场合，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们高瞻远瞩，既坚持捍卫和维护各自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又能照顾对方的关切，求同存异，找出双方利益的接合点，并在关键时刻及时给予指导，指明方向，推动谈判克服困难，取得进展。

    解决复杂敏感的边界问题，需要付出极为艰辛的努力。在谈判中，我的同事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既坚持原则，又表现出适度灵活，不怕曲折和反复，锲而不舍，忘我工作。这期间，我和伊万诺夫先后进行了8次会晤，两国副外长进行了11次会谈，双方专家组进行了10次磋商。令人欣慰的是，大家的辛苦劳动最终取得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积极成果。我很高兴能够成为这一工作群体中的一员。我的同事们为了祖国和民族利益做出了最大努力，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2005年4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俄罗斯国家杜马（下院）于同年5月20日审议通过了这一协定。25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院）也审议通过。

    此后双方进行勘界工作。2008年10月，黑瞎子岛地区的勘界作业全部完成，双方举行了界碑揭幕仪式。

    “黑瞎子岛”几个字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能有机会到岛上去看一看，看看这片让我们付出无数心血的土地，看看那块刚刚竖立起来的界碑。

    2009年6月22日，我终于实现了这一夙愿，登上了黑瞎子岛。

    登岛的前一天夜里，下起了瓢泼大雨，但当我们开始登上黑瞎子岛时，却已是晴空万里。这里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相反感到十分亲切。

    三辆军用越野吉普车，载着我们一行，沿着中俄双方新划定的边界线，在泥泞的土路上颠簸不断、在一人多高的灌木林中“匍匐”前行，由南向北纵贯黑瞎子岛。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中俄第259/4（1）号界碑前。我走到那块掩映在草丛中的界碑前，手抚着界碑基座，围绕着界碑，整整走了三圈，凝视长久，心潮起伏。

    界碑是由结结实实的灰色花岗岩制成的，上面镌刻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界碑坐标为北纬48度21分30.2秒，东经134度46分03.7秒，这里现在是我国领土的最东端，是中国每天迎接第一缕曙光的地方。由此，我们的祖国见到日出的时间也比以前提前了58秒钟。

    当地的好几位朋友都对我说，这里的春天很美。我相信，这里的明天一定更美。

    别看现在这片土地还很荒凉，到处都是草丛和灌木。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热闹起来。黑瞎子岛将会成为中俄合作示范区，成为生态文明之岛、合作发展之岛、友好和谐之岛。

3. 中美南海“撞机事件”

　　南海上空风云变

　　2001年4月1日那天下午，我正在法国南部名城尼斯停留。

　　当时，我刚刚出席完在智利举行的东亚—拉美论坛外长级会议，接踵前往法国访问，途中在尼斯转机。

　　尼斯素有“阳光之城”的美誉。那天天气晴朗，碧空如洗，阳光格外灿烂。经过长途奔波和紧张的会议之后，我和随行的同志都有些疲惫，想趁着飞机起飞前的短暂时间放松一下，为下一站访问养精蓄锐。

　　我们正在机场贵宾室里聊天，享受着难得的轻松时光。这时，专程从巴黎赶来的我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急匆匆地跨进门来。还没来得及落座，他就低声对我们说，国内告，今天上午，在海南岛附近发生了我们的军用飞机和美国的军用侦察机相撞事件，我方飞机坠毁，飞行员下落不明。国内正在研究向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大家的神情顿时严肃起来，贵宾室里的轻松气氛也因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变得凝重。

　　我请吴大使坐下来详细介绍情况。

　　北京时间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EP—3军用侦察机又飞到我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我空军两架歼—8战斗机立即起飞对其进行跟踪监视。9时7分，正当我方军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国的侦察机违反飞行规则，突然大角度转向，撞上我方一架军机，致使飞机失控坠海，飞行员王伟失踪。受损的美机则在未经过许可的情况下，进入我国领空，并降落在海南陵水军用机场。按国际惯例，我们对美国侦察机上的24名美方人员进行了安置。

　　听完吴大使的介绍，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起重大、敏感的突发性事件。说它重大、敏感，是因为这是在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军之间发生的首次直接摩擦，并且造成飞机损毁、人员失踪的严重后果。特别是，这一事件还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等重大原则问题，十分复杂，要妥善处理，绝非易事。

　　看上去这是一桩偶发事件，其实有其必然性。自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从未中断过对我国沿海的侦察飞行。从2000年下半年起，美军飞机侦察活动更加频繁，而且越来越贴近我们的领海。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美国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此类侦察活动，但他们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我叮嘱吴大使，这件事非常复杂、敏感，恐怕是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外交工作中的一件大事，驻法使馆也要密切跟踪有关动向，收集反应，澄清真相。

　　考虑到第二天我将在巴黎与希拉克总统会晤，之后可能会有记者问及此事，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阐明中方立场。

果如所料，2001年4月2日下午我与希拉克总统的会见结束后，一走出爱丽舍宫，就看到不少记者守候在爱丽舍宫的大门口。他们见到我，一齐拥了上来，七嘴八舌地抢着提问，最集中的问题就是：中方对“撞机事件”有何评论？

　　我站在爱丽舍宫门口，一字一句地对记者们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是美国的飞机撞了中国的飞机，而不是中国的飞机撞了美国的飞机，中国的飞行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撞机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应该向中国人民做出满意的交代。

　　采访一结束，我就从爱丽舍宫驱车直奔戴高乐机场，踏上回国旅程。

　　从巴黎返回北京的航程长达九个半小时。由于时差的缘故，飞机基本上是夜航状态。即便如此，我也毫无睡意。一路上，我思前想后，心潮起伏。

　　当时中美关系的气候很特殊。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中美双方几经较量，两国关系终于进入上升阶段。我们希望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也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因为他父亲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他本人也曾经来过中国。

　　但布什上台伊始，就着手对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对华政策也表现出强硬的趋向。就在几个月前的大选电视辩论中，布什曾经公开声称要重新定位美中关系，强调美中之间不应该是“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而应该是“战略竞争”关系（strategic competitor）。

　　外交上，“战略竞争”的含义和“战略伙伴”截然不同，前者甚至有某种对立的味道。小布什的这种说法意味着美国更多地是把中国看作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如果这种论调最终成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这不能不令人关注。

　　在国际上，中美关系是一对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中美两国固然如此，对全世界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有必要与美国新政府进行沟通，推动布什和他的新班子正确认识中美关系，制定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以利于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2000年12月14日，布什当选为美国第43任总统。当天，江泽民主席按惯例向他发去了贺电。

　　2001年2月，布什总统就职后不久，很快给江泽民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调子积极，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加强对话与合作，以相互尊重和坦诚的方式处理分歧。

　　江主席立即复信对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再次表示祝贺，赞赏布什在来信中对发展两国关系表明的积极态度，表示期待着与其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在新世纪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3月底，钱其琛副总理应邀访问美国，与美国新政府高层进行直接接触。布什总统会见了钱副总理，亲口表示美国重视美中关系，说他本人期待着10月份赴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北京。

　　钱副总理的访问取得了积极成果，中美关系的气氛有所缓和。

　　在这样的背景下，“撞机事件”突兀而至。看来，中美关系又要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首轮较量硬碰硬

　　2001年4月3日上午10时许，我返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下了飞机便径直回到外交部。一到办公室，我就请当时主管美国和大洋洲事务的周文重部长助理到我办公室。周文重长期分管美大事务，在和美国人打交道方面经验丰富。

　　他向我详细介绍了两天来发生的事情。他告诉我，“撞机事件”发生后，中央高度重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制定了一系列方针。

　　根据中央部署，周文重在事发当天就紧急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强调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必须对中国人民做出解释。

　　对于“撞机事件”，美方调门很高，气焰十分嚣张，根本不想承担责任。普理赫声称，他不能同意中方关于“撞机事件”责任的说法。对于中方坠毁的飞机和失踪的飞行员，美方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遗憾”，虽然表示愿协助中方搜救失踪飞行员，但更多地是一味要求中方尽快“释放美军机的机上人员，并归还美国侦察机”，甚至提出不准中方人员登上美国飞机进行检查。

周文重当即驳回了美方的狡辩，拒绝了美方的要求，并强调，对美方给中方造成的损失，以及美机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中方机场一事，中方保留进一步向美方交涉的权利。

　　美国一向善于操纵舆论，先声夺人。北京时间2001年4月1日下午3时许，也就是“撞机事件”发生后六小时，美军太平洋总部便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将“撞机事件”公之于世。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按照国际惯例，保持飞机的完整，保证机组人员的安全，为飞机和机组人员立即返回美国提供便利条件，而对中方飞机被撞后坠毁、人员失踪，则只字未提。

　　针对美国方面蛮不讲理的态度，4月2日晚上，周文重再次召见普理赫，向美方表明中方严正立场。他告诫美方要正视事实，承担责任，向中方道歉。

　　周文重严肃地告诉普理赫，美国侦察机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有关规定，构成了对中国主权和领空的侵犯。无论根据国际法还是中国国内法，中方都有权对未经许可闯入中国领空并降落中国机场的飞行器进行调查。他强烈敦促美方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交涉和正当要求，尽快就美方飞机撞毁中方飞机并侵犯中国主权和领空的行径，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解释。

　　普理赫这一次虽承认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但仍然不同意中方关于美国应对事件负责的说法。

　　在周文重召见普理赫之后，外交部发言人也以发表谈话的形式对媒体公开表态，重申发生这一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美方。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中方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在华盛顿，杨洁篪大使紧急约见美国国务院官员，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

　　可是，两天过去了，美方的态度依然很强硬。

　　2001年4月2日和3日，布什总统连续两次发表讲话，表示美国的优先考虑是机组人员尽快返美，以及侦察机须在未经“破坏或摆弄”的情况下完整归还美国；说什么美国已经给中国时间来做正确的事，现在是让美机人员回家和归还美机的时候了。他还声称，这一事件可能破坏两国建立卓有成效关系的期望。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竟以“监控局势发展”的名义，派遣三艘驱逐舰前往海南岛附近游弋，并在南中国海地区停留。

　　美方的态度和做法让我们感到很气愤，自然也引起中国公众的强烈反应。国内广大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对美方制造“撞机事件”义愤填膺，对美方不负责任的态度极为不满。互联网上已有不少人提出要向美国驻华使馆抗议示威，甚至要求中国政府依法审判美机组人员。

　　针对美国方面强硬无理的态度，江泽民主席在2001年4月3日上午会见来访的卡塔尔首相阿卜杜拉时，有意识地就“撞机事件”发表了一次公开谈话。江主席在谈话中郑重指出:飞机碰撞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应向中国人民道歉，并立即停止一切在中国沿海空域的侦察飞行。江主席还加重语气说，人是最可宝贵的，我对失踪的中国飞行员的安全十分关心，已经多次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进行搜救。

　　次日，国内外各大媒体均对这次谈话做了广泛报道。江主席的讲话在海内外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再次交锋占上风

　　2001年4月4日，江泽民主席出访拉美六国前，按照当时惯例，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有一个简短的送行仪式。在这个仪式前，江主席再次就处理“撞机事件”做出重要指示。他明确指出，中央由胡锦涛同志抓此事。他还对我说，“外交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指示，协调有关部门，务必妥善处理好这一事件，你要亲自负责此事”。

　　江主席对在场的媒体表示，他十分关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有关部门要不惜一切代价，运用一切手段，全力搜救。他同时强调，美方应做一些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事，而不是发表颠倒是非、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言论。

　　此后，在处理“撞机事件”过程中，我一直与胡锦涛同志办公室保持频繁、密切联系，及时报告情况，多次到他的办公室开会或研究工作。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撞机事件”的处理也很关心。

我感到有必要再给美国人加加码，让他们认清形势，做出明智决定。于是，我又亲自召见了普理赫。

　　普理赫到来之前，我心情很不平静，不禁忆起1999年5月8日发生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不到两年，现在又发生了“撞机事件”，再次造成中方生命和财产损失，真是欺人太甚！

　　联系到美国不顾中方一再反对，多年来不断派军机到中国沿海进行军事侦察，我感到，必须打好这场“交涉仗”。我决心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让美方明白，他们在中国已经犯了众怒，不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是过不了关的。

　　考虑到美方“不负责、不道歉、不配合、不悔改”的蛮横态度，我决定从四个方面和普理赫深谈一次。

　　4月4日下午5点30分，普理赫带领美国驻华使馆几位外交官准时来到外交部。

　　普理赫是军人出身，出任驻华大使前，是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海军上将。他是1999年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驻华大使的，当时已经58岁了。他身材高大，举止尽显军人风姿。据说这位前海军上将曾在海军服役35年，担任过飞行员，能驾驶50多种不同型号的海军飞机，飞行经验丰富。舆论称他处事冷静、干练、务实，善于把握轻重缓急。

　　通常情况下，外交场合见面总要先握手寒暄几句，之后才转入正题，以便双方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交换意见。但此次会见情况不同，双方彼此心照不宣，见面时神情都很严肃。

　　普理赫刚一落座，我就直奔主题，对他说，“撞机事件”发生后，周文重部长助理已两次与你见面提出严正交涉。今天，我要就“撞机事件”更加深入、全面地向你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接着，我谈了以下四点：

　　第一，美方应当为这次事件负全责。美方飞机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并破坏了中美双方2000年5月就避免海上危险军事行动达成的有关共识。这次事件完全是美方的错误造成的，美方理应承担全部责任，做出道歉。

　　第二，事件发生后美方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很不满意。事件发生后，中方一直采取冷静、克制和负责任的态度进行处理，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大局因此受到影响和损害。中方还从人道主义考虑，对美方机组人员予以妥善安置，并安排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同美方机组人员见面。但美方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和做法。明明是美方侦察飞机违反国际通行的飞行规则，撞毁中方军机，并非法闯入中国领空，降落中方机场，构成了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严重侵犯，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美方却不仅不尊重事实，承担责任，反而摆出霸道架势，强词夺理，混淆是非，一再对中方无理指责，这是错上加错。

　　第三，要想中方放人，美方必须先道歉。中方重视中美关系，希望看到“撞机事件”尽快得到妥善解决。如果美方承认错误，向中方道歉，中方可以考虑安排美机组人员尽快离开中国。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不容侵犯。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没有什么比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更为重要的了。美方必须充分认识“撞机事件”的严重性，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和要求，配合中方妥善处理这一事件。美方不要做出错误判断，不要再做任何可能使事态升级和复杂化的事。中方不愿看到事态不断升级，但如美方坚持使事态升级的做法，中方必将奉陪到底。

　　第四，美方应当立即停止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美方一再派侦察飞机到中国沿海活动，是造成此次事件的根源。美方应该认真对待中方的多次交涉，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严正要求，以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此事，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普理赫一直认真地听我讲完后，神情严肃地说，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也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尽快得到妥善解决，以免美中关系受到损害。他同时又辩解说，事故发生在国际空域，虽然后来美机的确进入中国领空，但在降落前确曾向中方发出过求救信号并请求降落。他甚至称，根据他多年的飞行经验，难以同意中方对碰撞原因的说法，目前也不能承担责任并向中方道歉。

他还表示，美方迫切希望中方允许美方人员再次探视美机组人员，要求中方尽快释放被扣押的美方机组人员，并尽快把美方飞机移交美方。

　　我对普理赫的辩解进行了严厉的批驳。我告诉他，处理这一事件的重要原则就是要尊重客观事实。大量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美方对这一事件负有全部责任。这一事件实质上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中美间严重的政治和外交问题，把这一问题的解决引向单纯的技术争论是错误的。美方肇事飞机机组人员是非法进入中国的军事人员，根据国际法和中国法律，中方完全有权对他们进行调查。

　　我说，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中，中方从没有做任何挑衅美方的事。如果说有人总向对方进行挑衅，那不是别人，正是美国自己。两年前，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这次又撞毁中方军用飞机。多年来，是美国不断派飞机到中国沿海进行军事侦察活动，而中国从未派任何飞机到美国西海岸或东海岸进行侦察。

　　我特别加重语气对普理赫说，对于美方的上述行径，我们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美方愈是施压，就愈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我要求普理赫将中方上述交涉和他在中国实地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向华盛顿报告，并希望他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普理赫最后表示，将会把中方的要求原原本本地报告给美国政府。

　　同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发表谈话，用大量事实说明，这次“撞机事件”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国侦察机违反飞行规则，突然大动作向我军机转向造成的，美方应该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

　　接连数日，全国各地群众对美国侦察机撞毁我军用飞机事件进一步表达愤慨和谴责。国际社会也纷纷发表评论，支持我国的立场，批评美国的态度。《欧洲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谴责美国政府在处理“撞机事件”中的霸权主义行径。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也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对中国进行的空中侦察活动是对中国的侮辱。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美国应就其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向中国道歉，因为美国侦察机从事的是间谍活动。

　　海上搜救齐动员

　　在与美方展开外交斗争的同时，我们一直牵挂着失踪飞行员王伟。

　　王伟同志是我军培养的杰出飞行员，是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中队长。他受过严格的训练，技艺精湛，经常担负重大飞行任务，多次立功受奖。执行任务时，他坚毅果敢，沉着冷静。截至当年3月31日，他已安全飞行1152小时6分钟，起飞2000余架次，从未发生过“错、忘、漏”现象和事故症候。

　　从2001年4月1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开始，中国军民便在海南岛东南事发海域展开大规模搜救王伟的行动。前后共出动舰艇113艘次，飞机115架次，渔政船、渔船等1000多艘次，军民10万余人次。搜救工作一直持续了两周。

　　到4月14日，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判断，王伟已无生还可能。当天，海军党委做出决定，批准王伟同志为革命烈士。16日，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王伟同志“海空卫士”称号。

　　王伟的牺牲不仅使祖国失去了一名优秀的海空卫士，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也因此破碎了。4月6日，王伟的妻子阮国琴给布什写了一封信，要求讨还公道。布什在回信中仅仅表示他对于王伟的失踪感到“遗憾”，并为阮国琴感到“难过”，却未出现任何“道歉”的字眼。

　　被迫道歉美让步

　　经过我们多次坚决斗争，美方有所触动，态度有所转化，开始趋于务实。

　　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4月4日，鲍威尔国务卿在美国国务院向媒体表示，他对中国飞行员失踪表示“遗憾”。鲍威尔当天还以个人名义致函钱其琛副总理，提出美方愿和中方一道为两国关系努力，使这一事件成为过去。

　　次日，布什总统在全美报业编辑协会年会上讲话时，也对中国飞行员失踪和中国损失一架飞机表示“遗憾”。他还强调：“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十分重要”，“不应让这个事件影响（美中）关系的稳定。”

为让美国方面认清形势，承担责任，做出道歉，我们与美方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在北京，从4月5日到10日，周文重部长助理与普理赫大使进行了11轮艰苦谈判，最多时一天谈了三次。较量的焦点主要是，美方必须就撞毁中方飞机、导致中方飞行员失踪及美机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中国机场，向中方道歉。

　　在华盛顿，杨洁篪大使频繁约见美政府官员、前政要、重要议员，希望他们发挥影响，推动布什政府早日向中方道歉。

　　但是，形势严峻的一面还很突出。美国舆论不理解中国依法对美机进行的调查取证工作，声称中国实际上已将美机组人员扣作“人质”。在美国媒体煽动下，一些美国民众，特别是美方机组人员家属情绪激烈。

　　据我们驻美国大使馆告，那段时间，使、领馆连续接到不少恐吓电话，一些人还有组织地到使、领馆门前示威。白天，常看到路旁的树干上飘着黄丝带，据说是象征对亲人的思念；到了傍晚，一些人则在使馆大门前不远处举着蜡烛，守夜祈祷。还有人竟在街上拦住我们的外交官，近乎歇斯底里地叫嚷：“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的人回家？”美国内一些反华势力更是蠢蠢欲动，伺机破坏中美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杨大使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明真相，阐明立场，直接做美国公众的工作。杨大使对事件做了一个美国人容易理解的比喻：一伙人总在你家门前转悠，家里有人出去查看，结果自家的车子被毁，人也失踪了。对此，家里人总该有权利做一点儿调查吧，对方至少应该道个歉，这“非常重要”。他希望美国人民自己做出公正判断。

　　这次采访播出后，对美国的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据媒体称，在杨大使接受CNN专访之后，赞同美国政府向中国道歉者的比例大幅度增加，由最初的不足20%猛增到后来的50%以上。有的美机组人员家属表示，如美方道歉就能让他们的家人回家，他们支持向中方道歉。

　　六易其稿道歉信

　　在我们的压力下，美方开始让步了，但步子迈得很不情愿。

　　2001年4月5日晚，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给外交部送来了一份以普理赫名义写给我的信，算是美国政府给中方的道歉信。

　　我们要求美方必须满足三项要求：一是美方必须以适当的英语措辞，对事件本身、中方飞行员和飞机损失及美机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中国机场，进行道歉；二是在飞机降落问题上，美国人必须承认“未经允许进入中国领空”；三是美方应对中方妥善安置机组人员表示感谢。

　　但是，在信件第一稿中，美方仅轻描淡写地对中国飞行员的失踪表示“关切”，对于其他两项内容也未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这离我们的总体要求相去甚远，当然不能接受。我们当即批驳美方毫无诚意，指出这根本不能作为商谈基础，美方必须道歉，否则双方就没有必要再进行接触。

　　看到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美方不得不再次软化立场，表示愿意和中方探讨修改措辞，满足中方要求。

　　6日上午，美方递交了第二稿。在这一稿中，美方对王伟家属、朋友和战友表达了遗憾，但同时又称美国政府不能对此“事故”道歉。对美方的顽固态度，我们再次坚决顶回。

　　鉴于美国人扭扭捏捏，不肯痛快地按中方要求道歉，4月6日，正在智利进行国事访问的江泽民主席再次就“撞机事件”发表谈话。他指出，美国应该就美侦察机撞毁中国战斗机一事向中国人民道歉；中美两国领导人应该站在两国关系全局高度，解决这一问题。

　　钱其琛副总理在给鲍威尔国务卿的复信中也明确表示，美方理应承担自己的责任，向中国人民做出交代，并就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与中方进行磋商。钱副总理并指出，美方正视事实，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对尽快解决问题至关重要。

　　中方坚定的立场，特别是中国领导人的再次明确表态，使美方感受到压力进一步增大。

6日晚，美方递交了道歉信的第三稿。在向我们递交信件时称，这一稿已经过布什总统的批准，不能再修改了。

　　我们看过后认为，这一稿虽然有所改进，但离我们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于是，7日上午，我们再次对道歉信的内容提出意见，要求他们修改。我们明确告诉美方，如不按中方意见进行修改，中方决不接受。

　　美国人无路可退，不得不再做修改，于当天中午，向我们递交了道歉信的第四稿。在这一稿中，他们接受了美国应向中国人民道歉的要求，但又称，中方应允许美方在不迟于5月7日前，将美机运离中国。美国人居然给我们提出了条件。

　　我们多次研究美方道歉信。大家一致认为，总的看美方已做出实质性让步，但离我们的要求还有距离，并且还给我们提要求，设条件，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决定再做交涉。

　　4月8日，周文重部长助理同普理赫大使又先后进行了两轮磋商。他要求美方对信件做进一步修改，直至完全满足中方要求，并且不得附加任何条件。

　　普理赫允诺即将中方要求报告美国政府。当晚，美方向我们提交信件第五稿。这一稿在表示歉意时加重了语气，相关表述都改用“very sorry”（深表歉意）的措辞。美方还接受了在信中增加“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的内容、对中方妥善安置美方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并且去掉了“中方应允许美方在不迟于5月7日前将美机运离中国”的内容。

　　这一稿基本符合了我们的要求。当晚，美方又应中方要求，在对信中的一些措辞进一步修改后，向我们提交了新的道歉信。这是美方向我们提交的第六稿。

　　在这次围绕“撞机事件”的斗争中，焦点是道歉问题。因此“道歉”一词变得重要、敏感。我认为，这其实并不是单纯的语义学或修辞学问题，而是一个是否对历史负责的政治问题。为此，我专门指示外交部美大司，就道歉一词的英文表述，征求资深英文专家的意见。

　　当时外交部最权威的英文专家是裘克安同志，他也是我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中国翻译协会名誉理事。裘老当时已年届八旬，他学贯中西、翻译造诣很深，长期参与《毛泽东选集》等国家重要文献及重要外交文件的英文定稿工作。

　　在确定有关英文用辞的含义问题上，裘克安同志及其他一些英文专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专家们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道歉”一词在汉语中的语义是很明确的。根据《现代汉语辞典》，“道”是用语言表示，“歉”是对不住人的心情，“道歉”就是“用语言表示对不住人的心情”。

　　在英文中则有多种表示方法，主要的词有三个：“apologize”、“sorry”和“regret”。专家们认为，其中最正式的是“apologize”；其二是“sorry”；语气最弱的是“regret”。

　　根据两本英文权威辞典——《牛津高阶字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和《韦氏大百科全解英语词典》（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sorry”可以表示“apologize”，即“道歉”的意思。

　　另外，如果一国政府对另一国政府说“sorry”则肯定是“道歉”。如需加重语气，可在前面加“very”或“deeply”等修饰词。

　　令人惋惜的是，裘克安同志这位学贯中西的资深翻译家已于2008年8月逝世,享年88岁。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后，我深感悲痛，遂以我的名义送了花圈，并向其家属发去了唁电，以寄托我对这位老前辈由衷的哀思和敬意。在外交部为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那天，我还前往北京医院为他送别。

　　接受道歉追后续

　　就美方道歉信内容达成一致后，双方商定于2001年4月11日由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代表美国政府正式递交中方，我则代表中国政府接受道歉。

　　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迫使美国方面满足了中方的所有要求，并正式向我们递交道歉信，这是这场外交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接受美方正式递交道歉信那天，我特意穿上一套深色西装。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普理赫正式向我递交道歉信前，美国驻华使馆主动将信件文本交由外交部美大司核对，并附信保证该文本与其将向我递交的文本内容一致。

　　下午5时30分，普理赫准时来到外交部，我在外交部橄榄厅会客室接受了美国政府全权代表、驻华大使普理赫代表美国政府递交的关于“撞机事件”的道歉信签字文本。

　　普理赫首先向我递交了鲍威尔国务卿致钱其琛副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普理赫已得到布什总统充分授权，可以代表美国政府，签署美方就美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给中方的道歉信。

　　随后，普理赫正式向我递交了美方的道歉信。美方在信中表示，“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对中国飞行员失踪和飞机坠毁都表示了真诚的遗憾。请向中国人民和王伟的家属转达，我们对飞行员王伟的失踪和那架飞机的坠毁，深表歉意”。此处，美方特意使用了“very sorry”。美方在来信中还对美方的侦察机“未经口头许可而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深表歉意”。这里，美方也再次使用了“very sorry”。美方在信中还“感谢中方为妥善安置美方机组人员所做的努力”。

　　接受道歉信后，我对普理赫说，我注意到美国政府在信中两次使用了“深表歉意”。美方应该明白，“撞机事件”是一起严重的事件，美方军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有关法律规定，破坏了中美双方2000年5月就避免海上危险军事行动达成的共识，侵犯了中国的领空和主权，威胁了中国国家安全。中方要求美方向中国人民做出道歉，是完全应该的。

　　尽管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撞机事件”感到十分愤慨，但中方始终依照国际法和中国有关法律规定，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采取冷静、克制的态度。中方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对美方侦察机上的24名人员给予妥善处置，并安排美驻华使、领馆人员多次同他们见面。我已经注意到美方在信中就此向中方表示感谢。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理解美国人民和机上人员家属盼望机上人员早日回国与亲人团聚的急切心情，鉴于美国政府已向中国人民道歉，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国政府决定允许上述人员在履行必要手续后离境。

　　听了我的话后，普理赫似乎松了一口气。看到他的表情，我决定再敲打他一下。

　　我说，“撞机事件”并没有完结。中美双方还需继续就这一事件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和人民要求美方就此次事件向中国人民做出交待，停止派飞机到接近中国周边海域进行侦察活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美方必须充分认识此次事件的严重性，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妥善处理这一事件，而不要做出错误判断，以免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受到伤害。

　　我最后强调，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不容侵犯。我们历来主张，国与国关系包括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之上。我们重视中美关系，中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希望美方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要再做有损中美关系发展的事，而应采取建设性态度，与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普理赫非常认真地听着，未做什么辩解，表示将把中方上述立场和决定，立即报告美国政府和鲍威尔国务卿本人。

　　机组人员允离境

　　2001年4月12日，中方在海口美兰机场向美方移交了美EP—3侦察机上的24名人员，允许他们乘坐美国政府租用的一架商业包机从海口出境回国。当天距西方的复活节还有两天。

　　在处理美军机上人员问题上，我们始终做到入情入理。美方部分人员回国后抱怨说他们受到了严格监控和长时间审讯，说我们把他们当做“人质”扣押。这些人弄错了自己的身份。要知道，他们并不是游客，更不是贵宾。他们是不速之客，是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主权构成威胁，撞毁中国军用飞机，致使中方飞行员牺牲的美国情报人员！我们完全有权对他们进行必要管束，也完全有权要求他们配合调查取证。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并根据中美领事条约的有关规定，安排美国使、领馆官员先后五次探视，并安排美方机上人员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向他们转交美方送来的日用品，允许他们通过电子邮件与家人联系等。后来，布什总统在美方机上人员返回美国后发表讲话，承认他们“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受伤，也未受到不当对待”。

　　在处理“撞机事件”过程中，海南省政府的同志，特别是海南省外办的同志们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海南省外办主任陈辞同志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多次对记者发表谈话。他当时说过一句非常响亮的话，被媒体广为传播。他说，海南人民欢迎美国游客，但不欢迎美国间谍飞机。

　　国内民众对我国政府在美方做出道歉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允许美方机组人员离境，基本持理解和支持态度。国际舆论也大多认为，“撞机事件”虽然给中美关系带来一定消极影响，但由于双方能够通过外交途径，冷静、理智、灵活处理，将不会影响两国关系大局。

　　经过与美方的较量，围绕“撞机事件”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事情并未结束，下一阶段将转入如何处理美方飞机的问题。

　　打掉气焰再磋商

　　从2001年4月中旬开始，以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卢树民为团长的中方代表团与以美国防部副部长帮办维尔加为团长的美方代表团，就如何处理美方军机问题，在北京进行了反复谈判。

　　对“撞机事件”的处理，据说美方内部特别是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一直存在分歧。两家都在想方设法争夺处理这一事件的主导权。所以，在谈人的问题时，是美国国务院主导；现在该谈飞机了，则变成主要由军方主导。这一次的美方代表团主要由国防部和美军太平洋总部的军官组成，美国国务院仅派了两名官员参加。

　　这些人以前没有和中国人打过交道。他们一上来就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架势，这是他们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的惯有态度。还有人甚至妄言，以前美国飞机也出现过迫降在别国的情况，其他国家都是很顺利地将飞机还给美国，不仅如此，还得给美国飞机加满油。

　　会谈一开始，他们竟然声称“撞机事件”责任在中方，要求尽快归还美方飞机，允许美方派人查看并修复美机，还为美国派军机到中国沿海进行侦察飞行无理狡辩。谈判中，对一些具体问题，尽管前一段中美双方已经谈得差不多，甚至已经定下来了，他们也居然全盘推翻。

　　我们当然据理驳回，并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我方谈判代表告诉美方，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充分认识事件的严重性，采取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对中方的要求做出积极反应，以利于事件的妥善解决。否则，免谈！

　　美国人的气焰被打下去后，我们才同他们就处理美方飞机的问题进行深入磋商。

　　2001年4月23日至27日，周文重部长助理与普理赫大使就美机返还问题，举行了多轮非正式磋商。双方商定，由美方先派一个技术评估小组，赴海南陵水机场查看美EP—3侦察机。此后，中美双方又就美机返还问题举行了多次磋商。

　　“大卸八块”EP—3

　　2001年5月10日，美方的技术评估小组对飞机评估后，提出派技术人员赴陵水机场，将飞机修复后，整机飞离海南。

　　就在三天前，美方竟然又恢复了对中国近海的侦察飞行，这是自“撞机事件”发生后美方首次恢复此类飞行。我们立即出动战机对美机进行了跟踪、监视。在此情况下，美方要我们同意他们把飞机修好再飞回美国去，简直欺人太甚！

　　美国人的要求当即遭到我们的断然拒绝。

　　首次接触碰壁后，美方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反复纠缠，说什么修复飞离是解决问题的最便捷方式，声称他们愿采取让中方人员乘坐美机监控、防止侦察设备被启动，以及切断或拆除机上与飞行无关的设备电源等措施，以解决中方的安全关切。美方还以所谓拖延美机返还将影响美中关系相要挟。

我们坚持美军侦察机不可能修复后整机飞回去。

　　我们强调，鉴于美机的性质，如何返还飞机问题，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政治问题。飞机修复后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整机飞离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告诉美国人，最好丢掉幻想，考虑用其他方式将飞机运回去。

　　我们还指出，将飞机返还问题与中美关系中的其他问题挂钩，是十分错误的。美国方面应该采取务实、合作的态度，使该问题尽快妥善解决。

　　美军侦察机虽然一直停放在海南陵水机场，但如果飞机不拆，返还时必须从海口机场出境。而美国EP—3侦察机是一架大型飞机，长35米多，高10米，翼展达30多米，无论从陆路还是海路，都不可能运离陵水机场。从陵水机场走陆路到海口，要经过隧道，飞机不拆根本无法通过。如果走海路，仅仅把飞机运到船上去，就需要专门修一条新路，这条路当然得美国人自己掏钱来修。

　　最后，美国人考虑再三，不得不提出将飞机拆解后再运走的新方案。他们决定从俄罗斯航空公司租用一架安—124型远程重型民用运输机，把拆卸后的美国飞机运走。我们同意了这一方案，并表示愿意向美方提供必要协助。

　　“撞机事件”后，EP—3飞机一直停放在海南陵水机场。那段时间，海南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烈日炎炎，时而阴雨绵绵，还有台风将至的消息。这架飞机一直尴尬地趴放在我们的机场上，早已失去往日那种神气，只能等待着被大卸八块的命运。

　　2001年6月15日，美方派出的负责拆解飞机的12名技术人员乘坐美方专机，抵达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次日，美方从俄罗斯航空公司租用的安—124型远程重型民用运输机，也抵达陵水机场，飞机上装载了拆解飞机用的铲车、吊车、工具箱和用于包装的木材等设备。由于拆解飞机所需设备较多，安—124运输机先后分五次运入这些设备。

　　6月18日，拆运工作开始。拆解工作持续了十多天，直到6月29日中午才全部结束。

　　在飞机拆卸的过程中，安—124运输机先后将已经拆卸下来的飞机起落架、天线和机翼等部件，分批运回美国。

　　7月3日，第十个架次、也是最后一个架次的安—124运输机，装载着美国EP—3飞机机体、机上侦察设备及部分拆解工具，从海南陵水机场起飞出境。一个小时后，美方拆运技术人员也离开陵水机场，于次日上午乘美方专机从三亚机场出境。至此，美国EP—3侦察机的拆运工作全部结束。

　　飞机拆运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拆运工作开始后，就有少数境外记者在三亚一带活动。双方在谈判中商定，飞机拆运工作不对外公开，双方还承诺不接受媒体采访。但奇怪的是，拆运工作开始不久，互联网上就开始出现EP—3拆卸现场的照片。而且，随着拆卸工作的进展，照片不断更新。显然是有人在现场跟踪拍摄。我们不得不提醒美方拆解小组的人员自律，以防止类似事件继续发生。

　　斗而不破寻转圜

　　“撞机事件”虽然使中美关系受到影响，但双方必须考虑如何从长远出发，放眼未来，保持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这段时间我也在思考，在“撞机事件”妥善处理之后，如何才能切实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改善。我感到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建立密切联系。

　　鲍威尔是2001年1月20日就任美国国务卿的。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国务卿。2000年12月获悉他被布什总统提名为国务卿的消息后，我就给他发去了贺电。

　　我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他，但知道他在美国颇负盛名。他是牙买加非洲裔移民的后代，行伍出身，曾两次参加越战，担任过里根政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老布什及克林顿政府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官拜四星上将。由于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出色表现，鲍威尔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据美国媒体和一些专家学者说，在布什政府中，鲍威尔属温和务实派，对发展对华关系总体持积极态度。

当时，中美关系虽然因“撞机事件”受到一定影响，但从大的方面看，两国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需要合作，因此双方始终保持着沟通和协调。即使是在处理“撞机事件”期间，我也两次与鲍威尔就伊拉克问题互致信函。

　　外交往往是这样，该斗争就斗争，该合作就合作，不能因为有斗争就不合作，也不能因为有合作就不斗争。不管斗争还是合作，都只是手段，根本目的还是维护国家利益。

　　2001年6月28日，美方向我们提出，鲍威尔国务卿希望和我通话，谈伊拉克问题。这是我和鲍威尔的首次通话。

　　现在，大家对领导人之间的通话都习以为常了。但当时，“电话外交”并不普遍。那时候，外交上的沟通和交流大多是通过互致信函、照会，或通过驻外使节进行，领导人之间的电话沟通很少。所以，通一次话就显得很重要。我感觉应该抓住这一难得机会，推动鲍威尔在双边关系上往前走。

　　双方简短寒暄后，鲍威尔就直奔主题，开门见山地谈起伊拉克问题，说是要争取中方支持美方提出的针对伊拉克的“审查物品清单” ，并希望中方在安理会做出积极表态。

　　我阐明了中方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之后，我就中美关系讲了一段话。

　　我对他说，前一段时间，中美关系遭遇了困难。中方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与美方开展建设性合作。10月份，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上海举行，我们愿与美方一道，为两国元首在APEC会议期间会晤及布什总统访问北京做好各项准备，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

　　鲍威尔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愿与我保持密切联系。他说，前一段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困难已成为过去。他期待着在7月出席河内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期间同我会晤，并期待着陪同布什总统于秋天访华。

　　钱其琛副总理3月份访问美国时，鲍威尔曾表示接受中方的访华邀请。我重申欢迎鲍威尔在河内会晤后访华，他再次欣然接受。

　　青山不遮东流水

　　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日”，也就是美国国庆日。

　　我与鲍威尔通话后第二天，即6月29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了国庆招待会，邀请各国驻美使节夫妇参加。在招待会上，布什总统对杨洁篪大使表示：美国飞机运回来后，他愿立即主动同江泽民主席通话。

　　这是个重要信号，杨大使立即向国内做了汇报。考虑到中美关系当时有所改善，美机的拆运工作也即将结束，我们对美方建议做出了积极回应。

　　2001年7月5日，江泽民主席应约与布什总统通话。这是布什上任以来中美两国元首首次通话，也是“撞机事件”发生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直接沟通。

　　布什总统首先感谢江主席致电祝贺美国“独立日”，感谢江主席同他通话并邀请他访华。

　　江主席在通话中对布什总统说，前一段，中美关系遇到了困难。但近来双方都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两国关系有所改善。我注意到总统先生多次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中国政府和人民重视并希望与美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

　　江主席说，中美作为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担负着重大责任。中美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这并不奇怪。中美之间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我们应该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布什总统对江主席说，美中双边关系至关重要，美中之间应坦率交换意见。中国是一个伟大而重要的国家，他尊重中国，尊重中国的历史和未来。美中两国能够找到广泛的合作领域。他一直强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中两国还可以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

　　布什总统再次感谢江主席邀请他出席将于当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北京。他表示期待着与江主席进行坦率、富有成效的会谈。

这次通话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而积极的信息：中美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双方愿加强对话和交流，推动中美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河内首晤鲍威尔

　　两国元首通话后，为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的改善，中美双方开始加紧准备已酝酿一段时间的两国外长河内会晤。这次会晤是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两国外长间的首次直接接触，也是“撞机事件”后两国高层间首次直接接触，受到世人瞩目。这也是我第一次与鲍威尔见面。

　　我对这次会晤十分重视，事先做了认真准备。

　　从当时的形势分析，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上升，在国际上特别是亚洲地区的影响扩大，加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日益密切，美国国内有一种焦虑感，担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受到影响。一些学者甚至声称中国有意将美国从亚太地区“挤出去”。我决定针对美国的这种焦虑，正面阐述中国对亚太地区政策。

　　2001年7月24日至27日，第八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25日下午，我与鲍威尔在河内大宇饭店见了面。

　　他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还要魁梧，腰板笔直，动作敏捷。虽然他穿着一身深灰色西装，举手投足间却难掩多年养成的军人气质。

　　我们就中美关系、人权、核不扩散等诸多领域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我对鲍威尔说，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重要时刻。两国关系前一段经历了一些困难，经过双方努力，近来取得一些改善和发展。中方一直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处理“撞机事件”。中国政府始终认为，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然后，我话锋一转，有意识地讲了一段话。我说，现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增加；中美合作的领域并没有减少，而是更为广泛。中美没有理由成为敌人或对手。我知道，美国国内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把美国“挤出亚洲”。这种看法既没有根据，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我们欢迎美方在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愿意就此同美方加强合作。

　　鲍威尔对我的上述观点表示同意和赞赏，他说美EP—3飞机等问题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是双方面向未来、向前推进美中关系的时候了。鲍威尔还说，布什总统期待访问中国，即使是在处理“撞机事件”的时候，布什总统也没有改变他的访华初衷，因为他希望并相信这一事件会成为过去。

　　这次会晤后的一个场合，鲍威尔对我讲，他当时听我讲完上述这段话后，感觉到非常新鲜，说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中国政府高官这样讲。

　　其实，在我之前早有人讲过，学者讲过，官方也讲过。鲍威尔的反应使我感到，只要我们抓住机会多接触，有针对性地加强沟通，多做工作，是可以达到增信释疑的效果的。

　　这一次我和鲍威尔谈得很好，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由于这次会晤是在第八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举行的，我们双方日程都很紧张，尽管言犹未尽，会见不得不结束。鲍威尔离开前表示，他非常期待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我表示，我也期待着在北京与他进行更加深入的交谈。

　　北京再晤鲍威尔

　　在出席河内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后，鲍威尔于2001年7月28日至29日访问中国，成为布什政府上台以来访华的美国最高级别官员。

　　这是一次“旋风式”访问。7月28日是星期六，鲍威尔的全天活动安排得十分紧凑。除与我国领导人的几场会见、外长会谈外，其他活动还包括在美国驻华使馆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在下榻的国际俱乐部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等。但鲍威尔始终显得精神饱满，毫无倦容。

　　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钱其琛副总理分别会见了鲍威尔。中国领导人在会见鲍威尔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们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不奇怪，重要的是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中方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与美方共同努力，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

28日上午，我在钓鱼台国宾馆同鲍威尔举行会谈。这次会谈的重点还是双边关系。但由于这次会谈与河内会晤仅时隔两天，跟他谈什么、怎么谈，我还是颇费了些心思。

　　我想，除阐述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外，重点是要促美方从战略高度积极看待进入21世纪的中美关系，放弃“战略竞争者”提法，同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两国关系。

　　见面后，我首先欢迎鲍威尔访华，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接着，我引用了江主席提出的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16字方针，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就双边关系与鲍威尔进行了一次深谈。

　　这16字方针最早是江泽民主席于1992年11月会见美国众议员访华团 时首次提出的。1993年，江泽民主席在与克林顿总统互致信函时再次提出这16字方针。当年4月5日，克林顿总统一天内两次给江主席写信，一是感谢江主席对他当选美国总统表示祝贺，二是对江泽民当选中国国家主席表示祝贺。江主席很快给克林顿回了口信，指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全局出发，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江主席就是在这一口信中提出了处理中美关系的16字方针的。这对于推动当时刚上台的克林顿政府客观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务实地与中国打交道，起了重要作用。

　　我对鲍威尔强调说，江主席提出的这个方针，对于处理好目前的中美关系，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新世纪，中美开展交流与合作，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

　　我对他说，我们了解美国国内有人在对华政策上有不同主张。我们赞赏布什总统和你本人多次表明的关于“美国愿同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立场。就中方而言，我们的态度始终如一：中国不是也无意成为美国的敌人；我们希望同美方共同努力，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为两国关系确立这样的目标，对中美两国都有利，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也同样有利。

　　我告诉鲍威尔，中美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挑战。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今年秋天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的会晤以及布什总统访华，对中美关系在新世纪的走向意义重大。希望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密切合作，使上述会晤和访问取得成功。

　　鲍威尔也深有感触地说，美中关系的确时有起伏，但总的看是向前发展的。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合作。美中关系很丰富也很复杂，不是用“竞争者”或“伙伴”这样简单的词语就能描述的。美方不以对抗的方式看待中国。

　　他对我说，美国不需要一个敌人，也不寻找敌人，而希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美中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我们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都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我相信我们能够从共同利益出发，寻求解决双方的分歧。布什总统热切期待着10月份对中国的访问，并将抱着积极和友好的态度访华。

　　我看得出，鲍威尔对这次访问感到十分兴奋。他告诉我，1973年他曾作为美国军官访问过中国。时隔近二十年，看到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处处充满生机和活力。他对近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祝贺。他还祝贺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鲍威尔邀请我于当年9月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后访问华盛顿。我对此表示感谢并接受了邀请。

　　鲍威尔访华期间的有关表态，使我感到美方已对中美关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不再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这就为中美两国加强建设性合作留下了空间。

　　鲍威尔访华后，中美关系基本走出“撞机事件”以来的困难局面，出现了改善和发展的积极势头。

　　除上述两次会晤外，后来我又在多个场合与鲍威尔接触过。他对国际问题和美中关系认识深邃，颇具战略眼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我与鲍威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

　　“9?11”后访华府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位于纽约市中心的世贸大厦在人们的惊叫声中轰然坍塌，数千人葬身火海。

　　“9?11”事件在美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也由此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说“9?11”事件改变了美国、改变了全世界，一点都不为过。

　　“9?11”事件发生后的十天左右，即2001年9月20日至21日，在出席第56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之前，我应鲍威尔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布什总统上任后，中国外长首次访美。

　　当时，中美关系已取得一些改善，双方高层互访逐步恢复。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与美方加强接触和互动，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特别是要为两国元首上海会晤和布什总统访华做好政治准备。

　　访问期间，我与鲍威尔举行了会谈，还分别会见了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及一些国会议员。我向美方阐述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并重点就两国元首会晤和布什总统访华与美方交换看法。我表示，相信上述会晤和访问将有力地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希望双方加强磋商与合作，加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因为这次访问距离“9?11”事件的发生仅十天的时间，访问中，我还向美方阐明了中国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愿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美方对中方立场表示赞赏，并感谢中方就“9?11”事件对美方的同情与支持，希望与中方加强反恐磋商与合作。

　　这次访问过程中，我与美国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我在美国友好团体组织的晚宴上发表了演讲，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访，还看望了“9?11”事件中遇难的中国公民家属和华侨华人代表。我利用这些场合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以及我国的对外政策，并阐述了对中美关系、中美反恐合作等问题的看法。

　　在离开华盛顿前，我与杨大使就此交换意见，一致认为“9?11”事件促使美国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也为我们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带来重要契机，我们要抓住机遇，迎势而上，做好工作，促使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从后来各方反应看，这次访问是成功的，为确保两国元首会晤成功举行，营造了积极的氛围和条件。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寻求反恐合作的需要空前上升，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

　　2001年10月，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2002年2月，布什总统访华 。此后，随着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中美关系步入改善和发展的正确轨道。

　　外交解决终有益

　　“撞机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美国《新闻周刊》撰文指出：美国与中国对抗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一着，而不是一项战略选择。一旦国务卿和总统从常人的同情心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角度去处理这一问题，产生建设性结果的大门便打开了。这场“危机”最终就可能为两国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稳定、成熟的关系奠定基础。

　　2004年10月，鲍威尔在接受《今日美国》报专访时也表示，（美中双方）使用明智的措辞并理解对方的需要和立场，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还能够创造与对方会谈的基础，并知道将来如何解决类似问题。有了这个范例，美中关系就有了30年来最坚实的基础。后来，他还表示，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撞机事件”造成的危机感到欣慰，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感到骄傲。

　　现在看来，两位美国前国务卿对中美关系的看法都是有远见的。

鲍威尔于2006年7月卸任后，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华访问，我在钓鱼台养源斋会见并宴请了他。养源斋是钓鱼台国宾馆内的一处古迹，具有典型的中国古典园林风格。院内有假山和池塘，室内存有许多文物珍品。鲍威尔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一番，我们还在养源斋正厅前合了影。

　　那次宴请，我根据他的口味专门调整了菜单。他那年已经69岁了，但与我见面的时候，依然步履轻捷，精神矍铄。显然，这次会见比他担任国务卿时的任何一次见面，都要轻松得多。

　　席间，他又谈及了“撞机事件”。他非常认真地说，布什政府执政伊始，中美之间就发生“撞机事件”，当时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就可能演变成中美之间的一场危机。不过，经过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化险为夷。美中对“撞机事件”的处理是积极有效的。尽管美中之间存在分歧和摩擦，但只要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妥善处理，就能推动美中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撞机事件”距今已经八年了。现在来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外交部和有关部门在处理“撞机事件”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结合，与美方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既捍卫了中国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根本利益，又促进了中美关系的适时转圜和改善，有利于维护和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从“撞机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出，处理中美关系这样重要的双边关系一定要着眼大局、立足长远。这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国际上的影响都是举足轻重的，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双方应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不为一时一事所干扰，努力争取两国关系沿着建设性合作的轨道向前发展。

　　如今，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30年的风雨历程。2009年1月12日，双方举行了两国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

　　我在北京出席了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会前在休息室，我又遇到了与会的普理赫大使。他外貌变化不大，身材依然挺拔。双方热情握手，互致亲切问候。

　　我在致辞中深有感触地说，中美之间虽然发生过包括“撞机事件”在内的一些突发事件，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这凝聚了两国领导人的心血和两国各界人士的辛勤努力，我们应倍加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

　　转眼八年过去了。布什总统执政的两个任期总体上可以说是中美关系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这八年对中国是非常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八年来，我们抓住机遇，集中精力谋发展。

　　今天的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八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也不可同日而语。

　　今后中美之间可能还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可能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调整、变化，但只要我们在借鉴以往经验基础上，不断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充分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冷静务实地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就完全有可能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4. 印巴核试验

印度核试?举世震惊

1998年5月11日下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新德里召开记者会，宣布印度于当地时间15点45分在拉贾斯坦邦博克兰地区成功进行了三次地下核试验，分别为裂变、低当量和热核装置。这三次核爆炸与1974年5月进行的相似。宣布完这一声明后，瓦杰帕伊便径直离开会场，没有回答记者的任何提问。

同日，印度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核试验确认了印度有能力发展核武器，为今后设计各种类型和当量的核武器提供了宝贵数据。

拉贾斯坦邦位于印度西北部，那里有广阔的沙漠地带，20世纪70年代印度曾在那里进行过一次核装置爆炸试验，由此那块不毛之地引起了世界关注。但对这一次核试验，印度高度保密，事前没有露出任何迹象。

印度进行核试验，完全出乎各国预料。消息一经传出，举世震惊。因为这与冷战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趋势背道而驰，也使国际军控和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受到沉重打击。

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冷战时期已经大不相同。冷战时期，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阵营长期对峙，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两国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核武器总数量最高曾达到七万余件。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大大缓和，美、俄这对昔日的冷战对手开始着手裁减各自的核武库，国际军控与防扩散进程明显加快。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更加关注发展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

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社会达成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1970年开始生效，有效期25年。1995年5月，在国际安全形势大为缓和的背景下，条约缔约国一致同意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6年9月，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到印度此次核试验之前，已有将近一百五十个国家签署了这一条约，各国正在为推动条约生效而努力。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印度进行了核试验，理所当然地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此“深表遗憾”。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讲话，称印度此举犯了巨大错误，不仅威胁地区安全，也是对国际核不扩散共识的直接挑战。克林顿呼吁印度公开宣布不再进行核试验，立即无条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同时，美国还对印度实施经济制裁，停止对印度提供一切经济、军事援助，中止进出口银行向印度提供信贷，并反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度贷款。日本也宣布对印度进行制裁。德国、丹麦等国冻结了对印度的援助计划。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和挪威等国宣布将对印度进行制裁或削减援助。国际社会各方及舆论均呼吁印度不要再进行核试验，并立即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国际核裁军等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负有重要责任。中国一贯坚持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反对核军备竞赛。对于印度这种做法，我们必须表明立场。

我获悉印度核试验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外交部新闻司迅速做出反应，以最快的速度表明我们的态度。而此时，已有国内外媒体询问中方反应。

1998年5月12日一早，外交部发言人通过答记者问的形式，表明了中方的立场。中国政府对印度进行核试验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在当时核裁军进程逐步取得进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业已达成的形势下，印度进行核试验违背国际潮流，不利于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遗憾的是，印度置全世界的反对于不顾，5月13日又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一时间，乌云笼罩在南亚上空。

剑指中国?荒谬无理

更为出乎意料的是，印度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进行核试验的同时，竟然把矛头对准中国，声称其进行核试验是为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这分明是试图为其核试验寻找借口。

1998年5月13日出版的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在5月11日印度进行核试验当天，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致函美国总统克林顿，为印度核试验辩解，称印度进行核试验的主要原因是对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特别是核环境深感不安。他在信中还说，一个公开拥有核武器、1962年曾对印度发动武装侵略的国家与印度接壤，两国边界问题尚未解决。这个国家还大力帮助印度的另一邻国成为秘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纽约时报》全文刊登了瓦杰帕伊的这封信。

虽然瓦杰帕伊的信中没有出现“中国”两个字，但任何稍有国际常识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他指的是中国。

其实，印度外交部在1998年5月11日发表的声明中已经有所暗示，声称印度核试验是出于“对印度周边核环境的严重关切”。而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核试验前就开始制造舆论，他在5月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宣称，“中国是头号威胁，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要大于巴基斯坦”。

印度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是为了寻求借口，因为谋求拥有核武器是印度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和基本国策。

印度很早就开始实施核武器研发计划，并于1974年5月爆炸了核装置。此后，印度一直没有放弃核武器发展计划，公开指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歧视性的、不公正的，并以此为由，拒绝加入这两个条约，显然是为发展核武器留下伏笔。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抵制上述条约的国家之一，印度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时隔24年，印度再度进行核试验，意图很明显。国际上普遍认为，印度急于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前尽快迈过“核门槛”，谋求获得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只承认1967年1月1日前制造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为有核武器国家，这些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印度是“核门槛”国家，不是国际法承认的核武器国家，即掌握了制造核武器能力与技术，但未公开进行核试验并宣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当时《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得到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政府的积极支持，生效前景乐观。条约一旦生效，印度再进行核试验将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

至于中印关系，那时早已得到明显改善，并且发展势头良好。从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以来，两国高层往来频繁，各级别的交流逐渐增多，相互了解不断加深，各领域合作逐步拓宽和深化。

在这种背景下，印度把中国作为它搞核试验的理由，指责中国对印度构成威胁，显然是别有用心，根本站不住脚。

坚持原则?表明立场

针对印度核试及其后一系列做法，我几次召集外交部有关部门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印度进行核试验不仅危及南亚的和平与稳定，也会对国际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对国际军控与核不扩散进程构成严重挑战，并且有可能在南亚地区引起核军备竞赛。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重大责任。我们有必要立即在双边和多边领域采取应对措施，表明立场和态度，并动员国际社会迅速采取一致行动，要求印度立即停止发展核武器。

针对印度为核试验制造借口，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泼脏水的做法，大家非常气愤，认为有必要做出反应。

我向中央汇报了外交部的有关看法和意见。经请示中央同意，我们采取了几项措施。

1998年5月14日，外交部就印度核试验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指出，印度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继5月11日进行核试验后，5月13日又进行两次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印度的行径是对国际社会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共同意愿的公然蔑视，是对国际防止核武器扩散努力的沉重打击，将给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后果。

声明还指出，印度诬蔑中国对其构成威胁，是毫无道理的，明显是为其发展核武器找借口。

同日上午，外交部部长助理王光亚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南威哲，就印度核试验进行严正交涉。王光亚向南威哲宣读并正式递交了外交部声明，让他转交印度政府，并告诉他，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是多年来少有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行动，印方应当充分注意。

针对印度对中国的无理指责，王光亚特别指出，印方不负责任的言论，是中方不能接受的。印方这一做法损害了中印关系，给两国关系的发展蒙上了阴影。印方应对此负完全责任。中印关系发展到现今阶段是双方长期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中方要求印方立即停止发展核武器计划，不要将发展核计划归因于中国，印度政府及要员应立即停止对中国的诬蔑。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南威哲态度很强硬。他说，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是歧视性的，国际社会对印度核试验的反应是不公平的，印度在核试验问题上是十分克制的，应得到赞赏。

1998年5月15日，我分别给33个国家的外长写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致立场和行动，强烈要求印度立即停止发展核武器。这些国家包括联合国安理会所有成员国和在国际事务中有重要影响、在各大洲有代表性的国家。

我在信中说，印度核试验违背了国际社会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共同意愿，破坏了国际社会多年来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造成了有关地区国家互不信任。在国际形势总体朝着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印度核试验给南亚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当务之急，国际社会应迅速采取一致立场和行动，强烈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停止发展核武器。

我在信中还提到，印度诬蔑中国对其构成威胁是毫无根据的，完全是为其发展核武器寻找借口。

连锁反应?难以阻挡

印度核试验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反应比巴基斯坦更为强烈。

印巴有复杂的领土、宗教和民族恩怨，历史上曾三度兵戎相见。巴基斯坦一直把印度视作最大的安全威胁，认为必须同印度尽可能维持战略平衡，而在常规力量方面巴基斯坦已逊色于印度，如果核力量方面再处于劣势，就更难保障自身的安全。

1974年印度爆炸核装置后，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就说，如果印度制造原子弹，巴基斯坦即使“吃草”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他还说，“在拥有可以与印度匹敌的原子弹之前，巴基斯坦永远也不会真正感到安全”。为阻止印度搞核试验，巴基斯坦曾提出建立南亚无核区的建议，但遭到印度的反对。

巴基斯坦始终将自己的核政策同印度挂钩。巴方曾多次表示可以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必须同印度一起签署。印度签，巴基斯坦就签；印度不签，巴基斯坦也不签。巴基斯坦前总统哈克曾经说过，只要印度签，巴基斯坦签两遍都可以。

印度核试验使南亚的战略格局失衡，使巴基斯坦当时的谢里夫政府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巴基斯坦国内反应非常强烈，各党派、军队和普通民众纷纷要求巴基斯坦也进行核试验。

对此，谢里夫总理向国民公开承诺，巴基斯坦完全有能力扞卫国家安全。1998年5月13日印度第二次核试验后，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再次重申，将根据对其安全构成的威胁和保护国家利益的需要，采取一切措施。

针对印度核试验可能造成的连锁反应，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希望巴基斯坦保持克制。特别是美国，对巴基斯坦可能搞核试验尤为担心，认为一旦巴基斯坦掌握核武器，很可能导致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采取相应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因此，美国想方设法劝阻巴基斯坦。克林顿总统给谢里夫总理打电话，要求巴方保持克制，放弃进行核试验的选择。克林顿还为此专门派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去了一趟巴基斯坦。美国甚至提出，可以向巴基斯坦提供安全保障、常规武器及经济援助，作为交换条件。

中国作为与巴基斯坦关系最为紧密的友好邻邦，自然也成为美国做工作的对象。美方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表示，希望中方帮助说服巴基斯坦保持克制。

1998年5月13日晚，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打电话给我，希望中国和美国一道向巴基斯坦施压。奥尔布赖特说，美方对印度进行核试验深感沮丧，担心这将导致南亚地区核与导弹竞赛的升级，破坏该地区的稳定。美方当前最担心的问题是，巴基斯坦政府受到强大压力后，可能通过核爆炸或导弹试验，对印度的行动做出反应。奥尔布赖特说，克林顿总统已要求她派副国务卿赴巴基斯坦，敦促巴方避免采取任何火上浇油的行动。美方希望中方也对巴基斯坦做出类似表示，敦促巴方体现政治家风度，从而让印度自食恶果。如果巴基斯坦也搞核试验，将受到美国同样的制裁。

    我向她明确阐述了中国对印度核试验的原则立场，并坦率地指出，出现目前这样的局面，同美国在南亚推行不平衡政策是分不开的，与美国在防扩散领域搞双重标准也不无关系。国际社会当务之急是一致向印度施加压力，使其改弦更张。美国有责任这么做，只要美国愿意，是能够做到的。

奥尔布赖特完全同意我关于国际社会应保持一致的看法。她说美国并不认同印度所谓搞核试验是为应对中国威胁的说法，相信印度核试验完全是出于其国内原因。当然，她对我有关美国在南亚推行不平衡政策和搞双重标准的说法感到不快。

奥尔布赖特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曾任驻联合国大使，深谙国际事务，思维敏捷，应变能力强，深得克林顿总统的信赖。当时她在国际上享有“铁娘子”之称，爱穿一身醒目的红色套裙，说话坦白率直，坚持主见，姿态强硬，不像大多数外交官那样委婉。

此后，国际社会一直在对巴基斯坦做工作，但在是否进行核试验问题上，谢里夫总理始终没有明确表态。

1998年5月25日，###主席应约与克林顿总统通电话。

克林顿总统首先表示，印度进行核试验是犯了重大错误，美国已经对印度实施了严厉制裁。

但他很快将话题转到巴基斯坦上来。克林顿总统说，他已经同谢里夫总理通过三次电话，相信谢本人不想搞核试验，但国内压力巨大。他说，他已告诉巴方，如果美国帮助巴基斯坦改善常规军备，增进其安全，并改善巴经济状况，巴基斯坦不进行核试验而从邻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所获得的支持，将远远大于选择核试验所带来的短期效益。

克林顿总统最后明确提出，希望###能够亲自做谢里夫总理工作，劝说巴基斯坦不要进行核试验。

###首先对克林顿总统阐明了中国在印度核试验问题上的立场。他说，作为南亚的近邻，中国对南亚地区形势深感不安。印度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连续进行两轮核试验，破坏了国际社会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损害了南亚乃至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后果严重。

###说，当务之急，国际社会应做两件事：一是要求印度立即放弃发展核武器，无条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二是切实考虑并解决巴基斯坦的正当安全关切，一味要求巴基斯坦采取克制态度是不够的。在这方面，中美双方可以共同努力。

事情的发展正如人们所料，尽管面临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巴基斯坦最终还是于1998年5月28日在俾路支省查盖山区进行了五次核试验，此后又于30日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巴方宣布已基本完成了从核装置到核武器的研制试验过程。

巴基斯坦核试验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痛惜，呼吁印、巴保持克制。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表示谴责，敦促巴基斯坦立即停止核试验。我们也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此深表遗憾，并呼吁南亚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放弃核武器发展计划。

国际关注?大国协调

如何处理印、巴核试验问题成为当时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些国家主张召开联合国大会进行审议，有些国家主张在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讨论，还有些国家主张由某些集团性机制介入。

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后第二天，即5月29日下午，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又给我打来电话，商量中美如何采取下一步行动。

奥尔布赖特一上来就说，她已经就印巴核试验及其对南亚局势的影响与英国、法国、俄罗斯外长交换了意见。四国考虑两周后在伦敦召开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与“八国集团”的外长会议，讨论防止核武器扩散、南亚安全形势以及印巴克什米尔争端问题，此后再吸收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参加。她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参与。

我告诉奥尔布赖特，中方对印巴核试验深表遗憾，但南亚出现目前这样的局势，始作俑者是印度。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在处理印巴核试验问题上要主持公道，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要区别对待。

对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八国集团”外长会议一事，我明确表示，印巴相继进行核试验，南亚出现核军备竞赛，是一个事关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最为合适，五大国作为常任理事国负有特殊责任，将这一问题拿到“‘五常’加‘八国’”框架内去谈不合适。

奥尔布赖特于是建议先召开安理会“五常”外长会议，届时再考虑吸收其他国家参加的问题。她向我解释说，召开“‘五常’加‘八国’”外长会是克林顿总统的想法。美方的考虑是，将德国与日本这两个无核武器的重要国家包括在内，主要是希望借此向印度表明，印度想通过拥有核武器来获得大国地位的想法是错误的。美方担心，安理会难以深入讨论、迅速处理南亚安全问题，特别是克什米尔问题。安理会即使通过决议或发表声明，为照顾各方不同立场，内容也将被弱化。

　　美国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长期以来，安理会成员之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存在分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过“五常”外长共同出席安理会会议，讨论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重大问题的记录。但即便如此，将印巴核试验这一涉及南亚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议题拿到“八国集团”外长会上去谈，也是不合适的，会削弱安理会的地位和作用。

　　我告诉奥尔布赖特，关心印巴核试验和南亚安全的不仅是“八国集团”或“五常”，这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安全问题了。如果召开“‘五常’加‘八国’”外长会议，一方面可能形成马拉松会议，劳而无功；另一方面也可能转移国际社会对安理会作用的注意和期待，使事态更加复杂化，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至于召开什么形式的会议，需要进一步研究。

　　通话结束后，我们立即对美方建议进行了分析研究。大家认为，印巴核试验实际上宣告了美国对南亚核不扩散政策的失败。美国还担心印巴核试验在国际上引发连锁反应，而少数西方国家的制裁措施又难以奏效，有可能导致美国苦心经营的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瓦解。美国甚至担心，印巴核试验造成的紧张，可能引发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导致南亚局势失控，危及美国在南亚乃至中亚、中东地区战略安全利益。

　　我从奥尔布赖特的话中感觉到，美国力求抓住处理印巴核试验问题的主导权，但美国同时也意识到孤掌难鸣，必须借助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力量，才有可能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中美统一认识，协调行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这为中美加强合作提供了机遇。

我们对美方的建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确定还是以召开安理会“五常”外长会最为稳妥。如果美方坚持，我们也可以考虑召开安理会外长会或在此基础上吸收其他国家参加，具体与会国名单由“五常”商定。我把这一工作考虑向钱其琛副总理做了汇报，得到他的赞同。

　　当晚，我再次与奥尔布赖特通话，向美方提出尽快召开安理会“五常”外长会的建议。我对她说，会上可以主要讨论制止南亚地区的核军备竞赛，防止核武器扩散和维护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重大问题。会议可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交安理会认可。此后，会议还可讨论克什米尔问题。

　　奥尔布赖特当即表示这是个好主意，希望通过“五常”外长会，在“五常”内部形成协调一致的立场，为国际社会处理印巴核试验问题指明方向。她还建议以此为出发点，视情扩大与会国范围，让其他一些感兴趣的国家也参加。她甚至主动提出由她本人同英、法、俄三国外长联系，争取在当天夜里答复中方。

　　考虑到日内瓦是裁军谈判会议所在地，我们两人一致同意，将会议的地点定在日内瓦。

　　1998年5月30日凌晨1点30分，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Susan Shirk）打电话通知王光亚部长助理，奥尔布赖特已经和英、法两国外长取得联系，两国都同意中方建议。虽然还没有来得及与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联系，但奥尔布赖特对劝说他与会持乐观态度。谢淑丽在电话中表示，奥尔布赖特再次感谢中方提出的好建议。

　　5月31日晚，奥尔布赖特再次打电话给我，先和我就会议的设想初步交换意见。奥尔布赖特说，美方建议会上讨论三部分内容。首先应该采取措施，要求印、巴保持克制，防止南亚紧张局势升级。第二，促进两国解决主要政治分歧，包括最终讨论克什米尔问题。第三，讨论会议的后续行动，包括今后邀请印、巴及其他国家参加，在南亚建立起某种安全机制。

　　我也对她讲了中方的想法。我说，中方认为会议可以设两大议题，一是核问题，二是南亚安全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可以放在南亚安全议题下讨论。

　　我接着说，会议的目标应该十分明确，即首先应是五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不承认印、巴的核武器国家地位，同时就制止南亚核军备竞赛及如何在全球防止核扩散提出共同立场。南亚安全问题的核心是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关键要敦促两国采取克制态度，保持现状，恢复磋商与接触，避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我还说，中方建议会议发表一份政治性声明，向印巴两国和国际社会发出明确而强烈的信息。

　　我还提醒她，集中精力把“五常”外长会开好非常重要。中美两国在防止核武器扩散与恢复南亚稳定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应加强协调合作。

　　奥尔布赖特听后表示，中美双方很多想法非常相近。她建议，为确保外长会成功，五国应在会前派防扩散和南亚问题专家到日内瓦，就外长会拟通过的联合公报进行磋商。在此之前，中美两国专家可以提前抵达日内瓦，进行预备磋商。

　　在中美就召开安理会“五常”外长会达成基本共识后，下一步工作就是着手落实。

　　根据惯例，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每月都有一个国家作为协调员，负责在“五常”之间联络协调。那年6月份，恰逢中国轮值安理会“五常”协调员，应由中国出面就“五常”外长会相关事宜与其他四国协调。

　　6月1日，王光亚部长助理紧急约见美、俄、英、法驻华使节，正式通知四国，经过非正式协商，安理会“五常”外长会议定于6月4日在日内瓦召开，中国外长唐家璇邀请四国外长出席。会前，6月3日在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驻地举行五国专家级磋商。

　　“五常”聚首?统一立场

　　当时俄罗斯外长是普里马科夫，他是俄罗斯一位资深政治家，我对他很尊重。1998年6月2日，我主动给普里马科夫写了一封信，介绍中国对“五常”外长会的想法，希望中俄双方采取一致立场。

为在会前与俄罗斯进行充分沟通，我还主动邀请普里马科夫外长于6月4日在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共进早餐。普里马科夫欣然接受，并为此特意调整行期，提前一天来到日内瓦。

　　我邀普里马科夫外长共进早餐，实际上是举行了一次工作会谈。一开场我就尊称他为前辈，说我有事情向你请教。接下来，我与他围绕印、巴核试验及“五常”外长会有关问题，深谈将近两个小时，气氛十分亲切而友好。我强调，“五常”是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核心。他离开时向我表示，俄罗斯完全赞同中方看法，并同样重视这个问题，会全力配合中方工作。

　　我抵达日内瓦后，奥尔布赖特就提出，希望同我在“五常”外长会正式开始前碰碰头，通通气。6月4日上午，我送走普里马科夫后，奥尔布赖特就来到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

　　奥尔布赖特一坐下来就对我说，中国与印、巴的关系对解决南亚问题十分重要。印度核试验以对中国的安全关切为借口，这既不合适也不正确。美方理解中方的感受，但希望中印双方采取措施，解决分歧。

　　奥尔布赖特还说，中国对巴基斯坦有重要影响，希望中方在“五常”外长会后向巴方通报有关情况，劝巴方避免采取挑衅行动。

　　看来，她担心中国在处理印巴核试验问题上的立场，会受到中印双边因素的影响，甚至担心中国会偏袒巴基斯坦。

　　对此，我明确指出，印度核试验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大问题，中方始终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正因如此，中方对印度核试验进行了强烈谴责。另一方面，印度为了给核试验找借口，无端指责中国，中方对此不得不予以必要的回应，以正视听。

　　我还表示，中巴保持着传统友好关系，但在核试验问题上，中方是讲原则的，无意偏袒巴方。不过，客观地说，印度是南亚核军备竞赛的始作俑者。“五常”应该主持公道，分清主次，区别对待。

　　下午5点半，“五常”外长会在日内瓦万国宫理事会厅正式召开。

　　万国宫是联合国日内瓦办事机构的驻地。按照传统，此间召开的涉及国际安全重大问题或紧急的会议都在万国宫理事会厅举行。这是万国宫内最富丽堂皇的会议厅，天花板上五只巨手紧紧握在一起，象征着世界五大洲人民的团结与合作。

　　联合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来，很多重要的国际会议都在此召开。1954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曾率团在这里参加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当我走进理事会厅时，一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五常”外长会议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这有史以来的首次“五常”外长会是由中国外长主持的。会场的布置与纽约联合国总部安理会会议的布置不同，主持人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其他四国外长及工作人员在台下并排就座。

　　在主席台就座后，我宣布会议开始。我在开场白中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负有特殊责任。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制止南亚地区的核军备竞赛，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会议首先进行正式磋商，我请美、俄、法、英四国外长先后发言。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表示，目前南亚局势不稳，印、巴两国均未承诺停止核试验。五国在南亚问题上应抛弃私利，采取共同立场。

　　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表示，印、巴核试验是冷战后国际社会遇到的最大挑战，国际防扩散机制面临严重危机，印、巴负有同等责任。

　　法国外长韦德里纳表示，此次会议不仅是安理会“五常”外长会，也是五个核大国外长会，应寻求解决当前危机的前瞻性办法。在讨论印、巴核问题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常规武器问题，如果印、巴之间爆发冲突，更有可能发生的还是常规武器冲突。

　　英国外交大臣库克说，印、巴核试验是对南亚与世界和平的严重挑战，国际社会如不迅速做出反应，将对国际防扩散体系造成沉重打击，国际社会应促使印、巴放弃核武器发展计划。

我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也做了发言，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印巴核试验和当前南亚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中方立场与主张。我强调指出，印、巴相继进行核试验，使南亚地区陷入一场危险的核军备竞赛之中，也使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努力受到沉重打击。当前最紧迫的是采取措施，敦促印、巴立即停止核试验，承诺不将其核装置武器化，不部署核武器，承诺立即无条件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最终放弃核武器发展计划。五国应明确表示，不给予印、巴合法核武器国家的地位。

　　我还表示，中国历来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作为南亚的近邻，中国衷心希望南亚地区紧张局势得到缓和，尽快恢复稳定，并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公正和建设性作用。

　　随后，会议转入非正式磋商。参照国际多边会议的惯例，我请奥尔布赖特主持非正式磋商，她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会后表示这是她担任国务卿以来参加的最成功的一次会议。

　　非正式磋商结束后，我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五常”外长会议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五国谴责印、巴核试验，认为应尽快缓和由于核试验而引发的南亚地区紧张局势，要求印、巴两国立即停止核试验，立即无条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放弃发展和部署核武器，敦促印、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强调不承认印、巴的核武器国家地位。

　　公报并呼吁印、巴通过对话建立信任，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五国将继续关注南亚事态的发展，推动印、巴和平解决分歧。五国还将密切合作，防止南亚地区军备竞赛升级，加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会议开了大约三个小时，于晚上8点半结束。晚9点，我在理事会厅主持了五国外长联合记者招待会。我居中，右侧是奥尔布赖特和普里马科夫，左侧是英国外交大臣库克和法国外长韦德里纳。

　　我向记者们介绍了“五常”外长会议的主要情况，并表示，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正受到严重威胁，当务之急是印、巴双方保持冷静与克制，立即恢复对话，寻求改善关系的途径。作为本月联合国安理会的协调员国，中国在其他常任理事国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主持召开了这次外长会议，各方对会议的结果均感到满意。中国将继续按照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联合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我又举行了单独的记者招待会，并向国内记者吹风。

　　当我和代表团所有同志结束一天的活动，回到驻地用晚餐时，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五国在这次会议上表现了空前的一致，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强烈信号，为下一步处理印巴核试验问题定下了基调。

　　两天后，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1172号决议，决议认可了“五常”外长会通过的联合公报，谴责印、巴两国进行核试验，认为印、巴核试验对全球核不扩散和核裁军努力构成严重威胁，要求印、巴两国不再进行核试验，立即停止核武器发展计划，鼓励各国不向印、巴两国出口有助于其核武器或弹道导弹计划的设备、材料及技术。这一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印、巴核试验问题的共同意志。

　　实践证明，这次“五常”外长会议是国际社会妥善应对和处理印巴核问题的关键环节，中国为会议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势利导?关系转圜

　　印度悍然进行核试验，并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使不断改善和发展中的中印关系遭遇严重挫折。那段时期，中印之间的高层交往、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受到很大影响，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严重下滑。

　　印度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面对中方做出的强烈反应，印度逐渐认识到无理指责中国的错误做法给印中关系带来严重伤害，不符合印度自身的利益。印度高层和社会各界开始反思，官方讲话明显调整了调门。

　　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在公开讲话中表示，在印中关系出现波折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恢复对话，增进了解，尽快使两国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印方还通过学者、前驻华外交官、外交部等不同渠道，向我们驻印度使馆传递信息，希望同中方进行高级别接触。

　　印度国内舆论指责中国的声音也明显减弱。

　　第五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定于1998年7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按惯例，我将应东道国外长邀请出席会议。

　　会前，印度驻华使馆向中方提出，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贾斯旺特?辛格将作为印方代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希望在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会见。

　　辛格属于印度人民党温和派，深受总理瓦杰帕伊的信任和赏识。他被称为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曾帮助印度人民党成功解决组阁难题。印度进行核试验后，辛格作为印度政府特使，与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就核问题进行了七轮会谈，事实上承担了外长的职责。

　　此时，距印度进行核试验刚刚两个多月，国际社会以及中国国内民众对印度的不满情绪还很强烈，是否会见辛格，我与外交部的同事们专门进行了研究。

　　当时开展双边交往的时机虽尚未成熟，但我认为，利用多边场合与印方进行一次接触，有利于我们面对面地阐明中方立场，对印方晓以利害，敦促其在核问题上改弦更张，在中印关系上采取正确的态度，也可为今后关系转圜留下空间。因此，我同意了印方的请求。

　　1998年7月27日，我在下榻的马尼拉饭店会见了辛格。

　　辛格身材修长，眉毛浓黑，身着印度民族服装。在整个会见过程中，他始终端坐着纹丝不动，腰板直挺，表情平静，不动声色。后来我们相处熟了，聊天时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总是保持这个姿态，他笑着说年轻时当过骑兵，已经养成习惯了。

　　双方落座后，彼此都没有太多的寒暄，直接进入正题。

　　我首先回顾了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表示中印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中印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历来重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我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印方为给核试验制造借口，竟然完全置中印关系大局于不顾，无端指责中国对印度构成威胁，这是中方绝对不能接受的。印方这一做法，干扰了中印关系的正常发展。

　　我强调，“解铃还须系铃人”，希望印方能从两国关系的挫折中汲取教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采取实际行动，以利于两国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辛格对印度进行核试验没有进行过多的辩解，着重围绕中印双边关系讲了一番话。

　　辛格说，印度核试验并不针对任何具体国家。最近几个月来，印中之间出现了分歧，这是很不幸的。印方希望双方能够将分歧放到一边，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辛格还说，印方愿意在友好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扩大双边接触和交往。印方重申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承诺，希望同中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

　　从这次与辛格的会见中，我感觉到，印方为缓解国际压力，希望与中方改善关系，尽早摆脱孤立。但在影响双边关系的核心问题上，态度还不够明确，没有迈出应有的步伐。

　　在此情况下，我们总体上继续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对印度适当保持了压力，同时也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效。印方通过不同渠道，多次表达了改善和发展印中关系的愿望。

　　那年12月，辛格被正式任命为印度外长。辛格担任外长后，公开表示，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是印度外交的首要任务。

　　1999年1月，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率领中国学者代表团赴印度出席中印学者第二次对话。印方对代表团给予了破格礼遇，印度总统纳拉亚南、总理瓦杰帕伊、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分别会见代表团一行。

　　纳拉亚南在会见时表示，中国对印度不构成威胁，印度对中国也不构成威胁。这是印度领导人首次做出这样的表态。纳拉亚南还表示，希望能够尽早访华。

印度总理首席秘书米什拉提出，希望中方在7月前邀请辛格外长访华。

　　1999年2月，根据印方提议，中印两国在北京举行了两国外交部官员会晤，两国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司长就中印关系面临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此次会晤中，印方确认，印度领导人关于印中互不构成威胁、互不为敌的谈话代表了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

　　印方的这一明确表态，成为双边关系全面改善的政治基础，为实现中印关系转圜创造了条件。中方对印方发出的积极信息，做出了正面回应。

　　考虑到印度方面表态出现积极变化，双方在二轨和工作层接触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我们决定因势利导，同意辛格来访。

　　1999年6月14日至16日，辛格外长访华。

　　我在外交部同辛格外长举行了正式会谈，就中印双边关系和印度核试验等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特别是就如何解决中印关系面临的问题达成了重要共识。会谈原定45分钟，结果持续了2小时15分钟。

　　关于中印关系，我重点谈了四点看法。第一，发展中印关系的前提是互不视对方为威胁，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中印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又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艰巨任务。两国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存在的分歧。第三，中国面临的最突出任务是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中国需要同印度搞好关系。第四，中印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两国关系中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不应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

　　辛格外长完全赞同我的看法，并重申，印度不对中国构成威胁，中国也不对印度构成威胁。两国需要稳定发展双边关系，需要对话，而不是对抗，应在各层次保持经常性对话。辛格外长还说，印方视此次访问为印中关系恢复和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辛格外长访华期间，朱镕基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他。朱总理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印关系去年受到了严重伤害。现在两国关系开始步入改善和发展的进程，希望双方加强交流与往来，不断缩小分歧，扩大共识，增进友谊。

　　辛格外长表示，印度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睦邻友好关系，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积极推动双边关系的继续恢复和改善。

　　辛格外长访华后，逐步恢复两国在各领域的接触，中印关系全面实现正常化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2000年适逢中印建交50周年。随着中印关系的不断改善，印度方面希望以此为契机，把双边关系向前再推进一步。1999年底，印方提出纳拉亚南总统希望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纳拉亚南曾于1976年出任中印恢复外交关系后印度首任驻华大使，对中国一向怀有友好感情。担任驻华大使期间，他为中印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发展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纳拉亚南生于印度喀拉拉邦的一个穷苦家庭，但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因成绩优异被推荐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纳拉亚南1949年开始外交生涯，退休后从政，曾担任过副总统，1997年当选为总统。

　　2000年5月28日至6月3日，纳拉亚南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印度核试验后中印之间的第一起高层访问，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中印双方对此次访问都十分重视，对日程安排进行了周密筹划。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纳拉亚南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并同他举行会谈。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也分别会见。李岚清副总理和夫人章素贞同志陪同纳拉亚南总统和夫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观看了中印音乐家联合演出。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出席了纳拉亚南总统夫人的诗集《甜与酸》中文版首发式。纳拉亚南总统还在北京大学发表了演讲。

　　我参加了江泽民主席与纳拉亚南总统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谈，会谈很成功，气氛也很友好。

江主席首先表示，中印是近邻，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20世纪50年代中印建交之初，周恩来总理同尼赫鲁总理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印关系经历了一些曲折，但睦邻友好是50年中印关系发展的主流。事实表明，稳定、健康、正常的中印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接着，江主席指出，在世纪之交，两国领导人应从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妥善处理分歧，继续深化中印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只要双方都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并本着积极的态度，中印关系一定会有一个美好前景，我们两个大国就一定能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纳拉亚南总统完全赞同江主席的意见，他说，印中在众多领域有共同利益。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印中都是朋友，不是对手或敌手。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印中加强合作，而不是相互敌对甚至对抗，将极大地巩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印度所有领导人都希望大力发展印中友好，期待着通过这次访问，谱写印中关系的新篇章。

　　纳拉亚南总统还访问了大连和昆明。访问大连期间，他说，印中开展经贸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希望通过他的访问，推动两国地方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促进印中友好交往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他还会见了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的遗孀郭庆兰女士。

　　纳拉亚南总统访华标志着中印关系走出了印度核试验后的阴影，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后，中印关系虽然经历了重大的曲折和起伏，但总体上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中印两国都是在亚洲乃至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是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

　　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中国一贯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印度开展友好合作。尽管两国之间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但这不应该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中国和印度不应该成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

　　在十年前的那场外交斗争中，我们立场鲜明地反对印度进行核试验，并针对印度无端攻击中国的做法做出必要和适度反应，目的是为了使中印关系能够更好地向前发展，能够有利于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期间，中印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由此进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5. 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

　　1999年5月8日凌晨，夜色尚未完全褪尽，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惊醒。我心中不由一震。多年的外交工作经验使我对午夜和凌晨时分来的电话异常敏感。我预感一定有重大突发事件。

　　电话是我的秘书打来的。就在十几分钟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人员伤亡情况严重，使馆馆舍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与前方联系中断，使馆受损的详情还不十分清楚。

　　听完汇报，震惊、愤怒、悲伤、焦虑，种种思绪一齐聚集心头。

　　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我一时难以置信。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驻外使馆，竟会遭受如此严重的侵袭！

　　我努力抑制住内心的义愤，立刻让秘书通知有关部门，要想尽一切办法与使馆联系，直到联系上为止。一定要尽快了解我们在前方同事的安危，掌握使馆受损情况。

　　我还让秘书通知外交部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请他们火速赶到外交部开紧急会议，进行形势会商和对策研究。我自己也即刻起身，迅速赶往办公室。

　　在前往外交部的路上，我梳理了一下思绪。　　那段时间，南联盟和科索沃问题是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尽管大家都非常关心巴尔干地区的局势变化，但没人会想到，那里燃起的战火竟然会殃及中国使馆。

　　南联邦解体?科索沃问题浮现

　　提起南斯拉夫，国人并不陌生。一部热映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典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使南斯拉夫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

　　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发轫于此。二战期间，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同德意法西斯展开殊死战斗，为欧洲地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等前南斯拉夫电影，都是讲述南共游击队同法西斯战斗的故事。

　　二战后，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保持了国家统一，经济社会显著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铁托在南斯拉夫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

　　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直是东西方竞相争夺的对象。

　　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国家，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组成。历史上，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基本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南斯拉夫曾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学习的主要对象。当时，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体“PKB”（取谐音译为“背靠背”）是中国经常组团参观的“定点项目”。南斯拉夫人曾戏称，连“背靠背”的牛都认识中国人，都会用汉语说“你好”。

　　然而，1980年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各种矛盾开始显露。到了90年代，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影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南联邦）也解体。1992年4月，南联邦中的塞尔维亚、黑山两个共和国组建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南联盟自成立之日起就命运多舛，一直遭受国际制裁。

　　长期潜伏的科索沃问题也在此时浮出水面。

　　科索沃是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其中90%的人口是阿尔巴尼亚族，同塞尔维亚族长期存在矛盾，一直寻求从南联盟独立。20世纪80年代中期，米洛舍维奇在南联邦塞尔维亚共和国执政后，对科索沃采取强硬立场。

　　米洛舍维奇在南联盟历史上饱受争议。他出生于1941年，年轻时从事金融业，曾担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银行行长。80年代初期开始步入政坛，1986年出任南联邦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89年当选南联邦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我没有见过他本人，但许多文章都称，米洛舍维奇机智善谈、性格刚毅，甚至连当时塞尔维亚反对党一位领导人也称赞他是颇具魅力的人物。

　　尽管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也实行了多党制，但西方仍将他视为共产党的代表。

　　米氏上台后，塞阿两族矛盾更加激化。1998年2月，宣称为科索沃独立而战的阿族武装——“科索沃解放军”同塞尔维亚军警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亡。这一事件为西方插手干涉提供了口实。

　　1998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兵压境，要求南联盟塞尔维亚政府给予科索沃高度自治。经过多轮磋商，米洛舍维奇被迫签署“城下之盟”，同意就恢复科索沃自治地位同阿族谈判，并接受国际观察团进入科索沃。

　　1999年1月，科索沃拉查克村突然发现45具阿族人尸体。美国人领衔的国际观察团“认定”这些人是被南塞军警杀害的阿族平民，并宣称“拉查克村事件”是一场“人道灾难”，再次威胁对南动武。这成为科索沃战争的导火索。

　　同年2月，塞尔维亚政府被迫在法国的朗布依埃就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同阿族代表展开谈判。谈判伊始，美国特使就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协议草案，声称协议内容不容谈判，更不可修改，要求谈判双方必须在一周内签字。

　　这份不容更改的“协议”内容主要包含：给予科索沃高度自治，解除“科索沃解放军”武装，北约向科索沃派遣多国部队等。阿族代表坚持要求将科索沃“独立”写入协议，并拒绝解除武装；而南塞方面则坚决反对北约部队进驻。双方立场南辕北辙，谈判自然无果而终。

但在一个月后谈判重启时，阿族代表却在西方的诱导下，一反当初的强硬立场，单方面签署了《朗布依埃协议》。南塞方面仍然坚持原来立场，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西方以此作为借口，将谈判破裂的责任全部推到南塞身上，并向南联盟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3月22日，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前往贝尔格莱德，向米洛舍维奇摊牌。双方谈判最终破裂，战争的厄运降临。

　　战火纷飞?全力以赴护侨胞

　　3月24日晚，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悍然对南联盟发动空袭。科索沃战争全面爆发。

　　这场战争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损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开创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恶劣先例。战争导致巴尔干地区力量格局失衡加剧，对地区稳定及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影响。

　　战争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表声明，对北约侵略一个主权国家表示义愤。白俄罗斯、印度等多国均谴责北约并敦促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希腊、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也公开表示不赞成北约对南动武。

　　从支持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与联合国权威的一贯立场出发，中国对北约的野蛮行径迅速做出反应。江泽民主席、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多次严正阐明中方的原则立场。中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对科索沃局势深表忧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发动空袭，反对北约绕开联合国自行其是，强烈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及南当事各方共同努力，早日恢复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中国还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科索沃问题。

　　在密切关注南联盟局势变化的同时，我们也高度重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人员和旅南华侨华人的安全。

　　空袭之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幻想速战速决，轰炸目标主要集中于南联盟的防空系统和军事设施。后来，随着北约对南联盟狂轰滥炸不断升级，民用设施也成为打击目标，许多工厂、学校、医院等民用设施被肆意摧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场以所谓“维护人道”名义进行的战争，实际上酿成了二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多次指示前方使馆要提高警惕，不仅要注意自身安全，还要保护华侨华人安全，及早制定应变措施，并授权使馆党委在紧急情况下自行决定疏散方案。

　　在潘占林大使的领导下，使馆积极制定各种应变计划。当时，使馆的工作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北约的大规模轰炸导致南境内经常断水断电，食品和蔬菜供应十分困难。使馆的同志们牢记祖国的重托，不辱使命，既承担着超出平常的繁重任务，还要不时冒着生命危险，在轰炸持续期间外出工作。

　　战火纷飞中，使馆从未忽视保护华侨华人的安全。当时，华侨华人被困在南联盟各个城市，由于都是第一次遭遇战乱，情绪难免波动，有许多华侨华人提出希望在使馆帮助下转移到安全地带。

　　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使馆克服了重重困难，设法稳定大家的情绪，同时想方设法联系撤侨渠道。经过认真筛选，最终确定将人员撤至南联盟的邻国——罗马尼亚境内。

　　4月3日上午，旅居南联盟的华侨华人、留学生、公司人员等211人，乘坐使馆颇费周折才租到的四辆大巴，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颠簸跋涉，安全撤至罗马尼亚境内。这次有组织的撤侨工作受到当地华侨华人的高度赞赏。大家都说，只要有使馆在，就有主心骨，就会感到安全。

　　我获悉前方使馆所做的大量工作后深感欣慰，更为我们的外交官在紧急关头能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感到骄傲。与此同时，我也十分牵挂使馆人员的安全。

　　但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担心竟成了残酷的现实，身负和平使命、保护了许多人员安全的使馆竟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目标。

　　飞来横祸?中国使馆遭突袭

　　我一到办公室，就和其他部领导及相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刻成立三个工作组，迅速投入工作。

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终于与前方使馆取得了联系，了解到使馆被炸后的有关情况。

　　那天夜里，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三位同志在睡梦中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同志、《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同志和他的爱人朱颖同志。二十多位同志受伤，其中数人伤势严重。使馆馆舍也遭到严重损坏。

　　当时，共有30人住在使馆内。除使馆工作人员外，还有驻贝尔格莱德的新闻记者。他们住进使馆，就是考虑到战争时期使馆是最安全的地方。但不幸的是，他们却在使馆遭遇的轰炸中遇难了。

　　由于南联盟当地仍是深夜，北约还在袭击使馆附近的一些目标，进一步核实使馆被炸的具体情况存在一定困难。根据目击者最初描述，轰炸我国使馆的可能是三枚导弹。

　　但据事后了解到的详情，轰炸是由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2隐形轰炸机执行的，使用的并非导弹，而是五枚精确制导的重型炸弹（即“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从不同角度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和大使官邸进行了野蛮轰炸，造成使馆人员严重伤亡，馆舍严重毁坏。

　　党中央十分重视使馆被炸事件，也十分关心我们在前方人员的安危。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了一份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尽可能详尽地报告了我们掌握的第一手情况，同时还拟就一份措辞有力、法理依据充足的政府声明稿。

　　当天上午，我前往中南海，向中央做了汇报。

　　在去中南海的途中，我心潮起伏，心情沉重。

　　众所周知，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有关国际法准则，驻外使馆是主权国家的代表机构，是这个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延伸，是受到《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有关国际法准则严格保护的。一国或一个军事集团轰炸一个主权国家的使馆，是外交史上罕见的、粗暴违反国际法准则的野蛮行径。

　　我曾看过一段有关炸馆情况的录像。录像是从各个角度拍摄的，从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使馆严重受损，已经被炸得不像样子。

　　当时，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还是建成不满三年的新馆舍，坐落在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新城区，距南联盟政府大厦不到一公里，离美丽的多瑙河仅有几百米之遥。馆舍建筑包括主楼和大使官邸。主楼是一座五层的建筑，总面积约六千平方米。大使官邸是一座二层楼的建筑，面积约一千平方米。两座建筑均以灰色花岗岩和绿色玻璃为立面，顶部是绿色琉璃房檐，堪称中西合璧的建筑佳作，既庄严神圣，又华丽典雅。

　　使馆建成后成为贝尔格莱德的地标式建筑，不光是来过使馆的南政府各级官员和外交使团人员啧啧赞叹，许多当地百姓和游客也慕名前来参观、留影。可是谁也没想到，北约的炸弹竟会对准这两座美丽的建筑。

　　当时，我们得到的消息还是使馆受到三枚炸弹的袭击。画面虽无法显示出使馆内部的受损情况，但仅从表面看，主楼和官邸的花岗岩立面及大部分玻璃全被炸掉，主楼后面和靠近官邸的一侧已被炸塌。

　　看到这些令人发指的画面，谁都会感到义愤填膺。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忍心中悲愤，深入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此次事件的性质和影响，果断决定既要严正交涉、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又要统筹考虑改革开放大局，着眼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

　　我向中央汇报了外交部事先准备好的政府声明稿。中央决定立即发表这份政府声明，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中央还决定紧急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和最强烈抗议，并派遣专门小组乘专机前往贝尔格莱德处理使馆遭袭事件，用专机把我们三位烈士的骨灰运回来，把能行动的受伤人员全部接回国。

　　派遣专机和专门小组赴境外处理紧急事件，在我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这突出表明中央对此事的高度关注。江主席曾就此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唐家璇同志，一定要确保我们专机以及机上人员绝对安全，这是外交部的责任。”后来江主席还亲自打电话给国内有关部门，关心专机的落实情况。

之后，新华社立即发表了中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粗暴侵犯中国主权、肆意践踏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声明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群情激愤?强烈谴责

　　当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多名同胞伤亡的消息在国内传开后，立即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广大群众和学生群情激愤，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严厉声讨美国的暴行，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对美国及北约形成了强大的民意压力。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的行径震惊了全世界，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北约袭击中国使馆的野蛮行径。10日，叶利钦总统还主动给江泽民主席打来电话，再次严厉谴责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野蛮暴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多国领导人也分别致电致函我国领导人，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积极声援中国政府，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却百般辩解，宣称这一事件是“误炸”，企图逃脱责任。8日事发当天，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在俄克拉荷马州视察龙卷风灾情。克林顿在当地对记者表示，中国使馆被炸事件是一起并非故意制造的不幸事件，对由此给中方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向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真诚地表示深切哀悼和遗憾。

　　针对国际国内的反应，为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维护国内稳定大局，根据中央部署，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9日就“炸馆事件”发表电视讲话。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首先表达了对烈士的哀悼之情和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对这一事件负全部责任，并表示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还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中国将依据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保护外国驻华外交机构和人员，保护外国侨民和来华从事经贸、教育、文化等活动的人员。这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优良文明传统。

　　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和坚定支持，在国际上也引起积极反响。

　　义正辞严?交涉升级

　　向中央汇报结束后，我立即返回外交部，在全部范围内进行统一部署，决定从几个方面尽快落实会议精神。一是立即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二是从双边层面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迟或中止与美国的交往和对话。三是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推动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美国和北约的暴行。

　　8日下午，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奉示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精确制导重型炸弹袭击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提出最强烈抗议。

　　尚慕杰听后并未过多表态，只是说将立即把中方交涉内容报告美国政府。他还说，虽然现在还不清楚谁应当对此次事件负责任，但愿意代表美国政府就中方人员伤亡和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所受的损失，表示深切遗憾。

　　由于克林顿总统和尚慕杰等仅对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哀悼和遗憾，并没有正式做出真诚道歉，我决定再次召见他，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召见尚慕杰前，我专门请美大司有关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们口授了交涉说帖的主要内容，明确提出中方的四项要求。

　　5月10日，尚慕杰准时来到外交部。

　　我曾在多个场合见过尚慕杰，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待人热情，处事务实。他是美国资深参议员，曾连续三次当选，但并不是“中国通”，甚至在就任驻华大使前从未访问过中国。1996年，尚慕杰来华工作后，对华了解逐步加深。他认为中国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美国应该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中国发展。作为美国驻华大使，有责任使美中关系实现互利互惠，并应努力建立两国间的互信。

当时，会客室内气氛十分严肃。我向尚慕杰表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精确制导重型炸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馆舍的毁坏。这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践踏和严重破坏，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中国政府已就此发表严正声明，对这一野蛮行径表示极大愤慨，予以强烈谴责，并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最强烈抗议，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情况的发展。

　　我说，事发当天下午，王英凡副部长已经紧急约见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现在，我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以下严正要求：

　　一、必须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

　　二、必须对北约用精确制导重型炸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

　　三、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

　　四、严惩肇事者。

　　我对尚慕杰强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军事行动给该地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必须立即停止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使科索沃问题早日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

　　尚慕杰说，我十分仔细地听取了外长先生代表中国政府所做的交涉，将立即报告美国政府。尽管我已经就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发生的导致中国公民无辜伤亡的悲剧性事件向中国外交部的同事表示了哀悼，今天我愿向你表示深切的道歉。我本人也对这一事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痛深表哀悼。

　　最后，尚慕杰提出，克林顿总统希望与江泽民主席通话。尚慕杰解释说，克林顿总统在事件发生当天就为此发表了声明，对这起悲剧性事件深表遗憾和哀悼。克林顿总统一直希望与江泽民主席通话，亲自向江主席道歉，并表达真诚的哀悼。

　　我对尚慕杰说，当务之急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认真对待我刚才代表中国政府所做的严正交涉和提出的严正要求，采取切实行动，迅速做出积极回应。

　　为向美国进一步表明中方对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强烈愤慨，并向国际社会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我们决定从双边层面对美国采取进一步措施：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中止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10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外公布了中国政府的上述决定。

　　失道寡助?国际社会共谴责

　　8日下午5时40分，应中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公开会议，非正式磋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重型炸弹袭击事件。

　　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奉示宣读了中国政府的声明，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并造成中方人员伤亡和财产严重损失，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秦大使表示，中方强烈、坚决要求安理会主席即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并立即召开安理会正式会议。

　　在磋商过程中，美国、英国百般阻挠，强调情况并不明朗，甚至以安理会在审议同一事项时，没有在非正式磋商和公开会议之间由主席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的先例为由，反对由主席发表新闻谈话。

　　在中方据理力争下，主席最终裁定安理会有权自行决定议事方式，可以在此特殊情况下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经过3小时激辩，安理会主席在非正式磋商结束后，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重型炸弹击中、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损失表示震惊和关切，对中国政府和受害者家属表示同情和哀悼，并表示安理会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期待北约对此的调查结果。

　　14日，安理会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问题。在会前举行的多轮磋商中，中方坚决要求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谴责北约行径，并散发了主席声明稿。美、英等北约国家仍极力阻挠，不同意中方声明稿中关于“谴责北约违反国际法”等字句，甚至要加上“误炸”的内容。

在中方坚决反对下，“误炸”未被写入，国际公认原则等内容则得到体现，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方利益和尊严，伸张了正义。

　　14日的安理会会议最终通过并发表了关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主席声明。声明表示，安理会对中国使馆遭到轰炸深表悲痛和关注，谨对中国政府和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与哀悼；对轰炸事件深表遗憾，对轰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深表痛心，重申依据国际公认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尊重外交人员和馆舍不容侵犯原则；强调必须对北约轰炸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等待调查结果。

　　应中方要求，安理会还打破惯例，在正式会议开始前，为中国在“炸馆事件”中牺牲的人员集体默哀。

　　竭尽全力?处理善后慰忠魂

　　在对美国进行严正交涉的同时，外交部也在抓紧协调，全力落实中央关于尽快派遣专门小组赴南联盟处理善后事宜的决定。

　　向中央汇报后，在从中南海返回外交部的路上，我一直在考虑由谁率领专门小组前往南斯拉夫。

　　在当时空袭仍在进行的情况下，派任何人前去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因为这意味着我要亲手将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送上前线。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外交部领导成员王国章同志，因为这个专门小组应该是个综合工作组，属于他的工作范畴，他又善于协调，是合适人选。

　　我一回到办公室，便把当时主管干部工作的杨文昌同志请来。杨文昌同志当时并不知道中央的有关精神，但他也在考虑下一步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杨文昌一进我办公室就主动建议说，我们恐怕要派个工作组去。我对他说中央也有这个精神。接着，我问他谁带队合适？杨文昌说：“根据工作需要，要么王国章同志去，要么我去。”

　　在征求王国章同志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在征求其他几位副部长的意见后，这件事很快就定了下来。

　　随后，我立即召集外交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了紧急会议，布置成立专门小组赴南联盟处理善后的各项工作。

　　部内相关部门的同志们踊跃报名参加。有的同志工作繁重，有的同志身体状况并不好，有的同志家庭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在危难关头，大家不顾个人安危，不畏艰险。这种精神令我十分感动。

　　与此同时，在中央的直接安排下，北京医院和国家民航总局迅速做好了选派精干医疗队和专机组等有关准备工作。外交部也及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制定了周密的工作方案。

　　由外交部、新华社、光明日报社、北京医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34人专门小组迅速成立，外交部领导成员王国章同志任组长。

　　与此同时，根据江主席的指示，外交部和我本人也在为专机和人员的绝对安全做着艰苦的努力。

　　当时，南联盟上空被北约划为禁飞区，我们的专机要进入南联盟，必须得到北约的安全保证。为确保安全，我指示驻美国和驻比利时等国使馆，向美方及北约提出交涉，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仅口头上做出保证，而且再三强调必须是书面确保中国政府专机在南斯拉夫降落、起飞、停留和飞行期间的绝对安全，停止轰炸中方伤员接受治疗所在的南联盟医院。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放心，又亲自指示驻美使馆和驻比利时使馆，提醒他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我在电话里告诉驻上述两国使馆的同志，我会守在办公室的电话机前，连夜坐等北约的答复。

　　当时我想，一定要在专机出发前把这件事落实到位，使奔赴前线的同志放心，使他们的亲属放心，使大家体会到党中央细致入微的关怀。

　　终于，在9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北约向中方做出了书面保证。

　　在接到北约的书面保证后，我立即在外交部召开动员会，为专门小组壮行。当时，已是夜深人静，但小组的同志们在王国章同志的召集下已经等候在外交部党委会议室里了。会议室里，大家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气氛紧张、凝重，忙而有序。

在动员会上，我对专门小组明确提出了四项任务，请他们一定要把党中央、国务院对一线同志们的亲切关怀送到每个人的心坎上；要抓紧时间在当地治疗并接回受伤人员及需要撤离的人员；妥善处理牺牲人员的后事；协助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安排好下一步对外对内工作。我还向同志们通报了关于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书面确保我们的专机和人员安全所做工作的情况。

　　2008年3月，我从国务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左明章同志。他是当时专门小组中的医护人员之一。

　　左明章主动跟我聊起那次南联盟之行，他说：“我其实早就认识您了。那天夜里两点半，您把我们都请到外交部召开紧急会议。您一进门就说今天是个壮行会。您着重向我们介绍了坚决、强烈要求美国和北约出具正式外交文件，书面保证飞机不受袭击、安全抵达，书面保证不对中国伤员接受治疗所在的南斯拉夫医院进行轰炸或扫射。您的讲话令我们在场的全体人员感到非常温暖，因为这体现了组织上的关心。外交部的工作确实周到、细致。”

　　这次交谈让我感触很深。时隔近十年了，他对当时开会的情景，对我的讲话、言词依然记得清清楚楚，说明这件事留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

　　1999年5月9日拂晓，中方专门小组乘中国民航专机赴贝尔格莱德执行任务，小组从筹备成立到出发，仅用了14个小时。

　　在处理“炸馆事件”的那段时间，通宵不眠是经常的事。动员会后，我决定亲赴机场为大家送行。

　　我提前赶到专机边，在同志们登机前，一个一个地握手道别。这是战友之间的惜别，在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此行是冒着一定危险出征。

　　我们工作在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在外人眼里经常是西装革履，举止优雅，出入各种令人羡慕的场合，觥筹交错。实际上，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会面临各种复杂的斗争场合和突如其来的危险，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令人骄傲和欣慰的是，每一次重大抉择的关头，我们的同志们都经受住了考验，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的生死安危而努力工作。我由衷地为我们的外交官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今天，又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不仅是外交部的同志们，专门小组的每一位同志都这样义无反顾地走上前线，为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当时没有人向我诉说过任何困难和不安，后来我才了解到，有的同志在上飞机前是写好了遗书的。

　　我叮嘱每一位成员，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祖国重托，全力做好各项工作。专门小组的成员们纷纷表示，一定牢记祖国重托，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

　　王国章同志抵达贝尔格莱德后，便给我打来报平安的电话。这时，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向他详细询问了使馆和同志们的情况，请他代表我向大家表示慰问和敬意，叮嘱他们无论如何要处理好善后事宜，把同志们安全地接回国内。

　　此后几天，我同王国章同志始终保持热线联系，随时了解当地形势及有关问题的处理情况，并及时向中央做了汇报。

　　专门小组带去了使馆人员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方便食品及各种生活日用品，下飞机后便径赴医院看望伤员，详细了解每位伤员的病情和治疗情况，逐一为全馆同志进行体检，筹备并出席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的遗体告别仪式，反复全面查看被炸馆舍。

　　经过近六十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专门小组出色地完成了在贝尔格莱德的各项任务后，于1999年5月12日上午护送三位烈士的骨灰和六名重伤员及使馆部分撤离人员，平安回到北京。

　　胡锦涛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江泽民主席专程前往机场迎接，有关部门领导和首都各界群众也到机场迎接。

　　12日上午10时整，运载着三位烈士骨灰和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负伤人员及部分工作人员的专机，缓缓降落在首都机场。

当三位烈士的骨灰由家属护送走下飞机时，哀乐奏起，胡锦涛同志神情凝重，分别将烈士的骨灰护送至灵车。场面庄严肃穆，催人泪下。

　　当抬着重伤员的担架出现时，胡锦涛同志迎上前去，深情地紧紧握住伤员们的手，俯下身去亲切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江泽民主席，向你们表示慰问。祖国人民感谢你们，祖国人民迎接你们归来。”胡锦涛同志还与被医务人员搀扶走下舷梯的伤员一一拥抱，并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受苦了！祖国人民一直牵挂着你们。”场面庄严凝重，感人至深。

　　为沉痛悼念三位烈士，国务院决定，1999年5月12日在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所在地，新华社澳门分社下半旗志哀。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埃及等国家的驻华使馆同日也降半旗志哀。

　　当天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程前往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社悼念三位烈士，并看望烈士家属。

　　13日，党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朱镕基总理主持会议，在京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同志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因为工作需要，潘占林大使并未随专机回国，而是带领使馆留守人员继续坚守前线。我时刻记挂着他的安危，几次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1999年6月11日潘大使回国时，我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在我的记忆里，外长亲自到机场接驻外大使回国是少见的。后来，我还偕同外交部全体部领导，请他吃了一顿团圆饭。

　　据理施压?克林顿正式道歉

　　1999年是克林顿上台执政后的第六个年头。六年中，中美关系一波三折。我们与美国有过几次较量，包括“银河”号事件 、李登辉访美、台海危机等。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才使中美关系出现转机。1999年4月，我刚刚陪同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突如其来的“炸馆事件”使中美关系遭到重大挫折。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重型炸弹袭击后，中方做出一系列强烈反应，其激烈程度令美方始料未及。

　　起初，美方只是百般辩解，仅对给中方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深切哀悼和遗憾。但同时，美方又提出克林顿总统要同江主席通话，亲自向江主席做出解释。由于美方迟迟不肯对我国使馆被炸事件做出正式道歉，我们对克林顿总统希望通话的要求，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面对中方的坚定立场和多轮外交攻势，面对中国国内强大的抗议声浪和国际舆论的压力，美方最终不得不改变态度，向中方表示道歉。

　　9日，克林顿总统就此事致信江泽民主席，表示“对发生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悲惨场面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诚挚的哀悼”。克林顿总统在信中强调两国元首直接通话十分必要，他期待着在江主席方便的情况下尽快实现通话。

　　13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会见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并在李大使专门带去的使馆吊唁簿上留言：“对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考虑到美方态度发生了变化，克林顿总统又一再强烈要求，江泽民主席于14日同克林顿总统通了电话。

　　克林顿没有太多寒暄，直入正题说道，“主席先生，我愿对发生在贝尔格莱德的悲剧表示由衷的道歉，尤其是向受伤人员和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我保证查清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尽快让中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

　　克林顿反复强调，美中关系非常重要，他将尽最大努力处理好这场“悲剧”，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发展。

　　江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并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十分关心本国公民的生命安全。我们是一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每个中国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这是中国政府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人权。

　　江主席说，袭击中国使馆的严重事件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自发地用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义愤，举国上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一正义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理解和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当务之急是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彻底、公正的调查，并迅速公布调查结果，满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提出的全部要求。

追查真相?反复交锋不放松

　　1999年6月16日，美国总统特使托马斯?皮克林来华向中国政府报告美国政府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的调查结果。我在外交部会见了皮克林。

　　皮克林当时担任克林顿政府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是美国国务院第三把手。皮克林在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曾担任过美国驻俄罗斯、印度、以色列、萨尔瓦多、尼日利亚和约旦大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通晓法语、西班牙语、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等多种语言。

　　丰富的外交经历为他赢得了美国外交界最高荣誉——“职业大使”的头衔。皮克林曾公开表示，外交是他终身的事业，他想象不出任何其他更有吸引力、更能给人回报的职业。

　　在皮克林这次来华解释美方关于“炸馆事件”的调查报告结果前，我还没见过他。后来了解到，他与中国其实颇有渊源。早在1973年11月，就曾作为特别助理陪同基辛格访华。

　　克林顿总统此时派遣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来华，用意很明显。但是，皮克林来华不过是奉命行事。在会见、会谈中，他一改外交官的潇洒和雄辩，总是拿着备好的稿子照本宣科，生怕出现任何纰漏。

　　皮克林首先向我递交了克林顿总统致江泽民主席的信。他说，他是代表克林顿总统来北京执行重要使命的，他已向中方详细通报了美国关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的调查结果。

　　皮克林说，美方对这一事件承担责任，造成这一悲剧性错误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确定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FDSP）目标的方法有严重缺陷；第二，美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数据库未输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正确位置的数据；第三，美核查目标的程序未能纠正上述两方面的错误，美有关部门也未向任何知道该目标是中国使馆而非FDSP的人员进行过了解。

　　他反复说，美方绝非故意轰炸中国使馆。因为这样做是完全违反美国的原则和政策的。从决策的角度来说，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有悖于美对华政策，不符合美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政策目标，因为美国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在科索沃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皮克林还说，美国内部还在就此事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将决定是否对有关人员进行处分。美方愿意解决中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问题，并愿就此与中方进行讨论。

　　我十分严肃地对皮克林说，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再次做出道歉，也注意到美方表示将继续对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进行调查。但我也愿坦率地指出，美方目前关于事件原因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由此得出“误炸”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接受的。

　　我明确指出，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轰炸，中国是受害者，北约特别是美国是加害者。美国政府必须从这个角度充分认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

　　众所周知，外交机构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外交机构及其人员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这一直是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一条基本准则。然而，美国居然用五枚精确制导重型炸弹轰炸中国使馆，造成中方人员重大伤亡和馆舍严重毁坏。这一行径公然侵犯中国主权，践踏《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如果世界上允许这种事件肆无忌惮地进行，必将威胁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加剧国际紧张局势，那就根本谈不上和平与安宁。

　　我进一步指出，在这一事件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外交官和新闻记者有三人牺牲，二十多人受伤。这一事件严重伤害了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各地很快出现了抗议怒潮。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尊严必须维护，中国人民最根本的人权，也就是生存权必须得到维护。在中国主权和尊严受到损害时，中国人民做出强烈反应，是理所当然的。

我再次重申，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这一责任完全在美方。如果美方确实希望消除这一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应该以实际行动体现出诚意，必须充分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高度重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要求，切实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严惩肇事者，以实际行动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满意的交代。

　　皮克林认真地听取并逐字逐句地记录了我的讲话。他最后表示，外长先生的讲话对我很有启发，回国后会立即将中方立场和要求报告克林顿总统和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美方赞同中方关于应尊重和保护外交机构的立场。美方对中国使馆被炸这一悲剧性错误多次表示过道歉。美方将尽最大的努力，以现实的态度处理好这一事件。

　　此后，中方一直就此事向美方提出交涉，要求美方尽快做出积极回复。

　　2000年4月8日，皮克林代表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向李肇星大使通报美方对“炸馆事件”的责任调查结果。当然，美方仍重复那些老套说法，只承认使用了不合适的目标定位方法，而且每一级审查都未发现其中的错误，表示美方已对美国情报部门的八名人员进行了惩处，其中一名已被解雇。但皮克林也再三强调，美方将争取尽早兑现对中方的财产损失赔偿，希望美中双方就此了结轰炸事件，共同开辟两国关系的未来。

　　对此，我们再次向美方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强调美国轰炸中国使馆，造成中方重大人员伤亡和馆舍严重毁坏的行径，严重违反了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对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切实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严惩肇事者，给中国政府和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有理有节?坚持索赔不让步

　　自1999年7月15日起，中美双方代表在北京就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索赔案进行谈判。这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首例直接针对外国政府的索赔案件，不仅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也关系到我们重大国家利益及民族感情，意义重大。这既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也是一场复杂的法律斗争。

　　中美双方共进行了五轮谈判，每轮谈判都十分艰苦。中方代表团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高度责任感，以充分有力的法律依据为武器，牢牢把握谈判的主动权，迫使美方在谈判中始终都不得不采取低姿态。

　　第一轮和第二轮谈判分别于1999年7月15至16日和7月18至30日在北京举行，并于7月30日就中方人员伤亡和个人损失的赔偿达成协议。双方还商定将就解决中方财产损失继续谈判。

　　8月，美方按协议支付了中方伤亡人员赔偿金450万美元，由中国政府直接分付给三位烈士家属和受伤人员。

　　其后，双方又就中方财产损失进行三轮谈判，并于12月就此问题达成协议。

　　协议达成后，中方多次敦促美方切实履行承诺，尽快落实赔偿款项。

　　2001年1月17日，美政府最终向中国政府支付了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财产损失赔偿金2800万美元。

　　“炸馆事件”发生后，在中方坚决斗争下，迫使美方包括克林顿总统在内多次向中国人民道歉，承诺进行责任调查，兑现向中方进行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赔偿，美方在政治和道义上始终处于被动和受谴责的处境。

　　我们最大的收获是让美国知道，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欺负的，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不惜牺牲一切的，我们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行径。

　　亲赴前南?鲜花寄哀谒英灵

　　2000年12月，我出访部分欧洲国家。想到这次出访的几个欧洲国家离南联盟不远，我决定增加一站，到南联盟访问，一方面实地看一看那里的情况，增进中国与南联盟新政府的了解与信任，推动中南关系平稳过渡和顺利发展，同时也看望一下我们在那里工作的同志。

当时，南联盟国内政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米洛舍维奇在总统选举中失利，在野党候选人科什图尼察当选。南联盟新政权中的主要人士过去同中方接触不多，缺乏了解。

　　我于2000年12月2日抵达贝尔格莱德。尽管南联盟国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但我在当地仍然充分感受到南联盟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南联盟政府对我的访问十分重视。南联盟总统、总理、副总理、外长分别同我会见、会谈。

　　我在会见、会谈中，着重阐述了中方尊重南联盟人民的选择和继续发展中南关系的立场，表明了中方尊重南联盟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及支持其经济重建的政策。我明确提出，中国对南联盟政策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也不是为了支持某一个政党、个人，而是为了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为了维护南联盟人民的根本利益。南联盟方面听后都深受感动，认为我此时来访并宣示中方的原则立场，是对南联盟的宝贵支持，强调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对南联盟具有战略意义，表示南联盟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的政策不会改变，南中关系要发展得更好。

　　访问期间，我在驻南联盟大使温西贵同志的陪同下，专门视察了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得千疮百孔的馆舍，凭吊了三位烈士。

　　站在这片洒下同胞鲜血的土地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伫立在面前的使馆大楼惨不忍睹。使馆工作人员带我踏上废墟，一一查看炸弹袭击的地点和几位烈士遇难的位置。看着眼前惨状，我不禁泪水盈眶。

　　最后，我代表外交部在大楼废墟前，向三位牺牲的英烈献上了鲜花做成的花圈，祈愿他们安息。

　　这件事已过去十年了，但每每回想起来，都心潮翻滚，难以平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代表我们国家主权的外交机构，并造成中方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这的确是一件震惊世界的严重事件。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是对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同时对我国的发展，甚至对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至关重要。

　　关键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准确判断国际和国内形势，既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又全面考虑国家长远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果断做出了明确和正确的决策，这是我们处理好这场重大突发事件的根本保障。在中央正确、有力的指导下，我们始终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既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又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妥善处理了“炸馆事件”，不仅赢得了民族尊严，也保证了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不受干扰。

6. 中越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

　　2006年8月初，为了筹备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我来到广西。利用这一机会，我由南宁出发，途经凭祥，考察当地中越边境贸易情况，然后又驱车18公里，来到中国和越南边境的友谊关。

　　在友谊关关楼前的广场上，我下车徒步缓行，一片熟悉的景象映入我的眼帘。

　　友谊关坐落在两座山脉之间一片谷地上，扼守着这片谷地最狭窄而险要之处。关楼的左侧是左弼山，右侧是右辅山，两座山脉宛如两条巨龙，自空而降，在友谊关关楼前聚首。

　　站在关楼前的广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前方中越两国的国旗在边境口岸检查站的上方飘扬。口岸前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片繁忙景象。

　　转身抬头望去，关楼拱门镌刻在汉白玉上的“友谊关”三个苍劲有力的红色大字十分醒目。这是当年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亲笔题写的。

　　友谊关是中国的九大名关之一 。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设立了关口，称雍鸡关，后又先后改称界首关和大南关。明、清两代称镇南关。

　　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朝冯子材将军古稀之年率领部将苏元春、王孝祺等在此抗击法国侵略者，打了一个漂亮仗，一举歼敌1700多人，扭转了中方在中法战争中被动挨打的局面，法国茹费内阁因此而倒台，史称“镇南关大捷”。

　　1907年12月1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在这里的金鸡山镇北炮台亲自领导和指挥了著名的“镇南关起义”，同清军激战七昼夜，虽然最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但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

　　友谊关也是中越友谊的象征。历史上，它是中越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新中国成立后，它成为连接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批准将具有旧时代烙印的“镇南关”改名为“睦南关”。1965年，又改名为“友谊关”，越方一侧对应关口的地名相同，也称“友谊关”。

　　在越南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期间，这里是中国援越物资的重要战略通道。

　　半个多世纪来，友谊关在中越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看着眼前的关楼，追想过去的历史，我不由得回忆起参加中越边界谈判的往事。

　　中越关系?源远流长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近邻，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友谊源远流长。

　　近、现代以来，中越两国命运相连。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19世纪末，法国发动侵越战争，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越两国人民为了争取各自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基于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中越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的认识，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带领中国人民，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抗美两场独立解放战争，并为此付出巨大牺牲。当时中越关系堪称“同志加兄弟”。

　　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边境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降至最低点。

　　1990年9月3日至4日，越共总书记阮文灵、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访问中国，与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四川成都举行高层会晤，双方达成了“结束过去，开创未来”的共识，这成为中越关系的转折点 。

　　1991年11月，应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邀请，新任越共总书记杜梅和政府总理武文杰率团访华，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同他们进行了会谈。中越两国宣布实现关系正常化。

　　与此同时，两国还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以下简称“《临时协定》”）。双方决定维持边界现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边界领土问题。

　　双方领导人认识到，中越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必须正视、解决边界领土问题。

　　边界领土?复杂敏感

　　1993年3月，我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中国同亚洲国家的周边事务等，中越关系始终是我最关注的事情之一。

　　中越关系历史渊源很深，但交织着一些恩恩怨怨，不少问题都牵动民族感情，复杂敏感，特别是边界领土问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处理边界问题，要研究历史，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明辨历史是非，找到解决办法。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利用晚间阅读了大量关于中越关系的档案资料，对于中越边界问题有了一些了解。

　　中越边界领土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陆地边界、北部湾海洋划界和南沙群岛问题。

　　陆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的。

　　中越陆地边界自中、越、老三国交界处的十层大山起，大体由西北向东南，蜿蜒而行，由云南段转入广西段，一直到北仑河流入北部湾处止，全长1347公里。

中越陆地边界是已定界，它是在中越之间历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基础上，由中国清朝政府和作为殖民当局的法国政府于19世纪末通过《续议界务专条》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等15个划界和勘界文件（以下简称“中法界约”）划定的。其中，云南段边界线长710公里，山高岭大，主要以分水岭为界，中法勘界后树立了70块界碑；广西段长637公里，多为喀斯特地貎，主要以山脊线为界，中法勘界后树立了240块界碑。中越边界部分地段沿河流、河沟和小溪划定。

　　对于这一通过国际条约划定的边界，中越两国历届政府都是承认的。

　　中越陆地边界基本走向是清楚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在某些局部地段，双方对边界线的准确位置和具体走向有不同的认识，因而存在一些小块争议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和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曾于1957年、1958年两次通过交换信件确认，在两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双方均应严格维持边界现状。

　　北部湾海洋划界问题是随着现代海洋法的发展，中越两国作为沿海国将主权向海洋扩展，海洋权益主张发生重叠而产生的。

　　北部湾是一个半封闭海湾，位于南海西北部，东北西三面被中越两国领土所环抱，最宽处为184海里，最窄处为112海里。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越在北部湾不存在争议。双方各自在此从事航运、渔业和海洋科研活动，从未发生过冲突。两国政府曾先后于1957年、1961年和1963年三次签订渔业协定，对涉及各自3—12海里领海的渔业管辖权以及双方渔业合作问题做出规定。对于距离两国领海基线3—12海里外的海域，三个协定均视为两国渔民的共同捕鱼区，实行“公海自由原则”，即两国渔民按照世代相传的古老习惯，可自由进入进行捕捞作业，由此形成了两国渔民在北部湾的传统渔场和传统捕鱼权。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现代海洋法的发展，沿海国将国家主权由领海向外扩展，逐步确立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制度。据此，中越两国都提出了将国家主权扩展到北部湾各自领海外全部海域的海洋权益主张。双方主张产生了重叠和冲突。就此，中方的一贯立场是，双方应参照国际法和国际实践，通过谈判予以解决。

　　南沙群岛分布于北纬3度37分至12度40分和东经108度10分至119度之间，是南海最大的一组岛礁群，由大约230多座岛屿、暗礁、浅滩、沙洲组成，包括25座岛屿、128座露出水面或隐于水中的岩礁和77座露出水面或隐于水中的滩沙。

　　南沙群岛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人民最先发现南沙群岛，此后中国政府即对南沙群岛行使管辖，并从很早起就将南沙群岛纳入中国的版图。历史上，南沙群岛曾一度为日本所侵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政府收复了南沙群岛。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在国际上并不存在争议。

　　1983年，中国政府在原来命名基础上，对189个岛屿、沙洲和礁滩群体和个体进行了重新命名，再次宣示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自1975年起，越南开始对南沙和西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即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同时，我们主张可以在南海有关争议海域探讨实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利于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这就是我接手亚洲事务时，中越边界问题的基本态势。

　　正视问题?启动谈判

　　20世纪70年代，中越曾两度举行过边界谈判，主要讨论了陆地边界问题和划分北部湾问题，基本上未涉及南沙群岛问题。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两国之间说是在进行谈判，实际上是进行论战，你说你的理由，我讲我的道理。那个时代，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两次谈判均无果而终。

此后，中越两国在陆地边界、北部湾和南沙群岛的纠纷和争议不断，导致多起流血冲突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国关系全面恶化。

　　在边界领土问题上，中越两国曾经兵戎相见，有血的教训。

　　事实上，在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后，双方部分官员和一些普通民众之间的敌对情绪仍未完全消除，两国之间经常发生争议，陆地边境、北部湾和南海都难以保持平静和稳定。

　　我们意识到，中越之间在陆地边界、北部湾和南海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持续下去，势必对两国关系产生消极影响。随着中越两国各方面关系的全面恢复，落实两国领导人在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之际所达成的共识，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领土问题被提上了外交日程。

　　1992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越南，同越南领导人举行会谈，双方就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同意在继续举行专家级谈判的同时尽早开始政府级谈判；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就解决边界领土争议问题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并根据这些原则加速谈判进程，早日解决包括海上和陆地领土争议问题；在谈判解决前，双方均不采取使边界领土争端复杂化的行动。

　　至此，中越两国高层就适时建立和启动两国政府级边界谈判机制达成了共识。

　　实际上，在李鹏总理访问越南之前，1992年10月，中越两国专家已经就边界问题在北京进行了首轮接触。中越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后，1993年2月，双方又在河内举行了新一轮边界专家小组会谈。双方讨论了两国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问题，也谈到了维护边境地区和北部湾地区的稳定等问题。通过接触，中越双方对彼此立场有了一定的了解。

　　此后，根据两国领导人关于在适当时候举行政府级边界谈判的共识，并结合中越专家小组两轮接触的情况，我多次组织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和省、区以及专家学者对中越关系进行评估，对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

　　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外交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我被任命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

　　确立原则?建立机制

　　随即，我们进入了谈判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充分研究越方以往立场的基础上，我们起草了《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和划分北部湾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以下简称《基本原则协议》）中方草案，内容涉及双方谈判机制、推进步骤以及有关政治、外交的原则和国际法依据等。

　　通过这个草案，我们希望向越方传达一条重要信息，即中方对谈判的态度是积极、务实和建设性的，双方可以为最终解决有关争议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了促使双方尽快达成一致，我们把《基本原则协议》中方草案提前交付越方，并给予越方充分时间进行研究和提出反馈意见。

　　在中越政府级第一轮边界谈判正式举行前，越方即对中方草案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

　　1993年7月22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新加坡会见越南外交部长阮孟琴。钱其琛表示，希望中越双方共同努力，使政府级谈判取得进展，争取就一些问题达成一致，作为谈判的阶段性成果，双方可签署一个关于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原则性文件，可称之为《基本原则协议》。

　　阮孟琴表示基本赞成。

　　1993年8月24日至29日，中越政府级第一轮边界谈判在北京正式举行。

　　我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武宽担任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在五天时间里，双方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和两次单独会谈，双方专家小组还举行了两次会议。

　　我主持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并根据越方提议首先发言。

　　我表示，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越两国已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新形势下，双方举行政府级边界谈判具有重要意义。

　　接着，我全面阐述了中方对这次谈判的设想。我开门见山地说，解决中越边界领土问题应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双方应集中精力，以中法界约为基础解决陆地边界问题，根据国际法并参照国际实践，按照公平原则划分北部湾。就此，我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谈判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步骤。

关于南沙群岛问题，我在发言中说，考虑到这一问题非常复杂，双方可探讨在南海有关争议海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此外，我还就缓和双方争议提出了一些意见，包括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避免因南沙群岛主权争议一时无法解决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等。

　　对于我发表的意见，武宽做了积极回应。他说，越方基本同意《基本原则协议》中方草案关于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的有关内容，越中双方在以法中界约为基础解决陆地边界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武宽表示，越方同意同中方就划分北部湾问题进行谈判，这本身就体现了越方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武宽是一个职业外交官，面容清癯，待人彬彬有礼，风度儒雅。他年轻时曾在中国广西桂林学习，对中国非常了解。他1955年进入越南外交部工作后，曾担任俄语高级翻译，多次随越南领导人访问苏联，外交经验颇为丰富。

　　武宽平时不露形色，但在第一轮会谈中，当他讲到北部湾对越方的重要性时，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北部湾和越南犹如母与子，北部湾养育着越南10省1500万人民，对于越南十分重要。越方难以接受中方关于按照公平原则划分北部湾的意见。

　　接着，武宽提出了“长沙群岛”和“黄沙群岛”问题，要求将“长沙”、“黄沙”问题写入双方共同的《基本原则协议》草案文本。越南把我们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称为“长沙群岛”和“黄沙群岛”。

　　针对武宽的发言，我首先总结了双方在陆地边界问题上的共识，并予以充分肯定。随后，我阐述了中方对北部湾的看法。

　　我也略带激动地说，北部湾是中越两国共有的海湾，它不仅对越南十分重要，对中国同样至关重要，它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所环抱，养育着三省区1.1亿人民，它也是广西、海南的海上重要通道。北部湾不仅同越南地理关系密切，更是中国山水的延伸。因此，按照公平原则划分北部湾，对于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好处。

　　然后，我阐述了中方关于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立场。我明确指出，中越边界谈判不涉及西沙、南沙群岛归属问题，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立场是不能改变的。

　　我要求越方对此采取现实态度。我说，中越两国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的分歧完全是由于越方违背自己对中国主权的承认而产生的。在南沙群岛问题上，中方表现了极大的克制，但是，中方不会同意把南沙问题写入《基本原则协议》草案。

　　经过反复磋商，双方终于就《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草案文本达成一致，并签署了会谈纪要。

　　1993年10月18日，我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名义，专程前往河内，同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武宽一起，签署《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

　　在《基本原则协议》中，双方确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协商解决两国包括海上和陆地边界领土问题，双方将从实际出发，“目前集中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问题。与此同时，继续就海上的问题进行谈判，以便取得一项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

　　关于陆地边界问题，《基本原则协议》规定，“双方同意以中法1887年6月26日签订的《续议界务专条》和1895年6月20日签订的《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及其所确认或根据其规定制定的各项划界和立碑文件、附图以及按规定所立的界碑为依据，核定中越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解决争议地区问题，最终签订边界条约。

　　关于中越划分北部湾问题，《基本原则协议》规定：“双方同意根据国际海洋法并参照国际实践，通过谈判划分北部湾。”为此，“双方应按照公平原则并考虑北部湾的所有有关情况，以取得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

　　双方还同意，尽快在两国政府代表团领导下，设立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和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讨论解决两国有关争议问题，起草边界条约和划分北部湾协定，呈交两国全权代表签署。

《基本原则协议》为两国最终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访问期间，我与武宽举行会谈，讨论了边界谈判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我还拜会了越南外长阮孟琴。

　　我同越方达成了两条重要的共识，即：第一，本着先易后难的精神，谈判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第二，在解决过程中，双方应努力保持陆地边界和海上平静，避免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考虑到这是我第一次访问越南，《基本原则协议》签署后，越方专门安排我瞻仰了胡志明主席遗容，参观了胡志明故居和河内文庙。

　　胡志明主席是越南人民伟大的领袖，我对这位革命前辈十分敬重，读过他的汉语诗文，知道他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感情。胡志明早年曾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越南主席府是一幢米黄色的法式建筑，坐落在一片绿荫丛中，风格庄严、朴素。

　　胡志明故居坐落在主席府的大院里。据越南同志介绍，越南解放后，胡志明尽管已经担任了越南最高领导人，但并没有搬进主席府大楼居住和办公，而是在大楼背后的树林中建造了一座小小的高脚屋，在这里主持政治局会议，指挥作战，继续过着贴近大自然的简朴生活。

　　这次参观胡志明故居，使我进一步了解到胡志明的高尚道德风范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对他肃然起敬。

　　在河内，参观文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文庙，顾名思义，是纪念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地方。文庙是河内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建筑群，占地40亩。文庙的建筑物上有许多中文楹联。进入文庙，这些楹联立刻跳入我的眼帘，顷刻间，我感到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

　　文庙正殿里供奉着孔子的雕像，正中挂着一块“万世师表”的匾额，上有“康熙御书”字样。此外，大殿两侧还供奉着孔子七十二弟子的雕像和牌位。

　　这次参观使我深刻感觉到，中越友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两国人民在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很相近。毛泽东、周恩来和胡志明等中越老一辈革命家精心培育的中越友谊，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两国人民心里。这些都是发展中越关系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使之发扬光大。

　　根据中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和双方签署的《基本原则协议》，中越两国正式举行边界谈判，并且在谈判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三个层次的谈判机制：

　　第一层次是政府级谈判机制，通过两国各自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谈判轮流在两国举行，双方团长轮流主持谈判。

　　政府级谈判机制主要职责是，就涉及边界领土的主要和重大问题进行正式谈判，指导联合工作组和专家小组的工作，审查并确认双方联合工作组和专家小组的会谈成果。

　　在中越两国先后于1999年12月30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和2000年12月25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后，这一机制一直延续下来。

　　第二层次是在政府级谈判机制下分别设立的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和海上问题专家小组的会谈机制。两个工作组和一个专家小组均隶属于两国政府代表团。

　　第三层次是在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和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之下设立的专家小组，包括陆地边界走向专家小组、陆地边界航摄测图技术专家小组、北部湾联合专家小组、北部湾测绘专家小组等。

　　陆地谈判?终获成果

　　1994年2月22日至25日和3月22日至25日，中越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和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先后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了第一轮谈判。

　　自此，中越陆地边界谈判进入了解决具体问题的阶段。

　　中越陆地边界，说简单，也简单。作为已定界，有旧的条约作为依据。但是，说复杂，也复杂。条约的约文和附图均存在缺陷，加上经过近一百年来人为和自然因素的作用，造成两国对边界线走向的认识存在一些差异，由此产生争议。

这些争议，在现实中就体现为双方的利益冲突，既有国家利益，也涉及边民生产、生活的切身利益。边境上一小片不起眼的插荒地，往往就是一村一户的口粮和生活来源。

　　在中越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第二轮会谈中，双方通过交换陆地边界主张线地图，确认两国边界主张线的不一致地区共289处，涉及面积约233平方公里，其中因技术原因造成的画法不一致的地区共125处，涉及面积很小，仅约6平方公里；而双方争议地区达164处。涉及总面积227平方公里。这些争议地区大多涉及边民的实际利益，谈判解决的难度很大。

　　在核对边界线走向过程中，我们向越方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以中法界约及其所确认或根据其规定制定的各项划界和立碑文件、附图以及按规定所立的界碑为依据，核定中越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

　　第二，对经过反复核对后仍然不能就边界线走向和界碑位置认识取得一致的地段，双方将共同进行实地勘察，考虑该地区存在的各种情况，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第三，经核定边界线后，一方超过边界管辖的地区，原则上应无条件归还另一方，其中个别地区，从便于边界管理出发，可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精神予以适当调整。

　　此后，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核对164处争议地区的边界线走向。

　　1997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江泽民总书记同他达成重要共识，要求双方谈判人员积极努力，争取2000年前签署两国陆地边界条约。

　　1999年2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黎可漂访华。江泽民总书记同他会谈。两国领导人确定了发展两国关系的16字方针，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确立了进入21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

　　双方一致认为，早日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双方决心加快谈判进程，提高工作效率，在1999年内签署陆地边界条约，共同把两国边界建设成为和平、友好、稳定的边界。

　　双方还就解决陆地边界的居民点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即尊重两国边民长期居住、生产和生活情况，不要因划界引起两国边民的巨大震动。

　　中越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上述两项共识，为中越陆地边界谈判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有力地推动了谈判的进程。

　　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我着力推动越方下决心以务实的态度同中方谈判，解决陆地边界争议地区问题，特别是涉及边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1999年5月，我就陆地边界谈判存在的问题致函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我在信中表示，希望越方根据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从大局出发，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实事求是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充分体现诚意，提出剩余争议地区的解决方案，妥善解决两国边民生产、生活问题，争取双方就全部争议地区的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确保在两国领导人规定的期限内结束陆地边界谈判，签订中越陆地边界条约。

　　我建议，双方对历史上本无争议的地区，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确认，不扩大分歧，不改变两国历届政府承认的边界线；对于争议地区，严格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根据中法界约及符合界约规定的界碑和附图，确定边界线走向；对于涉及居民点地区，严格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尊重两国边民长期居住、生产和生活情况，不因划界而引起大的震动。

　　阮孟琴副总理兼外长很快做出了回应。他重申越方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决心，并且表示赞同我关于大力促进陆地边界谈判的意见。他提出，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在充分考虑各种要素和各方在国家主权、历史过程、地形、管辖需要、边民生活等正当利益以及今后维护边境地区稳定的基础上，尽快缩小分歧，寻求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我指示中方谈判人员，在谈判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说明法理依据，要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

　　在1999年7月25日出席东盟会议期间和9月11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我两次会见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在讨论地区和国际问题之余，我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些推动边界谈判的工作。

　　9月11日，我在奥克兰见到阮孟琴时提出，解决争议地区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建议越方积极考虑体现双方利益大体平衡的总体解决方案，双方可就此达成谅解，以指导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的工作。我还明确表示，希望越方谈判人员能严格落实两党总书记就解决居民点问题达成的重要共识。

　　阮孟琴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1929年出生于越南义安省的荣市，50年代初曾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俄语，先后在匈牙利、德国、苏联担任大使，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深谙谈判之道。

　　听我说完这番话后，阮孟琴表示，越方理解中方观点，愿做更大的努力，寻求解决有关问题。

　　经过外长级、政府代表团团长、联合工作组和专家组各个层次谈判人员反复做工作，越方终于在1999年10月20日至28日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北京临时会晤时，明确接受了我提出的双方利益大体平衡和一揽子解决的构想。

　　此后，中越双方在谈判中均打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对敏感和难点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就此达成初步共识，使中越陆地边界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双方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谈判，最后就争议地区的边界线走向全部达成一致。

　　自此，双方同时进行联合工作组和条约起草工作组的谈判，把全部精力投入对有关谈判结果做出共同记录和起草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工作之中。

　　此后，双方谈判工作人员在20天的时间内，密切合作，夜以继日，最终就中越陆地边界全线走向和边界条约草案全部条款达成一致，并完成了条约文本和附图的制作。

　　在条约正式签署之前，中越双方举行了条约草签仪式。双方团长需要在协议文本的每一页和每一张附图上都签上姓名，这一签字构成对条约文本的认证。由于条约附图数量庞大，仅签字就签了一个多小时。

　　1999年12月30日，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专程飞往越南首都河内，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于30日晚在越南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我和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分别代表中国和越南正式签署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

　　在签约仪式上，我做了简短致辞。我说，《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正式签署，标志着双方把一条和平、友好、稳定的陆地边界带入21世纪，不仅将直接造福于两国边境省份的人民，而且对促进中越两党两国关系，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2000年4月29日，中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同年6月9日，越南第十届国会第七次会议也通过决议批准了这一条约。

　　2000年7月6日，中越两国在北京举行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至此，《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正式生效。

　　2000年11月，中越两国根据《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规定，在两国边界谈判政府代表团之下成立了联合勘界委员会。至2008年底，完成了全部实地勘界立碑工作。为此，双方用了八年时间。

　　海洋划界?中国首例

　　中越启动边界谈判以来，陆地边界谈判和北部湾划界谈判一直同时进行。此前，中国已同十个国家谈判签订了陆地边界条约或协定，在陆地边界谈判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海洋划界谈判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因此，中越关于北部湾划界谈判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实践。

　　在北部湾划界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困难和曲折，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大量辛勤劳动。

谈判初期，气氛尚好。但是，随着谈判逐步进入实质性阶段，双方之间传统立场的对立、现实利益的冲突渐渐凸显出来。

　　在《基本原则协议》签署后，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刚刚进入第二轮会谈，就遇到了重重困难。

　　1994年8月，中越政府级第二轮边界谈判在即，中越双方在海上的矛盾变得十分突出。

　　我们原来以为，双方达成《基本原则协议》并且启动了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的会谈，双方在北部湾的冲突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北部湾的紧张局势会逐渐缓和下来。

　　岂料，事情并非如此。

　　中越启动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会谈后，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内，中越双方在北部湾的冲突有增无减，并有加剧之势。在这半年中，越方加强和扩大了对北部湾争议海域的实际管辖，居然否定中国渔民在北部湾传统渔场的捕鱼权，试图造成一种既成事实。

　　在赴越谈判前，我召集中方谈判班子，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

　　当时，在北部湾，我们海上力量和实际控制能力并不比越方弱。只要我们严格遵循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双方已经签订的《基本原则协定》，我们有信心、有耐心，假以时日，一定会说服越方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比较棘手的问题反倒是越方不断在北部湾传统渔场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涉及渔民的切身利益，需要尽快解决。

　　我们希望，中越双方能够坐下来好好谈谈，解决这一问题。

　　在赴越谈判前，我8月初专程去了一次海南省，听取了时任海南省省长阮崇武同志对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的意见。其间，我曾赴北部湾沿岸进行实地调查。

　　在琼海潭门镇和临高调楼镇，我到渔民家中访问，并且登上停泊在渔港中的渔船，倾听渔民们亲口讲述他们祖祖辈辈在北部湾传统渔场生产作业的情况和他们最近在传统渔场捕鱼遭到严重干扰的事实。

　　站在渔港码头上，望着风平浪静的海湾和港内无数的渔船，呼吸着略带海腥味的空气，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领土边界，国家关系，决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同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作为一名外交官，要深入基层，了解民生，了解实际情况，才能真正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把人民利益和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谈判中不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总之，外交也必须为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服务。

　　1994年8月15日至18日，中越第二轮政府级边界谈判在河内正式举行。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这次谈判。

　　越方团长武宽主持会议并首先发言。他阐述了越方对陆地边界、北部湾划界和南海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对双方陆地边界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予以高度评价。

　　接着，我做了长篇发言，重点谈了中方对北部湾划界问题的立场。

　　我首先表示，赞同武宽对陆地边界取得进展的评价，同时指出，为了使边界谈判保持良好的气氛，在最终解决问题前，双方应严格遵守《临时协定》关于按照该协定签订之时的边界管辖状况进行管理的规定，双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对工作人员和边民的教育。

　　然后，我从历史、法理、国际关系和国家实践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传统捕鱼权，指出中国广西、海南和广东三省区有近138万渔业人口，捕鱼权问题直接关系到渔民的生计和社会稳定。

　　我严肃地告诉越方，在双方就划分北部湾达成协议前，越方应该尊重中国渔民在北部湾包括争议海域的传统捕鱼权。中国政府不能容忍再次发生越方武装船只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的事件。

　　我指出，谈判划分北部湾，中国渔民的传统捕鱼权是公平划界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如此，中越谈判划分北部湾，最终还需要以某种法律形式把中国渔民这一权利确定下来，对两国在划界后的渔业合作问题做出妥善安排。

　　18日，我同武宽再次进行了磋商，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正式会谈后，我又以朋友的口气个别提醒武宽，维护北部湾的安宁对于边界谈判和两国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一定要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

访问期间，我还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黎德英和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黎德英主席访华时我曾全程陪同，他在会见中请我转达越南领导人给江泽民主席的口信。他表示，越中两国在社会制度、现行政策方面有许多基本共同点，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各阶层人士在发展同中国友好关系问题上高度一致，越中关系只能起，不能落。对此，越南领导人是有决心、有信心的。

　　中越边民?习俗相通

　　1994年8月19日，我们启程从陆路回国。

　　从河内到南宁，当时走陆路需花十个小时。其实，从河内到友谊关只有180公里，只是由于越南公路状况不太好，要走上六到七个小时。但走陆路可以看一看越南北部省份的情况，也可以到中越边界进行实地考察。

　　第二天清晨我们早早起床，简单用餐后，就出发了。我们车队经过市郊，越过红河大桥，离开河内。

　　不久，我们即奔驰在红河三角洲大平原上。我自车窗向外望去，一马平川，视野宽阔，道路两边沟渠纵横，阡陌村舍，错落有致。

　　我们沿着越南一号公路一路北行，地势由低及高。车过北宁，我们进入越南北部山区，视野渐渐由宽变窄，很快我们就穿行在山区公路上。

　　我注意到，公路两侧越南的农户家门上贴着对联，不仅有用越文书写的，还有用中文书写的。看来，贴对联这一习俗，在越南民间也十分盛行。

　　经过北江，我们到达了越南谅山，这里距离中越边界已经很近了。在越方安排下，我们参观了农贸市场。当时，中越边贸开通时间不长，但是发展很快。在市场上，有不少来自中国的产品，其中以轻工产品居多。当地人告诉我，在这里最受欢迎的是中国生产的啤酒。

　　我们终于在当天下午1点40分抵达友谊关。我步行穿过友谊关口，回到祖国境内。

　　稍事休息后，我们代表团一行即登上金鸡山炮台，考察中越边界情况。

　　金鸡山炮台建立在友谊关西南侧拔地而起的悬崖峭壁上，是清代抗法名将苏元春督部将、兵勇和工匠修筑的，由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构成，每座炮台上均装有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大炮。

　　金鸡山炮台是清代沿中越边界广西段“七十二连城”大小炮台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在中法战争中曾发挥重要的作用。

　　清代中法划界，凡中方建有炮台的地方，均被划在中方境内。对此，中法界约关于边界线走向的叙述和地图，或有记录或予以标注。

　　金鸡山海拔只有511米，但是山势挺拔，雄奇险峻，是方圆数十里的制高点，在群山中金鸡独立。它又因位于友谊关的右侧而称右辅山，与友谊关左侧的左弼山互为犄角。

　　站在金鸡山顶，放眼眺望，中法界约规定的东路第15号界碑至20号界碑的边界线沿着山岭蜿蜒起伏，其大致走向一目了然。

　　我深感，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解决争议、划定边界、消除龃龉，有利于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互惠合作，造福子孙后代，这是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

　　协议划界?超越分歧

　　中越政府级第二轮边界谈判后，划分北部湾谈判遭遇到严重困难。

　　在谈判中，越方不断强化自己的主张，声称北部湾早已由中国清朝政府和法国政府按照中法界约的所谓东经108度3分13秒线划定。

　　在1995年6月20日至22日于河内举行的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第五轮会谈中，双方发生激烈争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这种情况在整个中越边界谈判进程之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1995年7月13日，中越第三轮政府级边界谈判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举行。作为东道主，我主持了这次谈判。会谈伊始，我即开宗明义，从历史、现实和法律的角度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在北部湾划界问题上的立场。

　　我指出，《基本原则协议》签订以来，越方单方面扩大对北部湾的控制，公布北部湾中间区的招标区块，在北部湾中国渔民作业的传统海域，抓扣进行正常作业的中国渔船和渔民，对中国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越方在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第五轮会谈中重提东经108度3分13秒线的主张，立场倒退，对此中方十分关注。

我敦促越方显示诚意，妥善处理两国在北部湾的渔业纠纷，重新回到通过谈判划分北部湾的道路上来。

　　听到我这番话，武宽表示，越方于1993年同中方签署《基本原则协议》，实际上已打破两国20世纪70年代在划分北部湾问题上的僵局。他请中方相信，越方不会倒退，也不会走回头路。对此，越南领导人是有决心的。

　　本轮谈判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会见了武宽。我们还安排武宽到山东访问。

　　从山东回到北京后，武宽告诉我，他访问了曲阜孔子故里，山东的发展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回国后，武宽还以笔名发表了“访孔子家乡”一文，刊登在越南《国际周刊》上。文章最后说，中越“昔日之联系已深深扎根于历史沃土之中，今后世世代代没有理由不使它更加根深叶茂”。

　　中越关于北部湾是否业已划分的争论，直到1995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才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

　　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重申在两国历次高层会晤达成的原则基础上，本着大局为重、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友好协商的精神，根据国际法，参照国际实践，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两国间存在的边界领土问题。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推动双方超越过去的分歧，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北部湾划界的争议，确立了整个谈判的政治框架和双方努力的方向，促使中越边界谈判走上正轨。

　　1996年2月14日，我前往中越边界的凭祥/同登口岸，参加庆祝桂越铁路恢复通车仪式。中越双方先后在中国凭祥和越南同登举行了庆祝仪式，仪式隆重而热烈。

　　我和越南副外长武宽分别在庆祝仪式上致词。双方都充分肯定了桂越铁路在中越交往史上、在中国支持越南抗法和抗美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双方都认为，这次恢复通车预示着中越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通车仪式后，应武宽之邀，我前往越南谅山，就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进行磋商。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谅山。相隔仅一年多，这个边境城市得益于中越边贸的发展，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市面上店铺多了，显得更热闹、更繁荣了。沿街有许多广告牌是用越中两种文字书写的。

　　在谅山市的金山宾馆，我和武宽举行了会晤。

　　我就陷于停顿的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会谈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北部湾划界谈判应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大局为重，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友好协商”的共识为指导思想，以1993年双方签署的《基本原则协议》为法理依据。第二，双方应继续就各自提出主张线的依据和其他相关因素交换意见。中方将适时提出自己的主张线。第三，双方应就公平原则达成一个内部谅解。同时，在划分北部湾谈判的全部过程中，双方必须对两国渔民在北部湾的正常作业做出适当、合理的安排。

　　武宽基本同意我提出的三点建议。他同时表示，越方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北部湾海洋划界问题。但是，对于保障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正常作业问题，武宽仅表示，只有在北部湾划界完成后才能予以考虑。

　　对此，我明确地指出，不能把北部湾划界同保障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正常作业问题割裂开来，渔业问题本身就是北部湾划界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希望越方重视中方对渔业问题的关切。我强调，中方对渔业问题的关切自始至终是认真的，不会因划界而牺牲渔民利益。

　　1996年3月4日至11日，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第六轮会谈在北京举行。双方就公平原则深入交换意见，确认公平原则是划分北部湾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原则，同意尽快交换各自主张线。这使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又重新走上正确轨道。

　　1996年9月18日至23日，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中越政府级第四轮边界谈判。

　　在会谈中，我着重从国际法的角度阐述了中方关于公平划分北部湾的构想。我指出，中越在北部湾的总体政治地理关系大致平衡，这一地缘政治现实构成划界应予以考虑的最基本的有关情况。两国在北部湾的海岸构成双方海洋权益主张的基础。

我建议，双方考虑两国在北部湾海岸相邻又相向、海岸线长度相差不大等情况，实现双方利益大体平衡的目标。这一目标法律上是公平的，政治上是友好的，经济上是合理的，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武宽表示，中方对划分北部湾的构想做出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将如实向越南领导人报告。接着，他阐述了越方的观点。他说，越方认为，划界首先应予以考虑的是地理因素，包括考虑特殊自然地理因素。

　　武宽还说，北部湾是越南北方的出海口和国际交通要道，对于越南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他提出，在北部湾划界中，中国海南岛不能与越南大陆相提并论。

　　对此，我当即指出，海南岛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海南是中国的一个省。它在整个南海中是一个岛屿，但是相对北部湾而言，它是中国陆地领土和海岸的一部分，根据国际法并参照国际实践，海南岛在划界中理应与越南和中国大陆海岸一样，构成海洋权利的基础并且享有同等的划界效力。

　　最后，我再次希望越方认真研究中方的北部湾划界主张和方案。

　　在这轮谈判中，双方同意成立一个联合专家小组，就有关划界方案线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

　　1996年9月18日，我和武宽副外长举行了中越副外长定期磋商，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19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陈德良会见了我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

　　1996年至1997年，两国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又举行了三轮磋商，双方就北部湾海洋划界的主张线问题非正式交换意见，由于分歧很大，谈判未能取得突破。

　　1997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我与随同访问的越南政府边界委员会主任陈公轴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重点就划分北部湾面临的困难交换了意见。我明确指出，谈判难以取得突破，关键是双方未就实现利益大体平衡的目标达成一致。

　　此后，我还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名义，主持了1997年8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越政府级第五轮边界谈判及副外长级磋商。

　　在这轮谈判中，中越就启动陆地边界条约起草小组达成一致。在划分北部湾问题上，双方非正式交换了主张线，同意最大限度地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努力使双方主张相互靠拢，同时维持联合专家小组的非正式磋商机制，争取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划界方案线。

　　在谈判结束后，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接见了武宽副外长一行。

　　北部湾划界所涉及的渔业问题是我自始至终所牵挂于心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1992年中越重启边界谈判起，我多次同越方谈到这个问题，强调双方划分北部湾的谈判要同时解决划界和渔业问题。

　　在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整个过程中，中方曾多次就越方武装船在北部湾抓扣中国渔民问题提出严正交涉。

　　直到谈判最后阶段，这一问题已明显地成为阻碍谈判向前迈进的最大障碍时，越方才终于明白过来，并且理解了中方为什么那么坚持，一定要同时解决划界和渔业问题。

　　事实上，我们如此重视渔业安排，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渔民的生计，关系到国家和政府是否对人民负责，是一个政治问题，影响到当地社会稳定。

　　但是，当时越方谈判人员难以理解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一直坚持不让。

　　为此，我多次向继我之后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王毅同志做了交代并谋商对策。我们一致认为，可以通过高层予以推动。

　　1999年2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访华，江泽民总书记同他会谈，双方就在2000年内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达成共识。

　　1999年12月，我在出席《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签字仪式后，前往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

　　在会见中，我着重从政治角度谈了中国领导人对北部湾渔业问题的重视和考虑，并特别提及江泽民总书记曾向黎可漂总书记提出关于“北部湾的划界与北部湾的捕鱼安排一并解决”的意见。

黎可漂总书记表示，就此问题，他已同越南其他领导人仔细商量了，愿做出积极回应。他说，两国水产部门可以马上就北部湾渔业问题进行商谈，渔业谈判可以同划界谈判同时进行。

　　黎可漂总书记的这一表态非常重要，为双方及时启动渔业谈判开了绿灯，并为两国最终划界问题和渔业问题一并解决创造了条件。

　　2000年1月28日，越南政府换届，阮怡年接替了阮孟琴副总理所兼任的外长职务，武宽则出任贸易部长。我和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分别向他们两人致电表示祝贺。

　　在接到我的贺电后，阮怡年非常高兴。1月31日，他向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表示，希望把中国作为他上任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同我进行会谈并且拜会中国领导人。我即向阮怡年发出了访华邀请。

　　2000年2月24日至26日，越南新任外长阮怡年正式访华。朱镕基总理和李鹏委员长分别在中南海紫光阁和人民大会堂接待厅会见了他。

　　25日，我同阮怡年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正式会谈。

　　阮怡年温文尔雅，颇有学者风范。他1954年进入越南外交部工作，60年代曾在印度留学，后来又在印度工作，先后长达九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会谈中，我们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形势全面交换了意见，我还重点谈了北部湾划界问题。我表示，双方应下大力气抓好这项工作，集中解决划分双方海域面积比例和渔业安排两个问题。

　　我说，中国领导人于1995年就提出了体现双方利益大体平衡的划界构想，越方领导人也发表过类似谈话，只要双方都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实事求是地探讨解决办法，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我表示，坦率地说，中越北部湾划界，将对双方渔民传统作业产生影响，涉及维持北部湾地区的稳定问题，渔业问题已成为北部湾划界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希望越方尽快启动渔业谈判机制，使北部湾划界和渔业问题一并得到解决。

　　阮怡年外长表示，他赞同我关于推动北部湾划界谈判的意见，愿意同我一起推动谈判朝前迈进。他说，越方已充分意识到中方对渔业的关切，双方可就渔业问题单独形成一个文件，与北部湾划界协定同时签署。

　　2000年4月份，在北部湾划界谈判框架内，中越双方启动了渔业专家小组谈判。但越方工作层一再以技术原因拖延和推迟谈判，不同中方进行实质性磋商。

　　2000年9月14日，我前往纽约参加第55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我在联合国总部会见了阮怡年外长，着重就北部湾划界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我表示，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越方同意在北部湾设立共同渔区，这是谈判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现在，双方需要抓紧谈判渔业协定，确保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同时签署。我还表示，希望越方尽快就划界双方所得面积比例问题做出政治决策。

　　阮怡年表示，愿意和我一起敦促双方政府代表团和划分北部湾工作组加紧工作，朝着两国领导人提出的方向和目标做出努力。阮怡年并明确表示，越方同意同时签署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

　　2000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王毅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黎功奉举行团长非正式会晤，就北部湾试划方案线达成初步协议，使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次日，我会见越方团长黎功奉，肯定了双方团长所达成的共识。我说，两国团长这次会晤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双方打破僵局，为谈判带来新的转机。希望双方专家能够按照两位团长所达成的共识进行工作，形成一条共同的划界方案线。

　　我还谈了我对渔业问题的关注和意见。我表示，希望双方外交当局共同推动渔业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揽子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

　　2000年11月21日，我就越方渔业专家小组一再拖延渔业谈判事致函阮怡年外长，希望加快北部湾划界谈判进程，特别是与划界有关的渔业谈判进程。我表示，在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的关键时刻，双方应从政治高度大力推动谈判，特别是与划界有关的渔业问题谈判，确保年内同时签署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

我还提出了最迟在12月5日前结束划界和渔业问题全部实质性谈判的时间表，并且希望阮怡年外长能和我一起从政治层面予以推动，给双方谈判人员下达明确指示。

　　阮怡年外长在复函中表示，越方领导人已就在北部湾建立共同渔区的问题做出了决定，越方愿意同中方一起，采取积极态度，商谈渔业协定。

　　在两国外交部的推动下，双方谈判人员进行了最后冲刺。

　　2000年12月12日至14日，中方团长王毅和越方团长黎功奉在河内举行了第三次团长非正式会晤。经过两天艰苦谈判，双方就北部湾海洋划界的主要问题达成了一致，实现了双方在北部湾的利益和总体面积的大体平衡。

　　12月18日，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在第十七轮会谈中，落实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达成的共识，确定了划分中越在北部湾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方案线，并就各界点的地理坐标和北部湾划界协定文本全部达成一致。

　　至此，中越双方在充分考虑北部湾所有有关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克服了重重困难，闯过了一道道难关，最终完成了关于北部湾划界的所有实质性谈判。

　　在北部湾划界取得成果的同时，双方渔业专家小组也解决了划界后的渔业安排问题，包括确定了两国渔业长期合作的原则，划定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跨界共同渔区和过渡性水域，共同起草了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文本。

　　回过头看，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非常艰难，一波三折，起伏不定。从1992年起，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前后经历了八年时间。八年中，双方共举行了2轮专家级谈判，7轮政府级谈判，3次政府代表团团长非正式会晤，18轮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会谈，3轮联合专家小组非正式会谈，6轮渔业专家小组会谈和7轮测绘专家小组会谈。谈判密度之高，在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

　　2000年12月24日，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25日，江泽民主席和陈德良主席举行正式会谈。两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了双方即将签署的《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两个协定的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和越南外长阮怡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农业部长陈耀邦和越南水产部部长谢光玉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两协定签署后，双方各自按照国内法履行了批准程序。2004年6月25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此前，6月15日，越南第十一届国会第五次会议也批准了该协定。

　　2004年6月30日，中越边界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武勇在河内互换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批准书，同时，两国外交部门就《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生效事互换照会。同日，上述两协定同时生效。双方还分别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提交联合国备案。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确定了中越两国在北部湾的海洋分界线。协定规定，中越北部湾海洋分界线自中越界河北仑河入海口起，大致向南延伸，至协定规定的北部湾封口线止，全长约五百公里。

　　和解之道?意义深远

　　世纪之交，中越双方经过共同努力，签订《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成功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两个重大问题。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生效，标志着两国把一条和平、友好、稳定与合作的陆地边界和海洋边界带入了21世纪，同时也进一步充实了两国“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框架的内涵，为推动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健康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生效，标志着中国第一条海洋边界的诞生。中越通过协商，成功地解决了两国之间在北部湾的海洋划界问题，这一实践符合现代海洋法制度。

　　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充分显示了中国同有关邻国通过谈判解决海洋划界问题的诚意，有助于增进中国与周边海洋邻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对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越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争议的经验表明，只有坚持在国际法基础上，参照国际实践，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考虑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寻求公正、公平和合理的解决办法，才能达成双赢的结果。

　　要达成双赢的结果，当事国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这里，尊重历史和尊重客观事实既不矛盾又互为补充，目的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更好地了解现实状况，厘清双方分歧和争议，对分歧和争议的内容、性质和程度做出准确判断，有利于更好地寻求解决办法。

　　判断谈判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双方基于历史、地理、主权、管辖和现实政治的权益主张是否合情、合理、合法，双方的正当权益是否得到了维护。在这个意义上，《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是中越双方共同交出的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