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丁东：信史不彰，遂使传奇流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1:47:08
信史不彰，遂使传奇流行 时间:2010-01-20 作者:丁东
不久前，有关师东兵著作价值的争论被《南方周末》公诸报端。其实，师东兵的著作在香港已经出版多年，在大陆以翻印、盗版等方式在书摊上也流行多年，拥有大量读者。我多次遇到对中共党史有兴趣的读者和我讨论，对师东兵的书怎么看。也有一些读者信以为真，以师东兵的书为依据，品评已故领导人的成败得失。当然，我也知道，史学界的专业人士从来不把师东兵的著作当作信史对待，甚至不屑一顾。直到最近，胡耀邦的秘书高勇、李汉平，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等人，才以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属或身边工作人员的身份，公开表达对师东兵著作的否定意见。
师东兵的书我也看过几种。在我看来，他的书不属于史学的范畴，而属于历史演义或传奇的范畴。比个例子，《三国志》是正史，《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演义》虽然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但里面讲的故事却不能当真。师东兵的书有多少文学价值我不知道，但它应当属于中共党史演义，也不能当真。史学和演义的区别在于，修史要求言必有据，不能有任何虚构。而演义不受史学规矩的束缚，尽可发挥想象力去虚构。我想，师东兵写作时也是不受史学规矩约束的，虚构时是不存在心理障碍的。
除了师东兵以外，还有几位作者的著作，也引起过不同层次的争议。
比如权延赤的著作。我看过一些，基本感受是，他对一些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和知情人进行过详细的采访，获得了不少独家的史料，他也查阅过大量历史文献。但由于他是小说家出身，而非史学家出身，所以写作的追求首先是文学的魅力，而不是史学的可信。他在行文中，往往把独家采访的史料和自己的文学想象无缝对接，使人看不出历史当事人的回忆的边界，这固然提高了可读性，但对于历史来说，那些一手史料的淹没，未免可惜。
又如章含之的著作，她本人曾经担任毛泽东的翻译和英文教员，又是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她的回忆录，从文学的角度看，文笔颇有魅力。从历史的角度看，她披露的红墙里的独家见闻也不无价值。但是，她的书有明显的掩饰倾向。她以深墨重彩渲染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和她失势的委屈，却回避了他们在文革后期靠拢江青的事实。章立凡等史家发表批评文章，乔冠华和龚澎的女儿乔松都、她的前夫洪君彦，出版观点不同的著作，都是对她的必要矫正。
再如叶永烈的著作。叶永烈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受过正规的理科学术训练。文革前以《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著作成名。80年代转入传记写作，以“四人帮”的传记最为畅销，还著有陈云、胡乔木、陈伯达等人的传记。为写这些书，他在史料的搜集、档案的查阅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曾采访过陈伯达、王力等许多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保存了一手的录音资料。他无意选择文学的虚构，但他的著作还是受到了史学界的诸多质疑。我觉得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出书过快，对史料鉴别的功夫下得不够，留下了一些硬伤。二是让史料屈从于现成的历史结论，合则留，不合则弃。
与以上几种情况相比，记述中国当代高层政治的真正称得上是信史的著作，在图书市场上十分稀缺。究其原因，一是写作难，二是出版难，叙述高层内情的著作出版审查程序让人望而生畏。颇有成就的史学家杨奎松就发出这样的感慨：“做历史研究难，做现代史的研究尤其难，在当下做现代史的研究更是难上加难。”之所以难，在于真正的史学家既不肯让史实屈从于权力，也不肯让史实屈从于利益。于是，形成了党史、国史领域信史稀缺的局面。
一般读者，不但想知道古代的宫廷秘闻，也想了解当代的红墙故事。这种一种不可低估的文化需求。信史著作难以成书公开出版，有些问题只能在专业期刊进行学术讨论，进不了大众的阅读视野。于是，那些传奇和演义，那些带有一定文学想象成分的纪实作品，就填补了这个巨大的阅读空间。在大众心理层面，当代历史已经成为变形的哈哈镜。
好在信史虽然不彰，但还不等于没有。去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是一部深刻而生动的信史，一出版便得到有识者的青睐，继而获得舆论的好评。今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阎长贵、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也是一部让人刮目相看的好书。阎长贵、王广宇两位先生既是严肃认真、训练有素的学者，又是历史当事人，兼文革研究者和历史在场者于一身。文革前，阎长贵是《红旗》杂志编辑，王广宇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都在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人领导之下供职。1966年，分别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1967年初，阎长贵担任江青的机要秘书，王广宇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亲历了文革高潮时期政治中枢的许多重大事件。一年以后，他们被诬入狱、劳改，直到1979年平反。近几年，阎长贵、王广宇集中精力回忆和反思文革，问史求信便成了他们晚年的精神追求。出于历史使命感，他们感到有必要站出来廓清史实，分辨真伪。对于那些以讹传讹、积非成是的说法，他们力求以亲身经历和可靠文献加以分辩，重新还原历史的真相。对于自己曾经的失误，他们也不避讳，而是真诚反省，总结教训。我想，如果这样的著作能够多出版一些，得到推广，切实进入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读者轻易被传奇所俘获的格局才能有所改观。
不久前，有关师东兵著作价值的争论被《南方周末》公诸报端。其实，师东兵的著作在香港已经出版多年，在大陆以翻印、盗版等方式在书摊上也流行多年，拥有大量读者。我多次遇到对中共党史有兴趣的读者和我讨论，对师东兵的书怎么看。也有一些读者信以为真，以师东兵的书为依据，品评已故领导人的成败得失。当然，我也知道，史学界的专业人士从来不把师东兵的著作当作信史对待，甚至不屑一顾。直到最近，胡耀邦的秘书高勇、李汉平，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等人，才以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属或身边工作人员的身份，公开表达对师东兵著作的否定意见。
师东兵的书我也看过几种。在我看来，他的书不属于史学的范畴，而属于历史演义或传奇的范畴。比个例子，《三国志》是正史，《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演义》虽然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但里面讲的故事却不能当真。师东兵的书有多少文学价值我不知道，但它应当属于中共党史演义，也不能当真。史学和演义的区别在于，修史要求言必有据，不能有任何虚构。而演义不受史学规矩的束缚，尽可发挥想象力去虚构。我想，师东兵写作时也是不受史学规矩约束的，虚构时是不存在心理障碍的。
除了师东兵以外，还有几位作者的著作，也引起过不同层次的争议。
比如权延赤的著作。我看过一些，基本感受是，他对一些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和知情人进行过详细的采访，获得了不少独家的史料，他也查阅过大量历史文献。但由于他是小说家出身，而非史学家出身，所以写作的追求首先是文学的魅力，而不是史学的可信。他在行文中，往往把独家采访的史料和自己的文学想象无缝对接，使人看不出历史当事人的回忆的边界，这固然提高了可读性，但对于历史来说，那些一手史料的淹没，未免可惜。
又如章含之的著作，她本人曾经担任毛泽东的翻译和英文教员，又是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她的回忆录，从文学的角度看，文笔颇有魅力。从历史的角度看，她披露的红墙里的独家见闻也不无价值。但是，她的书有明显的掩饰倾向。她以深墨重彩渲染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和她失势的委屈，却回避了他们在文革后期靠拢江青的事实。章立凡等史家发表批评文章，乔冠华和龚澎的女儿乔松都、她的前夫洪君彦，出版观点不同的著作，都是对她的必要矫正。
再如叶永烈的著作。叶永烈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受过正规的理科学术训练。文革前以《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著作成名。80年代转入传记写作，以“四人帮”的传记最为畅销，还著有陈云、胡乔木、陈伯达等人的传记。为写这些书，他在史料的搜集、档案的查阅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曾采访过陈伯达、王力等许多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保存了一手的录音资料。他无意选择文学的虚构，但他的著作还是受到了史学界的诸多质疑。我觉得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出书过快，对史料鉴别的功夫下得不够，留下了一些硬伤。二是让史料屈从于现成的历史结论，合则留，不合则弃。
与以上几种情况相比，记述中国当代高层政治的真正称得上是信史的著作，在图书市场上十分稀缺。究其原因，一是写作难，二是出版难，叙述高层内情的著作出版审查程序让人望而生畏。颇有成就的史学家杨奎松就发出这样的感慨：“做历史研究难，做现代史的研究尤其难，在当下做现代史的研究更是难上加难。”之所以难，在于真正的史学家既不肯让史实屈从于权力，也不肯让史实屈从于利益。于是，形成了党史、国史领域信史稀缺的局面。
一般读者，不但想知道古代的宫廷秘闻，也想了解当代的红墙故事。这种一种不可低估的文化需求。信史著作难以成书公开出版，有些问题只能在专业期刊进行学术讨论，进不了大众的阅读视野。于是，那些传奇和演义，那些带有一定文学想象成分的纪实作品，就填补了这个巨大的阅读空间。在大众心理层面，当代历史已经成为变形的哈哈镜。
好在信史虽然不彰，但还不等于没有。去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是一部深刻而生动的信史，一出版便得到有识者的青睐，继而获得舆论的好评。今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阎长贵、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也是一部让人刮目相看的好书。阎长贵、王广宇两位先生既是严肃认真、训练有素的学者，又是历史当事人，兼文革研究者和历史在场者于一身。文革前，阎长贵是《红旗》杂志编辑，王广宇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都在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人领导之下供职。1966年，分别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1967年初，阎长贵担任江青的机要秘书，王广宇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亲历了文革高潮时期政治中枢的许多重大事件。一年以后，他们被诬入狱、劳改，直到1979年平反。近几年，阎长贵、王广宇集中精力回忆和反思文革，问史求信便成了他们晚年的精神追求。出于历史使命感，他们感到有必要站出来廓清史实，分辨真伪。对于那些以讹传讹、积非成是的说法，他们力求以亲身经历和可靠文献加以分辩，重新还原历史的真相。对于自己曾经的失误，他们也不避讳，而是真诚反省，总结教训。我想，如果这样的著作能够多出版一些，得到推广，切实进入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读者轻易被传奇所俘获的格局才能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