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述:我当中央委员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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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1982年秋,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后当选为中央委员,至1992年届满,前后参加中委活动10年。
中委每年召开全体会议一次,都在秋天,在西郊宾馆。每次会议都有一个主题,通过一个文件一个公报,至少是一个公报。会前,文件草稿会在不同的范围内征求意见。我的印象中,研究并决定过城市改革问题、整顿党的组织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加强党与群众联系的问题,可能还有农村工作问题等。
每次会议上,我都看到许多领导人物,实权人物,知名人物,权威人物。例如中央领导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各省的省委书记,各部部长,军队的三总部领导,海陆空三军司令、政委,少数民族领导,还有例如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吴蔚然这样的医生,胡绳这样的理论家,吴祖强这样的作曲家,邢燕子、陈福汉(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郭凤莲这样的工农杰出人物,华国锋、汪东兴这样的有过不寻常经历的人物。
有许多相对高龄的领导同志,他们喜欢穿中山服,布底鞋,走小碎步。但是邓小平永远是迈着大步,挺着胸,虽然他个子不高。我想起我曾以国际交流协会的名义宴请过日本女演员中野良子,她在影片《追捕》中饰演真由美。她不但称赞而且模仿邓小平走路的样子,她说邓走起路来挺着胸,很有气度。我想这与邓的部队工作经历有关吧。
头几年开会期间,我们这些行政级别不高的人,是两人住一间屋,我一直与北京来的陈福汉一间屋,此人极好,温良恭俭,谦虚谨慎,时任市总工会副主席。还有一位姓名与我接近、又都是沧州同乡的部队同志王猛,曾任三十八军政委,国家体委主任,时任广州军区政委。他是沧州盐山人,我是南皮人。按姓氏笔画,我们常坐在一起,有时难免说几句闲话。我说我去正定大佛寺,被称作“王政委”,他说他去什么什么地方,被问有什么新作。他告诉过我在“文革”期间出席十次代表大会的情况,由于保密严格,闹得家属不知就里,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吓得不轻,开完全会才放下了一颗心。这么比,我参加的中委会就相当轻松了。我常常看到在小卖部前人们聊天,包括有些特殊经历的人也在那里说说笑笑。晚餐后的电影放映与歌舞表演也都很放松愉快。
吃饭四个人一小桌,伙食清淡朴素,但很干净精致,色泽明亮。吃饭的时候也都谨言慎行,没有大声谈笑。相互高声叫唤的也没有。啤酒饮料要自己花现钱购买。我曾给一位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而当时还只是候补委员的同志买啤酒,并被称作“先富起来”的人。喝茶的情况记不清了,反正胡耀邦主持工作时,去中南海勤政殿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只供白开水,龙井茶摆在那里,一小包五角钱。有一次我忘了带钱,便只喝白水,艾知生(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看到后笑道:“没有带钱吧,我给你……”这才喝上了茶。
过晚11点以后有夜宵,我只去吃过一次,其中的酸奶与阳春面比较吸引人。
香港出版过一些谈大陆政治“秘闻”的书,一看它写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的细节,就知道是生编硬造的了。
这段时间,每次全会结束时,都有邓小平与陈云二位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是真的做到了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令人回味。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议后,小平同志显得很兴奋,他即席说了一句:“这是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意)他还在中顾委的全体会议上说过,不搞改革开放,就只能是“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可谓有声有泪,一字千钧。当张光年(时任中顾委委员)与我谈起此话时,也是眼眶湿润。陈云同志讲,农村党员开会,一律不可以给工分补贴。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粮则乱”,还有“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都起着一语中的,实话实说的提醒的作用,出言难忘。
中央全会上要通过文件,这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倒也是进言尽责的机会。除重要内容外,对于文字、用词、结构直到标点符号我都提出过一些具体意见,而且采用率不算低,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意见都在文件定稿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参加中委的十年大大丰富了我的经历,增加了我对于全局性信息的掌握,对于执政党的权力运作的了解。这使我得到了我此生的重要的政治经历、政治资源、理论资源、生活资源与文学资源。胡风讲的到处有生活,如果不包含一切生活都可以不加以区分与评价的意思,那就是极其正确的论断。那么中央委员的生活就更加宝贵,它可以去魅、去偏见、去谎言,透过表层看到内里。它使我对许多事不再感觉那样陌生,以及因陌生而神魔化、夸张化、恶意化。
(摘自《百年潮》第7期原载《大块文章(王蒙自传第二部)》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