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与邓小平在1976（张广友）

一九七六年：万里与邓小平同上同下(图)
2007年01月22日 09:53新闻午报
1976年初，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严峻时刻，原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被派往铁道部“蹲点”，与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相识。《风云万里》一书，以记者的视角、朴实的文字，记录了近二十年万里工作和生活中许多难忘的瞬间。
1、整顿中断，形势急转直下
从解放战争时起，邓小平就器重万里，此后他一直跟着邓小平搞经济建设。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1958年组织搞“首都十大建筑”。邓小平“三下三上”，有两次是万里与他同下同上的。
1975年伊始，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万里对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铁路运输事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短短三个多月，所有站段的运输堵塞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然而，1975年末，风云突变。
1975年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做了错误批评。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婉言拒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后对邓小平的批评逐步升级。
11月下旬，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持续9个月的整顿工作为之中断。特别是一些经过整顿的铁路局，派性复起，领导班子瘫痪，一些派性严重的干部和造反派头头，有的蠢蠢欲动，有的乘机翻案。最先起来闹的是兰州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郑州铁路局派性复起，领导班子已经瘫痪。运输生产直线下降，郑州站已经卸不下，装不上，保留列车占全路干线保留列车的一半，郑州铁路枢纽堵塞，危及全路，形势严峻！
为此，中央不得不紧急召见河南、甘肃两省和郑州、兰州两局的主要领导干部来京解决问题。
2、华国锋点名批评，万里违心签字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提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根据华国锋等的指示，从1月21日起分别听取河南、甘肃两省和郑州、兰州两局领导的意见和批评。去年在解决这两个局的问题时，省委主要领导本来最后都表示“同意”和“支持”的。特别是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时，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刘建勋和唐岐山等都曾经在中央领导面前表了态。而今一看风头不对，却把刚讲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是“一直抵制和反对的”。
在中央领导指示铁道部“要与省委统一思想，统一意见”的情况下，万里的意见已经无足轻重了。虽然如此，最后，在文件中点名问题上，万里仍然坚持不同意在文件上点郑州局党委代理第一书记苏华和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黎光的名字。他说：他们都是我们派去的，执行的是我们的决定，错误由我来承担，要点就点我的名，我就这一条意见了，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签字……为此又僵持了一个星期。2月9日晚，华国锋、纪登奎等国务院领导，把万里和李新找去，华国锋批评他们解决兰州和郑州问题拖延时间。在谈到关于文件中点名问题时，纪登奎为难地说：“你的意见和要求可以理解，但，点谁的名，这是中央的意见，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就这样万里不得不服从中央的决定，被迫违心地在文件上签了字。
2月14日晚，华国锋、王洪文、纪登奎、吴德等，召见了河南、甘肃省委领导和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以及郑州、兰州铁路局领导。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讲了话。接见之后，把出席会议的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全部留下，又对他们单独做了指示和批评：
主要有：一、你（指万里）的错误不少，你讲过“四个乱了———思想乱了、组织乱了、队伍乱了、制度乱了”；你把派性说成是主要矛盾，对形势看法有错误，把支流说成主流；主要责任不在你，而在邓小平；你过去敢，现在还要敢，要敢于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敢于承担责任，要批“右倾翻案风”。部领导小组一方面要检查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要批邓，检查哪些方面你们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要划清界限。万里同志要转好弯子。 二、你们对在文件中点黎光、苏华的名想不通。部里和省里的看法不同，甘肃要黎光回去是为了好做工作。黎光和苏华可以先不回去。到一定时间再说，现在有病治病。
历时25天关于解决郑州、兰州两铁路局问题的激烈斗争，终以刘建勋、唐岐山等人的“胜利”而告终。
3、“批邓”风起，千人上访大闹铁道部
1976年2月下旬，中央关于解决郑州和兰州铁路局问题文件下达后，点燃了铁路部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火。铁路下属单位一些人纷纷从外地来京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
在铁道部办公院内墙壁上刷着“打倒万里”，“揪出走资派、黑干将万里”，“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镇压造反派，罪该万死”，“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等大标语。同时，铁道部大院内也贴满了揭批万里和工作组的大字报。
这些上访人员，大部分是1975年铁路整顿期间，受过处分或批判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工人。有男有女，有的还带着孩子，一个个气势汹汹，到处乱窜，蛮不讲理。他们点名要找万里，找刘建章（铁道部副部长、机关党委书记）和有关工作组的领导。万里和刘建章分别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接见了太原、临汾分局和兰州第一设计院、郑州局和洛阳机车厂、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上访人员，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向他们宣传政策，动员他们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收效不大，有的刚回去又来了。万里最为担心的问题———连锁反应，终于出现了。上访人员越来越多，越闹越凶。他们别的领导不找，专找万里、刘建章，抓住了就不放，搞车轮战，进行围攻，闹得部领导无法工作，以致部领导小组会议无法在部里进行，不得不到二七剧场去开。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刘建章副部长不能参加部领导小组会议，专门接待上访人员。
由于一些地方领导的支持，来京上访人员越来越多。高峰日达四百多人，铁道部招待所住不下，有些人就住在外边。兰州铁路局所属一些单位的上访人员闹得最凶，他们几十人强占了万里的办公室，在那里搞“进驻”，吃住在那里。办公室内有直通全路各地的长途电话，于是万里、刘建章的办公室，就成为他们的“联络站”了。
3月6日中午，部值班室的章根明请我们到万里部长办公室去看看。我打开门一看，嗬！一屋子男男女女上访人员，有的还带着孩子。当时，正是午休时间，地上、沙发上、床上、办公桌上、椅子上，以及窗台上，到处躺满了人，到处都刻着“打倒万里”……
4、万里被揪斗，记者解围
3月上、中旬，兰州、太原、昆明、南昌等铁路局一群群上访人员，天天找万里，多次对他进行围攻揪斗。3月11日，昆明铁路局四十多名上访人员，把万里揪到会议楼（铁道部招待所）。万里的秘书于廉和徐守和一看势头不妙，对我说：“昆明局这些人今天找万里同志可能要闹事，你们去看看吧。你们一去即使不说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威慑和制约，必要时你以记者身份说几句话，解解围，可能会起点儿作用。”于是，我和新华社另一位记者黄奉初随同万里到了铁道部会议楼的一间简易平房里。这间房子有七八十平方米，沿墙壁四周摆了一些长凳，屋内大约四五十人，一个个气势汹汹，满脸怒气。
上访人员中一个领头的就开始提问题，要万里明确回答。主要是：“去年你去昆明局是否刮了‘右倾翻案风’？”“是根据谁的指示干的”等……你几句，他几句，情绪越来越激烈，气势越来越凶，我看这样下去不妙，赶紧站起来说：“有话慢慢说，一个一个地说，你们这么乱，我们连记都记不下来了……”这几句话还真灵，他们都回到了原座位，一个接着一个说。
已经是下午一点半，我起来劝阻：“现在已经是一点多了，该吃饭了。”他们不干，说：“我们还没讲完呢。”我说：“你总得让人家吃饭呀，而且你们也得吃饭呀，你们看看（指着手表）都啥时候了？有什么意见以后再讲嘛！”我边拉着万里往外走，边回答说：“找不到他，你们找我！”
后来我们一起去万里家里吃了午饭。饭后，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边喝茶，万里向我们介绍了铁道部的一些情况和他的一些看法。
万里说：“去年铁路整顿，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成效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上上下下一致叫好。至于是否有缺点、错误呢？局部地方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担心的不是我个人如何，我担心的是运输生产要受影响。现在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邓小平的。邓小平不倒则罢，邓小平倒了，你们保我也没用。我对这些是很不理解的，但客观事实的确如此。前些天中央在解决郑州和兰州铁路局的文件中，为什么非要点黎光和苏华的名字，而不让点我的名字。我顶了一个多星期，最终还是中央决定了，我只好服从。”
在谈到大批上访人员问题时，万里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般复杂，而是很复杂。去年我们铁路在全面整顿中带了头，批了派性，调整了一些单位的领导班子。这些人来闹，主要是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为自己翻案。
这些看法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这次来部上访人数最多、闹得最凶的是兰州局、郑州局，上访人员公开说某某支持他们。他们纵容支持这些上访人员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企图把铁道部机关搞瘫痪，借机篡夺铁道部的领导权。
5、1976年"三大痛事"
粉碎“四人帮”不久，万里病愈出院，暂住在北海公园内疗养，我去看他。我们沿着公园湖边林荫小径，边走边谈。他说，1976年是我们国家最动荡多变的一年，也是最不幸的一年：周总理逝世；邓小平下台；朱老总逝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
万里说：一年前的春天，我就是在这条小路上散步时，遇到了周总理。当时这里还在封闭之中，不对游人开放。周总理在这里养病。那天我们在这里巧遇，总理见到我很高兴。那时，我刚到铁道部，交谈中他问到了铁道部的情况。我简要地向他汇报了一下铁路的情况，当我讲到铁路情况很混乱，很复杂……这时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再提醒：“时间过了！”总理不得不离开了。但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叮嘱我说：“不要紧，有小平同志呢！”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最后的一次谈话。这一年，也是我个人最不幸的一年：母亲去世；我本人得病入院；挨批斗，被赶下台。
他说：“1975年铁路整顿，我大部分时间是在下边，几乎跑遍了所有铁路局，到第一线，搞整顿。这一年是最辛苦的一年，最累的一年，也是取得成绩最明显的一年，问题解决了，运输生产上来了；可是，没有想到到头来挨批挨得最厉害。我想不通，不求有功，但也不能把功当成过，当成罪。”思想不通，但又得违心地去检讨，万里对母亲是十分爱戴、十分尊敬的，可是，此时此刻，这一切都不能告诉临终的母亲。
1976年万里的第二件不幸的事情是生病住院。他让我看了看他的小腿，已经很明显的是一条粗、一条细了，病情很严重。医生说：这种病闹不好是要截肢的，甚至有生命危险。他说：“这个时候住院不好，人家是否会说闲话，以为我逃避斗争。”我说，不要管那些了，治病是大事！6月15日，万里住进了北京医院。
第三件不幸的事是挨批判，被赶下台。1975年，铁路整顿，万里辛辛苦苦大干了整整一年；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万里被大批了整整一年。万里住院后，穷凶极恶的“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们，并没有放松对万里的批判，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审查万里的问题，几次去医院，要万里交代问题，并准备召开部机关群众大会，进行批斗。
万里的夫人边涛说：他们曾经三次准备开批斗大会都没开成：第一次是7月27日铁道部副部长郭鲁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明天召开全部机关大会，要万里检讨，结果第二天凌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没开成。第二次是9月8日，郭鲁又派人到医院，要万里准备做检查，结果第二天毛主席逝世了，又没开成。第三次是10月6日，郭鲁又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准备接受批判，结果就在当天“四人帮”垮台了。
边涛说，你看看多巧，三次都差一点儿，大概是万里的“命大”，感动上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