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整顿铁路与违心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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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万里在安徽芜湖火车站

1977年10月万里视察皖赣线。右二为万里,后排中为本文作者

万里视察衮石线(摄于1984年)
铁路整顿的尚方宝剑
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届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会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日益恶化,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着手展开全面整顿工作,以期摆脱八年“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混乱局面。
邓小平把全面整顿的突破口选择在铁路系统,因为当时铁路运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整顿、发展就无望。于是,刚刚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的万里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万里没有从事铁路工作的经历,对这方面的情况是生疏的,他本想推脱,但看到重病住院的周恩来的信任,老领导邓小平的支持,一种责任感使他勇敢地担起了这副担子。1975年1月18日,人大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万里就走马上任来到了铁道部。
1月28日,万里刚刚上任10天,邓小平就召见万里听取情况汇报。万里汇报说:目前铁路的问题严重,情况十分复杂。突出的问题,一是运输生产下降,二是事故惊人,三是机车车辆损失严重,四是一些铁路枢纽、重点站段,经常发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运行,特别是徐州、郑州两大铁路枢纽,问题更为严重。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说:“看来有这么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关于体制问题,铁路运输应当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第二,关于干部管理,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第三,关于运输生产,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
邓小平又征询万里的意见,万里说:“铁路问题复杂,不仅仅有体制问题,恐怕派性是个更重要的问题。解决铁路问题难度较大,准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问题。”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他要求万里回去研究,给国务院写个报告。
第二天上午,万里主持召开了铁道部党委的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
2月6日晚上,邓小平和副总理纪登奎、王震等再次同万里谈话,要求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万里会同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组织人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当文件初稿送审时,邓小平看后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所有铁路职工,都要做好本职工作,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对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表现好的职工和单位,要给予表扬。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后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经毛泽东审定圈阅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于3月5日作为“中发[1975年]9号”文件下发至县、团级。
就在“9号文件”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谈到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时,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派性问题,明确指出,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如何处理闹派性的头头?办法就是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新的头头钻出来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
邓小平说,相信绝大数人是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他要求铁路部门3月份进行深入的动员,包括职工家属和沿线农民,真正做到家喻户晓。
这样,一个文件,一个讲话,发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的动员令。
“尚方宝剑”已经到手,万里就要冲锋陷阵了。
首战徐州告捷
1975年3月9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刚一结束,万里就带着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会同江苏省委负责人到了徐州。
徐州分局属济南铁路局管辖,而它又处于江苏省徐州市,分局的下属站段则分布在山东、安徽、江苏。一个分局要同三个省的地方打交道。“文革”中,徐州铁路分局内部的帮派,同地方的帮派纠缠在一起,相互之间矛盾尖锐。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派性斗争立刻激化,且不断升温。1974年11月“反潮流”的“踢派”占领了徐州市委大楼,拒不撤走。1975年2月,“踢派”又抓市委领导人,冲击机关,使徐州的局势紧张起来,本已混乱的徐州铁路运输更加恶化,领导班子半瘫痪,调度不灵,站内线路堵塞,危及全路,影响全国,成为全国注目的问题。
万里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赶到徐州后,第一件事就是让中央的指示直接同群众见面,先后召开了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万人动员大会,徐州市和徐州地区党员动员大会,分局机务段全体职工确保铁路畅通誓师大会,传达贯彻9号文件。接着,万里马不停蹄地出席各种各样的群众座谈会。
在全市形成围剿派性的气候下,有关部门又把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威吓群众的造反派坏头头抓了起来。此举震动了徐州,人心大快。
在形成强烈的舆论氛围的同时,万里本着“多换思想少换人”的方针,重点抓了分局领导班子的整顿。他主持召开了分局党委会议,逐个地听取了常委的汇报和自我批评。接着,万里要求党委成员在分局全体职工大会上,开展自我批评。他鼓励大家要勇于改正错误,不要怕群众不谅解。他说:“我问过几位挨过整的老职工、老干部:‘还要不要像整你们那样,再整一整现在的领导人?’他们说,没有这个意思,只要他们认识错误,改了就好,要赶快把生产搞上去,再这样下去不得了。”
万里还要求徐州分局党委抓紧时间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分局认真执行万里的指示,平反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受冤屈者本人,受牵连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从内心深处拥护党的政策,拥护9号文件,感激雷厉风行的万里部长,他们在恢复运输生产中积极献出自己的才智,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与此同时,万里要求分局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他还要求分局和地方公安部门,密切合作,坚决打击和依法惩办贪污盗窃分子。
到3月19日,万里在徐州整整度过了10个日日夜夜。在这10天中,他参加各种会议,还深入到各基层站、段,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使万里来时还一度昏天黑地的这块天地,在他离开时初见晴朗。
万里的徐州之行,迅速结出了果实:津浦、陇海两大干线的徐州枢纽很快畅通无阻,1975年4月提前3天完成运输任务。
整顿南昌再战长沙
中央9号文件下达后,全国铁路运输生产迅速恢复,4月份,全国20个铁路局,只有南昌铁路局没有完成运输生产任务。于是,4月下旬,万里在表扬了徐州铁路分局摘掉了“老大难”的帽子后,又去了南昌。
南昌铁路局也是个“老大难”单位,主要问题也是派性干扰,但情况更为复杂。这里的派性不仅仅是铁路内部的,还与地方派性斗争搅和在一起,连当地部队一些负责人也介入了。解决南昌铁路局问题的关键,就是使部队不再介入派性斗争。可是铁道部管不着部队,万里对此颇感踌躇。
4月24日,万里在去江西途中经过南京时,邓小平正陪同金日成在江苏访问,万里乘机向邓小平汇报工作。
邓小平听了之后,立即明确指出:不管是谁,只要是支持派性的都不行,该调的就调。于是有关方面立即决定把江西军区的某领导人调往别处。
4月25日,万里带着“尚方宝剑”来到南昌铁路局,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批判了南昌局的派性,调整了领导班子,调广州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任南昌铁路局党委书记,把几个主要派性头头一批一调,南昌局的问题迅速顺利地解决了。
解决了南昌局问题之后,5月2日,万里由李新随同离开了南昌来到长沙,重点解决田心机车厂问题。
田心厂是全国惟一的制造电力机车的重点工厂,拥有近万名职工和全套电力机车制造设备。这个厂在生产高水平电力机车的同时,还承担了部分内燃机车的生产任务以及广州、南昌、上海、柳州等铁路局大批蒸汽机车的维修任务。这个厂一直是铁道部、湖南省的先进单位,可是自“批林批孔”以来,由于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和破坏,这个厂月月完不成国家任务,欠产损失十分严重,成了全国铁路系统的32个工厂中的“老大难”。
万里来到田心厂,立即召开全厂职工万人大会,把中央精神一竿子插到底。他在大会上说:中央9号文件发出之后,全国各地都在认真传达贯彻。可是,你们厂的一些领导却千方百计进行抵制和干扰,不原原本本地向广大职工群众和家属传达。不光不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甚至还在批判9号文件,说什么9号文件是“复辟纲领”,是“修正主义”。他们眼里既没有中央,也没有省委。现在,有些人还在坚持搞他们的资产阶级派性。
万里望了一下全场群众说:“今天我代表铁道部给你们厂党委以严肃批评,党委第一、二把手要在最短时间内,向全厂职工作出深刻检讨!检讨不好,就批评。检讨了还不算,还要坚决改正,改正得慢了也不行!”万里语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在热烈的掌声中,万里又公开宣布了人事变动,决定调三个闹派性、拒不执行9号文件精神的头头离职,到铁道部去学习、检讨、交代。他要求其他领导干部好好学习中央9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并以此来对照检查,只要认真检讨了,一律表示欢迎,改了就既往不咎,再继续闹的就坚决处理!
万里每宣布一项决定,全场就响起一阵热烈掌声。万里说:“我再强调一点:今后谁也不准再搞资产阶级派性,谁再搞,把他揭露出来,一定严加处理。现在我宣布一条纪律,从今天起我们田心厂职工不准再参加地方上的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坚决不准参加,谁参加,就揭露,就批判,就要把他调出去;同时,凡是地方上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到你们厂搞串连的,一律把他们顶回去!”
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会后,全厂出现了安定团结新局面,生产迅速回升,到5月底,仅仅20多天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一举摘掉了落后单位的帽子。至此,全路32个厂全部超额完成了任务。
远征昆明
昆明铁路局问题很严重,派性斗争激烈,“八派”、“炮派”长期对峙,内战不休。局领导班子中派性也很严重,成员情况复杂。他们中有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不认账,不检讨,甚至同中央9号文件对着干;有的不敢坚持原则,怕字当头,不敢斗争;有的革命意志衰退,小病大养,不上班,不工作;有的分不清是非,绕开矛盾,逃避斗争。
6月16日,万里和李新来到昆明铁路局后,召开了党委常委会,逐个听取了每个常委的汇报,同他们无拘无束地进行交谈,了解分析情况,对局主要领导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并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领导班子中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向群众作自我批评,带头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党性,搞好团结。第二、对问题严重而又不很好检讨的领导干部和派头头,必须区分情况采取措施。
做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6月20日召开昆明铁路分局的干部大会。万里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他说:“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干部和头头要‘寸土必争’‘寸权不让’,坚决斗争到底。”
万里宣布了调整昆明分局领导班子的决定,严肃指出:昆明分局党委书记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干了很多坏事:非法动用枪支,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威胁、欺骗群众,组织几千人,动用几十辆汽车,游行示威,制造混乱;结党营私,镇压群众,称王称霸……中央9号文件下达后,他不但不进行检讨,而且继续活动,顽固对抗。为此决定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检查交代问题,交群众揭发批判,然后再根据他的表现进行处理。同时,任命了新的分局党委书记。
经过这次整顿,昆明分局职工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生产开始回升。
三下郑州
1975年铁路整顿的重点和难点是“两州”。一个是徐州,另一个就是郑州。郑州的问题和徐州类似,但比徐州更厉害。郑州局的突出问题是领导班子由派头头掌权。货车司机出身的唐岐山,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当上了九、十届中央委员、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是“四人帮”眼里的红人,连河南省委也不敢惹他。
郑州铁路局中又以新乡分局的情况最为突出。这个分局的主要领导权掌握在以邢介江为首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手里。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夺权,在“大联合”中成了新乡分局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拉帮结派,手下还有一帮子打手和保镖,群众都说他是新乡一霸。郑州局像邢介江这样的人不只一个,可是谁也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上边有后台。4月中旬,万里来到了郑州,同该局主要领导人交换了意见,要求他们认真贯彻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迅速改变面貌。但是该局领导人把万里的话当成了耳旁风,采取拖延战术。
鉴于这种情况,6月初,万里同李新第二次专程来到郑州局。根据铁道部调查组关于新乡铁路分局的调查和群众的反映,万里和李新研究后认为新乡分局问题严重,就先从这里下手。6月2日万里主持召开了分局党委常委会,研究解决邢介江问题,决定从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6月3日,在新乡分局广场上,召开了一个有8000多人参加的职工大会。万里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万里说:“你们这里有个叫邢介江的人。这里有许多群众给我写信,我在3月份就说过,这个人在这里挡道,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就不能落实,9号文件就不能贯彻。他用各种权术,篡夺党的一部分领导权来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那怎么能把新乡分局搞好!直到现在不处理,我是很有意见的。对这个人不处理是不行的。今天我宣布:撤销邢介江在新乡分局的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令其检查。”顿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有的群众说:“万里为新乡人民除了一霸。”
6月4日到9日,在万里亲自参与主持下,郑州局连续召开了几次党委会,会上围绕新乡铁路分局与郑州铁路局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斗争。局党委成员中,有的人认为邢介江的问题应该由地方处理;有的成员则认为郑州局确实是派性掌权,问题严重,支持并拥护万里对新乡问题的解决办法。会上两种不同意见针锋相对,对立情绪已经到了僵持不下的地步。于是万里和李新提出了调整郑州局领导班子的方案,征得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同意,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二位副总理表示同意。
6月10日,郑州局召开了干部会议。万里说:“郑州局处在中原之地,铁路交叉点,是枢纽,心脏,久拖不好,不能再等了。开会时跟联合国一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整天开会,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就不好办了。所以,请示了中央,跟省委共同研究了以后,从组织上调整一下。”
接着,万里宣布了组织决定:免去徐达本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和他在郑州局的一切领导职务,调离郑州铁路局,由河南省和中央组织部另行安排工作;由不久前兰州局调来的老干部苏华代理郑州铁路局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主持党委工作;胡逸平负责郑州铁路局革委会工作,同时也调整了干部处几名干部的工作。
万里如此大刀阔斧地整顿郑州局领导班子,受到了郑州局广大职工的欢迎和支持,全局出现了新的运输生产高潮。但被调整的一些人不服,在省委某些领导人的纵容支持下,以唐岐山为首的帮派分子,顽固阻挠整顿工作。他们诬蔑万里到郑州“挑起了派性”、“破坏了安定团结”、“打击了新干部”。唐岐山指使其帮派分子,搜集整理万里、苏华的材料,多次向中央告黑状。
为平息郑州局的风波,7月25日下午,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李先念、华国锋、吴德等人在北京专门召开汇报会,听取郑州局负责人苏华、唐岐山、胡逸平等人的汇报。万里、刘建勋也到会参加。汇报中,唐岐山一方认为,铁道部领导对郑州局的分析是错误的,解决郑州局领导班子的做法是打击新生力量,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邢介江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等等。苏华、胡逸平一方则针锋相对,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铁道部对郑州局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调整郑州局领导班子是必要的,对邢介江的处理是正确的,大得人心,不容否定。
几位领导人听完双方的汇报后,明确肯定了铁道部的工作,肯定了万里的做法,要求河南省委支持铁道部派去的工作人员。刘建勋表态说,我同意先念等领导的意见,我是支持万里同志工作的,始终是这样。有人造谣说我反对万里,我回去要查。
风云变幻 被迫检讨
经过整顿的各铁路局、站、段,运输生产很快出现了成效。然而,到了1975年底,随着“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时风云突变,形势逆转。
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铁路运输形势又陷入混乱。一些派头头和在整顿中受到处理的干部,在当地省委某些主要领导的支持下,率先批判铁道部“大刮右倾翻案风”。最先起来闹的是兰州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兰州铁路局一些派头头围攻揪斗铁道部赴兰州工作组的领导人黎光及其成员,并扣住不放。郑州铁路局派性复起,领导班子瘫痪,运输生产直线下降,郑州站已经卸不下,装不上,保留列车占全路干线列车的一半,郑州铁路枢纽堵塞,危及全路,形势严峻!
为此,中央于1976年1月下旬召见河南、甘肃两省省委领导和郑州、兰州两局主要领导到京解决问题。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根据时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的指示,从1月21日起分别听取两省和两局领导的意见和批判,并据此写出检查报告和解决问题的意见。
1975年解决这两个局的问题时,两个省委的主要领导本来最后都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的,而今一看风头不对,就把自己讲过的话忘记了,说他们在万里整顿郑州铁路局中,是“一直抵制和反对的”。他们在2月8日写给中央的《关于解决郑州局问题的意见》中,彻底否定整顿的成绩。他们说:“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主要是局党委代理第一书记苏华同志刮右倾翻案风,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并认为“这是同铁道部主要负责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分不开的”,矛头直指万里。
与此同时,甘肃省委领导人也组织本省写了一份与《关于解决郑州局问题的意见》内容类似的名为《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的报告。
两省的意见很快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领导的认可。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指示:“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要与河南、甘肃省委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意见,分别写出《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报告》,《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报告》,征得两省省委领导同意,再上报中央批下去。”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两个省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压铁道部承认“错误”,进行检讨。
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铁道部领导同河南、甘肃省委领导之间意见分歧很大,肯定整顿工作和否定整顿成绩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但在全国浓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氛围中,肯定整顿工作的意见已经无足轻重了。虽然如此,万里仍然坚持不同意在文件中点苏华和黎光的名,他说:“他们是我们派去的,执行的是我们的决定,错误由我来承担,要点就点我的名,我就这一条了,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签字。”对万里的意见,纪登奎指出:“这是中央的意见,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就这样,万里不得不服从中央的决定,怀着难以言喻的心情,被迫在报告文件上签了字。
铁道部关于解决两局问题的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的批示同意。2月14日晚,华国锋、王洪文、纪登奎、吴德等召见了河南、甘肃省委领导和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以及郑州、兰州铁路局领导,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讲了话,他要求两省委领导和两局领导回去后照文件精神办,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把铁路运输工作搞上去。
接见之后,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被全部留下。出席接见的中央领导又给他们单独作了指示和批评。万里受到了重点批评。几位中央领导批评道:你的错误不少,你讲过“四个乱了——思想乱了、组织乱了、队伍乱了、制度乱了”;你把派性说成是主要矛盾,对形势看法有错误,把支流说成是主流;主要责任不在你,而在邓小平;你过去敢,现在还要敢,要敢于承担责任,要批右倾翻案风。部领导小组一方面要检查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批邓,检查哪些方面你们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要划清界线。万里同志要转好弯子。希望你们领导群众,既要批好,又要把工作做好,一方面要纠正错误,另一方面要保证畅通。
从2月6日起,铁道部机关逐级传达中央领导关于解决郑州和兰州两铁路局问题的指示精神。2月24日,万里在铁道部机关群众动员大会上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指示和批评后,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解决郑州和兰州两局的问题,责任全在我,下边没有责任。我一再要求文件上要点就点我的名字,不同意点黎光、苏华的名字。万里为什么要做违心的检查?他说,我得服从中央的。
2月下旬,随着中央关于解决郑州和兰州铁路局问题文件的下发,随着中央进一步指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铁路部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烈火被点燃。特别是1975年铁道部派工作组进行重点整顿的一些单位,顿时大乱。铁道部机关内部整顿时受到冲击的一些人,纷纷起来揭发批判;铁路系统下属单位一些在整顿期间受过处分或批判的派头头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工人,纷纷从外地来京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当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景,又在铁道部再现。
在铁道部机关被冲击期间,标语、大字报贴满了大院的墙壁。铁道部办公楼门口,贴了一副十来米高的巨大对联,上联是:“横眉冷对革命派”;下联是:“俯首甘为复辟奴”,横批是“一贯如此”。院内墙壁上刷上了许许多多“打倒万里”,“揪出走资派、黑干将万里”,“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镇压造反派,罪该万死”,“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等大标语。同时,铁道部大院内也贴满了揭批万里和工作组的大字报。
3月份,随着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升温,铁道部“批邓联万”运动也热火朝天。万里不但在机关大会小会上遭批判,做检查,再做检查,而且还要时时遭到众多上访人员的围攻和揪斗,以及受层出不穷的大字报、大标语的攻击。万里成了铁道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点,他当时的所谓罪名,据铁道部政策研究室领导出具的材料,主要有三大条:一、极力鼓吹“三项指示为纲”;二、散布“今不如昔”的言论,鼓吹唯生产力论;三、把派性说成是主要矛盾,大搞一批二撤三调离。
铁道部下属各局、站、段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以河南为例,唐岐山指使人整理万里的所谓“言论集”,把万里认真贯彻9号文件的讲话作为“右倾言论”批判,并说万里是“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先行官”,“万里、苏华是铁路系统右倾翻案的代表人物”……唐岐山又从组织上否定万里的整顿,他把1975年万里贯彻中央9号文件配备的领导班子全部给翻了过来,甚至狂叫什么“把运输生产拖下来就是胜利”。结果,郑州局3月份装车量只完成计划的60%,卸车量只完成计划的50%,运输生产日趋下降。郑州局情况如此,全国许多铁路局也都出现了问题。
在斗争不断升温的情况下,特别是“天安门事件”后,随着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万里也被迫停职检查。铁道部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审查万里的问题。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追查所谓“万里与邓小平的黑关系”。万里被迫在一次又一次会议上做检讨。他在一次检查中说:“邓小平1975年开展的全面整顿,我在铁路上都积极带头推行了。”审查来,审查去,万里的“罪状”无非是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他们策划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历史事实面前作恶一阵子便归于覆灭,他们自己却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历史事实,为邓小平主持开展的整顿工作作了鉴定,也为万里洗去了冤屈。粉碎“四人帮”后,万里一度出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之职,继而被派往安徽,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