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关系：我们精神上存在错位

特约记者 赵崇强

访谈嘉宾 武志红 资深心理咨询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PART 1 这个小组有存在的价值

时代周报：豆瓣上有个小组叫“父母皆祸害”，成员有18000多人之众，可谓规模不小。你是否赞同“父母皆祸害”这个观点呢？

武志红：“父母皆祸害”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它可以上升到一个哲学的范畴。是不是我们的伤痛就是父母害的？按照现代心理学，从精神分析学、动力学的角度看，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人现在的性格、痛苦都可以直接的在童年创伤中找到根源。我们看到有这个联系，是不是说父母就是祸害，那这就是个哲学问题了。

时代周报：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小组里的成员以所谓80后90后为主。从他们在小组里的发言不难发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被家庭或者父母伤害过，这个现象是否值得思考？

武志红：要是说被父母伤害可能不是某某后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几千年都是这样：我们是一个父权社会，威权主义社会；其次是重男轻女。这两个东西导致了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是很不平衡的，父在上子为下，而且女人的地位是不受重视的，然后女人会报复等等，家庭中缺少爱的法则而权力的法则过多侵入。

时代周报：如果一定要选取一个时间的切片，这代人有何独特的地方呢？

武志红：要说特殊之处，便是这一代人多数为独生子女，在之前的中国没有。他们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是这是次要的，可怕之处是身处于1个孩子和6个大人的格局中，假若这6个大人都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而他又不能抗争，他的生命就会无比脆弱。更要命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越来越变态，意志强加的程度已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时代周报：除了他们自身的特殊之外，他们的父辈也是从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走过来的，那么他们所受到的伤害跟他们父辈的经历有没有关系？

武志红：现代的临床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一个成年人的关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童年关系模式的再现。

时代周报：这个小组的存在是否有必要呢？如果只是扛着“父母皆祸害”的大旗会不会陷入另一种极端？

武志红：我个人是很支持这个小组的。如果一些孩子能够醒过来去正视父母给他造成的伤害，那是一个巨大的治疗，但是治疗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人的成长是会有阶段的，也是不会停止的。一个人的成长是刚开始会偏激，认为“父母皆祸害”，“我痛苦死了”。但他看清了伤害之后必然会开始思考：伤害已经造成了，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我是谁，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必然会去思考生命的终极问题，然后找到更好的路。

PART 2 自杀的悲剧往往源于家庭

时代周报：近些年，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在媒体的报道中，他们都纷纷把矛头指向体制、高校、社会这些大而化之的目标。比如上海海事大学的研究生杨元元自杀事件，几乎没有媒体指责其家庭和家属，但是从杨元元大三起，杨母就和女儿住到了一起这一事实来看，恐怕还有更多可以解读的空间。这真的是大多数媒体所渲染的女儿尽孝吗？

武志红：女儿是处于恐惧和母亲粘在一起，这种关系心理学上称之为病态共生。开始的时候我们推测杨元元应该是一个被严重忽视被冷漠的孩子，也许她的弟弟更受重视。小孩子在被父母冷漠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心愿：我希望父母能多重视我一些。然后等杨元元开始长大了，比如说上大学了，很多个案都表明在孩子长大的时候，母亲在忽然之间就有了转变，从不理睬转变到你是我的一切。而杨元元小时候的那个渴望关注的声音在这个时候被满足了，小时候未完成的愿望就像一个诅咒一样，这个愿望就驱使着她同意被母亲抓住。然后母亲抓得越来越紧，并且逃不掉，为什么逃不掉呢，因为“害怕被抛弃的恐惧”，这种恐惧在童年就已经种下了。这个时候可能杨元元的母亲会给她很多恐惧，这种恐惧可能在儿童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就是我要做自己我要独立，这个动力要是被扼杀的话，那么精神生命就死了。所以杨元元自杀之前已经死了。

时代周报：另外一个细节是高三时杨元元想去大连海事大学读法律而被其母亲拒绝，理由是“考武汉的大学可以省些路费。”第一，杨母是真的为了省路费还是想把女儿放在身边？第二，杨元元想从中南地区到万里之外的东北读书是否可以认为其渴望独立的表现？

武志红：是的，去大连这么遥远的地方，是她想离开家，离开母亲，走向独立，用这种方式拥有一个独立空间。当孩子离开家时，也许大多数父母多少都会有失落感，但假如他们有比较清晰的自我存在感，就不会过于害怕孩子独立，假若有很清晰的自我存在感，就会鼓励孩子走向独立。但假如严重缺乏自我存在感，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么当孩子离开自己时，自己就会有严重的恐惧，甚至会觉得自己要死去。

时代周报：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也可以认为杨元元的母亲也是一个悲剧？

武志红：对，按照家庭系统排列的观点，夫妻关系是最紧密的第一位的，要胜于你与父母的关系，要胜于你与孩子的关系。而现在的情况是夫妻关系降到了与父母和与孩子的关系之后。在我们这个延续了几千年重男轻女传统的社会，女性的痛苦是一个集体无意识。女人在家庭排位中是最末的，她找不到归属感。她要生儿子，此后就死死地抓住这个儿子，因为儿子是第一位的，抓住儿子她的地位也就跟着上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儿子已经不再是儿子了，而是老公了，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精神上的错位关系。

时代周报：相对于大学生的自杀，可能今年上半年富士康接连发生的自杀事件更是备受关注。他们的悲剧是仅仅因为富士康是“血汗工厂”还是和家庭有关系？

武志红：跳楼的员工，他们也是精神生命已经被杀死了。要说到根，可能家庭的因素更加关键。我们的家庭本来就是威权的结构，孩子要听命于自己的父母，没有自己的选择和独立空间。也许孩子把这种独立的追求都放到工作以后，如果他去一个条件很差的血汗工厂，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老板太黑心了，于是他走了。但他进了富士康这样一个巨型的工厂，而且从各方面来说还不算“血汗”的工厂。但是他发现这里的一切还是和家里一样，一个威权的结构，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被权力空间所侵蚀，他原本寄托的能不能在社会上找到一点独立的空间，这个希望又破灭了，而且是在富士康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他觉得再也没有希望了。

PART 3 不正视心理问题是不负责任

时代周报：现在有这样两种人，一种是说你现在还不明白做父母的苦心，等你自己做了父母就知道了。另一种人是我现在做了父母，终于体会到自己父母当年的苦心。这是真的吗？

武志红：其实这是“魔鬼附身”，他们早年或许反抗过这样的苦心，但是到最后还是妥协了，成为了他们所厌恶的人的样子，把伤害继续轮回给孩子。而这个魔鬼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主流价值观念。

时代周报：中国人羞于正视心理问题，觉得那一定是精神病，于是错过了可以好的机会。

武志红：这是一种害怕承担责任的懦弱的表现，我们不愿意承认有心理疾病，是不愿意承认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负有责任。

时代周报：为什么许多人会表现出这种不敢负责任的情况？

武志红：这又跟童年有关系了。因为童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被加入很多情绪。比如打破一个杯子，对于小孩子他还没有判断力也没有恐惧和羞耻，别说打破杯子就算是打破古董也只能说是打破古董而已，如果对他说“把你生出来有什么用，就知道闯祸”之类带情绪的话，他会觉得非常恐惧，自己连个花瓶都不如。

长大了以后，他还会带有那些情绪性的东西，比如可能是因为一个很小的原因导致工作没有做好，他会想是不是就等于整个人都没有价值了，于是也不敢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