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教

 三  教         简  介 　　所谓三教，指的是儒、佛、道三家。         各派主张 　　三教各有不同的主张：　　儒教主张“仁、义、礼、智、信”；　　佛教主张“生、老、病、死、苦”；　　道教主张“金、木、水、火、土”。 　　发展历史概述 　　“三教”，指的是儒、道、佛三家。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只有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阶段是在继续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亦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大。 　　客观存在 　　三教在社会上的客观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现的基础，不过三教概念的提出却是社会意识发展变化的结果。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两汉之间，虽然“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但三教概念的出现和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三国之前人们的论著中是没有“三教”一词的。《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以及“牟子作《理惑论》，论儒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语解《般若经》；这些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以后“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三教一词出现在文献上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作为强大的社会存在已经无可置疑。时人于佛儒、佛道、儒道之间的互补共通之处，分别有很多的建议论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如孙绰在《喻道论》中云：“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明僧绍则认为“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王治心先生就张融、顾欢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阐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来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释教道教之分。……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见，这种意见，影响于后世亦非常之大”。此外，作为体现此类理念的人物在当时也大量出现，著名的如道士陶弘景既著“《孝经》、《论语》集注”，又“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还如沙门昙度“善三藏及《春秋》、《庄》、《老》、《易》。宋世祖、太宗并加钦赏”等等，当时诸如此类的人物是很多的。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三教”的概念。 　　帝王的崇拜 　　在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帝王的崇佛，以及佛教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生气和丰富内涵，使佛教成了三教的中心。梁武帝在其《述三教诗》中说他自己“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最后达到“至理归无生”的认识，非常形象地突出了佛教盖过其它二教的吸引力。这可以说是该时期三教关系的一个特点。 　　三教并用的大唐：尊儒 崇道 不抑佛 　　唐代的皇帝大多是儒、佛、道三教并用的，但也时有偏重。大体说来，历朝都尊儒，而于佛、道则不能一视同仁。唐高祖李渊为了自高门第，和老子李聃认本家。唐太宗自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以老子为始祖，当然要把道教放在佛教之上。下诏说：“自今以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高宗对佛道先后采取折中的办法，于上元元年（674）下诏说：“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为先后。”把佛、道的地位摆平。武则天要改李唐为武周，和尚们出了一把力，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疏》四卷献上。《大云经》原有黑河女主之事，薛怀义、僧法明等进《大云经》，说武则天是弥勒佛化身，“当代唐为阎浮提主”。给武则天称帝提供了神圣的根据。武则天称帝后，天授二年（691）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还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大云寺一直修建到安西、疏勒等偏远地区。武则天当政时，广建寺院，普度僧尼，大兴佛法，佛教迅速发展，地位在道教之上。中宗在位，佛教仍占领先地位。到睿宗时，道教开始抬头。睿宗也像他的父亲高宗一样，把佛、道两教摆平，不过具体形式稍有不同。景云二年（711）规定：“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并进”，不分先后，并排行走。玄宗时，道教便走在佛教之前了。玄宗对三教的基本态度是：尊儒、崇道、不抑佛。先说尊儒。 儒家学说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观念和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观念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所以，从西汉以来，历代都把儒学当做正统思想，加以倡导。玄宗对儒学的“教化”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开元十九年，吐蕃派使者至唐廷，以金城公主的名义，要求取得《毛诗》、《春秋》、《礼记》等儒家经典，引起朝臣的一场争论。秘书省正字于休烈上疏，反对给吐蕃儒家典籍，主张愚民政策，他说：“今资之以书，使知用兵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利也。”玄宗让宰相们讨论这一意见，侍中裴光庭等认为：“赐以诗书，庶使之渐陶声教，化流无外。休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之浯，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中出也。”玄宗同意宰相们的意见，把诗书赠给吐蕃。开元二十七年，玄宗在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的诏书中，这样评价孔子的学说：“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赐。”高度赞扬了儒学在化民成俗、巩固封建伦理道德上的作用。　　玄宗尊儒，表现在不断地抬高儒家始祖孔子的地位上。乾封元年（666）正月，高宗在封禅泰山之后，到曲阜致祭孔子，赠以太师的头衔。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封孔子为隆道公。玄宗在开元十三年泰山封禅完毕，也到曲阜孔子宅致祭。开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令西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府学内，孔子均南面而坐，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子路、宰我、端木子贡、子游、卜子夏等十哲东西侍列，都封赠公侯。西京及兖州旧宅的孔子像，由宫内出衮冕之服衣之。终唐一代，玄宗对孔子的礼遇是最高的。　　玄宗很重视儒学的教育、普及工作。他在为皇太子时，曾亲到国子学释奠，并命太子侍读、名儒褚无量讲《孝经》、《礼记》，无量“各随端立义，博而且辩，观者叹服焉”。开元六年，皇太子瑛及郯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岁，尚未就学。褚无量缮写《论语》、《孝经》各五本献上，玄宗说：“吾知无量意无量。”他深知用儒学来教育皇室子弟的重要性，选择国子博士郗恒通、郭谦光、左拾遗潘元祚等学识渊博、德行高尚的学者，为太子、郯王等皇室子弟侍读。次年，又诏太子就国子监行齿胄之礼，由褚无量登坛解说儒家经典，朝中文武百官都去听讲观礼。　　玄宗为皇太子入学举行隆重的典礼，说明他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唐代的学校教育制度是比较完备的。中央的教育机构主要是国子监。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及开元时期设置的崇玄馆等，都是官办学校。国子监所领官学有国子学、太学、四门馆、律学、书学、算学。律、书、算是培养法律、文字训诂、算术等专门人才的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馆的学生则主要研读儒家经典，“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兼习之”。各州县也有学校，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各级各类学校根据不同的条件招收学生。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的贵族子弟，太学招收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弟，四门学招收一般官僚子弟及有才能的平民子弟。国家设立的各级各类学校，既有传授文化知识的任务，也是用儒家思想教育和训练官僚后备队伍的地方。　　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下敕“许百姓任立私学”。在中央、州县的官学之外，允许私人办学。五年之后，即开元二十六年正月，玄宗又下敕：“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化民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玄宗命各乡各里都要办学，这就把学校教育普及社会的最基层。教育的普及，意味着“宏长儒教”，“化成民俗”。　　玄宗特别重视《孝经》。开元十年六月二日，玄宗把自己亲自注解的《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五月二日，玄宗又把重注的《孝经》颁行于天下。天宝三载十二月敕令：“自今日后，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焉。”玄宗为《孝经》作序、注释并亲自书写刻碑，这通碑至今仍保存在西安碑林，就是著名的“石台孝经碑”。玄宗深知唐廷中央政局的不稳定，问题主要出在皇室的父子兄弟的矛盾之中，所以，他特别重视《孝经》，他要利用儒家思想，大讲孝道，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维护自己的地位，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　　总的来说，唐代尊儒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两汉，也有别于宋明。唐人务实的风气浓厚，理论色彩较为淡薄，唐代没有出过像董仲舒、二程、朱熹那样的儒学大师，也不大讲“天人感应”之类的高深儒学理论。但对于像《孝经》这样于治世安民有用的典籍，则颇为重视。玄宗把尊儒和普及教育结合起来，也主要是着眼于儒学的社会效益。 　　高  潮 　　至隋唐两宋，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陈寅恪先生谓：“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但客观上却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反映了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如唐“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三教在唐宋时频频进行的廷争，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认同。如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甚至从唐时起“中医药学是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冻国栋先生也通过对《唐崔暟墓志》等史料的考释，认为：“儒、释、道兼习乃是隋唐时代士人及其家族的普遍趋向”。同时，“中唐以后，天子生日举行有关三教的传统性活动——三教讨论”，致使“中唐产生了三教一致的思想”。不过由于这些辩论的主题方向往往是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框架下展开的，目的是为了皇朝的“鼎祚克昌”和“天下大定”，故三教连称在唐代，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因为“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如在《旧唐书》中，“三教”一词共出现24次，比除了《新唐书》之外的其它二十二史中此词所出现的次数加起来的总和还多。可谓彼时之三教连称，系时风所趋，深入人心。武则天时编纂《三教珠英》，参加者皆为一时之选，如“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这些人俱是少读经书，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此当然也会给三教在文字表达中的频率高低带来影响。 　　三教并提 　　不论是魏晋还是隋唐，三教的并提，都可以说有着以下的意味：第一，表明作为社会的意识力量，儒、道、释各有影响范围，可以说三分天下，虽然其间常有高低先后之争。第二，所谓三教归一、三教一家之类的说法，不论是出于那一家之口，无一不是从维护社会道德，有利政治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这种“一”致被强调的结果，实际上是将儒家理念作为三教的取舍标准，故反对三教并提的一方，也是以佛、道二家不具备能与儒家等量齐观的社会功能作为一条重要理由，认为三者在道德趋向上仍未一致，甚至还有所牴牾。不过在魏晋，乃至隋唐，反对方始终不是社会主流意见，至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未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纳。第三，三教仍然各自保持着独立的形态，不过相互间在观念和思想方式上，不断地进行交流和融合，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加深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第四，由于自南北朝起玄学的消退和经学的东山再起，尤其是王通、韩愈等人对新儒学的发展，一直到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学主导社会意识的动能日益强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后朝儒家倾向的势头也愈来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