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入土为安”史 - 参考文摘 - 华声论坛

陈独秀的“入土为安”史

　　陈独秀晚年反思：“如果马克思、列宁复生，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也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这个思想上不断反省的人，注定了去世之后难以“入土为安”，因为，历史需要以他为立足点，做一场更深刻的自我反省。

　　

　　陈独秀墓园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死了，盖棺论定，墓地便成了他的归宿和终点。但对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就并非如此了。他的墓似乎关涉时间对他的淘洗与评价，因而关涉一种重要史实的书写，也关涉他所置身的这片大陆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气候。如果一个人的墓冢经过迁葬、埋没、多次修葺和重建，形成了我称之为“墓史”的东西，那么，这时墓冢已成为死者的替身，墓史便有点像逝者的另一种历史，它从终点那儿被强迫着重新长出枝叶，充满了死者生前备受争议的足迹和思想与后来者及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死者并没有死掉，也无法安眠，他不断被活着的人惊醒，吵醒，弄醒。他们不是呼着口号、戴着红袖章，就是捧着鲜花、携着修墓工具，甚至带着放大镜和秃笔来盗掘绯闻大发死人财。总之他们必须弄醒这个沉睡在泥土深处的死者，以便清算他的罪行或者表达内心的崇敬，以及嗅嗅有没有金铜的气味。这样一来，死者就不得不醒来，不得不坐起来倾听坟顶上的时代喧嚣。例如陈独秀，不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历经大毁大誉，当年有一副挽联是这样写的：“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慧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这个挽联的预见得到了历史的证实，并曲曲折折地呈示在他的墓史中。陈独秀作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历史文化符号，其墓地也成了这个符号最物质的载体之一。人们否定他或肯定他，利用他或敬仰他，都试图通过这个泥土载体来表达什么。这似乎也决定了他的墓屡经动迁和衰荣，蜿蜒而行的墓史简直就像他生前历史的倒影：以1942年辞世为临界，两边阴影浓如暗夜连成一体，并分别向1999年和1919年弥漫扩展，历经了1967年和1927年的血与火，相互印证着这片古老大陆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图像和政治怪圈，因而它成了折射20世纪中国政治史和精神史的一面微暗的镜子。

　　1942：孤绝之渡

　　A 必死之地

　　四川江津成了陈独秀的必死之地。这是当年激扬凌厉的陈独秀所无法设想的，也是他的追随者和敌人所不可逆料的。陈独秀当年第一次被捕曾有一句名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陈独秀是一个不怕杀头的铁血汉子！刽子手多少都忌惮杀这位在中国极具影响的人物，以免引起天怨人怒。陈独秀五次被捕，五次被关进监狱，抓他的有军阀政府，也有外国巡捕房，更有蒋介石政府。陈独秀选择的死地是监狱，但监狱却没有成为陈独秀的必死之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免去中共总书记职务，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多次要求陈独秀去苏联训练和学习，均遭到他的坚决拒绝：“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据记载，与中国大革命有关的联共、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有164名被处决。“苍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苏联当然不是陈独秀的必死之地，这是由陈独秀倔强的反抗性格所决定的。

　　1937年9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释放出狱，蒋介石竭尽拉拢之能事，以高官利诱之，邀陈独秀担任政府的劳工部长，被陈独秀严词拒绝。这时，老友胡适从美国写信来力邀他去美国，说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写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如果换另一个趋利之人，处于困境中也许正求之不得：眼见大势已去，且饱受冤屈和排挤，何不退而求其次，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尽享安逸、清静的书斋生活？！然而，对于陈独秀这样的猛士，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跑到美国去写自传赚钱，拿共产党人鲜血染红的旗帜炫耀自己，那无异于亵渎和背叛！因此，重庆和美国不可能是他的必死之地！

　　当时上海的托派也派人来联络，劝说陈独秀前往上海重整托派。此时的陈独秀对托派组织已完全失望，投机钻营者、变节者、告密者太多，内部争吵无休无止，说得多做得少，其政治纲领也不能随抗战而变化，因此陈独秀拒绝去沦陷区上海，那儿不是他重振雄风、为抗日摇旗呐喊的地方。对托洛茨基本人，他的看法也很尖锐：“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与此同时，中共也希望与陈独秀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让他直接去延安，将他养起来，但前提是陈独秀公开承认错误，这是陈独秀无法接受的：“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在陈独秀倒霉时，当时的政治势力都曾以悔过要挟过陈独秀。而王明、康生之流不断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三百元津贴。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于此，享年62岁。有意味的是，当时他正在著述《小学识字教本》，写到“抛”字时撒手人寰。他为中国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抛洒了毕生的精力和热血，在晚年更是抛弃了四面八方的诱惑和召唤，也终被当时中国主要政治势力所抛，这注定了陈独秀必须困守在鹤山坪这个孤绝之地因而也是必死之地。一副挽联写道：“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此言甚确也。陈独秀之死被当时主要的政治势力所有意忽略，他们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悼念性的言论。因为陈活着，他们把他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而陈死了，便如干柴烧成灰烬没有什么价值了。在我看来，陈独秀死在必死之地———江津，是有其象征意义的。江津之“津”是关津或要津，也含迷津之意，而且二者处于互含互否的关联中。但关津和迷津都是道路所连带的，或者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道路。陈独秀身陷于困顿的此岸以及历史和思想的双重迷津，他拼尽最后的余力要做最后之渡，以找寻走出那自以为看到了光明而其实不过陷入了更深的迷津。

　　B 葬于民间

　　一般认为陈独秀的丧葬及建墓立碑在1942年6月1日便告完成。事实并非如此。它一直延续到1943年元月。何之瑜撰《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也是分两次跨年度记述了丧葬过程，后一次这样写道：“墓道之修筑，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纵观整个丧仪葬式，可以说是民间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陈的葬礼得到了当地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如邓鹤年、邓燮康等。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他们为陈的丧事奔走乡野并最终得到一副楠木棺。稀贵的楠木棺同样是民间性的，与官方性的水晶棺形成强烈对比。陈的棺木内置石膏、木炭（按四川习俗不用石灰），入殓时身穿青丝棉衣棉裤，裹着白绸，“举体柔弱，面目如生”，“默然观遗容，怆然者久之”（葛康素语）。这是典型的民间的、乡村的葬仪：没有花圈，没有书写挽联，也没有人致悼辞，一切均在平旷高远的露天进行。棺木上扎了很大的一朵白绸花，连着两条白绸带，由童男童女牵执开路。

　　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葬队伍正在肃穆中缓缓而行时，来了两个陌生人找到邓燮康加以盘问：“在这国难之秋，你带头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么意思？”邓燮康反击道：“我不管他是啥子党，啥子派，一个爱国者客死于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为本地士绅，不忍看他陈尸于室！”陌生人厉声质问道：“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来一次小小的‘五四’运动？”邓燮康冷嘲道：“这么说来，你是害怕‘五四’运动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躺在棺材里，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呐喊了。而被“五四”运动启蒙的中国竟然感觉不到他的死，没有人高喊“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了。陈曾无奈地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这正是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和忧思所在。

　　陈的墓址选在鼎山麓康庄桔园之中，用白条石砌成圆形的墓体，占地近120平方米，墓宽5米，长7米，墓周水泥过道宽1米，墓前有石梯，左右有条石凳，墓后有条石堡坎，墓前矗立峡石碑，上镌“独秀陈先生之墓（1879-1942）”，其书写者并非台静农，也非欧阳竟无，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葛康素的五堂兄葛康瑜手书，并亲自錾刻。这个碑文别出一格，突出了“独秀”又增添了亲切平易的民间色彩。陈独秀葬于民间几乎是必然的。可以说，葬于民间便意味着葬在民心之中，并复活在大地的、草民的或异端的季节轮换之中。

　　1947：漂流返乡

　　A 漂泊于巨河的亡灵

　　“白骨可曾归闽海”，陈独秀早年悼何梅士的诗，几十年后完全适合他自己。1947年6月，三儿子陈松年遵父亲遗嘱将他的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人们不会忘记，民国初年徐锡麟的遗骸迁葬时，浙江都督是派兵舰和督府要员来安庆迎接灵柩的。而迁葬陈独秀的灵柩，照例无人过问，只是陈松年租了一条小小的民船（一说为福建商人的木筏）来运载。当我的笔尖触及到这一史实时，内心就被一幅极为黯淡极为悲怆的泅渡图景所打动：一条载着灵柩的小小民船，张着风帆，在凶险诡谲如鬼门关的三峡中浮沉，奔突，旋进，那仿佛就是陈独秀一生曲折勇进、不知暗礁为何物的倒影：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如同他在重历人生探求的三个阶段。而那木船，远看就像船形墓或冥河之筏，载着20世纪中国伟大的亡灵在一条日渐衰老的巨河上漂流。

　　“秋风衰劲草，天地何不仁。驾言陟阴岭，川原低暮曛。临空奋远响，寒飙逐雁群。”这是1909年，陈独秀闻长兄孟吉病逝东北而千里奔丧，在扶棺南归中吟成的长诗《述哀》中的句子。令我震惊的是，诗中似乎预设了命运的玄机，其描叙的悲楚之景竟与38年后的场景暗合，读来如漂流中的亡灵在低诉：“扁舟浮沧海，去住随风波。浩淼不可测，起伏惊蛟鼋……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汨罗。孤篷岂足惜，狂澜满江河。区区百年内，力命相劙磨……感此百念结，巨浪如嵯峨。噰噰鹡鸰鸟，双飞掠舷过。”不堪回首呵。当年与兄“双飞”不可能，后来爱妻君曼也如黄鹤飞去。当一个亡灵苦思另一个亡灵时，会在船头激溅起星星般凄美的浪花吗？

　　B 归葬故土

　　陈独秀自1913年遭通缉逃离安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1937年秋乘船去武汉途经安庆时，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顺便回故乡看看。这一直是个谜。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故乡，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可是，船载着灵柩到达安庆时，社会各界名流竟显出冷漠面孔，无人去江边迎接，更谈不上举行江津那样的葬仪了。与陈独秀同行的孙中山葬在巍峨的中山陵，作为他学生的毛泽东安眠在雄伟的纪念堂，而这个鼓吹民主和科学的伟大先驱者则静静地躺在乡间的大地上！这是陈独秀的福分抑或不幸？

　　冻鸟西北来，下啄枯枝食。

　　感尔饥寒心，四顾天地窄。

　　（陈独秀：《雪中偕友人登吴山》·1914年）

　　当年陈独秀以冻鸟自比竟成谶语，并且江津应在安庆偏西北。陈的棺木先暂置于安庆西门太平寺，然后才安葬在城北十里铺乡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冢安葬。应该说，将他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是违反陈独秀本人意愿的。陈与高晓岚的结合基本属于包办婚姻，由父母选择和定夺。更重要的是陈与高氏在志趣、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他后来携妻妹高君曼（与高晓岚同父异母）离家出走，并与之同居、结婚，遭到了家庭的强烈反对和社会非议，成为别人的笑柄。1930年高氏临终前在叶家冲购置了一块墓地，并嘱咐陈松年，死后要与陈独秀葬在一起。谁也分不清这是报复还是眷恋：我与你生不同屋，但求死后同穴！按当地惯例，合冢应男左女右，可是陈的灵柩却葬在高氏的右边，因为高氏灵柩左边紧靠陈家墓地的边缘，右侧尚能容得下一口棺材，再说高氏灵柩已年久难移了，因此陈的棺只能葬于原配的右侧了。这个合冢墓坐北朝南，跟一般村民的墓冢没有任何区别，不过是个黄土包而已，墓碑高不足1米，宽不过半米，上刻“先考陈公乾生字仲甫之墓”，下书“子：延、乔、松、鹤年泣立”。“陈乾生”是陈独秀参加科考时的用名，世人很少知道他这个名字。陈松年这样写显然是有用意的：一则回避陈独秀这个举世皆晓的名字，可以减少来自社会和政治的纠缠和麻烦；二则回归到他与高氏离异前的状态，更符合母亲高氏的愿望，似乎这样更容易在阴间相处。在这个墓冢上，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陈独秀一生的反抗又宿命般地回到最初的起点：他必须与原配高氏继续着同床异梦般的幽昧生活，必须回到反清之前参加科考的那个名字，这意味着他必须从枯朽昏昧之处重新走上反抗之途，仿佛阴间的时光是阳间的倒流。在我看来，陈独秀的亡灵返归故土，但仍不可能逃离那关津和迷津的重合之地：安庆自古被称为盛唐湾渡口和兵家必争的要津，如今它的对岸就是一个叫大渡口的地方。

　　1966-1978：湮没的荒冢

　　“文革”前，每年清明陈松年都要带儿女去父亲坟头扫墓祭祀。但“文革”爆发后，他就不敢带家人去上坟了。当时极左猖獗，全民疯狂，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上查三代，下连九族，剖棺鞭尸是常有的事，连封建时代的海瑞坟墓也未能幸免。不说死者，看看死者后代的遭遇就可略知一二了。居于广州的陈独秀女儿陈子美（与高君曼所生），在“文革”期间惨遭造反派的辱骂和毒打，仅仅因为她是陈独秀的女儿。在走投无路时，性格刚烈的陈子美带着两个儿子偷渡香港。一生漂泊的陈独秀一定想不到，他的后代竟会陷入如此悲凄的绝境：56岁的女儿身上只绑着几只酱油桶漂流！在极左辞典里，陈独秀可称得上牛鬼蛇神的老祖宗了：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大帽子集于一身。他的坟墓当然成为造反派找寻的目标。倘若陈独秀的灵柩不从江津迁回安庆，以江津那样显眼的墓冢肯定难逃一劫，造反派不会放过它的。

　　“文革”期间陈松年在一家偏僻的砖窑厂工作，老实本分的他看透政治，世事洞明，只是埋头干活，从不参与任何社会性活动。这是他保全家人躲过那场浩劫的主要原因之一。长达十余年无人照管墓冢，无人添土修剪，一代伟人陈独秀的墓几近无人问津的野坟，连墓碑也被人当作石头搬走。这表明人们对陈独秀陷入更深的遗忘和无知，尽管他作为一个反面符号仍深刻地烙在历史中。历经十年雨雪的不断冲刷，坟包平缓得近乎坡地，遮没在一片荒荆野草之中，真是“冢中傲骨成枯骨”，“东风吹泪落孤坟”了（借用陈独秀《存殁六绝句》中的两句诗）。

　　后来陈松年找到当年抬棺的村民仔细辨认，加上他记忆中的方位，才在荒草丛中找到坟茔的位置，周围已生长着不少杉树。为了下次不再找错，陈松年悄悄在杉树上留下一个刻痕。他问村民：可知道墓碑弄哪儿去了？村民回答说：不太清楚，可能是拿去铺路了。这个村民的回答是真实可信的。墓碑不会用来砌房，或者砌猪圈，这不吉利，只能用来铺路。比起斯大林死后遭鞭尸之辱来说，陈算是幸运的了。对于斯大林的结局以及后来的苏联解体，陈独秀若地下有知一定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在晚年作过痛苦反思和惊人预见：“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给西流的信》·1940年）当然，陈独秀肯定会原谅村民们，他们通常被当作政治家或政客撬动历史的工具；而陈生前死后都呼吸在他们中间，他更乐意做生前未竟之途的铺路石，哪怕是用一方小小的墓碑。

　　1979：重立墓碑

　　1979年10月，是陈独秀诞辰一百周年，陈氏后人想对荒冢作一次修葺，可是这得经省政府的指示和批准，哪怕是动一块石头。事实上，此次修葺也不过是给几近平地的坟茔隆起了土包，然后重新立了块石头：石碑高0.85米，宽0.6米，碑文由安徽省书法家葛介屏书写，右边一行小字：“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中间隶书大写“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左边下角写：“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延年、乔年的名字还加了黑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碑文将高氏与陈独秀并列在一起，显得更加世俗化和家族化了，政治性色彩被降低到近乎零度，用家族化来为它涂上保护色。对陈松年来说，这个墓冢只涉及作为父亲的陈仲甫，而不关涉他的其他角色，如此而已。但陈独秀毕竟是一代巨人，试图回避他高踞历史之巅的猛士角色是不可能的。就这一点说，将他与高氏并置是不妥当的。可见这个碑显然不如前面那一块。它折射了“文革”刚刚结束后的政治气候，似乎有些解冻但仍寒潮不断，而陈氏后人对此不能不心有余悸，如履薄冰。谁知道造反派会不会卷土重来呢？陈松年刻写这个碑文是深思熟虑的。

　　但这个墓碑却会惹老先生发脾气的。没出息！粘粘糊糊，拖泥带水，哪像我陈仲甫的墓碑？当年陈松年第一次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见到父亲时，眼泪汪汪的，被父亲厉声斥道：“没出息！”墓碑若陈独秀自己撰写，当疾书“陈独秀在此耳”，这才合乎他的脾气：“我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这就是陈独秀的风格：生当独行者，死为秀峰石。问题的关键在于，陈独秀不知道他死后还在行走（类似毛泽东的名言：走资派还在走），飞墙走壁，如鸟似蚁，在大字报中走，在反面教材中走，在牛鬼蛇神中走，因而也背负着或连带着他的墓碑在行走。但走着走着就有点像喜剧和荒诞剧了，墓地竟成了小戏台。到如今，立块碑还得有人开恩，写个碑文还如此战战兢兢。哦，坟顶上的泥土呀，野草呀，只有你们还有点像我———一个徘徊在苍茫大地上的幽灵！

　　1983：重修墓地

　　上个世纪末，笔者第一次去拜谒陈独秀墓。刚刚下过一阵微雨，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碑前摆放着几束沾带雨水的新鲜野花。原来1981年5月，陈氏后人就“历史遗留问题”上书中共中央，7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此来信，认为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立一石碑，加以保护”。安庆市政府拨款两万元，对陈独秀墓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修，于1983年完工。

　　此次重修传达或体现了活人的愿望和政治转型的微妙气息，是陈独秀墓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墓台占地185平方米，呈T形，墓台前的墓道是平缓而上的阶石，长30米，宽4米，四周为微红的花岗岩护栏，与墓主的狂狷刚烈的性格相符；墓冢高1.5米，直径约3米，墓冢四围用白色块石砌成，重新书写的墓碑高2米，由安徽省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手书“陈独秀之墓”，背面刻有“陈独秀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于安庆，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江津，一九四七年迁安庆与高夫人合冢于此”。正面碑文中没有了高晓岚和子嗣们的名字，第一次突出了墓主陈独秀，彰示了这不是一般的私人墓地，而是属于历史、大地和未来的，但又看不出任何官方的色彩。这一重修之墓基本能显示墓主的精神品格和悲凉一生，同时又保持了一定的民间色彩以及与大地的联系，它定格在20世纪80年代特定的历史图表中。

　　1989：复原与毁灭

　　有专家学者认为，安葬陈独秀的史实源于江津，因此江津的陈墓原址远比安庆的陈墓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文物价值要高。1989年江津县政府在原墓址照原样复建了陈独秀墓，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对外开放。有意味的是，当年的整块墓碑已无处可寻，但有人曾在康庄拾到原墓碑的残片，仅存独字之偏旁“犭”。这似乎在暗示一个幽灵更加孤寞的情状和踽踽独行的迹象。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随后建造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南引道时，竟将陈独秀墓推倒、铲平。可笑的是，几年后在被推平处又插上电线杆作为标记，据说是为了下一轮重建墓地，并打算立一尊陈独秀雕像。这与其说是在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倒不如说是在迎合剧烈变迁的时代花脸。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深入，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正在改变这里，并损毁那些有碍于它的有形无形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座。

　　1999：陈独秀墓园

　　陈独秀死后注定得不到安宁。每一次大的变动都物质性地触动陈墓的碑石和泥土，惊扰沉睡在这儿的一个杰出思想者的灵魂。陈独秀墓园一期工程，于1999年底动工至2001年初结束，让旁观者再次目击了一个喧嚣时代如何降落到陈墓之上。这个新墓是耗资120万才建成的。墓台由原来的185平方米扩展为1058.85平方米，耗资最大的是半球形墓冢用华贵的汉白玉贴面，其高度由原来1.5米提升到4米，直径7米，并且完全封顶；墓台地面镶嵌斧剁花岗岩，四周仍为富丽的汉白玉雕栏；新立的黑色花岗岩墓碑高2.4米，上刻一行镏金大字：“陈独秀先生之墓”，字体选自古代书法家欧阳询的字迹加以拼凑，然后经电脑放大制作，显得莫名其妙，不伦不类。如此奢华、浮躁、酸气，与死者清贫、孤寂、悲怆的一生和品性相去甚远。据当地飞行员说，有了这个闪闪发光之物，飞机返航简直可以不用航标灯了。

　　据介绍，整个墓园规划用地150亩，南北长380米，东西宽300米，沿南北中轴线设立墓台、纪念广场、陈列馆、塑像、碑廊等。难道物质等级真的可以与精神境界相对称吗？难道非如此便无以体现对死者的重新评价吗？想想看，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冢（也埋葬着他的家人），与其他墓冢并无特别之处，一百多年来并没有因马克思死后影响日隆而重修或扩建，一切均保持当年的原样。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的精神高度和他的继承者来拜谒。这是对历史也是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不少人叫嚣要将列宁遗体从红场迁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它表明列宁的历史地位在俄国受到动摇。但迁墓最终没有付诸实施，这并不妨碍后人对列宁及前苏联的反思与重新评价。陈独秀晚年就反思：“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也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他尖锐批评列宁：“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未曾认真使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等。”这些见解都是一针见血的，超前的。

　　耐人寻味的是，一张陈独秀与彭述之被捕后的双人照：陈双目炯炯，咧嘴在笑，彭双目赤红，眼疾颇重。可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陈误认为彭，而彭被当成陈，传讹至今：建党70周年时，中央权威部门摄制的一部大型纪实纪录片《中流砥柱》第6集，也把彭述之当作陈独秀介绍给观众。这岂不是一个绝妙的暗示：后人还远未真正认识陈独秀锁在迷雾中的真面。

　　摘自：《随笔》2007年第4期 作者：苍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