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医火神派探讨.（下）张存悌

二、不囿市习，创立新说

  郑钦安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富于创新精神的医家，在建立火神派的过程中，他以《内经》为宗，对扶阳思想、阴证的认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他能不囿于市习，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这是其学术思想中十分宝贵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体现在对阴火的辨识上。他说，  “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对传统的、市习的观点，能勘破重重阴霾，破旧立新，发掘出阴火的本质，显示了一位医学大家的创新精神。下面就此论之。

    潮热：潮热本指发热如潮而有定时之证，一般多指午后或夜间发热而言，诸书均认为阴虚所致。郑钦安不同意此说，认为是阴盛所致。他说：“世人以为午后发热为阴虚，是未识阴阳消长之道也。"“人身真气从子时一阳发动，历丑寅卯辰巳，阳气旺极，至午未申酉戌亥，阳衰而下潜藏’’  (《医法圆通卷三》，下同)。也就是说，午后至夜间子时这一时段，是阴气当令，此时发病或病情加重者，是阳虚逢到阴令，雪地加霜，故而发病或病情加重。他批驳说：今人“一见午后、夜间发热，便云阴虚，便去滋水。推其意，以为午后属阴，即为阴虚，就不知午后、夜间正阴盛之时，并非阴虚之候。即有发热，多属阴盛隔阳于外，阳气不得潜藏，阳浮于外，故见身热。’’“予于此证，无论夜间、午后发热烧，或面赤，或唇赤，脉空，饮滚，无神，即以白通汤治之，屡治屡效。’’他并且例举了自己的一个验案加以证明：“予治一易姓妇，每日午初即面赤，发热，口渴，喜热汤，至半夜即愈，诸医概以补阴不效，予以白通汤，一服而愈"(《医理真传卷二》)。可以看出，对于潮热的认识，无论从理论还是从临床上看，郑氏所言都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

    还有一种潮热，并非午后定时发热，而是子午二时定期而热，郑钦安称之为“子午潮热"。此症他亦认为属于阴火。他说：“真阳一衰，群阴蜂起，故现子午潮热。子午二时，乃阴阳相交之时，阳不得下交于阴，则阳气浮而不藏，故潮热生；阴不得上交于阳，则阴气发腾，无阳以镇纳，则潮热亦生。医者不得此中至理，一见潮热便称阴虚，用一派滋阴养阴之品，每每酿成脱绝危候，良可悲也"(《医法圆通卷二》)。这些都是郑钦安独具慧眼的创新之见。

    午后面赤：从潮热属于阴火还可以推论，凡午后出现症状或病情加重者，均应判为阳虚，所现之症即为阴火。如午后面赤，他说：“凡午后面赤．或发烧，举世皆谓阴虚，不知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阳气日衰，不能镇纳其阴，阴邪日盛，上浮于外，况午后正阴盛时，阳气欲下潜藏于阴中，而阴盛不纳，逼阳于外，元气升多降少，故或现面赤，或现夜烧，此皆阴盛之候，若按阴虚治之，其病必剧。予常以回阳收纳，交通上下之法治之，百发百中"  (《医法圆通卷三》，下同)。

    两脚大烧、两手肿大：午后出现症状或者加重者还有两脚大烧、两手肿大等症：  “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或夜卧，或午后两脚大烧，欲踏石上，人困无神。此元气发腾，有亡阳之势，急宜回阳收纳为主。切不可妄云阴虚，而用滋阴之药。，，“凡素秉不足之人，忽然两手肿大如盂，微痛微红，夜间、午后便烧热难忍。此阴盛逼阳，从手脱也，急宜回阳收纳为主。"

    足心发热如焚：“夫足心发热如焚，人皆谓阴之虚也。夫阴虚由于火旺。火旺之人，尿必短赤，口必饮冷，理势然也。今则不渴而尿多，明是下焦无阳，不能统束肾气，以致阴火沸腾，故见足心发热如焚也。四逆汤力能补火，火旺即能统束群阴，故治之而愈。此病予亲身患过，并治好多人’’(《医法圆通卷四》)。

    阴火烧热，多在午后：由以上潮热、午后面赤、两脚大烧、两手肿大等症多发于午后这一现象，郑钦安总结出一条规律，即阳虚发热与外感发热不同，“即有烧热，多在午后，非若外感之终日发热无已时也’’(《医法圆通卷一》)。明?李用粹曾谓：“外感寒热无间，内伤寒热不齐。’’可为郑氏此语注脚。

    盗汗亦有阳虚所致者：“凡自汗、盗汗皆是阳虚之征，各书具称盗汗为阴虚者，是言其在夜分也。夜分乃阳气潜藏之时，然而夜分实阴盛之候，阴盛可以逼阳于外，阳浮外亡，血液随之，故汗出，日盗汗。医者不知其为阳虚，不能镇纳阴气，阴气外越，血液亦出，阴盛隔阳于外，阳不得潜，亦汗出，此旨甚微，学者务须在互根处理会’’(《医法圆通卷二》)。


  三、内伤发热，独具只眼

  在对阴火的辨识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钦安对世称所谓“温病"的认识独具只眼，见解超群。他在《医法圆通》“辨温约言"中说：“予业斯道三十余年，今始认得病情形状与用药治法，一并叙陈。"今分节摘录并评论之：

    “至于温病，乃冬不藏精，根本先坏，这点元气随木气发泄，病情近似外感。”“冬不藏精，根本先坏"一句，从病机上先指出有阳气受损的前提。当然，导致“根本先坏"的原因并不限于“冬不藏精"一条，举凡元气受损种种原因皆可引起这种‘‘温病"。

    “病人初得病，便觉头昏，周身无力，发热而身不痛，口不渴，昏昏欲睡，舌上无苔，满口津液，而舌上青光隐隐；即或口渴，而却喜滚，即或饮冷，而竟一二口；即或谵语，而人安静闭目；即或欲行走如狂，其身轻飘无力；即或二便不利，倦卧，不言不语；即或汗出，而声低息短；即或面红，而口气温和，六脉洪大，究竟无力；即或目赤咽干，全不饮冷，大便不实，小便自利。’’从症状上指明有阴象足征，如“口不渴’’，“即或口渴，而却喜滚’’，“满口津液"，“安静闭目”，“昏昏欲睡"，“小便自利"，“倦卧"等等，俱是阴象阴色，为阳虚发热的判断提供实据。

    “即服清凉，即服攻下，即服升解，热总不退，神总不清。"“今人不分阴阳病情相似处理会，一见发热，便云外感，便用升解；一见发热不退，便用清凉滋阴、攻下；一见二便不利，便去通利。把人治死尚不觉悟，亦由其学识之未到也。”从用药反应上亦证明此症并非外感、实热。

    治疗此症，“只宜回阳收纳，方能有济。"“予经验多人，一见便知。重者非十余剂不效，轻者一二剂可了。惜乎世多畏姜、附，而信任不笃。独不思前贤云甘温能除大热，即是为元气外越立法。"最终肯定此症乃由“元气外越’’引起，治以回阳收纳之法。

    按此症因其始病即呈发热，而无恶寒身痛等表证，世多以为“温病"，其实是因为“根本先坏"，阳气已经不足，发热乃是阴盛逼阳，元气外越所致。李东垣所谓“内伤发热"正指此症也，所倡“甘温除大热’’法亦正为此而设，不过东垣强调的是脾胃阳气不足，郑钦安重视的是肾阳元气受损。所以此症不应该混称“温病"，而应称之为“内伤发热”或“虚阳外越发热”，郑钦安力纠此弊，确实独具只眼。后来他在《伤寒恒论》的附篇《辨认内外发热证至要约言》中再次重申这一点，以作“救世之意”，可谓用心良苦。他说：“发热一证，无论男妇老幼一见发热，鲜不以为外感也，不知大有分别。余阅历数十年，方始识得，不敢自秘，以公诸世，亦救世之意也。’’由外感者，“邪从毛窍而人，闭其外出之气机，人即沉迷倒卧不起，所现头疼、身痛、恶风、畏寒等等情状。"亦即有表证可资鉴定。若由内而出者，“人不困倦，起居一切如无病者，但发热而已。其间有手心独发热者，有上半日发热者，有下半日发热者，有夜间发热者，种种不一。但其人面白、唇青，口不渴，满口津液，饮食无味，大小便利，不思水饮为据。即有面赤如朱，口红唇裂，皆在舌上津液满口，小便清长，喜饮热汤上辨之，万无一失。’’从“舌上津液满口，小便清长，喜饮热汤上辨之”，这就是郑氏认识内伤发热的“万无一失"的“真机"，足资我等借鉴。

    归纳以上所论，可知许多看似阴虚，看似火热的病症，郑氏都能勘破阴霾，力排众议，揭示出其阳虚阴盛的底蕴，阴火的本质，倡以辛热药物扶阳抑阴，像这样一些阴火之症，即或在今日医界，识得真情者也为数寥寥。一见出血、红肿、发热、痛痒等症，一见炎症，即抱定火热成见，不求阴阳至理，不辨阴火阳火，喜清恶温，久治不愈甚至越治越差而不知觉，已成举世通病。郑氏之论，在今天尤具补偏救弊的现实意义。 四、医案例举

  1．虚劳咳嗽
  某男，25岁。患虚劳咳嗽，病经数月。始因盗汗，遗精，食少难寐，求医无效。近则午后恶寒，发热如潮。面唇色赤如艳，自汗、盗汗，夜间尤甚。痰嗽不爽，咳声嘶嗄，咯血盈碗。耳鸣，眼花，头常昏晕，气短而喘，精神疲惫，不能人寐。脉来虚数无力，舌根白腻。查其所服之方，均以阴虚有热为治，病势日趋沉重。
    此症盗汗，发热如潮，面颊及口唇色赤如艳，自汗、盗汗，夜间尤甚，咯血盈碗，耳鸣，眼花，极易认作阴虚有热。但吴氏认为，从神气舌脉看来，精神疲惫，脉来虚数无力，舌根白腻。“全属一派阳虚阴寒之象”，“虚阳被阴寒格拒于外，发为潮热”，“表阳失固，营阴不敛，则汗易外泄"而呈自汗、盗汗，虚阳无力统血而致咯血，辨为真寒假热之证，先用甘草干姜汤加附子止血，继用四逆汤加味治之而愈(《吴佩衡医案》)。

  2．结核性胸膜炎
  杨某，男，18岁。结核性胸膜炎9个月，近日突然高烧畏寒，体温39．8℃。胸部X光示：急性粟粒性肺结核并结核性胸膜炎。白细胞计数7．8×109／L。抗结核治疗，效果不显。由李统华教授会诊：精神萎靡，形体消瘦，呼吸急促，面色咣白，口唇淡白，舌淡胖，边有齿痕，苔薄白润，脉细数无力。虽值夏日，仍觉不温，身覆厚被。诸症合参，认为肾阳虚衰，阴寒内盛，虚阳外越。治宜急温少阴，益气摄阳，处方：制附子15g，干姜9g，肉桂1g(冲)，黄芪30g，党参15g，茯苓12g，白术12g，半夏10g，陈皮9g，甘草3g。6剂后体温降至36．8℃，续服一周，体温正常(《中医杂志》1 998年5期：“李统华辨治真寒假热证的经验”下同)。

    3．化脓性扁桃体炎
    邢某，女，4 1岁。因感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和化脓性扁桃体炎，经抗生素和清热解毒中药治疗，咽痛不减，体温不降达39．2℃，但仍厚衣裹身。平素形寒怕冷，易于感冒。望其面色潮红，两颧尤甚，扁桃体双侧肿大化脓，但周围黏膜色淡，亦无热痛之感。舌淡，苔薄白多津，脉细数无力。辨为“阳虚感寒，其高热肤烙，面红如妆，咽喉肿痛为虚阳外浮上越之象，舌脉呈现真寒之征"。治以温补肾阳，引火归原，化
痰止咳，处方：制附子15g，干姜1Og，补骨脂15 g，菟丝子15 g，紫菀12g，冬花15 g，杏仁12g，半夏1Og，陈皮1 g，白芥子10g，甘草5g。2剂后热退而咽痛消，续服3剂，余症悉除。

    4．内虚发热
    有仰姓女六月间劳倦中暑，其弟喜看方书，自用六和汤、香薷饮之类清暑，反加虚火上升，面赤身热。后邀名医刘宗序诊视，六脉疾数，三部豁大而无力，刘日：此病先因中气不足，内伤瓜果生冷，致内虚发热，非六和、香薷之类所能治疗。况夏月伏阴在内，重寒相合，此为阴盛隔阳之证。急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三钱、煨干姜一钱同煎，置冰中浸冷服之。当夜即得熟睡，至天明微汗而愈。仰弟拜谢日：伏阴之说，已领教矣，但不解为何将药冰之。刘曰：此即《内经》热因寒用，寒因热用之义，同气相引也。按：此症非名医手眼难以奏效。
    刘医从脉象、病机人手辨明此症，选方精熟，同时热药冷服，以防格拒，理法方药一以贯之，确是高手(《续医说》)。


  第七节  火神派何以自成一派

  郑钦安学术思想总结

  以上我们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探讨，归纳一下，可以对火神派的学术思想概括如下：
    1．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是其最基本的学术观点。
    2．重视阳气，强调扶阳是其理论核心；临床擅用附子，对姜附等药物的应用独树一帜。
    3．对阴证的认识十分全面，对阴火的辨识尤其深刻，独具只眼，此为其学术思想最精华的部分；同时提出阴阳辨诀，“用药真机"，作为辨别阴阳的纲领。
    这些学术观点前后呼应，一以贯之，形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即火神派学术思想的主要内涵。当然，这是郑钦安最主要的学术观点，但其学术思想绝不局限于这一方面，还有其他的贡献，如同朱丹溪虽以滋阴降火著称，但对气、血、痰、郁等杂病亦多经验，叶天士独创卫气营血的温病辨治体系，但对内伤杂病亦多研究。本书着重介绍所选医家的火神派学术思想，对其他方面的经验不作过多探讨，绝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其他方面的经验，事实上，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值得学习。

    归纳一下，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还有下面若干：

    1．强调辨证，反对拘执
    作为一个临床大家，郑钦安极力倡导辨证论治这一中医最根本的原则，这一点显现得十分鲜明，如强调“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医法圆通卷一》)。他最反对不思经旨，不辨阴阳，拘执套方套药的市医积习。他在每一个病症的探讨之后，几乎都要批评这种积习，已成著述惯例。例如“查近市习，一见头痛，不按阴阳，专主祛风，所用无非川芎、白芷、荆芥、防风、蔓荆……夫此等药品，皆轻清之品，用以祛三阳表分之风，则效如桴鼓；用以治三阴上逆外越之证，则为害最烈，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一》)。又如“近来市习，一见痢证，以黄芩芍药汤与通套痢疾诸方治之，究其意见，无非清热导滞、调气行血而已，不知气血之不调，各有所因。知其所因而治之，方是良相；不知其所因而治之，皆是庸手"(《医法圆通卷二》)。后一句堪称医家缄言。

  2．崇尚伤寒，熟谙六经
  郑钦安崇尚仲景，毕生钻研伤寒，熟谙六经，善用经方，将六经提纲演绎为“六经定法贯解"，著有《伤寒恒论》，被誉为近代著名的伤寒大家，他对伤寒研究之深之精，无需多论。

  3．对阴虚证亦有造诣
  郑钦安“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既详于阳虚证的辨识治疗，同时对阴虚证的研究亦有很高的造诣，他主张“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太阳少阴总论》)从其三部著述来看，并非只讲阳虚，善用四逆、理中等方；亦详论阴虚，精于承气、白虎诸方。所用药品，既有辛热的干姜、桂枝、附片；亦用寒凉的生地、黄连、石膏，称“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
(《医理真传卷二》)。由此可以看出，郑钦安立论施法并不偏颇。因其所论阴虚并非火神派的学术重点，不属本书研究的视野，故而不多论及。
    郑钦安在阴阳大略上并不偏颇，但在临床小节上难免有失偏激，如论胀满症的辨治，无论气胀、血胀、水胀、蛊毒，终归实证偏多，这应该是常识，但此老统以“一元伤损"论之，治疗当然“宜扶一元之真火"，倡用术附汤、姜附汤等，这就难免有犯“实实之戒”。又如淋证，一般公认“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诸病源候论》)。郑氏治此症，“尝以滋肾丸倍桂，多效。又尝以白通汤，专交心肾，亦多效。又尝以大剂回阳饮加细辛、吴萸、安桂多效。”笼统的将功能迥异的滋肾丸与白通汤、回阳饮并列取用，总让人觉得有些反差太大，而且用白通汤、回阳饮之辛温大剂治疗淋证，终归令人难以接受。郑氏自己在此方后就曾说过，“勿执予法为一定，恐未必尽善。”倒也不失谦谦之风。另外，郑钦安认为人参功专补阴，视杜仲、巴戟天、肉苁蓉等药“功专滋水”，亦未免有偏。当然这些均属瑕疵小节，并不能掩盖火神派学术思想的主流的光辉。其他如在论治癫狂、求嗣等时，似乎参杂有极少部分的“善功忏悔”、善恶报应等迷信色彩，更是不必苛求古人的。

    其实，作为一个临床大家，郑钦安最大的缺憾也许是没有留下专门的医案集(这一点令人十分不解)，让我们无法领略其用药风范，散见于著作中的几个案例虽然弥足珍贵，究竟不敷研习。事实上，火神派诸家在理论上推崇扶阳是相当一致的，但在用药上则风格各异，显示出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但这不仅需要学习其理论，更重要的是探讨其临床实践，而这一点非医案莫属，对于火神派的传承而言，此老为我们留下一桩憾事。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火神派何以自成一派?按说，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已经论述，火神派完全符合医学流派的三条判定标准，其自成一派当无疑义，在此，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认为还有引申的必要。

    大家知道，所有的火神派医家均以《伤寒论》为宗，多有研究《伤寒论》的专著，善以经方应世治病，学者因此多以伤寒派目之，如任应秋先生称郑钦安为与恽铁樵、曹颖甫等齐名的近代著名伤寒大家，已故著名医家程门雪先生对祝味菊、徐小圃、刘民叔三家的药方常加研究，对三家之善用附子，亦“认为是仲景一脉的后劲”。甚至火神派医家也多以伤寒派自命，如唐步祺先生称郑钦安为“清末著名伤寒学家"，而未称其为“火神派"医家，范中林先生为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伤寒派的色彩不言而喻。这些确实都表明火神派医家传承了伤寒派的衣钵，称之为伤寒派确有根据，这一点，笔者没有异议。

    另外，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与温补派风格似乎接近，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似乎也不无道理，如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宋兴教授在文章中称郑钦安为“温补专家"。仔细品味，“温补专家”这一概念显露了作者的犹豫，既然是崇尚温补，直接称其为“温补派"罢了，何必加个“专家"字眼呢?似乎心有不甘，大概是因为郑氏学说与温补派虽然有共通之处，但究竟还有不同，因此，含糊地定了一个“温补专家"的名衔。

    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到底和伤寒派、温补派有无不同?有什么自己的学术特色，以致可以自成一派。学术特色是一个医学流派的生命，如果没有超出于伤寒派、温补派的学术思想，那它终归未能脱出伤寒派、温补派，自然也就不称其为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这是必须正视，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由于我们已经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因此可以将其与伤寒派和温补派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比较，从而得出结论。


    二、火神派与伤寒派的对比

    毫无疑问，郑钦安服膺仲景学说，遵循六经法度，与伤寒派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分析其学术思想，与伤寒派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既有继承，又有开拓，富于独创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学派。对比一下，其主要区别在于：

    (一)仲景以六经为纲，郑钦安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仲景以六经为辨证纲领，郑钦安以阴阳两纲，判分万病。他说：“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认为“六经还是一经"，“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从六经到阴阳两纲，这显然是一个发展。“历代以来，著作者数十余家，皆含糊不清，并未将阴阳底蕴明明指出，一味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论。铺张满纸，究竟人身立极一兀妙义，二气消长机关，全未说透。宗旨不明，源头不澈，故知斯道之精者寡矣"(《医理真传卷三》)。自《内经》提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以来，许多医家也奢谈阴阳为纲，但真正贯彻于临床，“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无出钦安之右者。为了判分阴阳两纲，郑氏总结了阴阳辨诀，进一步点化为“用药真机"，作为辨别阴阳两证的纲领，简明扼要而颇切实用，可谓前无古人。“民间中医网”的三七生先生评价说：“不读张仲景，辨证无要领；不读郑钦安，阴阳不过关。"对其“阴阳辨诀’’给予很高评价。

    (二)郑氏对三阴证的研究更全面，对阴火的认识更深刻，富有创见
    一般研究《伤寒论》者，多详于三阳证，略于三阴证。然而“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郑氏补其不逮，专以阴证设论，对阴证作了全面的阐发，强调指出三阴上逆外越的变证与假象，对阴火之证的认识、论述尤为深刻，富于开拓性，这是郑氏学说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可以说，郑氏丰富、深化了对三阴症的认识，进而扩展了附子、四逆汤等温热药的运用范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可以说是对仲景学说的发展。

    (三)在附子运用方面，郑氏风格独特，超出仲景火神派最突出的用药特色就是擅用附子，主要表现在对附子的早用、广用、重用等方面，这是对仲景学说的推进和发展，也可以说是火神派与伤寒派的最大区别。

    仲景扶阳，病至少阴时方用四逆辈，郑钦安则一见阳虚症即投姜附，提倡早用。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他说：“细思此方(四逆汤)，既能回阳，则凡世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虚阳欲脱之两目忽肿，头痛欲裂等症)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

    仲景四逆汤主要用于回阳救逆，故在论治内伤杂病的《金匮要略》中罕用四逆汤，郑钦安则频频用于内伤“久病"之证，扩大了该方的应用范围，强调“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他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
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可以说，凡见阳虚，方方不离干姜附子，难怪称之为“姜附先生"了。

    仲景扶阳用附子最大量是大附子一枚，温经止痛最大量是附子3枚，折合今天约为七八十克。而郑钦安、火神派诸家经常大量投用，多至一百至数百克，远远超过仲景，确实惊世骇俗，独步医林，唐步祺先生说郑钦安用四逆汤，“直可说前无古人"，言之有据。


    从以上可以看出，郑钦安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伤寒派，但在上述几个方面有所发展，有些经验超出仲景，可以说源于伤寒，又脱出于伤寒，独树一帜，建立了火神派，当然这丝毫无损于仲景的医圣地位，而对伤寒学说的发展只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都是毫无疑义的。


    三、火神派与温补派的对比

    明代薛己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和治疗，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善用甘温之品，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特色的学术体系。其后，张景岳继承其学说，进而提出阳重于阴的观点，为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世称为温补学派。
    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不可否认，郑钦安确实吸纳了温补派的一些学术思想，但其又不同于温补派，只要对照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这一点并不难以区分。现在，我们将郑钦安与温补派代表人物张景岳的主要学术思想作一大致对比，研究两者的异同，进而得出结论。

    (一)二者均注重阳气

    郑钦安与张景岳都是四川人，均以《易经》、《内经》为宗，通晓阴阳之说，这使二人具有共同的学术根基。在阴阳互根、水火常变等阴阳一体观方面的认识大致相同。尤其张景岳重视阳气的“宝阳论”，郑氏十分认同并予接受。

    例如，景岳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大宝论》)。郑钦安则谓：“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景岳说：“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郑钦安则谓：“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
人非此火不生。"这方面二者的观点言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举出很多例证，看得出郑氏的重视阳气的思想确实与张氏如出一辙。郑钦安多次称：经云“气不足便是寒"，但众所周知，此语乃景岳所言，而非《内经》之词，从中可以看出郑氏对景岳某些观点是多么认同。从这一点上说，火神派与温补派确实有着共同的注重阳气的理论基础。

  此外，在对阴证的病因病机与证候特点的认识上，两人都有相当见地，也有很多相近之处，这也是张、郑学术思想中很重要的共通之处。景岳说：  “寒之为病，有寒邪犯于肌表者，有生冷伤于脾胃者，有阴寒中于脏腑者，此皆外来之寒，去所从来，则其治也，是皆人所易知者。至于本来之寒，生于无形无向之间，初无所感，莫测其因，人之病此者最多，人之知此者最少，果何谓哉。观丹溪日：气有余便是火；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夫今人之气有余者，能十中之几?其有或因禀受，或因丧败，以致阳气不足者，多见寒从中生，而阳衰之病无所不致。第其由来者渐，形见者微，当其未觉也，孰为之意。及其既甚也，始知治难。矧庸医多有不知，每以假热为真火，因复毙于无形无热者。又不知其几许也。故惟高明见道之士，常以阳衰根本为忧"。对阴寒之证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他还进一步指出：“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则仅见耳"(《景岳全书?新方八略》)。确是阅历有得之谈。
    而郑钦安学术理论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对阴证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与虚阳外越)与阳虚欲脱所产生的种种假热之症，他称之为“阴火”者，能够辨伪存真，识破假象，较之景岳更深刻、更详明，作者曾经系统论述(见“详辨阴证，多有创见"一节)，读者参阅后即可明辨。郑氏曾经申明：  “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与景岳所言之“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
则仅见耳”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张景岳同时重视真阴

    在重视阳气的同时，张氏亦强调真阴的重要性，事实上可以说他是阴阳并重的二元论者。对于外感、内伤各种病症，凡见虚损，先重补阴，他说：“夫病变非一，何独重阴?"讲了一番重视真阴的大道理。他甚至说：“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曰真阴之病’’(《类经附翼?真阴论》)。他提出的“治形论’’无非亦是强调真阴的重要性：“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景岳全书?治形论》)。对虚损病人他强调以填补精血、真阴，治疗形体为主。故他最擅用的药物首推熟地，“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以至静
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质中第一品纯厚之药。”因其善用熟地，以致人誉“张熟地"。

    郑钦安不同，虽然亦讲阴阳并重，但他更强调阳气的重要性，扶阳重于养阴，“总而言之，元阳为本，诸阴阳为标。能知诸阴阳皆为元阳所化，元阳变而为诸阴阳。”这与景岳所言“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日真阴之病"，确实有偏重阴、阳之分。对虚损之证，郑氏与景岳更是针锋相对，主张必以扶阳为先：“虚劳之人，总缘亏损先天坎中一点真阳耳……惟有甘温固元一法，实治虚劳灵丹。昧者多作气血双补，有云大剂滋阴……不一而足，是皆杀人转瞬者也"  (《医法圆通卷二》)。“要知虚损之人，多属气虚，所现证形多有近似阴虚，其实非阴虚也。予尝见虚损之人，每每少气懒言，身重嗜卧，潮热而不渴，饮食减少，起居动静一切无神，明明阳虚，并未见一分火旺阴虚的面目"(《医法圆通卷三》)。笔者体会，郑钦安所论更切近临床实际。

    郑氏倡用辛热扶阳，但亦不忘阴阳互根之理，他指出：“凡服此等热药，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一剂滋阴，此乃全身阴邪化去，真阳已复，即与以一剂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而阳有所依，自然互根互济，而体健身轻矣。"郑氏所谓滋阴敛阳之法，与景岳阴中求阳之法，虽同从阴阳互根之理，然其思路、投药之法并不相同。景岳是融滋阴与温阳于一方；郑氏则待真阳已复之后，继用滋阴之品以敛阳气，因而用药有先后次第，自成一家。

    (三)用药有甘温、辛热之别

    张景岳曾以人参、熟地、附子、大黄为药中之四维，推人参、熟地为良相，附子、大黄为良将，颇有见地。但其用药，则多重相而轻将，用药偏于甘温，擅用熟地、人参，人誉“张熟地"；郑氏则善于用将，用药偏于辛热，常用附子、干姜，推崇四逆汤，人誉“郑火神”、  “姜附先生”，二者各有千秋，这也是二者之间的最大不同。

    景岳温补讲究阴阳相济，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而且景岳认为：“附子性悍，独任为难，必得大甘之品，如人参、熟地、炙甘草之类，皆足以制其刚而济其勇，以补倍之，无往不利矣。”所以景岳温补均是助阳药与补阴药并投，凡用附子必伍以熟地，观其补阳代表方剂右归饮、丸等俱是如此。可以说，景岳所谓温补是阴阳并补，甘温同施。

    郑氏扶阳更专注于附子，推崇“热不过附子"，“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医理真传二》)。临床之际广用附子，重用附子，多以附子、四逆辈为主药主方，纯用辛热，极少参杂甘味滋阴之品，讲究单刀直入，与张景岳等阴阳并补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  “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不仅如此，他还对景岳直接提出批评，说：“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医法圆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自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故他用附子
一般绝不与熟地等甘阴之味相伍，后世如吴佩衡、范中林诸先生均持此观点，读者参阅下章即知。



    郑氏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大补元煎(景岳方)视为扶阳必用之方：  “二方概以熟地为君以补阴，枣皮(山萸)以滋阴，丹皮以泻火，用桂、附仅十中二三。试问：既曰命门无火，理宜专用桂、附以补火，何得用地、枣以滋阴，丹皮以泻火乎?此皆景岳不读仲景之书，而未明阴阳之道也"(《医法圆通卷二》)。这些议论，可谓别开生面，发前人所未发，但此话确实言之有据，合乎情理。只是郑钦安在这里似乎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景岳的大补元煎中并无桂、附二药，也算一点瑕疵。

    在用药上，张景岳补阳不忘补阴，桂附与熟地、人参多讲同用，视人参为补阳要药，大概方方不离熟地；郑氏扶阳则专用姜附，单刀直入，大忌阴药，视人参为补阴药，如果“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几乎方方不离附子，善后倡导一剂补阴，讲究先后次第，二者用药风格迥然有别，均不失为开一代医风的领军人物。诚然，张景岳的影响要胜过郑钦安，毕竟张景岳是一位功力深厚、著作宏富，雄视医林四百余年的名医大家。

    大致可说，在应用附子等辛热药物治疗阴证时，是否夹用熟地等滋阴之品，是温补派与火神派的一个重要区别。试观火神派医家的案例，与温补派医家的用药确实截然有别，风格十分鲜明，明眼人很．容易区分开来。敬云樵在评点时强调，郑氏所谓“甘温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参、芪、术，学者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二》)。可谓一语中的。

    概括一下，温补派讲究温而兼补，系温兼滋补，阴阳并济；火神派温补则强调辛热扶阳，单刀直入，不夹阴药。温补派讲究脾。肾并重，火神派则更强调补肾为主，元气为本。从这一点上说，相对温补派而言，火神派可称之为“扶阳派"，不过我们还是按传统说法称之为“火神派”。
    回顾医史，医学流派产生的常见形式，就是医学流派内部的衍变和发展，从而形成新的学派。可以说每个医学流派都是在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和各家学说继承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和方法，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从而形成新的医学流派。各个学派之间的互相影响渗透，对新的医家学说的形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张子和为代表的攻邪派和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派就都是从河间学派分化出来的。张子和私淑河间之学，《金史?本传》称他“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而创攻下派；朱丹溪师承河间学派，其师罗知悌为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又旁参东垣、子和之学，而创滋阴学派。任应秋先生看出这一点：“传刘完素之学的，有两大医家，一为张从正，一为朱震亨。"然而，张、朱之学并未因传河间之学而影响其自成一派。是否独立成派，关键在于对其所学是否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这才是判断某家学说是否自成一派的关键，发展和创新才是医学流派的生命。可以说，河间学派为攻下派和滋阴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不能说这后两家就归属于河间学派，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样道理，明代薛己、张景岳是在继承易水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易水学派虽为其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丝毫不能掩盖温补学派作为独立学派的光辉。以此类推，火神派就是从伤寒派和温补派的理论中衍变和发展起来的，并赋予其学说以新的观点，从而自成一家，自立门户，成为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传播至今。  *********************************************** 冷眼看“火神”

徐一慧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

　　长期以来，四川医生以善用附子、干姜著称。清代末年，伤寒派医家郑钦安更以善用姜、附的独特风格享誉巴蜀，近人如重庆补小南、成都祝味菊、云南吴佩衡、华阳刘民叔几位先生都有“附子”的外号，陆铸之先生更有“火神”之称，而追溯其渊源，郑钦安先生实乃这一流派的开山之祖。
　　郑氏的学术思想甚为独特。他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故在论治时即强调“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并认为：“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在辨认阳虚病时说：“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瓜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郑氏善用理中汤、四逆汤等救治阳虚、虚寒病证，并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是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复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
　　郑氏的学术思想逐渐影响到后世医家。唐步祺和已故的云南名医吴佩衡等，均运用郑氏扶阳思想，提前介入到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中，均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尤其是吴佩衡以善用附子扶阳饮誉整个中医学界而传为佳话。唐步祺以扶阳为主在一些疑难病的治疗中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另一方面郑氏的扶阳温补思想被祝味菊带入上海而影响了上海医界，从不同程度上对后来上海中西医结合脾阳虚、肾阳虚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祝氏之弟子陈苏生、徐仲才等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在上海医界也独树一帜。
　　然而，这把“火神之火”如今越烧越旺，成为现今中医界的一种时尚，一些似懂非懂的患者和少数浅尝辄止的医生将“火神”的这把“火”与附子的用量直接划上等号，有事没事就附子理中丸，相互攀比谁的附子用的多，张口闭口就是哪位医生附子用了多少克，甚至不少人干脆把附子当成补药，30g、50g的随便开。这些作为严重偏离了郑氏思想本意，长此以往，流祸无穷。
　　“火神派”起源于四川，与当地独特的气候特征和饮食习惯不无关系，四川盆地属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冬暖、春旱、夏热、秋雨的特点，与中国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比较，1月平均温度一般都高出3℃以上，极端最低温度一般高出10℃以上，造成盆地湿气重、雾多、日照少的气候特色。成都一年中阴雨天多达250天～300天，形成了阴雨多、阳光少的气候特点。正是这种湿热的气候特征，形成了四川人独特的饮食习惯，川菜麻辣，全国闻名，而四川人更将附子当菜吃，也就意味着附子在四川人身上有着或多或少的耐药性，但是其他地区有多少人能耐受如此剂量的附子就不得而知了。因此不分人群、不分体质、不分地域地滥用附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通过互联网等多种媒体的传播，加上某些或有意，或无意的渲染，“火神派”的火似乎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学术思想，成为一些哗众取宠的噱头，不少人将附子的用量当成衡量医术水平的标志，动辄上百克的附子似乎成为一种向往。在笔者看来，这种好大贪功的行为至今没出事故固然与现在中药的质量问题有一定关系，但也只能算是一种侥幸，就像医生用了大剂量的洋地黄类药物没出意外只能算是侥幸而非高明。医生用药应该考虑的是病人是否该用或者能用，而绝非“因为我想用，所以我要用”，这种对病人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应有所警惕。
　　笔者认为像附子这类药效猛烈，并有一定毒性的药物，如果不是有十足把握、病情需要的情况下皆应慎用。医学不是文学，更非艺术，在学术思想上可以形成某些流派，但当面对具体病人时应实事求是，不应囿于门户之见，甚至个人喜好，这把“火神”之火，应有所冷却。  对于学术,不能赶潮流.当人们一哄而上时,我们不要争先恐后;当人们一哄而散时,我们不要轻易放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关键取决与自已的认识与取舍.

            如何看待火神派?个人以为,火神派确有很多过人之处,对于寒证的论治出神入化,但要掌握火神派技术绝非易事,需有深厚的伤寒功底.

            此外,虚证有气.血.阴.阳四大类,绝非只有阳虚之证.实证有水.饮.痰.湿.淤等为百病致病之源,对其中任何一点认识不足,都会形成技术上的盲点,临床上必有失当之处,所以,做一个好中医实在不易.近来本人感到有必要"回炉"再炼,重习某些著作.

              <中医火神派探讨>一书,对用药指征,认证指征做了深入分析及详细规纳,这也正是我看重与欣赏的部分,也是我要细读与研习的部分.

                "有是证,用是药"是中医治病必须遵守的法则,认证用药要尽可能做到有实据,切忌臆测.

                愿越来越多的中医同道技术精进,疗效不断提高! ***********************                刀可杀人,也可救人,关键在于如何使用.

                  不敢用附子或者滥用附子,并不是药的问题,而是医者洞察病机的能力问题! ********************      中医是用来纠偏的,如果执温法而治万病,本身就是"偏".

        我要学习火神派识别真寒假热证的优点,但不会认为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对.

        刘渡舟,蒲辅周等国医圣手,诸法并用,取效卓著,那种辩证在第几层?

        如果温法能治99%的病,要么,卢先生出了问题,要么,中医理论本身就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