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衡记往事]常东昌找穷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6 19:11:19
为何成了“穷大个儿”？
俗话说： “天下父母向病孩”。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湖北省随县（现改名随州市）县委书记常东昌首先到最穷的吴山公社联建一大队去访贫问苦。
一路上，只见一个个光山秃岭，紧紧相连，拐了九曲十八弯，翻过一个山包，撞进眼帘的是一排黑瓦白屋脊的平房。老常心里翻江倒海，感慨万分。他是河北人，1948年就随军南下了。随县的七山一水两分田，他闭着眼睛都说得出来。在50年代，这一带是林海茫茫，绿树荫荫，远不见村，近不见天。一到秋季，满山遍岭长着红脸蛋的柿子、苹果，圆眼睛的枣子、葡萄。天一闪明，人欢驴叫，静静山村立刻变成轰轰的闹市。曾几何时，这里变得有树不成林，有些地方竟是一片片和尚头、赤膊山了！
老常进了村子，还没坐定，就有几位干部、群众围过来诉苦：
“常书记，您来了，咱又是欢喜又发愁。喜的是——您没忘咱山里人。愁的是——咱饭食拿不出手，贼来不怕客来怕……”
“咱一年四季吃的无油菜，锅盆碗勺都锈坏啦！”
“咱辛辛苦苦干一天，买不到一盒万山烟；一个劳力干一年，年终分配还得倒找钱。”
老常听着听着，只觉着万箭穿心，喉咙哽住了：
“这个，咱们县委有责任，真对不起老乡亲哪！”
同来的公社书记刘仁安叹了一口气，接茬说：“这些年，只怪我们眼眶子太小了，两眼光盯着个田。到末了，荒了八分山，丢了一分水。”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谈得更加起劲了：
“过去咱们这儿是砸破聚宝盆种粮食，挖掉摇钱树喝米汤，在一分田里把人捆死了！”
“守着宝山饿死鹰，咱穷在靠山没吃山。”
“谁个不愿吃山？上边不准啊！宁肯烂在山里，不准拣进筐里。不听就罚款、扣工分。”
“有个支部书记农闲时候领社员上了几天山，就批他‘身在田里，心在山上’，还开除了他的党籍，把他撤职查办。”
老常心头一惊：好人遭殃，到处一样啊！自己的哥哥在老家当公社主任，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自己呢？落了个“抓钱书记”的“罪名”，靠边站了好几年……现在，噩梦总算过去，但创伤仍然存在……有多少工作，等待他去做啊！他提高嗓门对大伙儿说：
“请乡亲们放心，旧皇历不顶用了，一切要重新开始。党中央最近召开了三中全会，决定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那位支部书记应该尽快恢复党籍、分配工作！三中全会总结了过去的血泪教训，告诉我们：一条腿走路，越蹦越吃力，越走越窄，集体不富，个人也穷。我们不能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了！我们要让万宝下山，请财神进门，开辟金银坡，种植摇钱树，发展牛羊兔，打进水晶宫，把荒山荒水变成银行。”
以后，在大会、小会上，常东昌不断大声疾呼：“咱们是湖北省最大的县，为什么成了‘穷大个儿’？原因之一是：我们拿90%以上的领导、劳力在两分田里打算盘。荒一分农田叫可惜，荒一亩山场、水面没有人提。一亩农田平均收入110元，一亩水面只收入3元4角，一亩山林收入更加可怜，不过1元6角。我们身居宝山不见宝，丢掉了自己的优势，‘扬长才能快富’。今后我们要把20%、30%、甚至50%以上的领导和劳力转移到山水上，广辟财源。从土里找，水里找，树上找。在两分田里夺高产，让七山一水放光明！”
两年来，随县新建了水产局、畜牧局，加强了林业局的领导，到处响起了向山水进军的口号：“一年抓好银（棉花），二年抓好金（黄花菜），三年端出聚宝盆（林牧渔），四年山林做后盾，五年就能大翻身。”这正是：单一经济无出路，山重水复天外天。
“这就是高产穷县的秘密啊！”
常东昌常常对人说：“我们要让穷队翻身，也要让富队冒尖。”1979年夏天，他特地跑到粮食高产的府河公社去。公社副书记张家祥一看见他，也诉开了苦：“咱这里，粮过千，棉过百，可社员分配钱没得！”“咱社有个陈老义，三人做，三人吃。年底分配倒找两块七。你说他是懒汉？不！工分倒有一万一！”
既然不是人不干，又不是地不产，究竟是啥原因呢？原来公社有一万多亩地，前些年挤掉了棉花、小麦等旱作物，改种水稻。平时要靠抽水机从河里抽水。每年用在水上的投资就达一百多万元。碰到旱年，花费就更多了。社员借钱买回石油，以后卖粮还账，年年还不清。1978年，大旱108天，万匹马力战府河，机械排成串，二上三上，直到九上十八台。社员说：“一滴水，一滴油，我们的粮食，是油浇出来的啊！”有个小队为了救出十亩水稻，烧了4500元的石油，收了4500斤谷，每斤谷的成本用了一元多钱！
“咱们连两分田也没种好啊！”常东昌的心一阵阵发疼：随县土地面积占湖北全省第一，粮食一年总产超过10亿斤，在全省数一数二。可是，社员和集体的欠款在全省也占了第一，成了有名的高产穷县！这些年，县里没有水路也要走水路，硬逼着黄牛陪水牛洗澡。一说抓农业就是抓粮食，一说抓粮食就是抓水稻。号召大家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翻箱倒柜、倾家荡产地种方向稻、路线稻。说什么：“收不上稻谷收稻草，收不上稻草收思想！”
张家祥说：“群众说得好：‘种田不种抽水田，豆腐盘成肉价钱’。咱们水路不通走旱路，才不至于山穷水尽。”常东昌问：“粮食是宝中宝啊，水稻能高产，改成旱作物，粮食少了怎么办？”张家祥回答：“粮食少不了！第一、水稻减产夏粮补。麦地间种棉花，在棉地挖沟下底肥，棉麦互促。第二、种植多样，能错开农活高峰，缓和季节矛盾。第三、庄稼轮作。土地跟人一样，能歇肩、喘气。第四、能把折腾在抽水抗旱上的力气用在旱田的精耕细作上面。第五、稻田减少了，单产能增加。以前，一碗水两个人喝，都不解渴。现在一个人喝，满足供应。”常东昌立刻同意了公社的调整计划，一年打了个翻身仗，当年粮食增加113万斤，棉花增加76万斤，人均收入由78元增加到102元。
“因地种植搞调整，得天得地得人心。”府河公社的成功经验在全县推广了，大家纷纷把水源条件困难的稻田改种棉花、小麦。有一天，一位负责同志对常东昌说：“老常，我真替你捏一把汗。随县好不容易成了‘湖北粮仓’，不能在你手上把这块牌牌弄掉了！”
常东昌心里又是一阵疼痛：“原来这就是高产穷县的秘密啊——只求粮食增多，不问经济效果。‘干部上台戴红花，群众吃的糠粑粑。’当领导的只顾自己得虚名，却让群众遭实祸！”他立刻大声回答：“有三中全会撑腰，我不害怕！这块牌牌，是我们每年用1000多万元血汗钱买来的。如果让群众继续高产受穷，这块牌牌，我情愿双手奉送！”这正是：群众利益是准绳，真理谬误两分明！
钟声不灵政策灵
均川公社是县委的“点”，常东昌到光河一队“蹲点”，解剖麻雀。
他发现：生产队长是全村最忙的人。他一天三遍喊出工，一年敲破几口钟。常常是：只听“当当”响，不见人出屋。队长只得东奔西跑、挨门串户去叫，人们稀稀拉拉到了田里，还不马上干活，而是你等我，我等你，直等到人齐了才动手干。一有空隙，妇女就纳起鞋底，男社员们不是打扑克，就是抽烟、睡觉。干多干少，都是：“男10分，女8分，老人小孩四五分。”人们只管工分到手，不管产量有没有。常东昌想：50年代，这里一个劳动力平均能种5亩田。现在，增加了那么多汽车、机械，新修了那么多渠道、水库，条件好了许多，一人已经种不到3亩田了！”
老常找一些干部一块来算劳力账。干部们平时领导生产，总觉得田多人少。一算账，才知道不是田多，是人多。人们“村头等，田里看，两人不顶一人干”，有30%到40%的劳力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常东昌回到县里，又找干部一块算粮食账：从1952年到1965年，是全县生产责任制推行得比较好的时期。农林牧副渔都发展较快，光是粮食就由3.0976亿万斤增加到8.301亿万斤，每年递增7.9%。可是，从1966年到1976年，生产责任制被否定和打乱了，林牧副渔业被破坏了，集中劳力抓粮食。按说粮食应该大大增加。结果呢？1977年粮食产量是11.0776亿斤，只比1965年增产2.7766亿万斤，每年递增2.4%，递增率减少了5.5%！
“大锅饭，速度慢”。有没有责任制，生产结果大不一样。人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常东昌想：“工厂能搞记件工资制，农村为什么不能搞责任制？我们要用领导企业的办法领导农民生产。”他下决心要把以前实行的生产责任制恢复起来，发展起来。
广大社员对责任制是熟悉的、欢迎的。有的队长期以来，明里是“评工记分”，暗里搞“定额包工”，现在笑着公开了。有的队过去：“生产着了急，请出刘少奇”，现在理直气壮地跟刘少奇走了。
常东昌走一处，讲一处，帮助大家制定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他说：“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各队自然条件不同，生产水平有差异，搞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看能不能节省劳动力、发挥积极性。”淮河公社有几个边缘队，人少土地多，出门就得爬坡。出工三五里，干活时间还没有跑路时间多。社员主张“包产到户”，有的干部顶着不动，老常立刻支持社员。
干部、社员的无效劳动减少了，从重“工分”变成重“产量”，从队长一人操心变成社员个个操心。除了种田，还注意发展各种家庭副业。人们天晴有天晴的活，下雨有下雨的活。屋外有活，屋里也有屋里的活。连过去吃闲饭的老弱病残也能大显神通。
随县农业生产的人均收入1967年是91元，到1978年增加到93元。11年才增加2元。1980年，已经增加到113元，两年就增加了20元。常东昌说：“一个干部思想不解放挡一片，一个县委书记思想不解放挡一县。是三中全会教育了我，是群众教育了我………”这正是：
钟声不灵政策灵，社会主义路上齐奔腾。
（与吴江宗合写)1981年2月
五柳村2007年7月24日收到
俗话说： “天下父母向病孩”。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湖北省随县（现改名随州市）县委书记常东昌首先到最穷的吴山公社联建一大队去访贫问苦。
一路上，只见一个个光山秃岭，紧紧相连，拐了九曲十八弯，翻过一个山包，撞进眼帘的是一排黑瓦白屋脊的平房。老常心里翻江倒海，感慨万分。他是河北人，1948年就随军南下了。随县的七山一水两分田，他闭着眼睛都说得出来。在50年代，这一带是林海茫茫，绿树荫荫，远不见村，近不见天。一到秋季，满山遍岭长着红脸蛋的柿子、苹果，圆眼睛的枣子、葡萄。天一闪明，人欢驴叫，静静山村立刻变成轰轰的闹市。曾几何时，这里变得有树不成林，有些地方竟是一片片和尚头、赤膊山了！
老常进了村子，还没坐定，就有几位干部、群众围过来诉苦：
“常书记，您来了，咱又是欢喜又发愁。喜的是——您没忘咱山里人。愁的是——咱饭食拿不出手，贼来不怕客来怕……”
“咱一年四季吃的无油菜，锅盆碗勺都锈坏啦！”
“咱辛辛苦苦干一天，买不到一盒万山烟；一个劳力干一年，年终分配还得倒找钱。”
老常听着听着，只觉着万箭穿心，喉咙哽住了：
“这个，咱们县委有责任，真对不起老乡亲哪！”
同来的公社书记刘仁安叹了一口气，接茬说：“这些年，只怪我们眼眶子太小了，两眼光盯着个田。到末了，荒了八分山，丢了一分水。”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谈得更加起劲了：
“过去咱们这儿是砸破聚宝盆种粮食，挖掉摇钱树喝米汤，在一分田里把人捆死了！”
“守着宝山饿死鹰，咱穷在靠山没吃山。”
“谁个不愿吃山？上边不准啊！宁肯烂在山里，不准拣进筐里。不听就罚款、扣工分。”
“有个支部书记农闲时候领社员上了几天山，就批他‘身在田里，心在山上’，还开除了他的党籍，把他撤职查办。”
老常心头一惊：好人遭殃，到处一样啊！自己的哥哥在老家当公社主任，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自己呢？落了个“抓钱书记”的“罪名”，靠边站了好几年……现在，噩梦总算过去，但创伤仍然存在……有多少工作，等待他去做啊！他提高嗓门对大伙儿说：
“请乡亲们放心，旧皇历不顶用了，一切要重新开始。党中央最近召开了三中全会，决定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那位支部书记应该尽快恢复党籍、分配工作！三中全会总结了过去的血泪教训，告诉我们：一条腿走路，越蹦越吃力，越走越窄，集体不富，个人也穷。我们不能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了！我们要让万宝下山，请财神进门，开辟金银坡，种植摇钱树，发展牛羊兔，打进水晶宫，把荒山荒水变成银行。”
以后，在大会、小会上，常东昌不断大声疾呼：“咱们是湖北省最大的县，为什么成了‘穷大个儿’？原因之一是：我们拿90%以上的领导、劳力在两分田里打算盘。荒一分农田叫可惜，荒一亩山场、水面没有人提。一亩农田平均收入110元，一亩水面只收入3元4角，一亩山林收入更加可怜，不过1元6角。我们身居宝山不见宝，丢掉了自己的优势，‘扬长才能快富’。今后我们要把20%、30%、甚至50%以上的领导和劳力转移到山水上，广辟财源。从土里找，水里找，树上找。在两分田里夺高产，让七山一水放光明！”
两年来，随县新建了水产局、畜牧局，加强了林业局的领导，到处响起了向山水进军的口号：“一年抓好银（棉花），二年抓好金（黄花菜），三年端出聚宝盆（林牧渔），四年山林做后盾，五年就能大翻身。”这正是：单一经济无出路，山重水复天外天。
“这就是高产穷县的秘密啊！”
常东昌常常对人说：“我们要让穷队翻身，也要让富队冒尖。”1979年夏天，他特地跑到粮食高产的府河公社去。公社副书记张家祥一看见他，也诉开了苦：“咱这里，粮过千，棉过百，可社员分配钱没得！”“咱社有个陈老义，三人做，三人吃。年底分配倒找两块七。你说他是懒汉？不！工分倒有一万一！”
既然不是人不干，又不是地不产，究竟是啥原因呢？原来公社有一万多亩地，前些年挤掉了棉花、小麦等旱作物，改种水稻。平时要靠抽水机从河里抽水。每年用在水上的投资就达一百多万元。碰到旱年，花费就更多了。社员借钱买回石油，以后卖粮还账，年年还不清。1978年，大旱108天，万匹马力战府河，机械排成串，二上三上，直到九上十八台。社员说：“一滴水，一滴油，我们的粮食，是油浇出来的啊！”有个小队为了救出十亩水稻，烧了4500元的石油，收了4500斤谷，每斤谷的成本用了一元多钱！
“咱们连两分田也没种好啊！”常东昌的心一阵阵发疼：随县土地面积占湖北全省第一，粮食一年总产超过10亿斤，在全省数一数二。可是，社员和集体的欠款在全省也占了第一，成了有名的高产穷县！这些年，县里没有水路也要走水路，硬逼着黄牛陪水牛洗澡。一说抓农业就是抓粮食，一说抓粮食就是抓水稻。号召大家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翻箱倒柜、倾家荡产地种方向稻、路线稻。说什么：“收不上稻谷收稻草，收不上稻草收思想！”
张家祥说：“群众说得好：‘种田不种抽水田，豆腐盘成肉价钱’。咱们水路不通走旱路，才不至于山穷水尽。”常东昌问：“粮食是宝中宝啊，水稻能高产，改成旱作物，粮食少了怎么办？”张家祥回答：“粮食少不了！第一、水稻减产夏粮补。麦地间种棉花，在棉地挖沟下底肥，棉麦互促。第二、种植多样，能错开农活高峰，缓和季节矛盾。第三、庄稼轮作。土地跟人一样，能歇肩、喘气。第四、能把折腾在抽水抗旱上的力气用在旱田的精耕细作上面。第五、稻田减少了，单产能增加。以前，一碗水两个人喝，都不解渴。现在一个人喝，满足供应。”常东昌立刻同意了公社的调整计划，一年打了个翻身仗，当年粮食增加113万斤，棉花增加76万斤，人均收入由78元增加到102元。
“因地种植搞调整，得天得地得人心。”府河公社的成功经验在全县推广了，大家纷纷把水源条件困难的稻田改种棉花、小麦。有一天，一位负责同志对常东昌说：“老常，我真替你捏一把汗。随县好不容易成了‘湖北粮仓’，不能在你手上把这块牌牌弄掉了！”
常东昌心里又是一阵疼痛：“原来这就是高产穷县的秘密啊——只求粮食增多，不问经济效果。‘干部上台戴红花，群众吃的糠粑粑。’当领导的只顾自己得虚名，却让群众遭实祸！”他立刻大声回答：“有三中全会撑腰，我不害怕！这块牌牌，是我们每年用1000多万元血汗钱买来的。如果让群众继续高产受穷，这块牌牌，我情愿双手奉送！”这正是：群众利益是准绳，真理谬误两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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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川公社是县委的“点”，常东昌到光河一队“蹲点”，解剖麻雀。
他发现：生产队长是全村最忙的人。他一天三遍喊出工，一年敲破几口钟。常常是：只听“当当”响，不见人出屋。队长只得东奔西跑、挨门串户去叫，人们稀稀拉拉到了田里，还不马上干活，而是你等我，我等你，直等到人齐了才动手干。一有空隙，妇女就纳起鞋底，男社员们不是打扑克，就是抽烟、睡觉。干多干少，都是：“男10分，女8分，老人小孩四五分。”人们只管工分到手，不管产量有没有。常东昌想：50年代，这里一个劳动力平均能种5亩田。现在，增加了那么多汽车、机械，新修了那么多渠道、水库，条件好了许多，一人已经种不到3亩田了！”
老常找一些干部一块来算劳力账。干部们平时领导生产，总觉得田多人少。一算账，才知道不是田多，是人多。人们“村头等，田里看，两人不顶一人干”，有30%到40%的劳力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常东昌回到县里，又找干部一块算粮食账：从1952年到1965年，是全县生产责任制推行得比较好的时期。农林牧副渔都发展较快，光是粮食就由3.0976亿万斤增加到8.301亿万斤，每年递增7.9%。可是，从1966年到1976年，生产责任制被否定和打乱了，林牧副渔业被破坏了，集中劳力抓粮食。按说粮食应该大大增加。结果呢？1977年粮食产量是11.0776亿斤，只比1965年增产2.7766亿万斤，每年递增2.4%，递增率减少了5.5%！
“大锅饭，速度慢”。有没有责任制，生产结果大不一样。人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常东昌想：“工厂能搞记件工资制，农村为什么不能搞责任制？我们要用领导企业的办法领导农民生产。”他下决心要把以前实行的生产责任制恢复起来，发展起来。
广大社员对责任制是熟悉的、欢迎的。有的队长期以来，明里是“评工记分”，暗里搞“定额包工”，现在笑着公开了。有的队过去：“生产着了急，请出刘少奇”，现在理直气壮地跟刘少奇走了。
常东昌走一处，讲一处，帮助大家制定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他说：“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各队自然条件不同，生产水平有差异，搞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看能不能节省劳动力、发挥积极性。”淮河公社有几个边缘队，人少土地多，出门就得爬坡。出工三五里，干活时间还没有跑路时间多。社员主张“包产到户”，有的干部顶着不动，老常立刻支持社员。
干部、社员的无效劳动减少了，从重“工分”变成重“产量”，从队长一人操心变成社员个个操心。除了种田，还注意发展各种家庭副业。人们天晴有天晴的活，下雨有下雨的活。屋外有活，屋里也有屋里的活。连过去吃闲饭的老弱病残也能大显神通。
随县农业生产的人均收入1967年是91元，到1978年增加到93元。11年才增加2元。1980年，已经增加到113元，两年就增加了20元。常东昌说：“一个干部思想不解放挡一片，一个县委书记思想不解放挡一县。是三中全会教育了我，是群众教育了我………”这正是：
钟声不灵政策灵，社会主义路上齐奔腾。
（与吴江宗合写)1981年2月
五柳村2007年7月24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