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衡记往事]还是说实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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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图虚名讲实效
——湖北应城田杨大队书记龚家义的谈话
是坏说不好，是多说不少
咱们应城巡检公社办党员培训班， 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会上，我说：“‘吃喝和检查，两个是一家。哪个招待好，就把哪个夸。’开一次检查会，吃掉好几亩田！ 今后，谁来，就跟社员同吃同住，咱大队不再请酒摆席。要是检查禾苗的嫌我们不热情，评我们是三类苗，我们不怕！是坏说不好，是多说不少……”我的话还没讲完，公社刘书记、范书记连声叫：“讲得好！讲得好！”别的人也一边点头一边笑，我的话说进了他们的心坎。
1957年，我不当乡长了，跑到田杨大队（当时叫村）当书记。第二年大跃进，天天闹竞赛、夺红旗。插秧才三天，管理区就召开电话会，让我们比进度。在电话里，我报“田杨，插了20%！”别的队接着报：“25%！”、“30%！”、“35！ ”“40！”……一个比一个报得多。末了，领导同志大骂：田杨跑不快，做了乌龟。
第二天一大早， 我和大队长被叫到管理区，背了两个纸糊的乌龟回来。我背了一个大的，他背了一个小的。在田里干活的社员，看见我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喉咙都哽了。有的跑来偷偷对我说：“舌头是个软的，你咋不往多里报？上边用的是耳朵，又不用眼睛。”我说：“舌头是个软的，禾苗是硬的，是少说不多，是多说不少。饼子画得再大，有么用？”
不搞表面花，紧捏增产尺
这年割麦子，上级要我们一夜光。我说：“田地有好坏，下种有早晚，麦熟有先后，一夜光不了。”他说：“人家地里光光溜溜，你们稀稀拉拉，不好看！”我说：“讲吃不讲看，麦子不黄不开镰，刀下要留情。”我领着大队社员：黄一片，割一片。麦子倒没少收，却挨了批评。
7月，割了早稻插晚稻。上级又要我们“早上一片黄，晚上一片青。”好些大队的早稻割了运不走，只好堆在田埂上。水一泡，稻穗抽了芽，成了白胡子老头，你咬着我，我咬着你，成了大绣球。到了手的粮食，就这样白白糟蹋掉了。我就领着大队社员随割随运随插。早稻倒没受什么损失，还是挨了批评。
那个年头，理是哪个理？把人弄糊涂了。我想，我们种庄稼，究竟是图表面，还是讲实效？究竟是追进度，还是求产量？看来，这里头有两把不同的尺子。不管咋批咋闹，我是横了心，紧紧捏住后边一把尺。
大队有好些田靠着公路。人们时兴搞“路边花”。公路边的田，肥要下得多，活要做得细。春暖花开时，一律得插上早稻。有几丘冷浸田，地温低，插了早稻不发棵。等天气热了，再翻了改种中稻。插早稻，为的是——领导同志坐上小车在公路上一转，回去好吹牛：“ 我领导的某某地区，春耕生产热气腾腾，田无空地，禾苗长势喜人……”好些人尽搞外面光：箱子漆得好看，里头没衣裳。我把几个生产队长叫来问：“一万斤空话顶不了一两实货。你们是要空的，还是要实的？”大伙儿一听就笑了，表示以后不再穷折腾。
人们还时兴讲形式、凑整数。搞什么百亩田、万斤粮等等。下余生产队有一块80多亩的早稻田，社员在旁边整了15亩新田。他们想把新田也插早稻，好在地头插上一块“百亩早稻试验田”的牌子。我说：“这个体面不能装！新田地底不实，存不住水，要跑水跑肥！”大家被说服了，就在新田种上旱作物，后来得到了丰收。
1976年, 咱们大队卖公粮98.25万斤。上级来人找我做工作，要我们再卖1万多斤，凑成100万斤，好挣面光荣旗。我说：“能够做长子，决不做矮子。可是我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让群众饿肚子。”他说：“饿不着！饿不着！以后可以吃返销粮。”我说：“吃返销，国家不得利，个人也吃亏，咱不要这面光荣旗！”这一年，我们没卖一斤过头粮。以后年年增产，我们卖的公粮年年超过100万斤。
下级哄上级，就要瞎种地
有一年，推广水田锄草机，人不弯腰，让机器出力。谁知，锄草机是个样子货。咕咚咕咚，唱得好听，只能松松土，不能弄死草。我们把它撂在一边，还是用手拔草。
那天，我们正在公路旁边的田里翻泥除草，忽然听见汽车响。社员赶紧问我：“小车来了，是不是把机子搬过来？”我说：“用不着，是么样就么样。”我嘴里这样说，心里咚咚跳。一会儿，小车过来，停在跟前，下来了几位领导同志和技术员。他们问我为什么不用锄草机，我一五一十说了。技术员说：“看来，锄草机还没过关，需要改进。”有位领导同志看见我们弯着腰，干得很卖力，有的人手上出了血还不歇气，便说：“你们真是好样的！”
哈！我正等着头上挨一下石头，没有想到，掉下来的是个元宝！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想：上级领导也是想把生产搞上去，为啥常常拗着劲，跟咱们拧不成一股绳？有一个原因，他们不能像咱们基层干部，整天在田里滚。常言道：“三天不下田，没有发言权。”咱们一年在地里起码要劳动两百多天，他们做不到。他们要了解情况、指导生产，主要是靠自己的耳朵、咱们的嘴巴。要是我们给他们做戏：把锄草机搬到田里咕咚咕咚跑，向他们汇报：“很好很好，有了锄草机，人不费劲，工效很高。”那会是个什么样子？——田里的水被机子搅浑了，人们看不见没死的草。技术员也就不会想到机子需要改进， 领导同志就要把机子推广到全公社、全县甚至全省、全国。要是有谁不用，领导同志就会批评：“锄草机在田杨跑得快、干得好，你们为啥不能用？不肯机械化是落后思想、 保守势力的表现。”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我们哄了上级，上级就要我们瞎种地。
办事实打实，不会饿肚子
有一年， 我到新桂生产队检查晚稻秧田。走到跟前，闻到一股臭气。我说：“谷子沤坏了，出不了芽啦。”队长说：“出得来，出得来！”我往细里一看，知道他在说假话，就说： “是么样就么样，怕处分可不行！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季节不饶人，赶快想个补救的办法吧。”我立刻召开干部会，几个生产队决定抽出100人来，带上种子、秧苗，帮新桂队及时种上了晚稻。
去年，我们姜店管理区跟店坡管理区展开了对手竞赛。8月底，公社来人检查禾苗，看见我们管理区每块田的晚稻：蔸大秆粗、黑绿黑绿、齐齐崭崭、密密实实，比店坡区强，给了我们禾苗奖：自行车、热水瓶、高音喇叭。谁知道，9月中旬，稻穗正扬花，寒露风就来了，比往年提早了10来天。咱们有几个生产队种了“农株33号”。这个品种产量高，但不耐寒。风一来，花蔫了，穗子进不了米。曾家生产队的灾情最重，队长熊元早急得对我哭：“我犯了罪，扯了大队的后腿！秋后只有开笼放雀，要饭讨米………”
不久，公社又派人来检查生产。咱们管理区一位负责人特地赶来，向我关照：“你要照实说，年底不能得丰收奖了！”我说：“办事要实打实”，还是一五一十地汇报了。立刻，惊动了上级，连县委赖传贤书记、地委张德润书记都亲自来了一两趟。他们说：“这是天灾，不能怪大家！ ” 给大队送来了救济粮、救济款，减免了部分公粮。赖书记说：“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今后栽晚稻，要躲过寒露风，播种时间要尽量提前，稻种要挑耐寒的。”
后来，熊元早碰见我，喜得直笑：“要不是现在的好领导，我们不死也要脱层皮！”我想：还是说实话好。说了实话，有灾能救灾。我们不骗取奖品、荣誉，实打实来，不仅能让社员不饿肚子，还能帮助上级领导生产。
1980年8月
五柳村2007年5月27日收到
——湖北应城田杨大队书记龚家义的谈话
是坏说不好，是多说不少
咱们应城巡检公社办党员培训班， 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会上，我说：“‘吃喝和检查，两个是一家。哪个招待好，就把哪个夸。’开一次检查会，吃掉好几亩田！ 今后，谁来，就跟社员同吃同住，咱大队不再请酒摆席。要是检查禾苗的嫌我们不热情，评我们是三类苗，我们不怕！是坏说不好，是多说不少……”我的话还没讲完，公社刘书记、范书记连声叫：“讲得好！讲得好！”别的人也一边点头一边笑，我的话说进了他们的心坎。
1957年，我不当乡长了，跑到田杨大队（当时叫村）当书记。第二年大跃进，天天闹竞赛、夺红旗。插秧才三天，管理区就召开电话会，让我们比进度。在电话里，我报“田杨，插了20%！”别的队接着报：“25%！”、“30%！”、“35！ ”“40！”……一个比一个报得多。末了，领导同志大骂：田杨跑不快，做了乌龟。
第二天一大早， 我和大队长被叫到管理区，背了两个纸糊的乌龟回来。我背了一个大的，他背了一个小的。在田里干活的社员，看见我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喉咙都哽了。有的跑来偷偷对我说：“舌头是个软的，你咋不往多里报？上边用的是耳朵，又不用眼睛。”我说：“舌头是个软的，禾苗是硬的，是少说不多，是多说不少。饼子画得再大，有么用？”
不搞表面花，紧捏增产尺
这年割麦子，上级要我们一夜光。我说：“田地有好坏，下种有早晚，麦熟有先后，一夜光不了。”他说：“人家地里光光溜溜，你们稀稀拉拉，不好看！”我说：“讲吃不讲看，麦子不黄不开镰，刀下要留情。”我领着大队社员：黄一片，割一片。麦子倒没少收，却挨了批评。
7月，割了早稻插晚稻。上级又要我们“早上一片黄，晚上一片青。”好些大队的早稻割了运不走，只好堆在田埂上。水一泡，稻穗抽了芽，成了白胡子老头，你咬着我，我咬着你，成了大绣球。到了手的粮食，就这样白白糟蹋掉了。我就领着大队社员随割随运随插。早稻倒没受什么损失，还是挨了批评。
那个年头，理是哪个理？把人弄糊涂了。我想，我们种庄稼，究竟是图表面，还是讲实效？究竟是追进度，还是求产量？看来，这里头有两把不同的尺子。不管咋批咋闹，我是横了心，紧紧捏住后边一把尺。
大队有好些田靠着公路。人们时兴搞“路边花”。公路边的田，肥要下得多，活要做得细。春暖花开时，一律得插上早稻。有几丘冷浸田，地温低，插了早稻不发棵。等天气热了，再翻了改种中稻。插早稻，为的是——领导同志坐上小车在公路上一转，回去好吹牛：“ 我领导的某某地区，春耕生产热气腾腾，田无空地，禾苗长势喜人……”好些人尽搞外面光：箱子漆得好看，里头没衣裳。我把几个生产队长叫来问：“一万斤空话顶不了一两实货。你们是要空的，还是要实的？”大伙儿一听就笑了，表示以后不再穷折腾。
人们还时兴讲形式、凑整数。搞什么百亩田、万斤粮等等。下余生产队有一块80多亩的早稻田，社员在旁边整了15亩新田。他们想把新田也插早稻，好在地头插上一块“百亩早稻试验田”的牌子。我说：“这个体面不能装！新田地底不实，存不住水，要跑水跑肥！”大家被说服了，就在新田种上旱作物，后来得到了丰收。
1976年, 咱们大队卖公粮98.25万斤。上级来人找我做工作，要我们再卖1万多斤，凑成100万斤，好挣面光荣旗。我说：“能够做长子，决不做矮子。可是我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让群众饿肚子。”他说：“饿不着！饿不着！以后可以吃返销粮。”我说：“吃返销，国家不得利，个人也吃亏，咱不要这面光荣旗！”这一年，我们没卖一斤过头粮。以后年年增产，我们卖的公粮年年超过100万斤。
下级哄上级，就要瞎种地
有一年，推广水田锄草机，人不弯腰，让机器出力。谁知，锄草机是个样子货。咕咚咕咚，唱得好听，只能松松土，不能弄死草。我们把它撂在一边，还是用手拔草。
那天，我们正在公路旁边的田里翻泥除草，忽然听见汽车响。社员赶紧问我：“小车来了，是不是把机子搬过来？”我说：“用不着，是么样就么样。”我嘴里这样说，心里咚咚跳。一会儿，小车过来，停在跟前，下来了几位领导同志和技术员。他们问我为什么不用锄草机，我一五一十说了。技术员说：“看来，锄草机还没过关，需要改进。”有位领导同志看见我们弯着腰，干得很卖力，有的人手上出了血还不歇气，便说：“你们真是好样的！”
哈！我正等着头上挨一下石头，没有想到，掉下来的是个元宝！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想：上级领导也是想把生产搞上去，为啥常常拗着劲，跟咱们拧不成一股绳？有一个原因，他们不能像咱们基层干部，整天在田里滚。常言道：“三天不下田，没有发言权。”咱们一年在地里起码要劳动两百多天，他们做不到。他们要了解情况、指导生产，主要是靠自己的耳朵、咱们的嘴巴。要是我们给他们做戏：把锄草机搬到田里咕咚咕咚跑，向他们汇报：“很好很好，有了锄草机，人不费劲，工效很高。”那会是个什么样子？——田里的水被机子搅浑了，人们看不见没死的草。技术员也就不会想到机子需要改进， 领导同志就要把机子推广到全公社、全县甚至全省、全国。要是有谁不用，领导同志就会批评：“锄草机在田杨跑得快、干得好，你们为啥不能用？不肯机械化是落后思想、 保守势力的表现。”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我们哄了上级，上级就要我们瞎种地。
办事实打实，不会饿肚子
有一年， 我到新桂生产队检查晚稻秧田。走到跟前，闻到一股臭气。我说：“谷子沤坏了，出不了芽啦。”队长说：“出得来，出得来！”我往细里一看，知道他在说假话，就说： “是么样就么样，怕处分可不行！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季节不饶人，赶快想个补救的办法吧。”我立刻召开干部会，几个生产队决定抽出100人来，带上种子、秧苗，帮新桂队及时种上了晚稻。
去年，我们姜店管理区跟店坡管理区展开了对手竞赛。8月底，公社来人检查禾苗，看见我们管理区每块田的晚稻：蔸大秆粗、黑绿黑绿、齐齐崭崭、密密实实，比店坡区强，给了我们禾苗奖：自行车、热水瓶、高音喇叭。谁知道，9月中旬，稻穗正扬花，寒露风就来了，比往年提早了10来天。咱们有几个生产队种了“农株33号”。这个品种产量高，但不耐寒。风一来，花蔫了，穗子进不了米。曾家生产队的灾情最重，队长熊元早急得对我哭：“我犯了罪，扯了大队的后腿！秋后只有开笼放雀，要饭讨米………”
不久，公社又派人来检查生产。咱们管理区一位负责人特地赶来，向我关照：“你要照实说，年底不能得丰收奖了！”我说：“办事要实打实”，还是一五一十地汇报了。立刻，惊动了上级，连县委赖传贤书记、地委张德润书记都亲自来了一两趟。他们说：“这是天灾，不能怪大家！ ” 给大队送来了救济粮、救济款，减免了部分公粮。赖书记说：“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今后栽晚稻，要躲过寒露风，播种时间要尽量提前，稻种要挑耐寒的。”
后来，熊元早碰见我，喜得直笑：“要不是现在的好领导，我们不死也要脱层皮！”我想：还是说实话好。说了实话，有灾能救灾。我们不骗取奖品、荣誉，实打实来，不仅能让社员不饿肚子，还能帮助上级领导生产。
1980年8月
五柳村2007年5月27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