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需要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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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是判断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但GDP并不是万能的，一味追求GDP，只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GDP数字陷阱，最终遭殃的就是百姓

变了味的GDP

文/李 斌

2010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11.1%，这样的增长对国人来说已经不足为奇。金融危机使“出口”成为软肋后，“投资”临危上阵，拉动GDP坚挺回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2000年开始，出口在“三驾马车”中发挥重要作用。2004年，中国已基本转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西方人享受着廉价的中国商品，中国也赚得了大把的美元还有高涨的GDP。

由于中下游产品出口加速，导致了上游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和资源型产业的急速扩张。到2007年，经济极度过热，资产价格暴涨，投资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也同时上涨。在一片通胀形势下，当年，中国GDP增长13%。

广东省，靠给世界当加工厂，连续二十年GDP全国第一，被称为“金牌广东”。然而，这个“金牌”是用污染的环境、老百姓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换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说过：50岁以上的广州人，长期在广州污染的环境里生活，若把肺拿出来看，都是黑的。

出口导向型经济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出口企业的资源成本不断增加，汇率及反倾销风险也在加大，企业只能用压低职工工资来保持利润增长。

在“金牌广东”，16个主要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已连续六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二、三季度，广东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位列全国倒数第一。

GDP增长与老百姓收入增长差距如此之大，广东只是一个缩影。就全国来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GDP增长77倍，财政收入增长近100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六十年仅增长了约20倍。GDP显示的国家整体财富迅速增加，而为此承担成本的是辛苦劳作的民众，尤其是出口加工业的产业工人。

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的发展思路——把利润留在今天，将成本推给子孙，让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某种优势，而将巨大的风险留到将来。

除了“重商”，中国还是一个“重官”的社会，以GDP为重要指标的业绩考核制度，让官员们忘了以民为本的宗旨，只要能把GDP搞上去，什么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弄虚作假等等现象比比皆是，至于与民生有多大关系，无人考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GDP只是一个数量指标，不是一个质量指标，它并没有考虑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也没有对经济活动的价值进行道德判断。他举例说，政府建造监狱的支出与创办大学的支出没有区别；处理核事故的花费和对太阳能项目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几乎一样。而从地底开采石油只会被看成是增加国民财富，而不会被认为是资源损失。

GDP的缔造者库兹涅兹也早就警告过GDP指标的局限性：“一个国家的幸福与繁荣几乎不可能由GDP表现出来。”因为GDP没有计入经济增长对环境、自然资源、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的负面影响。

所以，只关注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发展，是GDP应用的失误。这种失误，只会让中国经济偏离正常的运行轨道，使国家的繁荣与百姓的幸福永远背离。

GDP是判断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但GDP并不是万能的，一味追求GDP，只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GDP数字陷阱，最终遭殃的就是百姓。

溯源GDP

文/盈 盈

不知从何时起，GDP成了中国人继ABC、NBA之后最熟悉的字母组合。国人，尤其是某些官员，对GDP的追捧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强调国力，要说GDP；梳理政绩，也要说GDP；提拔干部，更要说GDP。GDP俨然成了偌大中国官场盛宴上不可或缺的一瓶陈年佳酿。正所谓“无酒不成席”，没有了GDP，这盛宴还有什么看头？真不知道这GDP到底是瓶什么酒，灌得人如此寤迷三道？

GDP的定义

德国和美国的三位学者在《四倍跃进》一书中，曾对GDP作了颇为“科普”的描述：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都平安无事。此时，两辆车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突然，其中一辆车的司机由于疏忽，将车开向了马路对面，撞上了迎面开过来的第三辆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将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修理汽车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做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却依然在增加。

这就是传说中的GDP，挺神奇、挺神秘、挺怪异。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英文缩写。

从广义上讲，GDP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国民经济总量，衡量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分析宏观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的基本指标，也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从狭义上讲，GDP就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经常用到的三个重要指标。其中，GDP是总量概念，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GDP增长率是速度概念，衡量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是贫富概念，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同时也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

GDP的作用

国内生产总值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与太空中的卫星能够描述整个地球的天气情况非常相似，国内生产总值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像，它能够帮助总统、国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判断经济是在萎缩还是在膨胀，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通胀威胁之中。没有像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总量指标，政策制定者就会陷入杂乱无章的数字海洋而不知所措。国内生产总值和有关数据就像灯塔一样，帮助政策制定者引导经济向着主要的经济目标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

看起来，GDP原本就是个好东西。它像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表现。GDP为一个国家提供了一套较为正确、可比的数据指标体系，可以全面反映国民经济的总体规模，反映不同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它还可以用于分析和掌握宏观经济的运行轨迹，确定目前经济所处的阶段；可以反映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可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价格总水平的变动，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贫富状况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GDP的这些作用，对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确定合理的消费、投资比例关系和收入分配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合理健康有序地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而外，GDP还是国际组织用来测算各国承担国际义务和享受优惠待遇的重要指标。联合国会费、世界银行的贷款优惠待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等，都是以各个国家的GDP作为基本指标进行计算的。

GDP与中国

我国的国民经济统计工作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初。1952年国家统计局成立，开始开展工农业生产总值计算。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我们开始全面推行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即前苏联和东欧模式。与国民账户体系(SNA)依据市场经济理论不同，MPS依据的是计划经济理论，也称社会主义核算体系或者计划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从1985年开始，我们引入了SNA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同时也继续采用MPS模式。1993年，我国取消了MPS的核算，进入到SNA基本框架下的核算阶段。我们现在实施的是1992年国家颁布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订，2005年在全国推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经济增长为核心的GDP导引下，中国的整体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1978～2007年，中国的GDP有十六年超过了10%，只有三年低于7%，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14倍。即便是世界经济形势最严峻的2009年，中国依然成功实现了GDP“保8”(8.7%)。

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也从1978年的109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38亿美元，增长了约200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在世界的排名，也由第27位攀升至第3位。

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谁也无法忽视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

成也GDP，败也GDP

“文革”后，中国的经济已濒于崩溃边缘。国门敞开后，窥见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中国人尴尬地发现，自己就是那原本一心要拯救的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中的一员。这让爱面子的国人心里很不受用。要知道，远在唐宋时期，中国的GDP就一直很高，即便是在四面楚歌的清朝，中国的GDP也没让人小瞧过。往日的辉煌，当下的落后，激发了人们追高GDP的雄心壮志。功夫不负有心人。可爱的GDP带给了中国丰厚的回报：经济增长了，国家富裕了，政府挺直腰杆了，官员脸上也有光了。

而恰恰是这最后一条，直接引发了国人对GDP的痴迷。对于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而言，没有什么比面子更重要的了。在政府对各级官员的考核缺乏科学、有效、全面的指标的局面下，GDP顺理成章地成了顾及脸面的中国政府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主要标准。官员升迁靠GDP，激发了“举国上下”追逐GDP的热情，而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和制约制度，更使得某些地方政府不顾国情，不顾民生，甚至以牺牲环境和民生利益为代价，一味地追求GDP的高增长。大桥拆了重建，建了再炸；历史遗迹被踏平，高楼拔地而起……

于是，GDP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却越来越郁闷。这还是原来的那个GDP吗？

GDP没变，追逐它的人变了。有人说GDP一叶障目，遮住了官员的双眼，让他们只看到了增长，忽视了民生；我说，GDP不是一叶障目，而是我们的官员有穿透力，看到了GDP背后的荣耀。为了那些荣耀，他们一切都可以抛弃。

GDP奇迹，让爱面子的国人和比国人更爱面子的官员着实满足了好一阵子。然而，渐渐地，这些创造了奇迹的中国人，心里开始有些不是滋味了。因为，高企的经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环境压力、资源压力，以及就业、就医、就学、住房、养老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

于是，他们懂得了，“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无序增长”更是要承受对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以及人类健康的贻害。

然而，令老百姓困惑的是，虽然如此，但祖国各地的GDP，却在地方官的领导下，一路疯长。

纠偏GDP

2008年7月，香港明星梁朝伟和刘嘉玲在不丹举行了盛大婚礼。

很多中国人因为这个婚礼知道了不丹。而中国之外的许多人，则是因为“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缩写为GNH)了解了不丹。

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的话，那么，在国际社会，现在还有了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叫GNH。

而GNH最早就是由南亚小国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国家政策应该关注民众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于是，梁朝伟和刘嘉玲选定在那里启动他们的新生活。

GDP 环境杀手

　文/本刊记者 崔晓红

先来看一组数据：目前，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其中40%已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

数字触目惊心。而这，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另一种“收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让世界瞩目，GDP节节攀升；而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源消耗速度、环境污染程度同样令世界刮目，居住环境正日益恶化。为了GDP的连年飙升，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在中国的GDP增长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透支获得的。我们的生存空间正一点一点被昂扬的GDP蚕食。

要GDP还是要环境？这原本不应该成立的问题，如今却成为我们最艰难的抉择。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认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是对立的，认为只有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这一条道。于是，我们盲目追求GDP，而置环境于不管不顾，甚至以人民的健康、生存空间，甚至是生命为代价，为的只是享受那虚无的数字游戏带来的快感。

昂扬GDP背后血的代价

7月中旬，又一起污染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国内最大的黄金生产企业——紫金矿业[6.48 5.19%]旗下的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发生渗漏，污染了汀江，部分江段出现死鱼。据初步统计，汀江流域仅棉花滩库区死鱼和鱼中毒就约达378万斤。

铜矿渗漏，殃及池鱼。周围的居民会不会也有“铜中毒”的危险？对此，该矿所在的福建省上杭县防疫站副站长傅卫国说，鱼对水中铜含量的要求比较高，当达到0.1毫克/升时，鱼就会出现中毒甚至死亡的现象；而铜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即使饮用水中铜的含量超过1.0毫克/升，也仅仅会令水出现一点点颜色而使人厌恶，但不会引起人体中毒。

傅卫国副站长很幽默。按照他的逻辑，当地群众还应当感谢污染企业给他们“补铜”才对。事实上，正因为铜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所以不能过量摄入。铜作为一种重金属，在人体内很难代谢，具有很强的“累积效应”，因而长期饮用铜元素超标的水，很容易导致人体慢性中毒。所以，傅卫国副站长不可乐观过早，更不能轻易下结论，有没有问题，还得从长观察。

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不是个别现象，毒倒些许小鱼小虾也还算是轻的，近年来，各地恶性污染事件频发，噩耗不断传出。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

2009年8月，陕西东岭集团冶炼公司排放的铅，造成山西凤翔县两个村庄615人儿童血铅超标，其中166人属于中度、重度铅中毒。

东岭事件爆出数天后，湖南省也爆出一起类似事件。湖南省武冈市一家冶炼厂造成附近1300多名儿童铅中毒，受检的近2000名儿童竟有七成血铅超标。

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中毒事件不断发生，上述两起事故不过是冰山一角。

此外，日益污染的环境也导致部分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近年来，我国肝病和肺癌的发病率大幅度上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环境污染。水污染与肝癌发病率上升密切相关，而空气污染是导致肺癌发病率上升一个主要原因，这是医学研究证明了的。”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绿色经济研究院院长季铸对《新财经》记者表示。

经济的高速发展原本应该给人们生活带来福祉，如今却正在挤压人们的生活空间，甚至剥夺人们的生存权利。于是，有人将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GDP描述为“带血的GDP”、“黑色GDP”。听上去很刺耳，但这是事实。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实尚未引起社会、政府的足够重视。警钟尽管长鸣，但却看不到可能改变的迹象。

从沿海到西部 污染一个都不能少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三十多年，也是污染大跃进的三十多年。而且，哪里先发展，哪里就先污染。中国经济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发迹，污染也从那里开始。珠三角、长三角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率先昂头，与此同时，污染“成效”也很显著。珠江污染了，长江污染了，太湖污染了，2007年夏天，太湖蓝藻泛滥导致江苏省无锡市“饮用水危机”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如今该轮到西部了。今年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周年。近日，党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了西部大开发工作会，会议系统总结了西部大开发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需要提醒的是，有关部门在统计经济发展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忘了算一算污染这笔账。

对于西部发展而言，过去的十年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开发将往纵深发展。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变，污染模式也将照旧。广袤的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经济发展能量的同时，也必须做好污染蔓延的准备。很多人对比表示担心，比如季铸教授。

季铸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西部大开发=大卖地=大污染=大破坏”。中国西部生态十分脆弱，三十多年来，中国西部的资源和生态受到严重破坏。今天，中国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西部大开发。从中国东北和东部的大开发历史看，所谓大开发无非是出卖土地建工厂、卖房子，大开发变成大卖地、大污染。东北完了，东部地区从珠江、深圳河到黄浦江、海河全部污染，未来全面承接东部污染产业的西部地区也将重蹈覆辙。广西南宁这个美丽的城市已经被地方官员折腾得严重污染。以往，各级政府是土地和环境的保护者，如今，各级政府成了出卖土地、破坏环境的驱动者，无人能阻，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就是大开发=大卖地=大污染=大破坏。十年，中国西部彻底完了。决策者只想摘今天大开发的果子，却不顾十年后破坏的结果。

“东部污染了，还有水稀释，西部连水都没有，问题会更严重。一旦重庆污染，长江会全军覆没。”季铸说。

“按目前的发展情况，您预计，多少年后，长江沿线就真的没有水喝了？”记者问。

“不是说多少年以后，我们现在就没有水喝了，不是因为水量不够，而是没有干净的水。如果我们用东京的水标准，中国没有水喝。长江污染了，黄河污染了，包括近海大概75%都已经污染了。污染没有轻重之分，说五度污染就很重，三度就不重吗？杯子里掉进一个苍蝇和十个苍蝇是一样的，水反正都不能喝了。”季铸回答。

污染也是GDP

说政府一点儿都不关心环境，显然有违事实。从全国“两会”到地方大小会议，环保问题俨然是热门话题。这是政府屡表决心的一个地方，政府一再承诺要“转变增长方式”、要“节能减排”，但似乎也是政府言行不一的地方，往往说的比做的多，甚至说一套做一套。

对于出现的很多污染事件，且不说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主动调查，负起监管责任；就是群众前去反映，他们也常常是听罢而已，不采取任何实质性举措；很多时候，只有等到群众使用暴力方式进行群体抗议，政府才不得不重视和处理，因为事件一旦闹大，很可能威胁到头上的“乌纱帽”。上述山西和湖南儿童铅中毒事件就是例证。地方政府对群众生命健康的漠视，比环境污染本身更可怕。

当污染事件涉及到某些企业，特别是对地方财政有重要贡献的企业时，地方政府在处理时往往显得不够果断，致使很多企业一犯再犯。

比如紫金矿业，事实上，这次渗漏事故并非头一遭，可以说，它已经是“污染惯犯”了。

去年4月25日，紫金矿业位于河北张家口崇礼县的东坪旧矿尾矿库回水系统发生泄漏事故，引起部分当地居民呼吁“坚决取缔这个矿”；同年年底，福建龙岩市环保局连收到两封投诉信，直指“紫金矿业污染武平下村村矿区水源非常严重，池塘的鱼都死了”；今年，紫金矿业更在5月底国家环保部公布的《通报批评公司及其未按期完成整改的环保问题》中成为11家被通报的上市公司之一，旗下多达7家企业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环保问题(当中便包括紫金山铜矿)。

问题存在，企业依旧存活良好。原因何在？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以紫金矿业注册地、紫金山矿床所在的上杭县为例，其200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20亿元，其中，矿冶产业实现产值14.2亿元，高达71%的比例凸显出矿冶业对该地工业的支柱作用。而彼时，位居福建大中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效绩“十佳”之首的紫金矿业，当年上市资产的主营收入便达152.57亿元。而且，当地政府与公司的接触颇为密切，上杭县原副县长郑锦兴曾在2006年8月至2009年6月间，任紫金矿业监事会主席，随后从公司辞职后再赴任同市的武平县任副县长直至今年。

对地方政府而言，这类企业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是地方GDP的重要贡献力量，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力保它们，哪怕是重要的污染源。如此这般，企业在环保问题上的屡犯屡不改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GDP是第一位的，因为这是上级考核政绩的核心指标。正如郎咸平所说：“地方政府会在乎污染吗？污染无所谓，来一个污染，GDP就上升，污染能创造GDP。如果污染搞坏了怎么办？就治理，这多好啊。所以，下任官员一上任就会发现GDP大幅度上升(治理污染也是GDP，所以，官员不怕污染)。我们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考核，基本上是以GDP为纲，这是必然结果。”

未来怎可期许

紫金矿业这次事故发生后，上杭县副县长蓝富雁表示，县政府已经向紫金矿业发出通知，责令紫金山铜矿立即停产整改。既是整改，很可能不久又会重新生产。企业整改后可以重新生产，而被污染了的环境要再回到以前恐怕没那么容易了，再者，因环境污染而被伤及的人的健康和生命，更是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仅仅三十多年，我们的环境已经被毁坏得满目疮痍。要保护环境，大道理谁都懂，但要切实扭转目前恶性污染的现状，仅靠口号和一些不痛不痒的举措，是远远不够的。“唯GDP论”这种畸形的干部政绩考核标准一日不改，环境污染就将继续恶化下去。

没有了GDP，我们用什么来考核？从环保的角度，有人提出“绿色GDP”的概念。

所谓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绿色GDP在国际上不是什么新概念，不少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采用这种核算方式。季铸从事绿色GDP在国内的研究推广已经好几年了，并发布了《中国300个省市绿色GDP指数报告》。目前，虽然绿色GDP的概念在国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传和普及，但与季铸的期望还有很大距离。

要经济还是要环境，这是个老问题了。有人认为，我们逃脱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那条老路——“先发展后治理”。

对此，季铸很不认同，“谁家那么过日子？先把家折腾到不行再治理？”他认为西方国家走上这条路是正常的，因为当时没有工业化发展的先例，但后来者不能明知是错的，还继续效仿。“第一个这么做，正常；第二个还这么做，就是愚蠢的；第三个再这么做，就不仅仅是愚蠢能解释的了。”季铸认为，中国目前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干净和绿色的发展模式，但首先需要从思想上作彻底改变。无疑，这很难。

季铸说，思想的落后决定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落后。“中国现在最愚蠢的，就是思想的愚蠢，然后又统一思想，统一到一个最愚蠢的思想上。”

GDP 房价推手

　文/易宪容

从4月17日，“新国十条”(《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出台已三个多月了，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只让我们看到了房子销量的迅速下降，而没有看到房价的迅速下跌。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看，房价实际还在上涨。

一直以来，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了不少，但对于房价的调控却是越调越高，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究其原因，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了一个投资市场，整个房地产业也成为了助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房价下跌，将严重影响当地GDP增长；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房价下跌，将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增速。

为保GDP新政难落实

“新国十条”出台后，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全国普遍快速上涨的房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第二，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住房销售量都出现了剧烈下降；第三，各地住房按揭贷款都出现了快速减少；第四，在各地住房销售量全面下降的同时，不少地方的房价仍处于高位而没有下调。

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量缩价滞，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是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当有利于投资者的房地产优惠政策突然改变时，房地产市场预期就会发生180度大逆转，想进入的新投资者因政策限制或对房地产市场前景不明朗，不敢进入市场，从而使房地产投资需求突然趋向于零。

同时，由于房价过高，住房消费者已经被挤出了房地产市场。当投资者和消费者都没有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时候，整个住房市场的需求也被停滞了，销售量急剧下降。

但是，对于已经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来说，他们购买住房的目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而且，很多人是通过优惠信贷政策购买的住房，投资成本较低。当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销售量突然下降后，投资者并不感到惊慌。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认为政府是不会让房价下跌的，所以也不急于出手。住房投资者这么想，房地产开发商更有恃无恐，力挺房价不下调。

我们可以看到，“新国十条”的基本宗旨是改变当前房地产市场基本功能，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到居住的本性上，并对房地产的投机炒作进行严厉打击。但是，“新国十条”出台后，不仅一些地方政府迟迟不推出落实政策，而且，中央政府对“新国十条”的政策落实也仅是一部分，政策的很多重要方面都没有推出，比如房地产税，中央政府并没有督促各地方真正落实推出。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当其对“新国十条”政策没有较大决心落实执行时，市场预期就无法改变，以投资主导的房地产市场就无法转变为消费主导的市场。

地方政府把房地产市场维持在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上，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抬高房价。因为，在目前的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同时，房价高了，开发商对于土地的需求就会增加，政府土地交易价格就会升高。土地价格升高，不仅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还可以增加地方政府对当地基础设施的投入，由此更大幅度地带动GDP增长。

当然，房价高也显示了政府官员个人持有的财富更多，显示地方政府的寻租空间更大。近年来，很多重大贪污腐败案件，没有几宗不是与土地交易有关的；同时也看到，全国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度使用土地、过度建设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这些都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增长的结果。

房地产成了调节GDP增长工具

国内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会变成投机性市场，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对房地产定位的偏差。特别是2003年的“1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之后，房地产业完全成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而不是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市场。在经济增长下行时，政府会推出各种鼓励房地产投资的优惠政策，希望以房地产业投资增长来带动GDP增长；当经济增长过热时，政府又会通过房地产宏观政策来遏制经济过热。房地产成为了调节GDP增长的工具，从而也推高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

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了一定影响，政府为防止国内经济出现全面下行，推出了“131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房地产实施全面刺激的发展政策。这是对2007年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突然逆转，造成了2009年国内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各地房价快速飙升，房地产泡沫也被吹得巨大。

2009年，个人银行贷款达24600亿元，是2008年的4倍多。2010年上半年，个人银行贷款达12100亿元。这些个人贷款中，绝大部分是住房贷款。试想，当房价快速飙升，房屋销售又快速增长时，通过银行贷款购买住房的人，多数是房地产的投资者。

既然是住房投资者，他们关注的就不是房屋的购买价格，而是未来的升值空间。而对住房消费者来说，当房屋价格超过其支付能力时，他们是无能力进入这个市场的。当投资者成为房地产的主要买家，房地产业的本位就会发生巨大变化。房地产市场不是用来解决绝大多数居民的基本居住，而成为少数人赚钱谋利的工具。可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性已经发展到了极致，炒房在全国大中小城市都很普遍，随着高涨的房价，全国乃至各地方的GDP也都涨上去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快速增长了，经济在房地产的推动下一派“欣欣向荣”。

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会如此普遍地进入房地产投资市场，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普通城市居民会手上持有多套住房，美国居民持有一套住房的比例是95%。

过度的炒房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源错配、房地产市场价格扭曲、财富浪费，也会改变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及行为方式，让国家的金融风险进一步放大、经济结构更无法调整，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

房地产业不仅可以增加GDP，更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不能只为了GDP而不顾民生。所以，应该全面遏制国内各种方式的房地产炒作与投机，要把国内房地产市场定义为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市场，而不是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以投资为主导的房地产市场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一定会吹大房地产泡沫，用房地产泡沫来推高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泡沫破灭，引起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这是任何人都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

现在很多人担心，挤出房地产泡沫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一定要认清房地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根本不同，由于房地产生产的同期性及住房销售预期制度，住房投资周期反映往往滞后于住房销售周期半年到一年。

因此，当住房销售迅速下降时，上一周期的住房销售繁荣能够在半年及一年时间反映在住房开发投资上。比如，2010年1～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38.2%，房地产流入资金同比增长57.2%，国内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43.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同比增长88.8%，住房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72.4%。同时，1～6月的住房销售增长仍保持在38%以上的速度。

也就是说，尽管近期全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量降价滞的局面，但国内房地产投资增长仍处于快速增长周期，住房销售下降并没有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反而使增长速度更快。因此，中央政府决不可因为最近的住房销售变化而改变其“新国十条”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或者不对国内房地产市场投机炒作进行全面遏制与调整。

带色的GDP

文/牛 刀

2010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GDP总量不少，17.284万亿元，增长11.1%。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下，这样的经济增长幅度了不起，至少在全球G20国家中首屈一指。

遗憾的是，市场对此反应并不热烈。因为中国的GDP增长的全部意义，已经被政治化了，也就是说，GDP与地方官员的政绩有关，与他们的升迁、重用和乌纱帽有关，与经济民生似乎关系不大。因此，GDP对市场的刺激作用也不大。

为何给GDP加颜色

地方官员一谈起GDP，尽管无奈，但还是会为了增加GDP而不懈地努力。很多地方为了盲目追求“高增长”，片面追求GDP，招商引资、大建开发区，引进高污染项目，不惜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吃的是祖宗“遗产”，断的是子孙生路。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长，被老百姓称为“黑色GDP”。

当然，官员们追求GDP还有另一层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升迁。上级考核的第一个指标就是GDP，领导下来考察问的第一句话也是GDP多少。GDP涨幅大的地方，官员们牛气虎胆，财大气粗；而GDP拖后腿的地方，官员们往往抬不起头，更别想着升迁了。所以，因为与升迁挂钩，与自己头顶的红帽子有关，所以，地方官员把GDP称作“红色GDP”。

为了“红色GDP”，很多官员绞尽脑汁，GDP上不去怎么办？纷纷作假，本来只有10个亿的GDP，往上报的时候，就报15个亿，等上面查起来再说。GDP造假，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2004年，地方GDP总和高出全国GDP的20%；2008年，地方GDP总和高出全国GDP约9%；2009年上半年，地方GDP总和高出全国1.4万亿元。这样，让国家统计局非常头痛，数据老是统计不准，一查，才知道是某个地方多报了；再一查，这个多报的地方官员已经升迁了。用虚假政绩考核出来的官员，怎能让老百姓信服。

再生猛一点的地方官员，就大兴土木，强拆强迁，胡乱开采小煤窑和其他矿藏，也能搞出很多GDP来。也因此引发出许多极端事件。因为强拆而导致的自焚事件、因为违规开采而导致的矿难，屡禁不止。所以，有人劝说：别为了GDP搞得太过火，这样就算搞出了GDP也不太值。

所以，大家就谈起了“绿色GDP”。绿色GDP符合上级领导口味，听起来还比较时髦。既创造了GDP，又保护了环境，保护了生态，保护了耕地，也保护了社会稳定，更能保证升官的前景，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GDP本身不应该带颜色，可中国的GDP硬要搞出各种颜色来。这种带颜色的GDP无法成为宏观经济的真实参考指标，投资者如果以带色的GDP来指导自己的投资行为，那大多数人一定会亏得老本都不见。GDP应该是没有色彩的硬指标，是衡量社会财富增长的重要标志。没有社会财富的增长，再高的GDP也是徒增笑柄，或只能是官员高升的阶梯。

是否要重构GDP

GDP之所以成为地方官员升官的阶梯，成为他们贪污腐化、大吃大喝、强拆强迁的借口，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GDP构成不合理。当然，这里有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对欧美国家开放，借鉴的也是欧美国家的数据模型。GDP、CPI这些指标都是借鉴美国的数据模型。

但是，中美两国毕竟有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不同决定了宏观经济的数据模型搭建也有所不同。比如，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现在来看，完全垮塌了，除了投资这一驾马在跑，消费和出口都是大起大落，已经缺少了稳固的根基。除了GDP总量外，其他的细分数据，其研究价值已经不高。

中国与美国在体制上不同，两国在消费上也有本质的不同，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居民消费。美国的政府消费是有严格控制的，白宫的消费要经过国会批准额度，白宫办公厅会严格控制使用；美国各州政府的消费与中国地方政府消费比起来，十分吝啬，如果美国的政府官员像中国的官员这样消费，那他的政府早就破产了。中国是政府消费最为庞大的国家，政府消费占GDP的权重很高。

发展经济的全部使命就是创造社会财富，实现国强民富。那么，国强民富体现在消费上，就是不遗余力地扩大私人消费；只有私人消费的不断扩大，才有实体经济的全面振兴。从社会层面来看，只有私人消费的不断扩大，才有国民幸福指数的提高，才能体现人民的富裕程度。

现在，所谓政府的消费其实许多是挥霍浪费，，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损耗的是国民财富，助涨的是贪污腐化。政府消费不但造成了浪费，还培养了官员好吃赖做的秉性，造成了政府机关人员庞大和效率低下。要改变这种局面，通过经济手段也许比通过行政手段会更好。

彻底废除“破窗理论”

老百姓的语言总是很朴实：什么GDP，就是搞地皮。一语破的，力透纸背。为了GDP不惜拆了建、建了拆，全国各地到处是“鬼城”。最著名的有鄂尔多斯[12.35 0.08%]的“新城康巴什”，这座耗时五年，耗资50亿元、为100万人居住的豪华新城，目前入住人口不到3万人，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空城。鄂尔多斯依靠“羊、煤、土、气”使人均GDP超过北京、上海。财大气粗的鄂尔多斯不计成本地建设这座新城，还是为了推高GDP。可是，到头来无人埋单，最终受害的还是当地老百姓。鄂尔多斯用建新城的办法来增加GDP，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早已有之。

著名的“破窗理论”就是这么来的。敲破窗户可以为补窗工匠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玻璃店得以增加销售额，玻璃企业做大了市场蛋糕，玻璃厂工人的效益增加，购买力提升，将把破窗带来的经济增长传递到其他行业。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把“破窗理论”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见谁都说，房地产可以拉动上下游50多个产业，其实，中国的房地产就是“破窗理论”的一个翻版。

拆一片地是GDP，然后建好场馆又是GDP，在很短的时间内请大家来参观是GDP，活动结束拆掉场馆也是GDP。许许多多的大兴土木，明明是面子工程，浪费社会财富，却编织成能够拉动GDP的谎言。这种扭曲的政绩或许能让地方政府官员乐在其中——它是彰显政绩的硬杠杠，是走向平坦仕途的基石，甚至成了官员们顶礼膜拜的“图腾”。

在浪费财富和创造财富之间，其实隔着很深的鸿沟。破坏自然生态、透支未来资源，是短时趋利行为。在以GDP论英雄的形势下，有的领导干部不惜以高消耗和高污染为代价，表面上经济增长了10亿元，但这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等等现象却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和浪费，广遭诟病。

真正为民创造财富，才是GDP的核心内涵。创造财富的根本，就是生产、消费。生产拉动消费，消费促进生产，这是创造财富的永恒法则，万变不离其宗。脱离了生产，脱离了消费，去奢谈GDP，那都是玩虚的。作为政府，应该以民生为重，回归政府的本位。

宋朝“市长”的政绩工程

近期，长江沿线10省市洪灾严重，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当加固了6次仍是“豆腐渣”的抚州唱凯堤在遭遇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后轰然崩溃时，当广州、重庆等诸多城市在暴雨突袭下变成一片汪洋时，江西省千年古城赣州的不涝，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6月21日，赣州市部分地区降水近百毫米，市区却没有出现明显内涝，甚至没有一辆汽车泡水。而此时，离赣州不远的广州、南宁、南昌等诸多城市却惨遭水浸。

千年古城不涝之谜的破解，不能不让我们为九百多年前的赣州城市防洪工程唏嘘：当我们把防洪大堤频频崩塌、城市纷纷变成泽国的原因，习惯性地归结于“百年一遇”或“五十年一遇”的洪水时，北宋虔州(今赣州)知州刘彝造福当地百姓近千年的城建工程——福寿沟，就不能不令我们汗颜。现在的中国市长，几乎都是硕士、博士学历，也都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雄心，争相把经营城市作为政绩来抓，但能有几位敢拍下胸脯，承诺自己的“政绩工程”能够让一千年后的老百姓还能看到，还能记得？

GDP与重商之殇

重商主义是对外以邻为壑、对内急功近利的经济思想。它把利润留在今天，将成本推给子孙，它可以让一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某种优势，而将巨大的风险留到将来。当最后算总账的时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相将彻底暴露

　文/冀志罡

对于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海外经济学家们总是不吝用“奇迹”这个词。以他们通常以十年为尺度的眼光衡量，持续以10%的复合速度增长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于是，有人对中国的中央计划盛赞有加，有人要跟中国学习宏观调控的经验，还有人干脆开始总结“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

太阳底下无新事。高速增长的是GDP，并不是人民的享受或幸福。GDP的全名叫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表征生产数量的概念。也就是说，不论消费是否在国内，只要生产在国内，就有GDP。所以，我们担当起了世界工厂，为全世界人民生产廉价商品，同时，满足于自己节节攀升的外汇储备和GDP数字。

更大的玄妙是，只要生产在当期，便计入当期的GDP，至于何时消费在所不问。我指的是投资。花100亿元修一条高速铁路，当期GDP就增加了100亿元；至于有多少人会使用这条铁路，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必考虑。2009年，投资在GDP中占到了史无前例的50%以上，说明投资才是拉动GDP的真学问。

以上就是所谓的中国经验。就这么简单。它不是什么奇迹，更不是中国政府的创造。它不过是古老的重商主义的现代翻版而已。春秋时期的管仲是重商主义的祖师爷，而提出重商主义概念，并在理论上予以梳理，则是近代欧洲的事情，那也是三百年前的事儿了。谁让经济学家们的眼睛老盯着最近几年的统计数字呢。

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多寡的唯一标志是拥有金银货币的数量。拥有货币越多，一个国家或个人便越富有，而拥有货币越少，则越贫穷。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是对金银货币的争夺。谁得到了货币，谁就是胜利者；谁失去了货币，谁就是失败者。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因为一方得到而另一方失去了货币。重商主义者主张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便使国家得到尽可能多的货币。

重商主义是对外以邻为壑、对内急功近利的经济思想。它把利润留在今天，将成本推给子孙，它可以让一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某种优势，而将巨大的风险留到将来。当最后算总账的时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相将彻底暴露。

管仲的重商主义国策

中国最早的重商主义政策来自春秋名相管仲。

为了报答齐桓公不杀的知遇之恩，管仲为齐国拟定了一系列极具想象力的政策，包括鼓励经商、促进出口、为外来客商提供方便，等等。这些政策今天看来，俾之无甚高论，在当时却不得了。齐国近海，盐铁出口本就是强项，加上一系列鼓励出口和经商的政策，列国的金属货币便源源不断地涌入齐国。齐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当然也就水涨船高了。

那是公元前7世纪，距离人类发明信用货币还有两千多年时间。贵重金属，包括金银青铜等——是当时的主要货币。齐国大量出口，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这些贵重金属便大量流入了齐国。而为了将贵金属控制在自己手里，管仲还建立了国有企业，垄断了盐铁等大宗出口商品。齐国国力于是快速增强。

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政策，虽然当时没有这个词。它的主要内容包括：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政府大量囤积货币——当时是贵金属，现在是美元；政府垄断资源性产业，将国民经济的核心部分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样做的目的则是：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加强政府与他国交往时的话语权，直至控制别国的经济命脉。

管仲确是此中高手。手里掌握了大量贵金属后，便开始用市场操纵的手段打击政治上不听话的国家。史载，为了对付楚国，管仲命人赴楚国高价收鹿。楚人在价格信号的指引下，纷纷放下锄头上山猎鹿，农业于是荒废了。来年粮食短缺，楚人准备用卖鹿得来的钱进口粮食，才发现各国已经与齐国结成粮食垄断联盟，一致拒绝出口粮食给楚国。管仲趁机伐楚，军粮不足的楚国只好认输。

当然，该策略有效的前提是，齐国必须掌握足够多的金属货币，多到足以控制市场的程度。这有点像中国股市里的庄家。据说，管仲还用类似的手段收服了鲁、梁、代等国。

这样看，重商主义的确对政府很有利。管仲相齐四十年，帮助齐桓公成为一代雄主，称霸诸侯，当时齐国的国际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国，是列国争相效仿的榜样国家。

但这样的政策，只在金属本位制下才有效。由于金属冶炼能力不足，金属本位往往导致货币短缺，因此，鼓励出口货物换取货币的确有利于活跃本国经济。反之，进口国由于流失了贵金属而导致通货紧缩，很容易陷入经济困境。在金属本位下，重商主义几乎是各国必然的政策选择，虽然以邻为壑的结果是谁也捞不到好处。

现在，世界通行的是信用本位，所谓fiat money。货币不足时，央行可以零成本注入；货币太多了，央行也很容易收回。管仲的招数已经不好使了。不管你手里攒多少货币，对手也根本不在乎，因为货币多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你收他就放，你放他就收。更要命的是，他随时可以让自己的货币贬值，让现代管仲结结实实亏一大笔钱。

中国人民银行曾经以8.3的价格买了很多美元攒起来，到现在已经整整攒了2.5万亿美元。好像美国也不听中国的，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没增加多少。倒是人民币现在已经升值到6.77，央行有没有算过亏了多少？管仲的招数真的过时了。

就是在当时，管仲的策略也只是短期有效。其他国家一旦识破齐国的图谋，为了不受制于人，便相应推出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大家都限制进口，结果就是谁也别想多出口。

而齐国的繁荣也是昙花一现。到管仲去世，齐国便走上了下坡路。政府控制大量财富，导致腐败和内部权力斗争加剧。到齐桓公自己也奄奄一息时，儿子们为了争权互不相让，一代雄主竟然活活饿死，数日后尸臭无法掩盖才匆匆出殡。

重商主义成就了齐国，也毁了齐国。

成本谁负，收益谁属

重商主义是一种国家本位思想，是伴随着欧洲民主国家的诞生而诞生的，它的国家本位取向切合了当时各国领导人争相提高国际地位的欲望。同时，将金银货币视为财富的唯一表征，也符合人们的生活常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将货币多的人称为富人，将货币少的人称为穷人。《福布斯》排行榜也把富人的财产换算为某种货币后再进行比较。尽量多的获取货币难道不是一个人提高财富地位的唯一办法吗？财富与货币本来就是同义语。

政府积累大量金银货币，对提高国家的地位固然有利，对从事生产的民众却未必如此。重商主义要求本国民众多生产而少消费，其差额才能形成政府储备。反之，如果民众多消费而少生产，则国家必然债台高筑，政府必然缺乏储备。因此，重商主义天然地要求国家抑制进口，鼓励出口。

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富足，是因为它拥有很多货币。所以，一个国家要想变得强大富足，首要的事情就是获取并储存大量货币。西班牙人刚到南美的时候，像疯子一样到处打听哪有金银矿，令印第安人非常迷惑，为什么这些白人不对吃喝感兴趣，却偏偏喜欢那些只能用来做装饰品的硬疙瘩(当时的印加帝国没有货币)？最终，为了满足西班牙人对金银的疯狂欲望，上千万印第安人被驱赶到矿井中从事非人劳动，大部分失去了生命，是欧洲人殖民扩张中最血腥的案例之一。

南美的金银确实让西班牙富裕了一阵子。他们把金银铸成货币，大量进口稀缺物资，并支持对外战争，王室也可以不靠多征税来维持奢侈生活。西班牙一度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但其他国家也不傻，他们很快就明白了，西班牙国王是在用南美的金银对全欧洲征铸币税。除了掠夺金银，西班牙人并没有额外创造任何物质财富，他们只是从欧洲人的财富中分得更大的份额罢了。于是，其他国家弃用金币银币，改用纸币。

这下子西班牙傻眼了。虽然这些纸币多数仍以金银为发行准备，但也够西班牙人喝一壶了。他们辛辛苦苦从南美抢回来的金银，忽然没人要了。有了可靠的纸币，还有谁稀罕沉甸甸的金币银币呢？而有了纸币，银行还可以信用为基础发行银行券。货币再也不短缺了。

跟齐国一样，西班牙很快就衰落了。过惯了好日子的西班牙王室已经不记得怎样生产、如何征税了。西班牙被重商主义给忽悠瘸了，而陪葬品就是南美矿井里的千百万印第安冤魂。自那以后，西班牙再未崛起过。

重商主义是政府容易吸上瘾的毒品。拥有大量货币能给统治者以安全感和踏实感。但对国家尤其是大国来说，这些感觉是虚幻的。重农主义者早就正确地指出，真正的物质财富不是金银货币，而是人们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各种产品，尤其是粮食(所以他们被称为重农主义)。如果国民不能创造财富，社会又不能恰当地分配财富，货币再多也没有用。

除了货币幻觉，政府倒向重商主义的另一大诱因是寻租机会。为重商主义负担成本的是民众——在齐国是本国民众，在西班牙则是印第安民众——而收益全归政府。政府为了获取和积累货币，往往需要设置大量垄断和管制，例如，垄断某些所谓战略性行业，以及外汇管制。这些政策会养育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会拼命地支持政府继续重商主义政策。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政府也积累了天文数字的货币——美元。而为此承担成本的同样是辛苦劳作的民众，尤其是出口加工业的产业工人。最近发生的多起工潮和富士康的工人跳楼事件，正是对长期以来工资畸低的强烈反抗。但即使在工资大幅提升后，他们的工资水平仍不及美国同行的十分之一。

外汇储备只有通过持续贸易顺差才能大量积累。贸易顺差则需要本国民众多生产少消费。压低本币汇率的目的正在于此。低汇率赋予本国出口企业更大竞争力的同时，也使民众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被压低。最近十年，消费在中国经济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可见重商主义在中国贯彻得多么彻底。

这也使经济患上了出口依赖症。依靠出口吃饭的人越多，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就越高，反对经济转型的人也就越多。也许政府觉得外汇储备已经够多了，但数千万个饭碗怎么办？

作为重商主义的始作俑者和最大受益者，政府必须勇于承担代价，而不是用机会主义策略混得一时算一时。政府也不应试图把转型的代价推到民众身上，他们本来就是重商主义的受害者。

走出重商主义的泥潭

中国必须摆脱重商主义，才能避免类似齐国和西班牙的那种失败。在信用货币时代，大量积累外汇储备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少量外汇储备也没有意义)。因为中国多赚的每一个美元，都必须以购买债券等形式回借给美国人使用，利率比美国投资中国的回报率低得多。这相当于中国政府在为美国金融业提供补贴。听起来很荒谬，但事实就是如此。实际上，中国还通过压低汇率补贴了美国消费者。重商主义持续得越久，中国人就将补贴美国人越多。

重商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进而导致过度投资。追求经济增长本身没有问题，也是各国政府共同的诉求。但只有中国政府几乎强制性地规定了一个“保8”的目标，强制增长的结果就是无节制地投资。因为消费本身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任何消费都只能消耗当期的产品和服务，而投资却可以透支未来。对GDP来说，消费一块钱和投资一块钱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显然，对各级地方政府而言，保增长最好用、最方便、也最保险的手段只能是投资。

高投资来自高积累，而高积累必然导致低消费。这是GDP中消费比重越来越低的另一个原因。

重商主义政策已经使中国经济陷入了对投资和出口的双重依赖。政府害怕投资下降，因为那会使“保8”化为泡影；政府也害怕出口下降，因为那会使就业压力陡增；政府也没有太多办法鼓励消费，因为钱都在政府和国企手里，老百姓的钱包空空如也。

看起来似乎无路可走。转型必然伤及增长，保增长就必须放弃转型。温总理常说的“两难”也许正是这个意思。如果政府的经济政策总是设定相互矛盾的目标，那么，经济将永远无法转型。如果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那就只能管增长，不管结构。中国经济也就只能在重商主义轨道上继续狂奔，直到彻底失控为止。

要摆脱重商主义，第一，应当放弃经济增长的数字目标，至少要把数字降低，以便为政策调整留出余地，例如将“保8”降为“保6”。政府的数字压力减轻了，才有可能进行结构调整。

第二，政府必须放弃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对进出口一视同仁，甚至改为鼓励进口的政策，以改善贸易环境，降低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压力。政府也应考虑取消外汇管制，将手中过多的外汇卖给民众，以便藏汇于民。

第三，政府应再次启动国企改革，将垄断性央企私有化，并最终实现垄断行业对民营资本的彻底开放。目前包括银行在内的大部分央企资产都已经上市，这为私有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只要中央政府公开宣布私有化目标，并以稳定的节奏在二级市场减持股票，私有化就可以在不伤筋动骨的前提下稳妥地完成。

有必要指出，打破垄断是以央企私有化为前提的。只要这些央企还是政府所属，他们就必然受到政策偏袒，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民营资本的公平竞争。事实上，民营企业家们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也不会傻到去跟央企正面竞争。

第四，政府应当用减持外汇和央企股份的钱，建立一个具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不是像现在的社保这样千疮百孔。政府甚至可以公开宣示，随着经济的转型，政府自身也将由增长型转变为服务型，并恢复政府的本来面目。

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15～18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后为古典经济学取代。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重商主义者认为，要得到这种财富，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该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中提出来的。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抨击了重商主义，他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明的经济政策。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才废弃以重商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经济政策。

还GDP以本义

追求GDP增长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经济增长是否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是否也在增长

文/本刊记者 李 斌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毋庸置疑，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三。然而，GDP增长与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没有同比例增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单纯追求GDP为目标的增长方式，是以破坏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得不偿失；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浪费了资源和能源，使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

GDP高涨的背后，是各种问题的凸显。如今，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追求GDP的高增长？国富了之后，如何解决民富问题？用什么办法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何时才能解决？未来，我们如何在GDP与环境之间找到平衡？

就这些问题，《新财经》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管清友、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晓。

追求GDP过犹不及

《新财经》：高增长的GDP代表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但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追求GDP的高增长？

迟福林：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时期。过去，我们的产品严重短缺，很多人吃不饱饭，为了解决贫困人口问题，我们做大了GDP，通过提高国家实力来解决贫困问题。

今天，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以前的温饱阶段进入到了高速发展阶段。这个时候，社会矛盾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生产产品短缺变成了公共产品短缺。这种情况下，再以GDP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发展形势了，转变发展方式是中国的必然出路，要从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转变为追求国民收入为目标。

追求GDP总量不利于解决社会总需求问题，反而使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今后，我们必须进入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阶段，迅速释放和扩大社会总需求。要让老百姓有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通过社会鼓励政策，解决消费预期问题；通过提高国民收入，解决消费能力问题。只有增加了国民收入，才有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

李 实：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本身没有错，GDP的高速增长会带来很多积极的效果,但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中国追求GDP高增长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缓解就业压力，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要把就业问题始终放在优先地位。没有高速增长的经济，就不可能保持高水平的就业率。所以，缓解就业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追求GDP增长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看，地方官员追求GDP，一方面是出于就业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了GDP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高速的经济增长，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这样，地方政府就会有更多的财力去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基础设施工程、民生工程，当然还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更多的财政收入有助于地方官员提高自己的政绩水平。当然，不排除有些地方官员对自身利益考虑得多，相对应的，对民生等其他问题就考虑得少。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上了为了增长而增长的道路。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不应该成为忽视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借口，不应为了经济增长而忽视民生问题。

管清友：GDP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全世界通用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提高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定要通过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发展，GDP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不能把手段当成目标，追求GDP只是一个手段，根本的目的是要实现民富国强，不能把追求GDP的手段当成目的。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改善政府考核体系，更加重视环境指标、就业指标、公共服务指标，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思路。在保证GDP增长的前提下，促使经济转型，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矫正片面追求GDP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财经》：如果按李实老师所说，追求GDP增长是为了解决就业。过去，靠出口拉动经济的确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就业，现在出口已经萎缩，2009年以后变成了以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而投资基本上是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相比，民间投资解决的就业人口应该更多。

李 实：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失业现象，很多人下岗。再加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给城市的就业带来了一定压力。当时，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政府大规模投资，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从而缓解了就业压力。

其实，经济增长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还可以通过提高资本密集程度，增加投资强度，特别是增加对高附加值行业的投资，也可以带来经济增长，这样就会使用更多的劳动力。不同的增长方式，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而言，保持经济与就业的同步增长，应该成为我们评价经济增长的第一原则。如果背离了这个原则，就会带来一定问题。

城市化使百姓收入与GDP同步增长

《新财经》：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35470亿元，结合下半年预期，全年财政收入可能实现8万亿元。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六十年来，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了近1000倍。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仅增长了不到20倍。国家财富增长了，如何让老百姓也能在经济增长中受益？

李 实：财政收入是名义收入，居民收入是实际收入，本身没有可比性。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确实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这是事实。其中的原因，主要还是收入差距问题。政府的收入要比居民收入增长快，GDP每年大概以10%的速度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率保持在7%～8%左右的水平。但重要的问题是，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异在拉大，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少数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远远大于低收入人群，这是问题的关键。

未来，政府应该在支出结构上做出一些调整，使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工程，用于社会保障，用于资助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这是最重要的。

赵 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不能指望企业给职工涨工资，因为大多数行业的利润率只有3%～6%，让企业给职工涨工资，等于逼着企业关门。政府要调整整个制度体系，调整利益分配关系：

第一，政府要让利，对重要的行业应该减税，让企业有更高的利润，这样，职工工资才能上涨。

第二，政府要加大就业保障体系建设，这相当于间接给老百姓口袋里送钱。

第三，政府要加快国有经济的转型，过去，收入分配不公，很大程度上是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与普通企业的收入分配距离不断拉大的结果。

第四，政府要约束自己的权力，政府拿走了太多的权力，权力越多，政府的收入越多，百姓的收入越少。

迟福林：发展导向是一个大前提。要实现发展导向的转变，第一，城市化应该是一个重大选择。中国有7亿农民，扩大农村消费的潜力很大，但现在，真正的消费主体在城市，所以，实现城市化，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只有当一部分农民逐步转移到城市中，才能扩大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就意味着可以缓解很多社会矛盾。也许五年以后，“农民工”就可以成为历史了，我们不再把农民工当成是城外人了。

城市化还要与区域布局联系起来，比如，上海如果不尽快建成一个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大都市，上海就很难带动长三角地区发展。城市化的特点就是突出一座大城市，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城市化还要与经济结构调整联系起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讲提高服务业比重，但总是上不来，为什么？因为不在城市化趋势下的结构调整是很困难的。还说上海，如果上海再不加快城市化进程，做好大城市金融和现代服务业，转变重化工业，上海只是上海的上海，不是区域的上海，也不是全国的上海。所以，城市化更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第二，在城市化发展的前提下，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这样才能形成以消费主导的需求。我们提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仅是要解决公平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三，坚持民生优先，民生优先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就业。解决了就业就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通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缓解形成社会总需求。所以，“民富国强”应该是我们要走的新路。

《新财经》：但是，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问题还是高房价，别说农民买不起，城市人也买不起。如果不解决高房价问题，城市化的阻力会很大，房价问题如何解决？

赵 晓：现在，很多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房子，最后还是回到农村。农民工挣的钱变成了储蓄，大多数没有变成消费。如果这些农民工能够住在城市里，能够拥有一个70平方米的房子，融入城市生活的话，这是很大的消费需求。所以，中国要走低房价路线，这样，可以让很多人住在城市里，通过低房价来释放消费能力，拉动更多的产业发展。现在很多人认为，调控房地产不能稳定经济，其实恰恰相反。

目前，有两种模式可以选择走低房价路线：一是政府介入到大量房屋供应中，走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就是80%的住房都由政府提供，房价是很低的。剩下20%的住房交给市场，建造高档房，完全由市场来调控，不影响普通住房的供应。二是通过大量的土地供应，使土地市场化，走欧美模式。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有4.5亿人进城，他们可以释放出6300万亩土地的需求，未来十年，中国政府做出的土地供应计划才2300万亩，如果4.5亿人都进城的话，相当于政府供应的土地至少要增加3倍。在耕地不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大量土地的增加和提高住房容积率，就可以确保低房价道路，通过房地产供应来平衡城市化的住房需求。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一定要从过去依赖外需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依赖内需的增长方式，实现内需的增长方式一定要通过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不会产生内需。

GDP增长还有动力

《新财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但相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越发失衡。未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让经济结构更合理？

管清友：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比如收入分配制度问题、汇率问题、低能源、资源价格等。解决失衡问题，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从改革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汇率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三方面入手。

较低的资源、能源价格，会导致能源、资源流向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同时，激励型政策也会流向这些领域，造成产业失衡。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出口高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告一段落，再依靠出口拉动GDP增长也比较难了。

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在国内储蓄中，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占的比重较大，居民储蓄比例很小，所以，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很低。造成政府和企业高储蓄的原因，主要是财税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不合理。现在看，上世纪90年代实行的分税制，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从政府储蓄的角度，中央政府必须向地方政府让利，改变土地财政的局面。从企业的角度，要加强对企业分红的管理，把国有资本的收益转化为公共财政。同时，要改革各种税制，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现在，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是在劫贫济富。

要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需要全方位的财税体制改革，也就是让利于民。居民有了足够的消费能力，内需才能增加。所以，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政府和企业要向居民让利，中央财政要向地方财政让利，企业中让更多的国有资产收益要转化为公共财政，用结构性减税来提高居民实际收入。

《新财经》：以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的GDP还有没有持续高增长的动力？

迟福林：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太高的GDP增长是有问题。但中国现在又是高速发展的国家，如果经济结构调整导向正确，转型方向对头，未来，GDP保持在8%以上还是有可能的。中国的需求潜力非常大，中低收入群体占大多数，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释放出来。

未来五至十年，中国的城市化会处于快速上升期，如果城市化对GDP的贡献达到3%～4%，用城市化拉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没有问题的。目前，中国经济还处在较快增长时期，政府必须注重结构调整问题，不能拖得时间太长，否则我们会失去很多机会。即使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也不见得是坏事，调结构是为未来的较快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赵 晓：最近，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是看空的，国外有很多重量级人物都在看空中国经济。A股的暴跌，更加重了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悲观预期。但我的看法不同，依然看好中国经济。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未来，中国经济在十至十五年还会保持每年9%的增长速度。

第一，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速度。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大多数经济体的城市化率都在50%以上，中国台湾和韩国是75%，而中国大陆只有不到50%；如果按人口来计算，中国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3%。所以，城市化在中国仍然有巨大的潜力。

第二，在2003～2008年期间，安置一个城市人口，需要50万元人民币配套资金。未来五至十年，我们面临着4.5亿人要进城，与之配套的就要有225万亿的投资资金。这些投资足够保证中国经济每年9%的增长速度。

管清友：中国经济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这种潜在的增长率是动态的，增长速度不宜过快。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仍然保持超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还是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重工业与轻工业、产业结构内部、投资与消费、地区之间失衡都会加剧。这些失衡都需要矫正，如果政策执行得好，转型顺利的话，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8%的水平还是非常现实的。

李 实：在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保持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还是有可能的，各种条件也是具备的。因为中国人不怕吃苦，不怕干活，而且有非常灵活的经营头脑，再加上政府也有很强的发展冲劲。另外，中国现在正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完成这个过程还需要至少二十年的时间，应该说，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还应该看到，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还会保持一些年头，出口增长仍会保持较高的速度。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保持经济高增长完全有可能。

《新财经》：一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的应该是老百姓收入的高速增长，但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国富”与“民富”并不同步，中国高增长的GDP到底是谁需要的？

迟福林：政府需要GDP，老百姓也需要GDP，我们不能放弃GDP，因为GDP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中国的GDP增长过程中却伴随着结构问题、就业问题、收入问题，等等。所以，经济增长要和社会变革、环境保护等结合起来，这样的经济增长才是健康的。

李 实：要看谁是GDP增长中的实际受益者：第一，如果经济增长促进了就业，那么，广大的就业人群，包括农村流动劳动力应该是实际受益者；如果经济增长不仅带来了就业增加，而且带来的工资水平提高，那么，工薪阶层是实际受益者；相反，如果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和工资增长不发生影响，那么，实际的受益者只能是政府官员、资本投资者或者投机者。第二，要看GDP的增量是如何分配的，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谁是实际获利者。我们希望实际获利者不是少数人，是全社会成员。只有经济增长的成果实现了公平分配，它才是可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才具有了原动力。

管清友：应该说，大家都需要GDP，只是中国在创造GDP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和居民享受的GDP成果比例不协调，蛋糕没有分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原来我们主要是以增量改革为主，以存量改革为辅，也就是说，先把蛋糕做大，分配先缓一缓。现在应该做一个调整，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尽量把蛋糕分得公平。现在的调整是为了给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动力，做大蛋糕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同样可以给经济带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