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并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之后经济基础才能确定并相对稳定下来。所以资产阶级不大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相反，他们利用撑掌握的上层建筑，决定基经济基础，因此在和平的条件下，他们在与无产阶级争夺政权时屡次获胜，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者。当社会主义即公有制者拼命地坚持“经济基础决定论”时，资产阶级却利用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很容易地改变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成为私有制经济基础，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的理解过于简单，陷入教条主义，只是一味地坚持这一观点，却忘记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特别是在初建经济基础时的重要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决定改变或坚持经济基础的性质），是指公有制经济基础决定它必需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公有制上层建筑，否则这个经济基础就无法建立坚持而不存了；私有制经济基础决定它必需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私有制经济基础，否则这个私有制经济基础也就无法建立坚持而不存了。它至少包涵两层意思：一是由上层建筑来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也就是其性质是由上层建筑来决定坚持或更改的；另一个意思是指经济利益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与变化。所以当没有经济利益或经济利益太小的时候，经济基础就会决定上层建筑发生变革，当经济利益最大化时就会决定上层建筑的相对稳定。可见，经济基础仅仅作为上层建筑进行决策的依据。

　　例如：在私有制条件下私有制经济基础给上层建筑带来利益，这样也就决定了上层建成筑必需服从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与发展变化；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基础也同样给上层建筑带来利益，当上层建筑发生变化即感到利益太小不能满足个人欲望时，上层建筑就必然要操纵改变经济基础，以便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上层建筑中的私欲者为了达到自己先富的目的，必然要化公为私，把公有制经济基础变成私有制经济基础，以便占有经济基础（此时已变了经济基础的性质），从中获得更多利益，这就是上层建成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即操纵控制与占有，这本身也是经济基础决定质变的上层建筑的结果。过去我们单方面地理解：私有制经济基础决定私有制上层建筑；公有制经济基础决定公有制上层建筑，却忽视了以下两种决定性作用：

　　一、私有制经济基础，可以决定有公心的人，力求变私有制经济基础为公有制经济基础；或决定具有私心的上层建筑者坚持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基础。

　　二、公有制经济基础可以决定具有私心的上层建筑者，力图改变公有制经济基础为私有制经济基础，决定具有公心的上层建筑，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基础。

　　同时我们忽略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即主导决定性作用。

　　例如在奴隶社会形成之前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当一些私欲者利用大家的劳动来占有集体财产时，“私欲”首先就在这些人的大脑中产生了，为了保护和筑固个人占有的财产，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一套私有制制度，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法律、监狱、军队等等，上层建筑就被这些人建立并把持了，然后，他们再利用这些权力把人群、公有财产和自然世界划分成不同等份，归不同的私有制者占有，这样奴隶社会就完全形成了，这根本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人类自由与权力的大倒退，因为社会的进步并不单一以物质为标志，而是以社会文明、公德与道德为标志，而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标志是民主与自由。由上述事例可见，是先有上层建筑后有经济基础，先有上层建筑这个意识的产生然后才有上层建筑这个具体物质的存。当然它们都是以自然物质为基础的。但许多人却把具体的物质生活资料当成经济基础，这是人们对经济基础的另一个误解。所谓经济基础是同一定生产为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诸方面关系的总和。它指人们在生产劳动中产生的关系，即与物质生产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及产品分配形式。它是与上层建筑法律制度等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同时，还包括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上层建筑能反映出经济基础性质。而所谓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各种制度、设施的总和。包括：1、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思想道德法律文化等，体现了人之间的思想关系；2、各种制度和设施，如政治法律制度、警察、监狱、政府机构等，体现了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上层建筑从来就是统治、主载经济基础的，随时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人为的产物，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都是由上层建筑来制订并实施的，它是代表或反映上层建筑的利益与意志的。这就是人民领视提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科学道理的依据。无论从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和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关系上来讲，经济基础总是处于被统治和从属地位，经济从来就是为政治服务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经济基础从来就是为上层建筑服务的，以上层建筑为中心的，因此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决定上层建筑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有人认为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进入资主义社会是一个进步呢？这只是从生产力上论证的，并没有从人的自由与解放即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力上去论证。奴隶主找到奴役奴隶的方法，把人变成会说话的工具，从他们身上剥削到更多的财富，从物质资料上看是进步了，而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就给了奴隶相对的“自由与解放”，只是解放“自由得一无所有”。可见私有制社会的进步是表面的假象，打个比喻来说，奴隶社会是因为找到了铁矿；封建社会是因为找到了银矿，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找到了金矿，这能叫进步？只是一种巧合与投机。而社会主义是找到了所有的矿藏资源，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人类政治经济平等的权力，社会真的进步了，本来是可以共同富裕起来的，却又被新的“奴隶主”化公为私而占有，公有制重新变成私有制，那么人民还是两手空空被赶出工厂。不同的是当代“奴隶主”可以享受山针海味飞机宾馆，而老百姓与奴隶相比就有了小农经济自生自灭的自由、下岗的自由、上访的自由、徒步的自由，当房奴的自由。

　　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历史与现实依据。人类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基础的崩溃与上层建筑的垮台，其实经济基础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次社会变革，都是形式上的，也就是由一个私有制集团取代另一个私有制集团，一个私有制经济基础取代另一个私有制经济基础，所有制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因此人们会从中得出一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暂时性结论，这种“决定”是私有制下的产物，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适合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革命实践。因为，一、革命的对象不同，他们是一帮私有制者革另一帮私有制者的命，结果还是私有制；二、社会基础与目的不同，无产阶级革命是公有制者革私有制者的命，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也就是变私有制经济基础为公有制经济基础，而领导这场革命的上层建筑也是公有制性质的，是公有制者掌握操纵的，目的是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变少数私有制者执政为人民当家作主。前苏联的解体也证明“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苏联的解体是先从上层人物和上层建筑开始的，然后再对公有制经济基础进行否定，并把它变为私有制经济基础的。中国的改革实践也如此，分产到户的小农经济也是从上层开始认同并全面推行的，根本不是经济基础先变成私有制性质，然后决定上层建筑也变成私有制性质的。

　　所有制完是人为的产物。如果追根究底公有制才是符合自然规律和人性的，它是从原始社会开始自然形成的，而私有制却是后来产生的，是奴隶主为了满足个人私欲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进行的一次人为的“社会变革”。由此可见私有制完全是私有制者人为的产物，根本不是天生的，更不是与人类与生俱来的，是极其专制邪恶的结果。那么为了回归完全自然状态下产生的公有制，无产阶级才有了革命，才把专制邪恶的私有制变成自然状态下的公有制。这样一来公有制也被迫成为“人为的产物”，那么所有制就完全是人为的产物了。公有制是实现人类资源与财富共享，保护环境；私有制是破坏自然环境，花子孙钱让少数人先富先享受，这就是二者发展生产力的不同目的。那么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经济基础，都受上层建筑的控制与摆布，这就是一个铁的事实了。所以“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首先就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首选取胜的方法，这也是导致公有制政权与社会制度纷纷垮台的政治思想策略原因，所以我们无产阶级必需牢牢掌握“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个法宝，利用上层建筑即国家专政机构，坚决打击邪恶专制的私有制黑势力，以坚持公有制这块社会主义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