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探讨《蜗居》得失:"宋思明"道德上有重大缺陷

　　继电视剧《双面胶》《王贵与安娜》之后，六六与滕华涛合作的第三部电视剧《蜗居》近期在北京电视台和上海东方卫视上映，收视不俗，更是引起了网民的热烈讨论，大家褒贬不一。对于这部作品，如何冷静地分析点评，本报特请了三位专家一起来作艺术上的探讨，以期待编导者能推出更多优秀作品。

　　反映普通生活

　　记者：《蜗居》能引发大家如此大的关注，应该并不是单纯的炒作可以达到的，与电视剧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吧？

　　张德祥：远离大众生活的作品，大众对它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而《蜗居》恰恰是一部贴近现实、贴近大众生活状态的作品。观众渴望看到反映现实的作品，这是他们心理和精神上的要求。《蜗居》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购房难的问题。现在很多电视剧讲远古神话、讲帝王等，发挥了电视剧的史传功能，但是比这个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剧要反映现实，失去了反映现实的功能，这门艺术就要进博物馆了。

　　作品在叙事上很有节奏感，在讲故事中很好地推进了情节的发展，用情感、利益、性格、观念的冲突推动着情节向前走。演员在角色塑造上也符合人物的身份。

　　邵奇：《蜗居》首先设置了四类人物：一是像小贝这样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租房族，一是像郭海萍夫妇那样为房子打拼的白领，一是站在社会中上层的宋思明夫妇，一是社会底层的拆迁户。这样的设置能天然地吸引不同社会阶层的观众来观看。

　　它能吸引观众追着看还在于编剧六六一贯的优长，把人物放到极端的矛盾冲突中去写人写事，对细节和人物的心态把握得很好，写出了大家的心声。2002年之后，上海的房价开始猛涨，这是“80后”的年轻人孤身闯上海必须要面对的难题。像海萍在提到住在自己楼下的男男女女时说：“我是和他们不一样的。”六六将这些人物的心态表现得特别真实。

　　赵晖：《蜗居》看似是一个围绕“房子”而展开的故事，但是，其所承载的内容远远不止买房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两难困境”的叙事，在这部剧中，涉及房子困境、择业困境、婚姻困境、中年困境、情感困境、金钱困境等等。这些困境无不带有选择性的困顿，无论是海萍还是海藻乃至邻居大婶，无论是苏淳还是小贝乃至宋思明、陈老板等等，他们无不面临着人生中的两难困境，“做还是不做”“接受亦或放弃”永远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驱动这把利剑旋转的却是人的贪欲。

　　展现社会问题

　　记者：剧名为《蜗居》，但是除了住房问题，电视剧还夹杂了很多其他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样会不会削弱对住房问题的深入展示呢？

　　张德祥：对，《蜗居》的另一条线是腐败与反腐败，我认为在这里艺术并没有绕开社会的焦点问题，反映了社会现实。

　　邵奇：电视剧并不是课题报告，它没有必要为住房问题列出若干个解决方案。总的来说，电视剧是要写人。

　　赵晖：编导者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困境的艺术手法，使得剧中每一个人都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都在一条非正常的道路上疾驰，而且还把这种角色错位的不正常当成正常的生活。可以说，剧中所叙述的不是真实的生活图景，生活中如果每个人都要靠出卖自我而购置房产，可想而知，整个社会将成为怎样的局面？剧中虽然将视点聚焦在了“房子”这个最热的话题上，但是，住房话题所涵盖的应该是多数人的话题，而不是个别的现象。这是编导者想象中的生活，而不是生活本真。而且，由于剧中承载了太多的现实生活中除了房子以外的话题，这就使得整个剧作不堪重负，这就好比是一个挂满了饰物的圣诞树，我们已经看不清树的真实存在，看到的只是满树的挂件。

　　不足和缺憾

　　记者：对于《蜗居》的人物和故事，网上的很多观众有着截然相反的解读，有的观众喜欢宋思明这个人物，有的观众同情海藻，有的观众大骂海藻，男性观众与女性观众的观感差异很大。很多反应也出乎编剧六六的写作意图。问题出在哪里？

　　张德祥：《蜗居》的故事出现是与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下移有关。为了得到房子，人们可以不要脸，可以没有廉耻感，它反映了物质对人们人格和精神的扭曲。剧中的宋太太虽然愤怒但为了家庭、孩子、面子，还是默许了丈夫的婚外情，人们可以说她是个明智的女人，但她又是个可怜的女人，为了生活，她放弃了尊严。

　　在剧作上，由于时间跨度过短，观众在电视剧中只看到郭海藻当“第三者”得到的房子和金钱，看不到她所失去的，才会产生对她的认可；如果生活随着时间进程而展开，破碎和伤害带来的后果才会清晰起来，观看的感受就会不同。

　　邵奇：在人物设置上，不同于以往的家庭剧，《蜗居》里不再有道德楷模，甚至编剧把兄长和父亲的传统美德集中在宋思明身上，而这个人物却是在道德上有重大缺陷的人物。对于性格上有缺陷、道德上却令人信服的如《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我们很喜欢，但如果电视剧把美好的人性都加诸在一个贪官身上，让观众对一个贪官不反感、不痛恨甚至还会喜欢，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而且我认为，贪腐问题远比住房问题更尖锐，很多贪腐问题是造成房价高起的原因。《蜗居》这么建构矛盾，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赵晖：很多男性观众在看了郭海藻与宋思明之间的“爱情故事”之后，心理触动并不大，甚至对郭和宋还抱有几分好感与同情。男性对这一事件的出现之所以会宽容也许跟他们自身的社会阅历和心理有关。因为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社会真实存在，这暗合了一部分男性的心理想象。女性观众对郭海藻作出的评价一是源于传统社会道德伦理的基础，其次，这种判断也源于女性自身对社会存在的“婚外恋”现象的厌恶。不同的观影体验还源自男女在观看电视剧时不同的心理习惯。男性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往往是即时性的，也就是说，男性很少会对号入座联系到自己的生活，所以感同身受的命运感就少了些；而女性在观看的时候，往往容易建立联想，从剧中人联想到自己的生活，很容易产生带有自我情绪的强烈的厌恶、喜欢等情绪。编剧六六期待中的郭海藻要比剧作中的更为多面与复杂，但是从目前的完成片来看，似乎这个人物与六六自己所说的定位还有一定的距离。

　　复杂中要有坚守

　　记者：《蜗居》中的故事无疑是展示了生活的不容易，有的观众会因为这样的真实而喜欢它，有的观众却因为看着“堵心”而按下转台的遥控器。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反应。

　　张德祥：电视剧要带给人审美的感受。因为艺术是人类对世界审美的把握。粉饰现实的作品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但同时，艺术也要给人们精神上的力量，不能只是对社会现实的迎合。《蜗居》还应塑造一个更积极向上的人物，例如赋予海藻的姐姐海萍以一种为坚守理想和价值而活着的人格，与海藻这个角色的对比更大一些，相信她们在人格上的冲突也会带来情节上的矛盾冲突，故事也会更加好看。

　　邵奇：正如六六之前的一些作品一样，《蜗居》也是触碰到了很多人的痛处，但她的作品往往止于呈现，让观众有一个发泄的出口，却又造成观众的迷失，观众无法从作品中获得以何种态度面对生活的残酷的启示。编导者不能把艺术的真实都归于现实的残酷性。电影《芙蓉镇》中反映的现实够残酷了吧，但电影中还是有坚守、有激情、有爱。相比婚外恋来说，家庭的温馨更值得我们去坚守。我想是时候考虑当下家庭剧创作方向的问题了。

　　赵晖：如果一部电视剧作品，留给人们的都是猜忌、遗恨、伤痛甚至是心理失衡，我想这部电视剧从价值功能上看是不完满的。《蜗居》就是一部带有价值缺憾的电视剧。它将现实生活中血淋淋的一面摆在观众的面前，使得很多观众接受起来进入了困境，从心理上产生排斥。我认为，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其播出的平台是面对整个社会的受众的，所以，电视剧的创作终归是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如果仅仅以一己的悲欢代替整个社会的悲喜，这种艺术创作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

　　张德祥(中国视协理论研究室主任)

　　邵奇(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系副教授)

　　赵晖(中国传媒大学讲师)

　　本报记者 吴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