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遗骨未能归国 因克格勃介入蒙古变脸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10年第6期  作者：王卓雯

　　1971年9月14日早晨，刚上任20多天的驻蒙古大使许文益，接到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的紧急约见。

　　8点30分，额尔敦比列格向许文益通报：9月13日凌晨2时左右，蒙古国肯特省某地一架有中国标志的飞机失事，机上人员9人全部遇难，而且都是军人。蒙古政府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表示口头抗议，并要求中国政府对此作出解释。

　　额尔敦比列格刚一说完，许文益沉着镇静地表示：“我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情。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接着许文益明确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能全部清楚了解事件真相之前，我不能接受，但我可以将此事报告我国政府。”最后许文益说：“请副部长考虑，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对此，额尔敦比列格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作出努力，使中国政府能在近期作出解答。”

　　9时30分，许文益回到使馆，立即召集使馆的领导干部开会，并介绍了情况。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对此，许文益指出：“此事件虽然严重，但要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散会后，大家便分头去办理有关事项。

　　不一会儿，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出，最快也得4个小时以后。这样紧急的事，怎能耽搁？许文益感到很着急。

　　此时，蒙古方面已经安排了下午前往肯特省的专机，准备送大使馆人员孙一先等3人赴现场。但是，他们哪里知道，中国大使馆竟花了三四个小时还没有和国内联系上。

　　无奈，许文益只好通过蒙古电话局连通中国外交部，才将消息传给国内。但是，因为没有等到批复，在蒙方的一再催促中，使馆以“等候国内指示”为由推掉了14日的行程。

　　9月14日中午12时50分，时任外交部代部长的姬鹏飞正奉周恩来指示召开部党组会议，讨论因林彪外逃事件发生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草拟了相关声明。然而，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却是一场“迟到的及时雨”。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同时，他还命令将这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使周恩来大大松了口气，因为此事至少消除了国际敌对势力可能给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不过，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保持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防止出现其他可能发生的事变。

　　于是，周恩来立即指示：将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由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周恩来亲自启封；今天驻蒙使馆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向他们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随后，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向他报告这一消息。

　　而另一边的驻蒙使馆也已在当天下午6时许，收到了国内电报指示，令许文益约见蒙古外交部，向对方转达：“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请蒙古政府立即派飞机载我大使及随员亲往现场视察。”此外，电报还指示许文益尽量详细调查失事现场，拍照取证，如有骨骸应要求带回，有文件物品要求转交中方，写明清单。

　　此时距飞机失事已经过了约40小时，距大使馆接到蒙古方面的通知也已近10个小时。飞机是如何坠毁在蒙古境内的，机上人员是谁，蒙古方面不知道，身处第一线的中国大使对内幕也一无所知。国内有口难言，而且没有指示重点，使得大使馆的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盲目和被动。

　　额尔敦比列格听许文益说完，多少有点抱怨地说：“我早上曾提出，希望你们能派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人去。但你们说要等侯政府指示，现在只能明天去了。你们对于9名乘员的尸体掩埋有何意见？”

　　许文益问：“蒙方有无可能把尸体火化，我们把骨灰带回去？”

　　额尔敦比列格表示：“蒙古是没有火葬习惯的。在那里火化有无条件，我还要了解，明天再答复你。”

　　回到使馆，许文益便把约见情况报告给了国内，同时，他还特别提到蒙古无火葬习惯。9月15日凌晨4时15分，许文益接到周恩来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以便日后将骸骨送回国内。

　　9月15日早上8点，使馆联系蒙古外交部，询问起飞时间，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当地气象条件不好，暂时不能动身。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间差——苏联人率先到达现场，取走了飞机上的关键部件。当时，苏联人更感兴趣的是这架英国造的三叉戟飞机，他们对尸体的身份问也不问。

　　下午1时30分，驻蒙使馆接到了蒙方外交部的通知：飞机于下午2时45分起飞，3时46分到达温都尔汗机场。

　　当时，许文益与孙一先等人是分头查看的。由于没有任何背景知识，他们只记录了尸体方位，并把惟一的女性当成“年纪较大的服务员”。此外，沈庆沂还找到了一张空军大院的临时出入证，编号0002，没有照片，只有姓名：林立果（林彪之子），男，24岁，干部。这个非常关键的线索，由于沈庆沂和孙一先都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而被忽略了。

　　这时天色已晚，蒙方便向许文益提出，这里没有火化的习惯，尸体安葬要选择场地。对此，许文益表示同意。最后，他们共同选定了一块高地，由蒙方派一班战士按他划定的位置挖掘墓穴。

　　9月16日，中蒙双方再次考察了现场。中午12时许，埋葬了9具尸体。一切安排妥当后，许文益等人在坟前鞠躬致哀，表示吊唁。

　　9月15日晚和16日下午、晚上以及17日整个白天，中蒙双方就事件的处理，在温都尔汗进行了长时间谈判。由于许文益坚称失事飞机是中国民航客机，而蒙方坚持该机是军用飞机，导致双方争论不休。

　　9月17日下午5时左右，谈判破裂，双方人员登机返回。中方因此再也未能要回失事飞机的遗留物品，孙一先拍的照片就成了中方在“九一三”事件空难现场取得的惟一物证。

　　9月20日，我国驻蒙使馆奉国内指示，派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随同孙一先回国的还有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

　　9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孙一先的汇报。会上，大家根据带回来的材料分析了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是飞机由于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降落时发生了事故。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一起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

　　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所措，他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

　　周恩来脸色一沉，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

　　周恩来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严厉呢？原来当时林彪的心腹干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大金刚”，一个都没有处置。中央对林彪余党的能量有多大也不够清楚，怕林彪摔死的消息走露，会迫使这些人铤而走险。

　　有了这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几天里，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

　　9月23日凌晨3时半，许文益接到国内指示：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希望蒙古有关单位将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并将现场搜集的死难者遗物交还我方。

　　为此，当日下午4时，许文益紧急约见了蒙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因副外长都不在），按国内指示答复蒙方。

　　可是，策伦朝达勒的态度却强硬起来，称尚未得到政府指示。他反问许文益：“为什么中方还未就失事飞机作出书面正式解释？你们政府提出运回尸体或就地火化，是应死者家属的要求。死者亲属是有具体人的，因而机上人员究竟是谁也就清楚了。就此，希望你们将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以及如有可能，将死者照片提供给我方。”

　　许文益针对策伦朝达勒的态度指出：“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总是希望自己的亲属在死了以后，能够埋葬在自己的家乡。中国政府正是考虑死者亲属这种情绪，才作出这个决定。”

　　然而，策伦朝达勒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复我们今天所提要求的话，你们所提的希望，恐怕不会得到答复。”

　　看来蒙方已经设下了“拦路虎”，不打算交还死者尸体和遗物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无理要求呢？

　　后来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有可能是林彪。所以，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尸体进行检验。所以，蒙古当局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阻挠中国索回尸体。

　　无奈之下，中共中央在在国庆前后发出57号文件，即关于林彪仓皇外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通知。就这样，所谓“中国政治之谜”已公之于众，真相大白。对此，驻蒙使馆人员遵照中央指示，也停止了向蒙方就有关飞机失事问题的交涉，索还遗体遗物更没有提上议程，也就是说，林彪遗骨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