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宋鲁郑：从海外评《唐山大地震》看背后的中国

唐山大地震》背后的中国

2010-8-4 作者：宋鲁郑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看完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仍然泪流满面。这部电影虽然名为《唐山大地震》，但却串联了新中国历史上两起罕见的自然灾害：唐山和汶川，实际时空维度跨越改革开放三十年。这里面，既让我们再次回顾了中国的大转型，感受传统的改变，也同样看到了虽然前后三十年非常不同，但政府（军队）的角色仍然有效传承。

　　在好莱坞的特技轰炸下，灾难片早已泛滥成灾而令人麻木。然而一部《唐山大地震》却令无数观众潸然泪下。这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剧中突出表现出来的“情”。在一场突如来的灾难下，亲情面临的特殊考验以及特殊的表现形式。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而所谓国家不过是放大的家庭而已。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表达的这种社会关系亲情化的传统。以我们在海外生活的人看来，这是中国社会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也是面对二十一世纪挑战，中国可能给世界的最大贡献。流亡在海外的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就持此论。

　　和东方相比，西方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契约社会。政府是我选出来的，你要按我们之间的契约行事。其性质和商业合同无根本差异，虽然规范却缺少了浓浓的“情”。而中国则相反，一切以“情”为基础。家庭是父子关系，政府与百姓也如此。我们的治理更像一个家庭，是伦理、亲情，而不是一切以利益、规则为标准的契约。所以在西方，老人的境地是很凄惨的----虽有物质保障，但却孤独、寂寞，甚至死在家中也无人知。因为孩子成年后就很少再和老人来往，许多老人临终也未必能让孩子随伺在侧。当然在这种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的西方民众可能并没有我们所感到的“凄惨”。如果是西方拍大地震这样的题材，恐怕视角反映的就是正义，人在自然下的渺小，而不会诉诸于情。应该说，东西方社会虽然不同，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交融，取长补短，尽量避免文化的排异现象，是一个时代难题。

　　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细节表现了东西方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当地震把女主角李元妮的两个孩子埋入废墟之中时，悲痛欲绝的她仰天大喊：“老天爷，你王八蛋”。在西方的宗教信仰中，上帝及其子耶稣是完美的，绝不可指责的。任何灾难都是由于我们的原罪或次罪带来的，是上帝的惩戒、点悟。这种冒犯神灵的语言是绝不可能出现在西方的宗教话语中。当然更重要的是，死后能够上天堂与上帝生活在一起，主导着西方的信仰。但在中国，一方面注重的是现世的幸福，另一方面心理中认为神和人实质是一样的：有父必有子，有子必有兄（洪秀全自称为耶稣的兄弟，令西方无不骇倒）。有玉帝，自有王母娘娘之类，是多神论（颇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仍不过是一个放大的世俗（家庭）社会而已。神与人的关系也是受一定规则制约的—即许愿还愿。只有当人的愿望满足了，才会还愿感谢。而当神作孽的时候，更会被怒骂斥责（不妨理解为我们的实用理性在宗教中的表现）。都说西方的制度演变宗教的力量功不可末，仅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也演绎不出西方的制度的。

　　《唐山大地震》让我们再次看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想想今天，我们不得不惊叹邓小平的伟大：他竟然能够平和的让中国完成如此巨大的转型。两场地震表现出来的中国是不一样的。面对灾难，物质财富的多寡和作用对比鲜明。唐山地震，完全是政府主导的下的军队救援，而到了汶川地震，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与政府同时发挥作用，军队虽仍然担当重任，但专业救援队也同样突出。当然，这三十年的变革中也有不变的内容：负责任的政府、军队的核心角色。东西方都号称是人民政府，哪么检验的标准就只能是实践。至少从二十一世纪这几场灾难来看，西方（或它的追随者）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美国的飓风、法国的高温、台湾的八八水灾）。原因恐怕在于，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在于其执政的有效性。而西方制度下产生的政府其合法性来自于选票。哪怕不作为，并不影响其合法性。法国的希拉克和美国的小布什虽然应对自然灾害堪比灾难本身，但都没有影响到他们连选连任。马英九恐怕也同样会创造法、美式连任奇迹。这根源还是要追溯到西方合法性与执政有效性分离的制度本身。这种分离不仅表现在执政的不好照样连任，也表现在即使执政的好，也同样保证不了本党、本人的胜选。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堪称黄金时期，但同党的戈尔照样败选。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治理国家十几年，表现极佳，无可挑剔，就因为执政时间长，照样败选。请问：“执政时间长”算什么更换政府的理由？其实西方的许多问题都源于执政与否和执政有效性的脱节。

　　唐山大地震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国外的援助，而一直饱受批评。应该说，拒绝接受外援是当时中国封闭、落伍于时代的写照。但拒绝接受外援和灾难的后果没有关系。唐山大地震二十周年时，凤凰大视野拍摄过一个纪录片，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地震后二十四小时，通过自救和他人帮助，二十万人获救。当时死亡的二十多万人，是用什么办法也无法救援的。仅就救人这一层面来说，后续马上赶到的救援队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更别说来自外国的救援队。对于政府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维持灾区社会秩序、安置灾区人员、救助伤员、卫生防疫。99年台湾“9.21”南投7.3级大地震，死二千余人，伤近万众，主要靠岛内军民自救。而境外救援队共十五支计558人、搜索犬69条，仅救生4人，其中日本145人加19犬救2人；俄罗斯73人加3犬救1人；瑞士40人救1人；美国93人加4犬一无所获（此段引自吴宏先生在韩秋月老师的博文留言）。另外，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神户大地震、本世纪美国飓风，政府都拒绝外援，特别是美国州政府在自己救灾演变成灾难之际，出于选举的原因仍然坚决拒绝联邦军队的进入。这可都是唐山地震二、三十年之后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国是封闭、落伍于时代，哪么现在这些拥有“普世价值”的国家又算什么呢？特别是汶川地震，举国同悲，众志诚城、义务反顾的投入救灾之时，自由派立场的《南方周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胜利，请问，美国和日本就是这样普世价值的吗？如果真是什么普世价值的话，恐怕也不是来自西方吧，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以人为本”、“人命关天”吧。

　　《唐山大地震》还有一个感人的细节，女主角在失去丈夫之后，三十多年未婚，为了能让死去的丈夫亡灵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坚守不迁。我们不妨认为是封建社会的“从一而终”，在当代已经以“人性”为名将之否定。但对于观众依然有一种凄美的崇高感和打动人心弦的冲击力。我相信也没有人会指责她如此“封建”、违反人性。当然，在汶川大地震后，许多破碎的家庭重新组合，也同样为社会视为当然（最为著名的背亡妻归乡的男主角，很快再度步入婚姻）。而女主角的女儿也是骇人世俗：未婚先育，独立抚育成人。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令人五味阵杂。也许一个更接近人性的社会，就是如此。

　　附：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一刻，我正从山东赶往北京的路上。第二天在回巴黎的首都机场通过电视屏幕得知中国正全国总动员，军队已经抵达现场，温总理也已经在第一线指挥。回到巴黎，整个华人社会同样已经吹响集合号：各种各样的捐款活动在自发的举行，留学生在艾菲尔铁塔下面举行追思会。真正的感到全体华人的血脉相连。几天之后，写出自己当年最佳博文：“2008，不一样的中国”。欧洲大陆第一大报《欧洲时报》刊发之后，引发广泛关注。驻法使馆某处在一个下午全体阅读了此文。由于自己开博较晚，未能第一时间在博客中使用。但2008年最后一天，自己再度把此文上传于凤凰网和环球博客以做为年终终稿时，竟同时被这两大网站连续两天置于首页头条。而一向持不同观点而相互争鸣的博友也对此文罕见的达成认同共识。今天，不妨再次三度贴出，以让更多的博友、网友共享，重温哪不可磨灭的一刻。

　　2008：不一样的中国

　　2008，对于充满期待的中国来讲，是无论如何想不到居然是如此的跌宕起伏，揪人心魄。然而，灾难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苦难，不到半年就历经考验的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与进步。

　　中国的“危机—调整—发展”模式在再次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其高成本也接近临界点，对此种模式的反思与调整将不可避免的提上日程。中国自文革结束后至今三十多年走的都是“危机—调整—发展”的模式。改革开放就是面对文革造成的全面灾难、国家一片废墟的危机下启动，随后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实际是摸着危机过河。危机一到，或者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成为整个社会前行的动力。包括1992年改革开放市场方向的最终确立，以及2003年非典时期的应急表现和随后确立的各种制度性安排等等贯穿改革开放三十年始终。2008年1月南方百年一遇的雪灾、3月的西藏骚乱和火炬传递风波中国不尽如意的应对却为此次抗震近乎完美、打动全国和世界的表现打下了伏笔。然而这种危机应对式的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改革尚不是全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在文革惯性仍然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以危机凝聚共识、以危机做为创新和前行的动力以及由于经济落后因而成本相对低下的条件下，这种模式不仅是可以接受甚至是可能唯一可行的选择。但在中国经济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今天，这种模式的成本已走向临界点。如何从危机应对模式向预警发展模式转变将是2008年后的中国面临的最新、最艰巨、影响也最为深远的课题。

　　价值观的重塑浮上水面。中国在成功转型、取得改革开放经济上的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伴随着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的紊乱、崩溃和真空。道德沦丧、拜金主义盛行、物欲横流、极端的自私自利，社会充斥声色犬马。然而此次空前的四川大地震，无数民众自发参与救灾赈灾的无私行动，惊魂未定便已排队献血、尚不知自身亲人生死便已投身于救灾的行列。从人类历史上看，任何一次重大的灾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震撼。但对经济成功发展而精神相对空虚的中国来说，这次让全中国陷入集体哀伤的震灾，却成了新价值观重塑的开始。

　　初步形成的公民社会提前登上历史舞台。伴随经济成长和中产阶级的逐渐扩大，中国公民社会也开始成长，并在厦门和成都化工项目风波中小试牛刀取得出人意料的成效。但2008年数次危机的来临，不仅大规模的唤醒全社会的公民意识、促成了公民社会迅速成长，更促使公民社会提前登上历史舞台。西藏骚乱发生后，面对西方的歪曲和不公正报道，民间的力量迅速做出反应，并通过网络把这种力量和影响迅速的投射到现实中去。而这种声音和力量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均无法小视。法国家乐福甚至在抵制倡议尚停留在网络发起阶段时，就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其第一大股东冒着“政治不正确”的风险，在法国主流媒体公开呼吁支持北京奥运会，反对奥运的政治化。从而扭转了事件发生以来法国媒体声音一边倒的局面。当三十年罕见的强震袭击中国后，公民意识更是勃发。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率一支由120人和60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民间抢险突击队，从江苏、安徽日夜兼程，在48小时内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了灾区，在抵达绵阳、北川一带后展开大规模救灾行动。中国各个NGO（非政府）此次的行动速度和力度都超过以往任何事件。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绿家园志愿者等在地震次日联合发起“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NGO抗震救灾行动，号召公众为救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天内便有来自北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等地的近30家NGO加入。来自民间的捐款也大大超过政府的拨款。可以说虽然中国官方的救灾行动及时有效，民间的表现也不遑多让。而灾难催生和强化出来的公民意识、公民力量的形成，如何在今后与政府良性互动，也将成为中国一个崭新的观察点。

　　中国准超级大国地位确立。这一点将使得2008年做为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载入历史。超级大国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世界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务的关注度。今年西藏和奥运圣火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大的风波，部分原因也在于此。可资对照的是，就在西藏骚乱发生前一周，亚美尼亚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但却没有引起国际上的任何关注。在世界看来，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会成为超级大国，而是它会成为怎样的超级大国。除此之外，中国在地震的表现，也标志着中国准超级大国形象的确立。这一点可以从国际社会对中国救灾的肯定、敬意和尊重、积极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很大程度上消除的中西舆论对抗给北京奥运带来的阴影得以印证。而中国开放国际媒体和国际救援队进入灾区的积极措施，更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特别是首次为平民设立国家层面的哀悼日和下半旗,使中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像是负责任的国际社会的一员。正如西方媒体所评论：在八级地震的废墟站起来的中国，是那么令人惊讶地现代、灵活和开放。仿佛一夜间，中国的“软形象”、“软实力”一步跨入世界最现代国家的行列。

　　恩格斯有过两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历经灾难洗礼的中国将以更加成熟、坚强、平和的心态快速前行，也会用更加沉稳和内敛的姿态面对世界投射的关注目光。

　　中国，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