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忧家国肠内热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这是杜甫最有名的诗篇《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句子。聂绀弩对杜甫推崇备至，他对国事民瘼的关怀，就受了杜诗的熏陶。

　　由此使我想到，其名散宜生，其实并不“散”，他绝不是一个散淡逍遥之人。

　　取《庄子》的意思，“散”是无用之意，“散宜生”从字面上可解释为“无用则宜于长生”。因而，聂绀弩自己说他取名散宜生是为了“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这其实是他的自谦或自隐。

　　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这是一层潜在的意思。聂绀弩写诗的成就，可以说是因为“无用”，而发挥了“大用”。

　　不仅如此，聂绀弩在“散宜生”背后隐藏的思想，大概还有一层深意：他是有意以周文王的名臣自喻的。

　　《尚书•泰誓中》有云：“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孔颖达疏曰：“谓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这里的“乱臣”，完全不是“乱臣贼子”那个意思，而恰恰相反，是指拨乱治国的栋梁之臣。一个词可以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意思，可见我们的汉语言太复杂了，一不小心就会谬之千里，这且不说。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这10个“乱臣”中，就有一人叫散宜生。

　　散宜生既然是周文王的十大名臣之一，聂绀弩用以为自己的诗集命名，是否有自况的意思呢？他自己没有给出解释，而事实上，这种意思是不言而喻的。把一个古代的人名用来作自己的名号，难道仅是从字面上解释，只是用那三个孤立的文字吗？那么，如果散宜生不是一个贤臣，而是一个佞臣，这个名字会不会被人借用呢？像唐朝杨国忠、宋朝贾似道、明朝魏忠贤，这样的名字从字面意思看都不错，却绝不会被人借用作笔名或书名的。

　　以散宜生这个西周名臣自况，应该是聂绀弩的一个隐衷。从他在“肃反”中被整，到戴了“右派”帽子，尤其是“文革”中被判刑入狱，久历炼狱，艰难维持，虽然多次作过检讨，甚至说了一些自诬的话，而他始终不能心服，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正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而绝不是资产阶级，绝不是什么反党的“右派”。他在给友人伍禾写的一首诗中曾说：“此生还可几盘棋，此语宁真老至悲。”（此生没有几盘棋可下了，写在诗中的话宁可将真诚吐露，人到老年是最感悲凉的啊）。那么，他在这首诗中写下了他临近晚年的最真诚的话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一句：

　　你我平生何所信，列宁主义马恩斯。

　　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还写道：

　　已省明时无弊政，愿为真理一奴才。

　　聂绀弩虽然一向心高气傲，而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自有清醒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真理面前，他是甘当奴才的。

　　这些诗句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写下的，后来他到了监狱中，那样锲而不舍地刻苦研读马恩列斯和毛著，和他诗中袒露的信念是一致的。

　　在他的诗集中，还有很多这种表白心迹的诗句，例如：

　　摇落人间六十年，补天无计共忧天。

　　浮家湖海余心迹，报国襟期逐口禅。

　　凤兮奇瑞非凡鸟，甫也孤忠不世才。

　　但得于时有微补，谁从顶踵惜涓埃。

　　前面四句，是聂绀弩60岁时写给夫人周颖的诗。意思是：在人间度过了60年的坎坷生涯，补天的理想没有实现，现在仍然共同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曾经四海为家、到处漂泊，奋斗的印迹余留心中，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抱负常挂嘴边，总是念念不忘啊！

　　后面四句，是一首七律中的后半首。全诗以写凤凰台起兴，杜甫当年曾经游历凤凰台（甘肃境内），因而聂诗写道：凤凰是象征祥瑞的非凡的神鸟，可与之媲美的伟大诗人杜甫，有着一片耿耿丹心，是绝代不遇的英才。我也应当和杜甫一样，只要能对我们的时代有所裨益，可以从头顶到脚跟，点点滴滴都毫不吝惜地贡献出来。

　　尽管聂绀弩个性散漫，一生表现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行为，而同时，他对家国世道的忧虑，对社会进步事业的追求和信念，也是很深沉和执著的。所以我认为，他的一些曾被指控为“反革命”罪状的言论，从言词上看似偏激，实则都有忧世爱民的赤诚。

　　除了周文王称他的“乱臣”同心同德的记载之外，史书中关于散宜生这个人物的事迹很少。司马迁的《史记•周本记》中记了一笔，是说助武王伐纣的事。当武王获胜，进入商纣的王宫之时，“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想来，散宜生执剑之态似乎是颇为英武的。

　　聂绀弩是进过黄埔军校的，他曾说过，如不从文而从武，他也该做到将军了。如果做了将军，大概也会像散宜生那样英姿威武吧。虽然他毕生从文，终未从武，而纵观其漫漫一生，那种真笃、忠耿、义烈的秉性，贯彻于始终。若以散宜生的同心同德自况，他是当之无愧的。

　　人去魂留宇宙间

　　聂绀弩刑事档案材料，据我所见主要者，以上各篇中都尽量摘引，但犹恐挂一漏万。现在又将卷宗翻了一遍，力求寻觅一些应该补充的内容。于是发现有二三与聂绀弩过从密切的人，似应有所交代。例如，戴浩，向思庚等人，档案中存有他们对聂绀弩的揭发或是举证材料，他们与聂公有何交往，那些揭发材料又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戴浩

　　戴浩是聂绀弩家里的常客。因为戴浩经常在聂家吃饭，以至惹起了煮饭的厨娘的不满。厨娘是聂家的亲戚，其实还不只是煮饭，而是家里的总管，都称呼她为三姐，亦即聂绀弩诗称“三妹”者。三姐曾经对另一朋友谈起戴浩频繁出入于聂家的情况，用意是想请这位朋友劝阻戴浩，她说：

　　我觉得戴浩这个人呀，人品上很不好，许多事情自己不检点呀，比如说，到我们这里来，朋友谈谈，吃顿饭，未尝不可以，但是他不是这样，来吃饭时一带就带了几个人来，现在谁家不节约打算呵，又不是饭馆，来吃也不要紧，还住下，一住就是几天，我们这里是邮电部宿舍，咱家（住人家机关房子）不搬走，别人都有闲话，还经常留宿这样一个人，别人会打听的，这是个什么人？再说，（戴浩）说话声音又大，说话像吵架似的，四邻都听得见，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发牢骚骂人，我听了都不满意，不用说外头人听见了。我们这家人熬这几年不容易，从“五五年”“肃反”，到“五七年”“反右”，好容易这两年才得好过些，我也为（绀弩夫妇）他们俩担尽了不少的事，你戴浩现在不要再来害人嘛！再说到钱，他们俩不过问，我当这个家就知道，苦！他（戴浩）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拿钱，说老实话，我是反对的，他们（绀弩夫妇）知道我不赞成，也偷偷地瞒着我给他。他下去劳动，还说回城里就要住我们这儿，你自己有家，干吗老住人家家里呢？谁也要怀疑的，我就反对，他知道我对他不满，（劳动回来）也不敢来住了。你老缠着人家，别人也要避避嫌嘛，用句新名词叫划清界限，不要再连累人。你减了薪水，你说你钱不够用，那要比起乡下农村人你就多了，不够就节省点儿吧，劳动以前就买一顶新棉帽，现在又买一顶新呢帽，这怎么够花呢？说真的，我就看不起这种人，老太婆（周颖）见我不喜欢他，也只是偷偷地照顾他，不敢当我面给他什么。向先生（向思赓）这人心地比戴浩好些，但是做人也糊涂，戴把女儿寄住到向那里，向就给组织反映了，戴浩骂了向一顿，说他不应当反映，你想，一个女孩子住在自己宿舍，不反映行吗？我同向先生说了多次，让他劝劝我们家这

　　两位（绀弩夫妇），少跟戴浩来往，我真担心。

　　戴浩是电影界人士，籍贯湖北，曾入暨南大学。从1936年即参加进步电影工作，1949年后在华北影片经理公司、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任职，主演曹禺话剧《北京人》。1957年划为“右派”。

　　从上面三姐的一番话来看，戴浩这个人似乎有些不拘小节。从戴浩的实际情况来看，又确实是个经济困难问题。聂绀弩在闲谈中，曾经说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整风的事，涉及戴浩，是这样说的：

　　北影汪洋这回倒下来不要紧，人家是大人物，有底子。可怜戴浩这家伙，本来已经倒霉，这回是“屋漏更遭连夜雨”，工作队一来，有些拍马屁的人就提出戴浩的问题，说他“帽子”没有摘，拿30多块薪水，还拿30多块生活津贴，这算什么话！好咧，这一来就取消了他30多块的生活津贴，过去多拿的还要扣回，所以他现在只有10多块钱一个月，儿子本来有职业，现在到处搞运动，原来是试用工的也不用了，人家是阶级路线，这些人就得倒老霉。

　　下面再来看看戴浩自己当年是怎样说的。戴浩一见朋友（当然是同为“右派”者），就诉苦说：

　　现在他妈的，饭都没有的吃了，给我30元钱一个月，一儿一女，每人10元钱，够吃半个月。儿子戴大全找到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领导说，饿了，没饭吃，他跳起来大骂了一顿，说都是你爸爸不争气。他妈的我不争气，现在叫我劳动，我已经使尽我生平力气，最近在南口农场挖防空壕，我的劳动连场长都吃了一惊，但人家说：你劳动好，思想不好。上月丢了钱，向组织报告，北影人事科长说：现在运动期间，没有办法，你艰苦点儿吧。我就说：我现在每顿吃3分钱咸菜，改造了这几年没有别的收获，就是服从组织，组织如果说“你每顿吃一分钱”，那我就绝对服从。他们又不满意，说我有情绪，叫我回农场，我说没有钱，我回不去，我借了田华的钱，要还，怎么办？人事科说：你不能暂时不还吗，她（田华）比你生活好一点儿。妈的，我怎能借人钱不还呢？人事科说：你只要去农场，3天内给你解决。一直过了十几天没解决，我又回来，人事科说：已经给你20元，10元寄农场，10元交戴大全。

　　戴大全原来由劳动局分发到一个厂当工作教员，工作好得很，厂长书记都认为他很有教学办法，又和工人一起劳动，和工人感情好得很，书记表扬他，说他这一点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一点又是辩证法的，叫他写心得，他自己越发卖力。谁知，突然通知他说：因为你家庭关系，你不适宜担任这个工作，就让他回家了。他没办法，又去找北影人事科，人事科说：这和你父亲戴“帽子”没关系。妈的，一个说有关系，一个说没关系。戴大全没办法，便写了一封两万字的信给孙超，后来通知戴大全说，孙超已经把你的工作问题交给市委办公厅主任，你去找他吧，戴大全找了市委多次，见不到人，我就给市委办公厅打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了，说主任忙得很，事情已经交给劳动局，你去找吧。又打电话找劳动局，一个女同志接的，说，知道了，你不是要到边疆去吗，已经给你分发到青海什么地方去了，我一听大惊，大全在一旁听见，说没有要求去边疆，因为有妹妹要照顾，不好去，她又问了一次名字，叫等一等，原来错了，去边疆是别人，说你呀，已经交给朝阳区，你去找他们吧，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眉目。

　　说到我本身的问题，老实说，我想不通，我给徐冰写了信，没答复，又给孙超写了信，孙说问题还是怪你自己。我真不知道怪我些什么，当初徐冰叫我回来，孙超见了我就说你的问题没什么，回到岗位上，顶多降一级，现在又说要怪我自己。北影人事科对戴大全的工作问题，一时说和你父亲戴“帽子”没关系，一时又说你没有同你父亲划清界限，弄得戴大全也很紧张。这些问题真叫人不懂，想不到50岁了，混到现在混得连饭都没有得吃。我跟人事科说，我现在熟人全都不好去找，人家都要划界限嘛。现在没办法，一切一切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呀！我现在除了找找聂老，啥地方都不敢去，他们（绀弩夫妇）有时还周济周济，给两个钱。

　　聂周夫妇诚挚待友，重义轻财，而且在政治上大度坦然，对“反右”斗争的受害人士更有同气相求、同忧相救的感情，绝不是那种缩手缩脚、油头滑脑、贪生怕死、全身远祸之辈。每听了戴浩的苦诉，聂绀弩就要对欺人太甚的官僚主义破口大骂。

　　三姐的角度不同，她更注重于现实。她反对戴浩与聂家的交往，一者是虑及生活的负担，二者是担心政治上惹来麻烦。三姐显然是个聪明人，她长期与聂周夫妇共同生活，耳闻目睹，心明如镜。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戴浩那样声高气怒，说三道四，很容易招来政治麻烦。当然她还没有怀疑戴浩在政治关口上是否会变成一个反戈一击者。

　　聂绀弩正是因为与一些朋友频繁交往，抨时论政，以至陷入了牢狱之灾。那么，形成他的那些“罪状”，戴浩会不会也是一个检举揭发者呢？

　　档案中确有戴浩亲笔书写的揭发材料，其中一页，是揭发聂写“反诗”：

　　1964年间，我陆续看到他（聂绀弩）写的若干篇七言诗。有赠冯雪峰的几首诗，有他去广州重访农民讲习所，并同彭湃老母亲合影的题诗，等等……现在我记得两首，一是《赠浩子》，一是《咏妙玉》。

　　《赠浩子》这首诗是他借我的实际境遇，发泄其愤愤不平的反动感情而作，是对“反右”斗争的恶毒诬蔑，对劳动改造的仇视，充分暴露他对划为“右派”的反动情绪。

　　《咏妙玉》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反诗。是他反动思想的大暴露，发泄他灵魂深处仇恨阶级斗争，对他被划为“右派”不服罪的反动感情。“无埃尘处也风流”这一句，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

　　分析戴浩所写的材料，实属被迫，不是他的本意。写此揭发材料的时间，应是在聂绀弩已经被捕之后，是在司法机关办案中对他进行调查的时候，责令他写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事情已不足为奇。敢于拒绝揭发，挺身而出保护朋友，不顾自身安危的勇士，在那个时代倒是极罕见的，即使有，真正是凤毛麟角。大多情况下，越是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越是要把揭发材料写得上纲上线，以显示与“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以求避免殃及自身；如果自己被“揪出来”了，也要尽量检举别人，以求立功赎罪，略能减轻自己的处罚。戴浩的“揭发”，大概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1976年聂绀弩出狱时，戴浩陪同周颖，从山西将其接回北京。之后，大概戴又成了聂家的常客。1978年戴浩再婚，聂有诗致贺。为照顾聂老饮食起居，从1979年戴浩的女儿戴行健就住进聂家。聂于1986年辞世，戴也死于同年。可见他们友谊终年，戴写揭发材料一事并无丝毫影响。

　　关于向思庚

　　与戴浩不同的是，向思庚在朋友聚谈中不多诉说自家的辛酸，而更多谈的是聂绀弩的经历和诗，他对聂很佩服，又热衷于议评时政，所以二人颇得言语投机。

　　如1965年初向思庚的一次谈话中，对当时文艺界正在开展的文艺整风运动畅叙己见：

　　这次整风，根本上是1957年的继续，1957年本来是整风，结果公开一整，大家一嚷嚷，其势不可收拾，就变成“反右”，那时没有经验，“反右”也带来反效果，没有调查研究，先就嚷嚷，报纸大肆宣扬，有偏无法去纠，弄得几年来知识分子不敢积极工作，说话更是小心。“五九年”把北大荒的人都撤回来，一方面是灾荒，一方面也是国外国内反映不好。这次有经验了，关门整，不让自己机关整，调查研究做得细，这样偏差就少，先党内，后群众，大家也心服。老聂他们还怕将来划阶级，我说你们不要怕，就是划个资产阶级也没什么，我们这些人“帽子”戴惯了，不比有些人死要面子，再说资产阶级的帽子戴过两年，人也就死了，还有什么身后是非呢？老聂的诗，传和不传，这也没有什么，历史上多少有才华的人只字不传，多少莫名其妙的人享了大名，这都是际遇，不是虚无主义的话，人生的一切行事，都是雪泥鸿爪。

　　我入党比老聂早，由于一个老师的介绍，我读书那家中学本来就是党办来培养人才的，大革命以后我被捕，二次被捕，三次被捕，后来我找不到关系，从此就浮游了多少年，反右运动整我，主要是调查我被捕和脱党的原因，后来查明了，没问题，也就算了。老聂当了20年党员，也终于在1957年开除，这叫做春梦一场，也是各人的际遇。

　　（这次整风）周颖很担心张执一下台了，他俩失去靠山，他们住的房子邮电部要收回，是张执一说了话，现在张倒下来，他们怕邮电部再要房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告诉他们放心，连一个普通市民都不能没房子住，有合适就搬，没合适就赖着也没办法。周颖说很可能落后的人这次会再戴上“右派”帽子，我说，这次运动更细致，不像“五七年”，我们这些人这几年来谁也不敢乱说乱动，没有事实人家指摘不了，牢骚谁都有，毛主席也有牢骚，不公开，在家里谈谈，没有在机关鸣放，那又有什么关系？思想问题作思想问题处理，检讨检讨也就算了。有人说老聂的诗反动，他也很担心，其实又有什么呢？他最大最大的吃亏是相信文怀沙这种人，诗让他老婆抄，传了出去，文这个人还能相信的吗？最近还好，有了警惕，不过他还是同情文的遭遇。老聂的文章，特别是“反蒋”时期写的短文，锋利精辟，虽然没有鲁迅精练，但气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是起过影响的。他真有才华，现代人做诗像他那样也少，他的诗不落俗套，没有一句是前人气息，但又是很好的旧体诗，这个人真聪明。有些诗是发个人牢骚的，比如红楼梦那几首，写晴雯，有“红袄脱身”的句子，指开除他出党；“补裘”指给党做过许多事，诗里大意是你开除就开除，我自己找我自己的路子。像这些诗，说他反动，真冤枉。这些诗一般人看不出问题，我们老朋友知道他的，才明白是有所指的。

　　向思庚上述谈话非常乐观，认为整风运动是很细致的，一切事情都“没什么”，说老聂的诗反动“真冤枉”。时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爆发，飓风席卷，还有什么细致可言呢？他也顾不得老聂冤枉不冤枉，不得不对老聂进行揭发批判了。

　　向思庚给司法机关写了两页材料，标题曰“检举聂绀弩的反动诗”，内容是：

　　摘帽“右派”分子聂绀弩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曾经写下了一些极其反动的旧体诗，其中有《红楼梦》人物的几首，是反对“三面红旗”，为“右派”翻案的极恶毒的毒草，但内容又极其隐晦，一下子是难于分辨出来的。现仅凭我记忆所及，检举出来，可惜我记忆的不够完整而已。

　　接着，抄录了《紫鹃》、《尤三姐》、《妙玉》、《晴雯》、《探春》，共5首诗。然后说：“以上的诗要联系聂绀弩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处境，以及开除党籍、划成‘右派’等情况来看，就不难理解了。”落款为1968年6月8日。北京市第十三中学革命委员会附署“材料供参考”，加盖了公章。

　　向思赓的检举，与戴浩写的材料如出一辙，言不由衷，被迫而为罢了。

　　向也是湖北人，早年在武昌崇实中学加入中共，后入复旦大学，参加过“左联”。1950年至1974年执教于北京十三中。1994年读聂绀弩诗集时遽尔去世。

　　据《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拾遗草•记思庚》附注：戴行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1994年5月26日戴去向思赓家中送书，向思赓接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爱不释手，只顾埋头看书，戴帮他做了午饭，下午两点多告别。次日上午10点，向的儿子来看父亲时，见向躺在地上，满脸是血，不知何时摔倒，送医院诊为脑血栓，已无救。向儿子见其父读聂诗而死，遂将聂诗《记思赓》套印于讣告中。

　　向思赓孑居一室，阅读聂绀弩诗集时，是否会联想到他对聂写“反动诗”的检举，是否会因此有所内疚，至于病情突发，均未可知。但他的猝死，颇感惨然。

　　关于王次青

　　1965年1月2日上午，王次青去到聂绀弩家中，专为拜年。送给聂公两盒带过滤嘴的中华牌香烟，这在当时为高层人士专供物品，殊为难得，聂公非常高兴。聂留王吃中饭，下午王邀聂和周颖到王家去打桥牌。戴浩和向思赓也先后到了王家，晚上王次青做东，在“四川饭店”吃喝畅叙。

　　从档案材料中这一情节的记载，足可看出王次青和戴浩、向思赓一样，常在聂绀弩身边周旋。

　　黄苗子也常出入于聂家，但他与王次青素不相识。一次在聂家碰面了，经戴浩介绍，黄苗子才知道王次青供职于出版局的版本图书馆。版本图书馆正好与黄苗子所在的美术出版社同一个院子办公，从此，黄苗子对王次青的情况便有了较多的了解。据说王次青曾经多年跟随张治中，在西北地区一度走红，担任过《新疆日报》社长。进京后，在出版总署主编图书杂志，不知犯了点什么错误，调到了版本图书馆工作。

　　王次青与聂绀弩既不是同乡，也没有共事的经历，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结成了很不一般的朋友交往。

　　在法院的审问笔录中，审判员讯问到聂发表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时，为提示聂的回忆，有意问了一句“你认识一个姓王的吗”，聂当即反映说“是王次青”。这说明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聂绀弩从来没有给王次青写过诗。

　　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转念一想，有些事情其实不需要盘根究底。阶级斗争紧绷的那些年代，凡是过来的人，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蒙骗、中伤、倾轧、明枪暗箭的事情，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个阶级斗争弄得风声鹤唳，疑神疑鬼，有的人就天天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捕风捉影向组织打报告。一些自身有什么历史不清、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事，更是时时担惊受怕，只恐半夜鬼敲门，为了自身寻求保护和安慰，只好做出某种积极表现来，不惜从亲戚朋友身上找一些有举报价值的东西，打个小报告向组织邀功。除了检举他人之外，从自己身上剖肠挖肚，今天检讨，明天交心，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当年的极“左”思潮的狂热性，带有一种宗教意味。一般平民受蒙蔽的且不说，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也已经心痴神迷。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这是聂绀弩一位朋友当年向组织写下的一个交代材料：

　　1965年2月27日下午，下班后，到了聂绀弩家，因为他答应给我豆豉，特意来拿。聂和周颖留我吃晚饭，我说马上就要回去，家里有人等。我拿了一包豆豉和一块臭豆腐，又问他有什么好小说可看，他带我进书房，一面说：我这地方好小说没有，坏小说也没有。最后他借我一本《蜃楼志》，说这是讲广东的事的。我又挑了一本《蜃楼外史》。

　　回家打开那本《蜃楼志》一看，原来书内还夹着一本极小的本子，是淫书《杏花天》。当时我自己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定先把它包封起来，不看。打开了《蜃楼志》，还是有许多淫猥的内容，我经不起诱惑，老毛病又犯了。

　　第二天非常后悔，说明我在阶级斗争面前还是很经不起考验！

　　现在已把这些脏东西都封起来捆好，准备还给他。并且把这个事实，作为永远的沉痛教训！

　　如果用现在的理念，去观照过去那个时代，会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就算是一本淫秽小说吧，事先并不知晓，既然借来了，你看也好，不看也好，这有必要向组织写一份检查报告吗？扯得上阶级斗争问题吗？看了就是经不起考验吗？算得上什么“永远的沉痛教训”呢？要是一个刚刚入党入团的幼稚的青年人“向党交心”也就算了，你还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这不叫人笑掉大牙嘛！

　　像这样的人，既然对自己的一点小疵都主动向组织报告，那么，当他看到听到朋友的言行不合时宜时，能不去检举吗？而且，他不会认为检举朋友是什么不道德、不义气、不光明的行为，似乎理所当然就要那样去做，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时尚吧。

　　关于聂绀弩的豁达姿态

　　聂绀弩完全想不到在他的“物以类聚”的朋友中，竟然会有告密者。直到他在监房里蹲了十年，也从来没有想过他的那些“罪状”是谁检举的。这似乎不合常理。经过了十多次审讯，指控了你那么多的诗和言论，你怎么就不想想司法机关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没有埋怨和责备过任何一个朋友。当他出狱之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我留心看过很多怀念聂绀弩的文章，当然不少是他的朋友们写的，我很想从其中找出一句对以往的检举揭发行为的反省的话来。然而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坦白自己有过什么对不住朋友的行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那里，几乎众口一词。而你这朋友作为一个最知情者，是否也起到了一点帮凶的作用呢？对此则讳莫如深，闭口不言。你当时检举揭发时，可能是在极“左”思潮的狂热中，陷入了一种宗教的麻木和迷惘状态，而当那种狂潮过去，大家都清醒过来的时刻，你还不应该说一句诚实的话吗？尽管聂绀弩没有责怪你，而你自己还不应该有一点歉意的表示吗？

　　因此，我把聂绀弩和他的此种朋友相比较，就觉得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一个是蓬蒿之间的斥鷃。

　　也许我的议论有些偏颇，还是回到聂绀弩的姿态上为好。聂绀弩本人对朋友都毫无芥蒂，我们又何至要苛责于人呢？

　　过往的时代，与当下的时代相比，会有很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意识的，也有物质的；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回头观望过往，一方面，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荒谬、可笑、不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想到那些事情所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如果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我们就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和那些人们。

　　聂绀弩正是这样一种姿态。他以最犀利的目光，洞察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发出了慷慨激昂的议论和抨击，并因此酿成犯罪，遭受迫害，然而，当他得到彻底平反，别人都为他歌颂的时候，他并没有以英雄自居，没有以一个胜利者的傲气再去批判他人，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责难组织，也没有指责社会。

　　聂绀弩出狱不久就开始写作，一面整理旧著，一面撰写新作，充分利用他有生之年，出版了大量著述。我们看到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没有再翻腾昔日的政治恩怨。思想家不会到某些个人身上去泄愤。他深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动乱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指责有负于他的朋友，没有指责处理过他的司法机关和领导人，也没有像我们大家那样义愤填膺地狠批林彪、“四人帮”，更不像有的文章由批极“左”而牵连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社会主义。反而，他在《怀监狱》一文中，肯定了专政机关中的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

　　曾有人表示不赞成聂绀弩为监狱说好话的文章，为此，聂在致舒芜的信中写道：

　　……我知道有很可怕的监狱，有不少人在里面被折磨被谋害而死，但我未进过那种监狱。如果写文章不是为了某种一时狭小的需要而造谣说谎，我没有什么错误。其实又何曾把一切监狱的好处都写尽了？例如北京监狱收的学生最多时，我听见别的号里，有一个大概是初中女生的声音说：“解放军叔叔（那时监狱由解放军看管），替我把窝头烤一下！”这监狱说坏也真坏，连初中女生也关进去了。说好也真好，犯人能叫看守给烧窝窝头！

　　接下来，聂绀弩在这封信中还写到北大荒：

　　北大荒无论怎么说，也难说是什么理想的人间乐土，但要说是“生非生兮死非死”（清代吴梅村的诗）也谈不上。“右派”劳动队先后几百队员，如吴祖光、尹瘦石、胡考、刘尊棋、黄苗子、丁聪等，除了我年近六十，干不动活，不免多被吆来喝去以外，大家和全体都一样干得欢，吃得欢，玩得欢，讲自己如何被划为右派的经历讲得欢。我没见过一个流泪，我自己也从未感到要流泪，像读鲁迅的《故乡》里的闰土喊他做“老爷”时的那样。

　　读了这两段话，或许让人会问：老聂是否变了？没有“火气”了？当我们继续往下读这封信的时候，就会看到老聂依然气节不衰，守正于心。原来写给舒芜的这封信，缘起是吴伟业送人流放东北时写的两句诗：“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聂绀弩借题发挥，讥讽这位清代诗人的软骨，也表明了自己的临危不变、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信中继续写道：

　　不知吴伟业有送人入狱诗没有。如果有，他想象的监狱应比东北更不生不死。说到这里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吴公未到过东北，也未入狱，却把东北和监狱想象得比实际可怕到不知多少。自己是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所以清廷要他做官，他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不做官。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多少呵！似此，《怀监狱》是否会使人不怕犯法，不得而知。若能让诗人吴梅村的骨头稍硬一些，那意义就大多了。

　　如果说聂绀弩晚年有变化的话，那是他经过炼狱的锻淬，更坚韧、更纯真、更超尘绝俗了。

　　他被捕被判的重要原因，是他发表过很多对毛泽东主席不满和激愤的言论，那是他的真实思想。但他在监狱中认真读“毛著”，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出狱之后再没有说过和写过任何贬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词。他在写给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申诉书中，表示平反以后还要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最后以《中国古典小说》等论著的出版，兑现了他的诺言。这就是聂绀弩晚年的率真。

　　1977年10月，正当聂绀弩出狱一周年之际，他在给黄苗子的信中，写了一句由衷之言：

　　我尝觉公，我，祖光，瘦，迩乃至永玉，固均属落后分子，但实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且歌社并不违心……

　　——我们包括吴祖光、尹瘦石、陈迩冬，乃至黄永玉这些人，固然都属于落后分子，但实际我们都是真正有见识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有时或曾写作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而且决不是违心的——聂绀弩从来不说违心话呵！

　　我们把聂绀弩档案材料拿了出来，如果只是为了回忆一段历史，那就没有大的意义。那些风风火火的历史，那些是是非非的纷争，那些恩恩怨怨的人事，恶战与詈骂，凶虐与荒诞，狂笑与哀哭，灼热与阴冷，早应该淡忘了。我们重新阅读这些材料，唯一的意义，在于从中发现和汲取我们需要的文化。我们从这些材料中读取的，正是世世代代的优秀的文化人所传承的那样一种精神操守，或者说是世世代代的诗人们的经典诗篇中所缭绕贯射的一脉诗魂。

　　聂绀弩逝世前，在怀念伟大诗人屈原的一首诗中，就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经典名句：

　　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宇宙间！

　　结语

　　自我发现这些档案材料以来，心上就有了一种重负。聂绀弩这样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他的那些绝非寻常的资料，怎么就凑巧让我碰上了呢？既然到了我的手头，岂忍使其埋没丢失呢？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我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刑案实录公之于世，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我除了正式职务是当过法官之外，只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尤其是旧体诗的爱好者。也许正是这么一点爱好，成为一种缘分，使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作者。

　　名为作者，其实并无著作之实。因为这本书，基本内容是原始资料的辑录。我的工作只是搜索档案，发现材料，选取剪裁，把零散的材料分别安顿在各个标题下。同时，穿插了一些连缀的话语，虽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也起到了衔接贯通的作用，使那些零散的材料成了文章一样的东西。

　　原来只是一些单独成篇的短文，撮合到一起，大体像一本书的样子了，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绽，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这种写作过程，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笨拙的裁缝，最后总算把一堆碎散的布料，连缀成衣了。

时光荏苒，握笔尝喟。斟酌改稿之际，不觉时近晚秋。我望着院子里树枝上的绯红的果实，心中禁不住对聂绀弩先生深深怀念。我想把这一本书，作为一枚秋果，敬献于先生灵前。我似乎感觉到了，先生以微微颔首的诙谐，接纳了我的这一点心意。他的确仍然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将与我们伴随永恒。

（原载《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