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江北大亨顾竹轩 下

  顾竹轩（1885~1956年），名如茂，发迹后以字行，原籍江苏阜宁，是上海青帮、黄包车业和苏北（江苏北部）旅沪同乡会领袖，号称“江北大亨”。1949年以后，顾竹轩留在上海。由于此前曾经多次帮助过中共，他成为昔日上海黑社会大亨中惟一未被镇压，得以善终者。1949年8月，顾竹轩还被特邀参加上海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

　　（上接4月1日版） 

　　除结交权贵以便谋取各种头衔身份外，顾竹轩还利用各种机会与官方最高层接近。他曾跟蒋介石合过影，之后便将这张照片一直被他悬挂在天蟾舞台的四楼房间内，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份。

　　轻财尚义 济急恤贫

　　顾竹轩幼年家境贫寒，无力读书，因此目不识丁。但当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之后，他则请人教自己识字，逐渐地可以看信、读报纸了。

　　此后，在与上流社会的交往接触中，他又渐渐养成了一种上层人士“典雅持重”的风度。

　　随着身份地位的日益提高，顾开始洁身自爱，社会事务能敷衍的就敷衍，不能敷衍的就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由加以推脱。但有两件事是他一直较为热心办理的，一是为赈济同乡，二是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些事情。    

　　顾竹轩于1956年7月6日因患水膨胀病在上海去世，从16岁离家到上海，他在长达55年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回盐城居住，但其对故土的思念十分强烈，为盐城和阜宁的乡亲也出了一些力。

　　早在顾初露头角的时候，他就以轻财尚义、济急恤贫为盐城和阜宁旅沪的穷乡亲称道。

　　1911年，苏北大旱，一些灾民逃荒至上海，以行乞为生。顾竹轩见状后，与同庆舞台的合伙人左士臣等人出面，在盐城和阜宁旅沪同乡与自己的徒子徒孙中筹集善款，救济逃荒而来的乡亲。此外，他又以盐、阜两县的救灾问题向华洋义贩会告急。

　　顾从事有关乡亲的善举，向来都是躬亲其事，尽力解决，不挂虚衔。如在闸北创办江淮小学时，他不仅献出了自己在大统路的宅地，还捐赠了很大一笔钱作为创办基金。  有关顾竹轩对乡亲贩灾济艰的例子，建湖县文史资料办公室存档的几则事例很有代表性：    

　　1929年冬，顾氏返里葬母。事先闻知家乡是年大旱失收，他特地筹措了一大笔银元乘专轮还乡。丧事既毕，宣布放饭。凡登门求济的，孩童银元一枚（价格可抵50斤稻），青壮男女两枚，老人五枚，鳏寡孤独者七八枚不等，最多的十枚。外地饥民闻讯而集，饥民船只塞满了唐湾河，直至带回银元放完为止。邻村有孕妇登门乞济被挤得把孩子生在裤子里，顾派专人送去银元、大米、衣被等物。    

　　1931秋，运河决堤数十丈，阜宁内下河地区洪水横流，一片汪洋，经冬未退。灾民流离失所，啼饥号寒。顾竹轩竭力奔走呼号于华洋义贩会和红十字会之间。在他和盐城的美籍传教士白秀生的努力下，终于为盐湖、阜宁、东台三县求得了大批粮食、衣被和药品。 

　　这次贩灾中，顾竹轩为了多筹集善款，还将自己位于闸北太阳庙路附近的天蟾玻璃厂卖掉，共集资了五、六万银元。这件事在盐阜乡亲父老中有口皆碑，当时乡亲们很亲切地称他为“顾四爹爹”。

　　除此之外，1935年编写的《续修盐城县志》中也特地为其救灾“奔走甚力”书了一笔。

　　此外，在中国国难当头之际，他的慷慨仗义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好评。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顾竹轩将天蟾舞台停业，作为涌入租界避难的盐阜同乡栖身之所。楼上楼下人满为患，还要筹集供应其衣食所需。时有要求回苏北老家避难的，顾氏向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虞洽卿协商租得长江客轮将难民分批运送至泰县口岸，再乘顾的大生轮船公司的内河客轮运往盐阜各地。前后历时两个月，顾竹轩共约收容、运送了上万人。顾竹轩将舞台停业不算，还解了私囊。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难民纷纷涌入租界避难，时值顾氏保释出狱不久（因赵广福、张亭桂告顾竹轩教唆杀害大世界经理唐嘉鹏一案，其身陷囹圄），他闻听此事，慨然再将天蟾停业改作难民收容所。直到3个月后战线西移，难民开始陆续离去，天蟾舞台才重新开业。

　　狡兔三窟 支持中共

　　顾竹轩热心盐阜乡亲的事情，无论是旅居上海的同乡还是盐阜当地人均感其恩德，对他评价很高。

　　如果说他热心盐阜乡亲的事情是因其本人很讲究同乡情节，有江湖义气，轻财疏义的性格，那么，他支持身为中共党员的侄儿从事革命活动，多次掩护和营救中共地下工作者，让自己的幼子加入新四军等事则多少也与青帮行事中向来的“狡兔三窟”风格有所关联。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不久，时任工运大队长的姜维新在送发罢工工人安置费时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巡捕房后将其递解至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姜的兄长姜维山当时在天蟾舞台工作，姜维山请顾竹轩出面营救。

　　顾竹轩首先假认姜维新系天蟾舞台职工，并利用招待前来查核情况的警员吃饭的机会，避开英籍警员，疏通华籍警员将查办时间延后，赢得了营救时间，后由天蟾舞台作保将姜维新保释出狱。

　　据姜维新事后回忆，当时被抓的有二三十人，只有二三人最后获救。事后，姜向周恩来做汇报时，周恩来还表示，“顾竹轩为人还是可靠的。”     

　　顾叔平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是顾竹轩的嫡亲侄儿。他早年投身中共革命，曾多次利用顾竹轩的关系在最危险的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3年春，时任中共盐阜区委组织部长的喻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总检察长）与妻子李枫（时任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奉命去延安参加整风。中共将掩护喻、李二人经上海去延安的任务交给了顾叔平。

　　从中共革命根据地到上海，一路上遇到几次危险，都是顾叔平抬出顾竹轩的名头后才化险为夷的。

　　到上海之后，顾叔平也没有隐瞒二人身份，向顾竹轩将实情和盘托出，请顾帮忙。顾竹轩出于安全考虑让二人寄居在地藏寺中，花了大约20石米的钱打通关节，取得了去太原的通行证。为谨慎起见，顾又吩咐干儿子李少春写了封致其父——京剧名角李桂春（艺名小达子，与顾竹轩私交甚笃）的信交喻、李二人随身携带，以便出现困难时可以一用。顾叔平则在获知喻屏夫妇已经安全抵达延安的消息后才动身回根据地。

　　事后，喻屏曾赞扬顾竹轩“为人很好，有政治头脑，有正义感，肯帮助人。”但因为这件事，顾竹轩却差点身陷囹圄，然而他对于侄儿的革命工作依旧热心相助。

　　让亲生儿子加入中共军队

　　1945年3月，中共射阳县委书记马宾的妻子林立患上甲状腺肿大症，必须开刀切除。中共要求顾叔平利用与顾竹轩的关系，与林立假扮夫妻，赴上海治疗。顾竹轩通过关系让林立住进了红十字会医院（现华山医院）。出院后，林立又在顾宅休养了十多天。

　　他们临走时，顾竹轩将自己的幼子顾乃锦（瑾）交给顾叔平，让他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

　　顾乃锦后加入中共，曾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黄浦区文化局副局长。

　　国共战争后期，中共派顾叔平到上海工作。顾叔平在顾竹轩的大力协助下当选国民政府上海市榆林区副区长，还利用天蟾舞台的经理室作为地下党开会的地方，这大大地方便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

　　新中国成立前后，顾竹轩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地下党和解放军做好接收工作，有效地维持了社会治安。 

　　无论顾竹轩出于何种目的协助中共的革命工作，客观上都为中共作出了贡献。上海解放后不久，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即亲赴天蟾舞台看望顾竹轩。1949年8月，上海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这都是对中共对他的一种肯定及褒奖。 

　　顾竹轩出身贫寒，从社会底层起家，最终跻身社会中上层，成为社会名流、“海上闻人”。虽然其地位无法与杜月笙相比，但作为上海社会中的苏北精英是毋庸置疑的。

　　一方面是黑社会“大佬”，一方面又抚恤贫民；一方面支持国民党，一方面又暗中支持中共。顾竹轩一生所做的这些事情看似十分矛盾，但也正是民国上海社会中多重复合的人际、社会关系及利益价值的驱动在个体身上的体现。

　　（全文完）

　　摘编自北京《人物》杂志

　　吴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