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朱学勤：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1 20:46:59
朱学勤：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时间:2010-06-22 09:34 作者:朱学勤点击:3629次
主题简介：
三千年来唯有之变局浓缩于三十年，当变已变，该变未变，不该变而变——如何历史地看待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发展，以及未来的路径问题。这是一个宏观基本面上的话题，是一个既与宏观战略或超宏观战略有关的话题，也是一个实际上与未来趋势直接相关的话题。那么，30年改革开放有哪些成果？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段历史呢？
嘉宾简介：
朱学勤，1952年9月出生于上海市，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社会思想史，目前从事的课题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编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热烈与冷静——林毓生学术论述集》等。近年来，多次出访欧美、港台，先后作为访问学者在台湾省“中央研究院”、美国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并应邀赴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迪金森学院作学术讲演，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作大会主题发言。
【主持人：】各位南都的读者、各位广州的市民，很高兴又在这个周六的上午和大家相聚在岭南大讲坛。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除了现场的朋友，还有很多的网友也在关注今天的演讲，昨天晚上我特意上天涯网看了一下，预告我们这个讲座，已经有上百网友已经向朱老师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个人觉得是要放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大转型的过程中来看这30年，我们的大转型其实就是让中国从传统的皇权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这一百多年的过程中，有扬帆启航的时候，也有触礁搁浅的时候，也有走回头路的时候。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这艘大船重新走向现代化方向，扬帆重新启航。站在这30年的节点上，回望过去30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我们站在现在，看现在是什么样的位置，展望未来中国以后应该往何处去呢？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老师，给我们解答很多的问题。
朱老师大家很熟悉了，他长期从事近代史以及社会思潮的研究，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很多书籍在座很多听众可能都详细的阅读了，我就不详细的介绍了。下面把时间留给朱学勤老师，让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大家欢迎朱老师。
【朱学勤：】在这样一个周末的上午，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30年中国，大家共同经历的曲折和重要的历程。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各种声音出来，事实上还没有到这个纪念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朗老朗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这是郎咸平的观点。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维护改革开放，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郎咸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我和郎咸平交换意见我是这么说的，“三十年中国肯定不是糟的很”，我和皇甫平交换意见，就更彻底一点了，我说，“为什么第三次改革开放的辩论，你不得不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公众在网上介入，网上的一些片面的声音我们可以过滤，但是你可以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本身的质疑，这个面却是越来越扩大了，至少第三次改革开放辩论有一个好处，民众通过网络大规模的介入，大规模的介入当中至少可以看到有很大一部分是对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提出质疑的，你在网络上得到的拥护显然是少于第二次改革开放辩论，他以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辩论文章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所以仅仅把糟的很搬过来，说成是好的很，显然也不能说服公众。”
我和皇甫平这么说，一个是糟的很，一个是好的很，你们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是你们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你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
第一场改革失败了、埋葬了，经过三年徘徊，第二场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个总设计师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严重的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的特点相联，而不是与第一场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但是确实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了“热月”事变，大革命截然而至，然后是社会还俗的潮流，所谓社会还俗，就是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然后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在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社会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的返归运动。
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在法国是一个具体事件，叫“热月”事件。凡是法国革命传统流经之处的国家 、民族，其实都有一个热月事变，在革命的重点心定气闲的等着它回归，法国是这样，俄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革命几乎席卷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怀仁堂事变，它的历史含量是极其丰富的，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一句，点到为止，怀仁堂事变它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是中国式的热月事件。中国的热月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厨房的世俗生活，而策划热月具体的当事人，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叶剑英等等，他们仅仅是无意中顺应民意，发动事变，结束了文革。
其实华国锋、汪东兴他们的革命觉悟并不高，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怀仁堂事件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他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历史总是在断裂中相联的，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又执行了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它既是对怀仁堂事变的一个延续，也是一个发展，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清算，但是也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的尾巴，不容质疑。1986年胡耀邦出事之前，曾经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啊，你想想他在中组部任上平反昭雪，解放了千百万干部和群众，把民众从文革深渊中拖出来的人，最后他下台之前，曾经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啊，我们可以想象，文革和改革之间有多少的断裂、又有多少的联系。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第一场改革为什么中断、失败、结束。第一场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来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的话，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的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不是铲除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的岁月，那个十一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阴霾，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前途，不仅仅是十年文革的问题，十年文革此前还有那么多极左的运动，伤害了多少人？就是那样的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的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课堂里两代大学生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应届大学生，那时那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加社会的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图书馆门口就排起长龙，我们都记得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哇，长龙又出现了，还有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那个时候，整个民族突然变年轻了，从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变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那个时候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出现了邓、胡、赵三架马车，这三架马车构成了这个党、这个民族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内阁，这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治阶段，领导人怎么样，要比今天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非常幸运，这个党、这个民族在经历如此重创之后，居然出现了邓、胡、赵三架马车。
我想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了，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讨论过以陈云同志出来掌舵，而三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全部恢复名誉，他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走进的阶段当中，这是一。第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那么在党内，大家公认的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三中全会上元老派，老干部，一度盼望是陈云出来掌舵，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陈云这个人，我觉得，虽然我在后面也会讲到，他的经济思想我不一定赞成，但是总得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正派的老干部，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我们这么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
我们知道邓小平实际上是十大元帅之外，不穿军装的元帅了，林彪功劳很大，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谁能将中国打一个对穿，毛泽东的江山是四野帮他打下来的，但是邓小平是唯一指挥过两支野战军协同作战的统帅啊，淮南战役六十万人打八十万人，当然在网络上有很多争议，淮海战役到底是谁指挥的，我们且不说这个，总之邓是党内唯一一人指挥过两支野战军的统帅人才，他实际上是不穿军装的元帅，是军政强人。这是陈云当初谦让舵手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
03年、04年，赵紫阳去世之前，他的老战友北航的前党委书记，进入他的私宅跟他谈心，后来这位老同志把赵紫阳的最后一些谈话、一些思想，实际上也是记录在书，在香港出版了，就是赵紫阳的最终遗言，我想在广州很多人可能都有看到过。其中有一段，赵紫阳虽然后来发生过很多事情，但是讲到邓小平时还是持论公正。那位老同志问赵紫阳，假设邓小平最后对你如果一直信任到底，最后甚至把军委主席的位置给你，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搞成？我想这是社会上很多知识分子、很多青年人都会想到的一个问题。结果赵沉吟良久，说了一句话，他说即使这两个假设都实现，也不行。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那个年月，能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我没有这个资历，也没有这个威望，给了我这个权力我也搞不动。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比较公正也比较客观，所以邓的作用是无可置疑。三架马车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说了，相对于紫阳来说，我想这两个人正好是一个互补，耀邦是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挫折，党内那么多干部，包括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几乎每一个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而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是一个透明的人格，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个“阳光青年”，当年要耀邦下台，让李先念上台，打电话征求李先念的意见，李先念在电话里说了这么一句，我觉得也很客观，他说耀邦是一个大“阳人”，就是这个人不搞阴谋诡计，不整人，也不知道怎么防范人。
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其实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那紫阳正好跟耀邦形成一个对应、互补，如果说这一边是火热的激情，那赵紫阳就是冰雪般的聪明。他没有读过大学，按照他的学历来说，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参加了革命。但是后来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总理、总书记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那种交流之透彻，使人不得不惊叹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领导人悟性第一流，对世界未来走势的把握是第一流的。
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赵紫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个人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本来根据议程是二十分钟结束，二十分钟时秘书进来提醒结束，结果李院长说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陆来的教授谈的很投机，要结束我自然就结束了。我们谈了四十分钟，他就跟我说了跟这三位大陆领导人的交流体会，当时中国发生了89事件，第一场改革已经结束，第二场改革刚刚启动，那使邓小平那时已经去世了，李远哲说到邓小平时还是很有感情，他说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邓小平一上来，邓小平就是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说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到李远哲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一点也不奇怪。
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最后邓小平听完之后脸色放缓，就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说是，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了。当时邓小平结束这一场谈话，只是长叹一声，哎呀，总是要叶落归根嘛，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说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
说到赵紫阳，他说我每一次见赵紫阳，都是把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动态整理出来，带给他，告诉他中国人在哪些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头赶上。我跟赵紫阳谈话是丝丝入扣，他没有听不懂的地方。赵紫阳是一个有现代眼光的政治家，你想三架马车这样配合，这个民族出现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激情，完全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第一场改革它是有隐患的，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无论是报纸上的文章，一直到形成电视专题片《河殇》等等，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总的发展趋势是很明白的，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第三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了政策，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还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没有触及。当刚刚要触及的时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1986年年底一场生活会拿下了总书记，1989年由于耀邦的去世，激起了惊天动地的89政治风波。89政治风波又折了第二个总书记。
那么发生这个悲剧性的原因，我们不从个人品质上去找，至少是你这个体制，从文革中来，选择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个体制没有改变啊。我们的历史是在断裂中相联的，所以第一场改革最终是以失败结束的，被埋葬，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曾经有过两个小高潮，都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志，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经催促先是胡后是赵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出来，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他曾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经说过，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他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第一场改革，关于邓小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都还没有失去他的光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失败了，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败于后者。
第二场改革，它是在89事变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历史的天幕，天幕上有一行字，这一行字写的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那么第二场改革还是有天幕，天幕上还有字，这一行字悄然已改，改为“89这件事情不能再发生了”。
我想89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不适合在这里从容讨论，我们只能来讨论它在第二场改革起点时候的历史的作用，我讲两件事吧。
第一件事，89年的下半年，中国面临西方的制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走不出去，唯一走出去的，当时是朱镕基，因为朱镕基的形象比较好嘛。这个是事实啊，大家记忆犹新啊。当然邓小平也是给李鹏机会了，1992年浦东宣布改革开放，就是浦东改革，那时让李鹏到上海去剪彩，不光是剪给全中国人民看，也是剪给世界舆论看的。那要打破制裁，尤其是政治上的不来往，那怎么办呢？现任的这些政要不能来，邀请那些已经下台的政要嘛，已经下台的政要里就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尼克松到中国来，一开始是要表达感谢，因为他在美国是一个声誉扫地的总统，唯有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而且他按照西方的价值观，说到刚刚结束的那件事，我们看到邓小平勃然大怒，邓在接见外人时很少勃然大怒，几乎没有，但是这次勃然大怒，突然打断尼克松的话，说“不要再说了，89年那件事情，使每一个中国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哪一个美国人付出了代价，你跑到这里指手划脚”，记住是每一个中国人，当然包含小平自己了，因为小平曾经深情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第二，我在自己的社会调查当中，我曾经与一个离任的省委书记有过一个交谈，他说91年的华东水灾是从他这个省开始的，按照党的规矩，在那里发生的灾难，一般来说是当地政府扛着，不要给中央政府添麻烦，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做，不向中央发电不求援，后来洪水越来越大倒的房子越来越多死的人越来越多，他实在扛不住了，就向北京求援。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滚动播出的片头，重复了半个多月，我们记忆犹新，就是我们看到解放军大批的出动，在长江大堤缺口跳下去，以人体堵住缺口，江泽民当时穿着长的雨靴，在大江大堤上发表演说，每天晚上几乎都是一样，一个省的大水成为全中国的事了。
水退了，这位省委书记见到了邓小平，按照规矩，他见到邓小平，他也是以歉疚的口气对邓小平说给中央添了麻烦，但是他说大吃一惊，91年华东水灾救了就是说、救了共产党。后来我也说，你也就只能做到省委书记了，你根本不知道89到91年邓小平在想什么。我认为邓小平是四起四落，第四落是89到91年，他不仅仅是深受89事件的影响，所以他才会对尼克松勃然大怒，而且很重要的挫伤是党内，左派利用这件事情反攻倒算，我们记得89到91年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有意无意的在清算改革的罪魁祸首。当时口耳相传，攻击“邓小平11年改革是极右，一朝开枪是极左，没有一天是正确的”。
当时左派的杀伤力之强已经说到这一步了，当时江泽民新任总书记，第一个七一讲话是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当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一说，因为那时还谈不上民营企业家，都是年光九、傻子瓜子、个体户这样的人，要把个体户法的倾家荡产，我记忆犹新，01到02年到广东的“三个代表”的讲话等等，你对比一下，我并不是对个人有什么评价，1989年的7月1日讲话，和2002年的7月1日讲话，对比一下，2002年7月1日的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1989年的7月1日讲话，是要把个体户法的倾家荡产。两个讲话对比一下，你简直就是觉得是判若两人，并不是说他本人怎么样，而是说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才出现了同一个总书记、两个七一讲话，而且是判若两人的两个讲话，这样的历史现象。
邓一方面广场事件给他造成的冲击，另外一个方面，党内利用广场事件清算他的改革，他本人肯定是思前想后，89年下半年他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交给了江泽民，三年闭门不出，在自己院子里想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文革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92年他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了，接近90岁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第一场改革的失败、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他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好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了，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
来源:南都公众论坛2008-2-23 共3页: 上一页123下一页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c/article_201006221182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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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来唯有之变局浓缩于三十年，当变已变，该变未变，不该变而变——如何历史地看待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发展，以及未来的路径问题。这是一个宏观基本面上的话题，是一个既与宏观战略或超宏观战略有关的话题，也是一个实际上与未来趋势直接相关的话题。那么，30年改革开放有哪些成果？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段历史呢？
嘉宾简介：
朱学勤，1952年9月出生于上海市，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社会思想史，目前从事的课题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编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热烈与冷静——林毓生学术论述集》等。近年来，多次出访欧美、港台，先后作为访问学者在台湾省“中央研究院”、美国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并应邀赴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迪金森学院作学术讲演，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作大会主题发言。
【主持人：】各位南都的读者、各位广州的市民，很高兴又在这个周六的上午和大家相聚在岭南大讲坛。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除了现场的朋友，还有很多的网友也在关注今天的演讲，昨天晚上我特意上天涯网看了一下，预告我们这个讲座，已经有上百网友已经向朱老师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个人觉得是要放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大转型的过程中来看这30年，我们的大转型其实就是让中国从传统的皇权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这一百多年的过程中，有扬帆启航的时候，也有触礁搁浅的时候，也有走回头路的时候。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这艘大船重新走向现代化方向，扬帆重新启航。站在这30年的节点上，回望过去30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我们站在现在，看现在是什么样的位置，展望未来中国以后应该往何处去呢？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老师，给我们解答很多的问题。
朱老师大家很熟悉了，他长期从事近代史以及社会思潮的研究，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很多书籍在座很多听众可能都详细的阅读了，我就不详细的介绍了。下面把时间留给朱学勤老师，让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大家欢迎朱老师。
【朱学勤：】在这样一个周末的上午，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30年中国，大家共同经历的曲折和重要的历程。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各种声音出来，事实上还没有到这个纪念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朗老朗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这是郎咸平的观点。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维护改革开放，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郎咸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我和郎咸平交换意见我是这么说的，“三十年中国肯定不是糟的很”，我和皇甫平交换意见，就更彻底一点了，我说，“为什么第三次改革开放的辩论，你不得不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公众在网上介入，网上的一些片面的声音我们可以过滤，但是你可以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本身的质疑，这个面却是越来越扩大了，至少第三次改革开放辩论有一个好处，民众通过网络大规模的介入，大规模的介入当中至少可以看到有很大一部分是对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提出质疑的，你在网络上得到的拥护显然是少于第二次改革开放辩论，他以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辩论文章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所以仅仅把糟的很搬过来，说成是好的很，显然也不能说服公众。”
我和皇甫平这么说，一个是糟的很，一个是好的很，你们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是你们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你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
第一场改革失败了、埋葬了，经过三年徘徊，第二场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个总设计师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严重的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的特点相联，而不是与第一场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但是确实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了“热月”事变，大革命截然而至，然后是社会还俗的潮流，所谓社会还俗，就是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然后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在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社会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的返归运动。
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在法国是一个具体事件，叫“热月”事件。凡是法国革命传统流经之处的国家 、民族，其实都有一个热月事变，在革命的重点心定气闲的等着它回归，法国是这样，俄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革命几乎席卷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怀仁堂事变，它的历史含量是极其丰富的，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一句，点到为止，怀仁堂事变它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是中国式的热月事件。中国的热月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厨房的世俗生活，而策划热月具体的当事人，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叶剑英等等，他们仅仅是无意中顺应民意，发动事变，结束了文革。
其实华国锋、汪东兴他们的革命觉悟并不高，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怀仁堂事件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他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历史总是在断裂中相联的，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又执行了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它既是对怀仁堂事变的一个延续，也是一个发展，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清算，但是也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的尾巴，不容质疑。1986年胡耀邦出事之前，曾经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啊，你想想他在中组部任上平反昭雪，解放了千百万干部和群众，把民众从文革深渊中拖出来的人，最后他下台之前，曾经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啊，我们可以想象，文革和改革之间有多少的断裂、又有多少的联系。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第一场改革为什么中断、失败、结束。第一场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来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的话，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的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不是铲除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的岁月，那个十一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阴霾，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前途，不仅仅是十年文革的问题，十年文革此前还有那么多极左的运动，伤害了多少人？就是那样的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的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课堂里两代大学生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应届大学生，那时那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加社会的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图书馆门口就排起长龙，我们都记得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哇，长龙又出现了，还有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那个时候，整个民族突然变年轻了，从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变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那个时候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出现了邓、胡、赵三架马车，这三架马车构成了这个党、这个民族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内阁，这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治阶段，领导人怎么样，要比今天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非常幸运，这个党、这个民族在经历如此重创之后，居然出现了邓、胡、赵三架马车。
我想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了，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讨论过以陈云同志出来掌舵，而三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全部恢复名誉，他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走进的阶段当中，这是一。第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那么在党内，大家公认的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三中全会上元老派，老干部，一度盼望是陈云出来掌舵，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陈云这个人，我觉得，虽然我在后面也会讲到，他的经济思想我不一定赞成，但是总得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正派的老干部，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我们这么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
我们知道邓小平实际上是十大元帅之外，不穿军装的元帅了，林彪功劳很大，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谁能将中国打一个对穿，毛泽东的江山是四野帮他打下来的，但是邓小平是唯一指挥过两支野战军协同作战的统帅啊，淮南战役六十万人打八十万人，当然在网络上有很多争议，淮海战役到底是谁指挥的，我们且不说这个，总之邓是党内唯一一人指挥过两支野战军的统帅人才，他实际上是不穿军装的元帅，是军政强人。这是陈云当初谦让舵手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
03年、04年，赵紫阳去世之前，他的老战友北航的前党委书记，进入他的私宅跟他谈心，后来这位老同志把赵紫阳的最后一些谈话、一些思想，实际上也是记录在书，在香港出版了，就是赵紫阳的最终遗言，我想在广州很多人可能都有看到过。其中有一段，赵紫阳虽然后来发生过很多事情，但是讲到邓小平时还是持论公正。那位老同志问赵紫阳，假设邓小平最后对你如果一直信任到底，最后甚至把军委主席的位置给你，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搞成？我想这是社会上很多知识分子、很多青年人都会想到的一个问题。结果赵沉吟良久，说了一句话，他说即使这两个假设都实现，也不行。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那个年月，能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我没有这个资历，也没有这个威望，给了我这个权力我也搞不动。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比较公正也比较客观，所以邓的作用是无可置疑。三架马车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说了，相对于紫阳来说，我想这两个人正好是一个互补，耀邦是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挫折，党内那么多干部，包括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几乎每一个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而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是一个透明的人格，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个“阳光青年”，当年要耀邦下台，让李先念上台，打电话征求李先念的意见，李先念在电话里说了这么一句，我觉得也很客观，他说耀邦是一个大“阳人”，就是这个人不搞阴谋诡计，不整人，也不知道怎么防范人。
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其实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那紫阳正好跟耀邦形成一个对应、互补，如果说这一边是火热的激情，那赵紫阳就是冰雪般的聪明。他没有读过大学，按照他的学历来说，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参加了革命。但是后来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总理、总书记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那种交流之透彻，使人不得不惊叹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领导人悟性第一流，对世界未来走势的把握是第一流的。
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赵紫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个人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本来根据议程是二十分钟结束，二十分钟时秘书进来提醒结束，结果李院长说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陆来的教授谈的很投机，要结束我自然就结束了。我们谈了四十分钟，他就跟我说了跟这三位大陆领导人的交流体会，当时中国发生了89事件，第一场改革已经结束，第二场改革刚刚启动，那使邓小平那时已经去世了，李远哲说到邓小平时还是很有感情，他说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邓小平一上来，邓小平就是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说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到李远哲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一点也不奇怪。
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最后邓小平听完之后脸色放缓，就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说是，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了。当时邓小平结束这一场谈话，只是长叹一声，哎呀，总是要叶落归根嘛，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说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
说到赵紫阳，他说我每一次见赵紫阳，都是把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动态整理出来，带给他，告诉他中国人在哪些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头赶上。我跟赵紫阳谈话是丝丝入扣，他没有听不懂的地方。赵紫阳是一个有现代眼光的政治家，你想三架马车这样配合，这个民族出现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激情，完全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第一场改革它是有隐患的，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无论是报纸上的文章，一直到形成电视专题片《河殇》等等，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总的发展趋势是很明白的，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第三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了政策，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还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没有触及。当刚刚要触及的时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1986年年底一场生活会拿下了总书记，1989年由于耀邦的去世，激起了惊天动地的89政治风波。89政治风波又折了第二个总书记。
那么发生这个悲剧性的原因，我们不从个人品质上去找，至少是你这个体制，从文革中来，选择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个体制没有改变啊。我们的历史是在断裂中相联的，所以第一场改革最终是以失败结束的，被埋葬，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曾经有过两个小高潮，都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志，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经催促先是胡后是赵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出来，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他曾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经说过，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他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第一场改革，关于邓小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都还没有失去他的光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失败了，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败于后者。
第二场改革，它是在89事变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历史的天幕，天幕上有一行字，这一行字写的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那么第二场改革还是有天幕，天幕上还有字，这一行字悄然已改，改为“89这件事情不能再发生了”。
我想89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不适合在这里从容讨论，我们只能来讨论它在第二场改革起点时候的历史的作用，我讲两件事吧。
第一件事，89年的下半年，中国面临西方的制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走不出去，唯一走出去的，当时是朱镕基，因为朱镕基的形象比较好嘛。这个是事实啊，大家记忆犹新啊。当然邓小平也是给李鹏机会了，1992年浦东宣布改革开放，就是浦东改革，那时让李鹏到上海去剪彩，不光是剪给全中国人民看，也是剪给世界舆论看的。那要打破制裁，尤其是政治上的不来往，那怎么办呢？现任的这些政要不能来，邀请那些已经下台的政要嘛，已经下台的政要里就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尼克松到中国来，一开始是要表达感谢，因为他在美国是一个声誉扫地的总统，唯有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而且他按照西方的价值观，说到刚刚结束的那件事，我们看到邓小平勃然大怒，邓在接见外人时很少勃然大怒，几乎没有，但是这次勃然大怒，突然打断尼克松的话，说“不要再说了，89年那件事情，使每一个中国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哪一个美国人付出了代价，你跑到这里指手划脚”，记住是每一个中国人，当然包含小平自己了，因为小平曾经深情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第二，我在自己的社会调查当中，我曾经与一个离任的省委书记有过一个交谈，他说91年的华东水灾是从他这个省开始的，按照党的规矩，在那里发生的灾难，一般来说是当地政府扛着，不要给中央政府添麻烦，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做，不向中央发电不求援，后来洪水越来越大倒的房子越来越多死的人越来越多，他实在扛不住了，就向北京求援。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滚动播出的片头，重复了半个多月，我们记忆犹新，就是我们看到解放军大批的出动，在长江大堤缺口跳下去，以人体堵住缺口，江泽民当时穿着长的雨靴，在大江大堤上发表演说，每天晚上几乎都是一样，一个省的大水成为全中国的事了。
水退了，这位省委书记见到了邓小平，按照规矩，他见到邓小平，他也是以歉疚的口气对邓小平说给中央添了麻烦，但是他说大吃一惊，91年华东水灾救了就是说、救了共产党。后来我也说，你也就只能做到省委书记了，你根本不知道89到91年邓小平在想什么。我认为邓小平是四起四落，第四落是89到91年，他不仅仅是深受89事件的影响，所以他才会对尼克松勃然大怒，而且很重要的挫伤是党内，左派利用这件事情反攻倒算，我们记得89到91年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有意无意的在清算改革的罪魁祸首。当时口耳相传，攻击“邓小平11年改革是极右，一朝开枪是极左，没有一天是正确的”。
当时左派的杀伤力之强已经说到这一步了，当时江泽民新任总书记，第一个七一讲话是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当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一说，因为那时还谈不上民营企业家，都是年光九、傻子瓜子、个体户这样的人，要把个体户法的倾家荡产，我记忆犹新，01到02年到广东的“三个代表”的讲话等等，你对比一下，我并不是对个人有什么评价，1989年的7月1日讲话，和2002年的7月1日讲话，对比一下，2002年7月1日的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1989年的7月1日讲话，是要把个体户法的倾家荡产。两个讲话对比一下，你简直就是觉得是判若两人，并不是说他本人怎么样，而是说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才出现了同一个总书记、两个七一讲话，而且是判若两人的两个讲话，这样的历史现象。
邓一方面广场事件给他造成的冲击，另外一个方面，党内利用广场事件清算他的改革，他本人肯定是思前想后，89年下半年他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交给了江泽民，三年闭门不出，在自己院子里想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文革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92年他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了，接近90岁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第一场改革的失败、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他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好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了，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
来源:南都公众论坛2008-2-23 共3页: 上一页123下一页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c/article_201006221182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