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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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发生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的矿权纠纷的官司，就在最高法审理的过程中，却收到一份来自“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函件。函件中这样表述：“如果维持省高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稳定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

而同样发生于该地的另一起因矿权纠纷而引发的群体性械斗事件，在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5年判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7年裁定维持原判后，数年得不到执行。今年3月，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召开“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

作为省一级的政府在市场竞争中不能保持公正与中立的立场，参与到矿产利益的纠纷之中，这已不是个别官员的不自觉，这是需要引发各方高度关注的恶性行政干预司法事件。

在陕西，法律不如政府说了算？

陕西省政府“施压”最高法？

7月17日，陕西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和波罗镇樊河村发生群体性械斗，此事被当地称为“7·17事件”。事件根源是矿权纠纷，导火索是一起久拖不决的“民告官”案。这起矿权纠纷案，经榆林市中院判决，陕西省高院裁定，至今仍得不到执行，致使价值数亿元的集体财产归于个人名下。面对生效判决，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竟然召开“判决”性质的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最终导致矛盾激化。

针对陕西省国土厅矿权纠纷案否定陕西两级法院判决一事，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7月20日表示，对于法院的生效判决，行政部门不能够干扰生效判决的正常履行。而就在最高法强调“陕西国土厅不得干扰法院判决”的同时，发生于同一地方的另一起矿产纠纷案，由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实际起草，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对最高法发送的一份函件中，提出这样的“意见和请求”：“(陕西)省高院一审判决对引用文件依据的理解不正确”，“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

好厉害的国土厅，好厉害的地方政府。“将普通民事案件政治化，将经济案件上升为政治事件，并借‘影响陕西省的社会稳定’的帽子向最高人民法院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稍加考虑就能明白的道理，作为堂堂省一级的政府办公厅和国土厅如何不能明白，但即便如此，陕西省政府依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讳而公然“利用国家公器为私人利益服务”，不能不说利益面前，行政哪有兴趣还法律之尊严。

“地方”给“中央”扣“维稳”大帽

这起对最高法提出“意见和请求”的案件发生在2003年年初。因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的矿产合作勘查而引发一方拒不履行合同条款的民事经济纠纷一案，经过多级法院判决无效后而申诉至最高法。就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期间，无比离奇的事件发生。据知情人透露，2008年5月4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一份《关于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探矿权纠纷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了这样几点意见和请求：“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的合同勘查合同没有完成备案，没有实施，应属无效合同”；“省高院一审判决对引用文件依据的理解不正确”，“执行一审判决将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同时，该报告中还有“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这样的表述。

针对该函，2009年2月，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教授等数位国内法学专家联名向最高法发送了一封《关于呼吁最高人民法院抵制非法函件干预司法的建议书》。数位法学专家反映：“密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将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予以非法加密，造成了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的严重失衡，严重影响当事人一方的切身利益。”“密函抛弃了政府在市场竞争中应有的公正与中立地位，存有利用国家公器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嫌疑。”“密函将普通民事案件政治化，将经济案件上升为政治事件，并借‘影响陕西省的社会稳定’的帽子向最高人民法院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挑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7.17械斗事件共造成87人受伤，无辜受伤群众63人

公函事件涉及煤矿所在地：“波罗-红石桥矿区”

图为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王登记在作会议报告

陕西榆林，煤矿纠纷何其多？

有煤的地方，就有黑社会

其实发生在陕西榆林类似稀奇古怪的事情绝非一件两件，今年五月，陕西省榆林市下面的神木县法院一位叫张继峰的法官入股煤矿180万元，在连续两年未得到红利后，自我“举报”将煤矿方告上法庭，后经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张继峰的诉讼请求。但事情经曝光媒体后，神木县委连夜召开常委会，对入股煤矿讨要1100万红利的法官张继峰进行调查，免去张继峰监察室副主任一职，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接连发生在陕西榆林地区的矿产纠纷案件，让人不得不审视陕西这个地方的矿产生态关系中，司法与行政缘何滋生如此扯不清的利益纠葛？

陕西省榆林市下辖府谷、神木、横山等产煤大县。这些产煤大县的经济因煤而兴，而治安也因煤而“乱”。黑社会、大刀队、狼牙棒、蒙面打手等词语总是与煤矿老板联系在一起。据各路媒体的公开报道，近几年横山县因煤矿与当地村民冲突的新闻不在少数，黑社会、护矿队、大刀队等名词总是与横山县相关联。

今年1月30日晚7时许，横山县当地曾发生一起由十几名头戴黑色鸭舌帽、面戴口罩的男子，手持砍刀、铁棍等凶器，将一家五口砍翻在地的恶性刑事案件。但案件发生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横山县公安局一直未能破案。面对受害人家属的质询，当地县公安局居然将这种属于公诉的刑事案件让家属自己去找破案证据。

如果说黑社会横行介入矿产纠纷尚且属于社会治安事件，那么上文提及的同样发生在横山的两起行政公然对抗法律权威的“反动”事件，则更透露出在矿产资源开采经营的巨大经济利益面前，堂堂一个省级政府部门不惜冒天下之大不讳，目无国法，以“会议决定”否定法院判决，公然藐视法律尊严，视法院判决如儿戏，把行政权力凌驾于法制之上。

“法院有法院的判法，我有我的执行办法”

在“7·17事件”陕西国土厅公然否决法院判决一案中，陕西省国土厅能如此不畏法度、拒绝纠错，不得不让人怀疑背后有关人员和私人矿主究竟有何利益瓜葛？据横山县一位煤炭行业的人士对媒体透露，“7·17事件”的一方李钊及其山东煤矿的利益人士“能量很大”，曾公开表示要不惜代价“把煤矿搞到手”，并派出一个公关班子常住西安。而李以非法手段获得价值数亿元的煤矿后“隐身”，迄今已数年。而据一位当地政府部门知情人士对媒体透露，省国土厅之所以有错不改，与法院判决对着干，背后存在着相关公职人员主观动机不良、滥用权力等问题。

在国民被教育要遵法守法的当下，陕西省国土厅竟可以召集几个“权威人士”做个结论，就否决了法院判决，什么法律权威，你没有我的权柄有权威；什么司法尊严，你没有我的权力有尊严。据报道，国土厅有关人士曾无所顾忌地说：“原告打赢官司也没用，法院有法院的判法，我有我的执行办法！”——“权力傲慢”、“蔑视法律”恐怕都不足以概括这种态度了。但假如背后没有隐藏着权力寻租的问题，行政机关何苦“傻乎乎”的违法行政，公然蔑视法院判决？

不过，有关人士既然敢于无所顾忌地放出“我有我的执行办法”的话，似乎已经说明，他们并不畏惧谴责，不怕付出代价，甚至他们已经想好了面对惩治的“执行办法”，最终可能并未付出多少代价。就像很多被处理的官员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后，又悄悄异地、异位做官，一切就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一样。

张继峰的免职通知，他的官司无异是自我“举报”

陕西榆林煤矿违规开采，大量废矿渣将河道全堵死

陕西省榆林市中院，多起备受争议案件均在此审理

要以抗日精神打击“行政公函”

力保“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权威

一桩地方矿权经济纠纷案件，如果有公正透明的司法判决，何必申诉至最高法？而既然事情已闹到中央一级，地方一级的“公函”就更不应介入。本来最高法院完全可以将来自地方的行政干涉弃之不顾。一则，这里不存在“官大一级压死人”，不管是“陕西省政府办公厅”，还是“陕西省国土厅”，都大不过最高法院这个“中央级”。最高法院的人财物也不受陕西行政部门的节制，这方面也没有外来压力可言。

尤其是公函中特别强调“稳定和发展”更是值得警惕。法院的作用正在于通过适用法律，来维系法治的稳定，进而确保社会的稳定。但随着行政部门用会议决定对抗生效裁判，用行政公函来施压案件处理，司法的稳定已经被破坏了。司法通常被认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判决得不到执行，相当于司法这道防线失守。“7·17械斗事件”的发生就是明证。

对于破坏司法稳定的人或机构，光有质疑、批评、抨击是不够的。让制造司法不稳定的官员“不稳定”起来，是最好的应对。而对于来自行政部门或其他机构的种种“公函”，法院最好的应对就是独立、公正裁判。法院也可以选择在收到此类公函后，一律公之于众。公函的本意在暗中操作，影响司法。一经公开，其效力在舆论的攻势下将马上化解为无。在抵制行政干涉上，媒体和公众事实上是司法的坚强盟友。各方要以“八年抗战”的精神高度坚决抵制打击“行政公函”的干涉。

“你敢这么判，后果很严重”

由于目前案件已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因此，公众尚无法作出公函是否影响到了最终的司法裁判结果的判断。但公函的存在(无论其措辞多么委婉)，却着实说明了存在案外的力量试图干预审判机关对司法权的正常行使。

公函公然的对最高法说：“如果这样判，陕西不稳定”。这是在欺负最高法“不识时务”，还是在侮辱最高法“智商太低”？假如果真觉得最高法智商太低，不识时务，何必如此委婉的说什么“因为这样判，所以不稳定”。干脆直截了当的说：“你敢这么判，陕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岂不是更显得自己对“利益集团”义薄云天？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公然两次将法院判决踩在脚底下

横山县“砍刀队”在县众森宾馆行凶砍人视频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