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景凯旋：莫拿权力当家事(南方都市报 200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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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拿权力当家事
2007-07-14 10:26:40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景凯旋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因受贿罪被处死刑，这是近年来少见的对高级官员处以极刑的案例，许多新闻报道采用了“顺民意”、“大快人心”、“给无数贪官污吏一次棒喝”、“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愿”、“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坚强决心”等词语。从法制社会的观点看，郑筱萸触犯法律，依法当诛，这就已经够了。这些报道的措词听上去痛快，但与法律的尊严关系不大，还会让人想到过去“以儆效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治”思维。
所谓“人治”，就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民众与法律负责，这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郑筱萸大学本科毕业，为官多年，不可能不懂法律，也不可能不知道已有三名省部级官员被处死刑的前车之鉴，但他仍然无所畏惧，究其原因，并不是他不怕死，而是他把权力授受看做是“私家事”，认为只要不得罪上级领导，便不会翻船。所以，当民间反腐人士高纯起诉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后，郑筱萸大光其火，冲他吼道：“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实际上，这句话也正反映了许多贪腐官员的真正心态，在他们看来，手中职权乃是政府私家之事，高纯不过是一介草民，竟敢过问权力的行使，郑骂他是神经病而没有给他扣个意图颠覆的帽子，还算是客气了。
但是，从古至今，“人治”社会也需要社会稳定，这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腐败官员可以不顾忌民众，更高当局却必须体恤民意。一旦民愤达到一定程度，危及社会安全，当局就要痛下决心，杀几个官员，让民众情绪得到释放，让其他腐败官员收敛一点。所谓以儆效尤，以平民愤，便是出于这一原由。因此，尽管郑筱萸刑当其罪，但关注点却都不在犯罪本身，而在此案的审结是顺应民意，是体现政府反腐“决心”。
郑筱萸并不傻，公民高纯曾多次在北京向法院起诉药监局，都遭到驳回，便说明他的想法是有现实根据的。事实上，郑案的处理最终仍然是高层介入的结果。在人治社会，一旦“家事”变成国事，尽管一个官员的受贿金额少于其他许多官员，尽管他“主动坦白”，“认罪态度较好”，但此刻对他来说，这已经不是受贿的问题，而是“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问题。也就是说，论法律他可以死，论政治他必须死。据报道，二审宣判后，郑筱萸表现得还算镇静。对此他应当无话可说，死而无怨。
人死为大，郑筱萸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悲剧。说到底，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制度害了他。贪欲是人人都有的，也无所谓善恶，但如果制度完善，比如说，高纯的揭发能早早得到有关方面重视，司法机关能独立立案，也许就会阻止他越陷越深，不至于非要发展到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引起“民愤”、“公愤”，最后丢掉了卿卿性命。这样的结局并不值得庆幸，就社会与他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零和的结局。
这件事给人们的启示是，要依法治国，就应当让司法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不仅要让法律在民众心中建立起权威，更要让法律在官员心中也真正具有权威，使他们不致将权力的授受看做仅仅是“家事”，是法外之权。否则，再杀多少个郑筱萸，也与法律的尊严无关，与法治无关，至多只是满足了民众的心理，而“大快人心”一类终究也不过是看客的快感而已。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707140260.asp
2007-07-14 10:26:40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景凯旋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因受贿罪被处死刑，这是近年来少见的对高级官员处以极刑的案例，许多新闻报道采用了“顺民意”、“大快人心”、“给无数贪官污吏一次棒喝”、“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愿”、“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坚强决心”等词语。从法制社会的观点看，郑筱萸触犯法律，依法当诛，这就已经够了。这些报道的措词听上去痛快，但与法律的尊严关系不大，还会让人想到过去“以儆效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治”思维。
所谓“人治”，就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民众与法律负责，这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郑筱萸大学本科毕业，为官多年，不可能不懂法律，也不可能不知道已有三名省部级官员被处死刑的前车之鉴，但他仍然无所畏惧，究其原因，并不是他不怕死，而是他把权力授受看做是“私家事”，认为只要不得罪上级领导，便不会翻船。所以，当民间反腐人士高纯起诉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后，郑筱萸大光其火，冲他吼道：“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实际上，这句话也正反映了许多贪腐官员的真正心态，在他们看来，手中职权乃是政府私家之事，高纯不过是一介草民，竟敢过问权力的行使，郑骂他是神经病而没有给他扣个意图颠覆的帽子，还算是客气了。
但是，从古至今，“人治”社会也需要社会稳定，这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腐败官员可以不顾忌民众，更高当局却必须体恤民意。一旦民愤达到一定程度，危及社会安全，当局就要痛下决心，杀几个官员，让民众情绪得到释放，让其他腐败官员收敛一点。所谓以儆效尤，以平民愤，便是出于这一原由。因此，尽管郑筱萸刑当其罪，但关注点却都不在犯罪本身，而在此案的审结是顺应民意，是体现政府反腐“决心”。
郑筱萸并不傻，公民高纯曾多次在北京向法院起诉药监局，都遭到驳回，便说明他的想法是有现实根据的。事实上，郑案的处理最终仍然是高层介入的结果。在人治社会，一旦“家事”变成国事，尽管一个官员的受贿金额少于其他许多官员，尽管他“主动坦白”，“认罪态度较好”，但此刻对他来说，这已经不是受贿的问题，而是“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问题。也就是说，论法律他可以死，论政治他必须死。据报道，二审宣判后，郑筱萸表现得还算镇静。对此他应当无话可说，死而无怨。
人死为大，郑筱萸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悲剧。说到底，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制度害了他。贪欲是人人都有的，也无所谓善恶，但如果制度完善，比如说，高纯的揭发能早早得到有关方面重视，司法机关能独立立案，也许就会阻止他越陷越深，不至于非要发展到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引起“民愤”、“公愤”，最后丢掉了卿卿性命。这样的结局并不值得庆幸，就社会与他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零和的结局。
这件事给人们的启示是，要依法治国，就应当让司法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不仅要让法律在民众心中建立起权威，更要让法律在官员心中也真正具有权威，使他们不致将权力的授受看做仅仅是“家事”，是法外之权。否则，再杀多少个郑筱萸，也与法律的尊严无关，与法治无关，至多只是满足了民众的心理，而“大快人心”一类终究也不过是看客的快感而已。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707140260.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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