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克·巴别尔的悔恨

他只是个犹太商人的儿子，16岁之前被迫按照那个管束极严的犹太家庭的教育方法研习“塔木德”，后来在他就读敖德萨商业学校期间，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法国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执意把法国的经典文学细细地讲给这些未来的小商贩听。很可能在他还没有熟悉自己民族又长又苦痛的历史之前，在决定把自己谦卑的一生奉献给文学之前，他就爱上了法国文学。伊萨克·巴别尔在《自传》中说自己那时能“把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倒背如流”。很多年后，他随苏联作家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作家大会。在会上，他用法语讲了十五分钟笑话，所有的作家都被这个犹太人逗乐了。
在他背诵法国经典文学和用法语讲笑话之间，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从商业学校毕业之后，他先到基辅，然后到彼得堡“搞文学”。在那里，编辑们都劝他找一个店铺当伙计。他决定到高尔基那里碰碰运气。去的时候他感到心在狂跳，“有时又忽然停止跳动”。在高尔基的办公室，他突然发现自己“没穿大衣，可是戴着用打了蜡的线捆着的眼镜”。高尔基承认了他的才华，并在自己办的《年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小说。不久，沙皇的检察官也读到了他的小说，并认定这些小说粗劣、诲淫，决定以刑事罪起诉他。巴别尔的运气好得惊人，1917年的二月革命烧掉了一切——起诉书和区法院。巴别尔以为自己的时代来临了，以一天一篇小说的速度写作。高尔基看了这些小说，不是很满意，于是对他说出了那句名言：“……到人间去吧！”
这个犹太青年相信了文学导师的断言——即他自己并不身在人间。于是，他投入钦定的人间去了——罗马尼亚前线、契卡、教育人民委员部、1918年度粮食发放处、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第一骑兵军、敖德萨省委……七年之后，他开始写那本薄薄的、轰动世界的小说《红色骑兵军》。他对自己在“人间”的经历很有把握，至于写作技巧，他早就炉火纯青了。他要求自己的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
他的确读过太多的书，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他对写“虚伪的贵族”和“纯朴的农民”厌倦已极。在熊熊燃烧的波兰前线的大锅里有多少事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呀！然后他再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的浓汤里舀了一小勺倒进去，这肯定够了。他炽烈的笔下立即释放出这样雷霆万钧的句子：“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激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我对这样苦心孤诣的语境深表敬意。在运用隐喻方面，就他当时所处的国度来讲，未免走得太远了：“她的饼干有一股子耶稣受难十字架的气味。其中和有狡狯的汁水和梵蒂冈香气四溢的狂怒。”这样的句子有谁能欣赏呢？许多专家也看不懂，否则他们就不会鲁莽地把“简洁”的标签贴在《骑兵军》的封面。
他在俄语文学中已经站到最前列的位置上，与他能相提并论的作家国内还没有出现。于是他开始关注世界范围内的俄国文学大师。他看出刚开始写作的纳博科夫-西林是有才能的，他对爱伦堡这样谈起过纳博科夫：“写是会写,只是他没有什么可写。”在巴别尔看来，“会写”不过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就能办到的事，而找到“可写”的东西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他把文学的新闻使命抬得如此之高，连纳博科夫在他眼里都不算到了“人间”。
他的成功是如此显赫，这时他的成功甚至有来自官方的肯定。连爱森斯坦都开始计划改编他的《骑兵军》，只是由于计划太多被暂时（也是永远地）搁置了。
在国际上，巴别尔的声誉开始传播得越来越广。鲁迅在1933年编译“同路人”短篇集《竖琴》的后记中提到过巴别尔：“此外，有着世界的声名，而这里没有收录的，是伊凡诺夫，爱伦堡，巴培尔……”。鲁迅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还提过自己曾读过巴别尔的自传。不仅如此，《红色骑兵军》作为经典还启发了年轻的卡尔维诺，他在《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的序言中说，“巴别尔尤其让人留意，他的《红色骑兵军》意大利文译本甚至是我们在战前就读过的；此作堪称本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算是知识分子和革命暴力互动关系之下的产物。” 由于卡尔维诺这位小说大师的推崇，巴别尔小说的意大利读者越来越多，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被推到了第一名。
然而，巴别尔在国内的成功注定是短暂的。他的“人间”和高尔基的《在人间》也不是一码事。他那古怪的世界观、悲观主义和病态情绪之所以还没有遭到清算，仅仅是因为那些面色白皙的作家们都没有打过仗，而打过仗的军人还没有拿起笔。
就在作家出生前不久的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在巴别尔的家乡敖德萨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1905年革命时期，在 100个城市里计有4000多犹太人被杀，1万多犹太人被打成残废。这一切，必定对巴别尔的灵魂产生影响。他的“病态情绪”也许是必然的。《红色骑兵军》中出现的那篇极短的《科齐纳的墓葬地》也是必然的。在遭到哥萨克骑兵屠杀的犹太拉比的墓碑上，也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字句：“啊，死神，啊，贪婪之徒，不知厌足的窃贼，你为什么从不出于怜悯放过我们，哪怕只一次？”如果把这篇《科齐纳的墓葬地》当作《红色骑兵军》这部情绪激烈的书的“风暴眼”，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看见巴别尔的“病态情绪”的来源。
有个中国作家说巴别尔为了使红色骑兵军的形象更丰满，更可信，小说中才出现了那么多战士的“缺点”。这么去读巴别尔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让我们看看那篇受到博尔赫斯激赏的《盐》。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把骑兵军当成某种破坏力量，甚至当成道德寓言中的“土匪”。那么，我们就会看清《盐》中的战士们具有多么炽烈的感人品质。这个阅读角度和博尔赫斯小说中关于地痞、流氓的写作角度是相似的。考虑到博尔赫斯的政治思想，他必定也是这样来看待《盐》这部小说的。如果我们假设这个角度是正确的，那么原先被反复提到的《家书》就不再那么具有震撼性了。对于犹太人来说，波兰人也罢，哥萨克也罢，都是一样的凶神恶煞。
在早期，可能草创的政府对于一个艺术家肯屈尊去写这场战争就已经相当满意了。然而随着制度的完善和等级制的日渐清晰，这篇小说就变得越来越刺眼了。然而，即使在早期，苏联元帅布琼尼就对这部小说很不满了。在1924年《红色骑兵军》发表的当年他就开始四处指责小说没有写出骑兵军战士的真实形象。1928年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撰文反驳。其中写道：“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被惹怒了的布琼尼在《真理报》上咆哮道：“巴别尔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第一骑兵军的真正的和积极的战士……他的尝试成了讽刺和诽谤。”
斯大林最宠爱的文官和武官之间的这场辩论没有结论。布琼尼于是自己找人写了歌颂性质的剧本《第一骑兵军》来建立自己文学中的丰功伟绩。
1932年，《钢铁是怎样……》发表。这个原第一骑兵军战士、伟大的半文盲作家提供的活生生的素材经过共青团刊物编辑的修改，立即引起了注意。像巴别尔一样，他也得到了别墅。苏联官方立即发动全部宣传机器歌颂这个“圣徒”（纪德语），不过在铁幕之外收效甚微。直到去世，鲁迅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伟大的名字。
在苏联国内，这个伟大的半文盲作家不仅获得了一切荣誉，还开始在《真理报》上教训起所有活着的文学大师来了，这其中还裹挟着歧视犹太人的腔调。
比较一下，他们都提到了“契卡”，都提到了“波兰贵族”。一方面写的是“光荣而英勇的契卡战士”，另一方面没有形容词。一方面痛骂波兰贵族，另一方面这样描写波兰总统：“无上尊荣的圣明的元首约瑟夫·毕苏斯基”……
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都写到了红军战士用火柴点燃了农民的茅草房。在当代，在科索沃，在车臣，火柴继续扮演着它可耻的角色。我们发现，还是巴别尔的描写更具有历史真实性。然而这有什么用呢？用作家生命换来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有什么用呢？又不是什么重大发现，每一个农妇都可以告诉你实情……
1939年巴别尔被从别墅中带走。在《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一书中，蓝英年提供的消息是巴别尔遭到严刑逼供被迫诬告朋友后被枪决。不过他并不仅仅是为了活命，在被宣判的时候，他曾苦苦哀求法官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完成他“最后的作品”。这句话让我想起阿基米德被处死前，对罗马士兵说的话是：“让我把这道题做完！”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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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王天兵与巴别尔的小说
作者：魏心宏 提交日期：2005-7-21 09: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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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巴别尔的惊世之作《骑兵军》。我在这本书的序言当中，第一次接触到王天兵这个名字。
很快，我就在以前也是我们出版社的理论编辑鲁刚的个人网站上看到他对《骑兵军》小说的译者戴骢先生的访谈，我就和鲁刚谈起了对巴别尔这个作家以及《骑兵军》小说序言作者王天兵的认识。鲁刚对我说，过几天，王天兵就要来上海，到时候我们约了一见。
我没有想到王天兵还几乎就是一个年轻人，身材魁梧，嗓音有点沙哑。他是西安人，十年前去美国留学，自己的专业是做网络，文学只是一个业余爱好。和王天兵见面，我们的话题始终没有离开过巴别尔和《骑兵军》。王天兵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巴别尔迷，骑兵军迷。他这几年，完全是出于爱好，自己到世界各地去研究巴别尔以及《骑兵军》，和巴别尔遗孀佩罗茨科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赢得了她的信任，她将巴别尔小说中文译本的事情一概全都委托给了王天兵。
王天兵就拿着巴别尔的小说到国内来寻找合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毕竟是国内老资格的文学出版社，一眼就看中了这不同凡响的作家的作品。立即决定出版这本书，并且请了王天兵来作序。
巴别尔（1894-1941）是一个生活在俄罗斯历史上最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的作家，他一生就写的小说一共结成两本小说集《骑兵军》和《傲德萨的故事》，这些小说在结集前，曾经在俄罗斯和英国美国的一些杂志上发表。巴别尔的小说主要是写苏波战争期间所出现的一支特殊的队伍哥萨克骑兵军，写这支具有着传奇色彩的军队在战争期间的各种作为，并将这支传奇军队屠杀犹太人的野蛮行为以小说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小说以完全不动声色的历史概念和凝练精巧的构思以及简洁的文字而写成，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俄罗斯的文学之父高尔基对巴别尔的小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海明威更是对巴别尔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最近还发现，鲁迅先生也曾对巴别尔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巴别尔最终因为反对斯大林而受到残酷迫害，并于1941年被处死。
我读巴别尔的小说，完全被他那神奇的小说艺术而震惊，他的小说写作是最自然最漫不经心的，在根本看不到丝毫构思的情况下，将人物故事讲述得清晰生动传神。他的小说仿佛是天地神灵之所在，却处处充满着历史的悲歌和苍凉恣意的情感。
我和王天兵商议在我编辑的《小说界》杂志上做成一组介绍文字，王天兵对此很兴奋，很快他就将所有的文字以及图片资料传给了我，他还告诉我，他的野心就是将《骑兵军》搬上中国的银幕。
作者：锡兵　回复日期：2005-7-21　11:01:00
.......出版社的理论编辑鲁刚的个人网站上看到他对《骑兵军》小说的译者戴骢先生的访谈，
鲁刚：《骑兵军》这本小说写的是哥萨克人，请您简要为我们介绍一下哥萨克这个民族的历史。
戴骢：哥萨克不是民族，而是一个群体。俄语中的“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草莽英雄”或“浪子”。他们是彼得大帝之前一些流放到顿河和乌克兰地区的罪犯或农奴，和当地人混合而成哥萨克这个彪悍的群体。他们非逐水草而居，女性从事农耕，男子过着马背上的生活。凡是俄国有战事需要，哥萨克男子就需应召出征。在俄国历史上两次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中，哥萨克人都是主角。哥萨克人处于社会地层，生活很艰苦且多遭人鄙视。一般俄罗斯人见到哥萨克人，总不免要提防他们一手。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在入侵苏联时以为哥萨克人会以面包和盐来迎接他们，因为哥萨克人最不受拘束，而苏维埃政权却是集权统治。但是德国人错了。他们低估了哥萨克人的爱国心。
鲁刚：《骑兵军》这本小说从1926年出版至今已经快80年了，您觉得出版这本书的意义何在？
戴骢：中国读者不太熟悉巴别尔，但西方始终关注着这个作家。在苏维埃时期，作家和当权者发生矛盾冲突，而结果还能保存性命者，巴别尔是绝无仅有的例子。《骑兵军》出版后，引起了红军元帅布琼尼的愤怒，他在《真理报》上撰文抨击其作品歪曲了骑兵军的形象。关键时刻高尔基挺身而出为巴别尔辩护，认为《骑兵军》塑造的形象很丰满，而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就是这个样子，拔高反而会不真实。布琼尼后又撰文反驳，高尔基继续为之争辩。布琼尼自知辩不过高尔基，便另找了一个作家写骑兵军的剧本，但这个剧本很快就销声匿迹了。《骑兵军》这本小说集可谓大雅大俗，其中既有很粗俗的语言，也有很诗化的语言。博尔赫斯说，他的语言拥有散文所难以企及的、只有诗歌才拥有的那种荣耀。
鲁刚（插话）：诗歌是文学的最高体裁，他小说中的比喻很有想象力。不少句子本身就是诗，他的意象有点类似我国唐朝诗人李贺，出人意表，很新奇。
戴骢：对。爱伦堡说他的语言是难以模仿的。巴别尔一生创作不过20多万字，但西方有人把巴别尔排在世界100位小说大师中的第一位。以一本短篇小说集获得如此声誉，足证其造诣之高。这是一个原因。其次，巴别尔的写法是完全写实的。他小说中的人物甚至连姓名也是取自现实。众所周知，写实手法的束缚很大，但他却能够驾御自如，游刃有余。从思想角度说，伟大的作家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能够清醒地看到这个时代的不足。巴别尔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而且是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契卡就是后来特务组织克格勃的前身。历史上有两个契卡成员写小说，一个是他，另一个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但他看到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缺陷以及苏俄沙文主义的弊端，并且同情波兰人、憎恶排犹主义。最后，最重要的一点，《骑兵军》探讨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我的第一只鹅》就写了主人公是如何融入哥萨克部队的，整部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歧视通篇都是。知识分子为了参与革命乃至领导革命，首先就得抛弃自我，和哥萨克人打成一片。
鲁刚：对这个问题巴别尔的答案是什么？
戴骢：在这场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主人公也被迫做了很多违心的事。
鲁刚：我觉得作者更多的是站在观察者的立场在写作，笔调很冷静。很多残酷场景，语言极其克制，要说有情绪的话也不过是轻松的揶揄。譬如《泅渡兹勃鲁契河》中脸被劈成两半的老人。这是不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点，语言上习惯采取白描手法，用细节说话。思想上具有很强的苦难意识和批判精神。他们的讽刺是带着血和泪的讽刺，很辛辣，对人性的幽暗面往往开掘很深，不留一点情面。
戴骢：巴别尔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俄罗斯的音乐、绘画和雕塑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一种宽大而又深沉的胸怀。在一篇小说里，巴别尔说“我们的部队又经过了旧波兰的国界”。经过是什么意思？是进去还是出来？其实意思就是离开了，整场战争都失败了。
鲁刚：您认为造就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苦难意识的土壤是什么？
戴骢（沉吟片刻）：农奴制和集权统治。
鲁刚：苏俄时期像巴别尔这样写革命的作家还有吗？
戴骢：有，但是写得不一样。像巴别尔这样把人当成人性和兽性结合体的作家不多。写部队生活的作家很多，但往往避而不谈革命队伍中丑恶的一面。如何在革命进展过程中克服兽性，抛弃美化乃至片面赞颂的写法，这方面巴别尔确实很突出。
鲁刚：书写人性需要勇气。即拿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而论，也有美化的倾向。从内容方面说是鲁迅所说的“欺和瞒”的传统，从文字层面说就要说到翻译中的“归化”了。您译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确实优美流畅，我注意到《骑兵军》中还有不少类似“双宿双飞”、“拖油瓶”这样的话，感觉很有意思。
戴骢：有“拖油瓶”吗？呵呵，我可能会有点“油滑”。原文比较俏皮的，我也试图用一些方言来表现。这是个仁者见仁的问题。
鲁刚：辽宁教育出版社《万有文库》也有一个《骑兵军》的译本，我粗略对照了一下，发觉和您的译本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为什么会反差那么大？
戴骢：这里面确实有个理解的问题。
鲁刚：但总不会南辕北辙吧。
戴骢：那不会，但还是可以译成南辕北辙的。要看懂巴别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经常使用一些中性和简单的词汇，给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他的东西有时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如犹太教的一些风俗习惯等。《拉比之子》中有一句话“第12军诸团突破我军防线已有三天”，这样译就把第12军当成波兰军队了，我原以为这样译并无不妥。但等我后来看了他1921年的日记，才知道是红军第12军。这是一支溃败的部队，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拱手让出了防线。原文动词用了一个“打开”，我用了突破，似乎也差不离。其实是完全理解反了，这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例子。还有句话描述作战时使用了“经过”这样一个词，究竟是冲锋还是撤退？原文这个动词的方向性很不明确，后来根据上下文才揣摩出意思。
鲁刚：也有文体的原因，本身写得不清楚。
戴骢：对。我翻译蒲宁就轻松多了，但也要勤查字典才行。蒲宁有句句子形容女人动情的时候“眼睛发黑”，怎么理解？实际上就是指意乱神迷。我后来才查到，但书已出了。至于翻译巴比尔留下的遗憾更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都不敢说人家译错了（笑）。前些天在北京开会，有人提出《一匹马》中有一句话“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他的院场，受着它自身刺眼的强光的煎熬”读不明白。我去对照了原文，“刺眼”原文是盲目，就是使目盲的意思，我译成刺眼，现在想想也不对，可是至今为止还没找到好的译法。其实我经常受到这种“盲目”的折磨。
鲁刚：您还做了不少注释，这是体现译者译事态度和功力的地方。
戴骢：我觉得注释很重要，但也是对译者的考验。比如《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里提到波兰首任总统毕苏斯基……
鲁刚（插话）：我注意到您这条注释形容毕苏斯基“据说在波兰被视为民族英雄”，好像很奇怪。
戴骢：这涉及到评价取舍的问题，由于参考资料有限且不同文本对其人的评价截然相反，所以我权衡再三，只好用了“据说”的字眼。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例子吧，但认真的译者应该把他所掌握的信息都提供给读者，这是他的责任。
鲁刚：俄国除了巴别尔，其他有名的犹太作家还有哪些？犹太人在俄国历史上的命运，以及哥萨克和犹太人的关系怎样？巴别尔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民族的遭遇的？
戴骢：俄国犹太作家除了巴别尔外，有名的还有像爱伦堡、叶甫图申科和肖洛姆·阿莱汉姆等人。俄国历史上向有排犹情结，虽然犹太人为俄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于说到哥萨克对犹太人的屠杀，则更多的是出于沙皇的驱使。巴别尔在自己的小说里虽未对犹太问题发表直接看法，但在一些涉及犹太人的篇什如《基大利》中，他对犹太人的悲剧命运有着溢于言表的同情和体察，而且相当有深度。
鲁刚：巴别尔1940年死于克格勃的枪下，在那个政治为纲的年代，巴别尔的遭遇是因为他的个人作品和性格呢，还是有其普遍性？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往往和政治形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您觉得一个作家有可能既维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不与时俯仰，又不受政治牵连而惹来杀身大祸吗？
戴骢：20世纪40年代，巴别尔的《骑兵军》已经不可能成为构成他杀身之祸的肇因，前面说到早在小说问世之初，高尔基就曾热烈赞颂这部杰作。在那个时代，既要保留腹诽又要苟全性命，只能保持沉默而已，包括作品的沉默、朋友交往的沉默以及公众场合的沉默。巴别尔本人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但他对政府当局奉行的肃反扩大化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他而且是个直性子的人，敢于说话，就不可避免地得罪了斯大林。他生命的终结既由他个人性格造成，也是时代的悲剧。
戴骢：本名戴际安，江苏苏州人，1950年毕业于华东军区外语专修学校俄语系，1956年开始发表译作。长期在出版界从事外国文学的编辑和翻译工作，离休前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主要译作：三卷本蒲宁文集和巴乌斯多夫斯基《金玫瑰》等。
作者：陈村在上海　回复日期：2005-7-21　11:27:33
魏兄好帖！
但这句有问题：“俄罗斯的文学之父高尔基”，应是“苏联文学之父高尔基”？
作者：锡兵　回复日期：2005-7-21　12:14:19
巴别尔被捕后的照片
更多照片请见
『闲闲书话』谁能帖一些苏联小说家巴别尔的照片出来？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32988&strItem=books
『闲闲书话』转一篇《纽约客》上有关巴别尔的文章(转载)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15034&strItem=books
作者：雅沙龙　回复日期：2005-7-21　13:47:33
刚买了三卷本的戴骢译的蒲宁文集。看书中的前言说本来要出5卷的。
作者：魏心宏　回复日期：2005-7-21　15:00:53
陈村兄：感谢纠正错误。对于巴别尔我们下期刊物上将有一组文章和作品，还有巴别尔日记将发表。什么时间请兄也写篇文章，不知意下如何。天热，注意休息，改天再聚。大安！
作者：魏心宏　回复日期：2005-7-21　15:42:44
我已经将文章当中的错误改正过来，可以上我的主页去看，谢谢！
http://weixinhong.tianyablog.com
莫斯科市长发出倡议
也许当时积极主张推翻捷尔任斯基雕像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在13年之后，他们会看到这个令人畏惧的人物重新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而且是“物归原位”。那么，是什么促使了这一变化的发生呢？从表面上看，促成这一变化的是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2002年9月中旬，在捷尔任斯基诞辰125周年前夕，卢日科夫在莫斯科城市建设社会委员会上讲话时，建议大家讨论是否把1991年被拆除的捷尔任斯基雕像重新安放在卢比扬卡广场。卢日科夫的观点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重新竖立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的时代。实际上，卢比扬卡广场上的青铜雕像早已经成为莫斯科市容的一大景观，和四周的建筑物融为一体，莫斯科市政府仅仅想恢复广场的完整性。更何况，经历了十多年的反思，俄罗斯人已经很成熟，他们更愿意尊重自己的历史，回归历史的真实。要知道，当年正是在捷尔任斯基的直接领导下，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扫除了社会的丑恶现象，清除了内战的创伤，尤其是在救助孤儿、重建铁路、恢复经济等方面，“契卡”功不可没。可以预料的是，卢日科夫的这一建议立刻在俄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反对者和拥护者各抒己见，互不相让。右翼势力认为，这不是建筑学的问题，因为捷尔任斯基雕像是残酷镇压和恐怖制度的象征。而左翼力量则认为，捷尔任斯基是秩序和公正的象征，“铁腕费利克斯”曾经令那些反革命分子和贪赃枉法的人胆寒，今天俄罗斯恰恰需要这样的象征。

原捷尔任斯基雕像
普京的态度至关重要
在这场引人注目的大争论中，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态度显然至关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他也曾当过捷尔任斯基的接班人，而且他出任总统之后对于俄罗斯国家建设与发展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理念，与叶利钦时代全盘否定苏联时期的积极和正面成就的做法有着太多的不同。正是在普京总统的直接领导下，俄罗斯重新决定用前苏联国歌的旋律作为俄罗斯国歌。又是在普京总统的批准下，克格勃总部里又重新挂起了历任领导人的雕像。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普京至今仍为自己曾经在克格勃工作过引以为豪，因此俄罗斯舆论相信他对重新竖立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决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因此，莫斯科市长正式提议把捷尔任斯基的青铜雕像重新竖立在卢比扬卡广场似乎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借铁腕重申反恐决心

捷尔任斯基雕像被拉倒前的情景
那么，是什么促使普京最终发出这么一个信号呢？一句话，普京顺应了民意！普京总统当政以来，俄社会形势趋于稳定，经济连年呈增长态势。可是，近年来俄罗斯社会治安几乎是每况愈下，数十万无人照顾的儿童流落街头，犯罪案件不断上升，恶性杀人案，政治谋杀案层出不穷，恐怖事件此起彼伏，最近居然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接连发生了两架客机同时坠毁、莫斯科地铁车站自杀爆炸以及北奥塞梯别斯兰市第一中学人质劫持事件，恐怖威胁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已经构成了十分严峻的挑战！俄罗斯人开始人心惶惶，尤其生活中没有安全保障而且看不到改善的迹象令他们十分不满和愤慨，于是，人们开始怀念捷尔任斯基这样的铁腕人物也就属于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别斯兰人质解救行动结束之后，普京在9月4日晚上面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统一而强大的苏联的解体使得俄罗斯失去了快速有效对付突发灾难、尤其是恐怖行动的能力。面对恐怖主义、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对俄罗斯的日益严峻挑战，普京已经没有更多的高招，他现在急需像捷尔任斯基一样的铁腕手段来安抚民心并且向恐怖分出最严厉的警告！
来源: 金羊网-羊城晚报 (王银泉)
环球聚焦：克格勃鼻祖雕像“归位”的背后
据英国《独立报》9月12日报道，9月11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上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雕像安放仪式，该雕像的主人是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彻底告别苏联痕迹的重大举动之一，俄罗斯在1991年的“8·19”事件之后在这里推倒了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可是现在仅仅相隔13年却又再次请他“出山”，那么，这中间又有着什么耐人寻味的原因呢？
13年前雕像轰然倒下
凡是熟悉列宁时代苏联政治生活的人都一定记得当时的苏联有一位大名鼎鼎的领导人名叫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众所周知，捷尔任斯基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苏联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6个星期，即1917年的12月20日，为了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正是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席，该组织后来被人们俗称为“契卡”，就是后来的苏联国家完全委员（克格勃）和现今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前身。这一组织的名称尽管经历了数十年变迁，今天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仍然骄傲地称自己是“契卡工作者”，可见捷尔任斯基的功劳至今深入人心，令人难以忘怀。为此，1957年，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由苏联最著名的雕塑家弗切吉奇亲自挂帅创作，塑造了一座捷尔任斯基的全身青铜雕像，竖立在了克格勃总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上，以表彰其卓越贡献。可是，1991年俄罗斯“8·19”事件后，“民主派”推倒了捷尔任斯基雕像，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花坛，捷尔任斯基广场也被更名为卢比扬卡广场。没想到的是，在时隔13年之后，俄罗斯政府为这个克格勃的开山鼻祖重新塑造了一尊雕像，并且让其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一不同寻常的变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13年后鼻祖重新出山

捷尔任斯基像
俄罗斯政府为捷尔任斯基重新雕像并且让其“物归原位”，据称是为了纪念他的诞辰127周年。出席9月11日的雕像安放仪式的有俄罗斯联邦政府和莫斯科市政府的一些重要官员以及大约300名学生。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顿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因为想当初，在俄罗斯“8·19”事件之后，俄罗斯人民对于推倒捷尔任斯基的雕像简直可以用欢呼雀跃来形容。1991年8月23日傍晚，伫立在莫斯科市中心卢比扬卡广场上的捷尔任斯基铜像在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照射下被巨大的起重机缓缓吊起，拔离了纪念碑基座。很显然，对于刚刚与苏联告别的俄罗斯人民来说，他们急于摆脱一切与苏联有关的痕迹，何况捷尔任斯基还是一个褒贬不一的人物，反对派声称他在任期间制造了许多残酷镇压的暴行，用当今时髦词汇来说，也许完全称得上是侵犯人权的急先锋。捷尔任斯基雕像被拆除后，它同莫斯科街头拆除的其他雕像一起被放置在莫斯科的中央美术馆旁边的公园里，任凭风吹雨打，似乎已被人彻底遗忘。
我的第一只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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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克.巴别尔
六师师长萨维茨基远远望见我，便站了起来，他身躯魁伟健美得令我惊叹，他站起身后，他紫红色的马裤、歪戴着的紫红色小帽和别在胸前的一大堆勋章，把农家小屋隔成了两半，就像军旗把天空隔成两半一样。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香水味和肥皂凉爽发甜的气味。他两条修长的腿活像两个给齐肩套在锃光瓦亮的高统马靴内的姑娘。
他朝我笑了笑，用马鞭敲了下桌子，把参谋长刚开始口授的那道命令拿了过来。这道命令是下达给团长伊凡.切斯诺科夫的，令他率所部朝丘古诺夫－多勃雷沃特卡方向进发，与遭遇之敌交火，并歼灭之.....
“我将此项歼敌任务，”师长亲自动笔写下去，把一张纸都涂满了，“一并交由切斯诺科夫全权负责，而我则有权将其就地枪毙，您，切斯诺科夫同志，与我同在前线作战已非一月，对此当不会置疑......”
六师师长签了个带花尾的名字，将命令扔给了他的勤务兵，随后把他那双灰色的眼睛转向我，只见快乐在他那双眼睛里欢跳。
我将暂调我来师部的调令递呈给他。
“执行命令！”师长说，“执行命令，你想把你安排到哪儿都行，除了前沿。你有文化吗？”
“有，”我回答说，对他青春的铁和花深为羡慕，“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
“原来是喝墨水的，”他笑了起来，大声说，“还架着副眼镜。好一个臭知识分子！......他们也不问一声，就把你们这号人派来了，可这儿会把戴眼镜的整死的。怎么，你要跟我们住上一阵子？”
“住上一阵子，”我回答说，便跟着设营员去村里找个下处住下。
设营员把我的小箱子扛在肩上。我面前是环形村道，黄不棱登的，象南瓜。天上，奄奄一息的太阳正在吐出粉红色的气息。
我们走近用一排排绘有彩色花纹的原木搭成的农舍，设营员停下来，突然面带歉意地微笑着说：
“我们这儿专门拿戴眼镜的开涮，劝阻不了。功劳再大的人在这儿也会气得肺都炸裂。您呀，去搞一个女太太，档次越高的越好，那就能取得战士们的好感......”
他掮着我的箱子迟迟疑疑地走到我紧跟前，又倒退一步，心一横，跑进了第一个院场。哥萨克们正坐在干草上相互修面。
“喂，战士们，”设营员一边打招呼，一边把我的箱子放到地上，“根据萨维茨基同志的命令，你们必须接纳这个人住在这儿，不得对他动粗，因为这是一个一心想做学问的人......”
设营员脸涨得通红，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举起手来向哥萨克们敬礼。一个蓄有亚麻色垂发，长有一张漂亮的梁赞人脸庞的小伙子走到我的箱子跟前，一把提起箱子，扔出院外。然后掉转身子，把屁股冲着我，放出一串臊人的响声。
“零零号大炮，”一个年纪较大的哥萨克朝他喊道，放声笑了起来，叫逃跑的尝尝味道......”
那小伙子就这么一点儿并不高明的伎俩，施展完了，便走开了。 于是我趴在地上，把散得一地的手稿和几件破衣服放回箱子，拎到院场的另一边。农舍旁砖砌的行军灶上，锅里正煮着猪肉，热气腾腾，象从远方故乡的村子里飘来的炊烟，勾起了我孤身在外、饥肠辘辘的乡愁。我把干草铺在坏掉了的箱子上，权作枕头，躺到地上，打算把《真理报》上登载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看完。夕阳从锯齿状的山冈后面照射着我，哥萨克们在我脚边走来走去，那个小伙子没完没了地拿我取笑，也不觉得累，我爱不释手的文句沿着荆棘丛生的小道朝我走来，却怎么也走不到我身边。于是我把报纸撂下，朝正在门廊下搓线的女房东走去。
“女掌柜的，”我说，“我要吃东西......”
老婆子抬起她那双半瞎了的眼睛的暴眼珠，朝我看了一下，又垂了下去。
“我说同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一提起吃的事儿，我宁愿上吊。”
“他妈的，”我气呼呼地咕噜着，朝老婆子当胸一拳，“你敢跟我说这种话......”
我掉过头去，看到不远处撂着一把别人的马刀。有只端庄的鹅正在场院里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安详地梳理着羽毛。我一个箭步蹿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咔嚓一声断了，血汩汩地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扑棱。
“他妈的！”我一边说，一边用马刀拨弄着鹅，“女掌柜的，把这鹅给我烤一烤。”
老婆子半瞎的眼睛和架在上边的眼镜闪着光，她拿起鹅，兜在围裙里，向厨房走去。
“我说同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宁愿上吊，”说罢，带上门走了进去。
院场里，哥萨克们已围坐在他们的锅前。他们像一群祭司，笔直地坐着，一动也不动，而且谁都没看鹅一眼。
“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其中一个议论我说，挤了挤眼睛，舀起一匙肉汤。
哥萨克们像相互尊重的的庄户人那样斯斯文文地吃着晚饭，我用沙子擦净马刀，走到大门外，又回到院场里，心里十分痛苦。月亮像个廉价的耳环，挂在院场的上空。
“老弟，”哥萨克的头头苏罗夫科夫突然对我说，“你的鹅还没有烤熟前，先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儿吃点儿吧......”
他从靴筒里掏出一把备用的匙，递给我。我们喝光了自煮的肉汤，吃光了猪肉。
“报上都说些什么？”那个蓄有亚麻色垂发的小伙子一边问我，一边给我腾出了一块地方。
“列宁在报上说，”我一边掏出《真理报》，一边回答道，“贫乏遍及我们各个方面......”
于是我像个亢奋的聋子那样扯直嗓门，把列宁的讲话念给哥萨克们听。
夜晚用它苍茫的被单将我裹在提神醒脑的湿润之中，夜晚把它慈母的手掌按在我发烫的额头上。
我朗诵着，欣喜若狂，捕捉着隐于列宁直率的讲述中的弦外之音。
“真理能让不管什么样的鼻孔通气，”我念完报后，苏罗夫科夫说道，“要把真理从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里挑出来别提有多难，可他就像鸡啄米那样一啄一个准儿。”
苏罗夫科夫这话是指列宁，他是师部直属骑兵连的连长，后来我们到干草棚去睡觉。六个人睡在一起，挤作一团取暖，腿压着腿，干草棚上净是窟窿眼，任星星钻进棚内。
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了女人，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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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骑兵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译者：戴骢
（注：根据巴别尔的日记记载，文中“我”深深羡慕的“青春的铁和花”的第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其原型是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铁木辛哥，当时年仅24岁。 萨维茨基充满男性魅力的形象在《骑兵军）一书中多次出现。）
伊萨克.巴别尔 —— 苏联犹太族作家，“契卡”工作人员，曾随骑兵第一军战斗，后因政治案件牵连被捕，含冤而死。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于1954年12月18日给屈死的巴别尔平反，为其作证的是苏联文学开山鼻祖高尔基的夫人彼什科娃以及著名作家爱伦堡、卡达耶夫。
《骑兵军》是苏联文学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