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论白芳礼和高纯两个人物背后的制度缺失

许锡良: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2007-07-11 11:52, 刘铁芳推荐, 4123 字, 4/118, 收藏 |引用
这两天我看到两个这样的新闻：一个是靠登三轮车，从74岁到93岁共捐给贫困学生35万元的白芳礼老人的可贵品质；另一个就是湖南小伙子高纯只身与大贪官国家药监总局局长郑筱萸勇斗12年的故事。
应该说前一个故事感人，后一个故事也感人，但感人的同时我们实际上是把丧事当成喜事办了。但是前一个故事人们容易获得人们普遍的好感，而后一个故事却常使人有狗拿耗子的嫌疑。对中国人来说，许多时候不容易接受像高纯这样的有正义之举的人。白芳礼老人去世了，全国都为这个老人感动；郑筱萸昨天执行了死刑，全国人都为之愤恨；似乎这都是人的品质问题，实际上他们都产生于同一个病根，这就是制度的严重缺失。
我为白芳礼老人的事迹感动的同时，也为郑筱萸局长惋惜，毕竟他并不是天生就是坏人，他也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夫，作为一个人的生命走到今天的结局，无论怎样也是一个家庭的悲剧，社会的悲剧，更是一个制度的悲剧。如果高纯的告状早点被重视，早点产生效果，郑筱萸的事情早点暴露，不但人民的生命财产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社会的损失会减少许多，而且连郑总局长的性命也是可以保护的。因为，那时他可能因为罪责较轻而下台就是了，可能他还是一个家庭里的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可以是一个为社会作贡献的高级技术人员。他也曾经是一个天之骄子，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然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干部要“四化”时被逐步提拔到领导岗位，最后于1994年当上国家药监总局局长的宝座，权势显赫，腐败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开始走上去的。其实郑筱萸开始大规模腐败的时候，就被湖南那个愣头青小伙子高纯盯上了，他以一个基层技术人员的身份，一层层举报，最后发现，他们一路都是同谋，而且国家药监总局长居然是与下面的胡作非为行为的同谋的主犯，甚至是他们才是主谋。一直举报了12年，其实受尽了折磨与打击，甚至差点家破人亡，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但是，郑筱萸总局长并不是高纯拉下马的，这次郑筱萸事发，据说是因为国外一家制药公司举报了几家企业向中国国家药监局行贿20万欧元引起的。是凤凰卫视《世界论中国》节目首先报道出来，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结果。又是借助外来的力量，引起“高层震怒”的结果吧。连反腐都要借助外来的企业与外来的电视台，那么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个小小的高纯，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根本不可能撼动这么一个大人物的，更别指望更大的人物了。看看高纯的代价与遭遇，这实际上是在警告每一个中国人，如果想要有良知与勇气，就得准备付出这样的代价，甚至可能更严重的代价。
我们再来看高纯告状的经过：12年，高纯以一个制药厂最基层的技术人员所发现的问题，顺藤摸瓜，一直摸到了国家药监总局局长那里。12年打官司，他遇到的情况是国家体制对他这件事的冷漠、孤独甚至利用权力打击。高纯几次受伤，全国范围内高纯的工作行业内没有人敢用高纯，他只能靠给人扛煤气罐爬6楼，每扛一次挣2元钱养活自己与家人。而且结局是自己倒了，人家高官照坐，钱照贪，送到法官的行政诉讼状，从北京中级人民法官到高级人民法院，直到最高人民法院，都全部给他退回了。说这不是行政诉讼范围内的事情。可是，明明国家药监总局是国家机关，郑筱萸是国家药监总局局长，最后引发郑筱萸事件东窗事发的还是因为一次性受贿20万欧元，而且是发生在高纯频频告状的过程之中，高纯告状的消息就这样一点音信也没有。还好这次事件直接涉及到外企，人家不跟你玩潜规则，一下就来了明的，而且人家有的是实力可以借助境外的电视台来报道，看来问题的结症究竟在哪里是一清二楚的。制度上的严重缺失，实际上证明靠个人来当反腐英雄是没有用的。如果没有外资企业，没有境外电视台，高纯的结局不但不可能扳倒郑筱萸，而且自己家破人亡是肯定的。我们许多报道只是在强调个人行为，告诉我们的似乎全是个人行为，贪污也是个人行为，告状也是个人行为，捐赠也是个人品质的作用。而看不到我们的体制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反应能力。连起码的反应都没有了。实际上这里暴露的问题已经不是个人性质的。一种制度对人的教育可以说是根本性的。权力对人的腐蚀性是天然的，人家英国的阿克顿爵士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警告过全世界：权力滋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滋生腐败。在一个人掌握了大权，同时又缺少权力的监督与制衡的时候，特别是没有舆论监督时候，是非常危险的。靠自己反自己，就像一条完全封闭的暗渠，是不可能保持清洁的。这次郑总局长的问题这么“容易”就解决了，还得感谢外企的举报，感谢境外电视台的不受体制内权力制约的自由而真实的报道，使得高层不得不再次“震怒”。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从郑筱萸案件已经可以得到充分说明了。
再来看那个以93岁高龄去世的白芳礼老人的事迹。这又是一次感动中国的故事。可是，没有人想过，这个感动后面实际上是社会的罪恶。你去看看日本、美国、英国，这个岁数的老人在干什么？他们在享受丰厚的养老金，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而不可能像中国的白芳礼老人这样在蹬三轮，挣钱去资助多如牛毛的贫困生，靠蹬三轮车，几十年为贫困学生捐资35万元。如果一个社会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中国贫困生的助学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国家的耻辱，一个社会的悲哀，一个民族的悲剧，也是在绝望下的最后一点哀嚎。如果就事论事来看，白芳礼老人的精神品质是值得赞美的，中国这样的人与事情毕竟不多。但是，不能把白芳礼老人自觉的高贵的类似于宗教情怀的精神品格来代替是政府与制度对问题的解决的正当途径。其实白芳礼老人的行为后面衬托出的恰恰是社会的罪恶。为什么中国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产生这么多的贫困生而似乎毫无解决办法？我们在赞扬白芳礼老人行为的后面也要来问一问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又将怎样来从制度的根本层面上得到解决，而不是去寻找感动人的故事。一个聪明的民族从来不会把这样个人的极端行为看成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阳光大道。而中国却一直是这样的。从而把个人的极端行为当成医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我们在赞美一个高尚品质的同时，为什么不去问一问高尚行为得以表现的高度腐败的背景是怎样产生的？
我记得庄子曾经有言：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鱼在干涸的车辙里，靠“相濡以沫”而活是容易感动人，但是也是无济于事的。鱼在江湖里游荡，即使是母女关系，也可能互相忘记，但是他们却都是幸福的。我们看看西方国家，他们就是这样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你什么时候听过他们要靠雷锋做好事，才能够搞好环境卫生？什么时候要靠个人的资助才能够解决苦孩子读书的学费问题？什么时候你看见过要靠高纯这样的人苦斗12年，弄得家破人亡，人家高官照做，钱照贪，而且官越做越大，钱越贪越多，而且黑手由国内伸到国外？在美国为什么很难看到他们的白芳礼式的人物？你只要看看他们制度健全的情况下，拥有四万多个民间基金会，就知道“白芳礼”不仅仅是由蹬三轮车的八旬老人来做的，而且是由无数亿万富翁们来做的。像昔日的富翁卡耐基、洛克菲勒们，全球首富的比尔.盖茨式的人来做的。他们除了自觉自愿外，还有就是他们的法律与制度，使他们必须这样做,否则就难以为继。他们所做的事情当然不会像中国的白芳礼那样感人，有时还带有法律制度上的一点强迫。但是，白芳礼老人只能制造一点社会的“濡与沫”，而人家却可以制造“江湖”。
一个事情发生了，如果有良好的有生命活力的机制来保证解决，那么这还说明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与政府。林达先生曾经在他的著作《如慧星划过夜空》一书里谈到过当年美国“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中的艾尔斯伯格先生，一个人与美国国防部斗，最后把美国越战黑幕公之于众，美国越战的内幕得以曝光，随即美国对越侵略战争结束。（林达著《如慧星划过夜空》，三联书店，2006年3月出版，第270—385页。）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国会、最高法院、各大报纸、电视台与广播及公民全部参与进来。最后艾尔斯伯格先生成了民族的大英雄。而中国的高纯现在仍然在失业之中。过着与他专业技术完全不相应的生活与做着苦力的打工工作。一个民族有没有良知、理性与正义，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反应。美国在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都如此迅速，而且高效率，从制度到公民的权力都保障了一个社会的生命活力。一劳永逸的事情是永远也不会有的，不要总是企图多出几个白芳礼就好了，中国的贫困生问题就有救了，也不要企图想着多出几个高纯就好了，中国的腐败问题就会解决了。如果体制不改进，权力受不到有权力的监督，那么是永远没有希望的。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传统就是太喜欢依靠个人了，而不懂得建立一个健全的制度，要依靠良好制度的力量，这其实是挽救贪官性命的最好办法。西方国家几乎看不到因为官员贪污而丢性命的。除了他们有许多是废除死刑外，更重要的是人家的官员没有这样大的贪污权力，也不可能会有那么多时间的监督缺失。而中国的贪污实际上已经是一条生物链。看到那么多的贪官一个个丧命黄泉，产生一个个社会的悲剧，心里也不是滋味，他们作为人的尊严是要得到维护的。所以，要用法律与制度来捍卫贪官们的生命，同时也要用法律与制度有力地保护好挽救贪官们的生命的高纯这样的人。
2007年7月11日http://blog.cersp.com/80111/107570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