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思考问题注意辨证、联系，而逻辑思维能力不足pp

中国人思考问题注意辨证、联系，而逻辑思维能力不足

最近，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侯玉波副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中国人与美国人思维方式比较研究”、“文化思维方式对领导者心理行为的影响”两项研究中，在对500多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评定后发现，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
    
    一、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
    
    二、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
    
    三、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
    
    四、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五、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
    
    这些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固然好处多多，可是“将事物从一个整体中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分析，明确概念，再进行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能力在评定中却没能突显出来，实在让人遗憾。更有学者指出正是逻辑思维不足，是我们近代以来科学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重视分析事件的背景和环境的习惯，以及缺乏足够的分类能力，阻碍逻辑思维产生。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差呢？对此，侯副教授首先从国人思考问题的角度进行分析，“东方人的思维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我们判断问题习惯在一个背景中去判断，任何人去谈问题关注的重点往往是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目前中国主流思想，也是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塑造，背景对人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内因最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考虑外因更多，尤其是我们将一件事情做失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从环境上来找原因，我们很少认定这件事情是某个人造成的。”
    
    而西方人想问题则有所不同，“他们不像我们将事件看得很全面，但抓住了事件本身的特点，最后找到了事件本质的东西。”
    
    侯副教授举例说，文化心理学家彭凯平曾经比较研究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中国留学生卢刚枪杀爱荷华大学教授和学生的事件的不同认识，《纽约时报》认为是卢刚自己的问题，是情绪上的原因，而不是环境的原因。而中文《环球》杂志分析，惨剧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问题，加之竞争很激烈，和周围人人际关系不好等原因，将事情的发生归结到环境中。
    
    中国人逻辑思维薄弱，还和中国人分类能力较差有关。“中国人的分类很概括，比如传统哲学中的“道”就包含了太多含义。相比之下西方人分类的更细。如果同样五十件东西，可能中国人就分成四大类，而西方人会分成十几个类别。而分类越多，看一个单独事物就更细致，能更好的认识这一类的特性，特性越突出。分类越少，能从个体里发现的特点就很少，分类之后特性就被忽视，结果导致很多应该发现的规律都没有发现。”侯老师如此解释说。
    
    中西先民最初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差异与不同的生活方式引发思维方式差异。
    
    他告诉记者，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思考角度和分类方式与最初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有关。古代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较好，农业是主要生产方式，简单而容易丰收，基本上衣食不愁，没必要不断对外扩张，慢慢养成了不去深入思考问题的习惯。
    
    而古代西方生活条件很艰苦，像希腊一类地方土壤面积很少，必须依靠狩猎和捕鱼为生，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而且伴随着近海产出越来越少，只有不断向外扩张。为掌握提高能扩张的资本，扩只有不断创造一些先进的造船技术，因此就培养了一种向外的精神。
    
    而在西东的不同的生活状态之下，滋生出的思考方式也是不同的，有一些研究者将两方面联系起来研究后认为，西方古代先民生存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就需要逻辑推理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而中国古人生活无忧，最大的困扰来自如何同人的相处。所以努力在人际关系上追求和谐，慢慢在很多方面就形成注重联系和和谐的思维特点。这要求遇事不但要看见人本身，还要注意到与之相关的一些事情，往往导致有时忽视对事情本身的分析。
    
    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容易让个人逃避应有的责任。
    
    中国人喜欢用联系的、矛盾的、变化的思维看问题，也导致了一些问题。侯副教授举例说，日常生活中面对同一事件，如果过于讲求联系，辩证分析，归因于不可控的因素，往往会使个人逃脱了责任。假使就事论事，追究到个人，个人会将事情努力做好。西方人强调内在因素，每一个人都要承担各自的责任。
    
    他告诉记者，辩证的联系的思维是流淌在民族血液里的思维方式特点，但是这种思考方式并非生下来就会的，而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通过社会规范影响而慢慢形成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些西方思想的传入，以及我们有意识的教育，可以使我们的思维逐渐具备逻辑思维的优点，这对于完善我们思维方式很有帮助。
    
    
    对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他不赞成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他强调说，“在具体的心理学实验时，发现逻辑分析和辩证分析确实有很多不同。不过西方人很多时候也是注意一分为二看问题，我们只是考虑问题比他们多一些，而我们有时将一个事件本身看得很绝对。”

毛泽东最终败在了谁的手里？

黎 鸣

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享盛名的人物，虽然他已去世了32年，可是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他仍旧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尽管在中国政界最高位置上迄今至少已轮换了五任以上人选，可是就个人的人望而言，更不要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真实的重要性，的确没有谁曾可能真正超越了他。当然，今后的情况如何，中国人会拭目以待。

直到1976年逝世之前，毛泽东都是中国绝对最高第一人。然而，正是这个“绝对最高第一人”，当他临死前将要离开这个人世之时，他却绝对地感到了他不能不面对的最终人生的惨败：他的最终的理想、他的最终的历史价值、他的最终的家庭、他的最终的亲人，等等等等，总之，他一生为之战斗的最终的所求，全都成了一个个不能不离他而去的悖论。尽管在毛泽东的一生之中，凡他心中所有的一切有形的敌人几乎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尽管在一般人的眼里，毛泽东无疑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人，他最有权，他最有势，他最有名，他最有几乎一切人们世俗所希冀的东西，可是毛泽东心里自己明白，他最终没有成功，他最终失败了，他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努力最终能够真正超越中国历史的囹圄，他并没有真正为中华民族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他不仅没有成为开辟新中国历史时代的英雄，反而成了被中国陈旧的历史囹圄严重束缚、禁锢的囚徒，甚至还成了阻碍新中国历史时代到来的枭雄。他的将死多么让他不能心甘。临死之前的他极端地孤独，没有谁能够真正理解他，对于他周围的人们他真是失望透了，他既瞧不起他们，又不能不倚靠他们。他对他们的这种失望的程度也正如同他们的对于他的死亡将要到来的惶恐的程度。他明白，他的死将会给中国人带来更为加速的变迁（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的一生的过于自信，反而给他带来了对于死后未来中国的更加难以自信的悲观。事实上，他的妻子正是因他而成了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个阶下之囚和国家的罪人。我想，这是毛泽东早就已经有所预料的结局，“四人帮”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自己为他的妻子及其追随者们发明的“绰号”，而这个“绰号”本身即是“不祥”之兆。

对于毛泽东，我曾爱过、崇拜过，也曾怨过、恐惧过，甚至到了最后，我还曾恨过、诅咒过，但这一切，全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漠了，而烟消云散了。因此，我不会像一些人们，继续像过去那样盲目地去疯狂地崇拜他，或者完全相反，同样盲目地去拼命地诅咒他。如此情绪化地对待历史人物，其实是出于无知，既毫无意义，也毫无价值。今天，我的再回顾毛泽东，反而更增添了一份同情，一份对于“人”的理解的同情。因为我终于知道，他最终是败在了谁的手里。而他的失败，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曾经历史的失败，更是中华民族曾经历史的失败。正是因此，而构成了我的写下今天这篇文章的动机。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如果像毛泽东这样杰出的人物尚且遭到如此的失败，那么我们今后将怎么办？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重蹈毛泽东的覆辙不成？

如何看待毛泽东？这既是一个人类情感的问题，也是一个人类理性的问题，更应该是一个人类智慧的问题。无论怎么说，他都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言论、行为、思想，均为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留下了深深不可磨灭的印迹，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影响能够真正超越过他。正是因此，我要特别对于他的“失败”进行一次认真地分析。

据说，陈云在世时曾这样说过，如果毛泽东在1956年即死去，他就会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人物了。换言之，1956年之后的毛泽东不仅功不抵过，而且还过远甚焉，甚至有可能完全遮蔽了他前半生所有的大功。我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因为真正始终都在造成中国历史挫败的最深的根源还并不在毛泽东这里。换言之，即使聪明、杰出如毛泽东，他终究也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地成了“鬼使神差”的“工具”、“提偶”、“傀儡”。不要忘记，我们讨论历史问题，一定要认识到，任何个人的力量都不可能是“神”的力量，任何个人都永远不可能是“上帝”，即使他多么像“上帝”。这种情景不仅曾迷惑了大量中国的庸众，有时也同样迷惑了那些自认为像是“上帝”的个人，例如毛泽东。有的时候他的不可一世的确已到了特别不近情理的地步，例如他的对于处置严重涉及国家、人民利益的巨大事件时的任性使气（典型的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的对于曾经的亲密战友们的冷酷无情，等等等等，无论如何都是很难令人理解的。人世间的任何“伟人”的力量其实也仍然是“人”的力量，而决不能视之为“神”的力量。所谓“神”或“上帝”的力量永远都只能是某种人们尚然盲目和未知的历史的合力，是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参与其中的历史的合力。重要的问题在于，究竟是谁“鬼使神差”了所有的这些人们的言、行、思，特别是行为？又尤其是其中处于领袖地位的人们的行为？我的观点很明确，在中国，这个“鬼”或“神”，或“幽灵”，即是“悠久”了两千多年的孔子儒家的传统，那个充满了文明“母”劣根性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

1956年后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竟然让陈云以及其他的人们对毛泽东做出了如此断然的判断？我们不妨最粗略地例举一下历史中的事件：

1957年，从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到反右斗争；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招展；

1959—1961年，庐山会议和三年大饥荒，据说这三年之中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目高达四千万以上，这简直相当于在中国又发生了一场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的战争性的人口死亡（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之中中国总共死亡了八千万人）；

1962—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国学习解放军，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讲得人们心烦意乱，讲得人们心惊胆战；

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朱德等相继死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从上面粗略地例举之中，大家可以看到，从1956年到1976年这二十年之中，的确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令人心灵非常沉重的历史事件。对于这些事件的发生，本文不想进行太多的分析，仅凭短短的文章也不可能做出这些分析。本文注重对毛泽东本人的分析，试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引发了上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心理，他的意志，他的情感等等，究竟在其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对于我本人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我的人学的理论的分析能否获得大家的认同呢？

一般来说，任何人最大的敌人都是他自己，尤其像毛泽东这样事实上处于全国最崇高地位的领袖人物，就更是如此。那么构成毛泽东本人“自己”的成份究竟有哪些呢？

我的分析如下：

构成毛泽东“自己”的最重要的至少有如下的三个成份：自然出身的中国农民；社会出身的中国文人；精神出身的受到过西方思想影响，尤其是近代“五四”运动思想影响和苏俄马列主义思想影响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我的对于毛泽东的分析就从他的这三种“自己”的成份出发。

第一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构成了毛泽东的情感、意志；第二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构成了毛泽东的认识能力、文化手段、思维方法；第三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构成了毛泽东的奋斗目标、理想追求。前两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来自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第三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0.）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五四’一代共产党革命家大都消失了，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们是一批在一个最古老的国家里实现最现代的革命理论的实践者。历史学家们无疑会把他们作为最著名和最重要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记载，因为他们是现代世界历史上这场最伟大最富有生气的革命的领导人，他们随后又领导了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最落后的国家进行的现代变革。1949年的胜利使他们获得了政权，但却是在一个最贫困的国家里，它的人民忍受着极端悲惨的贫穷和绝望的折磨。……老一代革命家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无论他们在晚年怎样苦于目的和手段的分裂，但他们还是坚定地为实现他们在青年时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目标而奋斗。”（第531页）

我基本上赞同上面的描述。上面的描述之中至少告诉了读者如下的三个最重要的信息：第一，毛泽东是个“五四”时代精神的继承者，是个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理

想追求的革命者、实践者；

第二，毛泽东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贫困、文化最古老、文明最落后的中国进行他的革命活动的，这里的人民忍受着极端悲惨的贫穷和绝望的折磨；

第三，毛泽东，尤其是晚年的毛泽东追求的目标和手段之间发生了分裂。

上述的信息恰好可以与毛泽东的三个“自己”相对应：第一个信息与毛泽东的精神出身的“自己”相对应；第二个信息与毛泽东的自然出身的“自己”相对应；第三个信息与毛泽东的社会出身的“自己”相对应。

毛泽东的继承“五四”时代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追求构成了他的永远反对中国孔子儒家文化传统的生活斗争的目标，这一点在他的身上基本上终生不渝。这构成了他的提倡“双百方针”，强烈反对封建官僚主义，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近期目标，提倡“巴黎公社”的社会组织原则，提倡“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民主”的“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文化精神，等等等等的初衷，关于这一点，我甚至有点相信他的确是真诚的。因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尤其作为一个站在批判历史上一切私有制的统治者的立场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的确都是一些很自然的想法。而对于毛泽东的第三个“自己”来说，这也同样是非常“自然”的表现。还有一点，且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即毛泽东事实上是当代中国人中言论、思想处于最自由状态的人，也几乎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惟一的人，他的所有的“同志”在这点上都根本无法与他相比。说白了，即只有他敢想、敢说，而这一点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作为一个诗人的气质。

但是到了事件发生的过程之中时，毛泽东的第二个（中国传统文人的）“自己”就开始起作用了。毛泽东的认识能力、文化手段、思维方法、知识范围等等，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仍旧处在中国孔子儒家文化传统的阴影之中，尤其在毛泽东的晚年，他基本上离不开中国古代文献，诸如《资治通鉴》、《十七史》、《二十四史》、《容斋随笔》等等。虽然作为一位“五四”时代精神的继承者来说他瞧不起孔子及其儒家，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人，他却又让自己始终浸淫在充满了儒家说教的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之中。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身上，已经让孔子及其儒家的“母”劣根性生了根，发了芽，长了枝，开了花，结了果。中国孔儒的“天命观”、“官方禁言论”、“极权人治论”、“情绪独断论”等等的劣根性，早就已经成了毛泽东处理几乎一切事务的“习惯”。毛泽东相信“宿命”，这可以以保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的命名为例；毛泽东相信只有官方“禁言”才能够带来社会的“稳定”，事实上，在他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基本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言论、思想、新闻、出版等等的自由权利，甚至直到今天，还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坚信“极权人治”的管理，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宪法”、“法治”的位置；毛泽东的思维是典型的“情绪独断”，用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话来说，即个人意志决定论。关于所有的这一切，全都可以举出无数的例证。最明显的例证，莫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关于“国家主席”、“天才”的争论、关于“批林批孔”，等等等等。

然而最终还在结果。结果的作用往往都受到“自然出身”的“自己”的作用。毛泽东本质上始终都是中国农民的儿子，他对其他一切出身的人们有一种天然的拒斥。这个自然出身的“自己”在毛泽东的身上是非常本质的。他的一个最著名的战略论点是“农村包围城市”，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原本也就是一场伟大的中国农民的革命。毛泽东是当然的农民革命的领袖。历史上一切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是以当上皇帝为其最高的宗旨，历史上的刘邦、朱元璋、洪秀全即是如此，毛泽东在不知不觉之中步了他们的后尘。在毛泽东的著名的诗词《沁园春—雪》之中：“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极其微妙地表现出了他纯然帝王的气派，自然，他也极其蔑视从前所有的封建帝王，诚如他的另一首《沁园春—长沙》词中所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也曾多次自比秦始皇。秦始皇只坑了三百多个儒士，而（我）毛泽东竟坑了三百多万之数（谁奈我何！）。这种帝王的气派从何而来？显然只能来自中国孔子儒家文化（天命观、极权人治观和情绪独断、专制观）的传统。

目标与手段的分裂，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三个不同的“自己”之间的分裂。更说白了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劣根性与外来西方（理性）文化影响和熏陶之间的分裂，因为这三个“自己”之中，有两个均来自中国孔子儒家的文化传统。说得形象一点，毛泽东早就已经不自觉地成了孔子及其儒家幽灵的表演现代中国历史的“提偶”、“傀儡”，早就不自觉地成了孔子及其儒家幽灵的现代中国历史的“代言人”和“执行者”。

说到这里，结论已经很清楚了。毛泽东最终败在了谁的手里？从一般而言的现象上说，他败在了他自己的手里，然而他的“自己”是谁？三分之二以上是来自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是来自他的听从了孔子及其儒家的充满文明劣根性的历史幽灵的“自己”。所以，实质上，毛泽东最终还是败在了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传统的充满了文明劣根性的历史幽灵手里。由此看来，不仅毛泽东，而且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全）都败坏在了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传统的众多劣根性的历史幽灵手里。

我的文章到了这里并没有结束。如果说毛泽东的“自己”都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被孔子及其儒家的历史幽灵占领了，那么对于所有其他的中国人来说又如何呢？我亲爱的同胞们，难道我们的“自己”就不应该也为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担负一点责任么？批判别人、诅咒别人总是容易的，我们要不要也批判和“诅咒”一下我们的“自己”之中所残留的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传统的劣根性呢？

说到最后，还是那一句话：不彻底铲除“悠久”了两千多年的孔儒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未来就将绝对不会有任何希望。这真正是发自我的肺腑之言，但愿有更多的同胞能够知会我的苦心！

关于《色戒》：因恐惧而滋生疯长的性（原创）

写于2007年12月31日
 
    1.
    在我的词典里，感受，是评价一个人生活的重要指标。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感受被尊重的程度，当决定着他们的生活质量的高低。由此延伸上去，我理想中的社会，当应该是一个每一个普通人的感受都备受尊重的社会。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及“普通人”呢？很简单，人类社会中，部分乃至个别人的感受，历来就是受到尊重甚至备受尊重的，比如专制社会中的达官贵人尤其皇帝，比如商业社会中的地产精英以及金融大鳄。
    对幸福进行概念化的解读，进行似乎很合逻辑的推断，是当代社会草菅民生的管用伎俩之一。比如，宪法说官员是人民公仆，于是乎，就有人推论出人民的幸福度一定强过官员。这种推论的荒谬，不需要驳斥。
    2.
    米兰•昆德拉说，“认识是小说最大的道德。”我赞同。在一些中学的小说课堂上，我遗憾地发现，一般中学教师对小说的理解，基本上成了“道德是小说最大的认识。”在我看来，秉持“惟道德伦”去教授小说，大约，应该属于对小说最严重的误读，起码之一。
    如果我是耶稣，我将不会选择仇视犹大。因为，全能全知的我，足以深谙形形色色的犹大们不得不“出卖”的苦衷。在我的印象中，只有这样的耶稣，才有资格被称为耶稣。真正的上帝，应该是最善解人意的人，而非高高在上的法官。
    马加爵需要理解么？如果你说需要，那么，将会顺推出另一句话——易先生也是需要理解的。只有理解了马加爵同学的命运，理解了马加爵之所以成为马加爵的全过程，方可有指望彻底消除马加爵悲剧的社会心理基础。易先生呢？亦然。
    3.
    为什么说“泛道德论”是一种弱智呢？因为，“泛道德论者”唯一的能耐，就是给一个人扣上各色各等的帽子，然后，按照帽子的型号，给予相应的吹嘘或贬斥——那种一钱不值的老生常谈的吹嘘与贬斥。
    可以想象，即使远在南宋，我们民族就没少作“贬斥汉奸”的努力，西子湖畔长跪不起的秦桧塑像，足以为证。问题是，我们消灭了汉奸么？没有。历史车轮滚滚，滚到20世纪，曾经的“勇敢少年”汪精卫及《色戒》中的易先生，还是做了汉奸。
    堂堂“汉”子，缘何屡屡成“奸”？这是我脑海里经常闪现的一个问题。我向来认为，教师——从大学教师到中小学教师――的真正职责，就在于思索形形色色的“为什么”，而非简单的“道德式”骂街。骂街的工作，还是交给泼妇们去做的好。
    4.
    照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小说的唯一天职，就是研究人在各种处境各种情态下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文体。这一点上，写小说和做学术研究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当然，拿这个尺子去丈量的话，很多小说都不能被称作小说了——尤其，很多中国小说。
    中国人写小说、拍电影电视，特崇尚“激情”。就是那个著名电视剧，硬生生地，把权力对爱情的强暴，粗俗对文明的亵渎，恭维成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激情属于“非理性”范畴，“非理性”作为人性和生活的一种状态，出现在小说中当然是可以的。问题是，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去看待它。
    和我们一样，马斯洛先生也曾面对着纷繁芜杂的人性需求。他的聪明在于，他能够拨开表象的杂草，将人性发展的根须与枝干呈现在我们面前。世界上太多小说，让人越读越笨。当然，也有少量的小说，使人越读越聪明。电影电视，亦然。
    5.
    回到感受。因为，关于《色戒》，这篇构想中的小文章，不可能涵盖这么宏大的命题。那些个大文章，任你罄尽毕生也难以杀青。所以啊，只好避重就轻，只从“感受”入手。作为动词的“感受”，意即“受到影响的过程”。作为名词的“感受”，意即“接触外界事物得到的影响”。
    那天，妻子去收房租。下车，正好到了一房屋中介门口，顺便进去转转。回来后，我们便做出了“卖房”的重大决策。房价高企，超过我们原买价三倍，且不可能一直这么高，是我们卖房的理由。后来，没卖掉，我们说，也好。理由是，政府已经出台了限制二手房购买的政策，意味着市场上可用以出售的二手房只会越来越紧俏，物以稀为贵嘛！再说，现在通货膨胀严重，放着东西比放着钱合算。
    不知别人怎样，就我的经验，许多关乎个人命运与家庭生活的重大决策，总是在一闪念中做出的。所谓理智，往往，成了事后的诠释与注解。总之，怎么做都有道理，怎么做都合理。我知道，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是理性的。但，越是这样说，越让我痛感“非理性”的无孔不入的强大。
    6.
    清纯女子，是观众对王佳芝可能产生的第一印象。清纯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很多人并没想过。性经验不丰富甚至等于零，大约，是清纯的最重要条件，亦作为清纯的美丽表象。其实，所谓清纯，无非就是不谙人事，对人对社会的体察了解限于表象。从身体到精神，尚未被社会的风刀霜剑刻下沧桑与印痕。
    王佳芝刚刚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就是那样一个青涩女子，清纯得无以复加。第一个像模像样的故事，是王佳芝参与演戏——爱国戏。没成想，王佳芝演得很成功。戏里最核心的一段是“妹妹对哥哥”的抒情表白――当然，与儿女私情无关，纯属祖国民族的宏大叙事。妈妈亡故，爸爸再娶且远在英伦，亲情匮乏的王佳芝，成功且自然地完成了一次“移情表白”。正是这段表白，成就了这出戏，也埋下了日后的所有变故。
    很快，台上的抗日，演绎成了台下的除奸。易于被角色蛊惑的王佳芝，很快，进入了“麦太太”的角色。那段香港故事所演绎的，其实只有“焦虑”二字。一帮青年学生，想对付一个特务头子，其难度，无异于与虎谋皮。处于焦虑风暴核心的王佳芝，在一个平庸的夜晚，完成了“处子破身”的隆重程序。这点很重要，其一，消除焦虑，性生活不啻最佳选择；其二，乏味的性生活，为欢场老手易先生的登场做足了铺垫；其三，王佳芝作为麦太太而非王小姐，完成了生理程序上的过渡。
    7.
    一个惯常的疑惑——同学中美男如云，如英气勃勃的邝裕民。王佳芝为何选择一个相对猥琐的梁同学入毂呢？这点，三年后，王佳芝与该美男同学言道，“三年前你可以的，为什么不？”似乎足以揭破迷局。其实不然。王佳芝预演美人局的时候，焦虑万端。焦虑如同憋尿，她，所需要的，仅只一只发泄的夜壶而已。于是，“相对猥琐”的梁同学便被她选中了。
    精彩绝伦的性爱，绝非“性场新手”所能为也。荧屏上，留给观众的，便只有乏味和平庸了。第一次，估计，只略微地疼痛了一瞬。第二次的时候，估计，“猥琐男”梁同学找到了一点感觉，于是，说，“你今天好像有点反应。”身下的王佳芝毫无表情，漠然一句，“我不想讨论这个。”完事。
    “我不想讨论这个。”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们之间，什么都没讨论。如果说，男女躯体的对话可能美妙，那么，仅仅局限于躯体的对话，肯定是乏味之至的。而王佳芝与易先生之间的故事，却不可能一开始就从床上讲起。这里的发展，必然是由眼睛到身体，从言语到床榻。一出完整的勾引故事，必然得有风情与交流做铺垫的。君不见，即使直接如西门与金莲，也免不了从酒杯与绣鞋开始啊。
    8．
    盯上易先生的时候，王佳芝没有和他人交流的心情。恐惧与焦虑，笼罩着他们整个团队。这点很真实，不像那些个“革命历史题材”的所谓主旋律电影，里面的战士只会说一句话，那就是“保证完成任务”。那些战士，其实已经不是真实的有感受的人，因而，也不会是真实存在过的战士。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那是不省世事的浪漫诗人的说辞，绝非真实的战争。在《色戒》中，学生们手刃老曹的过程，简直一出滑稽剧。里面，老曹倒是颇有些英雄气概，而真正的英雄们，个个魂飞胆丧屁滚尿流。虽然，最后是杀了老曹，但，恐惧是他们的，而从容却是老曹的。书生小说《说岳全传》里，“三好学生”岳飞转型为杀人不眨眼的将军，简直没有任何“恐惧的过渡”。可见，我们民族及其文学，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了。
    真相，乃真理的基本维度。鲁迅言中国历史之“瞒与骗”，我看，其中之一，就是这类瞒与骗。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哪些“打仗片”，无不最大限度地删除了战争的恐惧。新闻上，经常有指战员高呼“首战用我，用我必胜”。我看，都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教育”的产物。说这些人“不知死活”是难听了点，但，是实情。所以，我要说，对“战争恐惧”的真实描摹，应是《色戒》的重大贡献之一。
    9.
    诱杀者是王佳芝的基本身份。于是，和诱杀对象易先生的交流和对话，成为必要。在香港的时候，就有过深度交流。比如，易先生对这王佳芝那张清纯无比的脸庞，居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他们谈什么，我不知道。我从他们眼中看出来的只有一点，恐惧！”王佳芝也说过类似的心里话，比如，“（打麻将）老是输，就赢过你！”不无娇嗔，略含感激，真实自然。
    香港的诱杀失败了。老曹的出现，破了所有的局。老曹被杀的过程，让王佳芝恶心不已，掩口而逃。那种场景，真是令人极度恶心。试想，世界上还有比杀人更恶心的事情么？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从张艺谋大片到金庸电视剧的所有作俑者们，他们，硬是能把杀人抒写得美轮美奂美不胜收。这些家伙不该做导演，应该把他们编入《集结号》做小兵，纳入《投名状》当将军。彻底恶心他们一回，看他们还能那么没心没肺！
    “战地黄花”有多香？王佳芝的恶心与呕吐，已经告诉了我们所有答案。一路狂奔，辗转奔回上海。舅妈不是个好人，如果是，王佳芝的命运断然会发生改变。孤女依然，落寞依然，物质生活也极度匮乏。这时，正是“需要组织”的时候，而“组织”也适时露面。贫穷无助与无聊，使王佳芝不假思索地重回组织环抱，不假思索地答应老吴再次承担诱杀易先生的光荣使命。于是，女学生王佳芝再次成了“麦太太”，续上了与易先生对话交流的“前缘”。
    10．
    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算是一个次序。于是，让我们先解决了王佳芝与易先生之间的“性”，然后，再面对他们的语言。众所周知，“性爱”具有一种灵魂出窍的强大功能，于是，经常被男女们用来忘却苦难。世界上最严重的苦难，并不是死，而是恐惧和焦虑。易先生拥有“民族败类”的高尚头衔，全然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主儿，像豺狼一样疯狂，又像老鼠一样可怜，你说，他能不恐惧么？王佳芝呢，一样，作为一个“暗杀者”，她断然没有西方“忽悠大片”里面的007那样神奇，她不恐惧谁恐惧！
    尽管“理由”各异，而恐惧却是一样的。于是，他们寻找到了同样的“反恐法宝”――性爱。这里，用“性交”或许更合适一些，因为，最初的时候，大约和“爱”相差不止十万八千里。如果有谁从镜头里的千姿百态中只看到性却没看到恐惧，我要说，你没看懂。吸毒者为什么要吸毒？或许的理由是，只有吸毒方可忘却“有关吸毒”的恐惧。是这样么？如果有人甚至从中看到“爱”，那么，我要笑着给你一个字，傻！两个字，真傻！四个字，傻得可爱！
    网上，有论者言及王佳芝和易先生睡觉属于“父爱缺失”之补偿。唉，我只有长长叹口气。建议你们，弗洛依德的好学生们，还是先看看你们师哥马斯洛的说法吧。这里的关键词只有两个字――安全！处于极度的“不安全”之中的一对男女，使用他们的身体做了“减压器”，让彼此的精神得以苟延残喘。仿古诗云：抽刀断水水更流，饮鸩止渴渴更渴！可怜的女人，可怜的男人，以及，他们可怜的身体。都羡床戏热，谁知其中悲！曹雪芹这样云过没有？我不知道。
    11．
    早在香港的时候，易先生感慨过，“这样轻松的谈话，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得！”王佳芝真诚过，“老是输，就赢过你！”自从排练和演出之后，王佳芝没有其它任何这样“人味儿”的交流。没成想，唯一堪称交流的事件，却只能发生在她和她的“诱杀对象”之间。好玩吧？不好玩。真实吧？够真实。历史啊，从大潮到细流，总是一再地，充斥着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让人哭笑不得的悖论。
    邝裕民是个好青年，但，王佳芝和他之间，只有“上线”和“下线”的关系。其它，已经不再重要。他们所交流的，只有“工作”，只有“任务”。是一对同谋，却非一对男女。组织呢？组织的代言人就是“老吴”。老吴给她的，只有西药、丝袜，和自杀用的药片，以及，药片的使用说明。老吴给了她一个“任务完成后，送你去英国”的空洞承诺。所有的观众都看到了，王佳芝写给爸爸的信，被老吴立马点燃烧掉。这一切，就是组织。生硬的组织！
    说说易先生吧。无疑，易先生过着一种有今没明刀口舔血的日子。而易太太——本应是他生命中最休戚相关的伴侣，却“没事人似的”。整天的日子，无不优哉游哉。易先生是一个好男人，他从不把自己命运的烦忧带回家里。面对妻子以及她那帮傻呼呼的麻友，文质彬彬，不亦君子。给了妻子以最大安全感的易先生，又有谁给他这一切呢？日本人不能给，汪精卫不能给，直到，王佳芝同学再次莅临――命运，为什么总是这样充斥着纠缠不清的悖论呢！
    12．
    佛经云：同船过渡者，前世今生，已含有三百年缘分。就这样，易先生，王佳芝，同样悲苦的灵魂，吟唱着恐惧与绝望的“同一首歌”，跨越命运的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一个人走向长长的街，一个人走向冷冷的夜。一个人在逃避什么？不是别人是自己。一个人在害怕什么？不是寒冷是孤寂。”这个人是谁？是王佳芝么，是易先生么？我说，是。于是，我看到，他们做了，他们性了，还有，他们爱了。做爱，是动物都会的，他们是人。尽管，直到现在，还有些人不认为他们是。但，他们的确是的。
    性，一般用肢体表述。而爱，却得借助眼睛和语言，以裸陈心怀。粉红钻戒只是一个道具，王佳芝知道。但，她有理由说出两个字：“快走！”易先生飞身而逃。王佳芝可怜的一生，终于，以爱的名义，划上了句号。当然，她，死也不得好死――废弃的矿山刑场上，邝裕民等怨毒的眼神，还有，2007年暖冬，电影院里观众的疑惑，网络中杂志上骆绎不绝的骂声，以及，从来就不缺乏的文艺界以及其它界大腕们的口诛笔伐。
    人，无论是谁，都不能脱离自己的经验而活着。除非，他决心活得虚假不堪。同理，王佳芝同学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在王佳芝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概念人”，包括她自己。王佳芝自己的概念，观众们进电影院之前已经有所预期，那就是，“女特工”。老吴以及邝裕民，是“男特工”，易先生呢，是“大汉奸”。如果，张爱玲与李安想讨好全国人民，自是不难，只要让女特工在男特工的配合下，在特工组织的英明领导下，搞掉那个汉奸就可以了。甚至，还可以雷同一句台词――“我代表党和人民处决了你这个无耻的汉奸！”问题是，他们，没有。
    13．
    要强调的是，易先生是王佳芝生活中唯一的从“概念人”中群体脱壳逸出的“个人”。也是唯一给王佳芝说过很多句“体己话”的男人。第二次到易家，易先生领她到了卧房，说，“房间小一点，不过，住这里比较安全。”接着，他们相对感慨。“三年了，仗还没有打完。能活着见面，已经不容易了。”王佳芝说。“能来就好。”易先生说。平淡而亲切，温情而沧桑。堪称经典强暴的第一场过后，我们看到王佳芝被撕成碎片的衣裙。之后，继续对话。
    “你相信不相信，我恨你！”“我相信，我很久都没有相信任何人的话了。”“还恨吗？”“不恨了。”“你一定很寂寞。”“给我一间公寓。”“你听，他们在唱歌，像哭！杀人如麻，其实，心里比谁都怕！”“我给你唱一首歌吧，我比她们唱得好听――天涯呀，海角呀，觅呀觅知音……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我知道你为什么约我来这里？你要我做你的妓女。”“要保密，就我跟你之间。”一句是一句地，说着，绵延不绝。至于，哪句是哪个说的，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说了。在他们彼此的世界里，这是唯一的人话。
    “概念人”王佳芝，与“个人人”王佳芝之间的争斗，从来未曾停歇过。面对特工头目“老吴”的时候，王佳芝爆发了，“他不但往我身体里钻，还要像蛇一样，往我心里面越钻越深……每次，都让我痛苦流泪，他才觉到自己活着。”特工头目“老吴”的嘴脸，还是那样职业化，还是那样“概念人”。王佳芝没有得到半点有“人味儿”的安慰与交流。只有邝裕民同学说了一句激愤之至的话，“这种长期的折磨，她会承受不了的！”问题是，王佳芝听不到。他说给老吴，不会起什么作用。老吴自有他的“组织语言”，以及，背后备受全国人民支持的“民族大义”。
    14．
    因恐惧而滋生疯长的性，不是美丽的性。像困兽一样不得不“相爱”的爱，当然，也不属于人类文明认可的爱。所以，在我看来，关于《色戒》，无论说性还是说爱，都属不得要领。我也不想再说下去了，因为，我从床戏连绵的影片里，居然，没看到半点纯粹的性和爱。阳光下裸陈的美好躯体，以及，挥汗如雨的巅峰，以及，骤雨停歇的彩虹……都没有。在那里，从来，就没有过。永远，也不会有！
    问题是，他们都是人。无论易先生，还是王佳芝，都是人。看着他们，他们命运的惨状，你同情过么，你恻隐过么？如果有过，那么，我们得承认，他们，的确，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在这里，我的心海里，再次浮现出一位小说家的慈爱而睿智的面庞。这位小说家，是我最为心仪的活人之一，捷克人，名叫米兰•昆德拉。在他的文论集《小说的智慧》里，他写道，“认识是小说最大的道德。”
    人类，尤其中国，太多孜孜于“武器的批判”，却少有人检验过“批判的武器”。汉奸是要杀的，放跑汉奸的女人，当然，和汉奸同罪。这是最容易做出的判决。似乎，谁要是不随声附和这样义正辞严的判决，谁已经就是汉奸起码准汉奸了。这里，我不再想多说什么。只是，点燃一支烟，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把每一个人，都当人，不论他们是谁。认识每一个人，及其命运，所有的来龙去脉。理解他们的时候，才可能真正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的所有努力，都是帮助我们自己……哦，少女情怀总是诗——以此，祭奠所有的王佳芝，和她的兄弟姐妹们！

说男话女之一：才华之两种，及其它（原创）

 近日，一位网名叫“叶子”的88年上海美女在天涯论坛上发了一篇名为《100万征婚，不论相貌，只看才华》的帖子，帖子一出 ，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网友议论纷纷。有的想用口水淹没她，有的对她的动机持怀疑的态度，还有的对其做法力顶。
    一些消息，只能姑妄听之，认真不得。正如美女这个概念，在我的印象中，是很严肃的。起码，只可用以表达一种内心的赞叹。而现在，国道旁边的小饭馆里，驴友们歪歪扭扭地从车里出来，就大喊一声，美女，上茶。生意来了！柴禾妞们喜笑颜开，忙不迭招呼大哥上座。至于美不美有多美，并没人上心。
    传说中的1988年出品的上海美女有100万么？这是一个幼稚之至的问题。和花功夫琢磨她小人家究竟美不美有多美一样，纯属不需待考的事儿。不过，吸引我眼球的还是有的，就是那帖子的标题，疑似标题党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信手信口之作，虚拟中的100万征婚的理由——不论相貌，只看才华。
    关于相貌，说来话长。或许，每个人建立定义的起点和历程都有不同的。很小的时候，我眼中的美女，其实就是美目吧。《诗经》里面有“美目盼兮，巧笑倩兮”之语，那是后来知道的。陇东乡下人经常拿“眼睛大的花的”来说事，那倒是真的。网络时代，有了美眉一词，望文生义上去，倒是显得陇东人民很有先见之明。总之，那个时候我心目中的美女，无非是生就一双漂亮眼睛的女孩子。
    我的美女观的生成历程，很是符合由局部到整体的一般过程。刚上大学的时候，读到了司汤达的通俗小说《红与黑》。现在看来，仅只通俗小说而已，当时，却是当着文学经典来读的。里面有一个情节，说的是于连先生如何如何迷恋德•瑞娜夫人的两条玉臂。我心下寻思，无非胳膊嘛，胳膊有什么好美的哩？很不服气。现在想来，逐渐服气的过程，也就是我逐渐认识女性美的过程。
    读《红与黑》的时候，我只有十六岁。回顾下来，我对女性美的认识，有点儿像几何上的一个次序——由点而线，由线而面，由面而体。最后，获得一个整体感知。直至，从老杜的“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中，都能联系到女性美妙的动感与声音，才算到位。当然，由此联想到男女之间的于飞之乐，也不是不可以。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思想无罪，联想很累，嘿嘿！
    当然，时代也是很有意思的，环肥燕瘦，之汉之唐。1980年代，银幕上流行的，无非陈冲、刘晓庆、王祖贤辈，尽数大脸美女。后来，渐渐换成了巩俐、章子怡、董洁等小脸尤物。由此看来，御用作秀大师老谋子有关女性的眼光，还真是不俗。大脸女星们，纷纷选择了留长发。秀发中分，自然垂下，就算有天大的腮帮子，也被遮盖住了。仿朱自清调子——只余下脉脉的小脸，盈盈的，再不见半点儿大的痕迹。是这样么？
    世界上没有小话题，只有小文章。即就相貌一词，足够写无数本大书。就此打住。关于才华，水深的程度，足够轻易淹死人，深不可测啊！现场编一句俗话出来，其必曰，深不可测不妨测，蜻蜓点水也得点。我写文章的时候，有一个更通俗的坏毛病，就是习惯于查词典。翻到114页，才华一词的诠释如下——表现于外的才能（多指文艺方面）。列举例词有二——才华横溢、才华出众。我一看，乐了。
    其一，文艺方面的所谓才华算才华么？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惑呢？因为，在中国，具备实质性“才能”的，无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者为最，文艺算哪根葱呀！按那个定义，曹雪芹同志可谓有才华，可怎么也难逃“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呀。陶渊明同志倒是有几亩薄田，可当时没化肥，产量低，日子过得也很寒酸。我想，那些个真正有才能的主儿，没几个正眼儿瞧他们的。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从来就是积极向上的，也没人会在乎他们。
    其二，表现于外的才能算才能么？中国文人之中，李白算是最为外向的了，动辄将自己那点儿小男人撒娇的才能拿出来显摆显摆。凭什么，那些小孩都有糖吃，就俺没有？呜呜呜呜！唐玄宗给了他几颗奶糖，他便不知自己是谁了。其实，皇帝喜欢他，和喜欢那些个梨园伶人一样一样的。真正的才能，无非机心重重，斧影憧憧。韩非子云，“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又云，“涵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是为证。
    神秘莫测是专制政治的特点，公开透明是民主政治的特点。韩非子谆谆教导帝王们，要掩藏起自己的行迹，不暴露自己的观点，使得臣下无从探测；要运用智慧于无形之中，不显示自己的才能，使得臣下无从揣度。所谓帝王之道就在于秘不可泄，运用之巧在于不为人所知。我为什么要拿帝王说事呢？很简单，丛林时代，帝王们无异是最有才能的人，不拿他们说事，便没有说服力。学术一点说，那叫典型案例。
    说了半天，似乎与文章开头的美女帖子愈行愈远了？别急。我只是想澄清一个事实，中国人词典里的定义，和现实中的定义，从来就是两码事。美女选择男人，和雌性孔雀择偶一样，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问题是，她小人家提出的标准——不论相貌，只看才华——中的“才华”二字究竟作何诠释？我的见解是，在搞清楚美女心中的正解之前，普天下妙龄男儿抑或超龄大叔们，其蠢蠢春心，还是节约着点儿萌动，为妙。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女们从来就不擅长背诵词典的。括号里面的定义，肯定背不下来。所以呀，历史上从来就没流传下来过陶渊明、李白们的妻子多么性感漂亮的消息。郭沫若无中生有，给屈原派发了一个婵娟，仅只理解万岁，以支撑文艺战士们脆弱之至的自尊，而已！四大美女们，貂蝉杨玉环们，无一例外跟了有能力的强人——皇帝盗贼什么滴。中国的海子和荷兰的梵高，都是很有文艺天赋的，结果，并不受美女们待见。这些个坏消息，简直要冷了普天下才华小生们的心肠啦！
    叫我说，臭男人们的所谓才华，无非两种。其一，权力性才华；其二，审美性才华。
    所谓权力性才华，其代表人物，当属皇帝。大约，人类在没变成人类之前，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于是，像田鼠一样积存食物，便成为本能。积存食物越多，便越有安全感。所以呀，人类要达成传说中的进步——哪怕一点点，就得不断提醒自己，离开动物本能的贪婪远了些没有，远了多少？同理，没有配偶无从传承基因的恐惧，也一直浓重着吧。于是，连身无分文的阿Q先生，躺在土谷祠里也念叨着，女人女人！女人和食物，均为多多益善耳。后宫佳丽三千，那算什么？小菜一碟。
    田鼠积存尽可能多的食物，吃不了怎么办？让它坏掉呗。皇帝收藏尽可能多的女人，忙不过来怎么办？让她们“闲坐话玄宗”去呗。至于松鼠们有没有饭吃，至于牛郎董允们有没有媳妇，田鼠和皇帝们都是不管的。皇帝支持的世界，下面还有儿皇帝、孙皇帝，以及形形色色的准皇帝们。一句话，金字塔结构，层层瓜分社会资源——食物资源与性资源。塔基底层人数最多的最广大人民群众，落得的资源最为稀薄，直至没有。没有也没关系，皇帝及其主流文化们稔熟画饼术，牛郎织女故事不止。
    所谓审美性才华，我的解释便落在了文化二字上面。小翘臀是生物的，而超短裙却是文化的。当然，你会反驳我说，超短裙之于小翘臀，无非彰显后者，收取欲盖弥彰之效罢了。我没话可说，颔首赞同之余，并不打算修正我的定义。人类之外，再无人类，这是目前视野中的真相。好在，在那遥远时分，就有人教我们自恋不已。别小瞧这种自恋，绝对的文化。你听说过哪一个小松鼠写了篇《离骚》自恋来着么？没有吧。
    歌德等先生后生干了什么？在我看来，无非给无中生有的人生寻找意义来着。历经沧桑，痴心不改，痴之迷之，终生恋之，就这样忽略了死亡的恐惧。这就是我对《浮士德》之所以洋洋千万行的简明解读。爱迪生捣鼓灯泡，难道仅仅是为了担心刀叉找不到嘴巴的去向么？曹雪芹魂魄一缕附体宝玉，终于邂逅林妹妹，瞬间，宇宙爆炸，星云闭合，扑烘一声，世界着火啦！而这一切，从贾母到贾政俱不知晓，绝对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所谓审美性才华之极致，就是这样一些个玄而又玄的东东，你明白了么？
    其实，一路写将下来，中间还回家吃饭来着。写到这里，我也不明白了。谁都知道，道德是最无力的，往往，无力到自欺——欺人是很困难滴，无力到无耻。我并不想用传说中的道德来要挟任何叶子或者枝子。一个正常的社会抑或理想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拥有全面发展的机会——既权力又审美，同时不妨碍他人。卒章明志，我希望普天下所有叶子枝子枝繁叶茂喜结连理不上任何龌龊抑或漂亮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