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奋：后摇篮曲

曾昭奋：后摇篮曲时间:2010-08-02 10:54 作者:曾昭奋点击:343次
　　钱伟长教授于八秩诞辰开始撰写《八十自述》一书，翌年付梓，题赠亲友。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月间，《深圳特区报》将《八十自述》全文连载，让更多的人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历尽坎坷的科学家穿越几十年风雨的简单而真实的身影。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派在全国青年中有极高威信的青年团干部蒋南翔主政清华。清华大学跟全国所有大学一样，像一部机器，经过肢解、重组，被推到一条新的生产线上。它成了一所只有工科专业的大学（学院）。水木清华，满园春色。当年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校友蒋南翔，决心按照苏联模式，把自己的母校，编织成一个“工程师的摇篮”。
　　然而，身为清华大学教务长（一九五六年任副校长，仍兼此职）的钱伟长先生，很快就站到蒋校长的对立面。
　　要是没有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和一九六六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整部中国教育史，整部清华校史和钱伟长的《八十自述》，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钱伟长极力主张和鼓吹理工合校。他认为，工科学生要钱伟长教授有理科基础，大学的专业不能分得过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应着重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时节，新生们一踏进清华园，迎面便是一个巨大的横幅。它的上面写着：清华大学——工程师的摇篮。而钱副校长却说：工程师不可能在这样的“摇篮”里培养出来。他的主张，正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悖，因而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一文，意在回答人们对他的责难。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著名的“六教授会议”（有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六教授参加）之后，《光明日报》于六月九日未经作者们同意，刊登了钱伟长参与起草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时候，反右派运动已在清华园和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六教授无一幸免，后来都成为全国有名的大右派。清华园中的许多知名教授，纷纷起来批判和声讨钱伟长。他们说：钱伟长等“在长时间内（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活动!”“钱伟长恶毒地攻击党所制定的科学体制，目的在破坏社会主义科学事业!”他们认为，钱伟长的理工合校，是“想把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拖回资本主义的通才教育老路上去”，钱伟长“不要苏联，要英美德日!”钱伟长“破坏社会主义科学事业”，钱伟长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文教界进攻”、“向高等学校和科学界进攻的急先锋”，其目的是“夺取科学和文教的领导权”、“挑拨知识分子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有的教授干脆说钱伟长“无赖到了极点”。当时，只有极个别的学生，在看了批判钱伟长的大字报后，写了大字报，认为它们“侮辱了科学家”。
　　钱伟长当然不是当年成功地领导了政治运动和学生运动的蒋南翔的对手。清华大学在学生中施行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是贯彻领导意图的有力保证，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站在蒋校长一边。一九五七年六月中旬，反右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清华的一位学生，我在高中时的一位同窗，从清华园给我寄来了一封愤怒的信：“钱伟长竟然要赶走我们敬爱的蒋校长，我和同班几个女同学都气哭了!”原先对钱老师的“理工合校”表示赞成和支持的研究生、本科生们，也都反戈一击，纷纷起来揭批钱伟长的“阴谋诡计”和“险恶用心”……
　　结果是，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株连，虽高考成绩优良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摘自《八十自述》）
　　科学家钱伟长一旦成了右派分子，他的科学论著立即遭到有组织的声势浩大的清算和批判。清华园内外的一些学者教授被动员起来，要剥他的“超级自大的万能科学家”的外衣。有人说他的著作是抄袭的，有人说他的科学研究成果是窃取来的，有人说他的学说是虚伪的，不一而足。而后来，清华大学一位左派教授的力学论文错误百出被他指出之后，却公然声称：“右派教授无权审查左派教授的文章!”（发生这一事件时，钱伟长的右冠已摘）
　　真是左右分明。而科学则变得昏暗了。
　　根据《八十自述》中的追忆，被停止一切工作的钱伟长，并没有真地停止一切工作。只是，他的工作方式被扭曲了，进入了“地下状态”。人民需要他的学问，需要他的工作，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六年，不同的人们，通过不同的渠道，越过了清华园高高的围墙，静悄悄来到钱家。他们之中，有部长、厂长，有军事技术干部和产业工人，也有工程师和一般职工，让这位被困在清华园里的科学家，为他们回答咨询，寻找资料，推荐人才，进行工程设计运算，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技术难题，翻译最新的外文文件等等。这样的事例，总共有一百多项（次）。
　　一九六○年，摘掉右派帽子的钱伟长成了清华园中的一个“摘帽右派”。但是，工作的禁区并没有开放，是校外单位首先为他打开了禁区的一角。他首先为冶金学界、金属学界、航空学界，随后也为在校内举办的多个培训班，讲颤动理论，讲空气弹性力学，讲工程流体力学，讲弹塑性力学，讲电机强度计算基础等等。一九六○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六年间，一共讲了十二门新课，写了六百万字的教材。这些教材在一九九三年以后陆续出版。
　　钱伟长在清华园里，在加拿大，在美国，曾经一步步地攀登科学的高峰，攻克过一个个的难题。一九五六年，他在布鲁塞尔大会（IUTAM）上发表的长方板大挠度理论和方法以及浅球壳跳跃理论和方程——“钱伟长法”和“钱伟长方程”，在六七十年代里成为国际上同行们进行研究和试验的依据。如果一九五六年是他的一个高峰的话，那么一九五七年他就从这个高峰跌落下来了。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国际力学会议主席Koiter教授两度邀请我至荷兰主持现代壳体力学研讨会，提供往返旅费及生活资助，都遭到清华大学领导的拒绝而未能应邀参加，连论文也不准寄出。”钱伟长教授在《八十自述》中不无遗憾地回忆道。一九六四年，钱伟长写成《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论文，寄给《力学学报》，编辑部以“不宜发表”为由退稿。他写信给编委会（反右之前，他是这个编委会的成员）进行申辩。这回连回音都没有。一九六八年，日本科学家鹫津久一郎在所著《弹塑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与上述钱文相似的论点，这一论点在国际上随即风行一时。但日本人提出这一论点比钱伟长晚了四年。直到一九八九年，钱文才得以首次发表，比成文时拖后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些情况，怎不令科学家气短。
　　“文化大革命”中，“摘帽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劳改队的“永久成员”，皮肉受尽了各种痛苦，书籍资料散失大部，生活用具和衣服被褥被“征用”，连吃饭都难以为继。一九七○年五月，美国作家韩丁访华。周总理让钱伟长在家中接见韩丁。为此，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让已挤住进钱寓的住户立即搬走，让同教研组的教师为钱家室内墙面重加粉刷，并勒令钱伟长借钱添置新的家具（当时已扣发了几年工资）。差不多一年内，钱伟长应周总理的安排，还在家中接待了来自英、美、法的几位作家和记者。这些接见，给他带来了实惠：教授家的院子和居室，恢复了一些模样，教授的穿戴，恢复了一些体面。
　　“四人帮”垮台后，一九七七年起十年中，钱伟长在北京、武汉、昆明、无锡、贵阳、西安、绵阳、兰州、上海等城市举办的六个大型科学讲座上讲了《变分法有限元》、《奇异摄动理论》、《张量分析》、《穿甲力学》、《广义变分原理》、《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实现了他“把讲坛搬到全国去”的愿望。每一个讲座都是他的科研成果，每一个讲座都是一部新的学术论著，每一个讲座都是他对祖国对科学的无私奉献。
　　改革开放以来，钱伟长不仅以一个科学家，而且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中。南方一个杂志在它一九九九年的国庆专号上，以饱满的笔墨和热情宣扬了共和国五十年中五十位知识英雄的业绩，并且把“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放在最前面。它说，“钱伟长的‘钱伟长方程’对弹道计算和各种导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功不可没”，但它却下了“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动荡的岁月中，他们是惟一不受扭曲的群体”这样的断语。——伴随着一位被扭曲的科学家大半生的历史，竟然这么快就被人们，包括上述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们淡忘了。但历史是不能忘却的。钱老在《八十自述》中所记录的“扭曲”，也是许多科学家所亲身经历，所不能忘却的。
　　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中的“三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并不是一个“不受扭曲的群体”。
　　五十年代初期，在广东农村春节的一次灯虎晚会上，主持者用几个数字作为谜面，谜底是“钱三强”和“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很快便被一位识字的农民答中了。那时候我是一个初中学生，乡间农民能这样熟识三位科学家的名字，使我感到作为科学家的荣耀。
　　科学家的荣耀是相同的。但这三位科学家的命运并不相同。
　　三钱都出身于知识之家：钱学森生于一九一一年，他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钱伟长生于一九一二年，他的四叔叫钱穆；钱三强生于一九一三年，他的父亲叫钱玄同。
　　三钱都是清华大学校友：钱三强一九三二年进入清华物理系，一九三七年留学法国。钱伟长一九三一年进入清华物理系，一九三五年成为该系研究生，后赴加拿大、美国留学。钱学森一九三四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研究生留学美国。
　　三钱都怀着爱国热忱，学成归国：钱伟长一九四六年回国，任清华机械系教授；钱三强一九四八年回国，任清华物理系教授；钱学森一九五五年回国，投身于祖国国防事业。
　　三钱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是中国科学院的台柱子：钱学森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伟长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一九五七戴上右冠后被撤职）；钱三强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三钱都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参与了制定我国自然科学十二年规划的工作。周总理在见到他们三人时，也亲切地称他们为“三钱”。
　　三钱中，钱伟长与钱学森似乎还有更多的情缘。一九四二年，钱伟长从加拿大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从事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和发射试验工作，与钱学森朝夕相处。一九四七年八月，钱学森自美回国探亲，跟已在清华任教的钱伟长说，加州理工大学的喷射推进研究工作进展较快，亟愿他复职做研究，他可携全家赴美定居，并可获得优厚待遇。为摆脱当时已面临的经济困境，钱伟长决定赴美。当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填表时，表中最后一项是：“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填写了“NO”。申请被拒绝，钱伟长终于留在国内。
　　一九五七年，钱伟长成了右派。钱学森必须表态。他说，钱伟长已经成为“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钱伟长被扭曲。钱学森也被扭曲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钱学森亲自给钱伟长送来书面通知，恢复他已被停止了二十多年的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和《力学学报》编委的职务。
　　历史一页页地翻将过去。
　　共和国五十周年即将来临，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三钱再一次引起世人关注。钱三强——三钱中的小弟弟，已于一九九二年谢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钱学森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因健康原因不能亲临大会领奖。钱伟长与大批官员、科学家等一起出席了大会，但没有获奖。
　　钱伟长没有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可以理解、可以预料的。当老大、老三在为两弹一星而日夜拼搏时，老二钱伟长在清华园中却常常找不到一张平静的书桌。
 来源:《读书》2001年第3期 共2页: 上一页12下一页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8021465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