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中国——来自社会基层的真实镜像

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国家制度构建中，政策条文化的制度变迁，时常在基层遭遇荒诞性的故事，进而让很多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设计在执行中变得似是而非。这其中包括本组文章所涉及到的户籍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新农合改革、集体林权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等。

西交村“新农合”纪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联合 | 山西报道

纵然是在同一个村里，不同的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下称“新农合”)的感受也不一样。

山西省陵川县西交村的村民王金锁逢人就说：“新农合真是好，咱农民得了大病也不发愁了。”去年，他妻子在县医院做手术，一共花了5000多元，后来按照当地“新农合”大病统筹的报销比例为他报销了2500多元。

但是，同村的张满囤却不以为然，他说，“过去在腊旺(该村诊所的乡村医生)那里看，最多花150元钱”。然而，去年秋后，天气骤冷，他家先后有3人得了感冒，3次在镇医院治病，输了几天液，共花了近600多元，虽然可以报销350元钱，他还是嫌贵。

乡镇医院的春天

由于农村分布广、农民居住零散，一般县区都把“新农合”的定点医院指定为当地的乡镇医院。

对于张满囤反映的问题，他所就医的镇医院的一位负责人说，作为新农合的定点医院，镇医院完全按照国家规定、严格治疗程序、秉承对患者负责的精神为前来就医的患者服务的，“我们绝没有乱收费和多收钱”。

但张满囤说，“不就是一个感冒吗？人家腊旺多简单，量体温、问病况，三下五除二，该输液体的输液体，不需要输液的给你一些口服药。但镇医院像三堂会审似的，要挂号，要验血，要化验尿，有时还要拍片，几乎得把医院的各个部门都走遍，所有仪器都用过，钱都用在这些检查上了”。

而且，张满囤在就医的时候看到，乡、镇医院因“新农合”的实行，由过去的“门可罗雀”变成现在的车水马龙，新盖了许多建筑，新添了许多医疗设备。

在腊旺看来，在镇医院看病贵的原因，一是把钱花在了仪器上；二是用药不太合理。“一般的感冒，能吃点口服药治好的不必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治疗的不必输液体。但很多时候，镇医院的治疗方案是，不管你感冒轻重，一确诊就输液体，还捡价格高的药用。一般的感冒输青霉素就能治好，但多数医院总喜欢输‘先锋’ ，‘先锋’是比青霉素药效快，但价格也高”。

另外，腊旺说镇医院养了不少闲人，“都要发工资，钱从那里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让病人买单了。”

老王是西交村有名的能人，精明强干、极有经济头脑，是村子里的富裕户。这些年，先是跑运输后又办机制砖厂，倒腾建筑材料，一年能赚个二三十万。有了钱以后，家里人看病一般不在镇医院，小病小灾的去县医院；稍微重一些的就到市里的大医院。

谈到对“新农合”的态度，他了解的情况是，“新农合”的确对农民有好处，但镇医院的治疗水平并没有因病人增多、收入提高而改善，“反而因这几年医院效益好，而增加了一些医术水平一般的关系户医生，还有一些关系户子女胡乱上了个卫校，就到乡镇医院当护士、医务人员”。

正在消失的“赤脚医生”

与乡镇医院的“火爆”相比，“新农合”给西交村乡村医生腊旺带来的更多是尴尬和冲击。

史腊旺，西交村诊所医生，与广泛存在于中国乡村的“赤脚医生”的成长经历类似。20世纪70年代，他在县里经过短期培训，回来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并长期坚持背着个药箱登门服务。经过30多年的磨练，医术有了一定的提高，在村里有相当的知名度，长期以来，村民一般患个头痛发烧、跌打扭伤什么的，多请其治疗。而其本人，因为这个小门诊，经济收入也多少比一般农户要高。

前几年，政府规范私人门诊，要求行医者必须有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由于腊旺文化水平低，考了两次理论课总过不了关，没能拿到相应的证书。但多数村里人认可其医术，他还能继续开门诊。

“能看了病的就是医生，有没有牌牌无所谓。镇医院的牌子倒挺大，看个感冒得花200元。”张满囤说。这一观点基本上代表了西交村对腊旺这个乡村医生的态度。

但腊旺自己也明白，在“新农合”的普遍推广之下，他和他的诊所，这次遭遇的危机并非是村民的信任就可以化解的。

“现在我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每天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坚持不下去，关门了。”腊旺想起自己30多年的“赤脚医生”经历，多少感觉有些无奈和悲伤。

那么，村民为什么舍弃价格便宜、看了30多年的村诊所，而去价格相对较高、医疗水平也没有完全被信任的乡镇医院看病呢？

按照“新农合”的规定，一般一个乡的乡镇医院被指定为“新农合”的定点医院，同时部分比较大的乡村卫生室经过考核认证也可以被列为定点卫生室，但是，在乡村卫生室只能消费村民自己缴纳的那部分费用，想要报销，必须是在乡镇卫生院看病才可以。

腊旺说，他不敢奢望“新农合”能把他的门诊纳入新农合定点，但希望政府多考虑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希望定点医院多考虑考虑患者的实际治疗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