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感言——写于2010年7月 姚国祥

八十感言

——写于2010年7月

姚国祥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日月如梭，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整整八十个年头。

     据1935年6月的报纸报导，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有关当局统计，中国人平均寿命为30岁，尚不及丹麦人的一半寿命。……由于疾病和死亡率高，中国人为社会服务的时间仅有十五年左右，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

八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成倍增长，中国人为社会服务、为人类作贡献的时间大大延长了。作为一个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的老人，不能不感到庆幸，感到振奋。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苦难的日子

我出生在一个动乱的年代。

日寇侵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了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大片土地。无数中国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在逃难途中，我的母亲病死，我的妹妹活活累死。

我的妹妹是一个聪明、懂事的小姑娘。当时我父亲在浙江金华浙赣铁路工作，而我妹妹和我以及我二姐，则在江西上饶相依为命。我和我二姐到上饶女子小学上学，由于家中无人照看，我妹妹只能跟随我们去“上学”，她坐在我和我二姐中间，非常安静，从不吵闹。1942年，日寇大举进攻浙赣铁路，在上饶沦陷前夕，我父亲从金华赶回上饶，在国民党坚壁清野的火光映照下，带领我们三个孩子，连夜逃出了上饶。可怜我的妹妹，只有五、六岁，年龄小，走不动路，长期缺乏营养，体质虚弱，终于累死在福建光泽、邵武途中。一领草席，一坯黄土，我的妹妹永远离开了我们，至今还流落在福建的山野田间!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江西赣州。1943年春，通过我四叔的同学的介绍，我到江西赣州基督教联合中学上学。我父亲和我二姐辗转去了湖南。由于战乱，我们失去了联系。从此，我在没有家庭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依靠学校救济和生产互助，维持了两年半的学习生活。我从不逛市场，从不买吃穿。最困难的时候，连买双草鞋的钱都没有。日寇进攻赣南，我随学校撤退到寻邬，途中高烧不退，老师、同学联系，让我乘船。由于身体软弱，上船时从跳板上滑落江中，幸亏船工一把将我捞起。在寻邬将近半年，日寇又逼近寻邬。学校又迁到江西瑞金，福建长汀，宣布解散，将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介绍到江西瑞金战区学生训导所。这是专门收容战区流亡学生的场所，只管食宿，不管其他(学习、工作等)。所谓管食宿，只是让你自带行李在所内打地铺，一日三餐，过时不候。我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到处奔走，最后才考上了福建省的长汀中学公费生。正在准备上学时，抗战胜利了!我向联中留守处借了路费，回浙江找到了家。

个人的苦难，仅仅是整个民族苦难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侵略。仅仅在抗日战争的八年间，就有三千五百万人被日寇侵略夺去了生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迫切愿望，发动了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国民党横征暴敛，压迫群众，蒋管区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全国人民又一次陷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们拍案而起。1947年7月，我们来到了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艰苦的生活

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解放区。先是在冀东区党委群众运动研究班学习一、二个月，接着，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又派杜星垣同志(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石峰同志(后曾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把我们这些平津出来的学生接到热河地区，随即入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参加热河地区的土地改革。

热河地区(现分属辽宁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长期在日伪统治下，广大群众在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下，暗无天日，民不聊生。贫苦农民更是“贫无立锥之地”，缺衣少食，挨饿受冻。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派遣大批美式装备的部队强占东北。热河地区，也是国民党必争之地。东北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因此，热河地区的人民群众，仍然极为贫困。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平津学生，在土改中深入农户，该贫问苦，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对此深有体会。

第一期土改，我被分配到建平县平庄新窝铺工作。工作组组长是清华大学来的郑力同志。请看他的回忆：“在新窝铺，我住在雇农老王家。这一家只有夫妻俩，炕上铺着半张破席，夫妻共盖一张狗皮，老王每天半夜起身，披着狗皮去给东家打豆腐，大嫂一身单衣不能蔽体。我盖着分局新发的棉裤、棉大衣，后半夜往往冻醒。想着身旁这一对夫妻如何熬过漫漫长夜。我更睡不安稳了。有一个晚上我偷偷把大衣盖在他们的狗皮上，想不到反而睡了一个好觉。”郑力同志还提到了从冀东到热河行军途中遇到的一件往事。他说：在青龙县境，我们在一位老乡家宿营。房东老大娘向我们道歉：“连一点盐敬也没有，对不起同志们。”吃饭的时候，桌上只有几根生葱、几条白菜帮。这才知道她家连盐也买不起。当地百姓把盐当成待客的敬物，故称“盐敬”。中国人民的苦难，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惨重，超出了我的想象。

     现在仍在锦州的肖洛同志说：“土改工作队的纪律，是队员必须与最贫困的农民同吃同住，和贫雇农交朋友。我被分配住在一个叫祁燕生的贫农家。他是一个年已四十岁的光棍汉。他的家与其说是住房，还不如说是一个看瓜的窝棚，一间房四面不着邻居，进门一铺炕，锅台连着炕，紧挤也只能躺下三人，他在五家子村后山的土煤窑以挖煤为生。一天，他问我：‘肖同志，鱼是什么味道？’我乍一听觉得十分奇怪，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吃过鱼。如果不是亲耳听闻，这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的事。”

     当时国民党军队占据了沿海一带，热河地区一些乡村，连吃盐都困难。不少群众，一天三餐，都是土豆就白开水，生活是极为贫苦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搞好土改；另一方面则是同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节约渡荒，支援前方。

     到解放区后，我们过的是供给制的生活，即所谓“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每人一床棉被(大约二斤半到三斤半棉花)，这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塞北地区是很难御寒的，好在我从北平出来，带了一床毛毯，加上年青体壮，农民家一般都有火炕，可以过冬了。每年一套棉服(包括帽子、下同)，一套单衣，一至两双布襪布鞋(或老傻鞋)，一双棉鞋(或棉乌拉)。我从北平出来，也带了随身换洗衣服，所以也可以维持。就是鞋襪有困难，只有尽力克服了。发过一斤羊毛，让我们自己“转”毛线，打毛襪，但我手笨，又没有时间，最后羊毛也送人了。进锦州后，还发过一件羊皮大衣，白天晒在院子里，晚上回来不见了。伙食分小、中、大灶，我们属于一般“干部”按规定只能享用大灶，但区党委、分局为了优待我们这些平津学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们享受中灶待遇。除此之外，生活待遇一无所有。直到进城之后，每月发给十斤小米津贴(约合现在五元钱左右？)。1952年，改为工薪分制，每个工薪分含一定数量的米、面、油等价值，给我定为390个工薪分，折款发给“工资”。我还不习惯手里有这么多钱，就拿其中的一大部分购买公债，或捐献飞机大炮。1954年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才正式改为工资制。

1948年，热河地区闹春荒，全区缺粮，春耕都有困难。据说那年春天，原来打算在辽沈战役前，先拿下承德地区，扫清热河地区敌人。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就是在这次战役攻克隆化的战斗中发生的。但由于粮食接济不上，不得不中止攻打承德的战斗。为了战胜灾荒，支援前方，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号召全区军民节约渡荒。分局决定全区领导干部，除身患疾病的赵毅敏同志(分局宣传部长)外，一律取消小灶。全区干部每天粮食定量，由一斤六两压缩为一斤。同时要求各单位帮助群众生产自救，节约渡荒。在全区军民的努力下，终于克服了灾荒，发展了生产，保证了各项支前任务的完成。

土改结束后，我从联大行政学院转入鲁迅艺术文学院。辽沈战役前夕，学校突然通知我们平津来的部分同学，立即到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报到，接收辽沈战役的国民党军官(团以下，排以上)。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将这些中下级军官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教育，要求他们认清前途，出路，不要继续为虎作伥。然后，发给路条(即通行证)、路费、粮票，遣送回乡。个别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技术军官，则留下待命。我们在工作中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待俘虏军官不打不骂，不加侮辱。不少军官俘虏，思想上很不服气，认为解放军打仗“狡猾”，善于夜战，所以他们才打了败仗。有的甚至坚持反动立场，顽固对抗。对于这些俘虏。我们义正辞严地向他们讲道理，批驳他们的反动思想，要求他们改过自新，而不给他们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当时已经是深秋，辽西大地，寒风凛冽，军官俘虏都穿着呢军服、大衣、大氅等，而我们由于后勤供应不上，仍穿着单衣，但我们每个同志，都保持着尊严、自重，从不去碰俘虏的衣物，包括他们的钢笔、手表等。不仅对人民群众做到秋毫无犯，对俘虏军官也同样“秋毫无犯”。令他们特别敬佩的是，当时由于大部队作战，房舍、供应都比较紧张，我们同军官俘虏住在老乡家里，同他们一样打地铺，吃一样的饭菜。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一点，国民党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回忆当年在解放区的艰苦岁月，至今仍然激情满怀，使我充满了幸福感。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经受了考验，坚定了理想信念，锻炼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决心和意志，而且是因为：能够为人民、为农民毫无代价地、不图回报地做好事、做实事，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啊!

政治运动受磨难

1947年7月，我来到了解放区；1949年6月，我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和加入中国共产党，都已经六十多年了。

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体会和感受很多，这里，我只想说说在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的感受。

反胡风斗争，即“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是建国以来的一大冤案。我不幸身陷其中。我同胡风先生没有任何联系，连他写的文章我也几乎没有看过。1955年，周扬同志发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在中央组织部《组织工作》编辑室的学习讨论会上，我只是根据鲁迅先生《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提出了几个疑问，大祸临头，组织上怀疑我同胡风反革命集团有组织上的联系，责成我停职反省，召开全部干部大会批判。最后，认定我“虽然同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思想上有密切的联系”，给我作了一个很不实事求是的结论。文化大革命后，我请求组织上给予平反，中共抚顺市委组织部认为中央组织部的结论，他们不能轻易改动；中央组织部则认为我离开已久，不便处理。一直到1987年，经我多次上书、上访，在中央组织部有关领导同志的帮助下，才由中央组织部机关党委重新调查处理，推翻了一切不实之词。

中央组织部的审查结论，份量很重，非同小可，影响深远，殃及家庭、子女。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大孩子成绩优秀，但由于档案中反映了我的情况，竟没有一个学校敢于录取。经市招办主任再三推荐，沈阳建工学院工作人员听说我和学院院长曾同在团辽西省委工作，才同意给予录取。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在反胡风斗争、肃反审干中，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曾向中央组织部发函，内称：你单位方法同志(当时我曾用名)在担任团辽西省委学校工作部长期间，曾包庇反革命分子赵宝权……。事情是这样的，赵宝权是锦州卫校(现锦州医学院)学生，因为同女同学谈恋爱，被学校开除。赵宝权到团中央、卫生部上访，团中央、卫生部让团辽西省委处理。经团省委研究，认为赵宝权在校期间谈恋爱(当时是不准许的)，可以批评教育，开除是不对的，因此决定给予支持，并给他解决了部分路费。不料赵宝权拿了路费，竟和他对象到沈阳开旅馆，私刻辽西省人民委员会公章，被捕后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这里要说明的是：仅仅因学生谈恋爱而给予开除处分，确实是过重了，不对的；给予支持，不是我个人主张，而是团省委集体决定；给予支持后，赵宝权私刻公章，事先没有料到，没有防范，但并不是支持和包庇。而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的“检举信”，竟把这件事归之于我个人的责任，并且认定为“包庇反革命分子赵宝权”，显然是不实之词。可叹的是，中央组织部一直把这封检举信放在我的档案里，而我毫不知情，没有说明真相的机会。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学生公布我的全部档案，我才了解有这么一封检举信。那个时候，申辩也没有人听了!

1957年，中央决定从中央机关抽调一千名干部，加强文教战线。我主动请缨，得到批准，在不知道有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检举信的情况下，回到了辽宁(自投罗网)，分配到抚顺工作。

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元帅开始的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来的又一大冤案。我在劫难逃。

1957年，我到抚顺工作，担任当时最大的一所完中的党员副校长，主管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工作等。我对待工作是勤奋、努力的。抚顺市十一中的政治课教学经验刊登在国家教育部编印的《社会主义课经验集》上为第一篇。抚顺市十一中因而被评为辽宁省和全国文教群英会先进集体(召开群英会时，由于我已“负罪”在身，由别人顶替参加了)。在“大跃进”中，我身先士卒，带领学生，修营守水库，修景三铁路，到二道沟深翻地，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及大炼钢铁，大搞勤工俭学，……。我的表现是积极的、突出的。

1959年，中共抚顺市委召开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开展反右倾整风，号召党员干部“向党交心”。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用书面“向党交心”，交心内容从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不料竟成了重点批判对象。1960年5月，中学党委正式宣布给我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撤职降薪，下放农村劳动。我先在章党公社上年大队后窑沟养猪场放猪、种地，后来又参加整风整社，贯彻十二条、六十条。我的户口、粮食关系全部转到农村，困难时期，一天五两皮粮，只能在生产队食堂喝五碗“糊涂粥”。头、脚浮肿，还要坚持劳动、工作。在农村呆了十四个月，直到当时抚顺市委组织部长冯培夫同志(曾和我同在东北局组织部干部处工作)下乡见到我，才通知中学党委将我调回市内。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的处分，1962年才得到甄别、改正。

有了两次“前科”，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十年浩劫，令人难忘。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比较详尽地说说这方面的问题。这里，我要强调以下几点：

我从农村回市后，参加市委文教部工作组，后又担任抚顺工学院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抚顺工学院下马，1962年11月，到抚顺市第六中学担任校长。1964年5月，省教育厅借调我到省参加省教育研究小组领导小组工作。年末回抚后，市委正式免去我六中校长职务(任命南一同志为六中校长)，任命我担任市委文教干部训练班主任、党总支副书记。后又调我到文教四清工作团，担任综合组副组长、学习组组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工作团组织组组长、市委文教部干部处处长，让人抄录我的全部档案(包括反胡风、反右倾全部材料)，提前送到六中。文教部负责人找我谈话，让我“回”六中参加“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将我抛回六中挨批斗。

我回六中第二天，从三楼到一楼，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楼。可见早有准备。

“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无数次，批斗无数次，挨打无数次。国际歌、苏联歌曲的唱片，成了黄色唱片；红楼、三国等，成了黄色书籍；文艺书籍，无一幸免；集邮邮品、席卷而去；……。六中教职工八十多人，被“专政”的竟达二十五人，这二十五名被专政的教职工，都是通过批斗我才一个一个揪出来的。一次，我突然感染急性痢疾，刚从传染病院回家，造反派到家把我揪回学校大会批斗几个小时，我差点昏倒在批斗现场。批斗、请罪，都要挂大牌子，而且专挑最重的硬杂木桌子盖，用细钢丝挂在我的脖子上(不准用衣服垫)。

文化大革命中，武斗成风，打人成风，甚至动用日本、蒋介石对付革命群众的刑讯逼供。如把人绑在长凳上，然后往脚下垫砖头；灌凉水；……。一位语文教学很有修养的女老师，被剃了“阴阳头”，还让脱了棉裤，然后用鞭子抽打下身。

我挨打的次数已经很难计算了。过去小说中写挨打时眼冒金星(火花)，在“文大”中有了切身体会。用木棒、板子猛击头部，眼睛里就会冒出“金星”、“火花”。一次批斗后，专政队将我带回另一间教室，一光锹把我打扒在地上，锹把都打断了，专政队员就用桌子腿、椅子腿猛打了一阵。半个月以后，身上都是青紫的。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八个月，走出“牛棚”，腰都直不起来。……

某些人缺乏起码的理智和人性。曾经把我关押在现在的友谊宾馆(当时是一个群众组织的武斗队据点)，用打骂、威胁强逼我写“交代材料”。两周以后，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了，看管我的学生将我反锁在屋里出去了。突然撬门进来一个武斗队员(后来知道是水泥厂姓邓的工人，外号“瞪大眼”)，问我是不是“姚国祥”，当我说是时，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根自行车链条，劈头盖脸打了过来，我的额头上立即冒出了鲜血，我大声呼喊，看管我的学生跑了回来，才“劝”走了这个工人。冤家路狭。一周后，从友谊宾馆放了出来，后来又用大卡车载着我游斗，从永安桥北行时，这个“瞪大眼”也乘卡车从对面过来，一见到我，就拿起一根竹竿向我眼睛捅来，幸亏押解我的学生立即用手挡开，两车相错开过去了。事后知道，这个水泥厂的工人，根本不认识我，打人是为了过瘾，“不打白不打”。

这里我还要说说南一同志挨打的事。南一同志接替我担任六中校长，他是朝鲜族人，早年曾参加李红光支队，建国初期即担任辽西省开原朝鲜中学校长。他的独生儿子参加抗美援朝，在守卫板门店时被冷枪打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成了“重点对象”，同我一样挨批斗、被“专政”。他年龄比我大，多才多艺，无线电，摩托车，木工，泥瓦工，……无所不能，因而被认为是受过训练的“日本特务”。在批斗中，也经常挨打。每次挨打回来，总是蹲在角落里，抱着脑袋发呆……。我出于义愤，不顾自身也是批斗重点对象，也经常挨打，给“革委会”写信，指出南一同志是“烈属”，他的独子牺牲在板门店，将来还要自力更生，靠劳动吃饭，把他打坏了，将来谁养活他？……后来，南一挨打的情况，有所好转。这说明“文大”中这种打骂武斗的现象，是人为的，是有人指使或默许的，……

劳动改造的时间更长了，大约前后有三、四年之久。在市建二公司 “牛棚”时，除夕、春节，照样出工不误。石油一厂靠近西露天矿的车间，就是那时我们抡大锤刨坑打的地基。曾经让我在毫无劳动保护的情况下上学校房顶串瓦。门窗玻璃破碎，桌椅大都损坏，又让我们修理桌椅，上门窗玻璃。扫厕所，收拾卫生，是家常便饭。冬季取暖用煤，卸车以后，则让我们几个人铲成大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白手起家，在马金大队长备沟里，办起了六中农场，盖起了十间瓦房，并且到处求援，把电线从村里连接到相隔五、六里路的农场，……。后来又同赵明石老师一道，为六中办起了印刷厂。办农场期间，还让我这个没有驾照，从来没有驾驶过汽车、拖拉机的人开手扶拖拉机。几次折腾，终于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经过北大岭，来往于学校和农场之间，有时还到市中心繁华地带拉货。一次开拖拉机去农场，过北大岭下坡时，拖拉机突然掉档，越出公路，往下直冲，幸亏中途熄火，才幸免于难。拖拉机发动机坏了，我又用草袋包了八十多斤重的发动机，背着乘火车到普兰店去修理。此中滋味，一言难尽啊!

1943年，我进入赣州基督教联合中学，就接近进步同学，接触进步书籍。(当时帮助过我的多位同学，至今仍然健在)。抗日战争以后，我积极参加了当时的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7月，我满腔热诚，投奔到解放区。我热爱党，忠诚于党的事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的日子里，我仍然满怀希望，希望我们的党能够克服自身的困难，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当专案组正式向我宣布：“你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你现在的唯一出路是争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同时还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的回答是：“离开了党，我的生命就毫无意义了。我仍然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我的回答，引起了他们的耻笑，而我却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信心。

六中有一位美术老师赵经寰，他勤奋工作，刻苦钻研，在美术上、教学上都有所成就。他在反右斗争中曾被划为“内划右派”(本人不知情)。我担任六中校长期间，为他摘了“内划右派”的帽子，给他涨了工资。“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来商调赵经寰，但六中革委会仍按“内划右派”作了介绍。这两家出版社都望而却步。赵经寰听说两家出版社都不再商调，内心极为苦闷，私下找我问个究竟。我只得告知实情。他当场心灰意冷，表示以后不再做美术工作，混吃等死吧!我劝他说：“不要泄气，总有云开日出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不能总是这样啊!”赵经寰终于打消了消极的思想，重新振作起来。后来，他转到师专工作，是文大后全市第一位被评为正教授的教师。他的美术作品多次在全国得奖，并且在全国和日本、美国、英国展出和收藏。他退休以后，到大连定居，仍然在美术领域作出了贡献。

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1976年到现在，也已经三十四年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感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伤痛。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有必要认真总结这段惨痛历史的经验教训。

在这里，我只想说说几点感想：

第一，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把发动和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责任、一切过错，都归之于毛泽东主席。而不去认真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似乎全面否定毛泽东主席，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有些卑劣小人，制造谎言，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则更是企图制造乱局，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

中国正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有着广大人群和深厚基础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阶级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叶障目，不见舆薪”，迟早会碰壁的。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定阶级的存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以“阶层”代替阶级，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第三，正确区别和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待人民内部大量存在的思想问题，应当通过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粗暴的方法，斗争的方法去解决。

第四，实事求是。请看“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许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反动权威”、……，有几个是真实的？他们的“罪行”材料，有的夸大其词，有的无中生有，有的造谣污蔑，……。那些“造反派们”就是根据这些“莫须有”的材料，对许多好同志无情打击，残酷斗争，造成了许多令人悲愤的冤案。可惜的是，这种极坏的作风和做法，现在仍然存在。说你坏，一切都坏，不坏也坏；说你好，一切都好，不好也好。例如对待毛泽东主席，某些人就是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手法，夸大其词，造谣污蔑，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毛泽东主席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长期摸索(邓小平语)；是毛泽东主席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主席带领我们，战胜了建国以来所遇到的狂风恶浪；是毛泽东主席，率先探索在几亿人口的发展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是毛泽东主席，留下了许多一心为民、一心为公的感人事迹；……。毛泽东主席的一生，已经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全面否定毛泽东主席，就是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

第五，要创造一个人们乐于、敢于说话，乐于、敢于畅所欲言的良好环境。真正实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广开言路，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勇于接受群众正确的意见。

第六，打人问题。在蒋管区，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善良的人挨打。到了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员是绝对不准打人的。群众斗地主，追浮财，动手打人，也要劝阻和制止。到了解放军官团，对待国民党军官俘虏，明明知道其中有些人身负罪恶，也从不对他们动过一个指头。他们被我们俘虏了，放下了武器，就没有必要再施加拳脚了。因此，“文化大革命”中，打人成风，武斗成风，甚至采用国民党特务，日本宪兵那样的刑讯逼供，我是很不理解的。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打人之风仍然十分猖獗。看守所，甚至收容所，可以打人致死。在堂堂的省委大院门口，居然可以暴打干部的家属（据说打人者已经“旅游”去了）。驱赶、抓回去京上访的群众，也不容分说，暴打一顿。……。这种国民党特务的作风，这种日本宪兵的作风，实在有损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实在不能见容于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消灭这种国民党特务的作风呢？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消灭这种动手打人的文大遗风呢？

几十年之后，我们这些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恐怕将“所剩无几”了。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希望我们的后一代、后二代………，能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历经磨难，但痴心不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们仍然保持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仍然保持着对党的坚强信心和真诚愿望。衷心希望我们的党能够克服自身的困难，战胜前进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不拘一格育人才

     1957年11月，我到抚顺从事教育工作，到现在也已经五十多年了。

     其实，我在青年团辽西省委主管学校工作、少年儿童工作，就已经同教育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我走遍了辽西省的每一所中学，包括现在划归吉林省的四平、通辽，划归河北省的山海关的中学。解放初期，除个别县外，每个县只有一所中学。团中央学校工作部曾经以河南省、辽西省为工作重点，曾两次派人到辽西指导工作。团中央学校工作部部长袁宗熙同志曾约见我，了解辽西学校团的工作。

     到了抚顺，我先后担任过中学副校长、校长，抚顺工学院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文教干部训练班主任，市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副主任，以及两所中专：抚顺市建筑工程学校、抚顺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的校长。1990年，在抚顺市艺术幼师离休。

     离休之后，受辽宁省幼儿师资培训中心委托，在抚顺创办了抚顺市学前教育高教自考辅导学校，为抚顺市培养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育专业大专以上层次的人才。一直到本世纪初，才将这所民办学校移交给师专、一职专。

     在此期间，还曾多次借调到省。1959年，省教育厅调集全省一百多名政治教师，在省委党校，由我负责主持，讨论编写中小学政治教材(已经编写出大纲、目录，后因故中止。)。1964年5月到12月，省教育厅借调我到省教育研究小组领导小组，共同主持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工作。1972年恢复工作后，省教育厅又调集全省数十名各科教师，让我负责主持，讨论编写中小学教学大纲的工作，时间长达七个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工作，承担着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四有人才，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培养可靠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任。能够以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人民教育事业，是我的莫大的光荣和幸福。

     “九州生气持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安得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对于我国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实在太重要了。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年，深深体会到，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急人民之所急，急国家之所急，不拘一格，打破常规，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大批急需的人才。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市建工局将原来的市建工局技工学校(最初也经省批准为中专性质的抚顺市建筑工程学校，后改为技校)，恢复为中专，任命我担任校长。

     十年浩劫，人才断流。当时的建工企业，连个预算员，财务员……都找不出来。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抚顺市建筑工程学校，当机立断，同各建筑企业协商办起了施工员、预算员、财务员、材料员、人事员……等几大员的短期培训班，各企业选拔学员，交纳学费，请有关专业人员讲课，……。前后办了十多期，为建筑企业培养了千名以上的急需人才。

     1981年到1982年间，国家教育部、国家建委向各地建校提出，能否为西藏地区培养急需的建筑人才。抚顺市建筑工程学校是一所地方办的学校，本身经费不足，困难很多，办学条件受到限制，但是，为了支援西藏地区，我们克服了种种阻力和困难，勇敢地承担这项任务。国家教育部、国家建委、国家计委为我们落实了招生计划。通过国家统一招生，两次招收了西藏地区近二十名学生，为他们安排了较好的学习环境。这些西藏地区的学生，后来已经成为西藏地区建筑工程方面的领导骨干。1983年，国家建委鉴于许多新出现的生产钢门窗的企业缺乏专门人才，而全国建筑院校都没有开设这方面的专业，因而准备请天津大学等几所院校，开设有关钢门窗结构、制造方面的专业。抚顺建校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在建筑机械专业内开设了钢门窗结构、制造的专业班，派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到北京、青岛等地，参加专门会议，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选定有关教材，……。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部门、企业选送了数百名学员，到抚顺建校来学习。这些学员毕业以后，都成了钢门窗设计制造方面的技术骨干。

此外，抚顺建校还接受委托，为江西、浙江等省市，培养了给排水、供热通风等专业的人才。抚顺建校成了全省第一所为西藏地区、为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培养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

1981年末，1982年初，当时的黄维国副市长和市建筑设计院院长一起来到抚顺建校，提出现在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人才奇缺，而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南工、重庆建工、哈建工等高校的建筑学专业毕业生根本不可能分配到抚顺来，能不能在抚顺建校开设一个建筑学专业班？当时想开设一个新的专业，呈报、审批，费时费日，成功的可能不大。面对现状，我们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从已招收的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学生中，挑选近三十人，改学建筑学专业(原招收专业名称不变)，毕业后分配到建筑设计、城市规划部门工作。为了办好这个“建筑学班”，我们虚心向有关院校学习，认真研究有关教学计划，大纲、教材，聘请校外专家来校讲课，带领学生到现场写生、实习，开拓眼界……这批学生毕业之后，受到了市建筑设计院、市城市规划院、市政规划院等建筑设计、规划部门的欢迎，成了这些单位的领导骨干。有的还担任了市建筑设计院的院长、室主任，市土地规划局副局长。

原抚顺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是全省成立较晚的一所艺术幼师，但是，她很快就成为省内同样鲜艳、灿烂的“五朵金花”之一。为了充分发挥办学潜力，抚顺市艺术幼师主动提出，可以为省内其他市地培养幼儿教育师资、艺术教育师资。当时省教委的刘主任(后任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十分支持，让我们拿了省教委的介绍信，到鞍山、阜新、铁岭、朝阳、锦西、盘锦等市联系代培。各市教育部门都同抚顺市艺术幼师签订了协议，有的已经把学苗落实到乡。后来因为抚顺市有的领导有了异议，认为抚顺“吃亏”了，提高了“要价”，不少市放弃了代培。只有葫芦岛市、盘锦市以及鞍山矿山公司等地区、单位，要求抚顺市艺术幼师代培，特别是为葫芦岛市、盘锦市代培，长达数年之久，为这些地区、单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幼儿教育，艺术教育的人才。

抚顺市建校、抚顺市艺术幼师的做法，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我多次到国家教育部、国家建委联系工作，落实计划，都得到了热情接待。国家建委在全国建筑中专中介绍了抚顺建校的经验和做法，让我作为四所中专之一的代表，参加对全国建筑中专的检查和视导。当时的国家教委幼教处长，亲自同军委总政治部联系。为抚顺市幼师联系毕业生就业问题。军委总政治部打电话给沈阳军区政治部，让派人到抚顺市艺术幼师商讨接受幼师毕业生问题(后接收了多名幼师毕业生)。省教委刘主任，亲自召集师范处、计财处负责人，为抚顺市艺术幼师落实代培问题。……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我们的肯定和帮助。

学校要培养优秀人才，师资是关键。创办建校，创办幼师，师资不足，当时各方面人才都很缺乏，不能期待分配来足够的合格的师资。放眼长远，出路何在？出路只有一个，自力更生培养。我在抚顺建校，在国家建委的支持下，派出大批优秀毕业生，到哈建工、重庆建工、北京建院、沈阳建院。……等多所高校培训、就读。在国家建委、国家教育部的支持下，大部分都取得了合格的学历。最多的时候，一年有十八名教师在外进修。我在抚顺艺术幼师，同样也派出大批教师到东北师大、辽宁师大、沈阳师院、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院校进修。“磨刀不误砍柴工”。经过多年培养，这些教师都已经成为教育教学的领导骨干。

不拘一格育人才。并不是所有领导都能够充分理理解的。抚顺市办的学校，为什么要给其他地方培养人才？国家批准你开设几个专业，为什么多管“闲事”，办一些“不相干”的专业？……派出教师进修，一度有的领导竟下令立即召回在北京舞蹈学院上学(有正式学历)的几位老师，差点前功尽弃。……其实，当时的抚顺建校、抚顺艺术幼师，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其他地区、单位培养了急需的人才，而且这样做也促进了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仅从收到一定的培训费来看，就大大缓解了学校的经费困难。1984年，抚顺建校的培训费收入，就超过了市财政的经费拨款。

要从大局出发。只要对人民有利的，只要对国家有利的，就应当不拘一格，坚决去做。个人得失，某些领导的误解，是无足轻重的。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几乎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人生价值在奉献

1990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开始了自己的离休生活。

但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即使在离休、退休之后，也不应当忘记共产党人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辽宁省幼儿师资培训中心委托我在抚顺举办抚顺市学前教育高教辅导学校，为抚顺市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大专以上高层次的人才。我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从1990年到2003年，我带领几名退休的同志，艰苦创业，先后为学校购置了钢琴十三台，电脑三十八台等教学设备，装修了舞蹈教室两个，……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我们工作人员，只领取一定的补贴，从不多分、私分学校收入。对于农村学生、困难学生，我们还适当减免部分学费。到2003年不再办学为止，在国家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培养了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育专业大专毕业生近二千人，本科毕业生数百人，英语专业中专毕业生三百多人，大专毕业生十余人。同时，以办学所得，资助新宾县尹家小学困难学生一万二、三千元(截止 2006年底，其中部分是个人捐助)；资助原市艺术幼师、师专分校困难学生二万余元；资助省、市幼教研究会、章党幼儿园、永陵中心幼儿园、后安中心幼儿园、哈达中心幼儿园等二万余元；资助离退休老同志近万元；上交原市艺术幼师、师专分校十余万元。此外，还为三百多名毕业生(包括原艺术幼师、师专分校毕业生)推荐了工作。这些做法，得到了辽宁省关工委名誉主任、原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郭峰同志的肯定。2000年4月18日，郭峰同志亲笔写信说：“用关心下一代精神办学，办好学为了下一代”提得好。“有离休的领导干部，没有离休的共产党员”也说得好。祝愿你继续努力拼搏。

1992年，原抚顺市艺术幼师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孙淑荣同志不幸病逝，我接替孙淑荣同志担任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的工作。从那时起，我先后担任了市艺术幼师、师专分校、师专关工委常务副主任。2007年3月，由于年事已高，才从师专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然积极参与抚顺市教育局关工委、抚顺市关工委组织的各项活动。2009年3月，被选为抚顺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

十八年来，我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主要抓紧做好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切实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每逢纪念节日，重大事件，配合团委，学生处，开展各种教育活动。

二、作为抚顺市教育局关工委报告团成员，从2001年到2005年，为三十五所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作了传统教育报告，收到较好的效果。

三、离休以来，特别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以来，继续撰写论文、意见、建议、回忆录等数百篇。其中有些文章曾经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幼儿教育报》、《抚顺日报》、《北方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闪光的路—解放战争时间的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青年干部的摇篮》等报纸、书刊上。我所撰写的《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素质教育的一大课题 –说说考试》等多篇论文，获得了省、市优秀论文奖。近年来，又写了《陪陈赓同志看大字报》、《话说土地改革》、《在怀仁堂看戏》等回忆录，帮助青少年正确地认识历史，不忘过去。2001年，当时国家计委广泛征求广大群众对“十五”计划的意见。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响应号召，写出了《门外汉谈经济》一文，向国家计委提出了对“十五”的若干见解。获得了三等奖，并且被编入公众对“十五”意见摘编中。2007年，发起组织了部分1947年先后来到解放区的平津学生，编写了一本回忆录，得到中央宣传部、特别是雒树刚副部长的支持、帮助，2008年，纪念文集：《奔赴塞外—纪念五二○学生暨平津学生赴冀察热辽解放区六十周年文集》，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峥嵘岁月的真实记录，是奉献给广大读者和青年朋友的一片心意。2008年，在市关工委统一组织下，深入四所中小学，进行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2009年，这个调查报告，获得了辽宁省关工委理论研讨会先进个人、 一等奖。市老干部局、市离休工委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发起的征文活动，我所写的《伟大的变革》获得了一等奖。最近，国家为制定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征求意见和征文，我又写了《增加国家教育投入是发展教育的当务之急》、《正确对待考试—加强素质教育的一大课题》、《重视幼儿教育，发展幼儿教育》、《构建绿色学校环境，托起祖国明天的太阳—对四所中小学“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调查》、《对于农村教育和幼儿教育的一点调查》等五篇应征文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征求意见，我又提出了对规划纲要的几点意见。2009年，国家教育部关工委举办关于建立关工委长效机制的征文，我的应征文稿《关心下一代工作是万古长青的宏伟事业》获得三等奖。2010年，国家教育部关工委征求科研论文课题，我申报的课题已经得到批准。我将择机深入调查研究，召开几个座谈会， 写好这个课题论文。

四、我国社会，仍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贫富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加上教育、医疗等费用的重压，还有近二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以下。

宋代的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共产党人更应当急人民之所急，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扶贫救困。

办学期间，我曾以办学所得，资助新宾县尹家小学困难学生一万余元。抚顺市学前教育高教自考辅导学校移交师专、一职专后，又继续以个人收入资助尹家小学困难学生一千五百元；会同部分离退休同志资助师专困难学生三千余元。汶川、玉树地震，我积极参与、并且发动离休人员捐助灾区群众。2009年、2010年、我为灾区孩子寄了“爱心包裹”。……

人民群众的疾苦，常使我揪心不已。2005年，我带领近二十名学生去尹家小学送帮助困难学生的钱物。一个名叫郭健的学生，特意从家里到学校来看望我们。他说：听说你们来了，我要来看看姚爷爷。我问他最近情况，他说：最近得了阑尾炎，在沈阳医大动了两次手术，现在在家休养。刚开始，他到医院看病，医院说是阑尾炎，要他先交三百元，他说：“别说三百元，就是三十元，我也拿不出来啊!”就回家硬挺，结果肠穿孔，学校老师、乡亲紧急救助，送到沈阳医大，急诊手术，仍不见好，又作了第二次手术。他的母亲原来就精神不好，这次他犯病，更离家出走了，……。我听到这里，禁不住热泪盈眶，握住小郭健的手，久久不能松手，……。我请尹家小学在当年救助款里，适当资助郭健。2009年春，我去新宾调研，问问郭健的情况，尹家小学校长告诉我：郭健已升入初中，近来情况有所好转。我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安得广厦千万间，广庇天下寒士尽开颜”。我们的心，是和杜甫相通的啊!

每当我同青少年在一起的时候，如饮甘露，如沐春风，仿佛重回到了青春的岁月。一次，市特殊教育学校请我去作理想教育的报告，听众是盲、聋哑、弱智儿童，开始我的内心很不安，但是，在报告过程中，除了有几个弱智学生显得不耐久坐外，无论是盲童，聋哑学生，都静静坐着听我讲话，或者认真看两名老师轮流打手语。特殊学校孩子们认真、严肃听报告，给我以鼓励，给我以教育，极大地鼓舞了我为青少年服务的信心。还有一次，市十八中学请我去作传统教育的报告，全校学生都坐在各自的教室里，通过广播，听我在主会场作报告。全楼鸦雀无声，秩序井然。使我想不到的是，当我离开会场走出教室的时候，有些学生围了上来，热情地对我说：“姚爷爷，我们愿意听这样的报告，希望你下次再来!”“姚爷爷!你走好!欢迎你下次再来作报告!”“姚爷爷!你多保重身体!”……一股热流，涌上了我的心头!在这之后，望花区的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让我去作报告，地点在煤炭研究院俱乐部，学生进入会场，从一年级到九年级，年龄差异很大，当时我感到能否作好报告没有把握。在报告开始的时候，我考虑是否先讲点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当时正是陈水扁搞台独的时候，我在批驳陈水扁台独主张的时候，引用了一位将军的话：陈水扁大搞台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可以滚出台湾去，但是，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许带走!这时，全场自发地掌声雷动，义愤填膺。后来，整场报告，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是学校学生热爱祖国的热烈气氛，鼓舞和支持了我。

通过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青少年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爱憎分明，愿意接受教育，锻炼成才。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是大有希望的一代，是大有作为的一代。通过关心下一代工作，青少年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教育和感染着我们。我们老同志，愿意以全部生命，奉献给青少年一代。

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自有后来人”。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必将蓬勃地茁壮地成长起来，我们必将有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人生价值在于奉献。让我们坚持不懈地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吧!

八十人生有体验

     回顾八十年的岁月，可以说是：一生坎坷，一言难尽。我们的下一代，下二代，……，恐怕再也不会有我们这样的遭遇和经历了。

想起了曹操的两首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短歌行》）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有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龟虽寿》）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曹操的这两首诗，有了进一步的体会。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人生苦短，来日无多。但是，人的一生，还是可以通过调养来实现长寿的，还是应当有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生活态度。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还是应当“不虚此行”吧!虽然已经年迈、体衰，仍然应当豪情万丈，尽我所能，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贡献吧!

   二十年前，我曾经总结了我的人生体验，归纳为六个字：理想、学习、奋斗。

   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正确的奋斗目标。这样，在黑暗的日子里，才不会迷失方向。这样，在似乎绝望的时候，才不会自暴自弃。

   更重要的，是要为实现远大的理想不懈奋斗。是要真正懂得实现远大的理想要经过长时间的全力以赴。

   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要实现这个远大理想，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是在实际生活中、实际斗争中才开始有所认识的。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粮食多了怎么办”，“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人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啊!似乎共产主义，至少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已经伸手可及了。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说明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痴人说梦”。当时给予我们的打击是很沉重的，以致于现在我听到某个市、某个省，可以提前实现小康，可以提前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仍然心有余悸、胆战心惊啊!

   1960年，我受到“撤职降薪，下放农村劳动”的处分，又一次来到了农村。十四个月的农村生活，使我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

   在后窑沟放猪、种地一段时间后，郊区党委、抚顺县委把我们抽调出来从事整风整社，贯彻十二条、六十条。后来我又到小林大队的大房子村、安家大队的前陡村、苏子大队的瓦房村，“改造落后队”。当时的农村，生产力仍然是相当落后的。广大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晒雨淋，辛勤耕耘，为我们提供衣食之源。农业生产的水平低，农民的生活很不富裕。大房子村，地处抚顺、本溪交界，比较偏僻，有的老大娘对我说：别说火车没见过，就连汽车也没见过，……。我住在社员家北炕，只见南炕住了两个老大爷，一个老大娘，总觉得有点“特殊”。一问，才知道这是“拉帮套”。旧社会穷人娶不起媳妇，只好两个人合伙娶一个媳妇。农村到村外种地，上山割柴火，经常吃一口凉饽饽，喝一口凉水，所以闹胃病(胃溃疡)的很多，累了躺在山坡上、地边上，腰腿疼痛的也不少。……当时农村没有医疗队、卫生院，胃病只能喝点苏打水救急，腰腿疼只能强忍着，……。农村交通不发达，文化教育落后，近亲结婚的比较多，那个村都有呆傻儿童，……。农村的落后，农民的病痛，使我心酸不已，……。当时我戴罪在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还是提起笔来，向市委、中央写信，反映农村的情况，希望能采取措施，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中，曾派我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对农村、农民、农业的情况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体会到，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需要付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

中国农村的实际，中国社会的实际，教育了我，使我开始认识到，仅有远大的理想是不够的，还要有为实现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决心和毅力，在中国，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是一项最艰巨、最伟大的工程，需要多少代人、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

我们这几代，看不到实现共产主义的那一天了，但是，我们的劳动是不会没有意义、没有收获的。我们将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大厦增添一块砖、一片瓦，……。

请看毛泽东主席的《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爛漫时，她在丛中笑。

我上学的时间不长，只念了两年半初中，一年不到的中专，学历浅，底子薄。而参加革命以后，搞过土地改革，做过党团工作，编过团报、党刊，从事过教育工作以及其他工作，……。方方面面，对于我来说，都是新的工作。要做好这些工作，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

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发展观，学习社会科学，也要学习自然科学。

要从书本上学，更要从实践中学，学中做，做中学。

要持之以恒，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马克思：《资本论》）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只要我们始终努力学习，只要我们始终奋斗不懈，我们一定可以赢得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总之，理想要坚定不移，学习要坚持不懈，奋斗要坚忍不拔。

理想是我们前进的马达，

学习才为你插上飞翔的翅膀。

那怕前进的道路多么曲折，

奋斗不懈，就有了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