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援助对苏联获胜的重要意义！

二战期间，苏联面对德国的全力进攻，全体军民殊死搏斗，消耗了大量的人口和资源，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苏联历来在提及战胜德国的问题，不怎么谈到美国英国对苏联的战时援助。要知道德国是靠物质力量在战争前期大量摧毁苏军的，苏联自己也承认，要战胜物质的敌人，还是要依靠物质。那么盟国大量援助的食品物资就决不是不值一提的！
春秋中文社区有人说美国援助苏联的粮食食品只占到苏联战时粮食总量的3%，所以不值得宣扬。可实际情况是，苏联的所谓战时粮食总产量只是统计数字的粮食产量，连土带糠加上了。因为大批男人都上了前线，机械和牲畜也支援了前线。集体农庄都剩下妇女和孩子老人，使用原始的耕作方式，苏联战时粮食生产降到历史最低点，1942年的粮食产量比1940年下降了60%多。如果没有盟国援助，苏联恐怕自己就因为饥饿崩溃了。即便少量生产出的这些粮食经过层层低效率的运输到了面粉厂和饲养牲畜的牧场，再成为面包和肉罐头后还会有多少呢？美国援助的食物很多可以完全可以立即食用的野战食物，苏联天气冷，人必须吃大量肉食，苏联的肉食主要靠牲畜吃粮食产生（天气冷，缺乏牧草，只能吃谷物，所以苏联的肉食成本也高于其他国家），美国的肉罐头马上就能食用，非常方便，这不是纸面上后方多少头牛，多少口猪能相比的。即便是有牲畜，还需要人屠宰、冷冻、储藏、加工吧，苏联当时能有多余的人力吗？
现在有人居然认为副食不重要？看来真是没当家、没挨饿、不知道柴米油盐的新时期青年啊。60-80年代，每月35斤-45斤粮食，都不够吃，总是吃不饱，为何？肚子里面没有油水，吃的粮食很快成了粪便，无法供应身体所需的热量。现在城市中的人，每个月能吃15斤粮食（折合）就算多的了，为什么不饿呢？还不是副食品的缘故。
冰天雪地的苏联战场，对士兵而言，是一个肉罐头更重要，还是3斤生小麦更重要？后者可是需要褪壳、磨成面粉、用干净的水和面，需要效母，还需要燃料和烤炉，才能烤成面包，光吃面包能行吗，最起码还要盐、咸肉、咸菜等佐餐吧。而一磅肉罐头提供的热量相当于2磅以上面包。美国提供的咸肉、咸油脂、糖等也给前线的红军提供了足够的热量。战争中后期，美国基本能保证苏军600万人每天一磅的野战食物供应，这就使得苏联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燃料、运力等，这也正是战时苏联最紧缺的东西。现代战争拚的就是后勤能力。拿破仑说过：军队的战斗力来自士兵的胃。吃不好，体力能好吗？体力不好，病员多，不是直接影响军队的员额和卫勤保障，直接影响到战斗力。
就连韩战中的志愿军后勤还要大量供应副食，补充前线人员的体力。我军历来确定的各种灶别标准的依据，就是副食种类数量的多寡不同。有人倒好，居然认为香肠没有用。是不是觉得地瓜和窝头比香肠、肉罐头更有效呢？我党宣传部没有发掘这种振振有词睁着眼说瞎话的人才，的确是一大损失。
看来不知道柴米油盐、没有过饿肚子经验、没有经济学知识的少爷真不少啊。出身穷苦的人，对吃的问题格外看重，肚子里面有没有油水绝对影响体力，冬天穿再厚的棉袄，如果整天喝粥，也不行。如果跟中国旧时代的人一样，每年吃2次肉，你们就知道动物食品和糖的重要性了。志愿军在朝鲜，还知道如果肉食不够，起码也还要补充战士们的豆类制品，以增加营养。要知道原材料状态从收获、储存、分类、初级加工、中级加工、高级加工、包装、用汽车运输、用船舶运输、再用铁路运输、再用汽车运输等等无数次的环节而最终到消费者处，这期间增值了多少倍，消耗了多少人力物力运力，都可以计算出来。而成品加工包装这个阶段非常消耗人力燃料等。
如果你是苏军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到了吃饭的时候，你对手下百万官兵说：红军指战员同志们，由于劳动力的大量丧失和劳力转移，没有更多的人来收获加工储运粮食食品。你们的食物和燃料都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你们尽情的享用吧。看看祖国大地上出产的土豆、小麦、玉米和各种蔬菜野菜，奔跑的野猪野兔，各种可以做燃料的灌木树木吧。当然官兵还需要镰刀、锄头、基本脱粒设备、麻袋、铁锅、屠刀、炊事铲、案板、还有食盐等等。官兵们不当场打元帅的黑枪才怪。
如果是另一种场面，虽然也很艰苦，粮食成品不多，但是每个战斗人员都能分到一个美国肉罐头，吃黑面包或者煮土豆的时候还能分配点咸猪油佐餐。吃完了，还能分几支美国香烟，喝点带美国糖的红茶。这对提高士气能起多大作用呢？
谈到苏联二战的粮食食品供应问题，不能不谈商品粮问题，粮食和食物总产量是一个定数，但是必须留出农民自己的口粮、种子和饲养家禽家畜的饲料粮，在战前，每年苏联农庄都要留出4000-5000多万吨这样的粮食来，剩下的才是供给国家的商品粮。然而1941年-1944年，苏联4年内的粮食产量锐减，尤其是1942年，1943年，更是全部粮食产量下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些粮食要供给1亿3千万人吃饭，还有各种牲畜饲料，苏联不得不实行低量配给。苏联战时总采购粮为接近7000万吨粮，这些粮食要供应7000多万人（后期更多）和数百万匹马4年的食用，这么一来就很少了。盟国的粮食和浓缩食品的来到，大大缓解了苏联的食物匮乏（也解决了人力燃料运力电力等匮乏）。任何忽视和矮化盟国食品援助的言论都是毫无道理的。
二战中，美国针对中国军队长期缺乏营养，体力较差，影响战斗力。由美国营养专家提出供给标准：每人每日发给大米27.3盎司，大豆2.2盎司，蔬菜11盎司，花生1.1盎司，肉类1.1盎司，植物油1盎司，盐0.35盎司，燃料29.43盎司。1945年2月28日，蒋介石批准了这个标准。相继在贵阳、昆明、百色等军中试行。
9 评论
还是中国古人一针见血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netmad  2006-06-16 09:12
言之有理。
王若愚  2006-06-16 09:37
没有盟国的援助，苏联二战无法赢得德国，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可是在二战中哪个国家能够单独打败德国（其实不仅是德国，还包括其它国家，更重要的是德国已经不是单纯的德国，而是能够动用整个欧洲的资源的势力）呢？盟国可以吗？不是单独赢得不等于不是主要角色，苏军在45年消灭了70万日军，加上中国消灭的100万，超过了盟军，那是不是可以说没有苏中盟军无法战胜日本，或者说打败日本的主要不是盟军呢？尽管苏联得到了盟国的援助，但苏联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力量赢的。首先盟国的援助是什么时候才来的？41年德军最强大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有没有？其次人也都是苏联的吧，此外苏军的主要武器（坦克、飞机、大炮、步兵武器）有多少盟国的型号？就算是后勤物资，可以看看德军的战绩就知道盟国的援助数占苏联的损耗数的多少了，那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那大部分是哪里来的？战争真正起作用的是人，然后是武器。列宁格勒被围时城里的人吃什么？可德军还是没有攻下来，照楼主的说法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i] 本帖最后由 来随便看看 于 2006-06-16 11:01 编辑 [/i]]
来随便看看  2006-06-16 10:55
历史不能假设！虽然西方援助有很大作用，但是作出如此结论还是理据不足。你可以鄙视毛子，因为他们贪婪，不讲信义，残忍无情。但是你绝不可以轻视他们。纵观毛子历史，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层出不穷，毛子比西欧的人更加坚忍。因而毛子是个强大的民族，不可轻侮。
hrz123  2006-06-16 13:38
楼主又故意避开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时间．这也难怪，如果把个时间段援助的物资列成一张表格，我估计某些人就真的要无话可说了．
子叶  2006-06-16 15:29
什么时间?
十字军火炮  2006-06-16 16:09
德国总参谋部在1943的报告由于美国的援助俄国人的能力大增
真正的爱国者  2006-06-16 17:10
没有苏联的牵制美英怎么能赢得西线战争 [[i] 本帖最后由 更深的黑 于 2006-06-16 18:39 编辑 [/i]]
无影剑  2006-06-16 17:46
不能同意LZ的看法
wdy2004
---------------------------------------
http://www.warstudy.com/history/world_war/ww2_entire_history/09/0101.xml
--------------------------------------------------------------------------------
R·G·霍特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9卷 超星数字图书馆 glight 投笔从戎 当战事方酣之际，人们就已预见到一旦和平恢复，便需采取国际行动，以对付如此巨大的经济动乱。1943年11月9日，缔结了设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的协定。在协定的前言中申述了设立联总的目的，签约国表明它们已经 决定：任何区域，一经联合国家武力予以解放或因敌人撤退而解放时，其居民应立即获得衣食住以及为防止疫病与恢复人民健康所需的援助与救济。对俘虏和流亡者的还乡，农工生产复业的协助，与主要公用事业的恢复，也应有所准备与布置。 因此联总拟紧随武装部队之后开展工作。军队只能根据自身的需要，负责在其所占领的地区或者在其交通及通讯系统所通过的地区对当地居民提供必要的供应品。但是，从军事当局行使权力到即使是临时性的有权能的政府的恢复，当中可能有一段空隙时间。联总的主要目的是要在这段时间内提供必需的供应品与劳务，协助“恢复”迫切需要的生产。联总的资金由会员国捐助，捐助的数额为各会员国每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资金总额为十八亿美元，其中美国捐助十三亿五千万美元，英国捐助三亿二千万美元。当人们获得解放的时候，经过极短期的实践，就发现这些捐款是不够用的，所以在1945年8月，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同意把捐助的数额加倍。即使如此，联总也只能在协助恢复经济生活方面采取一些初步的措施。只有当千百万难民、获释的战俘以及复员军人转入“恢复”迫切需要的生产时，才能使人们活下去。确切地说，重新建设乃是这个世界在几十年内所要从事的工作。 欧洲经济的衰竭，其严重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不仅是直接的战争摧残与物质破坏耗尽了欧洲大陆的资源，而且战事的重负阻碍了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移用了工厂保养与更新所需的资金与各种财产。必要资本支出的大量拖延已成为日积月累的事情，由此造成的工业固定设备状况的恶化，则意味着生产力的严重下降。而且这种恶化并不限于物质的生产手段。艰难的生活在很多方面使劳动人民的体力削弱，工作效率降低。几百万人脱离了和平时期的职业，或在武装部队服役，或从事专门的战时工作，失去了培养与锻炼才干的机会。 直接的破坏是由几种不同的方式造成的。空袭破坏的面最广。由于发展了精确的瞄准方法，轰炸愈来愈集中于一些特定的目标。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英美对德国及其占领国的轰炸，使交通运输工具、公路及铁路桥梁等遭到了特别广泛的毁坏。另一方面，德国使用的无人驾驶飞机与火箭所造成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比以往的轰炸破坏更为严重。 实际作战地区遭受的破坏，又比空袭地区更为集中。武装部队出于军事行动的需要，仅仅经过一个地区，也会造成破坏，但是敌对两军进行实际战斗的地区，则出现极为严重的破坏。在战事持续数日或数周的地区，所遭到的破坏几乎达到了彻底摧毁的程度。 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曾经沦为战场：1939年是波兰，1940年是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1941年是希腊和南斯拉夫，然后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西部。意大利在1943年遭到进攻；1944年战火重新在法国、比利时及荷兰燃烧，并逐渐导致对德国本土的进攻。在东方，俄国的沦陷区是在进一步遭到破坏的代价下逐步获得解放的，而俄国军队的反攻，又横越了德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及其受害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奥地利)，从那里一路打进了德国。 有些地区由于实行了“焦土”政策而受到更大破坏，这就是说退却部队采取种种措施将所放弃的地区破坏殆尽，尽可能地使追来的军队无法立足于此。乌克兰在红军于1941-1942年退却时，以及在德军于1944-1945年退却时，深受这种破坏的苦难。而且有些地区除了遭受过境军队恣意抢劫之外，还要受到占领军有计划的征用和掠夺，这在长期遭到德军占领的西欧国家尤为突出。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于1946年9月18日给理事会的一个报告，对欧洲所遭受的破坏作了深刻的调查。 战争结束时，欧洲的粮食严重缺乏。大多数国家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产量普遍下降。由于农业劳动者被征入伍以及被迫离乡背井，使农业丧失了劳动力，而化肥、农业机械、牵引力和种子以及农药、麻绳之类也甚感缺乏。制面包的谷物(小麦和黑麦)播种面积比战前的平均数字约少百分之二十三。1945年的严重干旱又影响了收成，每英亩的收成较平常年景约减产百分之二十五。欧洲大陆(除苏联外)制面包的谷物产量仅为三千一百万吨，而战前的平均数字是五千九百万吨。牲畜的损失也极为严重。猪的头数减少了一半多，牛与羊也损失严重，特别是东欧，动物油与植物油的生产降低了百分之四十。 小组委员会甚至在1946年夏就已估计到： 在欧洲有一亿人口的食物热量水平为一千五百卡或更少些，这将使健康大受损害，使工作能力迅速削弱或丧失。另外四千万人正依赖一千五百卡到两千卡这种仍然是危险的水平维持生活。这些人的住房、家庭设备、用具以及衣服和鞋袜等也非常缺少。 住房供应情况的恶化是由于遭受破坏和限制建筑新住房的缘故。1949年向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表明，欧洲十七个国家内，有两百七十五万六千幢住宅完全被毁，有两百九十二万三千幢住宅部分被毁(不包括受到轻微破坏的住宅)，分别占这些国家1939年所拥有的六千五百万幢住宅的百分之四点二四和百分之四点五。战前每年平均兴建新住宅达八十二万四千幢。新住宅拖延未建的非常之多，而且大部分建筑材料需要用来修理部分被毁的房屋。 上述统计数字尚不包括受害最重的德国与苏联。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的估计，德国就有四十九万幢住宅被毁，另有四十一万五千幢住宅遭到严重破坏。 当战争于1945年年中停止时，欧洲整个经济所依赖的错综复杂的交通网实际上是瘫痪了。在一段时间内，除了军事运输队之外，简直没有任何国际交通运输可言。铁路、港口与桥梁曾经是破坏的主要目标。在法国，四千公里的铁轨以及一半以上的铁路编组车场和交通工具转换场都已被毁。在南斯拉夫和希腊，三分之二的铁路系统已不能使用。在捷克斯洛伐克，四分之一的隧道被堵塞。在波兰，百分之七十的桥梁和约三分之一的车站、工场与其他设施都已被毁。 在比利时、法国和波兰，只有百分之四十的蒸汽机车尚能使用。在荷兰，有一半的机车丧失了，剩下的一半已不堪使用。货车的损失相应地也是同样严重的。铁路车辆散失于全欧，所以首先得鉴别货车，使各归原主。由于缺乏备件与设备，及时的修理工作大受阻碍，尽管在这方面军事部门还能给予相当大的援助。 在攻入德国本土并迫使其投降而达到高潮的最后军事行动过程中，设置了路障，毁掉了重要的桥梁。因此公路运输到处都发生困难，在许多地区则根本无路可通。大量的公路车辆被征用或被破坏，而且整个欧洲严重缺乏汽油、润滑油和轮胎。长途民用货运与客运事实上已告停顿。 内河航运同样陷于停顿状态。空袭与破坏活动已毁坏了运河、堤坝与桥梁。当法国于1944年夏天解放时，九千六百二十四公里的内河航线只有五百零九公里可以通航。莱茵河上的船队船只损失了百分之三十五。奥得河上的船队船只则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欧洲大陆大多数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大大降低。解放初期，工业生产降到了最低点，法国、比利时、荷兰、希腊、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国的工业生产下降到不及战前水平的五分之一。到1945年夏天稍有恢复，法国的指数为四十四，比利时的指数为三十三，然而困难仍然是严重的。 阻碍工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是缺少煤、机器和运输工具，劳动者流落四方，体力虚弱和缺乏训练。在许多情况下也感到原材料缺乏，有时是因物资普遍缺少，如木材与皮革等；有时是因外汇困难或是运输中断。 煤的缺乏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欧洲大陆上(苏联除外)1945年7月的煤产量仅为战前的百分之四十二。煤矿业所受战争的影响总的说来并不下于工业，缺乏人力与运输工具，此外煤矿业的维修工作严重地跟不上，又缺少机器与设备来弥补战时的破坏和进行必要的更新。 英国所遭遇的困难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但困难同样是严重的。英国受战争的直接破坏也是严重的，但比法国、荷兰或德国为轻。然而由于英国把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集中于持续六年的战争方面，所以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财富已消耗殆尽，而巧妙地得到平衡的经济结构也遭到了破坏，这个经济结构不但依靠出口，而且也依靠国外投资的收入以及商业、金融和航运业的收入来平衡大量的粮食和原料进口。 根据租借法从美国获得的物资供应，对维持作战力量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贡献。然而供应这些物资的目的与效果是增加受援国的作战力量，而不是放松其利用自身资源的努力。当租借法于1941年3月通过时，美国尚处于和平时期。当时要求国会赞成向交战国提供物资援助这一方针，要防止政治上的批评是不容易的，因此，美国政府认为在号召美国纳税人提供援助之前，有必要说明英国自身的资源利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英国的出口贸易被无情地牺牲了。从出口工业方面转移到军事任务的人力、原料与生产设备达到了最大限度。1944年，出口数量已下降到1938年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一。削减某些进口是可能的，但是必不可少的粮食与原料以及军火与军事装备的进口则必须获得供应。这一差额是由美国租借法和加拿大互助协定提供的援助来弥补的。 压缩出口只不过是将生产资源普遍转移到军事任务的一个方面而已。此外，不仅通过征收重税，而且还通过直接限制民用物资的供应，来压缩消费。通过控制颁发工程许可证、管制物资与限制发行新的有价证券等等措施，使非军事的资本支出缩减到了绝无仅有的地步。不仅是设备的改进与扩充受到禁止，而且必要的维修与更新也被拖延下来，达到了灾难的程度。 英国除了由于战争破坏和由于忽视设备维修与更新而招致的贫困之外，它的国外资产也遭到严重损失。英国人持有的以上市的有价证券形式表示的外国投资，被政府征用并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自治领及印度出售，其数额达到十一亿一千八百万英镑。国外举债(主要贷自美国和加拿大)达到三亿零三百万英镑。英国向英镑区以及其他地区和一些国家获得物资供应，价款以英镑结付，这些国家接受的这笔英镑款项在战时条件下是无法动用的，因此给英国带来了一笔巨额的短期英镑债务，这笔英镑债务在1945年6月达到三十三亿五千五百万英镑，后来又上升到三十七亿英镑(1946年12月)，而当1939年大战爆发时，英国相应的净债务(短期英镑债务)仅为四亿七千六百万英镑。事实是，英国已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了。 而且，战争的直接破坏在另一方面又严重损害了英国的无形出口收入。敌人的军事行动使它的商船总吨位损失了一半以上。一部分损失通过新造与获得的船只而得到补偿，但是当战争结束时，英国商船队的吨位不及战争开始时的四分之三。 因此，英国用来进口必不可少的粮食与原料的支付手段严重地减少了，这一缺口是通过从美国获得的租借物资弥补的。但是因为日本出乎意料地突然投降，租借法也就突然停止执行了。1945年8月21日，经杜鲁门的许可，美国通知接受租借物资的各国政府说，租借法立刻停止执行。积存的物资或者已在输送中的物资将通过会谈解决，这就是说对所有这些物资必须付款了，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长利奥·克劳利宣布说，为了支付这些物资的货款，可以从美国获得三十年为期的贷款，利率为二点三七五厘。这就是说，或者按照固定年息四点七五厘计算，或者分期等额偿还本金，一开始年息应为五点七一厘。英国经济由此而受到的打击，通过1945年12月6日英美两国缔结的贷款协定，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补偿。 丘吉尔首相于1945年8月24日在下院宣布，他已接到了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长的邀请，“立即开始会谈，以本着最能增进相互间利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为此要派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当时在英国)偕同凯恩斯勋爵及其他人士前往华盛顿。 凯恩斯于9月12日在美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了他访美的背景。他说，英国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一直想派一个代表团到华盛顿“讨论在彼此有利的基础上结束租借协定和逆租借协定，并讨论随后的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安排，从而度过正常贸易条件重新建立之前的过渡时期”。在几个月前，当时估计对日作战的时间要延续到1945年底之后，乃决定9月份为开始会谈的适宜时间。日本的突然崩溃打乱了这一时间表。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理由期望租借法在战事结束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执行，也没有理由期望租借法除了用于战事结束阶段的支出外，还可以用于其他任何支出”。 接着举行的谈判持续了将近三个月，于12月6日达成协议。规定的贷款额是四十四亿美元(其中六亿五千万美元用于支付战后剩余的租借物资)。 凯恩斯在上院发言支持这一协定(1945年12月18日)，他承认本来想从美国获得一笔无偿赠款。然而根据这一协定而获得的贷款较之按一般商业条件所获得的贷款实际上远为优惠。利率是二厘。直到1951年才开始还本付息，而偿还期长达五十年，每年的偿还额仅为本金总额的百分之三点一八。任何一年，如果英国的出口能力不足以获得相当于1936-1938年期间的年平均进口额，从而使英国政府感到外汇与储备状况欠佳，需要停止付息，它就可以不付利息，不光是延期付息。 在缔结贷款协定的同时，英国同意支持美国提出的关于“提请国际贸易与就业委员会议考虑的一些建议”，其中包括罗斯福政府掌权之始就遵循的自由化政策。1933-1944年期间担任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长期以来就赞成民主党所一贯主张的低关税政策。由于民主党党内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一政策过去却经常受到刁难，因此罗斯福政府于1934年使国会通过了贸易协定法，授权总统同外国缔结贸易协定，并规定如果关税的变动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则这种协定就无须获得参议院的事后批准。又规定最惠国的待遇可以适用于不对美国实施贸易歧视的一切国家，换句话说，对任何一国的某种产品降低关税将适用于从一切不实施歧视政策的国家所进口的同类产品。英国在其自由贸易的极盛时期首创了类似的政策，它在1860年同法国缔结的科布顿条约，就包含了最惠国的条款。 但是在实施最惠国待遇这一原则时却遇到了阻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世界受到空前严重的贸易萧条的打击。世界物价暴跌使任何国家的出口贸易都无利可图。许多国家并不甘心忍受通货紧缩所引起的苦难，也不甘心让它们货币单位的汇价下跌，乃乞灵于进口限制与外汇管制。对任何产品进口实行数量限制，产生了在各个进口来源国之间分配所规定的进口额的问题，从而为在各国之间实行歧视政策，开了方便之门，而最惠国条款对此却无法加以防卫。 实行歧视政策给美国带来了严重困难。一个国家如果是出现国际收支赤字的弱国，则无须对它实行歧视政策，因为为偿付来自该国进口产品的支付手段是绰绰有余的。歧视政策总是针对享有国际收支盈余的强国，其中众目昭彰的就有1934年实行美元贬值后的美国。因此，谋求普遍放弃引起这种歧视待遇的各种措施就成为美国商业政策的最高目标。 1942年2月23日缔结的英美互助协定(租借法“总协定”)第七条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作为补偿租借物资供应的一个方面，受惠国保证“取消国际商业中一切形式的歧视政策，并且降低关税和消除其他贸易壁垒”。 美国政府要求英国支持的、与1945年12月6日贷款协定有关的建议，就是上述第七条的进一步阐述。其中规定将成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来“促进国际商业合作”，特别要“促进国内和国际行动以扩大商品的生产、交换与消费，降低关税，消除其他贸易壁垒以及取消国际商业中一切形式的歧视待遇”。 提出的建议特别针对以下两种形式的歧视得遇：一是诸如英联邦和英国所通行的特惠关税，二是通过分配进口限额所实施的歧视。要英国政府同意放弃英帝国的特惠关税，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丘吉尔在同意互助协定第七条时，得到罗斯福的保证，即英国“在放弃帝国的特惠关税方面，就象美国在取消它的高关税方面一样，不承担义务”。 然而，1945年12月的建议的确明确地规定：“作为废除特惠关税过程中的第一步”，特惠关税不应当再扩大而在有些情况下应予以缩小或消除。这些建议使英国政府稍为明确地表示，原则上支持逐步降低特惠关税直至取消。但是英国政府所表示的同意只限于宣布： 英国政府完全同意这些建议中的一切重要之点，同意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讨论，并且在考虑到其他国家所表示的意见的情况下，愿和美国政府一道竭尽全力使这些讨论获得圆满结果。 毫无疑问，美国所关切的是英国从自治领与殖民地所获得的特惠而不是英国所给予它们的特惠。英国之所以执行这样的政策，不仅是出于帝国的感情，而且也出于想保有大大有助于恢复英国出口贸易的有利条件。 英国政府所承担的义务的性质和范围并不是非常清楚地表明出来的。不言而喻，美国政府在拟议的会谈中将走在前面，而英国人则将予以支持，即使根据英国的利益感到有理由加以反对时也不予反对。但是他们不必采取主动，也不必敦促业经阐明的原则付诸实施。“您不该杀人，但也无须爱管闲事地去帮人求生嘛。” 美国的建议要求在进出口方面“普遍废除数量限制”，但是允许有重要的例外。英国政府对未来的国际收支平衡感到担心，不愿放弃重要的限制。然而例外的范围不仅包括战后过渡时期所实行的限制，而且也包括在任何时期为了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而可能需要实行的限制。虽说在实施这些限制时应一视同仁，然而这并不能防止一国“利用不能兑换的通货去购买所需要的进口货”。 如果外国拥有一个国家的通货，而其使用只限于购买该国的产品，那么这一通货就是“不能兑换”的通货。这种通货之所以称之谓不能兑换的通货，就因为它不能兑换成其他国家的通货，不能用来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 英国的外汇管制就是利用这一办法来冻结非英镑区所持有的英镑。美国所持有的英镑可以兑换成美元，但这是一个例外；在其他情况下，居住在英镑区以外的人所蓄积的英镑，只能用于购买英镑区的产品。同英镑区往来而发生国际收支顺差的所有国家因此往往要从英镑区进口产品。由此而造成了对于从别的国家进口产品的歧视待遇，而这正是美国的政策所要防止的。 在1945年12月6日的英美贷款协定中加进了第八条(ii)和第十条(ii)，规定在协定生效后一年内，英国将放弃下述措施：凡是可用于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下收支的英镑余额应能“自由动用，用于任何通货区的经常性交易，不得有所歧视”。这一点不适用于由于英国的战时开支而累积起来的英镑余额，但是贷款协定认为英国已准备作出安排以便早日解决这些英镑余额问题。 在缔结贷款协定的同时，英国政府答应遵守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由于要遵守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又再次涉及货币兑换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禁止“对经常性国际交易的支付和资金转移加以限制”，但是因为已对“战后过渡时期”作出了有利的例外安排，所以这一条款并未添加额外的限制。凡申请加入基金组织的国家，必须为它的货币单位确定一个黄金平价，从而定出该国货币对美元和其他货币单位的汇率，并且只有在该国国际收支出现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才能变动这一平价。平价的变动连同以前的变动在内(不管是提高或是降低)，如果超过原先平价的百分之十，则必须征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 要英国政府承担的各种义务，其整个作用就在于限制英国不得自由采取任何旨在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特别是，虽然这些义务并不妨碍英国维持对进口的限制和对资本转移的管制，但是英国在采取这些措施时，不能歧视对那些国家(即英国对其货币有特殊需求的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支付行为。 这并不是英国独有的问题。整个欧洲都极为贫困。只有西半球尤其是美国的生产能力尚未受破坏，因而能够对欧洲的需求提供有效的帮助。租借业务结束时曾提供了一些应急的物资，此外还有美军留下的剩余物资等等。法国获得七亿二千万美元的贷款(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除外)，以购买上述物资；苏联获得三亿六千万美元贷款以支付租借法的剩余物资；其他国家所获贷款较少；荷兰从进出口银行获得三亿美元贷款，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得一亿美元贷款，比利时获得一亿美元贷款。 加拿大虽然从一开始就参战，但它度过了战争时期，还有多余的生产能力，并对战后欧洲的迫切需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除了对英国提供十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外，还对法国贷款二亿四千万美元，对荷属东印度群岛贷款一亿四千万美元，对比利时贷款一亿美元。 这些贫困国家的需求具体表现为国标收支逆差。国内不能供应的物资，它们就取之于国外，由此带来了因入超而造成的日益沉重的外债负担。但需求本身并不就能自行取得物资供应。要使需求兑现，就必然涉及到购买力问题。 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不一定是该国需求的真正尺度；它也许倒是不节制的货币政策的症候。战争留下了一笔无法避免的通货膨胀遗产。由于经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到了教训，财政部长们和货币主管当局警觉到了这一危险。岁入和真正从储蓄得来的贷款不可能完全弥补战事的开支，其缺额只能由银行增发的货币来填补。政府则通过物价管制来尽力抑制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趋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作的努力相比，这一权宜之计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在战争条件下，有可能对民间消费和使用的物资供应加以限制，而战争本身确也需要这种限制。如果不管制物价，那么限制物资供应将会加剧通货膨胀性的物价上涨，但是，由于对物资供应和物价都进行了管制，那么货币的支出自然受到了限制，因为缺乏用货币去购买的东西。多余的货币必然无法花费。 欧洲只有匈牙利和希腊两个国家的货币遭到彻底的崩溃。其他国家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的祸害。比利时解放后于1944年10月立即设法对付这一威胁，它采用了强制性的贷款办法去消除一大部分通货和银行存款。荷兰、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于1945年采取了同样的手段来消除各自的多余货币。 英国和美国在战时都实行了物价管制，战后也继续管制。但是美国于1946年6月要延长物价管制法时遭到了反对，所以管制大为放松，到那年年底实际上已取消了管制。 结果是：爆发通货膨胀的潜在力量被释放出来了，物价跟着上涨并持续了两年以上。由于英镑同美元保持固定不变的汇率(一英镑换四点零三美元)，美国的物价上涨便扩散到英国，英国尽管实行物价管制，仍然感到了通货膨胀的趋势，随着物价的上涨，美国给英国的贷款所能购买到的物资也就减少了。这笔贷款直到1946年7月才由国会批准，而那时美国物价的上涨已经影响到英国的进口货价格。到1946年底，当英国仅动用了这笔贷款中的六亿美元时，美元的购买力已较一年前缔结贷款协定时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因此，原来认为这笔贷款是够用的，而实际上则不够用了。 美元为所有各国提供了一个规定汇率的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会员国的外汇平价应以黄金或美元来表示。以美元作为外汇平价的基础不过是认可那个行之已久的惯例，而黄金只不过是按照美国一盎司黄金值三十五美元的价格成为美元的等价物而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46年12月16日首批公布的外汇平价表就是以美元为基础规定汇率的，而其中大多数平价在战争时期就已实行了。 任何国家如果必须作出努力以维持其货币的外汇率，那么美元购买力的下降就减轻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该国可以容许有一点通货膨胀，而不至于危及它的外汇平价。 法国和意大利在军事占领之下，不得不忍受通货膨胀的后果，两国都感到无法采用物价管制的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趋势。法国不能维持在解放时所采用的五十法郎兑换一美元的汇率，于是在1945年12月把汇率改为一百十九点一个法郎兑换一美元。这就是它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汇率，但是到了1948年1月又得再次把法郎贬值。意大利象法国一样，不得不放弃战时的汇率。1946年1月，官价汇率已从一美元兑换一百里拉提高到兑换二百二十五里拉，但即使这一汇率也不能维持下去。在意大利，对于不同的交易规定了几种不同的汇率，意大利并未能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规定的条件。 在欧洲以外，战争也同样造成了破坏性的经济后果，但是不同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害是不同的。中东所遭受的直接破坏比较小。埃及遭受过入侵，但是几乎整个北非的战事是在沙漠地带进行的。埃及同其他中东国家乃成为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在埃及基地上的英军和盟军开支庞大，因此埃及、巴勒斯坦以及其他毗邻国家积累了英镑余额。在战时条件下，这些国家的进口被限制到最低限度。这笔货币不能用来购买商品，它的持有者也不愿将货币冻结在证券上。结果积累了大笔货币，等待花费，而且相应推迟了这种花费。这笔货币的一部分分别以各有关国家本国的通货形式掌握在私人手中，货币主管当局(埃及国家银行、巴勒斯坦通货管理局等等)拥有的英镑是这些通货的后盾，另一部分则以英镑的形式掌握在相当多的商人手中。 因此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强大的，有关国家企图以物价管制的办法来加以控制，然而所取得的成就却比英国小。由于它们拥有英镑作为多余通货的后盾，这样就把通货膨胀的压力又转嫁到英国，加剧了英国通货膨胀的趋势。 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印度从1942年到战争结束一直都存在被入侵的危险，防务支出沉重。但是印度也是中东和东南亚地区英军和英联邦军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所以它积累的英镑余额达十亿英镑以上。 远东是几个主要战场所在地。中国自1931年以来就同日本发生冲突，而从1937年起同日本激烈作战。整个东南亚或被日本占领，或者至少也是在它的控制之下。那里遭到了同欧洲一样的破坏和经济情况恶化的悲剧。 除中国外，联总所给予亚洲的援助是微乎其微的。各个殖民地由它们的宗主国负起责任，可是这些宗主国所能分让出来的只不过是它们业已枯竭而负荷过重的资源中的很小部分。由于中国重新爆发内战以及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缅甸和马来亚各国出现的国内混乱，恢复工作的进程不久就受到阻滞。 然而那些按照原始方式组织起来的农民社会，其恢复能力是颇为显著的。农业由于能够自给自足，一向不依赖机械化设备，所以能够依靠自身的努力，采用惯常的简单的生产方法来进行恢复。 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锡矿开采已经减少到很低的水平，但是锡是非常重要的产品，可以吸引资金来重建已被破坏了的工厂。另一方面，日本的制造工业不仅遭受到破坏，布局被打乱以及原料缺乏，而且失去了市场，所以1946年的产量只有战前的五分之一，而在随后的岁月里进展也极缓慢。
-------------------
俄罗斯将成为全球主要小麦出口国
http://www.chinaccm.com 2002-9-16 15:19
[关键词]俄罗斯 小麦 出口
中华商务网讯:
周五俄罗斯政府及业内人士声称，俄罗斯经过数年的小麦供应短缺后，预期将
经历十年产量的强劲增长，从而使得该国成为主要的小麦出口国。农业部将在下周
四递交一份长期粮食行业发展计划，预计到2010年俄罗斯粮食年出口量增加2倍为
1600万吨。该计划同样建议通过限制肉类的进口促进国内牲畜牧业谷物的消耗，但
是 分析家和贸易商声称他们怀疑俄罗斯能否有足够的谷物来满足国内以及出口需
求。SovEcon一位资深分析家声称，农业部的计划存在两大矛盾。自从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去年首次大量出口粮食，由于其产量丰收达到8500万吨
。预期今年再度创最高记录，计划增加粮食出口，主要销往意大利、阿尔及利亚、
沙特阿拉伯、埃及、希腊以及土耳其。主要出口国严重干旱并且国际市场价格上扬
促使俄罗斯易于寻找新的出口市场，包括北非以及甚至加拿大（该国是传统的出口
国）。
---------------------
您的查询字词都已标明如下：苏联 消耗 谷物  (点击查询词，可以跳到它在文中首次出现的位置)
如果您想保存该页面，可以添加到搜藏
(百度和网页http://www.shuku.net/novels/zatan/zddq/zddq24.html的作者无关，不对其内容负责。百度快照谨为网络故障时之索引，不代表被搜索网站的即时页面。)
--------------------------------------------------------------------------------
历史与推测
肯尼迪（Ｐａｕｌ　Ｋｅｎｅｄｙ）
保罗·肯尼迪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那鲁大学历史学教
授。１９８７年他出版《大国的兴衰》，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名列前
茅的畅销书。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回顾５００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
的原因和规律，展望本世纪末和２１世纪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地位和国际
关系格局变化的前景。这里选录的是该书第八章《走向２１世纪》中的
第一节。
本章的标题不仅意味着年表上的变迁，而且更重要的还意味着方法论上的变
化。即使是刚刚过去的事情也可谓历史。虽然偏见和资料来源等方面的问题使１０
年前的历史学家“难以区分短暂因素和根本原因”，但是他仍然是根据同一个学术
规则来进行研究的。然而，那些关于现今如何演变成未来的文章，即使它们所谈的
是已经形成的趋势，也不能自称是在写历史事实。在这方面，不仅使用的原始材料
不同（包括从根据档案材料写成的专著到对经济的预测和对政治的推测），而且也
无法假设所写的是否正确。即使在处理“历史事实”方面也常有许多方法上的困
难，但像大公被谋杀或某一次军事失败这类历史事件确曾发生过，而人们谈论未来
的事情就没有这样肯定。不可预测的事件、纯粹的意外事故以及某种趋势的中止，
这些都可以推翻似是最有道理的预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预言家纯粹是走
运。
那么，下面要谈的只能是暂时性的和推测性的，其根据是对当今全球经济和战
略的趋势如何发展进行合乎情理的推论，但是不能保证所有这些（或任何一部分）
将会发生。过去几年国际市场上出现的美元价值的螺旋式变化和１９８４年后石油
价格的暴跌（这种暴跌对苏联、日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有着不同的影响），很好地
告诫人们不要从经济趋势中引出结论。政治和外交的世界从来就不是沿着一条直线
发展的。许多涉及当代事务的著作，其最后一章往往仅在几年之后，就不得不根据
事后的认识进行修改。现在这一章以后如仍能保持完好如初，那将令人感到惊奇。
也许了解未来的最好方法是简要回顾一下过去５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兴盛和衰
落。本书的论点是，世界上存在一种促进变化的原动力，它主要受经济和技术发展
的推动，进而影响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每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
这种全球性经济变化的速度并不是一致的，这主要是因为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的速
度本身是没有规律的，它受多种条件的制约，既包括个别发明者和企业家所处的环
境、也包括气候、疾病、战争、地理、社会结构等因素。同样，世界上不同的地区
和社会都曾经历了一个或快或慢的增长速度，这不仅取决于技术、生产和贸易方式
的变化，而且也取决于它们对采用新方式增加产量和财富的接受能力。当世界上某
些地区崛起时，另一些地区却相对或（有时）绝对落后。这些都不足为奇。由于人
类对改善自身条件具有天生的干劲，所以世界从未静止不前。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
出现的智慧上的飞跃，而后又受到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精密科学”的
促进，这正意味着这种促进变化的动力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具有
自我持续力。
本书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各个国家相对的军事
实力和战略地位产生了重大的长期影响。同样，这也不足为奇，而且过去已经多次
谈到这一论点，尽管强调的重点和表述的形式也许有所不同。世界不需要等到恩格
斯时代才懂得“没有什么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条件”。军事实力依赖于充足
的财富，而充足的财富来源于强盛的生产基础、健全的财政和高级的技术。这一点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和今天的五角大楼来说，都是同样清楚的。如前所述，经
济繁荣并不总是或立刻可以转化为有效的军事力量，因为这还有赖于许多其他因
素：从地理和民族士气，到指挥才略和战术能力。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所有世
界军事力量对比的主要变化都发生在生产力对比变化之后，而且在国际体系中不同
帝国和国家的兴衰都被主要大国战争的结果所确认，在这些战争中，胜利总是属于
拥有最多物质资源的一方。
下面要谈的均是推测而不是历史，因此它是基于一种似乎有道理的假设，即过
去５个世纪以来的总趋势可能会继续发展下去。不论国际体系是否曾一度被６个或
两个大国所统治，这种体系一直是处于混乱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权威高于主
权的、利己的民族国家。在每一个特殊的阶段，某些国家在世俗权力中占有的相对
比重或是增大或是缩小。这个世界在１９８７年或２０００年不再可能像１８７０
年或１６６０年那样保持冻结状态。相反，某些经济学家还会审辩说，国际生产和
贸易的结构正在发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的变化：农产品和原材料产品的相对价值
正在下降；工业生产正在与工业“就业”相分离；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所有先进社会
中正在占据主导地位；世界资本流动正在逐渐脱离贸易方式。所有这些以及许多新
的科学发展，必然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总之，在没有不可抗力的干预或灾难性的
核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将继续存在一种世界力量的推动力，它主要是受技术和经济
变化的推动。如果对计算机、机器人、生物工程等新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作的乐
观预测是正确的话，而且，如果有关对第三世界部分地区的“绿色革命”可能成功
的预测也证明是正确的话（这种预测包括印度和中国成为长期的粮食纯出口国），
那么到了２１世纪初，整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富饶。即使技术领域缺少戏剧性的进
展，经济增长也是可能出现的。人口模式的变化及其对需求的影响将会确保上述情
况发生；利用更尖端的技术开发原材料也会做到这一点。
同样清楚的是，这种增长将是不平衡的，此处快些，彼处慢些，这取决于变化
的条件，正是这一因素而不是别的原因，使得下面作出的预测具有很大的临时性。
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过去４０年使人印象深刻的日本经济扩张在今后２０年将继续
下去。鉴于苏联经济政策和机制发生的变化，这个国家自从６０年代以来一直下降
的增长率，到９０年代再次出现上升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根据目前的趋势，上
述两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换句话说，如果从现在到２１世纪初确实发生
日本停滞不前和苏联经济繁荣，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是由于环境和政策发生了
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应比根据现有迹象所作的合理的假设要激烈得多。对１５年或
２５年后的世界情况进行估计可能会出现差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因此宁愿选
择难以置信的结果而不去根据当前事态的广泛发展提出合理的期望。
例如，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今天为世人熟知的“全球趋势”，即太平洋地区的
崛起，将可能继续下去，这正是因为这一崛起有着非常广泛的基础。它不仅包括作
为经济火车头的日本，而且还包括那个正在发生迅速变化的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仅包括繁荣和已建成的工业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且也包括取得巨大成功的亚
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台湾、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以及较大的东南亚国
家联盟，其中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再扩大一些，还包括美国
和加拿大沿太平洋的州和省。这一广大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由如下各种因素巧妙组合
而促成的：出口型社会的工业生产率引人注目的增长，这一增长转过来导致了外
贸、航运和金融服务业的巨大增长；在更新的技术领域以及在较廉价的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取得的显著进展；在以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提高农业产量（特别是谷物和牲
畜）方面作出的富有成效的努力。这些成就每项都互为作用，相得益彰，其产生的
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使得传统的西方大国以及经互会国家的增长速度显得大为逊
色。
例如，１９６０年亚太国家（不包括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占世界总产
值的７．８％；到了１９８２年刚翻了一番多，达到１６．４％。从那时起，这个
地区的增长率就以空前的幅度超过欧洲、美国和苏联。到了２０００年，这个地区
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很有可能超过２０％，与欧洲或美国持平。就
是以比过去２５年“小得多”的增长率发展，它也会取得上述成就。太平洋流域的
活力也可从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感觉到。１９６０年，美国与
亚太地区的贸易仅占其与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贸易的４８％，但是
到了１９８３年则达到美欧贸易的１２２％。这一变化伴随着美国临太平洋地区出
现的人口和收入的再分配。尽管会出现某一个国家的增长放慢，或者某些问题影响
着某一特定工业，然而，这一总的趋势明显将继续下去。因此，毫不奇怪，一位经
济专家曾怀有信心地预言,现在占世界总产值４３％的整个太平洋地区,到２０００
年将稳占５０％。他的结论是，“随着太平洋地区在世界经济力量中占据了一个主
要中心位置，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迅速向亚太地区转移。”当然，自１９世纪以
来，这一类言论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只有自１９６０年以来这个地区的贸易和生
产力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这一预言才成为现实。
同样，也有理由设想今后几十年一个远不吸引人但却更为广泛的趋势将会继续
下去：这就是军备竞赛开支的螺旋式上升，它受到新式武器系统昂贵的费用和国际
性竞争的推动。人们看到，“历史上几个不变的因素之一，就是军事开支的规模一
直呈上升趋势”。倘若在武器技术更新还较慢的１８世纪，战争和军备竞赛已是这
样的话（即使出现某些短期波动），那么在本世纪则更是如此，即使是考虑到通货
膨胀的因素，今天每一种新一代的战斗机、军舰和坦克的昂贵费用都远远超过以前
的同类武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政治家们对一艘１９１４年以前的战列舰造价
２５０万英镑都会感到吃惊，如果得知今天这种战列舰将耗费英国海军１．２亿英
镑，而更换一艘护卫舰耗资则更大，他们一定会瞠目结舌。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末，美国议员很情愿为数千架Ｂ－１７轰炸机拨款，现在可以理解他们会在五角大
楼的估价面前退缩：仅１００架新型Ｂ－１轰炸机就要耗资２０００多亿美元。所
有领域都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轰炸机的造价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２００倍。战斗机超过第
二次大战时的１００倍或者更多。航空母舰和主战坦克分别是二次大
战时的２倍和１５倍。在二次大战期间６级潜水艇每吨造价为５５００
美元，如今，一艘三叉乾潜艇每吨造价达１６０万美元。
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今天的军火工业显然正在日益脱离商业性和自由市
场式的制造业。前者通常集中在少数几个庞大的公司中，它们与本国的国防部享有
特殊的关系（不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在法国，在实行指令性经济的苏联更是如
此），它们的产品往往因国家予以特殊的合同和提供成本超支担保而免受市场机制
的影响，它们产品的唯一消费者只有国家（和友好国家）。而后者，即使是像国际
商用机器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也不得不为能在多变的国内外市场上
仅仅赢得一席之地而对付无情的竞争。在国内外市场上，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喜
好以及价格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军人渴望得到目前工艺水平所能生产的最先进的武
器，以使其部队能够在任何可能（如果有时是非常不可能）的作战形势中战斗，前
者受到这种愿望的驱使，生产出的产品越来越昂贵、精密，而数量越来越少。后者
在对家用产品或办公计算机的最初样品进行首次大量投资之后，由于市场竞争和大
规模生产的原因，需要降低其平均单位成本。虽然自１９世纪末期以来，在新技术
和科学发展上出现的爆炸形势确实不可避免地使军火制造商与政府建立了一种背离
“自由市场”准则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今天的、发展速度是令人惊异的。各种关于
美国“军事改变”的建议也许会防止出现那些好挖苦的人所预言的结果，即在
２０２０年，一架飞机的造价就可以吞噬掉五角大楼的整个预算。但是，即使是这
些努力也不可能改变以越来越高的造价生产越来越少的武器的趋势。
尽管上述情况当然主要是由于武器不断的和不可避免的高精尖化所造成的（如
现代战斗机大约有１０万个零部件），但它也是不间断地在陆地、海上、水下、空
中和外空进行军备竞赛的结果。如果说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北约国家和华约国家（由
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缘故，这两大条约集团在军备上的投资几乎占世界的８０％，拥
有的飞机和舰船占世界的６０％一７０％），那么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从
伊朗至朝鲜的广大亚洲地区，还有一些较小规模但仍不容忽视的军备竞赛（更不用
说战争了）。其后果是第三世界军费开支爆炸性的增长（甚至对最穷的政权也是如
此），以及对这些国家的武器销售和转让大规模的增加。１９８４年，全世界武器
进口总额达３５０亿美元之巨，超过了世界谷物贸易总额（３３０亿美元）。同样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全世界军费开支总额约达９４００亿美元，刚好超过本星
球上较贫穷的那一半人口的总收入。而且，武器开支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经济和
大多数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是美国和苏联，它们每年各
自用于国防的费甩大大超过２５００亿美元，而且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将此项费用
增至３０００亿美元以上。在大多数国家，武装力量的开支在政府预算和国民生产
总值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对它起制约作用的只有经济的乏力和硬通货的短缺等因
素，而不是靠要削减武器开支的真诚许诺（仅有极少数国家的动机例外，如日本和
卢森堡）。正如国际形势趋向研究所所称，“世界经济的军事化”正在以超过过去
３０年的速度向前推进。
不均衡的增长模式（其特点是全球生产力对比向太平洋流域倾斜）和武器及武
装力量费用螺旋式的上升，这两种趋势当然是各自独立地发展的。但是同时，这两
种趋势显然越来越可能相互影响，而且它们确实已经是这样。两者都受到那个促使
技术和工业变化的原动力的推动（即使个别军备竞赛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动
机）。两者都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前者通过促使财富和生产力以较快或较慢
的速度增长，并使一些社会的繁荣超过另一些社会来发挥其影响；后者的影响是通
过消耗国家的资源来实现的，衡量这种消耗不仅要看资本投资和原材料，而且（也
许甚至更重要的）要看与商业性和出口型经济增长相比，从事国防生产的科学家、
工程师和研制人员所占的比重如何。尽管有人宣称国防开支能产生某种商品经济的
副产品，但看来越来越难以反驳这样一种观点：过多的武器开支将会损害经济增
长。当今军事投资过多的国家所经历的困难，只不过是在重复当年腓力二世的西班
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和希特勒的德国所经历的困难。庞大的军事权力机构犹如一
个巨大的纪念碑，对敏感的观众可谓堂而皇之，但是如果它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
上（这里指生产力较高的国民经济），将来就有倒塌的危险。
因此，再进一步讲，这两种趋势都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一个国家
出现低速增长，可能会压抑公众士气，引起不满，加剧关于国家支出重点的讨论；
另一方面，技术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也将产生影响，对迄今还未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尤
为如此。就大规模的军备开支而言，它可以使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工业受益；但它也
能导致社会另一些集团所享有的资源向别处转移，而且它还会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无
力应付别国的商业挑战。除非敌人马上兵临城下，否则高额国防开支在本世纪几乎
总是挑起“大炮与黄油”的争论。它引起了在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之间建立合理关
系的辩论，虽然这类辩论是在不大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对我们来说这具有更重
要的意义。
因此，今天逼近的紧张局面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这种紧张局面表现在一
国既要生存于二个无秩序的军事政治世界，又要生存于一个任其自由发展的经济世
界。同时还表现在一国一方面要谋求战略安全，其特征是投资发展最新式的武器系
统和将大部分国家资源用于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又要寻求经济安全，其特征是增进
国家繁荣，这种繁荣有赖于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又来源于新的生产方式和财富的创
造），还有赖于生产的增长和旺盛的国内外需求，所有这些都会因过度的军备开支
而受到损害。正因为军事权势集团过重的军费会减慢经济增长率并导致一国在世界
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进而导致财富的下降，再进一步还会导致权力的下
降，因此，全部问题是一个如何平衡靠庞大的国防力量支撑的短期安全与使生产和
收入得到增长的长期安全的问题。
由于宣扬存在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竞争“模式”，上述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出现
的紧张现象也许在２０世纪后期显得尤为尖锐。一方面，存在一些非常成功的“贸
易国（地区）”，它们主要在亚洲，如日本和香港，但也包括瑞士、瑞典和澳大利
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了１９４５年以来世界生产的大发展和商业上相互依存的
不断加深，它们的对外政策强调与其他社会建立和平的贸易关系。所以，它们都谋
求使国防开支保持在与维持其国家主权相适应的尽可能低的水平，从而省出资源用
于更多的国内消费和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军事化”经济，如
东南亚的越南；处于长期交战中的伊朗和伊拉克；近东的以色列及对其提防的邻
国；还有苏联本身，它们每年都把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０％以上（有一些国家更
多）用于国防开支。它们虽确信这一水平的开支对确保军事安全是必要的，但是显
然要承受因资源未用于生产与和平目的而带来的痛苦。在商业国和好战国这两极之
间，还存在着这个星球的其余大多数国家，它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如此安全的
地方，以致可以把军费开支削减到日本那样异常低的水平，但是它们一般也对大规
模的军备开支带来的昂贵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感到忧虑，而且也意识到在短期军事安
全和长期经济安全之间存在着某种取舍关系。对那些拥有广泛的、难以推卸的海外
军事义务的国家来说（再次与日本形成对照），问题就更复杂了。此外，在许多主
要大国中，政策计划者们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不仅要权衡螺旋式上升的武器费用
与生产投资的关系，而且还要权衡这种费用与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的关系（在它们
国家的整个人口年龄不断老化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这使得如何安排开支的优先顺
序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的工作。
当世界走向２１世纪的时候，多数政府机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需要具有三
重本领：既要为其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其他可行的替代安全），又要满足
其公民的社会经济需求，同时还要保证持续的增长。不论是从其积极意义上讲，即
负担当前大炮和黄油所需的费用，还是从其消极意义上看，即避免出现将来可能会
损害其人民的军事和经济安全的相对的经济下降，这最后一个本领都是十分重要
的，鉴于技术和贸易方面不均衡的变化速度和国际政治方面不可预测的动荡，要在
一个不间断的时期里全部掌握上述三种本领将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然而，掌握
前两种本领（或其任何一种）而未获第三种本领，将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不可避
免地导致相对的失利。这正是所有低速增长社会的命运，这些社会未能根据世界力
量的变化来进行调整。正如一个经济学家清醒地指出的那样，“很难想象，一个生
产力增长在过去一个世纪落后于其他国家１％的国家（如英国），会从它不可争议
的世界工业的领袖地位沦落到今天的平庸经济地位，但它毕竟还是发生了”。
关于主要国家看来如何较好地（或较坏地）准备去完成上述任务将是本章其余
部分要谈的重点。几乎无需强调这一点，即由于在国际开支及军事安全、社会及消
费者的需求以及投资发展这三方面的各种需求之间存在一种争夺资源的三角竞争，
因此对这种紧张现象还没有万全之策。也许最多只能做到使这三种目标保持大体上
的协调，但到底怎样实现这种平衡则总是要受国家环境的强烈影响，而不是受一些
有关平衡的理论定义的影响。一个被敌对的邻国包围的国家将比一个其国民相对未
感受到威胁的国家更认为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安全；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
家对负担大炮和黄油的费用会觉得更容易些；一个为了赶上别的国家而致力于经济
发展的社会与一个处于战争边缘的社会相比，将会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地理、政治
和文化等因素都使一个国家的“治国方略”难以与另一个国家完全相同。然而，基
本的观点仍然成立，即如果在国防、消费和投资这三个相互竞争的需求之间缺少一
个大体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可能长期保持其大国地位。
刘晓明  译
（选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下一篇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