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打败一个党

这是一些发生在巴黎左岸的知识分子们的故事，关于一些人与一个党之间的故事。

保罗·尼赞曾加入过法共，后来于1939年8月脱离，在尼赞看来它支持苏联与纳粹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此后不久，尼赞在法国北总战场上尼赞阵亡。但从尼赞脱离法共开始，共产党员就恶意地传播一些关于尼赞的谣言。其时萨特还是小个角色，与共产党还没有走得太近，尼赞是他的好友，他自然很不满，他对法共提出质问：他们或者证明尼赞是政府暗中告密者的说法，要么就停止造谣中伤。

阿拉贡是超现实主义者中最死倔的，在20年代超现实主义者们曾集体加入过法国共产党，1930年11月6日到15日，阿拉贡参与了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大学城哈尔科夫举行的革命作家大会，大会让他注意到苏联内部斗争远比他在法国想象的更残酷、僵硬、教条化，他所在的法国代表团被要求回国后斥责超现实主义。此后不久，布勒东、艾品雅和克勒韦尔就被逐出了法国共产党。赫伯特·洛特曼在《左岸》一书中写道：“阿拉贡从此变得更加耀眼。”不可思议的是（真的不可思议？）阿拉贡成了二战后阿拉贡成了巴黎的权力人物，这位超现实主义者曾攻击过尼赞，在尼赞死前说尼赞是法国内政部的间谍。二战后阿拉贡成了法共的红人，《今晚报》主编、《文学》的实际领导、《欧罗巴》幕后的实权人物，在党内担任许多职务。阿拉贡并不是没有去过苏联，又不是不了解共产主义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可是？他甚至用整整一期的《欧罗巴》来赞扬斯大林所喜欢的生物学家李森科的谬论。

有趣（？）的是，苏联一直要到20世纪70年代才加入国际版权组织，此前苏联出版界不用出钱就可以爱译谁就译谁。当然，只要对苏联有利它就会慷慨地给钱的。“当一位外国作家被苏联选中、受到青睐，收到用于访问苏联的现金或苏联货币的账号时，他就好像买彩票中了奖。”洛特曼说。后来写《人·岁月·生活》的爱伦堡曾在1935年6月的巴黎国际作家大会上说：“我们中间几位的作品被译成了俄语，不要以为这只是翻译，只是几本书，这是行动。”并鼓励他们要版税似的说：“有几百万人用他们的生命响应你们的书。”

从共产主义苏联获得好处的作家们反应不同。罗兰·多格雷斯在1936年访问苏联后认为版税是一种诱饵：“那些去莫斯科的人去的时候有人买单。那些从苏联回来的人带回了合同。”非共产主义同情者杜阿梅尔从苏联回来之后再没有批评过苏联，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嘛，也可以理解？值得敬佩的是纪德，这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作品《梵蒂冈的地窖》已经从苏联拿到钱，后来了他的《罗贝尔，或普遍利益》被译成俄语在苏联出版，但随后纪德访问苏联后写了本《访苏归来》，立刻被当作苏联人民的公敌和法共的敌人。

1935年6月在巴黎召开了国际作家保护文化会议，这次大会基本上由共产党与他们的同路人左派控制，被排除在外的有享利·蒙泰朗、莫里亚克、保罗·莫兰、享利·贝罗、拉克雷泰尔、莫拉斯等人，以及托派、超现实主义者。所以当时节报纸评论道：“一个将大部分作家排除在外的作家大会只是宗派主义的小集团。”而洛特曼反讽地说：“可以组成一个栅栏之外的国际作家大会了。”

会议邀请了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这是马尔罗向苏联大使馆提出来的，斯大林同志关注了此事，亲自打电话给他，命令他去买一套西装，然后当晚就乘火车赶赴法国。在会上帕斯捷尔纳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明白这是一个作家们组织起来抵抗法西斯的会议。我只有一个事要说：别组织起来。组织是艺术的死亡。唯一重要的是个别的独立。在1789年、1848年和1917年，作家没被组织起来反对任何东西。我请求你们别组织起来。”我想会议的组织者与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种言论是悦耳动听的。

而写过《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的朱利安·班达的发言也并不讨人喜欢，他区别了西方和共产党的文学观，指出在西方阅读属于休闲活动。这种的文学不是大众的，大众的就不是文学。在整个大会中，这两个共产主义世界作资本主义世界的良心的发言，这些常识的东西，甚至无法被狂热的左派们接受。

加缪是正式共产党员，但在他23岁时就成了受害者，在共产党不再支持穆斯林民族主义后，他拒绝再遵守共产党的中线，便受到审判并驱逐出党。二战后他不愿意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做选择，便成了共产党的敌人，他曾以《不做刽子手，也不做受害者》在《战斗报》写过一系列文章。

法共所做的一件最有想象力的事是：库斯特勒写了本《中午的黑暗》，讲的是在莫斯科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审判，战时在伦敦出版，战后译成法语在法国出版，法国共产党一开始试图阻止法文版的出版，因为施加的压力太大，以致于译者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而这本书出版之后，共产党竭尽全能地想把它买光，哈哈，买光，库斯特勒与出版商要发财了。但是此书印得太多了，印了五十万本，让共产党很头大，显然在他们无法一下子将它全部买光。当时某家法国报纸认为《中午的黑暗》是法国共产党在1946年5月进行的宪法草案全民公决中失败最重要的因素。库斯特勒对此感到很自豪。因为一本书打败了一个党派。

这些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巴黎左岸发生的故事，今天在中国变成小说名词的“左岸”，当时是法国甚至世界思想的一个汇集地，在这里，作家们以左派为主，或者是共产党，或者同情共产党，或者曾一度与共产党走近过。但后来分化。在这些大量的故事中，可以挑出无数类似以上的事例。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法国站在共产党立场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去过苏联，也不知道真实的共产主义世界是什么模样，他们便开始为共产主义世界唱赞歌，而当他们在了解共产主义世界之后，除了纪德这样的少数人不再唱赞歌之外，绝大多数仍然为苏联辩护、为苏联而战斗。这是为什么？我想答案在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

我想说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在政治立场上未必比普通人更有辨别力，他们在文学上的专业身份并不代表他们在政治眼光上的专业。所以可以理解他们的荒诞：为一个丑恶的世界而赞颂、为一个残酷的世界而辩护。只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上的专家的身份，对普通人形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可是，要多少勇气才可以承认现实？要多少挫折才可以放弃对乌托邦的梦想？要如何内心强大才可以不服用“鸦片”？法国知识分子在上世纪的所作所为，为我们思考知识分子立场与命运提供了极好的范本。但那些仅仅是发生在法国的故事？仅仅是在法国？

如果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批判，那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吗？如何知识分子为专制与独裁、屠杀与清洗唱起了赞歌，这个世界又将如何？也许，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这半世纪中用他们的经历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