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教授是当之无愧的“牛逼贩子”

郑也夫教授是京骂的捍卫者，“牛逼”的推销者，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将“牛逼”当作“最高级别的褒义词”加以推广。既如此，我将他尊称为“牛逼贩子”大概正合事实，他也会为此高兴。
北京城里有句歇后语，叫“两只母牛对屁股——比较牛逼”。大概也只有北京人才能发明这样的赞美别人或彼此赞美的话。于是我又想郑教授是不是也经常要和别人对对屁股，然后互相翘起大拇指，说：“仁兄果然牛逼”。另一个——比如是张教授吧——则谦虚道：“不不，还是贤弟比较牛逼”。郑教授就说：“不，仁兄牛逼，仁兄牛逼绝顶”。张教授再谦虚道：“不不，贤弟牛逼，贤弟牛逼大了”。
若是在校外街上也许就是一乐，路人或许会以为是俩老流氓闲得蛋痒拿吹“牛逼”解闷儿；但要是在校园或者讲台上来这么一出，那学生们或许就会以为北大的评价标准完全变了——大家都来听“牛逼教授”的课，都写“牛逼论文”，争取“牛逼大奖”，毕了业拿“牛逼证书”，找“牛逼工作”，做“牛逼人”……。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牛逼”是北京的顶级好词，于是“牛逼”云集，仿佛很大的一个肉市，而且不卖别的。原本我们知道北大有卖猪肉的学生，如今又有了卖“牛逼”的教授。
不得不说郑教授的确是位“牛逼”学者，他将原本属于母牛的东西——现在也是——堂而皇之地写进了自己的学术专著，甚至作为其中一个不可替代的范畴。他的理由是在中国词汇里竟找不到一个能代替“牛逼”的词以达意。看来这是北京人在普通话贡献之上的贡献了。换句话说，也是整个中国文明的悲哀——五千年的文化，数以万计的文字词汇，竟没有一个超过“牛逼”。由此可见“牛逼”已成为郑教授的镇斋之宝与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我不“牛逼”，也不怎么知道“牛逼”与“性崇拜”的关系——我想那应该是公牛的事。但我知道京骂的泛滥源于北京土著球迷，源于足球职业化与外国球队来华商业比赛之初。那时的北京足球确是“牛逼”，谁都敢赢。记得当时看球的人中有许多女人孩子，当他们被飓风洪水般的“牛逼”与“傻逼”包围起来时，实在又羞又气又没有办法。我记得最早诅咒这事的是位女作家，回去以后以毒攻毒地写了《狗日的足球》。许多女人孩子索性再不看球。后来，偌大的球场就只有百十条汉子穷呼乱骂，以为自己是“绿巨人”。
京骂所以为人不齿，成为北京的一个瘤，我以为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有郑教授那样对“牛逼”的深入研究与独特理解。在女人与孩子心里，那就是侮辱与骂人的话，而非什么“最高级别的褒义词”。
其实放在郑教授也是一样，既是“最高级别的褒义词”，那为什么他不在做电视节目时张嘴闭嘴挂着“牛逼”呢？我想绝不是没有遇到他所佩服的人的缘故，还是顾忌大家的感受与自己的身份吧。
实际上，“牛逼”也就是“牛”意思。一些痞子流氓觉得“牛”还不够“舒适”，不够“刺激”，所以便以“逼”后缀——郑教授从社会学、生物学、民俗学考证了一圈，大概也不及我这个外行的解释。
流氓就是流氓，脏话就是脏话，嘴臭就是嘴臭，下三烂就是下三烂……你用一万个理由，一百本专著也别想模糊这个界限。何况京骂还不仅是“牛逼”，更有他们指骂别人的“傻逼”。郑教授总不能只喜欢母牛的，而回避智障的吧？
在此之前我一直很有礼貌地称郑教授为“牛逼”，如果郑教授认为京骂里的“傻逼”也不是一个肮脏的词——尤其是对客人、女人与孩子们——，那么我今后就会称郑教授为“傻逼”，并且认为他高兴着。
郑教授出了主意，说：文明可以打“隔断”吗，“将糙话放到适当的空间中。”我不知道北大是个什么类型的学校，它的教授与那些智力障碍的球迷一样天真而不可爱。这样的“隔断”难道不是扯淡么？当“牛逼”、“傻逼”们每次从电视转播里爆发出不可阻挡的污秽洪流，我们的电视台不能总是急忙做“技术处理”，女人和孩子也不能总是忙着静音吧？
郑教授或许只想解决一点“牛逼”的问题，问题是我们遇到了“傻逼”。
北京的球场无疑就是一块糙地，养着一帮糙人，喊着一些糙话。人总要发泄，仿佛肚胀放屁，总要有个出口。这个出口在北京就是足球场，所出的气就是京骂。
退一步讲，做人糙点无妨，仿佛有的人故意将屁放得很响，以博大家一笑，或者图个自己痛快。但你不能故意对人放屁，那样就是找塞。你也不能将它当成一件“特牛逼”，“特”有趣的事情，尤其不能说它是歌唱，是美声，透着自己很有学问。
作为土著球迷，自家的球队自然“牛逼”，但“胜也爱你，败也爱你”又是怎么回事？学问是够了，简直和孔夫子有一拼。但照我们理解，一支球队就是一支“棒”，你偏要说“硬也爱你，软也爱你”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认为“软”就是衰，就无所谓“爱”。既是球队就是为胜利而存在，失败就是耻辱，否则你踢个“球”？
但北京土著毕竟比我们的境界要高,他们“泛爱”，如同他们时常担任着“牛逼”与“傻逼”的双重角色——我以为所谓京骂也正是这种双重角色、双重性格的具体征候。
北京自古出官人，自然也出仆人；出总管，也出奴隶；出大爷，也出孙子。而往往，这两者又是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就是说他们会因对象、环境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一面。仿佛“牛逼”、“傻逼”是相对的，绝非“二逼悖反”。
今天的北京土著也是一样。比如在外边受了老板的气，在家里受了老婆的气，这“二老”的气总要排遣出去。怎么办呢？去球场，京骂！这就对了，这就是“可持续牛逼”的精髓。
“可持续牛逼”是郑教授颇为自豪的“发明”。但我想其实有些“发明”并不真正就是没人想过，只是不屑，或者不愿罢了。要把脏话引入学术算是“发明”，那做学问可真是太有意思了——倘若那样，“可持续傻逼”以及更高层次的“可持续二逼”也会成为大学问，进入什么“后消费时代”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