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常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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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二）
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国使用的标准语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为的创造。现代标准"国语"的概念是经济和政治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产物，很多学者对这个过程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去探视"标准国语"或"普通话"的兴起。
- 1.空话：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 2.口音："港台腔"错在哪里
- 3.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
- 4.刘翔：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 5.民间：政府的好帮手
- 6.民间：志愿者的崛起
- 7.企业责任：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企业责任
- 8."人格魅力"：领导人一定有人格有魅力吗
- 9.日本：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1）
- 10.日本：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2）
空话：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回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才发现咖啡果然倒光了，于是她沉默地为这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座咖啡机的运作很正常呢？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很不寻常的奇事。我们坐计程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这又让我想起央视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在这里，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隔离"何其严重。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间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架设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形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粘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词。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称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来称呼我们。
话到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以及那些用言词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人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棉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原题为"时代的信任"，刊于《南方周末》
口音："港台腔"错在哪里
听陈水扁用国语演讲，会发现在那挥之不去的闽南口音之中，偶尔有几个字他咬得特别用力，音发得特别标准，听来反而叫人更觉突兀不协调。这令我想起幼年在台湾上学的经验，很多本省籍同学在家里说惯了闽南话，在学校突然要讲标准国语，多半都说不好，这意味着他在国语课永远拿不到高分，更意味着他永远登不上台代表学生发言致词。可是很奇怪，在不断的苦练之下，这些同学永远有几个字的发音特别准确，就像今天的陈水扁一样。这几个字是他们在当年的政治气候底下力争上游的结果跟痕迹。
最近有些广州本地网民发出了抗议，他们投诉本地报纸的标题和内文日见"北方化"，充满了广东人看不懂的北方俗语，结果惹起了语言与地区关系的文化争议。其实何止用语，地方口音的位置在更早时候就成了这几年来的热门话题。广电总局曾经多番下令，约束各省市电视台和电台的方言节目，而主持人则更应尽量避免说话带着"港台腔"。但怪的是，即便中央台节目本身也充斥了大量的"京腔"和其他北方俚语，难道北京口音就不算口音，只有台湾和广东的口音才叫口音吗？
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国使用的标准语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为的创造。现代标准"国语"的概念是经济和政治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产物，很多学者对这个过程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去探视"标准国语"或"普通话"的兴起。根据这种路线的研究，标准语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内部沟通的无误，成为全国通行的正式语言，然后再确定它的语条、文法及发音。"标准语"和"方言"的差别因此在纯粹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差别主要还是一种政治的区分。
当一个国家的标准语确立了，国境以内的其他语言当然也就成了方言。至于这个标准语内的字条发音，本来从人类声发的自然机制看来，就算是同一个字，也不可能有两个人的读法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治安情报机关才有可能用"声纹"去鉴别对象）；可是通过现代电子传播技术，官方还是可以尽量推广一种标准的发音方式腔调。这项任务通常交由各国公共电子传媒承担，例如中国中央电视台与英国BBC（英国广播公司）。
你很难从一个人相貌判别他的出身、籍贯和阶级背景，但是你却可以从他的口音听出这一切。由于说话口音最能表达一个人身份，所以许多关于出身背景的偏见及歧视就能围绕着口音发展起来了。比方说大量与地方方言口音有关的笑话，除了发挥沟通误会这种经典喜剧课题之外，有时候也拿大家对某些地区的刻板印象来开玩笑。而在香港，粤语口音的准确与否也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土生土长香港人的准则，因此一直是歧视"外江佬"、"阿灿"、"表姐"和"新移民"的重要依据。
因为从大众传媒到教育系统，大家都在推广和维护一种标准语和它的发音方式，久而久之，甚至大家都忘了即便是最正确最标准的说话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口音"，进而将其他一切偏离正轨的发音都判读为"口音"。所以我们才会说某些人说话有"口音"，却从不抱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有种"中央口音"。这情况就和美国白人忘了白色也是一种颜色而把其他人种叫做"有色人种"一样。
正当中国还有许多关于口音和方言的争论甚至官方禁令之际，我想起英国BBC自2005年开始的一项重大变革，那就是正式招聘了一些带有"苏格兰腔"和"威尔士腔"等不同地方不同阶级口音的播音员。大家都知道BBC向来标榜字正腔圆的"女皇英语"，是英式英语的标准尺度，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常常通过收听BBC节目来学英语。但是BBC发现它在维持标准之余却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间接催生不少地域偏见和阶层歧视，不利于社会和谐，也跟不上英语全球化时代英语发音正在日渐纷繁多样的趋势。所以他们下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让各色各样的方言口音涌进这个重要的平台。其实只要是在一个可以听懂可以沟通的范围之内，不同的口音和不同的地方俚语不只可以促进宽容与理解，更能够激活和扩张标准语的生命与内容。BBC这个极有远见的改革应该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点启示吧。
原题为"方言与口音的政治学"，刊于《南方都市报》
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
芬兰的义务教育是一个奇迹。从2000年开始，芬兰总是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里头名列前茅；更令人吃惊、艳羡甚至恐惧的，是他们的学生还在不断进步，评分一年比一年高。且不说其他项目，光看阅读：根据统计，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这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又怎能不高呢？为什么芬兰的教育这么厉害？
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谜题，所以每年都有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涌至芬兰取经。然后他们发现，原来芬兰的秘诀之一在于教师。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区难以想象的。据当地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中小学的老师，一般普
如果一个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总是奋发学习的人，就是未来知识时代最需要的精英；那么中国一定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我们也有一大批好学之士。和注重基础教师的芬兰模式不同，"中国模式"强调"学习型官僚"。你现在去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点名，会发现登记册里没有几个中小学老师，倒是有不少在职官员，他们全都很踊跃地攻读着硕士博士，颇有学政合一的古风。
芬兰教育以国际视野闻名，小学开始学英语，中学再加一门第二外语。他们还把全球的信息与知识自然地融入课程，例如在小学的数学课里要孩子计算各国摩天大楼的高度，在初中社会科学的课堂上请孩子模拟演出联合国的工作情况，使他们懂得从不同国家的视角了解世界局势。除此之外，他们的教育部有种特别补助，尽量让年轻人有出国游学的机会。当地一位官员解释，其实"在北欧，你已经找不到没出过国的中学生了"。相对地，在我们的"中国模式"底下，你则很难找到没出过国的官员。1999年，两会代表开始关注中国干部公费出国何以花了两千亿元人民币；到了2007年，两会代表持续关注干部出国的总开支怎么会渐渐跳到三千亿元。财政部的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大约是六千多亿人民币，占了GDP的2.7%。世界平均水平是7%，一般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我手上一时没有2007年中国公务员吃喝、公交车和出国的开销统计，但我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这笔钱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七千亿元人民币。如果把这个账目也看成是种教育开支，那么我们的学习风气就算赢不过芬兰，至少也叫做各擅胜场。
四川和重庆最近都有教师酝酿罢教，因为他们不满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个丧失尊严的地步，甚至连糊口也很困难。本来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愤怒的教师一个月却只有一千甚至几百块的收入，难道这就是四川和重庆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吗？抑或这是学习型社会之"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例证呢？
老师不受重视，一般而言，就意味着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视，更意味着我们并不太担心我们的未来。很奇怪，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实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当宝，但为什么今年各个事件都显示出了相反的讯息呢？先有一场震垮学校的地震，接着是一堆叫婴儿患上肾结石的奶粉，莫非我们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们自己的长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传说中的那条"衔尾蛇"（ouroboros），他太过饥饿，不惜从尾端开始吞吃自己；嘴巴叼着尾巴，形成了一个圆圈，乃西方秘学的著名符号。这个符号有很多层意思，其中一层是：贪婪是种吞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原题为"一条吞掉自己的大蛇"，发于"牛博网"
刘翔：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熟悉现代中国体育史的人都知道，百年的奥运梦其实也是一个强国梦。透过参加奥运等国际赛事，中国人对内可以团结民心，把过去的"一盘散沙"凝聚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对外则能获得国际的认同，表示中国已经彻底从"闭关锁国"的状态走了出来。如果得到奖牌甚至冠军，效果就自然更好。所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奥委会以来，政府就很积极地规划各种体育项目的发展，以夺金为目的。
但是在这投入多产出高的浩大工程里，田径始终是一个难言的隐痛。虽然断续有过突出的例子，可是大家不能不承认田径确是中国体坛的弱项。偏偏田径是块很大的领域，而且常被认为是最具奥运传统色彩的经典项目。假如中国运动员在这么重要又这么基础的赛事上表现优异，那才说明中国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
所以同样是金牌，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得到的那一块却分外耀目；他是现代中国挺进体坛圣域的突破口。问题是中国以前也曾出过田径金牌，刘翔又有什么特别？凭什么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又为什么能造成如今那么多人的创伤呢？
那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冠军运动员，还是当代新中国的一张脸孔。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从前中国运动员的性格总是模糊不清的，败了固然低首饮泣，胜了竟也不见兴奋若狂的举动，表现自我的话更不敢多说。刘翔很不同，那一年当大家看到他打破世界纪录时，不单单看一个冲破红线的运动员，还看见他是何等骄傲地对着镜头说："中国有我，亚洲有我。"
除了飞扬的一面，他还很稚气地向着电视机的观众说："妈，你看见了吗？"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是中国新生代的代言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新一代中国人不再是过去老外常说的"蓝蚂蚁"，而是一个个个性鲜明敢笑敢怒的年轻人。他们不再一张口就是"感谢党和国家的栽培……"而是声色俱厉在地高喊"我赢了！"
刘翔更幸运（或者更不幸）的地方是他碰到了中国市场化的新领地。在21世纪以前，体育明星同时是商业宠儿的潮流还没有完全征服中国；到了2004年，却是东风已在，又欠火把了。姚明和刘翔等人拜此大潮所赐，他们的形象无孔不入地渗进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因此，
原题为"谁是刘翔"，刊于《am730》
民间：政府的好帮手
没有一个政府在面对天灾的时候不挨骂，好在我们不一定总是要依赖政府。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是日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震灾，死亡人数高达6500人，需要搬进临时组合屋的则有32万人。当时的首相村山富市在地震发生了一天之后才开始动员全国的力量，被人批评为反应迟缓。而且在"灾害对策本部"成立之后，各级政府部门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于是我们才会在电视上看到令人震惊的场面：几千个无家可归的灾民居然不慌不忙地排着队，静候救援物资的发放！如此迟钝的官僚系统与如此高质的公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政府人员来晚了，但是民间的行动却非常迅速。日清食品立即派车发送即食面，麒麟和朝日运去了大量的食水和罐装茶水，日本电信公司则在避难所附近架设临时公众电话共450架。除了自动自发的商业机构，各种慈善团体和民间组织更是空群出动，同时大量接纳临时报名加入的义工，有人从外地赶来帮忙分发物资，有人组织民间纠察队负责灾区的秩序；中小学打开了校门接纳灾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各处架起了帐篷……最是一时佳话的，乃帮派"山口组"也成了慈善组织，文身断指的大哥小弟一下子都变为瓦砾堆中的抢险人员。
1999年台湾"921集集大地震"，从灾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慈济"义工，到多年之后的自发社区重建计划，更是处处可见民间力量的身影。事实上，无论是"南亚大海啸"还是美国的"新奥尔良风灾"，反应最及时、工作最有成效的，都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民间组织。
最近这次"百年一遇"的超级大雪灾，除了让我们看到政府架构条条块块间的不协、机制的缺陷、危机管理的不足与基础建设的脆弱之外，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民间社会的缺席了。是不是中国人都很凉薄很没有爱心呢？当然不，我们知道有无数的企业正在发动救灾捐款，许多平凡的老百姓自己提着沉甸甸的物资走到人满为患的车站，更有一些民工愿意让比自己住得更远的人先行上车。中国社会的人心再坏，价值观再虚无，但天不亡我，漫天飞雪，犹有温情在人间。
问题不在于民间没有救济同胞的决心，而在于欲救无从，不知该从何处着手。评论家笑蜀在流传甚广的《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软的心》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广州火车站的见闻："我在现场看到的捐赠物资很多，好几个地方都顶到了天花板，但都成包成包的没开封，而就在这些没开封的捐赠物资旁边，很多妇女和老人都盖着单薄的床单席地而眠。热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很少发放到他们手上，原因何在？"
这真是个好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钱有了，物资有了，热心的志愿人士也有了，但应该获得帮助的人还是得躺在地上颤抖呢？笑蜀兄认为其中一个原因乃在于有关部门人员的冷漠，把救灾当交差，所以才会不只不主动征召民间力量，甚至还将志愿人士的热诚当作碍事的麻烦。但我认为除了他所说的"一颗柔软的心"以外，更重要的其实是"如果平时让NGO充分发育，让他们有自由的广阔天地，这时就不难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其实要是有健全的民间社会，有活跃的非政府组织，见诸近年国际上历次大型灾难，你又何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呢？他们根本就会不请自来，遍地开花。虽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全能型国家，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和各种私人生活的领域，但部分公务员仍把人民的自愿行为看成干扰，反映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民间不是没有人，他们只是没有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始终存活在一个灰色发展空间之中。许多规模庞大的老组织老机构一旦遇上什么事，根本没有自主独立的决策能力，只能听任上头的指示动员。至于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和近年新兴的民间慈善团体，虽然比较独立灵活，但也不能不低着头走路，唯恐越雷池半步。
家产上亿的湖北富商王元山最近宣布："有生之年，我要将过亿的全部家产无偿捐献给政府。"这真是个大笑话，可笑的不是
其实不少部门在最近几年已经渐渐体会到官方的局限与民间组织的潜力了。很多事情需要的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过去的2007年在很多论者眼中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从"黑砖窟事件"、"华南虎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直到"厦门PX事件"，中国公民的意识与尊严都在不断地觉醒。但愿这个步伐不要在今年停下来，让十三亿看似平凡的"老鼠"发挥群体的惊人动力。
原题为"让老鼠成群，让民间自助"，刊于《南方都市报》
民间：志愿者的崛起
或许，过了2008年之后，中国将永远地被改变了。
纵然有一些仍待商榷检讨的细节，中国政府在救灾工作中展现的惊人能力得到了证明；虽然后来难免出现了救灾大于灾况的传统叙事手法，但中国媒体在报道灾难上的透明与开放到底是史无前例的。这两者加起来，换回的便是国人的空前团结，而这份团结也许是办十次奥运都得不到的。只要看过第一天全国哀悼日的场面，我们就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这一刻赢取了人民的认受，巩固了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那十多亿人的眼泪又不只代表了爱国的热情；更准确地说，那是爱国，但还不仅止于对在上位者的拥护，更是爱自己的同胞。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听过太多太多中国人丑陋的故事。经过传媒的报道，很多人几乎以为中国没有食品是安全的，没有商家是可信的，没有官员是不贪的。
这三十年来，人民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可是大家又同时认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了，整个国家的精神空虚了。
突然之间，我们发现一个残疾人士用手爬行到募捐站前，要工作人员下来帮他捐款；备受漠视甚至歧视的河南"爱滋村"病患打电话给协助他们的志工说："我们'老艾'不能献自己的'脏血'，我们只能捐钱。"他们想捐的数目是他们一整个月的收入。不要看少数财主的吝啬，也先别管某些靠煤矿致富的干部何其小器，要看这些最平凡也最被主流贱视的中国人。中国人，竟然如此可爱。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civic virtues），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舍己救人的英勇故事，大家都已听得太多。这些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它们呈现了一种集体的特征。与历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不同，这里有的不是个案，而是集体。这种集体特征忽然让我们感到信任原来是存在的，孩子始终是可以交托给老师的，乡亲始终是可以看顾老人的。因为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故事说明了，在危机来临的关头，你会守护我的姐妹兄弟；所以，我也将守护你的姐妹兄弟。
我不想太过夸大，但是四川震灾确实让大家有机会重新肯定自我，肯定群体的相互信任、相互协助，肯定自己的良知与能力。在公民道德的启发上，这场不能以悲剧二字去形容的悲剧，意外地起到了比任何官方推导的美德运动还要大的作用。探讨公民道德的典籍论著浩瀚繁多，其基本框架仍不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定下的格局。亚氏认为，一个理想的公民必须同时是好的统治者与好的被统治者。过往强调的守法守秩序其实只是在教人怎样做一个好的被统治者，这一回的震灾却让人领略到了自信自主的魅力；自信，正是好的统治者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聚集在广场上高叫"中国加油"的群众不单单是为政府所代表的中国加油，更是为自己构成的中国而加油。
国家固然展示了它的能力，武警、消防员和解放军的将士用命不畏艰苦固然叫人印象深刻，但是更不应该忘记无数志愿者的热心。坦白讲，那些没有专业技能未经充分准备就自己开车跑进灾区的人，有点傻也有点乱；不过他们却释放了很巨大的潜能。
可能有人会觉得，政府既然如此高效，又何必需要民间志愿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助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在大型的灾害之中，争分夺秒，我们不能把筹码全押在一个巨型机构上。美国政府在新奥尔良风灾救援上的反应是很迟缓，但是它们还有许多民间团体和"沃尔玛"与"联邦快递"等商业机构，甚至比政府更快速地开入前线。
以民间团体为代表的公民社会最擅长的，还不是第一时间的救灾，而是灾后的重建。根据过往的国际经验，在灾区重建的过程里，大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团体有效。因为所谓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件上的建设，还是经济活动、心理健康与社会纽带的恢复，这一切都有赖于熟悉地方环境的民间力量。他们要重建的不是物质环境，更是包括物质环境在内的社群。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现在可以迅速地为灾区搭建临时房屋，但这毕竟是临时的应急之作。长远地看，灾区人民还要和专业人士合作，找出一套符合特殊自然条件，又能谋取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方案。他们或许要考虑植被铺设和水土保持的关系，还要考虑能够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没有民间自主力量的参与，任何由上而下的外在方案恐怕都是不现实的。
可是中国民间组织长期以来面对着许多困难，比如说捐款。平常怀有善心的人或许很多，但是他们不大确定捐款的对象是否可信。一来，我们都知道以前类似"希望工程"中善款被挪用甚至被贪取的种种现象；二来，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些半官方的民间团体架构臃肿，效率成疑。与此同时，其他纯民间团体的筹款又要面对犯法的威胁。再加上税务优惠等激励机制的欠缺，自然就形成了有心人欲助无门、有心团体欲行无财的困局。
在这次全国动员的救灾行动之中，有些乱象就是来自民间团体的不成熟。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他们一时间筹募不到充分的资源，也不拥有一大批早经征集训练的志愿人员可以调动（在国际救援行动里面，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平时就登记在册，而且经过专门训练，一旦有事瞬即开拔），更没有成熟的协调机制让大家互通信息分配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型机构也适应不了这种新的发展。例如台湾的"慈济"义工抵达四川之后，当地政府人员就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类民间救援团队，只好按惯例请来宗教局的干部先接待一下这批佛教徒。再如"网易"公司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捐出了500万元人民币，条件是要知道该笔款项的处置方式。本来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规，但碍于既有方针，红十字会表示无法答应，于是"网易"只能转觅其他合作伙伴。
改革开放，是一个政府不断后退并且寻找自己新定位的历程。从前，中国是一个人民无所逃于天地间的"全能国家"，从个人私生活开始，直到经济活动与政治参与，皆在政府的领导规划之下。然后，政府开始逐步让出了市场这块领域，使得中国迈入前所未见的繁荣阶段。可是有时候它又退得太远太快，像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这些重要的民生范畴一下子陷入不是政府负责就是市场竞争的处境，于是有了过去十年的"左右"之争。每次看到这些争论，我都很想问"民间在哪里"。
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成为媒体的焦点之一，可是大家更应该看到由南至北自发起来的民间力量。这会不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契机呢？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中国是不是也要开始培育"第三部门"的土壤呢？我希望这不幸的一年可以是改革开放历程的转折点，让人民变成自信自主的公民，让国家进入一个"强政府、大社会"的双赢时代。
原题为"来了吗？我们也来了"，刊于《明报·笔阵》
企业责任：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温家宝在论及"毒奶粉"事件的时候，特别提醒企业要尽社会责任。这让我想起上个礼拜和一位教工商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归诸商人无良、官商勾结，也可以追溯至监管体系的缺失，行政队伍的失效；可是归根究底，它仍然是个基础道德的问题。
平心而论，全世界任何一个乳品制造商都不会好端端地为了三聚氰胺而设计一道检验程序，因为他们压根就想象不到居然有人会在牛奶里下这个东西。如果全中国所有产品的生产商都要为了各种超出想象的有害物质设置检验工序，那么"中国制造"的品管成本一定会是全球最昂贵的。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兴起实在是它后十五年的事。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这许多独霸一方、冲击全球市场的名牌呢？有些商家靠的不是兢兢业业地踏实工作，不是按照传统智能苦心经营自己的产品质量；而是仰仗那些舶来的商贸潮流知识和术语，大谈市场推广与品牌形象的建立，说穿了，就是搞公关卖广告；舍本而逐末。
这情况就和对着一批在牛奶里添加有害物质的家伙大谈社会责任一样，无异于告诉一帮连汽车都没坐过的人该怎么选择最佳航班座位，是种无聊而虚幻的泡沫。从这个角度看，"毒奶粉"事件，就是过去十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泡沫爆破了。
它揭出的真相是：原来我们连站都还站不稳，居然就想飞了。
原题为"品牌的泡沫"，刊于《am730》
"人格魅力"：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政治家是可怜的，因为他的一切都属于政治。即使是他的休闲爱好，也是舍命贡献出来的。就以温家宝总理的日韩之旅来说吧，他必须把每日的晨跑变成一种软性外交，一方面要展示自己公职身份之外的常人生活；另一方面则要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人格化在自己身上，亲切地和外国百姓交流往来。在这种情况底下，身为一个常人的温家宝与身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已经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了。这就是政治公关的高级境界。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大家却又很避讳去谈领导人的政治公关，似乎一讲公关就是虚伪就是造作，冒犯了领导人的人格。与此相反，我们喜欢说的是"人格魅力"，一种玄而又玄、没有人能界定清楚的特殊禀赋。于是一切在其他国家能堂堂正正地以公关技巧去分析的言语行为，到了中国这里就都成了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周恩来，他大概是过去数十年里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最出色的中国领导人，关于他如何在外交场合中保持立场也不失风度地与人交手的故事，一直传颂至今。那些故事几乎都能用来当做传授政治修辞与谈判技巧的教材，但是无一例外地，这些故事的结尾总是"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再一次地折服了对手"。
这种说法不仅无益于政治才能的专业培训，还反映了我们对于政治领袖的看法依然摆不脱老一套的政治家理想。根据传统，政治领袖虽然要精通形势，但他到底是个"真人"，必须具备旁人所不及的上善性格绝世才华。而这些才华和性格是学不来的，因为它们是天生的。故此一个领袖越有"人格魅力"，就越能证明他果然天生就是领导人的材料，而我们则注定要拜服在他的魅力底下。所以我们很容易有错觉，以为中国每一个政坛领袖都得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型统治"（魅力型）。所以周恩来的外交工作为什么干得好呢？原来不是他的手段高超口才了得，而是他有"人格魅力"。为什么他有那么巨大的"人格魅力"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个天生的领袖！
坦白说，温家宝在这趟外访行程中展现的技巧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不得不服。他一到日本就吟了一首自己创作的俳句，后来又跑去打一场棒球，立意要借着日本文化的骄傲与日本人最喜欢的运动，拉近日本国民与他的距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是精心设计的公关手法。可是在内地媒体的一片赞赏声中，我们却极难见到有人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虽然有人已经说出了温总理是在搞"慢跑外交"，但就是不愿点到"公关"二字，反而还要再三祭出"人格魅力"这个中式政治语言。这除了是传统的心习限制，恐怕也和温总理自己的行程主题有关。
温家宝的行程主题大抵可以用个"真"字总结，多掌声的国会演讲，他就极为罕见地公开披露整篇讲稿由头到尾都是他亲自操刀，以显其诚。更厉害的是他还把经历过抗战岁月的九十岁老母亲也搬了出来，说自己演讲完毕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她，结果得到她的赞赏："孩子，你说得很好，因为你说的是真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稿对日本的态度相当温和友善，如果连一个面对过日军刺刀的老太太都说它真诚，那么它就真能代表中国人和平宽大的诚意了。此举不但突出了温家宝的温情，还强化了他真诚的形象。
每个政治人物都该好好规划自己的形象，给它一个鲜明且有说服力的性格。身为一个政治家，温家宝选择的定位就是真诚。所以我们在电视荧光屏上看见的他总是面带诚挚温情脉脉，他的韩日之旅也不脱这个基调，因此方能令人信服。想想看，一个人要是老无谓地开玩笑，突然之间却又态度诚恳地说起自己的母亲，这会是什么效果？他能够叫人信任吗？可见任何外交场合上的公关手法还是得建立在一贯的形象规划之上。
由于温家宝这么注重真诚，媒体就更不愿也不敢说他的公关了。因为我们相信真心诚意和仔细的计算是彼此矛盾的两回事，互不相容。既然温家宝是这么真诚的一个人，他的一切言语行动也就都是"发自内心"的了，怎能让"公关"二字给玷污？
真诚就一定容不下公关吗？天生的性格与后来加工的设计就一定是矛盾的吗？从政的政治家明明内向就不能强装张扬，明明木讷最好就别故作风趣。成功的政治家不该为自己规划一条违背自己性格的形象道路，相反地，他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突出强项掩饰弱点。
所以我们不应该回避温家宝的公关策略这个话题，反而要从专业政治技巧的角度加以分析。别小看政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语言现代化，这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
原题为"被神化的'人格魅力'"，刊于《南方都市报》
日本：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1）
一提到近日席卷中国各地的反日浪潮，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个思想陷阱：要不义愤填膺地在旁吶喊打气，全力支持；要不就是站在一边，抱着怀疑犬儒的态度冷嘲热讽。以上两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并不足取。此外，当然还有很多论者会同情中国民众的情绪和立场，同时呼吁游行人士和部分激烈的"愤青"保持冷静理性；但又往往失之于缺乏思想的深度，点到即止。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看这场反日浪潮，又怎样确切地去掌握在它背后浮现的所谓"日本问题"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怀疑各处反日游行和行动的诸种论点有什么问题。有些论者（包括我的好友）认为发生在过去一周内的各处游行只是官方暗中发动的虚假"民间行动"，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允许真正由人民自主发起的抗议集会。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太过想当然耳，纯粹来自对于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脱离实际甚远。凡有机会采访过当年在北京抗议美军"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集会的记者，都知道那一次游行不只得到了官方默许，甚至还有学校加入组织，派校车接送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可是这一趟游行却大不相同，不只没有官方介入的迹象，甚至找不到一些像样的组织单位（如"爱国者同盟"），完全是一次由三两个网友以网上留言和手机短信动员起来的"聪明群众"（Smart Mob）行动。而且几条游行路线的设定也是临时"走"出来的，充满了随机应变的色彩及意外。
其实只要看多点内地新闻就知道，这一两年来由民间发起，但政府事先一无所知的群众运动不在少数。有的是官方不能容忍的，有的是官方默默接受但又不愿正式称之为"示威游行"，于是叫做"上访"和"请愿"的。我并不是要说中国政府已经大开游行自由之门，只是想指出今天的中国的确可能出现既非官方策动，亦非官方可预先阻止的民间群众集会。最近的反日游行就是这样一种集会，只是官方明显地没有干预介入。
也有些人强调政府不介入就是一种默许。从19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的潮流开始，一股势力愈来愈大的新民族主义就日渐成形，并且助长了所谓的"愤青"现象。在这个过程里面，官方的确有一定的角色。倒不一定说是积极的倡导，而可以是左右透过传媒报道信息的种类和范围的细致，就可以构成助力。不过如果过度重视官方的角色，可能就会忽略了民间自主及社会内在的种种因素，可能就会轻视了政府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构成了当前民族主义的热潮。关于这点，我以后还会另文细谈，现在暂且不表。
当然，还有朋友提出历史反省的责任问题，认为中国不能一方面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认真道歉，同时却掩盖自己历史上的失误。我赞成这个说法，可是在同意之余也有必要指出，中国自己的历史忏悔意识不足，不等于日本也自动地不用忏悔。同样地，就算当前民间反日情绪是由中国官方鼓动，就算北京、深圳、成都和广州的游行是由官方组织，也不等于批评日本修订教科书就是错误的。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官方默许"和"官方引导"，就要否定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它所针对的问题。
还有一种看法在内地也相当流行，就是主张"抗日不如自强"。与其罢买日货，不如先搞好国货的质量和信誉；与其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散布仇日言论，上街焚烧日本国旗，不如集中精神检讨自己的社会体制，壮大国家实力。这种想法的第一个问题是假设了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强化中国本身，于是可以漠视仍然在世的慰安妇继续得不到合理赔偿，而且还要受到日本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侮辱（按该书的说法，慰安妇其实是自愿的军妓）。第二个问题更是严重，因为它很容易就会导致一种"今天我且哑忍，瞧明天我强了之后谁狠"的复仇心态。什么叫做"自强"？我们"壮大国力"之后要干什么呢？这里脱不掉一种把中日历史问题看成两个彼此竞争总得分出敌我高下的简化国际观，不只解决不了眼前的历史罪恶如何分析如何解脱的问题，且徒添了威权式的国家主义。我们根本随时都要反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目的是为了民众更民主更理想的生活，既不因日本而起，更不因胜过日本就可终止。
简单地说，所有怀疑反日情绪的看法就算全部正确，也无法遮盖明摆在这里的"日本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反日情绪，所有那些包括抵制日货和伤害日本留学生的反日行为，就都是正确的呢？当然不！"反日"从一开始就反错了对象，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意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与美国军事联防和钓鱼台问题一股脑地混成一团，并且连接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论"，本质化成了对日本的整体否定。南方朔在其专栏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可说非常精准。但如何区分反日与反罪？怎样分析反日情绪？"日本问题"又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日本：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2）
上面我强调不能把当前席卷中国的反日游行活动看成是官方鼓动的结果，除了还民间自发行动的清白，正视国民情绪之外，同时也想提醒各种不同立场的论者，把这一连串的集会说成是由政府鼓动和操纵，正好中了日本保守派的下怀。因为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保守派甚至部分进步分子，一直有这么一种印象，认为中国是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社会，没有独立自主的司法系统、传媒机构和学术界，也没有可与政府分离甚至对抗的民间社会。这种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它却很巧妙地被利用成右翼的工具。比如说在战争历史的事实争论上，日本右翼就很喜欢先从中国的学术界不够自主不够自由开始，进一步推论所有学术研究都脱不开政府影响，而结论就是中国学界所说的"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和"南京大屠杀"无非皆是政府的仇日宣传。同理，他们也不愿意相信中国百姓会有不经政府组织的游行；就算有，他们也会认为这是政府反日教育的结果。
这种中国印象是冷战结构的产物之一，战后投身"自由世界"的日本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其主流社会把日本与中国的区分，界定成自由民主开放的世界和封闭专权的铁幕世界之别。如今日本右翼与战时军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一，就在于它把这种"民主"话语从传统左翼手中抢了过来，移置成自我肯定的一种资源。透过这套话语资源，日本右翼可以一方面试图复兴天皇权威，但另一方面吊诡地以民主和开放的旗帜再次宣扬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所以当日本保守阵营指摘中国学者虚构史实、官方暗中发动示威的时候，不只是否认战争责任这么简单，而且是再制造日本的优秀先进和中国的专权保守这种特定印象。
令人气馁的，是所谓的反日糊里糊涂地把所有的事情混成一团，情绪胜过理性，对于日本政府和右翼的种种过当行为，除了左一句"日本人不知悔改"右一句"小日本天性就坏"之外，就再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因此才会有抵制日货、袭击日本留学生乃至于破坏日本餐馆等种种行为。照这种全面否定日本的逻辑来看，现代中文里所有来自日本的外来语，如"广告"、"现金"、"干部"和"建筑"，是否也全都应该扫地出门，自此禁用呢？
反倒是日本的左翼学者在谈起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政府右倾化背后的理路时，要比一般中国知识界来得更深入更精到。例如近年相当走红的小森阳一，就在其最近的作品《天皇的玉音放送》里面，指出了日本自卫队赴驻海外、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保守派试图修宪与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四项事端的因果逻辑。他认为日本政府派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担任"盟军"后援，明显是要把自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军事同盟，同时也是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试探手段。而修改宪法使自卫队成为名正言顺的军队，则是想把日本变成"正常化国家"。这里所说的"正常化国家"，几乎完全是由军事力量的正名来界定的，可说是把军队当成了国家的资格证书。至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它的一个小秘密是为了预防有自卫队员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因为如果真有这么不幸的事件，日本国民肯定会质疑他们的子弟何以要去为美国人的战争送死。可是只要根据传统，把死去自卫队员的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有天皇的威权笼罩，他们就成了为国捐躯的英魂了。
所以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一拜再拜，就是想再度巩固靖国神社与天皇国家的关系，而且这也有助推动修宪。日本不能拥有正式军队，日本的宪法要有第九条这么一条，全是来自它过去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是想让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想让日本国民接受修宪（须经半数公民投票通过）；把靖国神社从一个供奉战犯的地方，转化成一个供奉所有为国捐躯者的正常军祠，就是很重要的象征工作了。修改历史教书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采用扶桑社新出版教科书的学校少之又少；但是相关组织的普及历史读物却是市场上的畅销书，而且抱持类似史观的出版物也愈来愈多。在小森阳一看来，这是日本右翼与政府里应外合的文宣行动，目的就是给大家洗脑，酝酿半数国民支持修宪的理想土壤。
可见日本政府和民间右翼的诸种举措并非毫无关联，不是一句"日本人玩嘢"就可以概括得了的。而所谓"历史问题"也不像某些倡导"对日新思维"的学者所言，是一种可以放在脑后、与现实利益无关系的包袱。缠绕着中日双方的历史问题不只仍然在世的受害人与加害者双方身上，也不只仍然活在双方后人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感情之中，而且还是一股可以影响现实政治的力量。否则日本右翼尽可提倡修宪尽可提倡建军，又何须汲汲于修改历史掩埋史实？如果历史真的可以轻易地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为什么1980年代看《龙珠》长大，1990年代沉迷村上春树的那些内地年轻人，现在怎么会把怒气烧在日本头上？
"反日"必须弄清目标，一方面针对战争历史的罪恶，另一方面要把历史和现在的政治局势联结起来分析，才可以对准日本右翼和保守派的全盘计划。对于"反罪"的问题，碍于篇幅有限，只好下次另文再论。
原题为"既不犬儒，亦不激愤--分析日本问题"，
《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