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革命与改革之间（1）

百年孤影 追寻近世的真相与正义

　　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

　　--章太炎

　　凡任天下事者，不可不先破除成败之见。

　　--梁启超

　　梁启超认为他是一支力量，而不是空洞的象征。

　　--约瑟夫·列文森

　　一、引言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仓皇逃亡日本，曾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中国局势，其间有言：

　　……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实鲜有比，苟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必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图为母后贼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

　　这次对谈的具体时间，应该在戊戌政变爆发后之一月，堪为梁启超的历史心情最直接、最真切的写照。原来，被世人目之为主张渐进改良的维新党人，还备有“革命”的先手。只是因觅得了改革的契机，才舍弃“谋国之下策”。对此，史上不乏佐证。按狄平子《任公先生事略》：

　　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康有为）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

　　宗旨既定，遂有具体的动作。梁启超回忆：

　　进到时务学堂以后，谭壮飞先生嗣同，唐绂丞先生才常和我都在堂中教授。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法；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从今日看起来，教法虽很幼稚，但是给同学们的“烟士披里纯”（引者注：Inspiration，“鼓舞”之意）却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努力向外宣传，……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

　　《梁启超年谱长编》编到这一年，时有记述：“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第84-85页。有一则批语写到：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

　　再对照《清代学术概论》所述：“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湘学报》，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看来，此批语虽然出自梁氏的敌人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编撰的《翼教丛编》，却应不是虚辞。

　　单纯煽动人心倒也罢了，梁启超还有更急切的霹雳手段，他给当时担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写信，力劝湖南自立，实行地方自治：“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他虽然自斥为“狂悖之言”，却未尝不期许陈氏能够听信。

　　筹划湖南自立的主谋，应是康有为。晚清的保守派一直骂他“保中国不保大清”，据其《致赵日生书》（1901年），确当做如是观。戊戌以前，“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因陈右铭（陈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卓如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黄徐诸君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互证之下，可知梁启超对于“腹地自立”之策略的作用。

　　以上种种论述，曾为后人经久引用，以说明梁启超思想历程之幽深崎岖：他在未掌握国家权力以前，一度主张暴力革命；跟随康有为取信于光绪皇帝以后，便开始讲求渐进改革。这在政治智慧上似乎无可非议。此一时彼一时，造势不如借势，夺权不如从权，只要目标坚定不移，便不失为优秀的政治家与立法者。但后人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在戊戌变法前后时段，梁启超等人口口声声念兹在兹的“革命”，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形同洪水猛兽的“革命”，是否为同等的含义？正如中国古代的“汤武革命”，与近代以来从西方舶来的Revolution，能否一丝不差相互格义？不解决此一疑难，便不足以感触到近代史之脉搏的细微跳动。对梁氏本人而言，问题依然成立，否则他就不必在1902年化名“中国之新民”写作《释革》，专门解释“革命”一词的古今中西之义，以及它在“跨语际实践”当中的语义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