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宪的百草园

一个跨世纪学术老头的学术自画像
我生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１９４８年，是典型的跨世纪老头。象这个年龄段的世纪老头一样，我也属于生不逢时悖运而长的“老三届”。但我始终感到愧对“老三届”这个历史称号，因为我没下过乡、也没支过边。没下乡支边的主要原因并非是怕苦（“老三届”似乎没有怕苦这个概念，留在城里干各种临时工，同样脱不了受苦），是我不愿放弃１６岁弃理从文的志向及所订的自修计划。尽管迄今三十四年过去，霜染鬓角，老态毕现，出得门去收回“爷爷”叫声一片，却仍学无大成，但聊以自慰的是，在坷坷拌拌的大半生里，我从未放弃少年时的志向，即便文革十年依然按计划自修人文社科知识。从专业中套句自我安慰的话，这就叫“美在过程”吧。不过这过程之难却是今天青年学子难以想象的：当时有些书是堂哥杨曾文从北京寄来我抄完再寄回的。似乎是天道酬勤，这样到了１９７８年，我就开始发表学术文章和论文，１９７９年就凭这文章混进了青岛社科院（当时称社科所），一呆就是二十多年！
说来，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舍不得离开青岛——这座中国最美丽最宜人居住的城市。这种选择，便使我的名片至今显得非常苍白——在教授遍地走的今天，没有博士更没有博导头衔的教授“名片”，让人掂着就感到缺少份量（于是，我的名片总印得白白的薄薄的，先自承认这没份量）！不过自八十年代起我与同龄人一样也没闲着，只不过他们多是花钱上大学，我是挣钱教大学（电大等）罢了。这也是我常常在我的同龄学生面前炫耀的一点。何况，教学比起上学来，知识还要扎实一些。粗粗算来，从美学概论、文学概论到心理学、社会学等等，我教的课程不下十余门。凭良心说，这些课我教的一点不差；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在青岛海大教美学选修课时，学生要靠抓阄确定资格，并早早就占上座位。据说，它也是当年海大学生唯一鼓掌的选修课。所以，我一听说某些美学老师能把学生讲睡了就佩服：这美学中怎么能生出催眠术呢？
因此，我今天之“无大成”并不能怪青岛，而怪我自己。因为不受学院约束的缘故，我是国内最早接触并自觉运用“新方法”的学者之一。我的研究艺术典型论文成稿于１９８２年，发表于１９８３年，《新华文摘》１１期全文转发。这个起步应当是不错的。如果我接着做弄潮儿，跑马占荒，搞一大堆“系统ＸＸ学”，也早就“大成”了。但我却偏偏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阐明了要防止“新名词大爆炸”并希望用新方法解决学术难题的观点。这一表态不要紧，先把我自己给束缚了，所谓作茧自缚吧。因为所有学术难题，几乎没有超过美学中“美的本质”的。二千多年来，“美是难的”那是出处、有记载的啊！于是，我便以它来初试“新方法”的“牛刀”。谁知，这一试就是十五年！
当其时，跃跃欲试的当然不是我一个，所谓新方法热，热点就在美学文艺学。１９８６年便有“文艺学新方法丛书”问世，我的《审美系统模型》也被主事者列入丛书。人文社的编辑看了我的提纲，２０分钟立马拍板，且说万册开印没问题。但一晃数年，我的系统建了拆，拆了建，眼看美学热变冷了，“新方法”变“旧”变“臭”了，我那书稿还遥遥无期。这时我才长太息，这治美学之难，确实难于上青天！你不去仔细理论，处处美不胜收；一理论起来，要自圆其说，要把这美的本质规律等等问题都给“圆”起来，那真就比登珠峰还难了。遥想当初，我磨拳擦掌立志登山时，尚算后青年；而等到我自认为攀上山顶时，却已是“前老头”了！问题是，我却不能象浮士德那样发出美的赞叹——我的《审美鉴赏系统》与《审美价值系统》分别于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艰难地出版后，美学早已如同股市被热炒过的垃圾股一样，早已贬得无人理睬了。美学界的先锋战士们，要么已“突出重围“，要么变成“叛徒”，要么则是将美学“搓揉”得变成一盆浆糊，随处乱涂乱抹。没人对美学基本理论感兴趣了。
于是，我的书的命运便惨定了。外出开会到某大城市，从一大书店查询系统得知，《审美价值系统》进货十多本，两年只卖出１本，其余的书整整齐齐象“骨灰盒”一样摆放在书架上。我不禁怅然，便原话在会上讲了。与会者抚掌大乐，纷纷安慰我。其中某位掌管图书馆的先生，用一副见义勇为的神情告我，回去后一定将他所在城市中的《系统》统统买回学校。但我却在心中苦笑：那不过是将“骨灰盒”搬回学校书架罢了。其实，我很明白，别说如今的美学已风韵不再，就是它依然秀美，又有谁会啃读呢？当今中国学者只读进口书，几已成惯例。有朋友坦率直言：人家费点功夫，读读德里达，无论是否读懂，都可以作为唬人资本，你老杨的书，怪怪的涩涩的，即便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甚至有次投稿时，编辑径直询问我的国外理论资源。我不免大惊——却原来，中国学者是没有自己理论的。既然大家公认都只能做西方的学生，我的理论又有什么价值呢？
但我却于心不甘，并在１９９７年全国美学会上“郑重”宣布自己面壁十五年后，正式以“独行侠”身份“出山”了，并开始用自己的套路向各路时贤讨教。但出手几次，却自己先感到有些累了。对方的套路已引不起我的兴趣，而对方的还手，却又避开了要害。中国是盛行太极的国家，这论争起来都如推手般，交手者虽知对方功夫深浅，但外行却看得一头雾水难以深入，当然更不会有人服输了。这样，我的学术出身和性格又将自己推上新的悲剧历程，不时踏入其它学科领域对诸多自认为荒谬见解“理见不平，著文相助”了。踏进的学科虽多，但文章发表的刊物据说还属核心之类（如经济学的文章发在《经济学家》；伦理学和古文论的文章在《人文杂志》），这便使我的学术精力日见散漫起来。终于，在１９９８年开始收拢战线，专心进行《系统价值学》写作，并一连发表了五、六篇文章——当然，这要感谢我已经进入电脑时代。
又是新的开始。我又是作为新面孔出现在新领域，变成一个学术身份可疑的闯入者。结果如何呢？因尚属现在进行时，无法预料。不过我依然对自己的价值学研究的价值充满信心。读者不仿耐心读读《学术月刊》２０００年３期的《价值—实践论》，就会明白，过去的“认识—实践论”脱离开价值学是怎样的片面。说耐着性子读，是因为这些文章都是用中国式的规范学术语言写就，一点不活泛。这样的写作我自己也感到很累。于是，我依然不断插话，换一种文体写些痛快的文章，如我批评冯骥才、刘禾的文章（《东方主义、还是阿Ｑ主义》已被许多网站转贴），同时，也写些随笔和杂文。我写小文章始于１９９７年，因一篇鲁迅的杂文被严秀老先生读到，推荐给《新华文摘》发表，我才开始兼搞这“第二专业”的，在几家晚报上不时写些千字文。这些文字肯定好读，读过的朋友经常对我进行吹捧。不过我依然顾忌面子，发表这些文字时，一律将姓隐去。所以，当我的这些小稿被朋友见到时，且莫多怪，我那署名的意思已很明白，就是要将自己的“脸”遮起来，以四处卖文谋利。
显然，我是不如前些年那样执着了。同时，我也肯定自己不会“大成”了。聊以自慰的是，我依然在跋涉，这价值问题的破解同样艰难。这本《系统价值学》成书后是否也面临“骨灰盒”的命运我就不好说了，唯愿它不要再花费我十五年生命，因为既然已当了老头便无法再“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