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者入敌营21年官至少将 建国方知自己已无党籍

    “家父的经历远不止是潜伏!”汪维恒的次子、英语教学专家、民革党员汪仲远先生说。曾走进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讲述往事的他，查阅了大量档案史料，走访了有关知情人，将其父的经历付诸笔端，勾勒出一个比《潜伏》更为丰富、更为动人的故事。

    1971年1月30日正月初四下午三时，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的父亲汪维恒在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二楼单一病房阖上了眼睛。在此之前他已不能说话好几天了，然而“我要求”三个字他一直喃喃于唇间，坚持到油尽灯枯。坚强的母亲站在他床边自语：“这样静静地走了也好，不再受苦了!”凝重的脸上没有眼泪。母亲董纫兰一辈子追随父亲出生人死搞革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而这一次真的是生死离别。站在一旁的我早已泪湿衣襟。父亲临终前不停念叨的是恢复他的党籍，即使在“文革”受审查期间。一个共产党人的终生追求，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的。

    今年1月是父亲逝世39周年。追思父亲逝世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泪水又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唯一能做的是，将其传奇般的坎坷人生和正直清廉的为人、为党为解放事业所做的贡献记载下来，为后人借鉴。

    一、潜伏敌营二十年

    父亲原名汪益增，1896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牌头镇汪家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17年在诸暨县渔山小学担任小学教师。1918年，为了接受维新思想，求学于上海法文翻译学校。1919年，他投笔从戎，赴北京军需军官学校学习。1921年他作为军需军官学校第四届毕业生，被派往浙江慈溪县浙军，先后任营、团军需官。

    在宁波，父亲认识了共产党人张秋人，两人谈得颇为投机，从此书信来往，父亲从张那里真正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张秋人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区委员会委员，受派到宁波地区进行宣传活动，也是浙江诸暨县人，与父亲同样毕业于同文公学，耐任湖南衡阳师范学校英文教员。

    1924年，父亲与杨眉山、周天僇、许汉城四人经张秋人介绍，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宁波地区最早的4位党员。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组织决定派父亲跨党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父亲所在的浙军响应广州国民政府的号召发动起义，但被北洋军阀的军队击败。此后他脱离浙军，回到家乡诸暨。1927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提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任他为浙江台州区党务特派员，到台州、黄岩、临海、温岭各县整顿国民党党务，改组国民党县党部。这些工作，当时都是半公开的。同时，他带着更秘密的任务，发展共产党组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中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大都牺牲或逃亡，中共宁波地委调任父亲为宁波地委团委书记，后调往故乡诸暨县任中共县委组织部长，以县城区小学教师作为职业掩护。小学校实际上是地下县委机关。1928年5月，诸暨县委积极准备发动暴动。不料，该校一位党员教师边世民练习使用手枪时不慎误杀了其妻，从而暴露了准备暴动的计划。诸暨县委立即决定：各负责人员迅速撤离、走避。父亲遵照县委书记金城(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指示，去南京利用原军需军官学校的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需界，潜伏下来，等待组织来人联系。谁知道这一等就是十几年，父亲为了坚持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改名“维恒”。

    那时，白区一片恐怖，地下组织全遭破坏，人员不是被捕、被杀，就是走避，始终没有党组织来找过他，最后连县委书记金城自己也逃了出去。由于大革命时期没有党证，一旦与组织失去联系就无法证明党员身份。父亲的党籍问题后来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病。

    1928年9月，父亲到了南京，找到了过去在第四军需军官学校任经理处长、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经理处长的陈良。陈良一向欣赏我父亲的正直，当即安排他在国民党军需署经理法规研究所学习，三个月结业后先后被派往中央军校总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任少校军需科长，随国民党87师参加了淞沪抗日战役。由于父亲为人清廉，工作出色，声望逐步上升。当时属抗日派的胡宗南要陈良推荐一位清廉有为的军需军官，陈良就推荐了他。胡对他也极为欣赏，让他随同转战河南、西安，建立后勤基地。

    潜伏在国民党军需界，寻找等待党组织的同时，父亲利用职务之便，在南京、洛阳、商丘等地救助、转移走避的地下党员，包括金城、金坚、金剑鸣、金丁永、寿松涛、骆子钏、潘念之、张以明、许汉城、邱培书、陈老太、何竟华、钟子逸、祝子韩、陈葵南、何咀英、马乃松、华林、周天傻等人。

    直至1938年8月，经李克农同志首肯，中共南京谍报机关的史永(原名沙文威，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找到父亲，问他是否愿意为党做事。父亲当即爽快地答应了。自此父亲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关系，但也产生了误会：父亲以为他等了这么多年，党终于来找他了；而史永并不知道父亲受命潜伏的历史。这个历史误会一直到解放后史永在北京向金城了解情况时才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