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的成长路

蒋经国先生故去的这段岁月，台湾历任政治领导人，没有曾像马英九先生以如此隆重的仪式纪念他。大选获胜之后，就如同早年国民党诸同志到北京香山碧云寺祭告中山先生英灵一样，旗开得胜的马先生帅国民党诸同志到桃园头寮蒋经国灵寝，以胜选重新赢回执政权，告慰经国先生在天之灵。迄至近日，马先生高调纪念经国先生，高度赞扬并缅怀了他经济建设方面的创举，开放大陆探亲，俭朴亲民的作风，打击台独，宣布解除戒严法，放宽言论自由的政治风范与丰功伟绩。
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有些关于经国先生的未解之谜。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纵使岛内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化，经国先生为何总是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领袖人物？他何以能备受台湾民众肯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晓得一个人的环境与经历对他一身的理念与行事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经国先生莫能外。今天我们顺着时光隧道，回到四十年代，二十年代来看看历史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蒋经国先生。
青少年时代:
经国可教，纬国可爱——这是蒋先生给两个儿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蒋先生这位严父在儿子面前所显示出的却是一种冷峻得无以复加的威严。1922年春天，蒋先生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初见这位面形方厚、额高嘴大的农村孩童，心思细腻的陈洁如惊觉，经国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陈洁如问他话，这个11岁的男孩，只知羞赧地摇头。陈洁如拉着经国的小手，叫他坐在椅子上，她发现经国全身始终抖个不停。
然而，当经国的弟弟纬国第一次出现在陈洁如面前时，蒋介石却放下了惯有的威严，脸上出现了少见的笑容，他抱起纬国，一边逗纬国玩，一边要孩子喊陈洁如“姆妈”。
同样的蒋先生，他却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对两个儿子。人们可以解释，纬国比经国小6岁，父亲当然对老大严厉，而厚爱老二。或许是纬国自幼长得乖巧，讨人欢喜，让蒋先生心生怜悯，厚此而薄彼。
或许正是蒋先生对经国的严谨教育，才让这个平凡的农村孩童，终成治国之才。1921年5月23号，蒋先生在写给经国的信上说，“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

经国先生见过陈洁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小学时，又接到父亲的来信：“经儿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则训示经国：“……你的字还没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
15岁那年(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经国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述就读上海浦东中学时期，连续参与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动。小经国这时开始崭露头角，他被同学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也当选抵制洋货小组的领队。
这一年的暑假，小经国去广东探访父亲，斯时反帝运动正风起云涌，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广东。经国先生后来说，黄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他头一次看到黄埔军校墙头张贴的巨幅标语：“联俄”、“容共”、“工农联合”，他也看见许多俄国人在黄埔校园内，有人告诉小经国，全世界各国当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苏联的统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农当家。他向父亲提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愿望，但是，他的请求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拒绝了。
蒋先生显然希望经国多读几年书。为使儿子死心，就索性把经国送往北平，交给吴稚晖先生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小经国在北平读了几个月书，经邵力子引介，认识了李大钊，李又援引他认识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国人，他们劝经小国先生不妨去苏联留学。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为鼓励中国青年前往就读深造，给予十分优惠的条件。
向往革命，是经国先生对外的说法，实际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动机是4年前，也就是父亲与陈洁如结婚前夕，蒋先生与经国生母毛福梅的离婚。经国忧国忧时，自怜怜人，他既向往革命与急切爱国的激情，意欲逃脱父亲严格管教的压力，又急于远离单亲家庭的破碎场面。最后，他选择离开祖国，希望到一个陌生的遥远世界，寻求独立自主的梦想。
在苏联的岁月:
与经国先生一同搭乘货轮前往苏联的青少年，一共有90余人，这条货轮先前曾经载运过猪只牲口，船舱里浓重的猪屎尿骚味，令人闻之欲呕。难忍船上臭气和不习惯船上摇晃，经国先生说，他差一点动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见许多同伴留在船舱铺位上，不禁自问：既然大家都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校长之子，岂能半途开溜？
经国先生很快融入团体生活，在航向苏联的货轮上，开始温习布哈林《共产主义ABC》、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经国先生和一群中国青年抵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初到苏联，经国先生开始下苦功学俄文，并努力研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日后有许多评论家在评论经国先生毕生思想时，均将他归类为托洛茨基派，尽管归国后，经国先生极力回避类似的说法，但他在留俄时期却毫不掩饰他的托派色彩。
他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校长是拉迪克，拉迪克也是教授蒋经国“中国史”的老师，时常在下课闲时与蒋经国私下讨论。拉迪克系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物之一。
经国先生当时自承：“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经国先生和几位中国同学秘密研读托洛茨基学派的著作，“对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尤感兴趣。后来我越来越热衷托洛茨基学说，终至加入秘密学社。跟随我的同学日多，并开始视我为托派的领导者。”
经国先生与王新衡(曾任职军统、立法委员)同为留俄的学生，但两人的对待却也不同。王新衡被共产国际ZG代表王明指控为浙江同学会领袖之一，（苏联）中山大学接连举行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决议处分王新衡等人，王新衡还因而被苏联特务机关监禁4个月。
对经国先生，王明则指控是他组织了浙江同学会这一反革命团体，蒋先生则是“给予幕后资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两封经国写给蒋先生的家书，并建议苏联当局逮捕经国先生。
与王新衡相比，经国先生确实沾了蒋先生儿子的光，使得苏联当局真正对经国先生采取行动是在1931年秋天，苏联当局把经国先生从中山大学(当时改名列宁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助理团长的职位上，调派到莫斯科近郊的谢可夫村。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在列宁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抨击王明。
此前，苏联当局数度驳回了经国先生请求回国的申请，苏联当局采纳了王明的意见，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各种因素，他成为滞留苏联最久的中国留学生。
于今回顾经国先生这段留俄历程，似乎不得不让人承认，14年留俄岁月，也确是锻造一个具有钢铁意志人物的绝佳环境。
经国先生的得力骨干王升回忆，在一次偶然机缘里，蒋经国脱口而出一句话：“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么苦的人！”王升在向国军发表演讲时说，蒋经国一生中，不晓得吃过多少苦，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耕过田，俄国实行集体农场，派他到谢可夫农村，在那里，没有床睡，没有饭吃，还好遇到了沙乌亚老太太，收容他到家里住，给他面包、红糖。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
王升还讲述，蒋经国在俄国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不得了，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他委身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蒋经国半路上病倒了，多亏遇到另一个要饭的孩子小彼得，把每天讨来的饭，比较好的东西给他吃，才没饿死。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曾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经国先生滞留苏联，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了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经国先生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在苏联留学、落难12年，特别是最艰困危难的岁月里：“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  “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30多年后，当他父亲把国民党当局的权柄交接给他后，他竟日奔波于台湾、金门、澎湖……山巅海滨，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轻车简从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影，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回国之后的政治生活:

经国先生于1937年春天回到祖国，蒋先生在经国结束在老家闭户读书岁月后，正式派遣他到江西历练，开启了经国先生“政治生活淬炼的时代”。
江西籍、江西时期曾任经国秘书的漆高儒说，早先，赣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十分头疼的地方。熊将军委任的赣南各县长多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饱尝地方民团殴辱，像派任的安远县县长齐振兴，上班第一天差点被地方民团绑赴刑场枪毙，齐太太听说丈夫要被枪毙，吓得在地上打滚哀求饶命，备极羞辱。经国先生的前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刘己达，才上任，也在赣州遭地方民团殴打羞辱。
漆高儒认为，熊将军任命经国先生到赣南，起到了震慑地方的作用；纵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再蛮横，谅他们也不敢对经国先生动粗。熊将军想借着蒋太子的威名，整顿完全不听命于他的赣南地方。然而，经国先生也不是完全仰仗着父亲尚方宝剑的光环，江西的一片江山，还是靠经国先生胼手胝足打拼出来的。
漆高儒曾讲述过两个故事。江西崇义县的山区里，有位知名的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住的碉堡石屋，里边可以容纳匪徒两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周知道蒋先生的儿子来走马上任了，便发了请帖邀经国先生上山喝酒。经国先生依约赴会，带了几个随员，未带任何刀枪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过三巡，周盛连起身告诉经国先生，你是蒋委员长的儿子，有福不享，跑到这里向我这坏蛋说好话，我向您保证，只要您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治又坏了，我为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云云。
经国先生以单刀赴会的勇气，无异招安了过去凶悍无比的土匪头。对难缠且不讲道理的土匪，经国先生则是以硬碰硬，像对人称“唐老虎”的土豪劣绅，他就发动拂晓突击，趁睡梦中，把这只“唐老虎”绑到专员公署严办。
凭着软硬兼施的法子，经国先生先把为患赣南最烈的土匪豪门，杀了一次威风，然后再拿出他的政略与治理方案，一步步解决地方上的疑难杂症。经国先生在赣南使的“杀威风”方略，流风所及，是否成为尔后治理其他地方的既定模式？在上海“打老虎”，在台湾肃清地下党组织，经国先生新官上任，似乎总不脱这种杀威风的模式。
经过清乡、剿清土匪的步骤以后，经国先生在赣南开始推动“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他有句口号：“要将赣南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往往令人联想起苏联斯大林时代实行的计划经济。
经国先生永远的十字架应该是章亚若。李焕是湖北武汉人，国民政府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经国先生大陆时期的嫡系骨干、最信任的亲信之一，据李先生回忆，经国先生出任总统后，某次李焕向他报告各部会业务，谈到外交部时，无心带了一句：“章孝严在外交部表现得不错，大家都对他的评论很好。”(注：章孝严、章孝慈系经国先生与章亚若的双胞胎儿子，是蒋孝严未认祖归宗前之姓名，时在台湾外交部门任职。)
经国先生闻言只是看着他，并未答腔，李焕赶紧转移话题，过了好一会，公事谈完，经国先生突然没头没尾冒出一句话：“一个人年轻时的言行要谨慎，否则就会背负一生的十字架。”经国所谓的“背负一生的十字架”究竟指什么？是指与章亚若的婚外恋？或是指章亚若成谜的死因？
王升先生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亚若的种种，他记得，经国先生在江西任职“三青团江西支团部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时，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学，总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现得和蔼可亲，这位女同学，就是章亚若。
经国先生每个礼拜四下午排定的时程，是接见民众，章亚若就在他旁边担任登记联络工作，而且时常陪同他到处访视民众。照王升先生的说法，“她是蒋经国生命中遇见的第一个中国女人，且又长得漂亮能干，时间一久，彼此便滋长出情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章亚若被秘密送往桂林，准备在那里生产……”
为了回避父亲蒋先生与妻子蒋方良的注意，蒋经国以“赴广西考察县政”为名，悄悄潜赴广西桂林。恰巧，章亚若就在经国先生于1942年农历春节前往桂林探视团聚时，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经国先生为之取名孝严、孝慈。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说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时期做过经国先生秘书的漆高儒，有段故事：某日，一位戴着墨镜的黄秘书与徐秘书来到漆高儒的办公室，黄忿忿然地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应该在桂林隐身的，却频频参加外边的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将影响经国兄的前程，让委员长知道那还了得。为了专员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干掉。同来的徐不赞同黄的计划，连声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难过的。黄则辩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胜过一条女人的命，徐要黄三思，黄斩钉截铁地说：“我会负责。”
黄放话杀章亚若的3周后，章亚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据漆高儒说，章亚若死后几天，经国先生始终戴着一副墨镜，以掩盖眼眶中的眼泪。
上海打虎反遭虎噬。1948年8月23日，这一天是经国先生奉父亲之命，赴上海从事“经济管制工作”的首日，所谓“经济管制”，按当时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打老虎”的意思。经国先生在当日写给父亲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经国先生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
问题可能就出在经国先生的“就地解决”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金条重10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受到蒋先生嘉许；金圆券发行后，经国先生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惟恐也被经国先生“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经国先生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各式各样的传记著作，均直指经国先生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与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扬子公司事件有关。诸多史料印证，其时孔令侃本人并未因为“扬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经国先生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孔，才会导致杜月笙“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社会舆论众口铄金，对经国先生形成空前强大的精神压力。没逮捕孔，成为经国先生上海经管被批评虎头蛇尾的根本原因。

台湾时期取得信任:
经国先生上海打虎失败，以迄徐蚌会战国军兵败，蒋先生迫于时势，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继续遥控国民党党政军事务。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中，经国先生时刻追随父亲左右，总共1年3个月，这段关键的艰危岁月，无分晴雨晨昏，亦无分炮火连天，性命交关之际，为父子间之互信奠定了强固根基。
时任蒋先生座机驾驶的衣复恩亲身经历了蒋先生父子挥别大陆的最后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将失去控制，下午2时许，蒋先生父子在少数侍卫人员随护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凤凰山机场。蒋先生搭乘的C-54座机起飞不久，地面留守的宪兵也快速撤退。衣复恩说，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经国先生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着：“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经国先生终于赢得了父亲的完全信赖，蒋先生遂将关系国民政府统治基础最核心的特务组织，全部委由经国先生掌管经营，经国先生由此逐渐展开了将在我民族史上注定要标炳史册的宏伟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