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青年时报 2010-5-22)

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由历史小说《张居正》改编。《张居正》的作者熊召政，也是电视剧的编剧。当年，熊召政第一次写小说，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并且是评委全票通过。熊召政为什么选择“张居正”？在创作过程中他又有哪些思考？还是来听听他本人的述说。

□熊召政
《张居正》是我的小说处女作。为什么会选择张居正作为我第一部小说作品的主人公？这是我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关于张居正的一切都是一种很大的吸引。存活了276年的明朝，发生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件，诞生了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有历史学家却下过这样的结论：“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将张居正与开国皇帝朱元璋相提并论，认为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代表明朝的精神气象，可见张居正的影响之巨。清末民初的梁启超也说过，自周至清，中国只有六大政治家，依次是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这些人中，张居正无疑是对我有最大吸引力的。
明万历年间，中国文化到了“烂熟期”。“烂熟期”的文化要想保持新鲜，必须进行改革。张居正改革前，明朝吏治腐败，经济行将崩溃。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整顿吏治，裁撤冗员，“一条鞭”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金银与粮食，改革付出的成本很小，得到的收益很大，把行将崩溃的明王朝又支撑了六十年。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另外，张居正这个人个性极鲜明，他一直充满忧患意识，一直有强烈的激情。机会不成熟，他有超常的忍耐力；机会一旦成熟，他又有超常的担当力。从历史和文学方面，张居正都是富矿。我选择写张居正，是想以此人勾画出明朝万历年间的画面。
这部作品是1998年开始动笔的，那时候，三峡工程已经动工了。我记得那年清明，我一早就开着车从武汉向荆州出发，去拜谒张居正墓。墓已破败，当时，我就想，我们民族的记忆不能丧失。晚上，我铺开纸写下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文学三峡工程开始了。当然，甘苦自知。我是写诗歌出身的，驾驭小说常常力不从心，小说的成分在文学构思中飘忽不定，也没有故事情节。1998年年底，我拿出了第一卷37万字的第一稿。朋友们看了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传记，不是小说。出版社倒比较宽容，让我修改一下先出版。我想了很久，决定来一次现代版“黛玉焚稿”，全部推翻重来。1999年又写了一年，第二稿只用了第一稿的一万字。交给出版社时，他们说，怎么觉得写得太短了。可能是故事比较抓人，一下子就看完了。
小说亮相没多久，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当一家媒体第一时间告知我获奖的消息时，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只有尊重文学，读者才会尊重你。我把文学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因而在写作时融入了一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心态和追求。专家评委和读者都给予了肯定，这也是文学对我所付出的努力和追求的回报。
要说小说版的张居正和电视剧版的张居正有什么不同，简单回答就是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法不一样。小说可以用饱满的文字来吸引读者，影视剧却需要更多的情节来制造矛盾和冲突感。小说可以靠作者的一己之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电视剧却必须要靠一个团队协力而成，编剧只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如果一定要说这两个版本的“张居正”哪个更精彩，我个人更倾向于小说，但客观地说，电视剧版也是成功的。
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我们也正好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一个作家在写作中一定要有自身的要求。他要写什么，他应该写什么，这是作家对他所处时代的态度和责任，也是一个作家自始至终都应该坚持的。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改革的东西也许可以借鉴。写作开始时我就告诫自己，我可以借古鉴今，但绝不能借古讽今。借古人衣钵浇今天块垒，那是对历史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我愿意让小说启迪读者对今天的思考，但不会让古人穿着龙袍说今天的话。
我仔细研究中国历史，发现朱元璋创立的明朝国家管理体制，对今日中国的参照意义超过清朝。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居安思危，基于这一点，就产生了盛世危言。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或者说全部的社会责任感，都寄托于这个“危”字。如果非要寻找出历史的精髓和文化内核，那么可以从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过程中寻找到一些困扰我们的答案。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其实施的过程，就是讲真话、办实事的过程。所谓改革，就是打破已经形成但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在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新的平衡点。完成这个过程，不但需要改革者运筹帷幄的宏观把握，更需要他们洞察幽微的政治智慧。
张居正的政治智慧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用人策略上的“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儒家评价一个人的成就，依次为立德、立功、立言。这种道德至上的观点，使中国的读书人大都醉心于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的精神生活。立功者，就是那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将民族引向繁荣富强的人。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家需要的人才是乐意立功的人。但是，儒家圣贤将立德者凌驾于立功者之上，这实际上是误导读书人一味地重视道德而轻视事功。
张居正认识到重道德轻事功对国家政治运转的危害。因此一反积蓄千年的常态，建立“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用人政策。循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跻身官场，虽不肯钻营，但为了做成一件利国利民之事，讲原则而不拘于原则，讲操守更讲变通。清流则不同，他们奉道德为圭臬，宁可事做不成也决不肯损害个人的名誉。在张居正看来，清流是在做好人，而循吏是在做好官。做好人只讲求个人操守，做好官必须有大局观念。所以从戚继光与海瑞身上，就能看出张居正的用人原则，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戚继光，张居正始终委以重任。而无论别人怎么向张居正推荐海瑞，他却坚决不用。
当然，尽管有着强大的政治智慧，但张居正身后没有得到善终，这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孟子讲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但改革的目的，恰恰就在于施政纲领的改弦更张，在削弱巨室特权的同时，尽可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张居正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张居正改革对当时明朝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是凶猛的，正是这种担当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效果显著。
（本文文字整理 姜小玲 李君娜）
http://www.qnsb.com/fzepaper/site1/qnsb/html/2010-05/08/content_256583.htm
明朝CEO的“杯具”
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还是一个“公仆”形象，在关键时候更是正气凛然。抛开历史的真实性不谈，张居正也并不可能像剧中描绘的那样完美，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无疑让张居正改革和命运的悲剧性大大打了折扣
□白小顶
我对明代的了解不外乎两本书，一本是《万历十五年》，一本是《明朝那些事儿》，前者严谨，后者诙谐，游走于正史和野史之间，也为我描绘出了一个郁闷而憋屈的明朝。
可以把明朝看做一个急于走出困境获得新生的大公司，各方利益交错复杂，《万历首辅张居正》就是新CEO张居正努力表现、证明自己的改革史，尔虞我诈和励精图治相辅相成。
打击贪官污吏，追缴民工款，严惩草菅人命之徒这些事迹，充分体现了张居正一心为明，全心为民的优秀作风，三把火烧得很旺，他也确实像其他的管理者那样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但是他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知人善任、能屈能伸，有一点见风使舵，甚至提出了“以实际工作来评定官员的廉政问题”的判定标准，很善于在斗争中看清形势、站对位置、保全自己。他从前首辅高拱与宦官冯公公的争斗中获得赏识，晋升成功，正是靠着这样审时度势的能力，这也是职业经理人具备的基本素质。
整部戏围绕着张居正的改革之路展开，其实他是一个极富矛盾的人物，一方面能力出众，在党羽斗争中保持自己的气节和原则，具备了良好的专业能力和素养；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依靠于宦官和后宫，不得罪各种势力，这也注定了他的工作困难重重，只能触及皮毛，动不了筋骨，在同样矛盾的时代，在皇帝、后宫、宦官和朝臣等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彼此博弈，企图通过感化各方达到万众一心“曲线救国”的目的，只能是一厢情愿、难上加难的事情。
高层态度不明朗，部下阴奉阳违，只是为皇帝打工的张居正，即使他再小心维系，用人再谨慎，手段再温柔，改革机构，平均赋税，处罚官员，只要不断触及大大小小股东的既得利益，甚至是董事长的利益（谁敢天天在太岁头上动土呢），自然只有黯然离职甚至秋后算账的出路。
内外交困中，张居正的失败其实是必然的，他改革的悲剧下场，其实也是明朝整个时代的悲剧，注定了历史发展不会因为某个人物有太大变化，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
整部戏设置了以张居正、李太后和冯保三人的“铁三角”，身为高层的三人统领了整个朝野，其实这种合作中提防、提防中合作的状态可以挖掘更丰富的内容，可惜基本上从第一集开始，李太后就是深明大义、高瞻远瞩，冯保就是小人得志、心狠手辣，作为同一阵营的三人，从头到尾其实都是张居正一个人的独角戏，并没有太多的矛盾冲突可言。
虽然张居正的人物形象有突破，但是这些突破依然中规中矩，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还是一个“公仆”形象，在关键时候更是正气凛然。抛开历史的真实性不谈，张居正也并不可能像剧中描绘的那样完美，不用说他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心怀天下的伟大胸襟，也不是对所有人都心怀慈悲、以德报怨，实用主义者的他，对形势和局面的判断从来都应该是先人一步，而不是被反击、被选择、被重用，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无疑让张居正改革和命运的悲剧性大大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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