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市”重整山河　中国股市十年U形大转弯

政策市”重整山河　中国股市十年U形大转弯2005-11-26 15:54:36 6 楼
周正庆“铁腕”规范
1951年6月参加工作的周正庆，第一份工作是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菜市口办事处的出纳员。由出纳员、会计员、信贷员干起，直至1993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兼常务副行长等要职，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经历，使周正庆的金融生涯充满了“注重实践，凡事看实际”的色彩。
1995年5月，周正庆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并兼任国务院证券委主任。1997年5月起又兼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而1995-1997年，正值证券市场的多事之秋。
1995年2月下旬，在上海交易所发生的震惊中外的“327”国债期货事件，给整个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上海综指一度跌到了390点。1996年股市又呈现过度投机，全国热钱涌入股市。从当年10月初到12月12日，股市达到了癫狂状态，一时间几乎所有股票全面飘红，有的甚至创下日涨幅100％的记录。1997年3月“两会”期间，上市公司琼民源虚假盈利却不服证监会处罚，纠集几卡车员工围攻证监会整整一天，气焰之嚣张，令高层震惊……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周正庆接任了第三任证监会主席。他当时私下对L先生讲，自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好像坐在火山口上。事实上，早在上任半年前，周正庆通过国务院证券委主任身份已经策动了对1996年“股疯”的治理。
针对股市超常过热，周正庆1996年12月16日亲自组织发表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先期为股市降温。随后，宣布新股发行规模100亿和实行涨跌停板制度等措施，抑制住股市的过度投机。
上任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给中央领导和周正庆留下了深刻印象。“金融危机影响之大、破坏之重，几乎使各国金融体系完全崩溃。而危机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本市场。”周正庆回忆，尽管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但证券市场状况令人堪忧，“一是全国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尚未形成；二是非法发行证券和交易活动猖獗，场外交易混乱、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频发生”。
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和整顿证券期货市场工作小组，周正庆担任组长，集中清理整顿场外股票交易市场、证券交易中心、证券经营机构、期货市场和原有证券投资基金。
L先生说，在这个过程中，周正庆展示了其“铁腕”的一面，关闭了涉及340万股民、520家企业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基本控制住了市场潜在的风险。就此，打下了周正庆“规范主席”的名号。
“有形大手”受质疑
这场整顿历时1年半，到1998年4月基本结束。其中周正庆为之自豪的是，“整顿涉及范围之广、清理难度之大，是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不但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积极成效，并且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
2002年4月，在周小川治下股市一片“风声鹤唳”之时，周正庆以回顾的形式把自己当年整顿治理的经验总结在了《上海证券报》上：
1. 中央高度重视，正确领导，集中部署，较好地统一了各方面的思想认识，这是清理整顿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障；
2. 在清理整顿方案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用了大量的时间反复调研，听取意见，基本摸清了风险隐患和问题的症结，明确了清理整顿的目标，及时确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3. 采取“先降温，后处理”的办法，逐步化解风险，避免矛盾的激化；
4. 按照实事求是、疏堵结合的原则，扎扎实实地逐户落实清理整顿方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消除风险，区分不同情况，分类指导，先易后难，各个击破；
5. 依靠地方政府，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通过治理，1997年的股市确实开始保持平稳，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但是，在随后的近两年时间里，股市一度处于低迷状态。特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者中有种种关于中央是否支持股市的担心与疑虑。
这个时候，希望“鱼和熊掌兼得”的周正庆，开始促动发展。他说到：“监管部门不能抱着听其自然、任其发展、无所作为的态度，要从实际出发，积极主动引导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为此，他组织证监会有关部门对市场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于1999年初，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
周正庆坚持认为，六项政策的出台只是“5·19”行情的导火索。“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股市持续下跌过程中上市股票投资价值的显现。”他总结说，“就市场而言，我认为，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都要用，不是只用无形的手，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需要，都是可以用的。”
周正庆挥舞的有形之手，最著名的就是其任期间两次组织撰写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第一次阻止了当时股市的过热，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泡沫；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复性上涨，把握了时机，推动了股市的发展”。针对长期以来关于“政策市”的非议，周正庆坚持认为，政府通过政策和舆论来间接引导资本市场，这样的“政策市”是国际惯例。
“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没有政策和舆论引导的资本市场，不是正确的政策和舆论引导市场，就是错误的政策和舆论引导市场。”周正庆说。
周稳步“两手抓”的同时，也着手引进海外经验。1998年，他出访美国，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探讨了对证券市场适时进行宏观调节和干预的必要性；1999年7月，已担任香港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的原证监会发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师高西庆被请回证监会，出任副主席一职，谋划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中西医结合”诊治。
然而，正如周正庆不认同“监管、监管、再监管”的规范思路一样，有许多中国改革的重磅人物也反对他“证券市场要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宗旨”，并总结为“政府托市、国企圈钱”，证据就是“5·19”行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即曾多次对利用政策发动行情提出批评。对于1994年三大政策、1999年六大政策发动行情，他都明确表示不同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写道：“在1999年6月2日的国务院征求经济学家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会议上，我明确地指出，这种托市向老百姓圈钱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吴敬琏赞同1993年以来加强证券市场监管的方向，但认为：“在相当长时期中，在按照什么样思路进行监管的问题上，管理层的认识并不是那样明确，不少人倾向于依靠实质性审批制度进行监管。可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经验都已表明，行政审批不但无效而且会滋生种种弊病，造成监管部门本身的腐败和导致更大的混乱。”
吴敬琏尽管也对1999年7月1日《证券法》实施将股票发行实行核准制给予肯定，但他指出，证券监管部门继续保留着不少行政性控制的权力，这依然“干扰证券市场交易中权利的有效出清和风险的合理配置”。
吴敬琏借用高西庆1996年10月发表的《证券市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根据》一文的论述表示了对当时监管层的怀疑：“现在还不能确定，中国证券市场的管理已经在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实质性审查制度之间做出了任何倾向性的选择。实质性审批的权力仍然是证券市场管理层手中难以割舍的一把‘利剑’。”
经历过证监会创生、又以监管官员身份“过混水”的高西庆在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指出：“证监会成立4年来，经其手批准发行、上市的公司360多家，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4个计划单列市主要领导人以及各部门各级别官员、国务院各部委主管官员、各企业领导、工作人员等浩浩荡荡、络绎不绝，经年累月地出入证监会等国家行政部门，以求获得其地区、其部门、其企业的公开发行权。放弃一个具有如此规模和深度的权力，对于任何一个机体，特别是一个从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体制下生长出来的机体来说，恐怕都需要经历一场‘从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
不管怎样，1999年下半年，中国股市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有的中央领导也在讲话中对证监会的工作表示称赞，周正庆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但过完年，原本去央行就职的周小川突然空降证监会，接掌主席职位，周正庆黯然离任，始料不及的变化让周正庆的职业生涯“真空”般赋闲了整整两年零两个月，个中原因至今是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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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市”重整山河　中国股市十年U形大转弯(2)2005-11-26 15:57:23 7 楼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鲁迅这句名言，在2005年终于激发了中国证券市场久已颓废的心。不同的是，这一次引领爆发的不是过去惯用的股指暴涨，而是监管层围绕着证券市场改革的一系列“出其不意”的“政策爆发”。
本届证监会上台以来，甚而直至今年4月初，备受道路坎坷折磨的中国证券市场一直在沟底趔趄。但2005年“两会”过后，低调谨慎的尚福林，领导中国证监会，以大刀阔斧的气势、“快刀斩乱麻”式地再掀中国证券市场变革。
4月29日，经国务院同意，证监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正式砸开一个已经凝固了10余年牢不可破的制度僵局；
5月8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业务操作指引》全文公布；次日，4家公司确定改革试点；10日后，首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出台；
5月31日，证监会与国资委联合发文，要求大中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统一认识，加强协作配合，积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6月7日，首家银行基金获批；次日，传来央行再贷款救助券商的消息，引发“6·8”行情；
6月10日，三一重工试点成功。4家试点3家成功、1家失败；
6月13日，上交所制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权证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布，市场有了做空的选择；同日，传出汇金公司注资银河证券的消息；
6月1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对个人投资者股息红利所得减税50%；
6月16日，为配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维护市场稳定，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6月17日，国资委下发了《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对于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控股股东的最低持股比例做出了要求，同时，就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利益做出了一系列规定，要求国有上市公司全力支持股权分置改革；
6月20日，证监会推出第二批股权分置试点42家公司，包括宝钢股份和长江电力这样的国有大盘股……
自中国证监会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短短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在重大问题上发动如此“饱和轰炸式”的政策“攻势”。仅仅几个月前还备受掣肘、孤掌难鸣的证监会，现在却得到了国资委、央行、财政部包括税务方面的鼎力支持。
政策风向“翻天覆地”式的变化，使曾经一度被“边缘化”的中国证券市场，再次高调走到了中国金融改革大舞台的最中央。其中冷落与荣宠间的急速变幻，展现出的不仅是中国改革道路的变化莫测，更隐含着改革决策思路“帕累托改进”的艰辛复杂。
6月15日，在央行明确表示汇金公司注资银河证券的这一天，一位马上卸任的证券界元老就决策层两个多月来暴风骤雨般的股市治理措施，向《商务周刊》记者感慨道：“中国股市命运多蹇，这些年拐了两个弯，现在又拐回去了。拐可能拐对了，但这个过程太苦了。”
在他看来，10年来的功过荣辱目前还难以评说，但上至决策层下至股民在改革连续急转的车轮下所经历的故事，“已经不是悲壮二字可以尽写的了”。
周正庆时代（1997年5月－2000年1月）：“政策市”呼风唤雨
“一个国家的高级人员，发表这样的言论实在是不严肃的。作为高层干部，必须要以总揽全局的观念来看问题，而不能光从一个局面来看待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周正庆挨骂了。
近日内部流传的消息是，这位前证监会主席在3月25日召开的“证券市场与企业融资理财研讨会”上公开称：“面对4年下跌的市场，必须有一个坚决性的措施让市场止跌回稳。”这引来了一位高层领导的不满，指出这是“小圈子”意识，没有站在全局看问题。
不止如此，周正庆在该会上，还对金融改革说了“怪话”：“如果拿出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魄力关心股市，我们的股市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周连说了两次，并批评金融调控只注重货币市场，而对资本市场关心不够，造成市场一直下跌。
事实上，自从2002年4月结束两年赋闲、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以来，周正庆毫不避嫌，甚至可以说是所有卸任证监会主席中对中国证券市场发言最多的一位。
对此，那位证券界元老笑着告诉记者，周正庆不仅在各种场合发表不断得罪人的言论，更用实际行动深入地影响着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政策的走势。在他看来，如果要理解中国证券市场“5.19”以来的风云变幻，周正庆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政策出现重大转折的时刻，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实事求是说，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时代”是10年前自周正庆主持下的第三届中国证监会开始的。但曾经当年被尊称为“规范主席”的周正庆，竟然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监管、监管、再监管”是错误的提法。与周正庆在证监会共事的同事L先生告诉《商务周刊》，正是这耐人寻味的一幕，暗含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道路坎坷的历史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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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市”重整山河　中国股市十年U形大转弯 (3)2005-11-26 16:00:17 8 楼
周小川时代（2000年2月－2002年12月）：市场主义者们的“革命”
“飞来”的周小川
1948年出生的周小川是从学术界直接进入政界的。此前，周小川从来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在基层金融部门服务过，更多展现给别人的是他的学者风范、在国际会议上熟练的外语能力和对国际金融趋势的准确把握，
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活跃的青年理论家之一，周小川一直追踪着中国各种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在所有最高级别的中国政治官员中，其学术著述甚至可以说是最丰富的一位。
1986年，周小川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是一个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的机构，实际上也是中国19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在这里，周与吴敬琏、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王小强等一起，关注和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和新问题。在当时风云激荡的改革背景下，体改所弥漫着血气方刚、舍我其谁的理想主义氛围。
进入90年代后，随着行政级别的提高和操作阅历的丰富，周小川由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理论家逐渐转变成一个更稳健和老练的改革实践者。但熟悉他的人士却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周小川在原有的激进立场上全面后退，彻底转变成了一个对现实亦步亦趋的改良主义者。”
1999年7月在“如何处理不良资产，把商业银行办成好银行”国际研讨会上，周小川公开表达了对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独特理解：“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渐进改革，而没有像原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但是，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
他的判断是，“我们必须及时考虑趋利避害，及时调整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事事都满足于渐进式，满足于求慢求稳，或者满足于以前阶段在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问题、新特点，不见得就能在各个方面把握得很好。”
因此，全世界都在赞颂中国渐进式改革相对于其他转轨国家的美妙成就之时，周小川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即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征途中会有一个或数个陷阱。没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就不容易闯过去，处理不好就会越陷越深。有人将这种陷阱称为Gradualism
Trap（渐进主义陷阱）。因此，应尽可能在没有陷得很深之时，及时做出特殊努力而自拔。”
事实上，周小川的这种改革理念被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做了完美演绎。那一次改革被许多海内外研究者认为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激进试验之一，此后节节攀升的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改革的确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为此，周小川在多个场合非常热烈地称赞那次改革。
对市场信念的执著，让周小川在“空降”证监会后，与当年共同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战友”高西庆等，在中国资本市场展开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改革试验。
周小川接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所任职权重新定位：“今后要更多依靠市场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凡市场能够决定的都要由市场决定；市场不能起作用处，要尽快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他告诫证监会各部门，“不能以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主管部门自居，重蹈政企不分的老路。”同时又向市场宣布，“中国证监会将不会直接插手解决问题，也不会承担有关责任”，并强调“采用超常规的、具有创造性的思路培育机构投资者”，争取在3－5年内改变散户与机构投资者的比例。
2001年2月，证监会请来了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也是高西庆早年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和当年与香港联交所协调H股的谈判对手，由这位被港人誉为“铁娘子”和“恶管家”强势人物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这个事件被市场人士评述为“中国资本市场全面接受国际化、市场化和规范化的高潮”，也被一些人讽刺为“‘海归派’接管中国证监会的标志”。2001年初，证监会人事部门做过一个统计，当时“海归”人数接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为各部门的正、副职。
无论如何，本着让中国证券市场步入规范化和市场化正规的初衷和勇气，周小川、高西庆们知难而进了。
“海归”的悲壮试错
周小川拉开了两大战役。第一战就是“市场化”。
对中国证券市场来说，周小川的市场化纲领可谓对症之药。在极力呼吁地方政府减少干预的同时，周小川尽其所能地缩减证监会本身的行政干预。虽然这场市场化深入到何种程度难以评估，但积弊丛生的中国证券市场终于有了准确的方向，无疑是功德无量。尤其是其强化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得到了各种派别的认同。采访中，一位一直对周小川股市政策持强烈质疑的国有券商老总也没有掩饰自己对此的赞同：“正是周小川，为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找到了正确的定位。”
第二战是“国际化”。周小川一直就被海内外金融界认为是中国最具国际视野的金融官员之一，其国际化方向有着清晰的思路：一方面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比如实施QFII、成立合资基金和合资证券公司等等；另一方面，促使中国证券市场尽快向国际惯例靠拢。
但实践中，有着充分心理准备的周小川和他的“国际纵队”显然还是有些低估了前进中的困难，低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扭曲程度，更低估了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的复杂。对此，曾任职证监会官员的L先生评价说：“理论可能很完美，但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距离太远了。”
在证监会两进两出的高西庆可能更有发言权，2000年1月在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君安学术论坛”上，高西庆就“中国资本市场何处去？”发言：“我们回头看，中国股市里大量的问题是在当初行进过程里出现的问题，有一些是各方面条件使它不得不成为这样，有一部分也是当时参加设计、参加鼓吹的人本身能力知识有限。到了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里，12亿多人，
4000多万开户的账户，将近3万亿的流通市值，在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下，我们如果不去考虑什么是可行的，而只是考虑什么是合理的话，或者简单地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
证券市场本身是复杂的，但更残酷的是，现实比市场更复杂。今年5月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已经在全国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岗位上干了两年多的高西庆对其证监会任上发生的一件事至今难以释怀：“当年我们发现中科创业股市操纵案时，中科创业操纵的4家公司账上还有价值7亿多元人民币的股票，我们马上要求冻结。我是做律师的，我知道在中国通常情况下私人之间的案子，冻结用不了半天，只要你交上保证金，保证你不是在捣乱，很快就办理下来。但是这个案子就做不下去。拿到一家高院，说不行，需要什么什么文件，今天弄、明天弄，拖了整整两个礼拜。结果最后账上只剩下了不到1000万的股票，7亿全跑了。事后，证监会碍于面子罚这个、罚那个，但已于事无补。”他说自己一想起这些事情就非常愤怒。
应该说让这些改革者难受的经历还不仅这点。2001年6月12日，周小川和他的证监会同事们大胆推动国有股的减持和流通。试图以“全面解决”、一劳永逸式的改革办法，完成中国资本市场可能伤筋动骨的“惊险一跃”，但却遭到了整个市场全面的集体抵制。最终，中国证券发展史上首次出现一项政策执行3个月后被迫终止的尴尬。
2001年史美伦以“监管、监管、再监管”铿锵誓言拉开的“监管风暴”，也经历了难言的过程。L先生告诉记者，先是“基金黑幕”掀起“监管风暴”来临的滔天舆论，接着证监会高压政策席卷而来，随后央行以“秘密急件”的形式，向全国各金融机构发布了银发（2001）403号文件，通报处分处罚了全国部分商业银行分支行长和主要部门负责人34人，将资金从股市紧缩而出……
在他看来，改革家们这一系列行动几乎是过去股市“监管运动”的翻版，但最令人遗憾的是原本可贵的“铁腕”治理，实现的效果是，忽略了利益协调，一股脑把大部分市场机构力量都赶到了改革的对立面。
L先生认为，更失败的还要属B股开放。2001年2月19日证监会宣布B股向境内投资者开放，但最后的结果是入市的境内股民成了高位套牢者。开放政策不但没有改变境外投资者撤离的趋势，反而给了他们在股价抬高后套现离场而把我国境内不明就里的投资者禁锢在险峰契机。吊诡的是，事件中，无论是行情的发动还是消息在内部人中的先期泄漏，竟然与改革者们当年批评“5.19”行情“陷害”中小股民的一幕惊人地相似。这一举措最惨重的代价是，深深伤害了中小投资者，使他们产生了对改革的怀疑和对监管者的不信任。
“单兵突进，没有协调好市场各利益集团关系，冒进措施不断伤害投资者信任。”L先生说，短短两年多一点时间，改革陷入了人民群众“不信任、不支持”的汪洋大海中。
2002年4月，周正庆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参加《证券法》执法检查。他先后到上海、深圳、江苏、四川等地做了大量调研，期间，不论是上市公司、机构还是投资者，传递给这位前任主席的信息是，只讲监管不提发展，让市场所有人都苦不堪言。
尤其是券商，股指下跌、交易量萎缩、业绩大幅下滑，让券商们“好比架在火上烤”。对此，周正庆公开下了结论，“不抓股市的止跌回稳，不给证券公司创造正常生存的空间，只顾埋头解决证券公司的违规问题，必定是事倍功半，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果然，券商们2002年下半年赶在十六大召开之时，开始集体向中央请愿，某大型券商老总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要求改变政策局面，在证券界轰动一时。在这个过程中，周正庆也不避嫌疑地在各种场合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解决存在的问题时，要保持一种态度：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发展的基础，要善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既要解决问题，又要推动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确保社会稳定。一切问题的解决不能以牺牲发展和稳定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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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市”重整山河　中国股市十年U形大转弯(4)2005-11-26 16:03:47 9 楼
尚福林时代（2003年1月——）：实用主义重举政策大旗
尚福林“火线”上任
2002年12月，在新一届政府还未正式出炉之前，中央突然任命了两位内阁成员。一位是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另一位则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对这种安排，一位内部人士给《商务周刊》的解释是，周小川原本2000年就是去央行就职的，不可能在证监会主席一职上久留，出任央行行长是早定之事。
不论原因如何，2003年1月1日，周小川正式离开证监会。两天后，高西庆也被免职。第五任证监会主席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这位内部人士称，1990年代初，尚福林曾是国务院全国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成员，当时组长是朱基，副组长是周正庆。
“在那场一年零8个月的攻坚战中，尚福林处理复杂问题时的机敏，善抓核心矛盾的果决，给两位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周正庆，一直非常赏识尚的临危不乱、谨慎能干和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风格。”他介绍说，在市场一片怨声载道的恶劣环境下，正是周正庆向新一届中央领导力荐了尚福林。
尚福林下车伊始，没有发言，而是整整两年以“沉默是金”的姿态埋头大量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他也没有将前任的改革思路束之高阁，而是将有助于市场化和规范化的政策按部就班继续实施，只是不再那么强硬和大张旗鼓。
习惯了监管层高调发言的市场，一时难以适应一个没有声音的证监会主席。而且，这种长时间的无动静开始令市场不满，甚至怀疑新主席的施政能力。“但实际上，尚福林在底下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修补证监会与市场各利益集团的隔阂，争取其对监管层工作和改革的信任支持；另一方面，向高层反映股市的实际困难，游说和寻求政策的支持。同时，协调与央行、国资委和财政部等部门的关系。”L先生说，正是这种不温不火，让一个情绪激进的市场首先实现了心态的转型。
与此同时，随着“舍身饲虎”的斗士高西庆和史美伦先后离去，市场风云变化令“海归派”大为受挫。2004年8月，主管期货的主席助理汪建熙出任汇金公司惟一的副董事长；2004年5月，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张新出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并主持工作；原基金部主任张景华去了汇金公司，派驻中国银行担任董事；原机构部副主任宣昌能则去了建设银行担任董事会秘书……
对应的是，周正庆时代颇受重用的原机构监管部主任、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姜洋回来了，准备出任证监会主席助理；2001年“下海”的原发行部副主任、东方证券总裁肖时庆也回来了，准备担任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还有两届办公厅主任刘新华的出任主席助理等等……
如果把这想像成“一朝天子一朝臣”，当然有浅薄之嫌。实际上，即使被戏言为证监会最后两个半“大海归”的规划委主任李青原、基金部监管部副主任祁斌和发行监管部主任姚刚，一直受到尚福林的器重。比如，姚刚刚刚升任主席助理，而李青原是尚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先锋和左右手。
一直积极关注股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近日对这种人员搭配表示了赞赏，他说：“证监会里需要有一部分人了解国外情况，国外情况不能照搬，但完全不了解国外情况来搞我们自己的股市肯定有问题。证监会里需要有一些海归派，但是海归派不能太多，更要了解中国的现实。”
“政策市”重整山河
但市场仍在不断下跌。截至2005年年中，中国证券市场告别上证指数曾经的历史高点2245点整整4年了，跌幅高达55%；证券投资的“财富效应”完全丧失。2001年股市的流通市值为1.7万亿元，目前仅为1.4万亿元，如果剔除其间新股上市融资因素，流通市值减少了8000亿元。
股票市场已不能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回报。资本市场严重“失血”，供求关系明显失衡。股市规模不断扩大，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却逐年减少。全社会客户交易保证金已从2001年的7500亿元，减少到目前的2000亿元，这意味着，即使算上3000亿元证券投资基金，已经流失的客户交易保证金也高达2500亿元。
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股市的持续下跌已经背离了上市公司应该拥有的价值。截至2005年6月3日，沪深300指数市盈率13.42倍，远低于国际成熟市场平均市盈率；其中187只A股跌破净资产，占股票总数的13.6％；两市流通A股加权平均股价只有4.31元，股价低于4元的有690只，超过市场总数的一半。
L先生认为：“其实，尚福林一上台就很清楚，由政府亲自操办的市场，不像自发市场，在没有发育完全前是离不开政策扶助的。但是，在决策层还没有真正在市场与政府界限问题上意见统一的情况下，尚能做的工作难度很大。”
即使如此，尚仍然通过长期的沟通与交流，搞出了“国九条”，“国九条”实际就是一个扶助股市的大政策。
对“国九条”，周正庆的评价是：“国九条的出台，驳斥了‘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从战略上对资本市场的发展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但“国九条”也遭遇到了强力部门、甚至一些部门内部各种不同考虑的争议。“比如央行，周小川鉴于历史经验，对直接资助市场的效果表示怀疑。而副行长吴晓灵则肯定搞活股市对银行发展益助多多；国资委并不反对，但只要涉及股权分置问题则疑虑重重……”L先生说，整整一年“国九条”悬在半空没有落地。
事实上，问题还是出在政策上。本届政府金融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银行，在银行改革尤其是上市没有基本落实前，股市的改革是排不到决策者的桌前的。也因此，才有了本文开始所提到的周正庆挨骂一事。
但不能忽略证监会台上台下鼓吹和呼吁所起的巨大作用。当今年中建两行上市工作大局已定后，4月初，国务院会议终于定下了资本市场的改革决心和方案。至此，才有了证监会“暴风骤雨”式地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国资委频发“金牌”力挺改革，央行再贷款、汇金注资扶助券商，也才有了尚福林“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狠话。
兴也政策，衰也政策。改革渐进也罢，激进也好，中国证券市场风风雨雨一直难以逃离政策的影响，这是一个酸甜苦辣令人难以咀嚼的现实。
10年过去了，周正庆仍旧坚持自己“关键时刻必须政策引导市场”的主张。“将近四年的持续低迷，不用政策能够好转吗？”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当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时，不需要政策干预；当市场持续低迷，上证指数从2200点跌到1200点，1000点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政策积极引导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10年也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10年，历史是螺旋形上升的，它不可能再回到起点。即使尚福林时代“政策市”回归，也应该理解为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和规范化的需要，而非相反。
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不同，1990年代后的系统改革已经引发了巨大的利益调整，它所激起的不是恐慌，而是有组织的，目标明确的游说。最困难的是，很难判断这种游说的正义性到底有多大。而且，任何一个愿望良好的改革方案和政策都会通过一个扭曲的市场机制将改革成本迅速地转嫁到弱势群体身上。周正庆时代的改革会如此，周小川时代的改革也如此。第五届证监会的改革，同样面临被俘获的危险。
6月初，权重位高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就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出人意料地打破中国官场禁忌，与张卫星等民间市场人士单独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与沟通。谈话中谈到了其最大的担心，“类别股东投票机制不起作用，（两类股东）双方之间博弈不起来。”
显然，在中国证券市场开始一次新的历史转折之即。管理者们希望赢得股民们的认可，并借助越来越强大的民间舆论的力量。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足协是中国挨骂最多的两个政府行政权力部门，汹涌的民间舆论或许让中国证券市场的管理者们常常感到难堪，但也未尝不是可以整合利用的一大借力。勇于担当“击鼓传花”重任的千万中小股民，固然会因为各自的眼前利益而更强调政府护盘，但当他们在这个政府控制的市场损失掉数以千亿计的财产，他们的利益已经直接决定了整个市场的生存。
依靠政策和数以千万计的股民向背的力量，促动市场机制运行，其举动和言辞后面隐含的丰富内容，已经强烈暗示出尚福林对政策与市场关系的实用主义把握。因为，正如政府积极干预政策的鼻祖凯恩斯所言，“市场维持着不合理状态的时间可能会比你维持承受能力的时间要长。”
耐人寻味的是，此名言被前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作为诤言引用在自己的回忆录《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这位创造1990年代美国经济10年高增长奇迹的自由市场信仰者，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为此言注解：“从长期来说，你可能是对的，但从短期来说你可能肯定是错的。因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商务周刊记者 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