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开放社会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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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inonet.net 2010-07-23  南方网
在《开放的社会生机无限》(《南方都市报》7月7日)一文中,笔者侧重从促进族群和谐的角度,提出需要建设开放社会。实际上,对于一个国家的内部安定和长远发展来说,要消解的不仅是族群隔阂,更重要的乃是阶级、阶层分别。
进入现代世界以来,许多国家都经历了由阶级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特征就是打破有形无形的世袭制和固定不变的阶级、阶层分化,公民权利在所有人群中相对均等地分配,公民命运最大程度地不受出身和暂时身份的影响。从权利分配的角度看,开放社会简单来讲就是使发展机会超越族群、阶级和阶层之隔,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而可能实现向“上”流动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仍然无法做到绝对平等,但不平等并非固定化,而是在不断地被打破,人能不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改变自身命运,主要是看自己的努力程度。
在这方面,闭幕不久的南非世界杯,美国足球队在赛场上的表现,能给人以不少启示。美国足球队不是一支强队,他们的脚法不够华丽,也无超级球星压阵,但美国队的小伙子们满场飞奔,永不停止对胜利的渴望,总先败后胜、通过艰苦拼斗改变赛局,那种顽强进取的意志和不懈努力的精神状态,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精神意志是从哪里来的?前往南非观战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美国足球队的拼劲,就是美国精神在足球场上的表现。此言有所溢美,却也并非虚词。美国精神是什么?其中一点就是机会均等,也就是说只要努力了,就可能会有回报,不会因为阶层、肤色、族群等“出身”的不同形成固定的身份与命运分别。所以美国队的队员是带着美国的机会均等意识在踢球的,管它此刻是在前在后、是顺是逆,只要不放弃、积极争取,就有可能改变命运。
美国并非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如同19世纪末睁眼看世界的那些中国现代思想先行者们就已经看到的那样,侵略他人的列强是对外征服与内部善治的矛盾结合体,而越是要对外拓展自身的国家利益,就越会在国家内部普及民主、法治和公民权利。这是进入现代世界以来,先发国家一边在外开疆拓土、烧杀劫掠,一边内部革新政治文明、推进权利普及,从而不断超越先前的“先进”、“文明”国家,并率先建立起强大而开放的现代性社会的隐秘史实。
撇开开放社会是否会对外“不仁不义”不论,就内部治理来说,开放的社会无疑更有活力,开放的社会也才能更大程度赢得和谐与安宁。中国如今处在新一轮文明复兴过程中,国家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样是要翻越建设开放社会这一座“历史三峡”。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并不令人乐观。这些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暴力事件明显增多,鲜明体现这一点的就是维稳成本不断提高。这与阶级、阶层分化再次扩大有很大关系。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阶级、阶层结构日益固定化,“龙生龙,虫生虫”成为日常现象,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一篇刊于2004年7月30日《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从1949年到2001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的权力、财富已形成“世袭制”,“官二代”、“富二代”与“贫二代”成为流行词汇并引来广泛关注,就是对社会阶级、阶层固定化的写照。这就是为什么代工企业富士康的十几个小伙子小姑娘,以及不少长在城市中的“农民工第二代”,年纪轻轻就选择自杀的原因所在。既然清晰感受到任凭自己如何努力也不会改变命运,那横亘在生命面前的当然是绝望。阶级、阶层差别的扩大,形成了社会排斥,弱势群体及其子女被几乎永久性地拒于“上流”群体的门外。
听一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中国的评价。他说,外国人如果要移民的话,中国不会是首先被选择的国家。这应该是对中国的一种警示和鞭策。中国要成为开放社会,使族群、阶级、阶层间的可见鸿沟再度消失,将非一日之功,中国在国家复兴过程中将遭遇的内部波折,也将可想而知。(作者:程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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