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税收杂史—为你讲述一个真实的税务

作者盐河畔
前言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建国六十周年华诞，中国税收也历经坎坷迈过了六十载，关于新中国税收史是有官方版本的，但往往是出版后鲜有人去阅读，正如中国的二十四史（如果加上清史稿，应当是二十五史）远不及野史（诸如清宫秘史、还珠格格、刘罗锅和和绅、大明宫词等历史常识都让专家笑掉大牙的作品）普及，也正如人们喜欢晚报远甚于日报、喜欢听专家演讲远甚于领导同志的八股文一样，本文也旨在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为读者展示这六十年的税收风雨历程，如果说江山风雨情诠释了明末政争，那么这部税收风雨情相信也能给广大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
第一回 政权初创一如其旧 一个国家两套税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但是国家却尚未统一,蒋公介石依旧盘踞西南,妄想如当年抗日战争一般卷土重来,因此新中国的首要目标依旧是军事上统一中国,结束满清末年以来全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华民国表面上统一了,其实也是阎锡山、李宗仁、西北马家、西藏地方、四川军阀等加之我解放区各据一隅).
为此在税收体制上实行了”一国两制”,即老解放区沿袭民主政府的税制,而在新解放区也即长江以南暂时保留国民政府的税制,并且留用国民政府相关人员,必竟收税的活还需要点文化底子,近来一些反谍片中常见的就有混入我党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分子,估计也有些人混入了新中国税务局吧.只不过税务局不是敏感部门,进不了时下谍战巨片编剧们的法眼.
先简述一下国民政府的税制,国民政府的税收可以概括为三大税,其一统税,也即商品流通税,相当于时下的增值税;其二关税,清朝时被坚船利炮打的清政府这个发展中国家居然给予发达国家英美诸国特惠待遇(也即大清帝国出口到英国的适用普通税率,但英国出口到大清帝国的,大清帝国居然给以减税,最可气的是俄国居然在新疆享受免税待遇,国弱被人欺,人善被人骑,伊拉克即是例证,老萨当初为什么不发展生化武器了?)蒋介石当政后和美国签了个条约,抬高了中国进口关税税率,关税也成为重要税种;其三盐税,也即时下资源税的一种,可以理解,当时中国还没有石油,也没有天然气,盐却是千百年来民赖以存的重要生活资料,当年我党在陕北时期也是缺盐无门,百思不得其计,最终通过与西北军杨虎城部与东北军张学良部达成协议,从国统区运进盐巴来,才稍许解决了根据地的食盐问题.
第二回 税政实施要则出台国家税制草创初成
毛泽东既然能一统天下,同样也有股雄心将天下整顿好,新中国的外交叫做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新中国的税制同样要以崭新面貌示人,1950年1月30日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发布, “要则”规定，除农业税外，全国统一征收14种中央税和地方税。即货物税（包括烟、酒、矿产、棉花、皮毛、水产税）、工商税（包坐商、行商、摊贩之营业税及所得税）、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包括筵席、娱乐、冷食、旅店）、使用牌照税。
大家看到亮点没有,薪给报酬所得税相当于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相当于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还有遗产税,其实一点不奇怪,这些税种大多是传承了国民政府的税种,特别是遗产税,国民政府时期已经开征.
新中国刚开创时,还没有所谓的国有经济,陈毅市长依然要大力抚慰荣家,机器要开工,厂房要冒烟,工人要吃饭,青帮大流氓黄金荣也没有拉出来枪毙,刘少奇在天津与当地民族工商业人士座谈,依然声明发展民族工商业是坚定不移的政策(文革时也便成了少奇同志老右的罪证),而且毛泽东同志的意愿也是继续新民主主义十来年,保持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这可以从当时的政府结构看出来,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宋副主席可能是个例外),至于政府中黄炎培、史良、张治中、傅作义等也无不如此.
因此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的几大税种依旧是国民政府时期统税关税盐税的翻版.
1950年5月取消薪给报酬所得税和遗产税,房产税和地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薪给报酬当时很低,加之我党是工农政党,没必要对自家阶级兄弟课以个税,另外遗产税在民国时期就所课无几,而且往往易引发纠纷,因为遗产评定工作实在难以操作,因此新中国税务当局有鉴于此,取消了此税.
第三回 朝鲜战争彻底一边倒税制改革目标抑民企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从此全面对抗,中国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观点被扭转,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先期发展资本主义,待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过渡到社会主义.
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朝鲜战场上血与火的考验中深深体会到重工业的重要,纺织、榨油是搞不出飞机大炮的,而搞重工业无非两个前提,一个是资本的集聚,一个是人员的减少,也就是时下流行的资金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资本资金从哪里来?美国不会给的,只有苏联能援助,但援助必竟是有限的,资本资金必须从国内来,就是通常所说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就是中国维持了数十年的低工资.就是长期坚持重工业化为主,兼顾生活用品业.而人员减少怎么办,那就是将城乡二元结构格式化,城乡人员交流割断化,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固定在农村土地上.
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一种,必须服从服务于迅速向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过渡的大政方针,因此税收政策开始抑制民营资本,扶植国有资本,这里有个插曲,就是一些不法资本家借朝鲜战争而大发战争财、昧心财的可恶行径,志愿军的急救包居然是黑心棉,一些资本家糖衣炮弹对我党干部的腐蚀,这些都间接促成了”三反五反”运动,要知道五反之一就是反偷税漏税.
为了贯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税收政策作了些调整,以轻税鼓励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实行工轻于商的税率;对于企业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式分配,国家所得税占34.5%,企业奖励基金占15%,企业公积金占30%,股息红利占20.5%,从中可以发现归属于国家与职工的部分接近一半.
同时进行税制改革,将货物税和营业税综合为商品流通税.在这一时期曾发生过一件事情,1952年薄一波同志主管财政,推出了税制若干改革的方案,拟于1953年1月1日实施,为了宣传,人民日报登载了社论,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结果引发了毛泽东的不满,尽管后来薄一波就此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但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谅解,毛泽东严厉批评道: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指薄一波修政税制时征求了工商联筹委会意见)把资本家看的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随着国家对农产品的统一收购与工业品的销路的计划控制,民营资本已经失去了生存的渠道,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城乡资本主义逐步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中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
第四回 计划经济发展中国 税制简化适应形势
1958年，我国进行了建国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主要内容是简化工商税制，试行工商统一税，甚至一度在城市国营企业试行“税利合一”，在农村人民公社试行财政包干。至此，我国的工商税制共设9个税种，即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盐税、屠宰税、利息所得税（1959年停征）、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娱乐税（1966年停征）和牲畜交易税。1962年，开征了集市交易税，1966年以后各地基本停征。
可以发现税收作用已大幅度削弱，要知道当时中国集中计划经济已经是主流，国有企业要不要交税？既然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那么利润也是全民所有，还有必要将利润划分为税收和净利润吗？因此在这种观点主导下，税收的功能被排斥，特别是1973年已经简化的税制继续被批评为“繁琐哲学”，我国进行了建国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其核心仍然是简化工商税制。至此，我国工商税制共设7种税，即工商税（包括盐税）、工商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工商统一税和集市交易税。对国营企业只征收一道工商税，对集体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两种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仅对个人和极少数单位征收，工商统一税仅对外适用。
由上述税制可见，国有企业的所得税已经税利合二为一，除了工商税、工商所得税之外的其他税种只能用“芝麻税”来形容了，由于此一时期中苏全面对抗，中美关系仍未解冻，中国还处于内需自给自足的基本状况下，鲜少有外资进入，所谓的工商统一税也基本是名存实亡。此时的税务局建制已经取消，大批税务人员下放（非下岗，中国的用词艺术可谓臻于极致，明明是失业，美其名为下岗）或改行，而税务机构也基本上成为各地财政局的下设科室，成为陪太子（财政局）读书的角色。笔者的叔祖父当年即在税务局工作，据他回忆，当时管户只有几家集体企业，他定期到这几家集体企业收税，也是所收不多，当然也是公家配的自行车骑去，然后再骑回，绝没有时下什么税企公关之说。
税收沦为如此境地是和当时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的，国有企业自主权极少，从原材料购进渠道到产品销售渠道全由国家计划控制，甚至连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有严格的规定，各个工厂成为了国家计划经济这盘棋坪上的一个个棋子，财政可以按计划调度企业的利润，企业的折旧基金也有财政来拨给，那么有什么必要还要将企业的利润分为税收和上缴利润呢？
第五回 改革开放春风吹中国 利税划分税改又起航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了两年左右的徘徊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开始向适当放权过渡，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责任制承包，当然这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当年的河南南街村也曾分包到户，但后来又重新改回集体经济，其经济发展被称为集体经济的奇迹，而反观安徽小岗村，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胆大者，若干年后，据笔者所阅《中国农村调查》一书所载，某领导人前往视察之前，未通自来水的小岗村紧急通水，可见不同经营模式并无绝对的正谬。
而税制改革的突破口即为利改税，通过80年代初的两步利改税，
结束了过去以利代税的征收模式，实现了税利分流。对外开放之下外资的涌入使涉外税收登上了中国税收舞台，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大致有如下一些税种：
作为中央收入的关税和海关代征的产品税、增值税、工商统一税，烧油特别税，特别消费税，专项调节税，外资、合资海洋石油企业的所得税，工商统一税，中央所属企业所得税、调节税，中央部门所属的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铁路部门、各银行总行和保险总公司的营业税。
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主要包括农牧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契税、奖金税、印花税、筵席税、农业特产税、地方国营企业所得税、调节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调节税、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外资企业和地方部门所属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
中央与地方的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资源税和证券交易税。其中，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证券交易税中央和地方五五分享（在证券交易税未开征之前，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所缴纳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按此办理）。资源税按品种分享，其中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
对上述税种不难发现，首先是内外资税种并行之，专门针对外资的税种有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中外合作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中外合开采石油资源税。
其次是内资所得税依经济形式而款式繁多，五花八门，有国营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即使在国营企业内部，大中型国型企业实行的是55%比例税率，小型企业实行8级超额累进税率。应当讲税率都是挺高的，这也有其时代特色，必竟计划经济色彩还没有褪去，国家仍旧要掌握大部分税后利润。
第三是流转税的重复征税现象较突出，流转税有营业税、产品税、增值税、盐税，如果算上特殊的关税，就是五种了，但除了对少部分产品征收的增值税外，其它税种均存在重复征税现象，也就是上一道环节的税收无法在下一环节得到抵扣。
第四农业税收依旧沿袭着：有国就有粮，有地就有税的千年传统，从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对私人土地征税以来，皇粮国税更多的体现在农业税这种实物税上，针对农业的税种有农（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其实是农业税的一种）、屠宰税、车船使用税等。
第五一些特殊的税种应运而生，比如筵席税，为了抑制公款消费，想出了这么一个损招，其实公款消费并不是价格来调节的，公款消费的需求对价格反应是迟钝的或者说是刚性的，不会因为吃顿饭多点税钱就不去吃了，不去喝了，当然这个税只在部分地区如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实践过，最后终于无法阻止公款消费的狂潮而走进了历史，上世纪末的股票市场催生了证券交易税，为了促进上市公司的融资（有人呼之为圈钱），在不征收股票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下，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来体现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反应，本世纪即曾有过一幕惊险的一夜之间印花税率大调的动作。
第六回 内轻外重促成分税制 国地分设一家成两家
圣人云（孔子说）过犹不及，凡事做过头了和没做是一样的效果，80年代初的放权让利结果使中央收入急剧下降，地方收入逐步攀升，地方财政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其实中国千百年来就一直是高度集权的国家，这个权应当理解为国防权、财政权、外交权。
西周分封诸国，诸国有了上述三权，结果造就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周王室只能僻处洛阳，仰食于人。西汉分封诸王结果引发了七国之乱，关东差点不为所有，西晋分封诸王，结果搞出来个八王之乱，国家也亡了，司马睿远避江东，偷安一隅。
那么高度集权好不好，也有弊处，秦始皇破了周代分封制，结果陈胜起，国家破，魏文帝曹丕猜忌诸王，弄的曹老三（曹植）写七步诗才免于上了断头台，一旦司马懿政变，曹氏只能是授柄于人。
所以坚持中央集权，适当分权地方才是适合中国政治体制的模式，明代分封诸王，起初不对头，诸王拥兵拥财拥交，结果燕王朱棣靖难之役，弄的正式继承人朱允玟（火字边）下落不明，但后来就比较好，收了兵权，结果明末时清兵入关，各地的诸王如唐王、鲁王、桂王等纷纷举义，还能支撑点危局，如果不是碰上清代皇帝普遍较生猛，未始没有东南半壁之局。
到了90年代初期我国财政同样出现了这种下重上轻的苗头，中央财政收入几乎占比不到半成，而各地财政收入则苦乐不均，贫者愈贫，富者恒富，中央拿不出什么钱来转移支付进行地区间财政调节。
所以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起先内地要顾全大局，支持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可见邓公高瞻远瞩如是！
怎么办？华山一条路，增加中央收入，怎么增加？税收体制设计上要增加中央收入，组织安排上要保障中央收入。
分税制出台了，作为中央收入的有关税、消费税和海关代征的增值税、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企业所得税、铁路部门、各银行总行和保险总公司的营业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
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主要包括营业税、农牧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契税、印花税、筵席税、农业特产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中央与地方的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资源税和证券交易税。其中，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证券交易税中央和地方五五分享（备注：后来可就是中央日多，占比九成多了，地方也只有上海深圳能分杯羹）。资源税按品种分享，其中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
首先大额税种消费税、关税、中央企业所得税为中央席卷而去，其次我国第一大税增值税的征管权也上收国税部门，从国家税务总局直到县旗基层设置了国家税务局系统，脱离地方牵扯，（我就纳闷为何纪检监察系统一直不垂直领导呢？元朝中央设立都察院、御史台，地方则分设分台分院，明代沿之，窦娥地方告状告到冤死，还是中央来员才解决此案，可见吏治清明还需体制保障啊）。
从此后中央财政收入递增，地方财政收入日减，以往下轻上重的形势一举扭转。至今思容（金字边）基，税改振乾坤。
第七回 税种科学设置 本人进入税局
从以往纷繁复杂雾里看花的税制到94税改，税种之科学合理足堪一夸。
首先内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往区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归并为一种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也由比例、累进税率并存统一为比例税率33%，虽然其间银行保险仍维持了一段55%税率。带有计划调节利润的调节税也走进历史故纸堆。
其次个人所得税统一，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与个人收入调节税、个人所得税统一为新的个人所得税，虽然还保留了对外藉个人的优惠，比如费用扣除标准外人为4000元，外人的交通补贴、语言训练补贴、洗衣补贴等五花八门均可扣除，但可以理解，国民待遇在当时经济情势下还不宜统一。
第三新增值税横空出世，惊艳出彩，原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适用于外资的工商统一税（这个工商统一税终于在1994年被我收复，回归统一了，呵呵）统一为新的增值税，采用生产型扣税法，税制设计科学合理，减少了重复征税之弊，为辅以正常运行，曾让不少人走上不归路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简称专票）出台。抵扣链条初建。另外为了平衡税负，对部分产品征收消费税。
第四一些新税种的初次亮相（时下叫作秀，或者SHOW，或者叫摆个POSE），为打压过度投资，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出炉，为打压房地产投资，土地增值税专税露面。
值得一提的是本人于1995年末，也走进了一生终爱的税务（不是部门，是事业），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从高校税收专业毕业经计划分配（少去了如今公考之扰）“上山下乡”到了某县地税局某乡镇税务所。当年国地税分设，既然宗旨是强化中央收入，地税自然有种后娘养的感觉，且当时地税也不垂直，分设时趋国税者如过江之鲫，不绝于缕，留下些老弱病残留守地税。当然笔者是直接分配进地税的，记得95、96时，饭店（农村只有饭店，不似城里的宾馆名字洋气，其实都一样）营业税尚委托国税代收。
第八回 农村税收花絮纷纷 个中甘苦说来怅怅
国地分设之后,国税收入直接划归国库,地方也无从截留,加之增值税由国税征管,地方省市县只能分享25%,导致中央财政金碧辉煌,省级财政财大气壮,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乡财政哭爹喊娘.真是鲜明的写照啊!
我96年在某乡税务所,97年又到某镇税务所,98\99两年提拔为某中心税务所副所长,继续在农村,对农村税收生活有个中体验,如今说来,让生活在城市中的朋友们观其一二.
地税局设立之后有其利处,即以往的一些小税种开始加以重视了,比如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等,特别是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更是全面加强.但是农村税收也有其不利之处.
其一落后地区农村地税税源严重不足,首先是企业所得税,农村鲜有几家象模象样的企业,即使有也是规模编小,而且多为地方引来的”凤凰”,碰不得摸不得的,笔者深深记得当初去这些企业收税,企业往往拿出尚方宝剑,一看原来是每年向乡政府交纳多少钱,所得税包括其中,政府早给你越俎代疱了,其实乡政府也不会给他开税票,直接开收据自个好开销.个人所得税那是不谈了,只能对个体商户按销售额附征点儿,主要税种还是营业税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
其二买税卖税现象突出,落后地区税源紧张,但人员精简不下来,乡镇领导需要钱搞些政绩出来,这钱从哪来,向上面要点,向下面摊点,再向外面引点,于是发动乡镇干部到外面引税,怎么个引法,通常就是个发票超范围使用,外地用我的发票,税率低点财政贴补,结果外地纳税人贪图便宜欣然开票,便宜了自家腰包,而引税者将本不属于自已的税收用成本低廉制作简单的发票换回真金白银,便宜了自家财政,谁受损了?国家!!!而国家在哪里呢?在北京!!!,天高皇帝远,监督是空话.
其三农民负担沉重,农业税作为正税负担应当不算重,但村提留乡统筹加之杂七杂八的杂费可真是苦了农民,加之当时法制称不上健全,为了将收入搞到手,不少乡镇硬是将屠宰税摊到了农民头上,按照屠宰税暂行条例,纳税人是屠宰户,也即农村所言的小刀手,农民不是扣缴义务人,套用现在的流行语,农民”被纳税”了,为什么?因为向农民伸手简便易行,笔者记得当时收车船使用税,每辆自行车四元钱,工本费五毛,往往都是给各村下达个数字,先交上来,然后再从农民三粮五钱中扣回来,简便是简便,但却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另外每年乡镇政府还会组织农村税收大检查,当时城里流行财政税收物价大检查,农村也不闲着,组织乡镇干部分组进村,那阵势就如”鬼子进村一般”,三轮车开进去,当地村组干部配合,小商店每户多少钱,小预制件厂每户多少钱,粮食加工房每户多少钱,每条船多少钱,想来这个”定额税收”还蛮详细的,个别农民不交怎么办?”税收强制措施”立即就执行,也没有行政处罚事项先行告知了,也没有陈述申辨权了,扛两袋粮食,没有粮食扛个家里大桌子就拖到村委会,再加之村组干部做工作,软硬两施,基本上没有不交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欠税公告在农村根本不需要.
笔者喜欢搞税收业务,但说真的,在这种农村税收环境下确实是纸上谈兵,无用武之地,只能在县局组织的业务考试中偶露峥嵘了.不过那个时代,交通还不发达,乡村尚不如今般萧条,农村生活也很有意思,骑着自行车下村收税,到食品站征税时还能看到”血腥杀戮“的场面,和村组干部K酒结果大败涂地,几日元神不复.至今思来,颇有感慨.
第九回 税制在渐进中前进 人生在奋斗中前行
增值税的管理全面加强,在枪毙掉94税改之初一些胆大妄为者之后,金税工程全面启动,专票机开范围全面扩大,虚开重灾区之一的广东潮汕被中央检查组厉行整顿,牵涉其中的普宁\潮阳国税局长双双入狱,小型零售商贸企业实行辅导期制度,增值税管理成型.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央再度”抢钱”,地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先改成五五分成,后改成四六分成,地方财政更是捉襟见肘。
农村税费改革大幅企动,在安徽试点后全面推向全国,千年以来的农业税被废除,农业特产税除保留烟叶税外也一脚踢开,乡统筹和村提留也改用一事一议方式来筹急农村建设资金。
中国农村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在耕地面积只能确保十八亿亩情况下，提高农民的收入只能寄希望于两个途径，一个是农民数量的减少，一个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农民数量怎么减少？其一就是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已呈现弊端，即老龄化社会的压力，但如果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只会出现“越穷越生”，即城市居民生育意愿会维持不变，而农村生育将会井喷，笔者在农村工作四年，深知村民生儿意愿之强烈，不生男娃不罢休，纵使拆屋掀瓦，也要将生儿事业进行到底。什么原因？有人说是传统观念作祟，笔者认为还是农民老有所养机制解决不了才是深层次原因，农村的敬老院笔者也曾见过，用境状凄惨来形容一些敬老院丝毫不为过。其二就是走城市化道路，但城市化道路必须确保稳定这一大局，大城市已经是人满为患，房价高企，农民工进城目前还是个梦想，理想都谈不上，小城镇建设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人口集聚度比例过大，成本收益比较差，也不是个明智决择，中小城市应当是农民转移的重要战场，但可惜的是现如今中小城市房价也让人嗔目结舌，大学生都成了蓝领阶层，何况更弱势的农民，因此如果强行推进城市化进程，大批农民工只会象巴西、墨西哥、印度、菲律宾等国家城市边缘带的巨大贫民窟罢了，今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区黑帮击落警察直升机可以殷鉴。将农民保留在农村广袤无垠的土地上要比强行安置在城市贫民窟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更有利。所以中央一直强调要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农地坚决不能入市，小产权房不能认可，其初衷皆是确保农村的稳定，三农问题不可能有最优解，只能选择次优。不能大规模进入城市之前，将农民尽可能留在农村。
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让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几十年的财富被索罗斯一夜之间卷走，让韩国人掏出自家真金白银支援国家，而我国也深受其害，从大局利益出发，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结果导致中国出口困难，为促进经济，税制进行了大动，取消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出口退税率几度提高，将原先予以免税的储蓄利息纳入征税范围，全力刺激投资和消费，避免了金融危机在中国的发酵，其实之所以避免，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是中国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使外国炒家手里没有武器以及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使然。
我在农村四年，经历了四个乡镇，当时手头有点积蓄，买了辆摩托车，钱江牌的，农村道路不好，骑个摩托车可谓一骑绝尘，背后狼烟滚滚，待得停下来，浑身已是尘土蒙蒙。幸好已经娶妻，人工洗衣机可以为我除尘去污。逆境锻练人啊，比起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我辈尚属幸福。因为喜好业务，所以在县局也小有名气，但人的机遇很重要，中国有才华的不知凡几，但有机遇者廖廖，诸葛孔明如果不出山，又怎会有武候祠供万代瞻仰，王莽如果不篡位，想必又是一代周公。如果我不是在一次省局业务比赛中取得全省前列、全市第一的佳绩，说不定还得继续上山下乡数载。
2000年我调进县局，任国有企业管理所的所长，职位虽卑，但挺适合我的，一个所的税收任务占了全县三分之一。
第十回 城市税收千姿百态 征管稽查各有千秋
国有企业纳税一般而言不存在偷税的故意,因此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国企占GDP份额少于私企,但税收份额却高于私企,无他,没有避税动机是重要因素,笔者管理的银行,保险,烟草,盐业,邮政,电信,移动,联通,电力等国有企业交税一向不拖泥带水,鲜少有欠税现象,但是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却问题颇大,曾经有这么一件真实的事情,笔者在检查某电信企业时,在工资花名册上居然看到一位亲友的名字,该名亲友早已离开该电信企业,却不料依然领着”工资”,原来是造的假工资花名册,逃避个税,为什么?因为个税和员工利益息息相关.
从而印证了这么一句话: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国有企业的弊端,作为所有者的全民无法实施对国有企业经理层的监控,从而在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方面,国企经理层存在一个风险问题,笔者比较同意郎咸平教授的观点,中国应当避免国企经理层的行政级别化,设立一个职业经理人市场,导致企业亏损的经理人必须受到市场禁入的惩戒.
地方国企和集体企业基本上纷纷改制,按理说改制是所谓的理顺机制,让企业轻松上阵参与市场博奕,但这些改制后的企业却成了税收征收老大难,特别是地方税种如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经常形成欠税,如果逼急了他,老总就找到县政府,而县政府领导再找到税务局领导,最后往往形成欠税.因为就是县政府领导主导改制的,无论这个过程中是否有阴暗面,都是领导的改革政绩,怎么会因为税收问题而因小失大了.
至于外国企业,让人啼笑皆非,”迈出县门即外资”的招商口号吸引来的不是金发碧眼的老外,而是苏南或浙江发达地区的黄皮肤黑眼睛们,甚至本地人以外地人名义出资就可以享受县政府的外资待遇,难怪我在两年时间内也没碰上一个老外,甚至是韩国\日本\台港澳的.而这些外企也享受到了税收的超国民待遇,不能随便检查.说是怕影响招商引资政策,真正是假洋鬼子当真洋鬼子供了起来.
本地的私企一般规模较小,往往企业所得税都是核定征收的,即使查帐征收,也基本上是长亏不倒的奇迹型企业,查他的帐吧,也没多少税款进项,不查他的帐吧,他又长期亏损,于是核定征收这个背离时代要求的征税方式倒成了更简便的征管模式.
那个年代的稽查是有任务的,我们一般忌讳谈任务,而美之曰税收指标,同一家企业,征管检查了稽查就少了,稽查了征管就少征收了,因此虽同在屋檐下,却各自防范,记得听过一则笑话,征管的每天早上安排一名人员紧盯稽查,一旦发现稽查出动,(备注:出去是要在留言板上留言的),即电话通知企业,而心领神会的一些企业在稽查到来后即以财务人员不在为理由搪塞,次日征管则对该户安排日常检查,真正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另外国税与地税之间也是分家即分心,相互较着劲,国税局对增值税企业叫得响,地税局对营业税企业吃得开,无其他因由,以票控税造成的,制造业企业离不了增值税发票,电信邮政离不了邮政电讯业发票.所以对于非营业税企业,地税往往就有感慨:国税靠发票,地税靠嘴要!
第十一回 机构设置五花八门 资源配置不够优化
尽管国税地税两套机制得到了法律上的实践，但各地具体运行模式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除去台湾（也采行分税制）、香港（著名避税地，基本上采行地域管辖权）、澳门（政府收入主要靠博彩业，税收并不占主要地位），其它三十一省级行政区的机构设置大体有如下四种：
第一种是坚决执行中央政策，国地税分而析之，这种类型占大多数，比如山东、江苏、安徽、辽宁、四川等地，但是其中又有点小区别，即农税这一块，江苏等地继续由财政局征管，而四川等地则纳入地税局征管范围，直到2009年中央行文要求全部划转当地地税局。
第二种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上海最为典型，但据说最近已经分开，其实笔者倒以为此种模式也蛮好，法国也是分税制的国家，但法国只有一套中央税务机构，分税制运作的也很好，笔者于2001年离开某县地税局去了海南某开发区税务局，也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起码说随国税附征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是跑不了的，其次也极大方便了纳税人办理税务申报、备案审批等事项，也减少了纳税检查次数，而不似当下国地税日常检查、税务稽查，如果运气不好的企业，一年能摊上四次检查。难怪每年人大开会，总有有识之士提出国地税机构合并一事，据说前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即持此议。
第三种地税和财政一套人马，浙江较为典型，这种类型较易使地税失去独立性，成为财政的附属品，笔者认为不宜提倡，当然浙江属于经济发达地区，持这种方式弊处不大。
第四种只单设一套税务机构，比如青海、宁夏、西藏（备注：听朋友介绍，青海只是部分地区只有一套税务机构）只设立国家税务局，不存在地方税务局，原因很简单，这些地区人口稀少、税源稀缺，没有必要设置臃肿的两套机构，因此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国家税务总局的个人所得税政策行文单位除各省级行政区地税局外，后面缀着的是青海、宁夏、西藏国家税务局。另外据笔者所知，新疆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也是只设国家税务局没有地方税务局的。原理同青宁藏。
在机构内设方面也是国地税各不同，各省区各不同，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地税局只有政策法规科，（笔者旅游时特意去欣赏过），而江苏淮安市地税局则有法规处、税政一处、税政二处三个科室。而笔者呆过的海南某开发区税务局则只有一个税政科，行政级别都一样。
税务部门的纳税服务、征管稽查、科技兴税这些优点我就不去讲了，翻开各种税务报刊杂志，这类表扬文章已是成篇累牍，我再讲就是画蛇添足了。在这里结合工作实际讲几点税务部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地方。
第一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多干无多收益，不干没啥损失，以笔者为例，笔者曾担任“坐台”任务，也即纳税申报岗，因为业务比较熟，手脚很利索，服务态度好，结果一到申报期，本人面前总是排不完的一长溜纳税人，固然可以多交往些俊男美女（特别是美女），但也累的够呛，反观业务不熟的同行，门可罗雀，倒也优闲自在，笔者运气不错，领导看在眼里，纳税人夸在口里，一年后就调到税政科去了，但这必竟是偶然，笔者建议每位坐台先生、小姐要安装服务满意度点评器（银行柜台那种），但不可安装在先生小姐们面前，（谁也不愿意按个不满意得罪人），而是安装在专门设置的稳秘处，（好似台湾的投票，一个人一个人的进去出来）。以此为例来设计更好的机制让能干苦干的人脱颖而出，而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甚至干多错多、不干不错的懒汉思想。
第二高标准严要求提高税务干部业务水平，笔者一直搞业务出身，但是对税务局内的业务比赛一直很感冒，虽然当初笔者也是这一比赛体系的受益者，2001年新征管法出台，省局组织业务比赛，叫作背征管法，谁背的越快越准，谁就是第一，笔者智商不错，记忆力很好，在局里的初赛中以不到三十分钟全文流利背完，拿了第一名并获颁2800元，并被举荐参加省局比赛，只是后来考研成功辞职未去，否则说不准又要拿个2800元。但扪心自问，我对征管法又懂多少？至于税务局内的业务竟赛，笔者也参加了不少，基本上都是些背功夫、文字游戏，鲜少有会计处理、疑难税政，即以今年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的3。28大考即可见一斑，所以税务局内的真正高手往往并不是业务考试考的好的人。真正的业务高手在哪里？在论坛上，比如阿毛税官的钟必、杨文国、陈萍生等等，视野的王大祥、赵国庆、薛峰、谭尧华等等，中国税官论坛的佘文洪，飞狼财税通税法查询软件的兰建飞等等（备注更多高手只知网名不知真名），当然笔者也自认为是个高手。
第三税务局内关系太复杂，因为是收入待遇挺不错的单位，因此也荟聚了各方“精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然这也是时下的国情吧，高金平教授如果继续呆在兴化，估计也就是个优秀税务工作者，而不能以其学识服务全国纳税人，陈萍生局长如果继续呆在萍乡，稽查局的琐事也将耽误他搞学问，杨文国科长如果继续呆在省局稽查局，估计也就是个省局稽查骨干，为什么这些人当初就不能发现提拔重用了，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叫“诗在民间，诗在民间啊”，税务人才也是“才在墙外，才在墙外啊”。建议总局相关司局没事到网上搜罗些人才，这些人才比那些考试出来的人才更实用，更管用，更好用。
为什么资源配置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优化资源配置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疱丁就是疱丁，就是要让他去杀牛，你让他去当宰相，正如原本是个国际球星苗子的高俅却改行去当太尉一样，结果中国少了个世界足球先生，多了个大奸臣。
第十二回 统一内外资实行国民待遇 重整流转税走出经济危机
海南呆了两年，辞职读了三年书，暂时告别了税务系统，本来衣食无忧的我却参与进了气势雄伟的中国第一考--公考中来，虽然此前有过两次公考经历，第一次是某县地税局搞的公务员过渡考试，和尚头上戴帽子，就是个摆设，第二次就是投考海南某开发区，也仅是区局出卷，稍为正规点，录用七人，本人有幸在其中，跑到海南绕了一圈。但现在要参加的却是已经有规有矩的公考，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或者自慰点叫作吉人自有天相，首次投考东北某计划单列市地税局市区分局，即以笔试第二，加试英语计算机第一，面试惨不忍睹的十几名开外，最终名列第六被录取，记得政审时因为自已经历过于复杂，该市还电话访谈了我所工作过的江苏某县和海南某区税务局相关人士，幸好笔者在江苏某县业绩突出（临别时局长送行，同事送行，感动眼泪巴巴的），海南某区战绩优秀（某领导曾找谈话拟任税政科长，正科级的干部，两年换了征收分局、税政科、征管科、计征科）而不似有些人揣测的人际关系不好，和领导闹崩了之类。
但人啊往往要有后手，冯谖给信陵君献的狡兔三窟之计，我又报考了广东某经济特区国税局，结果笔试胜出，但想想刚从海南回来，水土不服，既然投奔了东北赵本山，就不必再辗转南下学粤剧了。面试就放弃了，临毕业时抱着可有可无之心态考了江苏本省某市地税局，笔试第一面试第二进去了，上有二老，又有妻女，罢了罢了，咱叶落归根（好象还没到叶落的时候吧）目前就供职于此市地税稽查局。
所以这三年的税收经历乏善可陈，2007年当中国经济蓬勃向上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的2008年太平洋对岸的一只蝴蝶翅膀不轻意一抖动，引发中国经济步入艰难期，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和消费大幅下降，房地产也降了温，（时隔一年，房地产这家伙又逆势而上，再铸“辉煌”，中国的经济真是让人看不懂），股市更是惨淡至极，不是跳伞而是悬崖跳水，疑似银河落九天，直落的小股民们纷纷套牢。
稳健的财政政策出手了，税制改革来了大手笔，2008年1月1日让内资企业扬眉吐气的日子，最近观看毛泽东1949，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气壮山河，振聋发聩，而内资企业也可以自豪的大声呼唤：内资企业从此站起来了，当然是在税制上站起来了，至于能否打破垄断企业出头露面不是本书讨论内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走入历史故卷，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如旭日般喷薄而出。内资税负大大减轻，税率从33%减到25%，合理工资可以扣除，不再实行计税工资，地区优惠代之以行业优惠，投资收益不必有税率差异补税之虞，等等等等，自有众多税收专家们在论坛在报刊在杂志上纵横捭阖，笔者就不深入较劲了。2009年1月1日又是个新中国税史上的大喜日子，三大流转税粉墨登场，生产型增值税顺利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是个大利好，营业税中的国际双重征税却让人有点费解，消费税中的烟草在批发环节征收一笔5%确是个亮点。
此外其他配套税政一个接一个，如过江之鲫，证券交易印花税单方征收，车辆购置税小排量汽车1。6升以下减按5%税率（2010年减按7。5%），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内资分别统一为房产税、车船税，外资统一适用城镇土地使用税，住房买卖契税税率降低，南京市甚至出现零契税的“党的好政策”。个人所得税的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免除。。。。。。
在四万亿投资、家电下乡、出口退税率上调、税制大改、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一揽子经济刺激下，2008年中国GDP增长率实现9%（最近国家统计局马建堂局长更正为9。6%）世界奇迹，东方奇葩。
2009年初没有人会认为税收任务能够完成，但中国是“奇迹”诞生的地方，房地产业的疯狂与制造业的复苏使税收任务不再成为困难。但中国经济到底质量如何，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容置疑的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将成为未来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不改变粗放式发展、不改变制造大国（而非创新大国），中国的能源资源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2009年哥本哈根—安徒生童话发源地的争吵让世人对地球的警钟长鸣警醒不已，当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这个小国很可能会在几十年内沉没进大海）总理哀怨的眼神被媒体暴光，当美国几千亿的支援资金还是空头支票，当发达国家：你丫的穷国先好好整治一下自已再给我要钱，和发展中国家：你丫的祖宗做了这么多坏事，你却不补偿给我，争吵无止境，北极冰已销。。。。。。
2010年据专家透露，中国环境税将破冰出台！
作者：王越（版权所有，翻版不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