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在选择中拐了几道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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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凇
2010-07-24     天津网-数字报刊
北大,是令中国高中学生们向往的神秘乐园。其实,真正到了那里,你可能会套用钱钟书《围城》里关于婚姻的那句话:“园外的人想冲进去,园内的人想冲出来,教授也罢,学生也罢,大都如此。”
1993年7月的一天,我用剩余的20元菜金,在学一食堂请了为我饯行的董老大、刘老四两个留校同学之后,带着伤感、惆怅和“冲出去”的心情告别了北大的39楼115室,告别了五院,也告别了图书馆、未名湖、博雅塔,像曾任教于斯的志摩先生别康桥一样,没有带走天边的一丝云彩,就悄悄地离开了。
离开北大,我十分狼狈,简直是失败大逃亡。那时找工作刚刚由单向分配变成双向选择。双向选择,就是先让学生自己在社会上联系单位,找不到合适的再将关系打回老家,由当地人事部门统一分配。在当时如我辈乡野之人还是比较看重户口的。
双向选择对于当时那些志得意满的天之骄子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那个时代有这种“资格”的大学还不多,我们着实自豪了一阵。但是,后来在找工作的具体过程中,我们这些人的自豪感荡然无存。
正如我的老乡,出生在宝坻县(今宝坻区)黑狼口乡靠唱评戏、演小品而名满国门的赵丽蓉赵老太太所说——我是八辈儿贫农。致使我的择业观念比较落后,抱住“国有”这个概念的粗腿不放。尽管也曾受到北大精神的洗礼,思想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行动上仍犹犹豫豫,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
记得当时,我把工作方向定位在党政机关、国有大中型企业上。这种想法严重脱离了当时人才市场的需求。人才市场上招聘的大部分是私营企业,落户口也有相当的难度。到现在来看真的没有远见,自己的好多同学通过在私企打拼,增长了见识,办了公司,成了拥有十数万的成功人士。
毕业前夕,我洽谈的第一个单位是浙江杭州的一家国有企业,当我高高兴兴地把签订聘用合同的消息告诉家里时,父亲突然从老家赶来劝我回家乡就业。那时父亲是村里的二等村干部,属于撒贝宁系列,管普法宣传的村委会委员。可能是老人家太敬业了,脑袋被村里的法盲开了个口子。看到父亲面带菜色、龙钟的老态,我心想,竟敢打“老子”的老子,还有王法吗!于是拒签了杭州的那家单位,杀回老家。
后来,我在天津城徘徊了一年,成了比较早的“津漂”一族。在天津,我做过一家合资汽车公司的销售部主管,不知为啥,只干了三个月就被用人单位辞退了。后来在一家荷资电梯公司做销售经理。当时所在公司办公楼用的是自己生产的电梯,总出毛病。一次无恶意的和同事开玩笑说我们大伙早晚得死在自己手里。被老板得知,又一次被炒了鱿鱼。紧接着在刚刚兴起的开发区找了一个做文案的工作,由于文字功底还行,总经理还算欣赏我,谁知发展到后来,老板托同事把自己的小姨子介绍给我,但由于自己意志消沉,以“事业未就,何以为家”的理由拒绝了他的美意,结果也遭到了老板的婉辞。再后来,天津统一分配的时间到了,我的档案被打回老家,不久,分到了一个在地方人眼里肥得流油的好单位——县城镇住房领导小组办公室写简报。  “事业”从此开始稳定了。我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单位优势贷款买了新房,称心如意地娶了现在的老婆。后来,由于自己写的东西被某县领导赏识,调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公室——“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的延伸。后来,1998年参加北大百年校庆,同学董老大称之为“社精办”。我也和他戏谑,对他说:你还别说,这个单位俺还真去对了,一共三个年轻男同志,水平都不低,生的还都是男孩……再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我又调到了另一个部门,也就是现在的单位。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悲哀地说,即使是现在,来源于中国农村的贫困大学生,不知道还有多少像我从前那样,思想长期被别人“管理”。这些人独立思考权长期被家长、被生存环境所掌控,做起事情来犹犹豫豫,在漫长的一生中沦为人家的思想奴隶,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觉醒,觉醒时却为时已晚。
在求职的道路上,我拐了很多道弯儿,不是一个成功者,但后来,我却能够从自己失败的教训中汲取经验,帮助了许多年轻人。我希望现在年轻的大学生们,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择业时,观念要跟得上形势的发展,别错过机遇,更别小看自己,该出手时就出手,迈步大胆向前走!哪怕是自己的志趣在别的星球也不要轻易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