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泽 东 的 一 些 小 事

毛  泽  东  的   一   些   小  事
毛泽东为什么会说自己拿不起象牙筷子？

最新一期的《党史博采》载文说，国人就食，传统用筷。然于其使用，却有天壤之别。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王公贵族多用精美绝伦的金银筷、象牙筷，平民百姓只能使用普通材质的竹、木筷。金筷、银筷，象牙筷，固于传统，在新中国仍未消失。以毛泽东的身份地位，完全有条件使用。然而，毛泽东却说，“象牙筷么，那是有钱人用的，太贵重了，我毛泽东拿不起!”
读罢这篇文章，不由让我想起《韩非子?说林上》中讲述的一个故事：纣王为自己请人精制了一双名贵的象牙筷子，箕子见了十分担忧。他认为，一旦有了象牙筷子，就再也不会用陶罐土碗盛饭菜了，一定要用明犀碧玉做的碗来相配；用了玉杯和象牙筷子，就绝不会用来盛小米蔬菜，势必要装象尾、豹胎一类的山珍海味；吃了象尾、豹胎，就再也不会穿粗布、住茅房，一定要穿锦衣、居大厦。这样下去，享乐的欲望就会不断扩大，必然要用普天下的民脂民膏来填饱一个人的欲望，那样国家就危在旦夕了。果然，纣王最后就因荒淫无度而亡了国。
一把“象牙筷子”，最后葬送了商纣王国，看似有些牵强附会，然而其中所富含的哲理却是十分深刻的。
由此，又让我想起了毛泽东的“兴国之光”。据资料介绍，1941年6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在重庆，国民党花800银元隆重接待他，陈嘉庚怒斥道：“此等虚浮乏实，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耳。”在延安，毛泽东用豆角、西红柿招待他，只是特地上了一味鸡汤。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陈嘉庚看了看饭菜，对毛泽东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回到新加坡后，陈嘉庚公开赞誉共产党，“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历史果如其言，8年后新中国宣告成立。第一个来到解放区采访红军领导人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称，“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中国，另一重天地。”他看到毛泽东穿打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土炕，彭德怀着降落伞改做的背心，林伯渠耳朵上用绳系着断了腿的眼镜，由此断言：这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这“兴国之光”，就是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它是国家振兴、民族复兴、事业勃兴的强大力量。然而，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有一些党员干部却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有的甚至开始贪图享受、盲目攀比起来。有一首《别看》的打油诗是这样说的：“别看咱是贫困县，机关大楼赛宫殿；别看我们厂子亏，领导天天端酒杯；别看单位经费少，干部常往国外跑；别看企业底子薄，山珍海味没少过。”这虽有一些偏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党员干部大手大脚不心痛、花天酒地不愧疚的奢侈现象。特别是剖析一些党员干部违法犯罪案例，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垮了更是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我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有必要重温毛泽东拿不起象牙筷子的故事，充分认识和理解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想一想，毛泽东都拿不起的“象牙筷子”，我们能拿得起吗？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送毛岸英抗美援朝？

核心提示：据坊间流传，更有甚者，个别文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胡说毛岸英上朝鲜战场是为了“镀金”，引起群众和干部的极大愤慨。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献出六位亲人的生命。他弟兄三人，牺牲了两个。他一生共有十个儿女，其中六人夭折或丢失。最后剩下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纳四人，毛岸英还牺牲在朝鲜战场。为了党的事业，毛泽东一家人几乎所剩无几。如果要镀金，毛岸英何必非要到真枪实弹的战场上？
1950年6月25日，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八个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为了保家卫国，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跨过鸭绿江，与全世界最强大的敌人美国军队作战。10月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缨入朝参战。当许多人都出来劝毛泽东出面阻止时，毛泽东的回答却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10月19日，毛岸英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入朝。入朝后，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开始。位于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发报频繁，美军据此认为这里有志愿军的重要机关，遂派飞机前往轰炸。4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痛定思痛，许多善良的人也许要问，抗美援朝毛泽东为啥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上前线？中国那么多热血儿女，何差毛岸英一个人，可毛泽东不是这样想。
1951年3月，毛泽东的老友周世钊向他问及此事，毛泽东说：“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
抗美援朝毛泽东为啥一定要让儿子上前线？这是由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决定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指出：“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毋庸置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模范。“其身正，不令而行”。他的表率作用，如同无声命令，变成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不断把党的事业从胜利推向更大的胜利。
然而，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却不是这样，他们以权谋私，营私舞弊，在就业、任用、提拔、晋职、出国、经商等方面为亲朋好友谋取特权和不正当利益，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导致权力家族腐败。有的官员大搞特权，别说家属子女得好处，甚至秘书、司机、情妇、二奶也狐假虎威，跟着沾光。一些人的腐败堕落，与毛泽东的伟大人格形成巨大反差。
据坊间流传，更有甚者，个别文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胡说毛岸英上朝鲜战场是为了“镀金”，引起群众和干部的极大愤慨。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献出六位亲人的生命。他弟兄三人，牺牲了两个。他一生共有十个儿女，其中六人夭折或丢失。最后剩下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纳四人，毛岸英还牺牲在朝鲜战场。为了党的事业，毛泽东一家人几乎所剩无几。如果要镀金，毛岸英何必非要到真枪实弹的战场上？
邓小平同志是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捍卫者，他曾经深刻告诫：“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诚如小平同志所言：“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一个改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战争来临之际从容送子参军的人，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65年毛泽东批评卫生部为“领导服务”忽略农村

核心提示：1965年6月，毛泽东批评卫生部门的工作只注重为占全国人口15％的城市服务，为其中的领导干部服务，而忽视了占全国人口85％的广大农民的医疗和健康。据此，他要求卫生部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级卫生部门定期分批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为广大农民看病；城市高干医院设置普通门诊，对一般患者开放。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城乡普通群众看病难的状况，受到普遍拥护和欢迎。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杂志2010年第4期 作者：安建设 原题为：毛泽东的“群众情结”
在毛泽东心目中，“群众”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词汇。他对群众曾经用过“民众”、“工农大众”、“人民大众”和“人民群众”等不同称谓。毛泽东对此还曾有过更具体的划分。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指出：“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他还强调：“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后来，毛泽东常用“普通劳动者”来代表他所指的“工农基本群众”。晚年毛泽东甚至讲过自己不及一个“普通劳动者”，明白地表露了他内心的“群众情结”。
最能体现毛泽东“群众情结”的，是他始终关注干群关系并紧抓不放。他向来认为，融洽的干群关系，首先应当做到的就是“平等”，即领导干部必须尊重群众，平等待人。平等是民主的前提，而民主是政权的保障。他厌恶“高贵”、“特权”，喜欢“普通”、“平等”。毛泽东将这种平等的干群关系，建立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铲除“贵族阶层”之上，使广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进而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正如他所指出的：“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论述干群关系问题，并深刻指出：应当“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大力倡导各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将军下连队当兵等制度。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存在毛泽东过度估计社会形势、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但从中也能看出他对于切实解决干群关系问题的异常关注和焦虑。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仍十分注意并反复提醒这个问题。他要求领导干部“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除了解决好干群关系问题，毛泽东还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冷暖安危，并把是否认真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看作是否切实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是否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检验标准。他认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要为这些“最基本群众”即“大多数人民”服务。
仅以医疗卫生工作为例，便可体会出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体恤与关怀。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向全国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1958年夏，毛泽东读了《人民日报》关于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两首七律：《送瘟神》。这两首诗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忧一喜，一抑一扬，生动表达了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对长年遭受血吸虫病折磨的广大农民的深切同情，以及经过新中国医护工作者的努力，最终送走横行一方的“瘟神”血吸虫病的无比畅快。《送瘟神》诗无论从标题还是手法上，包括题序中作者所述不眠之夜的情景，都将毛泽东体贴、关爱普通群众的心态表现得鲜活感人。
1960年3月，毛泽东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开展卫生工作的意义。指出：“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还记得当时流行的“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等标语口号。这些口号，通俗易懂，深入人心，深深包含了毛泽东为使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所倾注的心血。
1965年6月，毛泽东批评卫生部门的工作只注重为占全国人口15％的城市服务，为其中的领导干部服务，而忽视了占全国人口85％的广大农民的医疗和健康。据此，他要求卫生部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级卫生部门定期分批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为广大农民看病；城市高干医院设置普通门诊，对一般患者开放。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城乡普通群众看病难的状况，受到普遍拥护和欢迎。
“群众情结”，是毛泽东人生中最纯朴的色彩，也是他的生命本色和政治本色，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那浓郁的“赤子情怀”。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我们的革命斗争才会取得胜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和拥护，这既是历史真理已有的应验，也是历史给予我们永远的启示。〔作者安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