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简史

恐怖主义来源于对恐怖主义的理论化。换句话说，恐怖主义的概念或者恐怖主义策略出现在欧洲的历史的，军事的和革命的背景下，同时恐怖主义也同某种意识形态上的意愿相关连，意图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其意识形态传递给大众。因此不能仅仅把恐怖主义看作是消灭敌人的政治暴力，也并不仅仅是寻求心理影响（恐怖），更不能认为它是一种方式（盲目的针对民众）。恐怖主义来源于观念主张，破坏手段和传播方式这三者的结合。比如曾经欧洲人就把共产主义当作恐怖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电。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恐怖主义也不完全一样，有人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炸弹，有人认为是第三世界主义＋劫机＋卫星电视。因此，恐怖主义这个信仰，暴力的奇怪混合体是有其历史的，也就是一个它观念主张和技术的历史。
人们是可以找到恐怖主义的始祖的。是狂热党人吗？这个犹太组织曾经在公元元年左右的一段时期间刺杀入侵的罗马人以及他们认为对罗马人态度暧昧的希伯莱人。这个组织的人使用的是一种短匕首，这种匕首的名字（sicaria）在今天的欧洲许多国家的词语中仍然指”刺客“。而我们所熟悉的刺客这个词“assassin”这是来源于阿萨辛派（Hashshashin），中古时代（从公元11世纪末到12世纪中期）活跃于阿富汗至叙利亚山区的一个穆斯林异端教派。这个秘密组织专门对阿拔斯王朝的精英们进行恐怖主义式的大胆处决或政治性的暗杀。通过马可波罗的记述，这个组织的名气在西方变大。这两个组织都已经开始使用自杀式袭击了。同样的例子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比如印度的Thuggee，非洲的“豹人”等。离我们近的比如有19世纪意大利的烧碳党，旨在驱除法国和奥地利的侵略，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他们的行为是否带有革命的性质？不管如何，他们的目的绝非恐吓民众，而是打击领导者。关于刺杀暴君之类事件的合法性，全世界的法学家和神学家已经争论了几个世纪。
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恐怖主义者
恐怖主义这个词本身也是有历史和来历的，比如在法国，恐怖主义这个词在1794年第一次出现在字典里，用来指雅各宾派在法国各地推行的恐怖统治，通过断头台和枪使敌人和潜在的对手因恐惧而瘫痪。这种策略是在应付战争和维护革命的背景下被考虑的。但是这仍然还是一种政府恐怖主义，针对自己的人民。而这种恐怖主义跟以往的各种对人民的镇压，屠杀的不同之处在于意识形态这个因素。法国大革命砍头是因为无法将自己的观念主张输入进这些头里，屠杀是因为无法说服被屠杀的人。或者说这是通过屠杀来达到说服的效果。
恐怖主义这个词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还要等待一个多世纪才得到今天的这个含义。而它的新含义几乎与其在1794年字典里的含义完全相反：非法组织通过恐怖手段颠覆政府的暴力行为。恐怖主义的含义不仅仅意味着通过袭击消灭一个敌人（通常是一个国家元首，因为他所代表的或者做的而杀他）。现代的恐怖主义开始于一系列的袭击事件。它打击受害者是因为受害者所代表的，而不是大众认为的只是要让这些人消失而已。简单说，新的恐怖主义具有3S策略的特点：secret, suprise, symbol。恐怖组织在行动前会需要去隐藏，在对手内部造成迷惑和恐慌（而不是给对手实际的物质伤害），并且以次向潜在的支持者传递一个信息。
如果非要给今天意义上的恐怖主义一个起始时间，那要说是1878年。也就是俄国民意党刺杀圣彼得堡执政。这些执政党党徒在1881年又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其恐怖主义理论、组织原则、宣传和行动方式为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所继承。在其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过程中，现代恐怖主义中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有了：炸弹，手枪，宣言，意识形态（通过对强权人物的刺杀导致国家机器的垮台）以及秘密的甚至是宗教式（殉道精神）的组织。也就是说通过杀掉一个人来杀掉一个观念。这些首批“恐怖主义者”尽量只针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代理人，甚至力图减少无辜者的流血。因此，在1905年，卡利亚耶夫在向赛吉王子投掷炸弹的时候因为看到其身边坐着的小孩而放弃了行动。
20世纪的恐怖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独立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
接下来这些就没有那么温和了，他们是“美丽时代”（1896－1914）的无政府主义者，然后是第二批俄国恐怖主义者（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炸弹在欧洲的咖啡馆，剧场和火车里爆炸，杀死许多妇女儿童。在这个阶段，革命恐怖主义延续政治谋杀，让支持者觉得这是很快要到来的全球革命的前奏。当时已经有学者说到了通过行动来宣传和直接行动：有时候是通过炸弹和袭击使军人或者资本主义者感到害怕，使被剥削者知道阶级斗争的剧烈以便促使其选择自己的阵营。而有时候袭击是随意性的，根据独立主义者亨利所说的：没有谁是无辜的。就好像是说任何不参与革命的人都是封建专制的支持者。
根据其对于不同特殊群体的归附感的动机，以及其策略是偏向战争还是游击战，出现了民族恐怖主义和独立恐怖主义。马其顿革命组织成立于1893年，其目的是不分民族地把仍在土耳其统治下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反抗奥斯曼帝国。这个组织绑架西方人，激发民族革命。1903年，这个组织甚至在今保加利亚的Krushevo建立了短暂的共和国，很快被镇压了。这些先行者们向秘密的分裂恐怖主义者展示的机制使其一旦可能就转变为游击者或者暴动者。
在巴尔干，其他独立主义者通过袭击来对抗占领者和帝国。他们向国界外寻求帮助，跟国外的机构建立联系。因此，1914年“年轻的波斯尼亚”组织制造的萨拉热窝袭击就是塞尔比亚组织的。在另一边，爱尔兰共和军则的组织形式是秘密武装。他们蒙着面制造了都柏林1916年的血腥复活节。
无政府主义，独立主义，反殖民主义，盲目的袭击，利用知识分子和媒体进行宣传，同时也跟国际组织，秘密机构，恐怖主义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911之前的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好像都显露出来了。
在这个基础上，在整个20世纪，根据其政治目的，恐怖主义好像可以被分成三个主要类型，每种类型都以政府作为主要敌人。
－革命类型的恐怖主义：以人民为名，针对政府，其目的是推翻政治体制。从“美丽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到意大利极左翼组织“红色旅”，他们都是通过制造动荡这个策略来推翻已经建立了的制度。这种恐怖行为成为了动员人民革命的催化剂。
－领土恐怖主义，独立主义，反殖民主义，爱尔兰共和军, 库尔德工人党以及几十个其他解放组织：他们的目的是驱逐占领者或者异族人。他们的策略是成本策略，经常配以游击，政治谈判和意识形态压力：让外国列强失去勇气，让其付出政治上的和物质上的代价，使其离开或者妥协。输赢得失都是一块地方的占领。
－功能性恐怖主义，完全以强制为目的：经常是跨国的，它构成一种威胁和谈判的元素。它的目的是得到一种明确的利益：释放一个囚犯，威胁国外势力使其停止支持某个组织或者介入某个冲突之中。这样的行动往往由一个政府来资助，具有明确的目标。这样的恐怖主义针对的是某个权利机构，迫使其做某种决定，或者针对某种资源的拥有者，比如金钱，或者在媒体上的发言权。这样的方式对于改变双方实力对比只有间接的效果，并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
当然，在实际运用中，这三种形式总是错综复杂的混合在一起：恐怖主义者也经常会进行目的有限的勒索；但是在一个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我们也可以听到号召达到终极目标的口号，比如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
在这个层次上，恐怖主义引发的问题就在于其道德上和实际运用上的辩护。在道德层面，人们区分恐怖主义者中的自由的斗士和抵抗者：目标是什么？为了这个目标可以使用哪些手段？针对谁？在实际运用，并不是所有人都肯定恐怖主义的效率。成功的革命或者民族解放是否要归功于其开头的时候还没有使用传统斗争方式以前使用的恐怖主义？如果“纯正的恐怖主义”的成功只停留在理论上（也就是说它既没有转变成一个成功的游击组织也没有向政治延伸（国际性谈判，组织政党）的情况下），那么谁也不会知道这个恐怖主义是好是坏，是成是败。充其量只能说恐怖主义在短期是一个有效的要挟方式。这种相对无效性和战略的不可知性并没有组织恐怖主义向更多的地区蔓延，为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
在所有这些背后，还有一种对于恐怖主义的看法，就是被一个系统的意识形态驱使的团体决定通过这种形式的斗争达到某些政治目的。这种向暴力的转移，不管人们是支持还是反对，都可以用一种要求得到某些权利，征服思想，征服权力的逻辑来解释。如同战争，恐怖主义试图通过对身体的暴力和对精神的传染这样的方式来获得一个政治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代表着对手意志的妥协。
前所未有的恐怖主义形式：
然而，新的现象对已经确定了的事指出了质疑。一方面新的组织形式通过袭击和恐怖来达到目的，这超出了政治的传统定义。另一方面，区分恐怖主义和普通暴力的界限越来越难划清。
这种过剩体现在众多新型的恐怖主义形式的出现，至少是体现在其自己给自己规定的目标。研究者因此创造出了以下各术语：千禧年恐怖主义，匪徒恐怖主义，环境恐怖主义，末世恐怖主义，甚至是“新纪元运动”。这种“繁荣”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因素：宗教动机。这种层面上的分化并不明显。比如真主党就在继续着自己的具体而非疯狂的目标：建立巴勒斯坦政府。但是另一方以其信仰为名的神秘恐怖主义组织－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则想要打击所有真主的敌人，可能并不希望在人世间取得什么胜利。
这也就是邪教组织所表现出的现象。因此，奥姆真理教制造东京地铁煤气袭击的动机都超出了理性所能想到的。在该教创始人麻原彰晃的言论中就混合着毁灭之神湿婆的崇拜和从圣经中引用的关于哈米吉多頓的其他晦涩暗示。他相信世界末日的临近，因此决定通过制造最大限度的死亡来加速这一天的到来。
这种对末日的迷恋在最初表现在邪教中大量的自杀事件。但是在美国，末日论也影响着民兵组织和白人优先论主义者，这是两个例子。应该把他们归于极右翼势力。如果我们思考造成168名死亡的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的话可以发现，这次袭击的制造者不喜欢黑人，不喜欢犹太人，不喜欢进步主义者，不喜欢世界主义者，基本上他们谁都不喜欢。但是这样的小团体也还是会到乱七八糟的幸存主义文学中的文明崩溃中，到把美国人看作是以色列的一个迷失了的部落的宗教内容中，或者到建立无政府的小社群以及无首领的抵抗这样的空想中寻找灵感。而乌干达的圣主抵抗军又会怎么说？它声称要建立一个建立在十戒基础上的政权，但是同时又进行抢劫和绑架活动，以武力强制规定从巫术中获得灵感的奇怪禁令：比如，骑自行车会被他们判处死刑！显然这与理性相差很远，至少不能说是功能性的，也不是传统的恐怖主义。有的所谓专家或者“聪明人”有将恐怖主义组织分类的本事（其中全世界有名的有一百多个），他们把恐怖主义组织分为革命性的，民族性的和宗教性的，或者只是分为左派右派，这样的分类显然太草率简单了。
甚至是环境主义者都能变成“神秘的”环境主义者，也就是成了恐怖主义者。深层环境学的支持者曾经有好几次超过了这个界限。在80年代，地球优先组织就开始反对安装核设施，电力设施，反对造堤修坝，反对污染的行业。它宣传一种极端的说法，为了盖亚（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神）不惜摧毁整个人类文明。Theodore Kaczynski，一个单独的恐怖主义者，数学天才，从1978年到1996年的18年间，陆续向全美各大高校的科学技术专家寄送炸弹，共造成3人死亡，23人受伤，他希望加速这些相关的工业文明的衰落。
很奇怪，在最积极的最极端的这么人中竟然有时候会有动物们的朋友。动物解放阵线组织在70年代就从简单的制造骚乱转为使用炸弹来袭击用动物作科学试验的机构。之后到了1999年，其组织开始使用计算机袭击。最后，他们还在大型超市对食品下毒，到了这个阶段，其针对性就大大的扩大了。
很明显，这样的恐怖主义跟中东的那些无法在道德上和策略上都无法进行比较。但是这种显现是有启示性的：暴行行动开始为神秘主义，千禧年主义或者堕落的唯心主义服务。
恐怖主义跟无耻的违法犯罪的界限也不明确。肯定的，恐怖主义的整个历史都会跟犯罪分子有紧密的关系，比如获得隐匿处，武器，金钱，他们也经常模仿犯罪分子的方式方法，比如持枪抢劫和敲诈勒索。涅恰耶夫，俄国19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就对强盗们给予了深切的希望。他觉得强盗是一个潜在的破坏力量，也许有是唯一的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
当今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恐怖主义积极分子和普通犯罪分子的简单互相妥协，如此考虑也许是为了满足某种策略需要。这并不是说犯罪集团和所谓解放运动的结合。比如法国科西嘉的民族主义者被认为是黑手党，也有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分子参与敲诈勒索，走私军火毒品等活动。准确的说，已经很难区分带着政治面具的黑手党和成为黑手党的恐怖主义者了。当某一块土地被有武装的恐怖主义分子控制，不遵守该国法律和国际法律的时候，大毒枭的兴趣就来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组织就是这样，秘鲁的光明之路也跟毒品组织有协议。在政治势力无法到达的“灰色地区”，充斥着各种交易，各种私人政治暴力。因此以往的区分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了。
恐怖主义跟违法犯罪的有机结合在哪里呢？比如在车臣和阿尔巴尼亚，部落势力，黑手党，独立恐怖主义者以及伊斯兰国际纵队就公开的共存。反过来说，在几年前，意大利黑手党模仿恐怖主义者的手段针对政府负责人或者著名的建筑物来想政治组织传达信息：不要欺人太甚。
由于20世纪恐怖主义的国际化以及动机的多样性，已经很难辨认隐藏在革命口号后面的东西：比如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利益，种族仇恨...从此，在今天这种相互依赖的，超级媒体化的世界中，各种意识形态，为了各种特殊群体归属感的活动都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包括性。在意大利，2001年有一个叫“恋童解放阵线”的组织在筹备一系列恐怖袭击的时候被捣毁。相反地，在英国有人实现了反对同性恋的恐怖袭击。从上帝到性，从全球化到实验室里小白鼠的命运，所有一切都可以滋养恐怖主义的疯狂。在我们的社会里，对脆弱的科技依赖很强，在这个社会中，媒体将所有对所有恐慌都大力的宣传，那么说这个社会就在滋养使用暴力来表达的邪念，这样的暴力可以达到用最小的成本达到强制效果，做最小的努力来得到公众的兴趣。
如果说恐怖主义者的动机在多样化，而在实际运用方面却很普通：在所有冲突中运动的暴力无非都是类恐怖主义，先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手段。
欧盟议会最近在讨论一个在911之后面对恐怖主义的框架决定：有些人提出反对，认为如果将定义下的太广泛会将一些社会斗争和一些反对全球化的示威斗争的出格刑事化。在G8开会的时候通过暴力跟警察对峙的”黑色方阵“肯定跟真正的恐怖主义还是不一样的：投掷一个燃烧瓶并不是自杀性袭击。拆一个卖当劳也并不等同于用炸弹袭击造成死亡，即便是无意的。但是这里还是一样，这个界限很模糊。有犯罪学家认为一些城市的郊区暴力会成为武装组织的土壤。在另一个领域，近年来欧洲的工会运动也有转向暴力的趋势。简单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的界限与恐怖主义和战争之间的界限很类似。
重新考虑战争这个概念：
因为，911之后的最大变动就在这里，恐怖主义现在成为了主要敌人。这个地位的改变的或者说是这个超级反势力的广度还很难测量。
在 2002年9月公布的新的”美国国家战略“标志着一个区域政治的重大改变。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从此，敌人不再是拥有强大军队和工业能力的国家“，而是有能力”渗透进开放社会的隐藏在暗处的网络“并“以技术武器转向攻击这些开放社会”。因此需要从以往经常使用的威慑（通过报复和互相摧毁的担心使另一个强国不敢动用武力）转变为一个全球的预防和优先战略。这种战略需要阻止任何势力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用于恐怖袭击。这就意味着需要监视全球所有潜在的侵犯者，甚至是预期战争。
恐怖主义不再只是警察的事或者一个道德问题了：它动员了超级大国美国的所有手段，以人权，政治经济自由和其自身安全为名，美国现在完全投入到了全球安全事务中，消除恐怖主义危害。
我们需要同时重新审视战争和恐怖主义这两个概念。尤其是后者，因为其目的不再是摧毁一个政府，驱逐一个占领者或者威吓一个对手，而是建立”上帝“在地球上的统治，在世界末日之前做出证明或者是惩罚不信教者。当今这种耸人听闻的，全球性的恐怖主义网络试图否定全球化，信息传递和新科技。这样的恐怖主义不太热衷于得到某种政治上的胜利，而是到处扰乱世界系统。他们到处都可以找到与其不同的象征性目标，从一个教堂到一个夜总会，从一座塔到一个油船，他们的攻击目标跟这些跟这些不同的象征性目标一样容易找到。对于他们，到处都有敌人。
还没有被书写完的恐怖主义的历史需要被当作一个总体来研究。它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产物（恐怖主义者有理论，即便是他们杀人，但他们斗争的还是在观念上）。它同时也是对策略的或者技术的上的约束和机遇的响应。如果要理解这一点，只需要通过一个世纪以来的经验来比较：组织形式（半邪教式，网络式，秘密党派式，武装组织），有利环境（知识界，边缘组织，宗教团体），表达方式（公告，遗嘱磁带录音，诗歌，网站...），象征性目标（一个纪念性建筑物，一个警察，一个路人...），仪式（宣誓，符号，教规戒律...）。
作为一种战争形式的恐怖主义与作为预防恐怖主义手段的战争是不是会永无休止的繁衍？
这要看人类是否有能力打破三个不良的怪圈。首先是在通向世界化和信息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对立不同观念的支持者的意识形态；二是有利于具有传染性的反面策略的使人类社会系统具有脆弱性的科学技术；最后就是绝对敌人和唯一敌人这种战略逻辑无休止的发展。